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伐利亚州旗有几个:聊聊公安的“破案率”

 　　很早很早的事了，文革好象还没结束的样子，那时我刚参加工作在县城的医院里，有不少乡镇里来的进修医生，他们集中住在一起，一天，其中的一个人丢了二百多元钱，医院里来了刑警队。
　　刑警队进了医院，先是开全院职工会，刑警队长讲话，首先提到的就是破案率，从那时起，我第一次知道公安局破案是讲究破案率的。而且是从他那里，知道当时的公安局破案率99.7%。
　　讲完了话，让大家懂得了破案率，从而也晓得了公安局的厉害，基本上是攻无不克，胆小的赶快去自首吧，但是没有，于是破案开始了，首先被列入怀疑对象的，就是在我们科室进修的候某。
　　候某身材矮小，家里穷，谈吐木呐，举止滑稽，家里来人特多，又大多是衣衫褴褛的农民，大概是因为这些，他和另外十余名被怀疑对象一起在会议室开会“吃小灶”。开会的内容无非是动员老实交待，“坦白从宽”，是破案的第一波，心理攻势。
    刑警队长在讲话的时候，老是目光盯着候某，一字一句地说：“就是你，你不要自做镇定。”
　　消息传出来，人们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似乎在心理上已经认定了他就是小偷，吃饭的时候也不再有人和他在一起。很难想象候某当时所承受的思想压力，但是，他没有去“自首”，也没做任何争取“从宽”的行为。
　　接下来就是针对他了，一天我去食堂，在路过办公室的时候，见有几个同事远远在那里偷听，我走近前去，有人示意让我不要弄出动静。只听办公室里有人在大声喝斥：“你做的事你不清楚？不交待想等到何时？”接着是重重一声，象是拍桌子的声音。有人告诉我，是刑警队长和候某在里面。
　　厉声的训斥的和拍桌子声不时响起。但是没有候某的任何声音。
　　现在想想，当时的公安局还是很负责的，现在，别说丢二百元钱，就是丢二万元钱也没人如此认真地去破案。
　　此后几天，候某没有去上班，大约五天后我见到他，只见他面色憔悴，眼窝发青，那时，公安局刑警队员们已经走了，再以后，候某也慢慢地恢复了常态，这起案子就没有人再提了，它不幸成为公安局99.7%的破案率之外的那一部分。

　　十几年之后，我成为一名检察官，书本上讲，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是监督公安和法院执法的，接触到实际之后，才知道把检察院形容的好一点，也至多算是个“帮厨”而已，在执法的工地上，扮演的不过是携泥递砖的角色。
　　90年代初提倡“提前介入”，就是让检察人员参与到公安的侦破过程，以提高批捕的效率。实际上公安对此举并不欢迎，嫌你跟着碍手碍脚，出发在外时因检察院穷的叮当响，还要靠公安给买饭吃，公安对检察院是既瞧不起，又惹不起。
　　一次接到通知，让我们提前介入一起凶杀案，当时已是初秋，天还很热，案件发生在远离县城的一个村外，死者在村外玉米地边的一条水沟里，是个只有十五岁左右的小姑娘。周围因发生过搏斗一片狼籍，小姑娘已被强奸，头颅被击碎，现场有打折的木棍，还有一个布袋，里面有干粮和花生。
　　据现场推测，案件发生约在五个小时前，也就是夜里的三、四点钟。侦察人员描绘了这样一个过程，小姑娘生活在此周围的某个村庄，夜里起来“捡庄稼”，实际上是出来偷一点已经成熟的农作物，她至少是打算在外面一天，晚上回去，因此带了够吃两顿饭的食物，在行走到此地时，被犯罪嫌疑人碰上，先是实施了强奸，后可能被小姑娘认出或者是怕行为败露，又实施了杀人。当时，市刑侦大队的人员也赶到了，大家一致分析，该案“应该是不难侦破”。
　　一会，附近村子里的大喇叭响进来了：“全村凡是五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的男人全部到队部集合……”
　　周围四、五个村庄全部使用这个办法进行排查，工作量是非常之大的。天气炎热，我们在其中的一个排查点，看见这些被集中进来的男人们在排成一圈走路，伸出他们的双手接受查验，有疑点的被叫出来蹲在一边。最后有七、八个人被留下了。
　　我记得公安局的一个训练基地还奍着两只警犬，有两个警员负责训练，其生活费比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还高，为什么这时候还派不上用场？一个警员告诉我，试过几次，没用！
　　警员们开始与留下来的这些人谈话，提问几乎是挑衅性的，甚至会问道“这事是不是你干的？”“你没干，谁干的？”这些人被折腾了一天，最后全让回家了。其它几个村子也是这样。
　　第二天，办案主力将目标锁定在离现场不远的一个看湖人，这人有50来岁，还是县里的人大代表，据他说，他当晚就在地里搭起的棚子里住，但是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我在现场看过，他的棚子离现场有500米左右，农村夜间的原野很寂静，如果现场有搏斗，他说听不到动静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被请到一间房子里，警员们集中“轰炸”了他一天，具体怎么轰炸的，我没有进去过。但是最后也没问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就这样，他也回家了。
　　我问一个警员：“他可是县人大代表呀，能这样对付他吗？”
　　“人大代表管个逑用！有事一样整他。”
　　地方上出那样的事是很大的，乡及管理区的主要领导都在现场为侦察人员提供后勤支持，那天当地一个泼皮存心想让当地的管理区书记出丑，他看到县里的政法机关来了这么多人，就喝了点酒，在现场诉说那介管理区书记多吃多占玩女人等一些丑事，将那位管理区书记脸都气歪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不好发作，后来不知什么时候那位醉汉“失踪”了，快黑天的时候我偶然路过一间屋子，见那人正在里面双手被拷在一张连椅上，隔窗子看见我还做了个鬼脸，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
        一个星期之后，案件没有什么进展，大队人员都撤了，只留下一个四、五个人的破案小组，听有经验的侦察员说，此类凶杀案一个星期内破不了，就难了，不幸被他言中，一个月后，破案小组也回来了。
　　现在，有关这起案件的现场录像大概还锁在市公安局的柜子里。但是这个小姑娘的冤魂至今也许还在那个地方游荡。

　　那时，公安有破不了的案子，原因还很单纯，有案子破不了也在情理之中，就说科技高度发达的美国，不是连暗杀总统的案子也破不了么？有人说高一尺丈魔高一丈，也有人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实际上到底是道高还是魔高，只能到现实中去寻找注释。脑海中经常浮现出记忆中那些未曾侦破的案件，这些碎片时常堆积起来，拼写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几个大字，并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时常在会议中听的报告，好象破案率一直都在90%以上，有公安的朋友告诉我，很多案子都是“不破不立”，这样破案率当然就高了，因为我从来就不相信那些看上去道貌岸然的数字，听他们这样讲毫不奇怪。
　　老家的县城附近出个了车祸，有个人亲属被撞死了，肇事司机逃逸，交警到了现场草草看了看，后来就没了下文，苦主去催问过多少次，回答是没线索，破不了。后来这位死者家属自己四处寻访，历经一年半的时间，花费9000多元钱自己找到了肇事车，我不知道这起案子后来是否算到公安局的破案率里面，耐人寻味的是一个平民百姓能破的案子，为什么专业人士破不了？
　　渐渐地，耳边有关“警、匪”的议论多了，当然是反面的，所谓“XX一家”云云，有邻居在城里开了家小店，听说是做些不三不四的生意，见面时不免说些预警的议论，从善的规劝，君不见扫黄打非时被绳子穿起一串串的？答曰：“兄弟差矣！不打点好后台，谁敢操这门子营生？你放心，咱家有人！”听得多了，才总算明白了为什么有人一入道就落得个丢盔弃甲，而另外有些人却总能金枪不倒的原因。1999年发生在辽宁省抚顺市原公安局副局长张永清雇佣黑社会分子杀害该市市委书记李显英案，还有同年发生在黑龙江的海林市原公安局局长夫人肖金凤雇凶杀人案。更有甚者，最近刚被判处死刑的的湖南省邵阳市黑社会头子姚志宏，竟然还是该市大祥区政协常委！姚志宏靠与邵阳市公安局的保安公司“合作”经营色情服务发家，在当地作恶多端，称霸一方，凭借钱和色拉拢腐蚀了一大批党政官员，成为一个官、商、匪三合一的社会毒瘤，但是就这样一个人物，当地群众自2001年开始就联名反复举报而得不到处理，直到后来在中央政法委罗干的批示下才侦破了此案。
        随着此类事件的增多，让人对警与匪的关系越发的担心起来，今年在北京站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又使得我对这警与匪之关系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
　　六月份我托运了大大小小好几件行李，到北京站行李房门口取行李时竟然找不到一辆出租车，而门口空地上有许多没有出租标记的面包，一看就是黑车的那些你过来搭讪，要价高的惊人，我走了数十米到北京站东街叫住了一辆出租，没想到那司机一听我是到北京站取行李就连连摆手，又叫了一辆还是那样，那此黒车司机看着我笑说：“别找了，吓死他们也不敢过来！”没奈何再去找那些黑车任凭其宰割，对方见我对北京很熟，算是手下留情，拿了比出租高三倍的价钱，路上我说北京查黑车恁紧你们怎敢在老虎鼻子上玩火？司机说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我们就是北京站的公安安排来的，门口这段属他们管，他们把出租车赶的远远的不让过来，这里的活自然就是我们的，当然我们也不是白干，我们每辆车一月要交他们五百元，照样是不要他们开票的，他们就作为小金库的钱发奖金了！这样我们也合算，因为是地下运营，不需要交任何税、费。”
　　原来如此！我算是知道黑社会的成因了，即使没有黑社会，也会有人造它出来。
　　但是这样下去，90%的破案率怕是挺不住了，果然，最近公安部部长助理张新枫在全国刑警大练兵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透露：全国目前刑事案件破案率可能在30％左右。
　　现在，每当在电视中看到我公安干警机智勇敢，虎虎雄威在摸爬摛拿的镜头时，不知怎的，我就会想到这30%的破案率，想到北京站的黒车，想到“咱家有人”的那位赌场老板，想到这遍地滋生的黑社会……尽管公安的确有很多案件破的很快，很精彩，但是记忆中留下的却只有那些灰色的章节。这比率的存在说明了什么？猫与鼠的智商在不成比例的增长？还是猫与鼠的技术在不成比例的提高？或者是猫与鼠的关系有了某些质的改变？面对30%的破案率，需要思考的问题很多很多……找不到问题的根源，想通过搞几次刑警大练兵来解决问题，恐怕难以如愿，在这方面究竟能有多大的投入产出比，值得考虑。练兵，用的是人民的血汗钱，可以精确计算到角和分，而其产出，却是一个极其模糊和难以评估的任意值，很难用现代绩效管理的指标去进行度量，渲染到极点，也无非就是“极大地提高了……”或“大大地促进了……”之类的总结常用语而已。
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