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哪个时期:狄更斯的中国历程

狄更斯的中国历程

赵武平 文汇报2012-02-15第十一版

　　2月7日，于英国文学的爱读者来言，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二百年前的这一天，查尔斯·狄更斯在英格兰南部朴次茅斯诞生。在同时代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眼里，以15部小说赢得无数读者的狄更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受大众欢迎的小说家。也许他也是所有时代最受大众欢迎的英国小说家”。莫洛亚也记录了时代的见证：狄更斯1870年逝世时，消息传遍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的每一个有儿童的人家；据说有一个小孩子曾经问道：“狄更斯先生死了吗，那么圣诞老人是不是也要死掉呢？”

　　狄更斯的名声，如同莫洛亚所说，“至今依然差不多一点也没有动摇”；他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五卷）。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他也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英国小说家。他在中国的历程，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林纾和魏易联袂翻译的狄更斯小说。两年里，林纾翻译了狄更斯5部长篇小说——《滑稽外史》（《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块肉余生述》（《大卫·科波菲尔》）《贼史》（《奥立弗·退斯特》）和《冰雪姻缘》（《董贝父子》）。翻译“西士文字”四十年的林纾，对狄更斯评价最高。他说，“其间有高厉者，清虚者，绵婉者，雄伟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归本于性情之正，彰瘅之严，此万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而独未若却而司·迭更司文字之奇特”；而且还把狄更斯的叙事，同《史记》笔法相比拟：“余尝谓古文中序事，惟序家常平淡之事为最难著笔……今迭更司则专意为家常之言，而又专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用意著笔为尤难。”而他在《块肉余生述》译序中，更表明了他翻译狄更斯的深意所在：“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不负矣。”那时距狄更斯辞世尚不足四十年，但林译狄更斯小说，已经在中国引起极大反响。

　　1924年11月，林纾逝世的时候，郑振铎对其翻译成就，给了中肯的评价。他在《林琴南先生》中说，“中国数年之前的大部分译者，都不甚信实，尤其是所谓上海的翻译家；他们翻译一部作品，连作者的姓名都不注出，有时且任意改换原书中的人名地名，而变为他们所自著的；有的人虽然知道注明作者，然其删改原文之处，实较林先生大胆万倍。林先生处在这种风味之中，毫不沾染他们的恶习，即译一极无名的作品，也要把作家之名列出，对于书中的人名地名，也绝不改动一音。——这种忠实译者，是当时极不易寻见的。”

　　其实，不光作为“忠实”的译者，林纾独具风格；他之外的狄更斯译者，那时也几乎凤毛麟角。据国立编译馆《英国小说发展史》记载，截止到1935年12月，总共翻译出版了7部狄更斯小说。除了林译小说，此外就是伍光建译的《劳苦世界》（《艰难时世》）和《二京记》（《双城记》）。它们的译著并不完整，都对原著作了大量删节（张谷若上世纪80年代翻译的《大卫·考坡菲》译文达八十万字，而林纾的《块肉余生述》却只有三十万字）。

　　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钱锺书还是对林译小说情有独钟。1979年2月，他著文《林纾的翻译》，说“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也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司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

　　第一次以“选集”方式出版狄更斯，或者说完整翻译狄更斯，直到四十年代中期，在左翼进步文学家和出版家的推动下，才得以相继实现。1945年，吴朗西和巴金共同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迭更司选集》，收录了许天虹翻译的《双城记》、《大卫·高柏菲尔自述》（他译的《匹克维克遗稿》，同年由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印行），以及他翻译的莫洛亚《迭更司评传》。1947年，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外围出版机构骆驼书店，也出了一套《迭更司选集》，其中有蒋天佐翻译的《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尔》、罗稷南翻译的《双城记》和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此外，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也得到进一步介绍，也出现了邹绿芷翻译的《黄昏的故事》（自强出版社，1944）和《炉边蟋蟀》（通惠印书馆，1947）、方敬翻译的《圣诞欢歌》（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和陈原翻译的《人生的战斗》（国际文化服务社，1945）。这个时期的译者不仅是严谨的外国文学翻译家，而且同时从事进步的文化事业。他们翻译狄更斯的时候，受到了苏联学界的极大影响，比较认同批评家A.亚尼克斯德对狄更斯的评价：“在这社会主义社会中，正在建设一种迭更司只能加以想象的生活。许多他反对的罪恶已在这儿消灭了，其余的也在迅速地逐渐消减灭。这位伟大的写实主义者的作品，使我们的读者回想到了过去的情形，——记忆着这些情形，才能更坚定地建设现在和未来。”

　　从五十年代初期到“文革”前夕，尽管极左思想意识形态限制了外国文学的介绍，但因为马克思把狄更斯归于“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说“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间，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马克思《英国资产阶级》），这使得狄更斯能够名列少数继续在中国出版的欧美作家。一批专业英国文学研究者，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人民压榨和剥削的立场出发，先后出版了很多优秀的译本，其中包括汪倜然翻译的《圣诞欢歌》（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全增嘏、胡文淑合译的《艰难时世》（新文艺出版社，1957）；熊友榛翻译的《雾都孤儿》（《奥列弗·退斯特》）、高殿森翻译的《着魔的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和张谷若翻译的《游美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

　　新时期以后，狄更斯翻译研究得到更多重视。不到十年时间，除了蒋天佐、罗稷南、董秋斯和张谷若等人的旧译本重获新生，那些从来没有介绍过的狄更斯作品也有了翻译，一些名作还得到严谨的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陆续推出了王科一翻译的《远大前程》（1979），黄邦杰翻译的《荒凉山庄》，张谷若翻译的《大卫·考坡菲》（1982），叶维之翻译的《马丁·瞿述伟》（1983）、荣如德翻译的《奥立弗·退斯特》、智量翻译的《我们共同的朋友》（1986）和项星耀翻译的《德鲁德疑案》（1986），也成为1992年版《狄更斯文集》的主要组成部分。后来，又新增了张玲、张扬合译的《双城记》，金绍禹翻译的《小杜丽》，陈漪、西海合译的短篇小说集《博兹特写集》，许君远翻译的《老古玩店》，祝庆英翻译的《董贝父子》，杜南星、徐文奇合译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高殿森、程海波、高清正合译的《巴纳比·鲁吉》和项星耀翻译的《中短篇小说集》，在1998年编为19卷权威而完备的全新精装版《狄更斯文集》。

　　从1907年到1998年，狄更斯在中国曲折的翻译历程，基本上可以说画上了完满的句号。在纪念狄更斯诞辰二百年的时刻，一百年来在狄更斯译介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前辈翻译家，应该得到铭记和感谢。正是他们的薪火相传和埋头苦干，狄更斯这位在其生活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良知的代言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五卷），在中国得到了持续的传播，使世代读者不断认识到，他不仅是F.R.利维斯所说的一个“娱乐大师的天才”，而且更是桑塔亚那所说的“人类从未有过的最好的朋友之一”。

　　2012年2月7日凌晨，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