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自己女儿怀孕了:【强国论坛】我们需要心忧天下的公共知识分子

 作者：菁菁远山  来源日期：2011-6-28          对社会现象进行解读是专家学者们的责任，正确的解读有助于弄清社会现象的成因，对推动社会进步善莫大焉。与之相反，错误的解读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对公众形成一种误导，必然使问题模糊化，从而导致问题越积越多，这是我们时刻应该警惕的事情。最近，“骂国说”横空出世，因为言说者对概念的故意混淆，导致其用词藻堆砌的文字大厦摇摇欲坠，其背后的用意就成了供人联想的“哑迷”，如果不是出于“赚眼球”的炒作目的，这种文章对言说者的学术影响应该是负面的。当然，如果不是出在素质和造诣上，那么人格就成为怀疑的首选对象了。

　　今年6月27 日《人民网》发布了一篇末署名的文章，题目为《不公平心态导致群体性怨恨，不公平心态致非理性滋生》。作者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央党校博士。就标题而言，作者将“骂国”作为一种现象提出来，这在理论界还是不多见的，我们都知道有“国骂”，却不知道有“骂国”，而不公平心态则是由中国权力社会的现实导致的，面对这样一种现实，要让权利受损者保持克制和淡定的理性状态似无可能，更是一种不人道的企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当这种不公普遍存在时，只能说它是体制和制度性的，群体性的怨恨必然是它唯一的结果。社会心态是考察执政得失的“晴雨表”，决不是导致群体性怨恨的原因。当然，祭出“骂国”这一新词就更值得怀疑了，这种提法有为政府开脱的成分，企图转移视线无非是想让权力置身事外。众所周知，这绝对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学者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学者的作为是让它服务的对象失去了忧患意识，只有“诺诺”没有“愕愕”，这无异于将青蛙放到温水中。

　　批评政府和“骂国”本来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盖因为批评和骂是两种情绪，国与政府也有其特定的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国家的概念也有了新的认识。20世纪初，法国和德国的几位学者创立了国家三要素的理论，强调国家是政治权力与领土、人民的统一。事实上，在某种场合和语境中，国家并不仅仅意味着行使于市民社会内部的政治权力，而是意味着在政治意义上的这个社会本身。这就是说，抽象的公共权力是与执政者的分离的，执政者不是国家、不是公共权力本身，而只是它的一定时期内的执行者和代理人。当然，如果一个政权想永远代表人民执政的话，国家与政府就有点掰扯不清了，但这又是不可能实现的东西。现代政治对国家的新认识，决定了“骂国”者如果不是精神错乱或者概念不清，是不会把国家拿过来说骂就骂的，因为就是目前世界上的一个专制政体，也是承认人民主权的，而最可能挨骂的则是它的代理人——政府。

　　因此，把“骂国”做为一种现象提出来，这是荒谬和没有根据的，做为一个专家学者，出现这种瑕疵就更不应该了。尽管政权是国家的具体化身，也是通常意义上对国家的理解。但在不同的语境中，国家和政权的概念是存在极大的差别的。中国的宪法规定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批评和监督政府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而“骂”做为一种非理性情绪化的渲泻，只不过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表达方式，如果没有触犯法律，不过是个道德层面的问题，也会受到社会的抵制的，权力者没有必要过度警觉鼠肚鸡肠地纠结于此，“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才是开明的权力应有的态度。

　　尽管作者在文章中将“批评政府”和“骂国”进行频繁转换，已期达到混淆概念的目的，但对“群体性怨恨”产生原因的探求还是可圈可点的。文章认为：“几乎所有的民主社会都会允许民众批评政府，政府权力来自于民众，民众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是正当的权利。然而，民众批评和监督政府面临的难题依然不少，在一些地方，创造出的好条件也常被异化为‘摆设’。于是在民意表达不通畅的情况下，出现一些非理性情绪的表达也无可厚非。”但随后作者话锋一转，说道：“当这类骂国者开始极具示范效应，迎合了大众宣泄心理的时候，不但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还被人称作是英雄、是社会的脊梁和良心的时候，恐怕再民主的社会也不能等闲视之了。”当把“批评政府者”戴上“骂国”的高帽后，批评与监督政府的行为就变成了“邪恶”，在作者的心目中也就是十恶不赦了，这无疑是在为批评与监督政府设置了一个动态的随意指标做为限度，其实质无非是为批评与监督构筑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

　　该文作者认为“骂国”现象的出现是整个社会信仰出了问题，“骂国者受追捧等非正常现象的出现说明中国社会目前价值观迷乱，信仰缺失，演变到了一种道德无序状态。”“在一定时期，人们的现代价值优先于传统价值，个人价值优先于社会价值，市场化和去政府化成为主流，导致社会结构的断裂、国民性格的分裂和忠诚度的弱化。”这种解读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中国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当权力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时，官场驱动社会，官场文化也就自然主导了社会的价值判断，当权力者们早已经追腥逐臭背离自己的信仰时，却希望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高尚起来，这怎么能说出口呢?

　　中国的社会现实是什么样子，想必这两位党校的教授是知道的。如果作者对现代民主政治学说关于国家的解读上不赞成的话，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概念与中国的现实做一下对比，也是很尴尬的事情。中国的政治教科书上说，在深入研究国家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变革的规律，概括了各种类型国家的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为国家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定义：“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中国在集权与市场的组合中，权贵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将来进行时”了，资本与权力高度结合，公平正义在体制的强化下变得稀缺，权力通吃不断加速阶层固化，而权力的绝对垄断构成了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那么请问两位教授，中国目前的“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是什么呢?而作者所谓的“只有以爱国情怀激发的行动，方能使国家走出矛盾和难题的重围。”此中的“爱国”是否也是作者曾经故意混淆的“爱政府”呢?

　　被公认为美国政策“永远的反对派”的已经83岁的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其他人并无二致。之所以称其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而是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享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更有影响力，他们比大众幸运。特权赋予责任。”“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这个老乔头一语道破了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这也许就是温总理所谓的“心忧天下，勇于担当”吧。当然，在中国的这种体制下，这种“动物”很是稀缺。而乔老爷子却生活的很怡然，他的解释是：“美国有些成就，特别是在言论自由方面几个世纪来争得的领先地位，是值得敬仰的。”但特色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有个底限，既然您无法为民生说人话，至少不应该为强权唱赞歌吧。何况，批评政府是执政者忧患意识的源泉，主政广东的汪洋也不是认为“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重要”么?

　　今年4月份以来，人民日报连发5篇主旨为关注“社会心态”的系列评论，引发舆论关注。今年5月30日，凤凰网独家对话《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解析刊发背景。周瑞金解析称此系列评论乃是针对当下社会矛盾频发，实为告诫地方执政者，要适当开放言论自由，倾听民众批评。这些文章涉及公平正义、维稳与维权、理性与非理性、弱势群体等社会焦点问题。文章提倡用“包容心态对待‘异质思维’”，提倡倾听“沉没的声音”。而在《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的文章中，作者认为：“今天中国的理性建设，既有市场理性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撞，也有个人权利与集体精神的磨合;既有现代公共意识与熟人社会的博弈，也有公民参与和‘为民做主’残余思想的抵牾，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作为具体的人，谁都不敢说自己绝对“真理在握”，谁都不应有过高的‘理性优越感’，企望‘理性’的符号可以封堵住‘非理性’的决口。”当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激发出的公民参政议政热情还没有消退之际，两位教授的“雄文”无疑为公众浇上了一盆冷水。

　　不知何故，《人民网》在《不公平心态导致群体性怨恨，不公平心态致非理性滋生》这篇文章发布的第二天，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难道这只是投石问路不成。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某教授的文章——《体制性迟钝催生“怨恨式批评”，权力失范成根源》，我认可这种判断，作者认为，“群体性怨恨”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改变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当然作者是有所顾忌，事实上，要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没有“权为民所赋”是无法办到的。令人欣喜的是，温总理27日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题为《未来中国的走向》的演讲，他指出：“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坦率地说，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事实上，政治体制改革曲高和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凭借其强势地位拒绝改革，使政治体制改革久拖不决，使其利益不断坐大，从而让中国步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对此，我们仅从官员申报财产制度迟迟无法建立就可窥见一斑。中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在6月22日的发布会上说，中国要执行财产申报制度，还欠缺社会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这两个方面的条件。但事实是，中国的腐败已经到了几乎难以控制的地步。根据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最新公布的数据，中共在2010年共处分了14万6517人违反党纪政纪的党员干部，其中5373人因涉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另据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的数据，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1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亿元，人均高达1亿元。面对如此的形势，确实是执政者应该做出决择的时候了。

　　政治体制改革久推不动是表象，久拖不行才是实质。方此之时，我们需要的是心忧天下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需要将良知出售给强权的说客。须知，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毫无贼心的真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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