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去除黑色素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辜鴻銘《論語譯英文．學而篇》譯筆試論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辜鴻銘《論語譯英文．學而篇》譯筆試論
updated: 20/04/2007 陳煒舜
臺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系
【內容摘要】中國故籍的譯介，肇自西人。以《論語》而言，英人理雅各布﹙Dr. James Legge﹚於十九世紀中葉即有英譯，影響甚巨。蓋近代中國外侮頻仍，國內學界雖思以文教強國，然多偏重於引進西方文化，宣揚本國文化則有未遑。辜鴻銘乃文化輸出工作之前鋒，飲譽歐西，其於1898年出版之《論語譯英文》﹙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實華人翻譯《論語》的嚆矢。本文試以〈學而篇〉為例，從詞章與訓釋的角度出發，推究辜氏譯筆的特色，並望藉此窺測早期華籍學者文化輸出工作之情狀於萬一。
【關鍵詞】辜鴻銘；《論語》；《論語譯英文》；詞章；訓釋
湯生論學，以正誼明道為歸，嘗謂歐美之主強權，務其外者也；中國之主禮教，修其內者也。
――《清史稿．辜湯生傳》
一．引言
辜湯生（1857-1928），字鴻銘，以字行。祖籍福建同安，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祖輩遷居南洋，父紫雲，為英人布朗﹙Rev. F. S. Brown﹚橡膠園總管，母氏系出葡萄牙。十齡左右，隨布朗赴蘇格蘭就學，歌德《浮士德》、莎劇三十七部等，悉為習誦。同治十二年（1873），入愛丁堡大學﹙Edinburgh University﹚，師從卡萊爾（Thomas Carlyle）。光緒三年（1877），獲文學碩士學位。繼往德、法、意大利等國游學，獲萊比錫大學﹙Leipzig University﹚土木工程文憑、巴黎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法學文憑等。光緒十一年（1885）來華，因熟悉洋務，通曉英、法、德、義、俄、拉丁、古希臘諸語，獲兩廣總督張之洞委任為洋文案。歷任上海黃浦浚治局督辦、外交部侍郎、上海南洋公學督學。辛亥革命後，任北京大學教授，主講英國文學。民國十三年（1924），赴日講學三載。十七年（1928），受聘為山東大學校長，未赴任，旋逝於北京。
民國初年，人們對於辜鴻銘向西方輸出中國文化的功績並不陌生。羅振玉、趙鳳昌等在編纂《清史稿》時，曾為辜鴻銘作傳。其言曰：
（辜氏）譯《四子書》，述春秋大義及禮制諸書。西人見之，始歎中國學理之精，爭起傳譯。[1]
簡而言之，辜鴻銘的文化輸出工作主要在於著述與翻譯。所謂「述春秋大義及禮制諸書」，指的是《尊王篇》（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清流傳》（The Story of a ChineseOxford Movement）、《春秋大義》（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等著述；而其譯作，則以《論語譯英文》﹙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與《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為代表。[2] 盡管羅、趙乃遜清遺老，但他們覺察到《論語譯英文》在西方引起正面的反響，卻是事實。其後，林語堂譽辜氏「英文文字超越出眾，二百年來未見其右」，此書「遣詞用字，皆屬上乘」，為「精心撰構之作」；[3] 辜振甫稱《論語譯英文》「long admired by readers around the world」，[4] 皆非虛言。孔慶茂論辜鴻銘雲：
他具有譯《論語》、《中庸》的過硬條件；不唯英語之造詣，其它語種諸如法文、德文、俄文、拉丁文等語言文學也都精通，尤其是他那卡萊爾、阿諾德（Matthew Arnold）式與有條有理、反復申述的英文風格使他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來比較中西文化，翻譯儒家經典，對外弘揚民族文化，使中國傳統儒學贏得世界的理解、尊重與贊賞，在二十世紀初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在西歐社會產生了廣泛強烈的反響，辜鴻銘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德國成為備受矚目的人物。[5]
黃興濤則指出，辜鴻銘在群經中先行翻譯《論語》，與他對儒家文化道德特質的理解是緊密相關的。他在積極幫助西人理解經文的同時，內心深處更尋求西人對儒家經典價值的認識、及其對儒家道德文明的認同。他這種信奉儒經的翻譯，從文化傳播學和現代「接受理論」來看，比那些不信者的翻譯更具有思想吸引力，更能凸現和有助於一般西方人對儒家文化真正價值的理解和認識。[6]
然而清帝遜位後，辜鴻銘即以遺民自居；五四運動以來，更以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形象見知於世。由於辜氏著作多系外文，加上時移世易，國人對辜鴻銘的印象漸流於空泛、偏頗；提起此人，即刻聯想到的不外是小腳、納妾、辮子、文言文。甚至由臺北天一出版社出版的《辜鴻銘傳記資料輯》，收錄各類數據幾七十種，內容也往往類近茶余飯後的談資，不足以呈現辜鴻銘整體的學術思想和對中華文化的貢獻。史敏〈辜鴻銘研究述評〉道：「中國大陸學界對於他的學術研究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起步，在九十年代新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湧動中走向深入。」[7] 有關《論語譯英文》一書的討論，黃興濤《文化怪傑辜鴻銘》（1995）及孔慶茂《辜鴻銘評傳》（1996）二書頗有高明之見。其後，又有樊培緒〈理雅各布、辜鴻銘英譯儒經的不及與過〉（1999）、張小波〈關於理雅各布和辜鴻銘《論語》翻譯的對比研究〉（2000）、張小波〈強勢語下的無奈──辜鴻銘古籍英譯的歸化〉（2004）等單篇論文。不過，黃、孔之論長於義理而少及詞章，樊、張諸君的學術皆以研究外語為背景，「主要從翻譯的純技術角度對辜氏英譯儒經的特點進行分析」，[8] 故《論語譯英文》尚有深入研究的空間。《論語》一書篇幅不巨，然意蘊淵深。故本文擬以〈學而篇〉為例，從詞章與訓詁的角度來探析辜鴻銘譯筆的特色，並望藉此窺測早期華籍學者文化輸出工作之情狀於萬一。
二．《論語譯英文》的寫作背景及版本概述
早在明代末年，傳教士柏應理（P. Couplet）、利瑪竇﹙Matteo Ricci﹚等便已分別將《四書》翻譯為拉丁文。1828年，柯利﹙David Collie﹚英譯《四書》在馬六甲出版。1860年左右，理雅各布﹙Dr. James Legge﹚英譯《四書》面世。可見早期中國典籍的翻譯，幾乎都成於傳教士之手。辜鴻銘於光緒十一年﹙1885﹚初入張之洞幕府時，漢文基礎大抵只限於口語應對；他對於中國文化的認知，主要來自外國書籍。張之洞得知情狀後，誨以師道，暇時親自教授《論語》。[9] 日後辜氏於博通四部，騷賦詩文無所不覽，而其國學的叩門磚無疑就是《論語》。光緒二十四年﹙1898﹚，辜鴻銘在武昌湖廣總督府完成《論語譯英文》，由上海別發書店（Kelly & Walsh Ltd.）出版。
辜鴻銘翻譯《論語》的動機，主要是希望向世界推廣中國儒家文化。他曾經在《吶喊．孔教研究之一》中談論〈學而篇〉「學而時習之」章道：
孔子在這裡所說的，完全是出自於一個真正有教養人的經驗之談。它表明，要想成為真正有修養的人須有什麼樣的精神，什麼樣的品格以及什麼樣的心態。誼各真正有修養的人，首先應對其研究的對像傾注全部的、無私的愛。而只有鐘情於學，他才能明白其所學。現在人們正大肆談論著已經聲名狼藉的中國古代教育體制的缺點，可就我根據孔子的經典來看，它還是有其優點的。[10]
足知辜鴻銘如何闡釋《論語》文本以發掘傳統文化的長處。而《張文襄幕府紀聞》紀錄了這樣一段故事：
日本故相伊籐侯甲午後解職，來游中國，至武昌。適余所譯《論語英文》告成付刊，即持一部贈之。伊籐侯謂余曰：「聞君素精西學，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於數千年前，不能行於今日之二十世紀乎？」余答曰：「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數學家之加減乘除。前數千年其法為三三如九，至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為如八也。」[11]
辜鴻銘向伊籐博文強調，儒家學說乃不刊之鴻教，其真理的光輝不會因時代的變遷而喪失。從這段記載可以想見，辜氏向世界紹介儒家經典之心是何等殷切。進而言之，他更在《論語譯英文》的序言中明確指出，此書之作主要緣於自己對理雅各布譯本的不滿：
…Dr. Legge, from his raw literary training when he began his work, and the utter want of critical insight and literary perception that showed to the end, was really nothing more than a great Sinologue, that is to say, a pundit with a very learned but dead knowledge of Chinese books…it must be said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extremely hard and narrow limits of his mind, which was the result of temperament, he was, as far as his insight allowed him, thoroughly conscientious in his work.[12]
辜氏認為，盡管理雅各布在翻譯《論語》時力求週到，但成果並不理想；究其原因有三：
一、理氏的文學訓練和感知力不足；
二、理氏對於中國古書的知識雖然豐富，卻饾饤膠著，不成片段；
三、理氏作為英國傳教士，思想狹隘，不能正確理解孔子思想。
如果說前兩條原因主要是就翻譯的質量而言，那麼從第三條可知，辜鴻銘對於《論語》在西方的傳播、接受是非常注重的。他在序言中繼續論道：
…To the generality of the English reading people we cannot but think the intellectual and moral outfit of the Chinaman as presented by Dr. Legge in his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books, must appear as strange and grotesque as to an ordinary Englishman’s eyes, unaccustomed to it, the Chinaman’s costume and outward appearance.[13]
在辜氏看來，英美人士如果只通過理雅各布的譯文來認知中國人的智慧和道德素養，一定會覺得跟他們的服飾和外表一樣怪異；換言之，理氏譯本不僅不能拉近中西文化的距離，反會對讀者有所誤導。辜鴻銘的批評是有根據的。正如孔慶茂所言：「理雅各布未能充分領悟孔子學說的真正內涵，時有誤解，在他譯稿剛剛出版時，正值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為了適應英國國內的形式，他把孔子說成是『不篤信宗教』，不皈依上帝，應受到『不真誠』這一譴責。」[14] 理氏甚至認為，中國人及其政府慣於使用欺騙伎倆，是因為孔子多少起了范例作用。[15] 然而，理氏譯本在當時國際學術界影響甚巨，歐洲其它國家多就此本進行轉譯。此時的辜鴻銘，於中西文化積學有年，為了向西方正確播導儒家思想，遂義無反顧地肩負起《論語》英文重譯之責。對於《論語譯英文》的譯筆，黃興濤總結出四個特點：一、辜氏深具慧識，對儒家經義有全面貫通和深入的理解；二、譯文流暢自然，殊少斧鑿痕跡；三、採取意譯法，辭氣相副；四、為一般不熟悉中國文化的讀者著想，追求其對儒家經文的理解乃至對經義的認同。[16]
《論語譯英文》目前所見有兩種版本，一為原版，一為修訂版。原版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別發書店初印後，絕版多年，於中港臺尤為罕見。至二十世紀中葉，始由林語堂自美國國會圖書館借得原書抄錄。民國六十五年﹙1976﹚，臺北問學出版社重印此書。翌年，辜鴻銘從侄振甫請邢光祖勘誤、林語堂作序，付臺北崇聖會再版。[17] 修訂版方面，臺灣文復會於民國六十八年﹙1979﹚出版《四書英譯》，其《論語》部分以辜氏譯本為基礎而加以修訂，然修訂者姓名不詳。民國七十三年﹙1984﹚，臺北市政府為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策畫由新生報社出版《論語中英文合訂本》。此書中文部分由吳宏一師白話譯注，前有吳師〈孔子與論語〉代序；英譯取自文復會本，前有臺北市長楊金欉序。由於此版具宣傳作用，多置於臺北各高級飯店銷售，故於次年七月、十二月即兩度重刷。1996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黃興濤所編《辜鴻銘文集》出版，收錄《論語譯英文》，亦據1898年別發書店初版重排。此乃《論語譯英文》一書版本源流之概貌。
三．《論語譯英文．學而篇》的詞章
上節已言，辜鴻銘對於理雅各布譯文的批評主要有三端，第一端系就詞章而論。辜鴻銘謂理氏「文學訓練和感知力不足」，張小波的批注是：「缺乏應有的文學色彩，刻意準確，過於直譯。」[18] 實際上，此處所言「文學感知力」，與其說是英文的駕馭力，毋寧說是漢語的鑒賞力。《論語》各則的字數雖然有限，但章法上可謂尺幅千裡，為後世文章的典范。假如罔顧原文的章法文氣，僅以譯字綴詞為能，譯筆破碎支離，自不待言。如樊培緒所言，只有透徹地傳達出原文的精神實質、思想內容、感情語氣，甚至要透徹地表達出原文的「言外之意」，才能叫做準確。[19] 正因為辜鴻銘對語言文學有獨特的訓練和感知力，譯文才更能傳原文之神。本節嘗試考察辜氏如何理解《論語》原文的詞章，並如何將原文詞章內在的風神以相般配的英文呈現出來。
（一）損益文辭，以求神韻
以〈學而篇〉第一章為例：「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理雅各布翻譯雲：「The Master said, ‘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 Is it no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 Is he not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though men may take no note of him?」[20] 非常忠於原文，只是少了神韻。此章的原文義賅言簡，但在句意上卻有一段精神貫穿。就文言文來說，加上幾個連接詞也許會令語義更為清晰，但文氣則會冗贅不堪。但另一方面，如果將此章逐字翻譯，三句之間遞進轉折的關系就會失掉。[21] 因此，辜鴻銘將之翻譯為：「Confucius remarked, ‘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But he is truly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en.’」譯「說」為「pleasure」，譯「樂」為「greater pleasure」，可見兩種快樂之間的程度。加上「still」，可見獨學與切磋之間的遞進關系。加上「but」一詞，可知第三句是站在第二句的反面來論述的。這樣一來，三句就一氣呵成，構成一個完整自足的體系。
此外，為了以精練的文字表達原文的韻律，辜鴻銘有時也會缺譯某些他認為不必要的字詞。如第十五章子貢引《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理雅各布的譯本作：「Asyou cut and then file, as you carve and then polish.」雖然也仿效了原文的排比句式，但念起來卻少有韻致。辜鴻銘本作：「We must cut, we must file, /Must chisel and must grind.」抑揚頓挫，甚得原詩神髓。
（二）更易文辭，以存原意
直譯法的長處，是能夠向不諳原文的讀者較忠實地展示原文的內容和風貌。然而逐字逐句的翻譯，也有機會歪曲原意，導致文意壅滯。如第十六章「不患人之不己知」，理雅各布譯雲：「I will not be afflicted at men’s not knowing me.」由於原文「不己知」前有一「之」字，故理氏將此三字以動名詞詞組的形式翻譯，這無疑很符合原句的結構。然而，辜鴻銘認識到「men’s not knowing me」在此處甚是累贅，故改譯作：「One should not be concerned not to be understood of men.」更為暢達。
又如第七章子夏所言「賢賢易色」四字，皇侃解作「能改易好色之心好賢」。[22] 參〈子罕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見孔子師徒論及「好」的程度和內容，常常以「德」和「色」來對舉。理雅各布譯子夏之言道：「A man withdraws his mind from the love of beauty, and applies it as sincerely to the love of the virtuous.」雖然也將「beauty」和「the virtuous」並列，但二者之間的關系並不能明確呈現出來。而辜鴻銘的版本是：「A man who can love worthiness in man as he loves beauty in woman」。把「易」字譯作區區「as」一詞，在文字上雖然沒有理氏對應成「withdraw」和「apply」兩詞那麼傳實，但卻更能體現出「德」、「色」之間的關系。
再看第十四章「食無求飽」，理雅各布直譯為「does not gratify his appetite」。「gratify」乃滿足之意。若將此句解作「不讓口腹之欲得到滿足」，是不適宜的。如〈述而篇〉雲：「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鄉黨篇〉雲：「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衛靈公篇〉：「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可見孔子並非不注重口腹之欲，只是與修身、事君相比，有一個先後次序罷了。故辜鴻銘譯此句作「should never seek to indulge his appetite」，即不耽於口腹之欲的意思。
復如第十五章子貢論《詩》，孔子稱贊子貢「告諸往而知來者」，理雅各布譯：「I told him one point, and he knew its proper sequence.」非常忠於原文，但卻未將此與前文「始可與言《詩》已矣」聯繫起來。《論語》雲：「不學《詩》，無以言。」又雲：「興於詩。」孔子十分注重詩教，對於子貢恰當地運用《詩》句感到高興。故此，辜鴻銘將此句譯為：「I see you understand how to apply the moral.」雖不如理氏忠於原文，卻非常忠於原意。
（三）增飾文辭，以存訓釋
古代漢語字詞簡而意蘊繁，不加以訓釋，不足以全面了解文字的本意。如第一章「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正義》引鄭眾注《週禮．大司徒》雲：「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朱子《集注》：「朋，同類也。」[23] 宋翔鳳《論語講義》：「《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即『有朋自遠方來』也。」[24] 可見「朋」有同志、弟子之意，不足以今日「朋友」之義為訓。理雅各布譯雲：「Is it no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將「朋」字直接翻譯為「friends」。雖然理氏又注曰：「朋，properly ‘fellow students’; but generally,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class and character, like-minded.」[25] 但若僅觀譯文本身，難以知悉這一層涵義。辜鴻銘則譯曰：「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徑直譯為「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視原文增加了三詞，但令讀者對「朋」字之義有直接的認知，且譯文並無拖沓之感。
又第四章：「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理雅各布譯「三省吾身」曰：「I daily examine myself on three points.」參《經典釋文》引鄭玄注：「思察己之所行也。」[26] 可見「吾身」主要是指自身的行為。因此，辜鴻銘譯本作：「I daily examine into my personal conduct on three points.」同樣是其寓訓於辭的另一例證。
四．《論語譯英文．學而篇》的訓釋
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一些概念用語如「道」、「仁」、「義」、「禮」、「君子」等，內涵非常豐富，在英文時很難找到確切的對應語。以《論語》為例，各種譯本對這些概念的處理也可謂人人相殊。今人探析《論語譯英文》時，常常會注意辜鴻銘如何翻譯這些概念；然而，他如此翻譯的原因──尤其是他怎樣參詳舊注和西方思想，學者們卻未有足夠的注意。實際上，辜鴻銘論學雖非從考據入手，但非常注重中西方的古代文獻；傳統舊注對於這些概念的訓釋，深刻地影響到辜鴻銘的譯筆。本節擬從辜氏「對概念的理解」、「對舊說的取捨」兩方面，探討《論語譯英文．學而篇》如何博採中西舊說，並時出新意。
﹙一﹚對概念的理解
考察《論語譯英文》如何為傳統中國思想的概念用語選擇對應語，可以看到辜鴻銘怎樣理解這些概念。現舉「君子」為例，以見辜氏對儒家概念理解之精深。
第一章「不亦君子乎」，理雅各布譯作「a man of complete virtue」，辜鴻銘譯作「a wise and good man」；第二章「君子務本」，理雅各布譯作「the superior man」，辜鴻銘譯作「a wise man」；第八章「君子不重則不威」理氏譯作「the scholar」，辜氏譯作「a wise man」；第十四章「君子食無求飽」，理氏譯作「a man of complete virtue」，辜氏譯作「a wise and good man」。理雅各布論「君子」一詞道：「Literally, it is—‘a princely man.’…It is a technical term in Chinese moral writers, for which there is no exact correspondence in English, and which cannot be rendered always in the same way.」[27] 然考《白虎通．號篇》：「或稱君子者，道德之稱也。」[28] 故理氏「a man of complete virtue」的譯法，可謂最得原意；而作「the superior man」、「the scholar」，則系隨文釋義，未必帶得出「道德之稱」的意涵。相比之下，辜鴻銘此處的翻譯比較統一，或作「a wise man」，或作「a wise and good man」。辜氏以智慧作為君子的主要內涵，蓋有兩種根據。〈憲問〉：「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可見孔子是以智慧作為君子的先決條件之一。至於西方文化中的智者形象，所具備的不僅是智慧，更包括人類的各種美德。基督教對智慧非常重視，《聖經．箴言》2:20：「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義人的路。」可見智慧的重要性。這種智慧來自於神：「神有大能……他的智慧甚廣。」（〈喬布記〉36:5）天地是由智慧所造：「稱謝那用智慧造天的。」（〈詩篇〉136:5）而人間的在上位者，也必須有來自於神的智慧：「嫩的兒子喬舒亞、因為摩西曾按手在他頭上、就被智慧的靈充滿、以色列人便聽從他、照著耶和華吩咐摩西的行了。」（〈申命記〉34:9）參考《學而篇》第二章，辜譯「本立而道生」曰：「When the foundation is laid, wisdom will come.」正是把智慧與道對等起來。可見辜鴻銘在翻譯時，既參詳了傳統解釋，也考慮到西方讀者的知識構造，才把「君子」譯作「a wise man」――意即「有道之人」。
（二）對舊說的取捨
逐字逐句翻譯的弊端，輕則可能導致文意壅滯，重則有機會歪曲原意。如〈學而篇〉第九章雲：「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皇侃疏解「慎終」雲：「『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29] 理雅各布從皇氏之說，譯作：「Let there be a careful attention to perform the funeral rites to parents.」然劉寶楠《論語正義》並不贊同皇侃之見：「《爾雅．釋詁》：『慎，誠也。』《說文》：『慎，謹也。』誠、謹義同。……《檀弓》又雲：『曾子曰：「喪三月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皆是言慎終之事。」[30]〈學而〉、〈檀弓〉之言，都系曾子有關喪禮的論述，可以互證。劉寶楠以謹、慎意同於誠，於義較皇侃為長。因此，辜鴻銘將「慎終」譯為「cultivating respect for the dead」，正與劉說相同。他更在此處加注，引用《聖經．詩篇》77:5的句子：「Cogitavi dies antiquos et annos æternos in mente habui.」（我想起過去的日子，追憶已往的歲月。）這首詩的主旨是要記住上帝偉大的作為、回憶祂往日所成就的奇事。[31] 辜鴻銘引用此篇，除了文字上的近似外，同時也將中國的祖先崇拜與基督教的上帝崇拜相對應，藉以向西方讀者加強說服力。
又如第四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傳」字，何晏《集解》解作「我傳乎人」，[32] 朱子《集注》解作「師傳於我」，[33] 義正相反。金履祥《論語集注考證》曰：「傳不習乎，程伯子作傳之於人。以上二事例之，為人交友俱為及人之事，則此『傳』當從程子之說，乃傳業於人者。」[34]所言甚韙。辜氏譯此句為「whether I have not failed to practice what I profess in my teaching」，可謂擇善而從。
再如第十一章雲：「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辜氏譯作：「When a man’s father is still living the son should have regard to what his father would have him do; when the father is dead, to what his father has done.」黃興濤批評道：「他將『其』不理解為『子』而解釋為『父』，使該句成為『父在觀父志，父沒觀父行』。可是父既已死，又何以觀其行呢？」[35] 黃氏將「其」解釋為「子」，源於何晏《集解》、朱子《集注》；而辜鴻銘譯文則本自范祖禹《論語說》。朱子《四書或問》曰：「范氏以為子觀父之志行者。」[36] 真德秀亦范氏之說道：「為人子者，父在則得觀其志而奉承之，父沒則能觀其行而繼述之。」[37] 程樹德比較范、朱之言而按雲：「朱《注》以為觀其子之志行，則下文『三年無改』句文義不相貫。」[38] 正因父道三年不改，所以仍可觀父之行。辜鴻銘選取堪稱精當。
除斟酌舊注外，辜鴻銘對於《論語》的理解也有自出機杼者。其《張文襄幕府紀聞》就曾由〈學而篇〉第五章引發一段議論道：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朱子解「敬事而信」曰：「敬其事而信於民。」余謂信當作有恆解。如唐詩：「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猶憶昔年徐致祥劾張文襄折內，有參其起居無節一款。後經李翰章覆奏曰：「張之洞治簿書至深夜，間有是事。然譽之者曰：『夙夜在公。』非之者曰：『起居無節。』」按夙夜在公，則敬事也。起居無節，則無信也。敬事如無信，則百事俱廢，徒勞而無功。西人治國行政，所以能百事具舉者，概僅得《論語》「敬事而信」一語。昔宋趙普謂半部《論語》可治天下，余謂此半章《論語》，亦可以振興中國。[39]
「信」作「恆」解，於古有征，然歷來注家向無將該義用於《論語》此章的。辜鴻銘此解，大抵是目睹晚清施政反復無常後有感而發。但他以唐詩為證，又引張之洞的實例加以說明，甚為生動。因此，他將此章的「信」字譯作「punctual in his engagements」，就不難理解了。
五．《論語譯英文．學而篇》的不足
黃興濤指出：由於文化發展的歷史差異，要將傳統思想中的用語完全對等地譯成英文是困難的，乃至是不可能的。正因為如此，精通中英文的辜鴻銘才強烈感覺到以往翻譯的不確切的一面，尤其不滿於其著重字面意思，漏失某些深層意蘊的現象，這才有了他那些極端釋意化、矯枉過正或弄巧成拙的翻譯。[40] 因此，盡管從〈學而篇〉可知《論語譯英文》全書內容有足稱道者，然白圭之瑕亦時或見。現逐一論述之。
﹙一﹚概念方面
對於思想概念的理解，《論語譯英文．學而篇》有可議之處。如第六章：「行有余力，則以學文。」理雅各布譯「文」為「polished studies」，又注曰：「學文，not literary studies merely, but all the accomplishments of a gentleman also: −ceremonies, music, archery, horsemanship, writing, and numbers.」[41] 辜氏譯「文」為「literary pursuits」，一如理氏所言，涵義過於狹窄。第八章：「主忠信。」理氏以「faithfulness」譯「忠」，甚是；而辜氏以「conscientiousness」譯之，則有嫌寬泛。
又如第二章「其為人者也孝弟」，辜鴻銘的譯文為「to be a good son and to be a good citizen」。如此翻譯，是針對理雅各布譯「弟」為「fraternal」於義太狹。辜氏舉〈學而篇〉：「弟子入則孝，出則悌。」〈子路篇〉：「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又舉《孟子》：「愛其親，畏其上，世永昌。」從而說明「弟」除尊重兄長外，還有普遍意義上的尊從長上之意。「如果能對上者謙恭和遵從法律，他不是一個良民又是甚麼呢？」[42] 黃興濤認為：如此足以說明「弟」有普遍意義上的尊從長上的引申義。不過盡管如此，我們卻沒有理由籠統地將「弟」譯成「一個好公民」，它實在過於擴大了原意的範圍，太釋意化了。[43]
﹙二﹚詞章方面
辜鴻銘譯文十分強調詞章的優美和字詞內在的意義，但有時過於注重這些，反而導致譯文的語氣與原文有異。如〈學而篇〉第一章「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三句，原文皆是反問句式，而辜譯則為陳述句式。正如孔慶茂所言：「雖然在內容上傳遞出更豐富的內涵，孔子原句中那種反問句式以及由這種句式所傳遞給人們的輕快語氣在辜鴻銘的譯文中就看不出來，有點失原作風味了。」[44] 他如第四章「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三句，同樣也譯為陳述句式，遂不及原文以反問句式反映出曾子那種在內省時誠懇決斷的態度。
在選詞用字之時，辜鴻銘譯文亦偶有不確之處。第一章：「人不知而不慍。」朱子《集注》：「慍，含怒意。」[45] 而辜鴻銘從理雅各布譯本而作「discomposure」。「discomposure」乃心亂不安之意，與「含怒」之意猶有差距。又第三章：「巧言令色鮮矣仁。」辜氏譯巧言為「plausible speech」。「plausible」乃含糊模稜之意，與「巧」字之義相去甚遠。理雅各布以「fine」譯「巧」，視辜氏為優。再如第八章：「過則勿憚改。」朱子《集注》：「憚，畏難也。」[46] 故理雅各布譯此句為：「When you have faults, do not fear to abandon them.」而辜鴻銘則作：「When you have bad habits do not hesitate to change them.」以「hesitate」譯「憚」，實屬不必。
六．結語
辜鴻銘《論語譯英文》面世後，影響世界學者甚巨。蘇慧廉（W. E. Soothill）、翟林奈（L. Giles）等人的《論語》譯本，都參考過《論語譯英文》；而林語堂在其《孔子的智慧》中，也常常引用到辜譯。孔慶茂指出，辜鴻銘譯《論語》最有爭議之處有二：一是以宗教精神看待儒學，二是用西方哲學內容譯儒家哲學。然而，美國聖約翰大學教授底貝雷則以為在《論語》裡找不出任何一處足以說明中國聖人忽視了一個至高無上的主宰者及其神奇力量的存在。在這一方面，理雅各布還未能充分領悟孔子著作，特別是《論語》中對宗教的敏感性。此外，中國哲學一些詞意義甚廣，英語中沒有對等詞匯可譯。正因為不能恰如其分地表達出這個客觀的困難，所以辜鴻銘才想辦法去彌縫由中譯英過程中意義的增減，用超出原文幾倍的語句補足，或用西洋哲學闡發其深隱的涵義。以辜鴻銘對西方哲學的造詣，適當地使用一些詞，也許能使中文中有些模糊的詞更精細一些。這樣的結果，能譯出比讀漢文更容易理解孔子思想的精邃，觸到孔子哲學的新生命。[47] 至於黃興濤，雖然在其著作中一直批評《論語譯英文》中某些翻譯「過於釋意化」，但也承認這種極端「釋意化」的翻譯也並非全然消極，因為它凸現了以往翻譯的不足，促使後繼者繼續去做進一步積極的探索，從而使其日趨完善。[48]
總而觀之，當代學者對於《論語譯英文》的評價大都趨向正面，且言之有據。美中不足的是，學者們在展開論述之時，大都沒有直接以舊注與辜譯作參照。如前文所言，黃興濤在表示不贊成辜鴻銘對〈學而篇〉第十一章「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的理解時，並沒有進一步探析辜氏為何會有這樣的理解。這種理解並非辜氏首創，而是源自北宋范祖禹之說。假如不明了辜氏之說的淵源，置舊注於不顧，將這些論點都歸為辜氏一己之獨見，那就謬以千裡了。此外，黃氏也注意到辜譯文筆的優美，持之與原文比照，得出「辭氣相副」的稱許，所言極是。然而，其所謂「氣」僅限於語氣，卻過於狹隘。蓋古人論文，非常重視文氣，舉凡節奏、音量、平仄、語氣、意蘊，莫不包羅。盡管中、英文的構造大有區別，但某些神韻還是可以透過翻譯而傳遞出來的。因此，像《論語》這樣質文兼備的古籍，其翻譯工作除要著眼於義理的探求、從翻譯的純技術性角度進行分析之外，還可以有更大的研究空間。筆者認為，全面而深入地考核《論語譯英文》在詞章、訓釋上的特色，是非常有必要的。
有思及此，本文嘗試以〈學而篇〉為例，從詞章和訓釋的角度出發，推究辜鴻銘譯筆的特點。本文認為，《論語譯英文．學而篇》與原文對比，在詞章上有這樣幾點特色：一、損益文辭，以求神韻；二、更易文辭，以存原意；三、增飾文辭，以存訓釋。在訓釋上，辜氏對一些概念（如「君子」、「弟」等）的理解能夠匯通中西，時有獨到之處；至於各家舊說，辜鴻銘多擇善而從，證以西方文獻（如以《聖經．詩篇》證「慎終追遠」），也有自己的創見。然而，過於強調詞章的優美、字詞內在的意義，是導致其缺失的主要原因。辜氏對原文的語氣有時不太注重、選詞用字有時不夠精當、對思想概念的理解偶有可議，這些毛病也都是昭然可見的。但整體而言，此篇的翻譯仍可為瑕不掩瑜。如果挪用子貢所引《詩經．淇奧》之句來描述辜氏對翻譯工作嚴謹的態度，實非溢美。
當然，析論的文本只限於〈學而篇〉，是本文的不足之處。要對《論語譯英文》作出更加持平的論斷，發掘其長、取鑒其短，還有待於進一步的努力。筆者謹以此文質諸學術界各位賢達，尚祈郢正。
[1]趙爾巽主編：《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頁13449。
[2]按：據黃興濤考證，辜氏《四書》譯作，付梓者僅有《論語》、《中庸》，《大學》原稿今已不見，《孟子》則未有全譯。見黃興濤：《文化怪傑辜鴻銘》（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初版），頁77。
[3]林語堂：〈序〉，辜鴻銘：《論語譯英文》﹙臺北：臺北崇聖會，1977年版﹚，頁9。
[4]辜振甫：〈鳴謝〉，辜鴻銘：《論語譯英文》，頁7。
[5]孔慶茂：《辜鴻銘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初版﹚，頁137。
[6]黃興濤：《文化怪傑辜鴻銘》，頁89至90。
[7]史敏：〈辜鴻銘研究述評〉，《煙臺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0卷第1期，2003年3月，頁54。
[8]同上，頁57。
[9]兆文鈞：〈辜鴻銘先生對我講的往事〉，《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北京：中華書局，196?）。
[10]辜鴻銘：《吶喊．孔教研究之一》，載黃興濤等譯：《辜鴻銘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初版），頁563。
[11]辜鴻銘：《張文襄幕府紀聞》﹙臺北：國民出版社，1954年初版﹚，頁8。
[12]辜鴻銘：《論語譯英文．序言》，頁13。
[13]同上，頁14。
[14]孔慶茂：《辜鴻銘評傳》，頁139。
[15]理雅各布：《四書英譯》（臺北：文復會，1980年版），頁47。
[16]黃興濤：《文化怪傑辜鴻銘》，頁82至90。
[17]辜振甫：〈鳴謝〉，辜鴻銘：《論語譯英文》，頁7。
[18]張小波：〈關於理雅各布和辜鴻銘《論語》翻譯的對比研究〉，《株州工學院學報》第14卷第4期，2000年7月，頁38。按：張氏所謂「刻意準確」，語義不清，蓋言理雅各布譯文僅著眼於《論語》字詞的表面意思，未及深層涵義。
[19]樊培緒：〈理雅各布、辜鴻銘英譯儒經的不及與過〉，《中國科技翻譯》第12卷3期，1999年8月，頁51。
[20]理雅各布：《中英對照四書．論語》（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75年再版），頁124。
[21]張小波論雲：「這種漢語句子的舖排似流水式的運動，無任何銜接標記。因為在和文化的傳統影響下，重意念和領悟，而略於形式。只要在語義上搭配，事理上明白，就可以粘聯在一起。」（〈關於理雅各布和辜鴻銘《論語》翻譯的對比研究〉，《株州工學院學報》第14卷第4期，頁40。）謂傳統詞章欣賞「重意念和領悟」，固是的論，然稱此章「句子的舖排似流水式的運動，無任何銜接標記」，則僅是從形式上而言。若玩味三句之間的內在聯繫，不難發現三者的層遞關系。
[22]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初版），頁31。
[23]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據1815年阮元刻本影印），頁5。
[24] [清]宋翔鳳：《論語講義》（臺北：藝文印書館《無求備齋論語集成》本，1966年初版）卷一，頁1a。
[25]理雅各布：《中英對照四書．論語》，頁123。
[26]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北京圖書館藏宋刊本）卷二十四，頁1b。
[27]同上，頁124。
[28] [漢]班固：《白虎通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上，頁9b。
[29] [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一，頁11b。
[30]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初版），頁23至24。
[31]按：此篇的中文譯文現附於下，以資參考：「我向上帝哀叫呼求；我高聲呼叫，他垂聽了我。/ 患難的時候，我祈求主；我整夜舉手禱告，但得不到安慰。/ 我思念上帝時不禁歎息；我沉思默想，總覺得沮喪。/ 他不讓我安眠；我愁煩不安，不能說話。/ 我想起過去的日子，追憶已往的歲月。/ 我整夜沉思；我默想，自問：/ 難道主永遠丟棄我們？難道他不再喜歡我們？/ 他的慈愛永遠消失了嗎？他的應許代代失效了嗎？/ 難道上帝已經忘記了開恩？難道忿怒已取代了他的憐憫？/ 於是我說：最使我傷心的是──至高的上帝不再是大能者了。/ 上主啊，我要記住你偉大的作為；我要回憶你往日所成就的奇事。/ 我要沉思你一切的工作；我要默想你大能的作為。/ 上帝啊，你所做的都是聖潔；沒有其它的神可以跟你相比。/ 你是行神跡的上帝；你向列國彰顯你的大能。/ 你用你的大力救贖你的子民，拯救了雅各布和約瑟的後裔。/ 上帝啊，河流看見了你都畏懼；深淵看見了你也都戰栗。/ 密雲降下大雨；天空發出雷轟，閃電滿天奔馳。/ 你的雷聲隆隆；閃電照亮世界；大地驚惶戰抖。/ 你跋涉海洋，跨越深淵，但是你的足跡無處可尋。/ 你借著摩西和亞倫的手，像牧者一樣帶領你的子民。」
[32]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阮元刻本，1966年版），頁6。
[33] [宋]朱子：《論語集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一，頁2a。
[34] [元]金履祥：《論語集注義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一，頁3a。
[35]黃興濤《文化怪傑辜鴻銘》，頁95。
[36] [宋]朱子：《四書或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六，頁31a。
[37] [宋]真德秀：《大學衍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六，頁20b。
[38]程樹德：《論語集釋》，頁44。
[39]辜鴻銘：《張文襄幕府紀聞》，頁16。
[40]黃興濤：《文化怪傑辜鴻銘》，頁102。
[41]理雅各布：《中英對照四書．論語》，頁141。
[42]辜鴻銘：《吶喊．給恩奎利爾（Enquirer）的答復：致「京報」的一封信》，載黃興濤等譯：《辜鴻銘文集》，頁563。按：英文「Enquirer」乃詢問者之意，譯作「恩奎利爾」，恐誤。
[43]見辜鴻銘：〈答恩達爾，致《京報》的一封信〉，見《吶喊》德文版（1920），頁93至94。中文譯文參考黃興濤《文化怪傑辜鴻銘》，頁91。
[44]孔慶茂：《辜鴻銘評傳》，頁146。
[45] [宋]朱子：《論語集注》卷一，頁1b。
[46]同上，頁4a。
[47]參孔慶茂：《辜鴻銘評傳》，頁152至155。
[48]黃興濤：《文化怪傑辜鴻銘》，頁102至103。
如欲轉載請聯絡孝恩文化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