怀孕梦见棺材出殡:千年广州曾经沧海？

    当我们乘坐珠江夜游的客轮，在夹岸霓虹的簇拥下，缓缓前行时，游人往往会被长堤上洋溢欧陆风情的建筑、灯红酒绿的酒吧街所吸引。确实，长堤的夜景是非常迷人的。江湾大桥、海珠桥、解放大桥上车喧人哗，灯光璀璨，有如三座异彩纷披的牌楼；两岸火树银花，错落水中，流光溢彩，相互明灭，令人心醉神迷。

　　许多地名与“海”有关

　　然而，如果有人告诉你，几千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沧波远天、鱼龙悲啸的茫茫怒海，你会相信吗？我问过许多人，为什么老广州人都习惯叫长堤一带为“海皮”(即海边)？为什么太平沙以南的江面有“小海”之称？为什么老广州人把过河南称作“过海”？为什么海珠石不叫江珠、河珠，偏要叫海珠？广州和海究竟有何渊源？

　　虽说七星岗的海蚀遗迹、松岗和赤沙的沙堤、赤岗塔的瓯穴群，都足以证明这里曾经是南海的一个溺谷湾；据专家考证，当时伶仃洋的汹涌海潮，可直拍越秀山南麓；1853年的《顺德县志》也写道：“昔者五岭以南皆大海耳，渐为洲岛，渐成乡井，民亦藩焉”；这些均并非面壁虚构，但毕竟是六七千年前洪荒时代的事了。

　　现在说起大海，许多人已感觉陌生。他们认为，所谓“海皮”，只是广州方言把宽阔的江称为海，与真正的大海无干。这种说法，见诸许多研究文章，也渐渐为人们所接受，俨然成了不易之论。但我总隐隐觉得，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头，似乎有某些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被曲解了。

　　广州是否曾经沧海？这不属于文学想象范畴，要解开这个疑团，必须信而有征，要有大量的史料文献和现代地质学、考古学作为依据。这显然非我的能力所及。

　　古诗留下不少记载

　　读古人诗文，但见唐代诗人高适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南宋诗人陈去非在题海山楼(在今北京路东横街附近)时写道：“百尺阑干横海立，一生襟抱与天开。”明代诗人区大相登临浮丘山(在今中山七路)时写道：“此丘往时在海中，三山烟雾晴。”明末清初诗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说：“广州背山面海，形势雄大，有偏霸之象。”难道他们笔下的海，统统只是一种方言？只是用来形容珠江宽阔的文学夸张手法？

　　决不是的。中国历代诗词歌赋，汗牛充栋，有谁见过以海形容长江、黄河的？就算谪仙李白，诗作雄奇飘逸，豪放奔涌，亦不过是“天文列宿在，霸业大江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哪敢把江河与海混为一谈？为什么惟独在描绘广州城外的珠江时，却大量出现“海”字？

　　如果说这仅仅是一种方言，那么，谁能够从方言学的角度，提出确凿证据，证明广州方言确实把宽阔的江———当然也包括长江、黄河——称作海的？事实上，我从没听过一个广州人把长江、黄河称作海。从来没有。

　　为什么北方诗人在描写珠江时也常用海字，而粤籍诗人在描写北方的大江大河时，却极少用海字？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潘飞声是广州人，他有一首咏河南石岗(在今工业大道南端)的诗，倒是写得明白无误：“海气从东来，吹绿上石凳。我独立苍茫，江天豁明镜。”江海之别，一清二楚，并不存在所谓广州方言把江说成海的问题。

　　图：海珠区小洲村内以蚬壳为主要建筑材料的蚬壳屋，是岭南曾经沧海的见证物

　　钻探发现海洋贝类

　　据专家们说，经过地质钻孔，在省政府、科学馆、石溪、芳村、文化公园、天成路、大德路、宝源路、南方大厦、光塔路、杨箕等地的地层下，都发现有蚝壳；大南路、大德路发现有泥蚶。众所周知，蚝与蚶都是海洋贝类动物。在宝源路地层中发现的海贝年代，经鉴定为2100年前，说明秦汉时代，此地还是一片碧蓝海湾。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岭南，设南海、桂林、象三个郡，以任嚣为南海郡尉。所谓南海，也就是广州。这是广州行政建置之始。任嚣病危时，曾对他的继任人赵佗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番禺(即广州)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即中原汉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负山险，是指广州北面与庾岭逶迤绵邈之势一脉相承的白云山(包括其余脉越秀山和番、禺二山)；阻南海，就是指广州南面的浩瀚大海。　

　　图：位于海珠区石榴岗路的七星岗古海岸遗址，由我国著名地理学者吴尚时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发现。整个遗址由海蚀崖、海蚀洞和海蚀平台三部分组成，是五六千年前古海岸存在的有力证据

　　《汉书》上说：番禺“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这个“近”字，到底有多近？以我的理解，不是上百公里，也不是几十公里，而是紧紧地靠着。《南海百咏续集》中说，西门口一带，“汉魏时，此处尚属汪洋耳”。清代乾隆年间，有人在元妙观(在今中六电脑城处)开垦菜地，竟挖出一条古船，船舱里还有大量成串的铜钱。由此看来，“汪洋”之说，并非信口开河。

　　当然，人们可以反驳说，也许这是内河的船，并不能证明这里是海呀。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文献吧。据《水经注》记载，三国时代，孙权派步骘为交州刺史，率兵两万，经广西水路，东取南海(广州)。当步骘登上赵佗当年所筑的朝汉台(在今南越王墓博物馆一带)，踌躇四眺，只见广州“负山带海，博敞渺目……睹巨海之浩茫”，潮汐进退，波浪无穷，不禁慨叹：“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

　　试想步骘乃吴国名将，一生南征北讨，博见多闻，是何等人物，难道还会把珠江错当巨海，把越秀山误为岛屿吗？

　　史书记录“海流秋咸”

　　再看《三国志·陆胤传》，也有类似记载。那时每逢秋冬季枯水期，大海咸潮便倒灌入广州城内，百姓只能饮用咸水。广州有句俗谚：“咸水清，淡水浊，咸水满洋不如淡水一掬。”陆胤当广州刺史时，发现“州治临海，海流秋咸”，人民生活，深受困扰。于是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开凿河渠，把白云山的甘溪水引入城内，这才解决了秋冬饮用淡水的问题。

　　到了隋朝开皇年间，由于海上贸易日益兴旺，隋文帝下旨“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以保佑海不扬波，代代平安。于是，人们在黄埔扶胥镇修建了南海神庙。据古人描述其地理位置：“去海不过百步，向来风涛万顷。”由此可知，当年扶胥镇外，神庙门前，便是滔滔大海了。唐、宋两代，人们都习惯地叫黄埔一带为“大海”，长堤一带为“小海”，所谓“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西庙是指位于文昌路的“南海神行祠”。

　　南海神庙以西有一山岗，岗上有“看海亭”。据宋人描述：“小丘屹立，亭冠其巅；前瞰大海，茫然无际。”每天清晨，一轮红日，在风腾波涌之间，喷薄而出，天地沐浴于万丈光华之中，熠熠生辉。这一壮丽美景，令无数文人骚客竞折腰。宋、元两代的羊城八景，都有“扶胥浴日”一景。

　　可见，直至唐、宋年间，大海与广州仍然近在咫尺。苏东坡在给友人的信中还曾提到：“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南朝梁武帝时代，达摩祖师到广州设坛传教，在绣衣坊码头登陆，留下“西来初地”的遗迹。当时海潮涌至，连光孝寺的井水都是咸的。相传达摩在光孝寺挂单，以诃树之根在井中蘸水，令泉水变淡。

　　图：西关下九路北侧西来正街一带，隋代以前乃波涛汹涌的古岸，至今仍竖有“西来古岸”石碑。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天竺国(古印度)高僧菩提达摩为传佛教，东渡到广州，在此登岸，其登陆点后被称为西来初地

　　珠江岸线逐年南伸

　　据专家考证，晋代江岸在坡山，称坡山古渡，距今岸线1100米。

　　南北朝江岸在华林寺前的西来初地，距今岸线900米。

　　隋代江岸在杨仁里一线，距今岸线800米。唐代江岸在西关的泮塘、上下九路、大德路、文明路一线以南，距今岸线约700米。

　　北宋江岸在西关冲和玉带濠一线。宋末，广州岸线南移至今一德路、万福路一带，距今岸线350至500米。

　　元、明两代城东江岸在文明路以南；城西江岸移至和平路一带。

　　清代的江岸继续南延至十三行、西濠二马路一带。1931年，以海珠石并入北岸为标志，珠江北岸基本定形。

　　千百年来，随着珠江岸线一点点向南延伸，大海也一点点远离我们而去，留下了饱受风化与浪蚀的基岩岛丘，还有沧桑的记忆。

　　广州人把长堤一带称作“海皮”，绝不是什么方言，而是货真价实的大海。虽然今天在长堤漫步，已听不到大海的隆隆涛声，但“海”的名字，却并未湮灭，而是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就像西门口，已经没有了城门，但大家仍然习惯叫它西门口，也许再过一千年，人们还叫它西门口。广州两千年的民风习俗、起居饮食、文学音律、舟车建筑、工商经营，乃至社会价值、思维方式，永远带着海洋的印记。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