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达芬奇14密钥:平庸的邪恶：道德往往是专制的帮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6:59:41
本来，人之所以有道德，是因为人有自我意识，建立在自我意识上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则是道德行为的保证和前提；善只有它发自内心时，才是真实的善，否则就是伪善，因而，道德的原则，要求人们要学会独立思考，拒绝盲从，让道德成为世尘里开出的圣洁的花朵。
然而，在专制制度中，道德却成为帮凶，它要求绝对服从；违反道德自由原则，要求依附他人。一个只知道依附他人与服从的人，是不会有什么道德上的良心与责任的，当所有人都被要求服从和依附他人时，所谓是非善恶的判断，最终只不过是独裁者的一己好恶。更何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把他人的人格践踏在脚下，这本身就不道德。
于是，在任何专制体制下，都必定盛行严酷的道德法庭，其职责便是以道德的名义，把人性当作罪恶来审判。事实上，用这样的尺度衡量，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至少都是潜在的罪人。可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道德审判，反而更能够激起疯狂的热情。因此，凡道德法庭盛行之处，人与人之间必定充满残酷的斗争，人性必定扭曲，爱必定遭到扼杀。
在过去封建或者宗教、极权社会里的道德和法律，完全在乎统治者怎么玩弄，在中国，有所谓指鹿为马，此之谓也；在西方，也有皇帝的新衣之说，这都是传统社会里，所谓道德观的形象写照。专制社会有两条鞭挞灵魂的鞭子，一曰法律，二曰道德；所有人都生活在这些鞭影之下，动辄将受到道德法庭的无形而无所不在的审判。而且，更可怕的是，那些道德和法律，竟然成为愚民的枷锁，让人们自己给自己套上，并以之为幸。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孔孟之道，往往只不过是统治者手中变戏法的道具而已。用什么道具，也只是变戏法者的事情，群氓的全是白说。如元朝始祖朱元璋，为了使孔孟之道，成为唯我所用的道德和法律，便把揭示真相的咒语删了，添加些自己喜欢的咒语，大力培养自己的狂热分子。因此，我们便知道，原来道德和法律，只是统治者编造的咒语，是专制者玩亵的道具而已。
因为我们听了孔子说的：君子可欺而不可罔也。于是，我们便可以被所谓合理的存在所欺辱，但不能让我们知道，那些存在是不合理的就是了。于是，权谋者与小人者窃喜了：可以利用这些不要命的谦谦君子，来争权夺利了。不过，我们有些不解：这到底是专制社会的悲剧呢，还是我们这些被欺辱者的悲剧呢？
从二次大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现代世界伟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始终不能忘怀专制的邪恶问题。从六十年代开始，她对极权专制邪恶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提出了著名的平庸邪恶一说。她对专制邪恶的关注也逐渐从极权统治形态，转移到对专制制度下个人道德判断的批判，进而提出了一个至今对我们仍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那就是专制制度下的个人，负有怎样的道德责任问题。
她认为，极权统治发明了既无法惩罚也无法饶恕的罪行，当不可能的罪行成为可能的时候，它也成为不可罚、不可恕的极恶。极恶是无法用自私、纵欲、贪婪、怨毒、嗜权、懦怯等等邪恶动机来解释的，因此，对它们既不能用恨去复仇，也不能用爱去容忍，或用友情去宽恕，这就是大恶不可知的特征。
那些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小的邪恶，比如杀人越货，男盗女娼者，是可以认知的，因而人们的批判标准明确而坚决。但是对于大恶，也就是极权体制之下的罪恶，未必人人都视其为恶，也未必人人都应当视其为恶。恶不可认知论，自然而然地导致逃避对恶的道德判断和批判。人们对极权主义邪恶，具有不可认知的特点，尤其表现在它的危害程度和组织形式，它前所未有的本性，超出了人类对恶的现有了解，超越了人们对恶的思想极限。在最大的邪恶面前，我们往往无法认知其本质。
因为那些专制制度的辩护者，无不孜孜不倦地发掘邪恶深刻的正面动机，和常人难以启及的高远意义，无不以其中的玄奥深意，来夸耀于世人；经过深化的邪恶，便显得任何道德都超凡脱俗、目光高远、神圣伟大，决非普通人可以理解。深化邪恶，拔高邪恶，贬抑人的认知能力，强迫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邪恶大智大觉的开启和引导。把邪恶所造成的苦难，成为实现某种圆梦的必要代价。所以，专制其实就是邪教，专治者就是邪教教主。
以平庸的邪恶说看，魔鬼、撒旦都不是天生的邪恶，而是堕落的天使。因而，在专制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堕落的天使，都体现着邪恶的平庸，就是盲从于那些专制的思想观念，甚至无动机地按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并因而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在这种体制中，邪恶不是每个社会成员个人邪恶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从上而下，自动丧失政治责任的集体之恶。
于是，以这一法则来观察中国人，从那场文化浩劫中走过的心路历程，我们体验了，也看到了不少这样的实例，到处都是道德审判的法庭，从心灵到现实；当我们审判别人时，便注定要被别人所审判；到最后，我们感觉到，其实我们都被无形的邪恶平庸所左右，我们企图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却让整个民族陷入了深深的忏悔惶恐之中。
当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时，我们才发现，不管我们的物质生活如何进步，但道德水准却停留在某个历史的钟摆里，一动不动。当我们抬头看时，康德的道德法则仍然是照耀其上的太阳，他说：道德要在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下行动，不是被迫的，也不应该受外界的榜样影响，更不是为了功利和自私的目的，而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行动的准则要与立法的法则一致。
于是，我们才意识到，我们仍然需要沐浴着康德的道德阳光前行，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九个暮春，乍暖还寒的时候。
然而，在专制制度中，道德却成为帮凶，它要求绝对服从；违反道德自由原则，要求依附他人。一个只知道依附他人与服从的人，是不会有什么道德上的良心与责任的，当所有人都被要求服从和依附他人时，所谓是非善恶的判断，最终只不过是独裁者的一己好恶。更何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把他人的人格践踏在脚下，这本身就不道德。
于是，在任何专制体制下，都必定盛行严酷的道德法庭，其职责便是以道德的名义，把人性当作罪恶来审判。事实上，用这样的尺度衡量，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至少都是潜在的罪人。可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道德审判，反而更能够激起疯狂的热情。因此，凡道德法庭盛行之处，人与人之间必定充满残酷的斗争，人性必定扭曲，爱必定遭到扼杀。
在过去封建或者宗教、极权社会里的道德和法律，完全在乎统治者怎么玩弄，在中国，有所谓指鹿为马，此之谓也；在西方，也有皇帝的新衣之说，这都是传统社会里，所谓道德观的形象写照。专制社会有两条鞭挞灵魂的鞭子，一曰法律，二曰道德；所有人都生活在这些鞭影之下，动辄将受到道德法庭的无形而无所不在的审判。而且，更可怕的是，那些道德和法律，竟然成为愚民的枷锁，让人们自己给自己套上，并以之为幸。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孔孟之道，往往只不过是统治者手中变戏法的道具而已。用什么道具，也只是变戏法者的事情，群氓的全是白说。如元朝始祖朱元璋，为了使孔孟之道，成为唯我所用的道德和法律，便把揭示真相的咒语删了，添加些自己喜欢的咒语，大力培养自己的狂热分子。因此，我们便知道，原来道德和法律，只是统治者编造的咒语，是专制者玩亵的道具而已。
因为我们听了孔子说的：君子可欺而不可罔也。于是，我们便可以被所谓合理的存在所欺辱，但不能让我们知道，那些存在是不合理的就是了。于是，权谋者与小人者窃喜了：可以利用这些不要命的谦谦君子，来争权夺利了。不过，我们有些不解：这到底是专制社会的悲剧呢，还是我们这些被欺辱者的悲剧呢？
从二次大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现代世界伟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始终不能忘怀专制的邪恶问题。从六十年代开始，她对极权专制邪恶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提出了著名的平庸邪恶一说。她对专制邪恶的关注也逐渐从极权统治形态，转移到对专制制度下个人道德判断的批判，进而提出了一个至今对我们仍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那就是专制制度下的个人，负有怎样的道德责任问题。
她认为，极权统治发明了既无法惩罚也无法饶恕的罪行，当不可能的罪行成为可能的时候，它也成为不可罚、不可恕的极恶。极恶是无法用自私、纵欲、贪婪、怨毒、嗜权、懦怯等等邪恶动机来解释的，因此，对它们既不能用恨去复仇，也不能用爱去容忍，或用友情去宽恕，这就是大恶不可知的特征。
那些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小的邪恶，比如杀人越货，男盗女娼者，是可以认知的，因而人们的批判标准明确而坚决。但是对于大恶，也就是极权体制之下的罪恶，未必人人都视其为恶，也未必人人都应当视其为恶。恶不可认知论，自然而然地导致逃避对恶的道德判断和批判。人们对极权主义邪恶，具有不可认知的特点，尤其表现在它的危害程度和组织形式，它前所未有的本性，超出了人类对恶的现有了解，超越了人们对恶的思想极限。在最大的邪恶面前，我们往往无法认知其本质。
因为那些专制制度的辩护者，无不孜孜不倦地发掘邪恶深刻的正面动机，和常人难以启及的高远意义，无不以其中的玄奥深意，来夸耀于世人；经过深化的邪恶，便显得任何道德都超凡脱俗、目光高远、神圣伟大，决非普通人可以理解。深化邪恶，拔高邪恶，贬抑人的认知能力，强迫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邪恶大智大觉的开启和引导。把邪恶所造成的苦难，成为实现某种圆梦的必要代价。所以，专制其实就是邪教，专治者就是邪教教主。
以平庸的邪恶说看，魔鬼、撒旦都不是天生的邪恶，而是堕落的天使。因而，在专制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堕落的天使，都体现着邪恶的平庸，就是盲从于那些专制的思想观念，甚至无动机地按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并因而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在这种体制中，邪恶不是每个社会成员个人邪恶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从上而下，自动丧失政治责任的集体之恶。
于是，以这一法则来观察中国人，从那场文化浩劫中走过的心路历程，我们体验了，也看到了不少这样的实例，到处都是道德审判的法庭，从心灵到现实；当我们审判别人时，便注定要被别人所审判；到最后，我们感觉到，其实我们都被无形的邪恶平庸所左右，我们企图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却让整个民族陷入了深深的忏悔惶恐之中。
当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时，我们才发现，不管我们的物质生活如何进步，但道德水准却停留在某个历史的钟摆里，一动不动。当我们抬头看时，康德的道德法则仍然是照耀其上的太阳，他说：道德要在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下行动，不是被迫的，也不应该受外界的榜样影响，更不是为了功利和自私的目的，而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行动的准则要与立法的法则一致。
于是，我们才意识到，我们仍然需要沐浴着康德的道德阳光前行，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九个暮春，乍暖还寒的时候。
平庸的反义词是？
爱国主义是一种邪恶的道德,出自王尔德哪部作品
学生时代学习好的人，将来不一定获得诺贝尔奖，往往成为平庸者。为什么？
学生时代学习好的人，将来不一定获得诺贝尔奖，往往成为平庸者。为什么？
平庸的反义词是什么?
平庸的意思
明清专制的看法
柳妈是杀害祥林嫂的“帮凶”还是受害者？
有谁感觉自己是邪恶的？
爱上老师,是邪恶的吗
有性欲是邪恶的吗？
政府是必要的邪恶最早是谁先提出的 也就是国家邪恶论
有没有邪恶胜利的电影或者是邪恶战胜正义的电影1！！！
你身边平庸的人多吗
平凡与平庸的区别
邪恶的永生结局
邪恶天才的几个问题
傻小子邪恶的疑惑!
道德是怎样形成的？
道德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道德是必须的
专制肾病的名中医？
明清专制统治的后果？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