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奏欢乐的歌曲:邢小群：草原归去来——李大同口述（一）

邢小群：草原归去来——李大同口述（一）

　　本文选自《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李大同口述，采写：邢小群，编辑：丁东，主编：米鹤都。编者授权共识网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李大同，祖籍陕西，1952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原《冰点》周刊的掌门人。文革前为北京第26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文革初期参加过红卫兵，因对当时的运动不理解提出十个问题，被列入团中央的《内参》上报。1968年底，和其他一些“黑帮”子弟独自前往内蒙插队。在10年的插队期间，蒙语一流，担任过大队会计和负责人，甚至荣获了那达慕大会的赛马冠军，深深博得蒙族牧民的喜爱。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先后任驻内蒙古记者，学校教育部、科学部主任、高级记者。1995年在报内创立《冰点》时评栏目，翌年起成为报内之品牌栏目。1996年《冰点》被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专栏”，后遭改组。

　　我的家庭

　　我家祖籍是陕西，李姓发源于甘肃陇西，先祖也可能是胡人。听家里一幺姑婆说，我们家见过的家谱可上溯到明朝末年。那时祖上在陕西带兵，明朝衰亡后，就开始迁徙。乾隆年间进入重庆，就再没有动过。

　　我爷爷是资本家、开明士绅。李家房子很大，两层楼，有抽水马桶，曾是地下党的联络处。本来，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我的祖父和继祖母还指望着这房子过日子，当时每月租金收入200余元，可维持体面的生活。1956年以后让政府收为“经租房”，就不够生活了，每月父亲要补贴祖父。结果，租着租着房子没有了，无偿剥夺了吧。现在，祖宅地段是重庆的“王府井”，黄金地段。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父亲他们兄弟姐妹的路子是按部就班安排好的——重庆小学，成都中学，北京汇文高中（那时是全英语教学），然后上大学或去美国留学，都当了教授。我爷爷曾说，他的义务是让儿女都大学毕业，然后就不管了。6个孩子当中，只有我父亲一个早早参加了革命。

　　父亲原名叫李春禔，参加革命后改成黄天祥。解放后，我们子女又改回祖姓。父亲算是小知识分子，初中毕业。他1936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在重庆的外围组织——民主救国会，比三八式干部早一点参加民主革命吧。去延安前，他在成都上中学。父亲这代人是有理想的，他是从西安步行到的延安。很多同伴要坐大车去，他说，我不能坐车，我要锤炼意志。我父亲是1938年初到延安的，到了延安先是在陕北公学，后去中央党校。他们那一代人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抗日救亡。当时的知识青年精英，一部分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一部分人参加了共产党军队，其实都是为了抗战，打日本鬼子。在给父亲七十岁祝寿的家宴上，我问过他一个问题，“你这一生哪一段过得最有价值？”他回答说：“抗日战争。”

　　父亲到延安三四个月后，就被派往敌后，到内蒙古大青山一带打游击。1944年，他是中共绥西地委敌工科长、武川县委书记。一次遭遇鬼子包围，他宁死不当俘虏，跳了崖，悬崖有20多丈高。他命大，正好跳到老乡的柴草垛上。但从大腿根到臀部的连接处摔断了，后来评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

　　老乡看见是县委书记，赶紧把他抬到山洞里。腿后来接好了，但也瘸了，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半寸左右。后来把他转移到山西养伤，办干校。他在当地很有影响，在内蒙的关系也很广，后来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干部乌兰夫、奎璧、克力更等，当时他们都在一块儿。文革中，父亲还对乌兰夫是否存在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做出了否定性的关键证明。

　　1943年，父亲参加了在山西偏关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差不多被整了一年。就因为他是小知识分子，是城市人，是从白区到延安的嘛，就要怀疑你。延安也发过来被迫“揭发”出来的材料。他结果被整成了托派。这把我父亲气死了：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怎么倒成了托派了！他那时年轻气盛，差点把眼睛都气瞎了，后来用针灸治了很久。那时，父亲气得半死，说我要退党！后来毛泽东在延安脱帽道歉，一风吹了。而我父亲要退党的那一句气话，却进入了档案。文革时还被翻出来当作罪证。

　　文革前，父亲曾让我们看过一本名叫《大青山》的书，是他的一个老战友写的，说的就是他们打游击那段的事。那时候，条件太艰苦了，连鞋子都没有，把藤条捆在脚上，晚上就钻进树叶堆里睡觉。处决汉奸都舍不得用子弹，用石头砸。八路军大青山支队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往延安运鸦片，用骡队往延安送。内蒙有种大烟的传统，就在河套地区。这件事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你们为延安送来了黑金子。

　　内战胜利后，父亲南下回到四川，参加接管川北。当时四川有四个行政公署：川西，川南，川东，川北。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公署主任是胡耀邦，我父亲是川北行政公署研究室主任，大概就是搞政策研究，笔杆子嘛。我父母结婚是在川北首府南充，耀邦是证婚人。父亲和耀邦关系很密切。耀邦从川北调北京的时候，不许开任何形式的欢送会，只让我父亲一个人去送他。

　　我父亲是1952年被耀邦调到团中央的。耀邦调北京原来不是要去团中央，而是要去建设部当部长。据说，当时团中央的领导年龄偏大，他们给毛泽东报了三个团中央第一书记人选：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三人都是长征时的红小鬼。毛圈了胡耀邦。耀邦知道了很不高兴，他不喜欢干团中央。当时团中央还有廖承志、冯文彬等老人嘛。冯文彬是带着他参加长征的人哪！但是还得去。让耀邦去，就是重组团中央。他去了，廖承志、冯文彬他们就调走了。耀邦重组的方式，就是把各大区的团委书记调到团中央来。另外，就是个别他熟悉信任的干部。他一个电报打给了我父亲：“你快来！”那时也逗，也没有什么中央组织部调令啊，耀邦一个电报，就把我父母调到了北京。当时我刚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重庆的爷爷家。

　　1954年，我都两岁了，母亲才到重庆把我接回来。那时我都不认她，我是奶妈的奶喂大的。到了北京，就在团中央的大院里长大。这时，团中央的大院已经起来了，在北京的中心正义路3号。五十年代，那里很幽静，有很长的街心花园，路口两端都有站岗的。

　　我父亲到北京先是在团中央办公厅，后来是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中国青年报》的反右，就是我父亲坐镇。中国青年报当时也打了不少右派，为了保总编辑张黎群和副总编辑陈模，要牺牲一些人，也不可能完全实事求是。张黎群说话冒了，说“党报是传声筒”，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让邓小平注意上了。亏了毛的大秘书、他的好朋友田家英为他说话，团中央耀邦这边又力保他，才没有把他打成“右派”，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被撤消了团中央常委和《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职务，发配到了大西南。陈模是小八路，团中央也想保，怎么保？他当过彭真的秘书，就想让彭真出面说一句话。结果，不向彭真汇报还好，一汇报，彭真说：“陈模不是右派，还有谁是右派？”这下铁板钉钉了。

　　中青报是反右重灾区，远远超过百分之五。总编辑和部门主任一级进去好几个，包括著名右派刘宾雁等。我父亲和张黎群都是四川人，也都去过延安，但并不熟悉。这次反右派，两人角色相反，反倒惺惺相惜，彼此欣赏、尊重对方的人格，从此成为终生的“铁哥们儿”。我们后辈听起来，感到还真是一段佳话。

　　少年时代

　　小学我上的是北京东交民巷小学。这个学校就在台基厂，几乎算是干部子弟小学。学校被北京市委、市人委、团中央、公安部、高法、高检、国防科工委、外贸部、元帅府等大院包围着。除了机关勤杂工的孩子，基本都是干部子弟，贺龙、罗荣桓的女儿都上过这所小学。

　　我中学是在26中，是个男校，就是以前的汇文中学。我在小学始终是双百生，两门100分，上四中应该没问题。我上汇文中学时因为有个契机：团中央宣传部有个副部长的夫人，是汇文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她那年就动员团中央大院里的干部子弟，凡是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都去汇文，结果那一届，院里孩子基本都上了汇文。汇文当时也不错，是北京十所重点中学之一，历史悠久，1871年由美国教会建校，是毛泽东选集里提到的惟一一所中学；设备一流，校园也大，可以寄宿。报考时，我先去参观了一趟四中，觉得它太寒酸，就一个破烂的二层小楼，不能住宿，离家也远。而汇文中学呢，有很气派的五层教学大楼；还有五层的宿舍楼，是可以全住宿的中学；是北京唯一有正规网球场的中学；还有十万册藏书；有母腹中胎儿从一个月到十个月的真实标本，是当时北京设施最好的中学。骑车上学只需要15分钟。当时我们上生物解剖课一人一只兔子，别的学校哪有这个条件？有钱呀！

　　后来想想，当时学校对干部子弟在态度上还是有倾斜的。我记得，开学典礼第一天，入学仪式大会之后，校团委书记就点名把我们一些新生留下来，对我们说：你们是国家将来要依靠的力量。他们大概从档案中已经摸清我们的家庭背景，就是说，学校在政治上把我们当子弟对待。团委书记当场要求我们马上就写入团申请书。当时十五岁才能入团，我才十二岁，还早着呢。我记得初二时发生过一件事：上语文课时，我看小说，语文老师就拿粉笔头拽我，我哪儿受得了这个，拾起粉笔头就拽她。老师气哭了，跑出去告状。我被教导主任叫到办公室，我以为要狠批我一顿，结果没有一句批评。他说：“大同，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将来国家要依靠的对象。老师有错误，你们要耐心帮助老师……”听了这话，我很意外，但并不太理解其中的含义，因为确实知道自己有错。当时，很多干部子弟的家教和革命传统教育甚严。我弟弟上小学时，先被送进育才小学，这是纯正的高干子弟学校，我父亲知道后，立即让转到东交民巷小学，说整天和干部子弟混在一起没什么好处。“不许有任何优越感”，是父母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我实际上也从来没有产生过比别人“高一头”的意识。仅仅是从学校对待你和别的同学的态度上，会感到自己和别人有些不一样。那时高干有什么特权？除了工资高一些，三年困难时期有一点“特供”（几斤豆子、几两油什么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嘛！

　　我是家里老大，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没穿破的衣服是要往下传的。有了新衣服总恨不能洗白了再穿，生怕穿得光鲜了，让人笑话为“资产阶级作风”。那时候是什么社会政治氛围啊！我有一段时间中午带饭在学校吃，就是带个红烧肉，班里同学都跳着脚喊“资本家、资本家”，气得我再也不在学校吃饭了。干部家庭要说有特权，主要是信息特权。

　　当然，我们生活要比一般家庭好得多。我在三年困难（大饥荒）时期，没有饥饿的印象。我听一个也是干部子弟的朋友说，当时他到别人家去玩，脚不由自主地就往人家厨房走去。看到人家有一小碗腌好的生肉，那家人中午要打打牙祭，他想都没想，就往嘴里放，嚼都没嚼，就往下咽，差点没被噎死。饿成那个样子！我没有这种体验。我问我母亲，怎么我对饥饿没有一点印象？她说，你们怎么能有印象？当时咱们家每月工资都吃光，保证你们的营养。你们牛奶都没有断，没有牛奶，就买炼乳罐头。

　　我们不仅没有饥饿过，而且没有觉得生活水平降低过。当时，依父母的收入，只有三个孩子，生活算是很好的了，星期天甚至还经常去北京饭店的“谭家菜”打牙祭，就是解馋。记得母亲经常让保姆买一口袋青蛙回来，五分钱一只，给我们做田鸡肉，作为补充。当时家家都养鸡，靠这个吃鸡蛋；机关还分给每家一小块地，种菜解决副食什么的。记得我们家的菜地主要种辣椒。

　　如果说有特权，那就是信息特权。我父亲是搞宣传工作的，各个出版社，经常送来本社新出书目、书籍的内容梗概，我父亲要做的就是打勾，打过勾的书，过两天出版社就会盖着赠阅的章送来。其中包括大量的所谓“封资修”的书、内部书、灰皮书。那时我还体会不到这些书的价值，文革中才知道这些东西是宝贝。小时候喜欢看的是中国小说，什么《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啊！有一次在书架上找书时，我父亲指着《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问我：你们为什么不爱看这些书呢？这是很好的书呀！我说没有意思！那会儿还没有开蒙呢！那些灰不溜秋的政治书，更别说了。

　　相关阅读：

　　邢小群：草原归去来——李大同口述（二）

　　邢小群：草原归去来——李大同口述（三）

　　邢小群：草原归去来——李大同口述（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