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河福瑞达发动机价格:在洋人与官府的夹缝之间

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成千上万的买办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兴办了大量事业。他们的力量让朝廷瞩目，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更是依之为股肱，真可谓富埒王侯、交通公卿。他们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生态，也带来了一场商业革命，现代文明通过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如同海浪一般地渗入了帝国的陆地。而他们自己却无法改变自己卑微的命运，更没有能借现代文明的大势把自己送上权力的巅峰,改造这个古老的帝国。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由广州的十三行垄断经营的。到中国来做生意的外商非但不能直接进入中国市场，甚至连雇佣中国人都很困难。由于难以忍受潜在中国市场的诱惑，冒险商人们策动两个帝国打了一场小小的战争。

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此后，洋人可以在通商口岸自由雇佣中国商人，为其收购中国的产品，推销洋货，这些商人就是所谓的买办。

买办的出身：谄媚与对抗

在鸦片战争以前，十三行垄断中外贸易期间就有买办存在，他们的职能、地位虽然和后来的买办有很大差异，但两者之间却有很深的渊源，后来的买办在精神上和血缘上都是十三行买办的后裔。公行里的首领是半官半商的官商，之下是通事，通事的业务主要是向外商宣示政府法令、为外商书写禀帖、通关报税、领取船舶出入许可证乃至装货、卸货、检验货物、招雇舶船及搬运工人等等。买办的地位在通事以下，不过是为外商服役的仆役头目。在当时，他们的地位要比通常中国人的仆役还低贱，因为他们的主人是“夷”，而通事的地位则更接近于为清政府工作的官员。

买办大多出自广东香山县，比如徐润、郑观应、唐廷枢等。据统计，在19世纪40至50年代，中西贸易掮客、通事、买办中的广东人甚至达到了2/3的惊人比例。因为接近澳门和香港，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香山与澳门之间已经有了长达300年的文化交流，很多香山的家族已经与洋人有了好几代的接触。一些香山人因为祖上贫贱，受惠于洋人的教会，如容闳的父亲，或者受雇于洋人的公司，如唐廷枢的父亲，在这些香山人眼中，早就对洋人失去了恐惧感和神秘感，与洋人合作做事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绝对的特例。

鸦片战争没有打断洋人和香山人的情谊，只是双方的主客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买办的卑贱地位却没有改变。即便到了19世纪80、90年代，做买办是发财致富的终南捷径已经为人所共知，但从事买办的大多还只是以下三类人：一、自己本来就是商人；二、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出路而投身于洋教之中的，受过教会学校的一些简单教育；三、也有的是从做洋行的仆役跟班开始，逐步被提升起来。吴懋鼎是汇丰银行赶马车的，吴健璋早年在广州卖鸡为业，贝润生是瑞康颜料号的学徒，孔祥熙小时候得病无钱医治，被教会医院收留治愈，从此入教。这些贩夫走卒后来都成为名动一时的大买办。

买办虽然收入很高，但稍微有些地位或者受过正经教育的人都不愿意做，其中的原因何在？做过4年买办的容闳一语道破天机，他说“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也”。1850年代，伯德孚洋行请到了“弃儒从商”的秀才丁建昌做他们的买办，简直把他当作活宝贝，只要求他“每天在行中呆一个钟头就可以”，当然，他们看中的是作为秀才的丁建昌潜在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力。1860年代，琼记洋行看中了一个叫唐能的商人做他们的买办，因为唐能有本事“和北方人交朋友”，其他的买办都是“不能露脸的小角色”。像沈宝祯的孙子，北京大学的讲师沈昆三在1922年担任英美烟公司的买办，红极一时。从外商对这些有头脸的买办的谄媚中，就可以知道这些稍有身份的人肯做买办是多么罕见的事情。

出身卑微并不代表能力低下，如同不识字的杨秀清能井井有条地管理半壁江山一样，这些“不能露脸的小角色”很快就让“拥厚资，居奇货，志高气豪”的外商感到竞争的压迫。江海关税务司1864年报告说，“难以应付的对手已在中国人中出现，他们将进口洋货从上海运至汉口，由于他们无须维持昂贵的机构，在那里他们就能以比外商低的价格出售。”在很短的时间里，买办凭借洋人的特权和自己过人的精明，在骤然打开的国际贸易市场上暴发起来了。汇丰银行的买办王槐山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赚了近百万两银子，除投资于外商股票及在上海设立钱庄、当铺外，在原籍购买数千亩土地。贝润生在上海拥有各类房屋达1000幢，房产面积16余万平方米，土地面积约150亩，苏州名园狮子林也曾经是他的个人产业。据估计，从1840年到1894年间中国买办仅鸦片贸易的收入就高达9700万两银子。

买办们有了钱，但没有权力，既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改变别人的命运。买办的卑微地位并没有因暴富而有所改善，他们依然在中国的主流社会里没有地位，这成为买办们心中最大的遗憾。这也就是买办们发达以后个个都热衷于捐个功名的原因。

买办们从对外商的依附中得到了大笔财富，但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仍然被边缘化，甚至被人鱼肉，如郑观应所见：“中国不乏聪明材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于是买办们只能更加彻底地依附于洋商，因为离开洋商的支持，他们的风光立刻就会烟消云散。1871年上海一度谣传怡和不久闭歇，唐廷枢买办职位难保的消息，因之他所开设的三家钱庄在债主的压力下终于遭到清算的结局。

因此，除了谄媚洋商买办也没有什么别的出路了，这种谄媚的姿态与他们的经济能量和财富规模并没有多大关联。唐廷枢1868年给怡和洋行老板的信中写到：“我总是力图做一些事，希望能够荣幸地对您的洋行做出一点贡献，但是一直没有成功。我迫切地希望将来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您完全可以信赖，只要我有为您服务的荣幸，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照看你的生意。我可以说，自从我给您当差以来，也许做了一些错事，但是，我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贪污盗窃行为，像大多数中国佣人一样。”就在唐廷枢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是公正、北清和华海三家外资公司的股东，而且是公司董事、华股领袖和发言人。

不过，对于像买办这种靠自己的双手而非先人的荫庇得来财富和地位的人来说，谄媚别人无疑是一种痛苦的经历。这一点，连洋人也明确地意识到了，“华商渴望自有轮船，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某些挂外国旗的江海轮船，几乎全系华商所有。”作为一个有爱国志向的买办郑观应记录了这种不得已的心情,“遇商务讼案，华欠洋商，则领事任意要索不止，累及身家。洋欠华商，则领事每多偏视。于是华商或附洋行股份，坐沾余利，或雇无赖以为护符。”所以在近代中国，买办最早强烈主张与洋人商战，这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买办大多没有什么论著，只有“硕学买办”郑观应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就可以概括为一部研究与洋人商战的兵法著作。他清醒地意识到：“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

官商之间：依附与叛逆

买办商人，在现实的生意场上，都希望和结交达官贵人，他们在腐烂的政治环境中左右逢源，翻云覆雨。由于“钱能通神”的格言屡试不爽，他们无所忌惮地收买官员，攫取财富。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财富没有法律保证（甚至连道德保证都没有），因此他们大多有依附于某一个官僚，依附于腐败政治的倾向。德商礼和洋行的买办王铭槐为了兜售军火，和山东巡抚孙宝琦拜了把子，又认孙宝琦的父亲户部侍郎孙诒经为干爹。此外，他还同度支部侍郎程瑶圃、盛京将军衙门营务处总办张锡銮、奉系军阀张作霖、杨宇霆关系密切，通过这些关系，他推销了大批军火，可以想象这些关系都需要金钱来维持和润滑。

不光在商业领域如此，即便是投资于新式企业，买办也难逃对官员的依赖。这是因为中国早期工业化中，大型的新式企业如轮船、采矿、电报、组织等，如果没有地方大吏的保护和扶持是建立不起来的。没有一个官方的保护人将难以筹措到大额的股金（得不到商人的信任），在传统的社会中，也得不到能与外国资本和旧式企业竞争的特权，躲避不了来自官方的勒索，以及言官的纠弹和顽固派的反对。托庇于官僚，自然也就难免来自官场的骚扰和腐蚀，由于各督抚都把这些企业作为自己的私人势力范围，所以新式企业成为督抚安插亲信的肥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总是带有严重的衙门气息。企业中贿赂公行，任人唯亲，冗员泛滥，毫无进取精神。正所谓“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依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

买办们虽然大多会依附于某一个官僚，以及官僚政治，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利用这些官僚作为获取财富的工具，规避政府对商人的巨大伤害能力。他们并不认可，也不敬重官僚。他们鄙视朝廷的贪婪和无能，痛恨政府的税收、海关政策歧视他们，他们也因为朝廷没有提供足够的财富保护和经济秩序而抱怨。

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朝野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于是中国的工业化，一方面，经济中有活力的部分在疯狂增长，而这一部分力量游离于政府之外，对政府怀抱着深深的敌意，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投身于反抗政府的事业。从戊戌变法到孙中山革命，背后都有许多大商人的鼎力支持。辛亥革命的时候，买办有很大势力的上海总商会还组织军队协助革命军攻打江南制造总局。而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也日益困难，他们越来越依靠于外债和新式企业，就连曾国藩东征的军费也要依靠于买办在上海的金融势力，曾大帅写信给买办官僚吴煦说“东征饷需”，“非得尊处赶紧接济，断难启动行前进”，就是这个吴煦，为洋务派官僚“以一隅之地，每年筹饷至二三百万”。李鸿章为了维持北洋的事业，也和许多买办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事实上到了晚清，清廷的财政更多是建立在新式商人身上，他的生命掌握在一群时刻准备背叛他的人手中。

买办的能量巨大，在政治上却黯然无声。他们如同弃儿一般疯狂地成长，却没有受到恰当的扶养、教育，虽然一时强壮，但没有健全的心智；他们如同没有祖国的犹太人，到处遭遇白眼、嫉妒，只有依靠“奸猾”的本性与敌意的世界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