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中国人而言，雷锋和包青天可谓最熟悉的两个名字。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大公无私、利他主义，这通过焦裕禄、孔繁森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楷模而不断延伸。包青天虽是历史人物，但因为寄托了公众对腐败的憎恨和伸张正义的渴望而从不过时，有关包公断案的戏曲、电视剧经久不衰。这两个历史人物都与当下的经济改革密切相关。
 
 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到1992年，我们承认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利用了人自私本性去为社会创造价值，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双赢。乔布斯为消费者设计出令人赞叹的iPhone和iPad，并不需要雷锋精神，因为乔布斯从自身努力中可以获得巨大财富回报。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主要职能就是创新和承担风险，而财富则是对创新和承担风险的回报。
 
 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是有条件的：公平的游戏规则。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决定竞争结果的是每个人的努力程度、机遇、创新能力、承担风险能力等因素。换言之，每个人都“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因此，尽管结果不平等，但大家都能接受。比尔·盖茨、巴菲特这样的世界首富不仅不会令人嫉恨，反倒成为激励普通人去追求合法财富的榜样。
 
 而一旦失去机会公平，就可能出现“坏的市场经济”：权力之手不断干预经济活动，以攫取不义之财。吴敬琏先生说，“我们搞市场经济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经过这么多年，我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我改变了这点天真的想法。”
 
 会导致“坏的市场经济”的问题主要有两点，都与政府有关。首先，政府掌握太多资源。现阶段，我国政府对资源的掌控主要通过以下渠道：一是国有企业，特别是电信、石油、铁路、航空、金融、电力等垄断性央企；二是土地资源，卖地收入对不少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税收；三是财政支出，四是审批权。
 
 政府掌握过多资源害处很明显。首先，大量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耗费社会资源，诱发官员腐败愈演愈烈。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那样，“之所以出现‘一把手’滥用职权、渎职侵权这类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政府和主要领导人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约束。”此外，央企的垄断更是直接降低了竞争效率、提高了电信、电力、石油等物价水平，降低了公众福利水平。
 
 其次，司法系统在人事、财务上都不独立于政府部门，难以有效制约政府部门的行为。这导致了公权力屡屡侵犯私权利的严重问题。这在近几年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拆迁运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与公权力相比，私权利是弱小的，因此司法的有效保护就显得特别重要。在拆迁中，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法院可以判决实施强拆。但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就非常重要了。
 
 因此，在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制度设计非常关键。正如邓小平所说，“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要设计出好的制度，必须假定人都是靠不住的，这样的制度才会漏洞最少。相反，如果认为每个人都是雷锋，那设计出的制度一定是漏洞百出的。美国在制定宪法的费城会议上，核心的理念就是“防官如防贼”，不是不信任官员，而是为了保护官员，使得每个人都没有滥权的空间。
 
 另外，要超越对贪官的道德谴责。应该说，我们对官员廉洁的教育已做到了极致，但结果呢？中山市前市长李启红、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等一边高喊廉政反贪口号，一边大肆贪腐，绝非孤案。更有甚者，湖南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更把反贪权力当成了贪污的工具。曾锦春在被执行死刑前说：“我现在彻底想通了，权力大也害死人，我就被权力害死了。”从这些贪腐官员的坠落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给予了官员们巨大的且不受制约的权力，也就相当于纵容他们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目前，腐败案例触目惊心，从上海外高桥（600648）保税区的一个处长（拥有29套房产）到铁道部长刘志军，金额越来越惊人。首都机场连续两任董事长、河南交通厅连续四任厅长落马，更告诉我们，腐败绝不能简单归结为个别官员道德水平问题。确实，这些落马官员道德很低下，但如果我们一味归咎于道德问题，就失去了进行体制反思与改良的机会，悲剧只会一再重复。
 
 包青天是可敬的，因为他的令人称颂的道德力量和不畏权势的勇气。但是以包青天一己之力，难以撼动腐败的官僚集体。包青天的存在，也使得国民长期沉迷于对清官的期盼和寄托，而不去思考如何建设可靠的反贪体制。
 
 黄仁宇先生在名著《万历十五年》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以道德代替法治，是两千多年来一切问题的症结。因此，我们对雷锋和包青天可以敬仰，但在现实中则应去思考如何建立超越个人的有效体制。
 
 走出对雷锋和包青天的寄托，才能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才能摆脱过去的历史周期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