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洲东豪园林海鲜酒家:谈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问题（原创）

谈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问题（原创）

東泰山人

（2000年4月）

一、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

1、人总是要有一定的精神的

理想信念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内在需求和特有的现象。我们都知道，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够思维，有精神生活的追求。人需要对人生价值的判断和追求，需要有人生的目标。也就是说，理想信念是人安身立命和精神寄托之本。一个人确立正确的、科学的信仰、理想、信念，就有了精神支柱，对事业、对生活就会有明确的目标和奋斗的动力。反之，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信念，就没有了主心骨，就会缺乏对事业和生活执著追求和奋斗进取的精神力量，也就谈不上焕发自己的潜能、充分实现人生价值、人生理想。可能有人会说，现在生活在市场经济的时代，讲求的是实惠，还讲什么理想信念？有些人没有什么理想信念，不也活得很好吗？对那些说不需要理想信念的人，我们可以问问他：你这一生为啥活着？为什么要来这个世上走一趟？那么他可能会有多种答案：为了吃喝玩乐，人生在世，要对得起自己，要潇洒走一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生的目的就是为金钱，有了钱，就有了幸福，就有了一切；等等。其实他说的这几句话，已经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人生价值取向。只不过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理想信念是及时行乐，是金钱第一，是要把自己的利益、享受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而已。所以，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没有理想信念、没有精神支柱，区别只在于他所形成确立的这种理想信念、精神支柱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是科学的、还是荒谬的，是能够引人积极向上、奋斗进取的，还是引人走向堕落、走向犯罪的而已。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重视立志（即理想信念）。如：“立身天地间，第一是做人”，做人又首推“立志”。北宋的一个大学者、思想家王阳明说：“夫志，气之帅也，水之源也，木之根也，人之命也”。立志，要立什么样的志呢？诸葛亮说：“大丈夫，志当存高远。”什么样的志才是高远呢？中华民族历来强调心怀天下，忧国忧民、救国救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可见，人是要有一定的精神的，这一定的精神就是指要有正确的理想信念。

2、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要有一定的精神的

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要形成、确立起共同的政治信仰、理想和信念。只有这样，它才能把广大党员团结起来，凝聚起来，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否则，就没有战斗力，甚至党将不党。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包括理想信念在内，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否则，这个民族就会成为一盆散沙，就不可能把整个民族的智慧力量凝聚起来，去实现民族的振兴，就会萎缩，甚至走向衰落。一个国家也要有一定精神的，统治阶级通过弘扬其阶级的意志和精神，达到统治的目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当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以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精神来煽动德国人民。今天，美国也用电影“第一滴血”的“兰博”形象来向美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兜售其美国精神。同样，一个企业也是要有一定精神的。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根据本企业的特点提出其企业精神，作为团结企业干部职工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凝聚力，这个企业肯定是没有希望的。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十分宝贵的民族精神，包括天下为公、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穷则思变，变法图强的创新精神；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崇德重义、修身为本的重德精神；等等。我们在当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要继承和弘扬这些民族精神，使社会成员都树立起催人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理想信念。共产党人尤其要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

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坚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因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把它作为精神支柱，是共产党人的特色，也是共产党的优势所在和克敌致胜的法宝。我们想一想，共产党、共产党，离开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还能叫共产党吗？我们这个党，就是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来命名的。我们入党向党旗宣誓之时，就是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宣誓之日。我们党创立之初，只有几十个党员，在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面对白色恐怖，面对统治阶级强大的国家机器的镇压，能够不断发展壮大，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为执政党，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用这一崇高的理想去吸引、团结中华民族的一批精英、优秀分子和热血青年，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能够领导人民从困境中奋起，开辟新的道路，创造新的业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新时期，我们党总结本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又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决心要走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样一个信念又把全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领导人民创造了新的辉煌。

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最重要的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把她确立为全民族的精神支柱。

3、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

我认为可以从下三个方面去探讨，去理解和把握：

第一、这是由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所决定的。邓小平理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她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和丰富。

我们回顾社会主义思想学说的发展历史就很清楚。1516年，英国人莫尔撰写的《乌托邦》一书面世，标志着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至今已经有480多年了。这480多年中，社会主义思想学说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是由空想变为科学，它的主要代表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用它去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从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提出资本主义最终要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同时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条件、社会力量和正确道路。

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找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道路，它的主要代表者是列宁和毛泽东等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回答了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使社会主义思想学说从原来是一种理论、一种社会理想，变为千百万人的现实运动、变为现实的社会制度。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实现了第二次飞跃。

20世纪上半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无一例外，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恰恰相反，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革命以前的俄国、东欧八国、中国等都是这种情况）。这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面临着世界资本主义汪洋大海的包围，面临着比自己在科技、经济、文化方面更为进步、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压力，如何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没有遇到、当然也就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为了解决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为后人的探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们也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三位领导人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回答经济文化基础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新的重大历史课题。

因此，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历史性难题。

在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根据国情特点和时代特征，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因此，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学说正在实现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有些人对此有不同看法，我记得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党中央作出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决定后，我受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到香港讲学，讲课时有人提出，《邓小平文选》都是一些讲话、会议报告等，并没有大部头的理论专著，到底算不算理论？你们共产党别人不说，马克思有《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唯物史观》等一大批理论专著，恩格斯有《自然辩证法》等理论著作，列宁有《帝国主义论》、《哲学笔记》等一批著作，毛泽东也有《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实践论》等一批专著。有趣的是，此人发言刚落，会场上立即有人反驳。他说，以有没有大部头的专著来作为是否理论的衡量标准是十分错误的。他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一派学说、一门理论，恐怕没有人反对吧，古今中外都承认儒家是一大学派、一种理论学说。但这一派学说的开山鼻祖、创始人孔子并没有什么大部头的理论专著。孔子的《论语》共二十篇，其中最长的文章一、二千字，短的只有五、六百字，都是一些言论。而且这部《论语》还不是孔子写的。孔子说他自己是“述而不作”，就是只讲不写。《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学生记录整理孔子的讲话、谈话而成。既然孔子凭一本不是他写的《论语》奠基和创立的儒学可以成为一门学说，一门理论，为什么邓小平的思想学说就不能成为理论呢？

我认为，是不是理论特别是科学理论，主要是看它能不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世界、客观事物，能不能够把握并揭示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规律，能不能够回答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如果能够，就是理论。否则，就算是著作等身也不是理论，成不了一个理论体系。

对于邓小平理论体系，党的十四大报告、十五大报告都有概括，我这里不再重复。如果从邓小平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来看，它主要有三个层次的理论，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第一个层次是它的核心层次，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基点的唯物史观相统一，构成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整个邓小平理论都是从这一核心生发出去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在第一个层次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的基石。马克思主义有两大理论基石，一个是剩余价值理论，一个是唯物史观。整个马克思主义大厦是建立在这两块基石之上的。邓小平理论有三块理论基石，第一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第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第三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第三个层次，就是在第一、第二层次基础上形成的对现实社会实践指导性很强的应用性理论，可概括为“四大支柱”、“两大构想”。“四大支柱”就是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两大构想”：一个是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一个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这三个层次有机联系，形成整体，构筑起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第二、邓小平理论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科学的理论。中国这20多年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建设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在长达20年的周期里，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到10％，而美、英、法、德、日在他们发展最快的周期里，也没有过这样高的速度。亚洲“四小龙”号称后起之秀,发展最快的周期里年均增长为7％、8％,而我们是9％到10％。所以全世界经济学家包括西方的重要传媒，都承认中国这20年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的奇迹和神话。在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中，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中能够岿然不动的只有中国，在这么大的冲击下，不仅人民币坚挺，不贬值，而且经济还在稳步增长，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资深的经济学家、政治家都为此惊叹。

中国这20年的发展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使绝大多数人民受益，而不是少数人得利。当然有先富、后富，有富裕程度不一样的差别，但普遍都比过去富裕了，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质量水平提高了。这2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确实是能够使国家走向富强、人民走向富裕、民族走向振兴、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科学理论。

第三、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什么理论能够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这些年，国内的一些学者，主要是海外的一些学者，也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政治家，曾提出过东方国家搞现代化需要有自己的精神支柱，需要有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认为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东方国家不需要照搬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东方文化传统背景下同样可以走现代化的道路。我认为这种思想主张是对的。但以什么样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作为我们的精神支柱，那就见仁见智，观点多多，有的提出以儒家的思想文化；有的提出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的提出要“全盘西化”，等等。其实，如果儒家的思想文化行，孙中山也就不会提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行，孙中山后来也就不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至于“全盘西化”的主张更加含糊不清，他们主张引进西方的政治思想学说和制度模式，全盘接受欧美的价值观念，仿效欧美三权鼎立、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搞私有化，等等。其实，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模式是多种多样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趋势和共同主题，具有普遍的规律和基本的特征、目标、要求等。如：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科学化、普及国民教育、民主政治与完备的法制，等等。凡是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都必须遵循。然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普遍要求，并没有否定现代化具体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化。各国的基本国情、地理环境、历史传统以及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基础和客观条件不同，因而可以在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特征、要求的基础上，从本国的实际出发，选择合适的模式和道路。其实，即使是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现代化的道路、制度、政体、模式并不一样，并非如西方一些政客和学者所鼓吹的那样，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一条道路，现代化等于西方化。中国国情和现代化起步的基础条件等，决定了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不能照搬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

首先，中国是人口大国，生产力落后而且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如果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搞私有制等，势必造成地区差距加剧和社会群体的贫富悬殊，由此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和动荡，危及现代化的进程。

第二，中国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尤其是全民整体文化素质还较低，缺乏民主传统和民主意识不强等，决定了中国的民主政治有自己的特色，必须循序渐进。不顾国情特点，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三权鼎立、多党政治的模式，只能造成社会的混乱，妨碍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一当务之急。

第三，中国是人均资源贫乏国，不能走西方国家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欧美国家由于缺乏对现代化目标的自觉认识和正确把握，也由于最大限度追求利润的资本本性的驱动，其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是以过度消耗资源，特别是掠夺或以不平等交易手段攫取全球的自然资源作为代价的。美国、西欧人口不足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却消耗了全球已开发资源的三分之二以上。如果世界各国都采取欧美发展模式，那地球将不胜重负。因此，美国、欧洲的现代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中国是人均资源贫乏国，尤其不能仿效这一模式。此外，西方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相当长的时期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片面宣扬科学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结果伴随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人们的精神家园却出现荒芜的现象。相当多的社会成员精神空虚，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走向极端，导致人际关系冷漠和功利化，盲目崇拜金钱，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出现酗酒、吸毒、犯罪等大量社会问题。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取的。因此，我国作为现代化的后起之国，既要努力追赶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学习吸收西方现代化先行国家的成功经验，又不必跟在后面亦步亦趋，盲目照搬其目标模式。而应立足本国国情，走出一条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后来居上、超越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

不顾本国国情和现实条件，盲目照搬美国、西方模式的道路确实此路不通。原苏联在90年代的表现就是前车之鉴。90年代初原苏联政局剧变，放弃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方向，请美国专家设计社会转型的方案，盲目照搬美国的多党政治制度和私有化的经济制度。结果十年过去了，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达不到原苏联的一半，非但发展不起来，还陷入深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和地区武装冲突中不能自拔。

    二、坚定理想信念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几个认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巨大、积极的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城乡建设和各项事业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整个社会正在大步走向文明进步。

然而，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跌入低潮，而资本主义却相对稳定发展，由于国内改革过程中出现一些暂时的困难和问题，由于我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期和起步发展市场经济，党内和社会上出现各种消极、丑恶、腐败现象，社会上一些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等问题上出现不同程度的困惑。这是当前思想领域突出存在的严峻问题。要解决人们这些深层次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能靠过去那种简单的口号式说教，而要摸清当前干部群众在信仰、信念、信心、信任问题上的主要思想倾向，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理想信念教育。

当前干部群众在“四信”问题上深层次思想认识障碍，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几个。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几十年前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理论，难以解决我们现实面临的实际问题，我们还信仰它干什么？二是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是十分遥远的事情，跟自己的切身利益关系不大，现阶段还要不要讲共产主义理想？三是认为苏联搞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说变就变。东欧八国也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放倒了社会主义旗帜，走向分裂和解体。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红旗还能打多久？四是认为我们现行路线方针政策和现实社会制度已经同马恩列斯毛设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相去甚远，这样的社会还能叫社会主义社会吗？五是对党内目前存在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中种种消极丑恶现象深恶痛绝，看不到产生这些问题的错综复杂原因，看不到我们党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和努力，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能力感到怀疑。有人将以上模糊认识概括为“五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不灵论、社会主义道路不通论、改革开放就是搞资本主义论、共产党已经腐败论。正是由于这些思想障碍的存在，致使我们有些同志理想信仰动摇甚至抛弃了，精神支柱一旦动摇，人生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有的在千方百计为个人准备后路，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赶快捞一把以备他日之需。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行为现象就出来了。

因此，当前我们要切实有效地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必须针对干部群众中存在的这些深层次思想认识问题，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理直气壮、有理有据、入情入理地说清楚以下五个问题。

1、“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问题

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一百几十年前的西方社会，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世界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它的基本原理、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方向并不会过时，今天仍然应当成为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譬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趋势，并深刻分析揭示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的基础条件––––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基本途径––––商品经济和普遍的世界性交往，主要动力––––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等等。又譬如，马克思恩格斯确认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并且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指出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今天，面对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大潮，面对科技进步日益对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和巨大推动作用，面对人口爆炸、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异常严峻，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我们不能不为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几十年前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所作的科学预见而感到惊叹。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社会主义在20世纪由美好的社会理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和方向，推进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通过互联网上民意测验，评选过去一千年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马克思高居榜首。法国等一些媒体类似的评选结果也是马克思位居前列。马克思之所以能在他逝世150多年之后，仍赢得人们对他的思想和人格的高度评价，是因为他创立的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最伟大的科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诚然，任何思想理论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要打上所处时代的烙印，存在某些历史的局限性和认识的片面性；都要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人类实践的推进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随着时代的推进，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某些观点和论断，需要更新或淘汰，特别是需要把过去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一些左倾错误思想和教条主义认识清理剥离开来。但这并不意味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不灵了。马克思主义是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其生命力在于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实践进程而不断创新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因此，我们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力求全面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精髓灵魂，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根据时代特征、社会历史条件和任务的变化，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必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观点和论断。如果用教条的、僵化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只会窒息马克思主义，葬送马克思主义。

2、“共产主义是否不灵”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科学设想。她包括这么几项基本内容：一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象泉水般充分涌流、极大丰富；二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实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使用的社会化，由社会共同支配并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三是废除私有制，消除阶级之间的压迫和剥削，并最终消除一切差别，消灭阶级本身，人人平等自由；四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社会主义阶段则是按劳分配）的制度，消除两极分化，社会成员共同富裕；五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协调发展；等等。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这几个主要内涵，到底错了没有？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并没有错。这些内容难道不正是反映和代表了人类对美好社会的共同向往和追求吗？难道不正是古今中外无数先哲和志士仁人梦寐以求和不懈奋斗的理想社会吗？在中国，约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就有学者写了《礼记 . 礼运篇》一书，提出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概念。关于大同社会，书中是这么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一建立公平公正、共富共荣、互助互爱，人人安居乐业、各得其所的社会理想一直流传和影响后人。如东晋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构想，北宋王禹 的“海上乐园”构想，清朝李汝珍的“君子国”构想，以及近代康有为《大同书》中“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构想，等等。正是大同社会的理想信念，成为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激励着历代志士仁人、英雄豪杰去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前赴后继、不懈奋斗。

两千多年来，在欧洲，也先后诞生过古希腊赫西俄德的“黄金时代”构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构想，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构想，意大利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构想，以及法国的昂利·圣西门的“实业制度”构想，沙利·傅立叶的“和谐制度”构想，以及英国人罗伯特·欧文的“共产主义公社”构想，等等。

从古代的《理想国》、大同社会，到近代的乌托邦、太阳城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等等，都是一脉相承的，都寄托着人类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在继承前人对美好社会向往、追求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批判剔除了他们的空想性质和成分；既全面科学地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轮廓，又指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历史条件、社会力量和正确道路，从而把这种对未来美好理想社会的设想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无疑，共产主义理想既然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和设想，就难免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和因素，需要在为之奋斗、促其实现的长期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加以调整、补充和发展完善。特别是对过去受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思想干扰影响所形成的对共产主义的一些片面认识和理解，需要进一步清理。但这丝毫不影响、更不能改变共产主义理想代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方向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既然共产主义理想是科学的、美好的，她代表了最广大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合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那么，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这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

共产主义作为共产党人最终奋斗目标的理想社会是遥远的，需要经过许多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最终实现。邓小平说过，但共产主义又是现实的社会运动，她具体地体现和贯串于相互衔接的各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是可以逐步接近和实现的。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和阶段性的理想目标。离开了这些具体的社会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就会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反之，如果忘掉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目标，就意味着失去了贯串、联结各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主线和链条，人类社会就会迷失发展方向，失去精神支柱和发展动力。

因此，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运动各阶段都不能忘记最终理想目标，同时又要立足于实现阶段性的理想目标，要善于把最终理想与各个阶段的历史任务统一起来，把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我国现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共同理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共同理想既坚持了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又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找到了远大理想与现阶段历史任务和理想目标的结合点，能够成为新时期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力量的精神支柱。在当代中国，我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条件，朝着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前进了一步，就是在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在党内和社会上大力倡导共产主义理想，同时又要把最高理想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共同理想贯通和统一起来，引导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脚踏实地为现阶段的理想目标而奋斗。其实，这个道理跟1+1=2一样简单，我们任何企业的生产管理都有全年计划，每一个月、每一个周也有生产计划，年计划与月计划、周计划是统一的。没有年度计划，就无法制定月计划、周计划，没有月计划、周计划，年度计划就实现不了。

3、“社会主义是否此路不通”问题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20世纪经历了产生、成长壮大、高歌猛进、遭受挫折和局部失败，一直在艰难曲折中顽强前行。本世纪初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一成功实践给了人们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到了20世纪的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社会主义迅速发展，在全世界16个国家，占全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土地面积四分之一的范围内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苏联的示范效应，由于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强大吸引力，当时还有一批走上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国家，向往社会主义，打出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旗号，包括象印度、缅甸、埃及等十多个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二股潮流。除此之外还有第三股潮流，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潮流。虽然“民族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流派和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但起码可以说明：社会主义在当时确实是声威大振、影响大增，汇成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朋友、还是社会主义的敌人都是承认的。可以说，20世纪前半期，科学社会主义取得的胜利，震惊全世界；20世纪后半期，又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再次震惊全世界。而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获得蓬勃发展，这又震惊了全世界。

苏联、东欧由于受教条主义、僵化思想的禁锢和束缚，没有注意根据时代的特征、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的要求，去不断变革完善自己的制度，致使社会主义运动很好的发展势头到七、八十年代却日益走下坡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遭受严重挫折失败。在这期间也曾经有过改革的尝试，但由于各种原因都未能取得成功。比如赫鲁晓夫上台后，曾想对原来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但由于他自己的政治修养、个人品质及其它原因，很快被人家搞下台。到了他的后继人勃列日涅夫等，基本上是思想僵化、保守教条，不但自己不思改革，而且以“老子党”自居，不准其他兄弟国家的政党改革。东欧八国原来基本照搬苏联的模式，到了六、七十年代，慢慢发现行不通了，有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实行改革，想摆脱原来照搬苏联的模式。但他们刚刚亮出旗帜，触动了“斯大林模式”的一些固有弊端，苏联就出动军队坦克，开到人家国家，把主张搞改革的共产党领导人抓起来，关进监狱，然后重新扶持跟他走的人上来执政，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然也有固守原有模式不思改革的，像东德、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结果，原有体制模式的弊端日积月累，从原来曾经是解放、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模式，逐步蜕变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致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落后于周边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当然不满意。80年代中后期，苏联、东欧一些国家领导人又在匆匆忙忙改革的时候，没有把握好改革的政治方向，以为走西方的道路能够解决问题，简单地全盘否定历史，怀疑、放弃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不顾历史传统和国情条件照搬西方国家模式，造成严重的政治信仰危机和社会混乱。再加上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强大攻势，内外因结合在一起，终于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性悲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就在于不利于调动积极性，不能满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不能适应社会文明进步的潮流。因此，苏联、东欧的失败，只是社会主义一种模式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全部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失败；不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必然结果，而是在许多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而受到的惩罚；不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而是长期不思改革和后来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原则方向的失败。而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可以有多条道路和多种模式。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几十年前就在《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原理》等论著中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在不同的国家，其实现程度和实现方式都会有所不同。各国共产党人完全可以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历史进程选择相应的实现方式。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因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遭受失败，就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希望了。一种模式失败了，完全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探索创新新的模式。中国在新时期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就是明证。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两个超级大国一伤一亡, 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时间的两极格局已经被打破, 已经终结, 也标志着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进入了一个低潮,一个发展十分困难的时期。面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 国际上的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弹冠相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他的著作《大失败》里断言: 20世纪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失败的世纪。甚至尼克松本人也在他的新作《抓住时机》这本书里, 武断地说: 20世纪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是两条: 共产主义不灵, 社会主义不灵。他预计: 21世纪可以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大多数人民在政治自由中生活的世纪, 自由已经成为未来的潮流, 不仅在东欧、苏联是如此, 而且在拉丁美洲、亚洲、甚至是非洲都是如此。自由思想和自由选举的革命正在横扫全世界。西方的一些政客戏称共产政权气数已尽, 不过剩下“一片(中国)”、“一条(越南)”、“一块(北朝鲜)”、“一点(古巴)”。在西方所认为的这个“一片、一条、一块、一点”里面, 就实际影响力的大小而言,他们的视线和压力自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克林顿在竟选总统时更是直接了当地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个也是最顽固不化的共产堡垒。                                                         

    在如何对待中共问题上, 目前西方的政客开出了许多药方, 综合起来无非有两派不同的观点: 一种认为, 随着苏共的解散, 中共也很快就会解散, 甚至, 有些人还狂妄地列出了中共崩溃的时间表, 说什麽西方国家要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加速中共的解散。假如中共垮了, 中国将会怎样呢? 于是, 这些人又迫不及待地提出了切中国这块大蛋糕的方案。他们提出要把中国一分为七, 即把现在的中国分成为西藏、外蒙、内蒙、满洲里、新疆、台湾、中国。他们说, 你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秦始皇早已把中国的版图划在万里长城以内,你们中国人就老老实实地呆在万里长城里面过日子。据我所知, 把中国一分为七, 这还算是“客气”的了, 在日本，还有人公开鼓吹把中国分成为11个国家。

    持另一种观点的人则反对在当前就把中共搞垮搞散, 他们并不是特别热爱中国共产党, 用他们的话说, 目前在中国,除了中共还没有任何的政治力量可以统领这个拥有12亿人口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府, 中国一旦四分五裂, 内战打起, 这12亿人口将会变得无法驾驭,就会象一大窝蝗虫飞溅到全世界, 到那时黄祸四起对整个世界特别是对西方的利益将会造成极大破坏。这种观点在苏联解体后出现核武器材料失控、走私、内战, 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下台不久,现在经过大选又重新上台执政等等情况后, 在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里越来越有市场, 现在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的决策者认为, 西方不必要求中共下台或解散, 但一定要逼迫中共让权, 要削弱中共的影响和权威,在中共党内、国内以至海外培植新的政治力量, 以便有朝一日取代中共。

但是, 不管是那一种观点, 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 必须加紧对中共的和平演变，要与中共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1989年底, 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提出了一个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计划, 即拉拢苏联, 援助越南, 统一朝鲜, 拿下中国周边的国家后, 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中国。苏联解体后, 西方更想加快行动步伐,例如美国提出要拿出 500亿美元援助越南, 声言要让越南的经济在几年内超过广东, 从而对中国的演变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西方一些情报机构制定过一个针对中国的敌对性计划，这个计划总的来说是从思想、政治、经济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渗透、颠覆、包围,计划在十年或者十五年内把中国变成今日的东方俄罗斯。有关报刊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极机密的《行事手册》有一个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的文件。这个文件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1951年，以后曾经修改多次，至今共成十项。其内容如下：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3）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4）时常制造一些事端，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因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此计来源：越国假灾荒向吴国借粮，给吴国带来一系列矛盾和混乱)。

　　（5）要不断地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词来攻击他们自己，如撰写《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叫父亲太沉重》等等书籍。

　　（6）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是小，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地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竭尽全力。

　　（7）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了。

　　（8）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的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来，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更强的动乱。

　　（9）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10）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一切的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的敌人的人们。

    可见，西方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意图是不会改变的, 始终是存在的。他们总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身上, 这个话讲得灵不灵,我们希望它不灵, 但也可能会灵, 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共产党还是否姓共，我们的党员、干部是否还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如果共产党的性质变了，我们的领导人也相信社会主义此路不通，整个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所以, 面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 关键就在于我们这个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外国和中国, 思考历史和现实, 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外部力量是难以攻垮我们的, 但如果共产党不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共产党就有可能垮在自己的手上。唯物辩证法揭示的规律是,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 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个规律对共产党来说, 也不例外。因此, 当务之急就是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建党思想整顿好我们国家中的先锋队组织,使领导我们国家的核心力量,即中国共产党能适应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世界大转折中走在时代的前列，在中国大发展中走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前列，党本身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起来，经得起任何风险的考验。

4、“改革开放是否就是搞资本主义”问题

当前在部分干部群众中还有这样一些模糊的认识，提出我国在这20年到底是搞资本主义的成功，还是搞社会主义的成功的疑问。言下之意，这20年所搞的这一套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此其一。另外也有些人从“左”的方面发出言论，说什么中国现在除了还有“社会主义”这几个字之外，还有哪些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苏联发生剧变前，我们曾经到过苏联考察，遇到不少当时苏联的共产党人当面指责我们搞改革开放背叛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苏联发生剧变后，前两年我们又到俄罗斯考察。当我们到列宁博物馆学习参观时，其馆长感动地说，现在俄国人已经忘记了列宁，列宁博物馆已没有人来参观了，而你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还不忘列宁，你们中国共产党人才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我们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摄制组到乌克兰拍摄时，参加拍摄的乌克兰年轻人感到迷惑，连我们都不信保尔了，你们中国人还信？当他们很有专业精神拍完这部戏后，他们感叹地说，你们中国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当初我们以为中国搞改革开放就不要保尔了，其实你们是用保尔的精神搞改革开放的。

为什么会产生“改革开放就是搞资本主义”这样的模糊认识？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持有这种认识和结论的人，在思想方法上有偏误，就是忘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是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具体来说，第一，不是以科学的态度而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机械地套用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几十年前的某些设想和个别论断，去批评指责我党在新时期的实践。不懂得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设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和货币，实行计划经济等等。而我国是在原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原有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而且发展极不平衡，起点和基础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大不相同，因而不能机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未来社会的某些设想和个别论断。

第二，从经验主义出发，把社会主义片面理解为只有一种模式，并以斯大林模式及我国在50－70年代基本沿用这一模式所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和标准去衡量、评判和指责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衡量我国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探索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我们党在坚持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人民当家作主以及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中国现实社会主要矛盾和生产力水平及发展要求出发，改变和抛弃了过去形成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如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形式、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等等。大胆探索、创新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模式，如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国策、积极引进外资、发展“三资”企业；在国家对国民经济指导和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更新按劳分配原则的内容，创新多种分配形式，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把按劳分配和按资金、技术、管理、资源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同时又引导和促使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等等。这些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即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的内在要求，是完成我国现阶段主要历史任务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5、“我们的党是否已经腐败不堪”问题

    新时期以来，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效显著，举世公认。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当前人民群众最为不满的问题之一就是腐败。有人说，共产党已经腐败不堪了，不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没治了。文化大革命就那么好吗？就没有腐败吗,我看不见得。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的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这才是真正的此路不通。当时的腐败，搞得连中央的工作都很不正常。比如说,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中, 全会补选六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全会还重新选举了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这是据陈伯达、王力回忆的最初的名单。邓小平之所以名列第四, 是因为他在选举时得全票。这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 大为不满, 她说: 邓小平过去名列第七, 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 派了工作组, 怎麽反而升到第四位? 不行! 这样排不行!江青不敢找毛泽东,而是去找林彪, 这正合林彪的意, 于是, 把邓小平排在陈伯达之后: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江青看了名单仍然不满意: 陈伯达老夫子一个, 压不住邓小平, 陶铸厉害, 把陶铸调上去! 于是, 根据江青的意见, 陶铸从末位一下子升到第四位, 并公布于报。江青开创了中共党史的“史无前例”，一个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人, 竟有那麽大的权力, 去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 当然, 这时的江青对陶铸抱有幻想, 以为可以利用陶铸来压制刘少奇、邓小平, 后来, 当她发现陶铸并不听她那一套, 于是很快就毫不犹豫地把陶铸打倒了。可见，把反腐败的希望寄托在“文化大革命”上，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当然，目前存在的腐败问题确实在动摇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到底我们党还能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还能不能继续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还能不能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看我们党能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以取信于民。因此，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坚定对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就必须敢于正视、而不能回避这一问题。我们在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逐步克服消极丑恶现象的同时，要理直气壮地讲清楚一些道理：

第一，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特别是在起步搞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阶段，在从传统、封闭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开放的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更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消极腐败和混乱无序现象。因为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经济发展加快，社会处于急剧的变革和转型之中，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受到冲击而新的经济、社会结构尚未最终形成，使各种消极因素的滋长蔓延有可乘之机；不同社会阶层、群体间的利益不断调整和冲突，促使一些社会矛盾加剧；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竞争性、自主性、契约性等特性，对于培育人们的自立自强意识、民主平等思想和开拓进取精神，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积极作用，但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在法规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容易诱发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滋长，导致出现不择手段谋取私利、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在社会转型期，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导致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各种各样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竞相表现；与原有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法律法规、管理制度、道德伦理观念，由于和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新变化不相适应，因而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和规范作用，而同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法律法规、管理制度、道德伦理观念又往往滞后于社会实践，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才能逐步建立健全起来，并在社会上确立起主流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阶段，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社会成员容易在思想观念上出现困惑迷惘，在社会道德风尚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出现失范、无序的现象。当今世界上任何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都曾经出现过这种社会转型期的阵痛周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原始积累阶段是如此，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也是这样。

　　比如，最老资格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等，在进行工业革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初期，都曾经有过相当黑暗、相当腐败，甚至是血淋淋的一页。在对外方面，这些国家哪一个不是通过侵占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源、市场而暴发起来的？就是在其国内，在那个发展阶段，资本家对工人、包括对童工的剥削压榨实在是十分残酷，工人劳动条件非常糟糕，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才讲：资本自从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不仅仅是马恩，而且在这一阶段很多世界有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的著作都有深刻的揭露。在英国的工业化起步阶段，就出现了骇人听闻的“羊吃人”圈地运动。因为机器的使用，英国的纺织业发展很快，利润很大，为了发展纺织业需要羊毛，需要养羊。结果有权有势的新兴资产阶级搞“跑马圈地”，甚至在地图上一划，就说这块地是他的。然后用野蛮的手段，把原来居住在这块土地的人赶走，把大批小农、小手工业者沦为赤贫，抛进了无产者的行列。你说这有什么法律、道德可言？

    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哥大”美国，也有一段非常黑暗混乱、很不光彩的历史。美国在早期开发过程中，不仅依靠从非洲贩卖大量的“黑奴”，不把黑人当人看，而且大批大批地屠杀当地土著印第安人，使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流离失所、濒于灭绝。这有什么人权、法律、道德可言？这一页还不够黑暗吗？就是在白人之间，也没有法律和道德可言，而是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真理，有枪就是草头王。今天反映美国西部开发的许多文学作品、电影、历史著作，什么“西部牛仔”、“西部大侠”，就是反映了这段历史。

     再看看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日本。日本在现代化起步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即“明治维新”之后和“二战”后重建和恢复经济时期，那一段的历史书揭露的日本社会，也是官商勾结，贪污盛行、暗娼卖淫遍地都是，黄赌毒都是合法化的，公开存在的，那一页还不够黑暗？还有“亚洲四小龙”。不讲其它，以假冒伪劣为例。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世界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中心在南韩；六十年代中后期、七十年代初又转到台湾、香港。资本主义经过几十年、一两百年的社会阵痛期的混乱之后，法治慢慢跟上来，管理上去了、社会的道德水平也上去了。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和忘记世界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都曾经有过这么一个阶段，不能拿已经进入发达阶段、社会制度和管理都已经较为成熟完善的资本主义社会，来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简单比较，因而得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结论。

第二，应当看到，我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任务，正在向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信息化时代迈进的国际背景下起步搞市场经济和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面临着体制转换与社会转型、改革与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压力。由体制转换和社会转型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同市场经济、工业化现代化起步阶段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相互交织，决定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难度更大。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一些困难、问题、矛盾和消极腐败混乱现象，也是难以避免的。讲清这个道理，不是说对腐败问题可以熟视无睹、放任自流，而是为了认清形势，明辨是非、增强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第三，面对党内腐败现象和社会消极丑恶滋长蔓延的问题，我们党是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的，也正在采取种种越来越强硬有效的措施，努力改变这种现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在扫除“黄赌毒”和开展反腐败斗争等方面的决心和工作力度越来越大，效果也越来越明显，正在不断遏制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因而使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和付出的代价、以及社会阵痛的范围程度，与资本主义同一发展阶段相比要小得多。因此，决不能因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困难和消极腐败现象而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产生怀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前途、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可以相信，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随着党和政府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目前存在的前进中的困难和思想道德领域中种种令人忧虑的问题，将会不断得到克服和解决，一个经济富裕、社会文明、环境优美、民主法制健全的社会将会逐步实现。

三、共产党人要时刻以“三个代表”要求严格自己，将坚定理想信念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我们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首先需要我们时刻以“三个代表”严格要求自己，将“三个代表”落实到行动中去。 

    1、什么是“三个代表”

    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是当前党建工作的一件大事，也是执政党建设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

    2、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意义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新发展。

    首先体现在，“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对我们党近80年历史经验的新总结。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诞生的。它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归根到底，这也就是“三个代表”。积我们党近80年之经验，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和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党在不同时期，实践中也犯过这样的或那样的错误，有的错误甚至很严重。而这些错误的原因，归根到底也还是在于不同程度地违背了这“三个代表”。

    特别需要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阶级斗争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基本解决以后，我们党的主要任务不再是领导革命战争，也不再是领导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种情况下，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又一次突出地提到面前。党的八大郑重提出并研究了执政条件对党的考验问题，并作出相应结论。但是由于指导思想逐渐出现偏差，一直到酿成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这个党建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能够很好地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五十字建党纲领”，试图加以回答，但是实践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党，特别是还要在党内开展阶级斗争，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把党搞乱搞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危难中挽救了党，从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探索党的建设的新途径。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以及党的建设的全部新鲜经验，生动有力地表明，我们党所以能够重新赢得人民拥护，不断发展壮大，就是因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能够顺应变化了的情况，及时作出决策，坚持“三个代表”。我们党的生命根基和力量源泉，就在这里。

    其次体现在，“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对新时期党性和党的先进性的新概括。党的建设在新时期取得了新进展，新时期也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问题。邓小平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政治交代之一，就是“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以来，在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确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反腐倡廉、在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集中教育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坚持从严治党，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和经验。这次在广东指导“三讲”和调查研究过程中，江泽民同志把这些新鲜经验和党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对新时期党性和党的先进性，进一步从理论上作了“三个代表”的新概括。

    我们讲党性，讲党的先进性，毫无疑问要讲党的阶级性，讲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但是，这里既有一般性的要求，又有同党在各个时期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特殊要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我们的党性和党的先进性，首先是体现在党能够代表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第一线。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的党性和党的先进性则是首先体现在党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并进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党性和党的先进性应当首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用一句话来说，只能体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党也就不能不把自己的建设问题，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联系起来，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担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这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第三体现在，“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对新世纪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关于新时期党的建设，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有大量的论述。特别是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五大阐发的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对于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任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同以上这些党的建设的一贯方针是统一的，同时又为党的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们大家都看到，党的建设在新时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包括在党的阶级基础的问题上，怎么看待和善处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的下岗职工，怎么密切同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系；在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上，在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背景下，怎么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并发挥它的政治核心作用，怎么解决基层党组织中出现的瘫痪半瘫痪问题；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上，怎么样选人、用人，并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在党的作风问题上，怎么样遏止腐败现象的蔓延，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拒腐防变；在党内生活中，怎么样加强理论学习、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进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而“三个代表”重要论述，则为我们研究和解决这些新问题，打开了新的境界，从根本上进一步明确了思路。

    这也就是说，不仅党的纲领和路线要体现“三个代表”，而且在面向新世纪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各项工作中，都要以这“三个代表”为准绳。我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也都需要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这“三个代表”，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党真正建设好，真正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广大党员和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总之，“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基于我们党全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鲜经验的精辟总结，是基于我们党所处环境和党的队伍重大变动的深刻分析，是基于新世纪我们党将要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清醒把握而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

    3、“三个代表”和理想信念不仅是理论和思想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问题

    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和理想信念教育的要求，我们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以改革的精神研究解决党的自身建设中的新问题。

其中，我觉得我们党要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必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坚持党政干部队伍、经营管理者队伍、科技人才队伍“三支队伍”一起抓。具体说，

一是要抓好队伍的建设。我们要逐步形成科技创新、优秀人才成长的机制和环境，做好优秀专家和拔尖人才的选拔、管理工作；要积极吸引和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和为祖国服务；要加强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骨干企业领导班子的管理；要进一步深化企业人事制度改革，把党管干部原则和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起来，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选拔、培养、考核、监督，建设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

    二是要将“三个代表”的要求最终在基层落实，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大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要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要求，为实现党的任务和企业改革发展服务。进一步探索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和方法，把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同运用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把加强企业党的建设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统一起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不断推向前进。有的企业实施关闭、破产，党的组织不能散，党的工作不能停。党组织要坚定地站在第一线，宣传有关方针政策，正确引导职工、凝聚人心，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保持社会稳定。非公有制企业、社团、社区以及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党的工作薄弱状况要尽快改变，从实际出发建立党组织，开展活动，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和渗透力。

三是党员、干部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实践党的根本宗旨。理论、学识修养与理想信念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只有理论上的成熟，才有政治上的坚定；只有精神世界的丰富充实，才有理想情操的高尚。然而理想信念不仅是理论和思想认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理想信念体现在、落实到日常言行中。我们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就应该体现在忠诚积极、认真负责地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而奋斗，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要在工作和日常言行中自觉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为民造福放在首位来考虑，多为人民做好事、谋福利。

坚定理想信念，还要体现在加强自身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上来，自觉改造世界观，在廉洁自律和遵纪守法的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严格自律。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上各种诱惑很多，几乎每一个人都难免会受到一些不良的、错误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而在言论和行动上有过一些越轨行为，只是性质、程度和出错后的认识态度有所不同。要做到不犯错误、少犯错误，或不出严重违法乱纪、无可挽回的大错，组织的教育帮助、干部群众的监督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要有自我修养、自我约束的自觉性，时常反省自己、警醒自己、调整自己、完善自己。宋代的司马光曾对不同德才素质的人作过这样的划分：“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又说：“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俗话还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可见，个人的德才处理是否妥当，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前程。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思想内涵，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皆从“修身”开始，以修身为基础。我们的祖先还形成了关于如何修身（即搞好自身道德修养）的丰富思想。譬如：“反省”，孔子提出要“内自省”，《论语·学而》记载了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孟子也有“反求诸己”的思想；新兴人六祖惠能说：“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意思就是说人若想要修道的话，什么法门都可以成就道业，但你要先看到自己的过错。若能常见自己的过错，就与道相应，而不违背道了；“克治”，即要经常警惕心中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和情感的出现，一旦出现则及时用理性的力量去克服；“慎独”，儒家经典《大学》、《中庸》都提出“君子慎其独”，即有道德的人即使独自一人时也要谨慎自己的言行，不能违背道德的要求，陆九渊称：“慎独即不自欺”，体现了严格自律的道德精神；“改过”，《周易·益·象传》指出：“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左传·宣公三年》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孔子也认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言下之意，有过不改方为过。过而能改，把过改正过来了，过就不成为过了。古人说“吾日三省吾身”（每天三次反省自己）如果做不到，那每个星期每个月甚至一年来一次自我反省是否可以做到呢？在反省中，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来一个“三想”：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想一想在领导岗位上应该做什么？想一想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现在社会存在的所谓“一个项目建起来，千百个干部倒下去”、所谓的59岁现象、58岁现象，甚至贪污腐败愈来愈年轻化的现象，有体制上、法制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没有正确对待自己，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所以，我们要及时发现自己的缺点毛病、不良意识和心态，及时调整、改正，才不致酿成大错。一个人最怕的就是头脑不清醒，不善于反思自己、调整自己，忘乎所以，总有一天会酿成不可挽回的大错，那时候就悔之晚矣。因此，加强理想信念，必须将“三个代表”贯彻落实到实践上，认真体现在自觉改造世界观、加强党性党风修养上。

                                                                                                                                 （二O一一年十二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