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亿民资“躁动”：温州、义乌双城记

这是个纠结的时代！

境外，人民币难以抑制地在升值；境内，通货膨胀在加速货币贬值。投资机会却不多：楼市限购了，股市长期在3000点附近徘徊……

资金怎样保值，如何跑赢CPI，几乎成为全民话题。

中国中小企业促进会副会长周德文表示，有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初，浙江民间资本高达8000-10000亿元，温州人手中大约就有6000亿元。“经过一年累积，浙江民间资金起码在万亿以上了。”

一私募界人士也透露，此次由松入紧的宏观调控周期中，浙江的民间借贷资金容量迅速膨胀。据估算，仅温州、义乌、宁波三地，民间借贷规模不下2000亿。

无可否认，浙江是中国境内民间资金最丰裕的区域之一。而温州和义乌，则是浙江区域内两大民间金融流派的代表，即浙南模式和浙中模式。

不同模式，同样的狂躁。

焦虑，则成为游资的统一表情。

义乌：飙升的铺位“指标”

“涨得厉害，暂时不投资了。”4月4日，义乌市民丁亚玲又到篁园路小商品市场转悠了一圈，发现之前看中的7.2平米的入场“指标”费用居然从85万飙升至130万。所谓“指标”，其实就是铺位经营资格，其费用不包括租金及经营中产生的其他任何成本。

已到中年的丁亚玲本是一名银行员工，离职后，便想着运作手中数百万闲钱，做点投资。于是，整天开着她的丰田车，混迹于义乌的大街小巷，寻找投资“灵感”。

因为很多亲属在做小商品生意，她自然也对相关投资机会更为关心。除了篁园路小商品市场，丁亚玲还紧紧地盯着宾王路服装市场铺位。据说，自这家市场确定要搬迁的消息传开至今，5平米的铺位，指标价格已经飙涨到200万，而去年最高的也只要150万。

1995年开业的宾王路市场是中国小商品城的三大主体市场群之一。许多当地居民、众多民间资本都盯着这个老牌商城的入场指标，丁亚玲只是其中一员。

在宾王路市场的南门口，只要用本地话搭讪，那些店主就会告诉你，哪里有铺位“指标”可以出让。

事实上，目前义乌的民间资金主力投向仍然是小商品市场。

3月，更是投资回暖的时间节点。记者在义乌实地调查期间，从酒店、交通等部门了解到，这一时期，义乌的民间资金基本都能返回到以小商品为特色的地方经济。

一方面，春节期间，义乌小商品市场服装服饰、民俗工艺品、金银饰品、玩具等产品呈热销态势。另一方面，大中院校开学在即，体育娱乐用品、文化办公用品的订单量亦将有明显增加。

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2011年1月，义乌小商品景气指数为1080.21，比2010年12月份上涨3.5%，其中效益指数上涨4.5%，规模指数上涨3.0%，市场信心指数上涨2.8%。

可以说，义乌民间资金最感兴趣的投资项目便是店铺炒作，而非房地产领域。而当地政府也随之营造了一个资金从场外到场内的“孵化链条”。

数十年来，义乌一直坚持“兴商建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使是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义乌出现了大批企业倒闭，经贸依然是当地政府眼中的区域经济“命脉”。

浙江海关人士透露，义乌小商品目前每天的出口量达到2500个标准集装箱，是中国所有内陆海关中最高的。在义乌，平均每天有超过1000个集装箱车从当地海关监管卡口通过，小商品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义乌实际上也已成为一个外国资本的吸附地。

记者从义乌市工商局获悉，2010年义乌市共成立21家外商投资合伙企业。2011年1月1日-3月25日成立了27家，出资总额1441万元，户均出资额30万元。目前，浙江省九成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在义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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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实业空城与“全城借贷”

曾经以制造业著称的温州，如今已名存实亡。民间资金很难在当地逗留。

与义乌资本集结的特性相反，温州的民间资本则在国内四处“逐鹿”，且更专注于房地产领域。很多时候，温州资本更喜欢炒作“平方票”，也就是农改房相关的土地指标。

这种长宽不过七八厘米的小纸卡，是村集体分配给村民的农改房指标。购房者只要买下这张纸，就可获得建房资格。这种小纸片，在乐清叫“平方票”，在瑞安叫“红证”，在苍南叫“地基卡”，而在平阳则叫“指标卡”。

说白了，这相当于资本市场的一纸权证。

自去年底以来，有的平方票从2万元涨到200万元，有的则从20万元涨到150万元，一张票24小时内涨价7万也不稀奇。

在乐清、柳市的东村、薛宅村，北白象镇的塘下村、前西漳村，人们对这种纸票的炒作已至癫狂。

在温州，这种“指标”交易已被地方政府密切关注。此前，温州瑞安的“红证”一度经历整顿，乐清市政府也曾召集公安、国土、规划、工商、房管等相关部门，打击整治“平方票”炒风，加大对非法买卖的查处力度。

不过，炒作之风最近又暗暗兴起。“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出口。”浙江一名金融监管人士称。

而与此同时，民间资金却又出现了惜贷行为。

温州有个著名的咖啡馆叫OPPO。记者在当地采访一周时间，晚上到访OPPO共三趟。每一次，在迷蒙的灯光下，十之八九的顾客都在高声谈论高利贷，而且一开口就是几百万。

其实，温州的民间资金很难在当地逗留。曾经以制造业著称的温州，如今也已名存实亡。

记者从《2010年温州市金融形势分析报告》中发现，这种资本脱媒状态已经进入当地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视野之中。

“危机以来，大规模信贷投放的滞后效应推动了资产价格和通胀预期的不断攀升，导致企业实业投资意愿下降，社会资金脱离实体经济的套利、逐利活动明显上升。”温州一名参与调查的金融监管人士分析认为。

在此基础上，温州区域内大规模资金投向私募基金、股权、房地产等领域。

温州金融监管机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温州至少已经形成7个有实体企业背景的房地产公司，每家公司的资金规模不下30亿。

“民间借贷的用途，已由以前主要用于临时资金周转，逐步向投资获利转变。”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研究员刘守谦分析认为。

而与此同时，温州部分地区“拉闸限电”，也更进一步导致大量资金闲置。比如，由于“限电”，永嘉瓯北一企业主不得不将企业停产，300多名工人放假回乡，至今未恢复生产。

类似情况不在少数。

无疑，这些原本准备用于生产经营的大量资金，因此成为“闲资”，等待投机获利也便理所应当。

这种投机情绪，可以从温州人行中心支行的一份调查报告上得到佐证。

去年第四季度，该中心支行对银行储户展开的一份“您认为最合算的投资”调查显示，区域内民间借贷市场，已逐渐从弥补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不足的补充性作用为主，过渡到聚集闲散资金进行各式投资为主。

于是，各式各样的投资俱乐部遍布温州。“温州其实成了一个民间资金的集散中心。”多位创投界人士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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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脸谱：资金价格飙涨

存准率不断上调，为借贷商们带来的不仅是客源，还有居高不下的利息。

3月下旬的一天，在温州市区新城一家寄售行，记者尝试着欲将一辆“别克”私家车寄售，但遭拒绝了。店主称，汽车典当，现在起码是“保时捷”，否则基本不做。

而在一年前，记者以同一辆别克车向同一家寄售行咨询，店主告之，寄售业务只需典当人身份证和汽车行驶证即可。借条上填写的只有款额、借期、抵押物的名称、借款人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等。但利息一项不予填写，而是直接从本金中扣除。比如，借1万元钱，扣除10天的利息500元，实际拿到9500元；如果10天后续借，就必须交500元利息。逾期不办理交纳利息手续，抵押物品就会被卖掉。

同一家寄售行，同一辆汽车，一年前后的遭遇差距如此大。对此，店主称，现在资金价格波动较大，筹钱难了，投资欲望又很强烈，“利息起码上涨了20%”。

“借钱怕风险，存钱怕贬值。”这种情绪助推了民间借贷资金价格的飙升，在浙江丽水、义乌、宁波、萧山等地表现得尤为明显。

根据人行温州中心支行关于民间利率走势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1月，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综合利率23.01%，其中融资中介市场（典当、担保、小额贷款公司等）的借贷利率达到37.33%，比年初上升0.86个百分点。

可以说，在温州，全城皆是高利贷。而义乌的民间资本也有着与温州一样的“脸谱”。

义乌的滨江路上，至少有10家以上的寄售行。刘先生经营一家寄售行已有6年。

对他来说，央行这一波从紧的货币政策简直就是“春风化雨”。他认为，民间借贷前两年是低谷，由于货币“超发”，资金价格一直走下坡路，他甚至做过比银行基准利率还低的借贷业务。

今年算是让他松了口气。“人们越从银行贷不到款，我们越开心。因为走民间借贷渠道的人肯定会增加。”

存款准备金率的不断上调，为借贷商们带来的不仅是客源，还有居高不下的利息。

记者随机拨打了两家抵押寄售商的电话，以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希望贷款50万，并承诺半年之内还清。而对方给出的回答是：“实物抵押且利息不低于5分（每月5%的利息），爱贷不贷，没得商量。”

“按现在的行情，月息5分不算高，一些急需钱的人找上门来，2毛日息的借贷都很好做。”某老板告诉记者。

在此背景下，义乌民间借贷的月息也已涨到一毛五，不是熟人介绍还借不到钱。

一个恶性循环是，很多拥有闲钱的人，资金出借的意愿暴跌：高利出借则担心有去无回，反之又心有不甘，怕所收的利息跑不过CPI。

结果是，出借者亏钱，借钱者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