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可视化大屏展示:中国政治的未来——李源潮采访录/库恩

编者按：中国政治，自古至今都是一个讲人治、并在今天依旧受其影响深重的国家，这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讲吏治。然而，当我们面对当前人类、中国的政治社会及其文明的发展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对政治体制或以吏治来解决政治制度的某些缺憾的影响，显然是弊大于利的。

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党天下”的执政党，如果以吏治来解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问题的时 候，其所面临的“体制障碍”，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很难想象：作为“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如果也以吏治来解决从党政到行政、从立法到执政—— 甚至包括司法——的种种社会权力及权利的时候，其所面临的“体制问题”，又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还很难想象：以吏治的思想与行为，来解决社会政治机构—— 如政党、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与社会经济机构——如企业或营利、非营利社会组织机构的种种社会经济、政治及法律等社会关系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体制改革 ”，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更难想象：一旦我们的一系列社会机构组织都面临“吏治”问题，而不得不以官方的政治、行政组织机构的设置以及所谓的吏治来处理的 时候，中国官与民的、包括政治及经济、法律在内的社会及其权利关系，又会是什么样子？最后，我们只能想象：这样的吏治发展下去，就是官僚主义在中国政治、 经济等社会生活中，星火燎原般地一发不可收拾。

因此，面对上述庞大、复杂的中国政治及社会问题，作为“党天下”的政治条件下的中国吏治的“ 核心”组织机构——组织部，会以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的政治未来奠定体制或制度性基础呢？这是我们就以下所引用的文章及相关报道所关心的。因为，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的，以集权制为形式、行政管理为内容的所谓行政主导为社会管治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思想及政治体制下，作为社会管治矛盾的“高端 ”，无论是这样或那样的上下级、还是中央与地方——包括由此产生的各种“组织关系”，历来就存在“组织性”的问题。而在日益寻求民主政治及发展政治文明的 中国来讲，作为在“党天下”的政治条件下，以“联系”整个社会、国家管治体系为“己任”的执政党的组织部门来讲，其工作及工作改革的迫切性，也是不言而喻 的。

中国的政治未来

——李源潮采访录

我一直关注中国的政治哲学、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当它们是由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提出并实施的时候。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召开，大约六周后，我到达北京，开始探寻这些话语后面的实质所在。

我对李源潮作过一次私人访谈，这之前我也多次见过他。这次见面时，他刚刚被选举进入中央政治 局，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我访问他前不久，李源潮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讨论的文章《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党的团结统一》，这篇文章详细 阐释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代会上提出的扩大民主的要求。

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领导人的日程表上是比较靠前的，这是胡锦涛总书记“以人为本”思想的自然结果，因为民主和个人权利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党内民主，这个日益重要起来的预示未来方向的词语，正是目前对此最好的表达。

为了理解党内民主，就要认识到中国的领导人是如何计划在整个中国社会建设民主的。李源潮解释 道，中国的领导人把党内民主看做是政治改革的基石，因为党内民主能实现多重目标：它赋予党员权利，增加透明度，加强下级机构对上级机构的监督，实行票决制 以防止“一言堂”，公开征询民众对候选人的意见。

中国领导人致力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但是领导人下决心要作出明显的改变。这是当前切切实实的路线图。从根本上讲，这个计划是这样的：首先，建设党内民主，然后扩大到一般民众。“以扩大党内民主，”李源潮直截了当地说，“带动人民民主。”

李源潮的背景和发展道路对我们很有启发。他出生于江苏省，在上海读大学，并在那里开始了最初的职业生涯。他本科主修数学专业，后来在职攻读了理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在主政中国最有实力、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江苏省之前，他曾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文化部工作。

他在江苏期间，曾被中组部派往哈佛大学参加一个专门为政治领导人开办的国际培训项目。他在江 苏担任领导工作的特点之一，就是贯彻了胡锦涛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李源潮通过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并致力于改善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他强调 说，这两个目标，都要被结合到实现中国所需要的又快又好地发展的任务当中去。

那是一个傍晚，在李源潮的新办公室，我们谈论的焦点话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我相信，听他的说法比看我的分析更有启发。

我很有信心说，下面就是中国的领导人愿意就本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与世界作的沟通。他们致力于在国际上公开讨论这些计划和进程，仅这个举动本身就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开始问李源潮，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69次提到了民主？他为什么对政治体制改革如此重视？

李源潮首先介绍了相关的背景。“尽管中国的人民群众还不像现在西方那么富有，中国在很多方 面，包括生产的技术、城市的建设、生态的保护，还不像现代发达国家那样先进，”李源潮说，“但是中国人民对于民族的进步、对于国家的发展和未来充满信心。 现在中国每一个人的进取心，在世界上看也是非常突出的。人们拥有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中国改革开放的最 大成果之一就是解放了人们的头脑，解放了人的思想。它成为中国这30年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这一切自然地为政治改革和民主发展铺平了道路。”

李源潮特别提出了他多次对我重复过的观点——更准确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政治观念上开始的，而不是从经济政策开始的。

“中国改革开放最早起步的，是对那些束缚人思想的‘左’的观念进行破除，我们叫做‘解放思想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由共产党发动，在共产党内先进行的。”他进一步阐述道，“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推动党的工作重心作了重大的改变，把原来主 要为阶级斗争而组成的领导革命的党，变成了一个主要为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为民富国强而奋斗的执政党。这个转变，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转变。”

“30年来，我们有很多探索性的争论。”李源潮说，“对于改革的很多政策，有的是在执行中有所修改；有的是行动了以后有所补充。尽管党内对于改革的方法和速度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30年来，最没有争议的改革，就是把党的中心任务从搞阶级斗争转到搞经济发展的这个转变。”

我问道，中国的领导人是否将民主看做基本的价值观？

李源潮说，就像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一样，“我们同世界多数国家一样，认为民主是基本的政治价值 观。仔细研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所作的工作报告，看看他一共多少次提到‘民主’这个词！中国一直在研究和学习世界各国发展民主的经验，但是同时也认为 中国的民主发展要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无论政治体制如何改革，只有中国人民才能决定什么是最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选择。”

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什么样的领导人最符合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呢？

李源潮用一个比较政治学的例子很快给我上了一课。“（在进行民主建设时）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国 家的历史和文化习惯，”李源潮说，“比如说，法国的总统有情人，他照样还能当法国总统。但要是在中国，一个有公开情人的政治家，不要说当总统，他连个乡长 也选不上。在美国，有些总统是很富有的。但是在中国不行。在中国，一个很富有的人现在是很难做政府官员的，人们必须要追究他的财产来源的合法性。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对于最好的官员，往往用两个词来描述。第一个词叫做‘清官’，就是说他 当官自己没有财产，掌权不谋私利。但是在美国，一个没有财产的人，会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人。第二个词叫‘父母官’。在美国，你如果以‘父母’的态度管理公共 事务的话，人家会认为你是没有法治观念。在中国，严格的父母才是最好的父母。而在美国，人家会认为你虐待小孩。所以，中国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不能 离开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为了推进适合中国的政治改革，我们必须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特色进行全盘考量，这也包括回顾我们建立新中国和实行改革开放已经 走过的道路，一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过来的道路。”

李源潮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政治体制历史渊源和发展道路不同，中国政治改革所涉及 的政治体制模式与美国的政治体制模式也应该不一样，就像美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和英国的政治体制也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英国有女王，美国没有。美国各个州的 法律也不一样，有的州可以实行死刑，有的州不可以实行死刑。所以，拿美国的政治体制来‘框’或者来衡量中国的政治体制，这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中 国人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中国人也有自己进行政治选择的权利。因此，中国人将会自己来设计政治体制模式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时，也会自己来探索向这个目 标前进的道路。我们将按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制定政策。当然，这也包括发展民主。在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当中明确写上了‘推进民主，保障人权’等世界上公认的 政治理念。它们在中国不仅是得到认同，而且也是在实际当中进行实践。”

李源潮说很多外国人都承认中国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这对中国的认识是必要的，但并 不完整。他说：“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新中国建立之前的上百年，中国人民多灾多难，先是外国侵略，接 着是军阀混战，战争就没有停止过。而最近这30年是中国社会最稳定的时期。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享有了比此前上百年所拥有的更多的和平。”

我说，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改善中国民主制度的需要在里面。

李源潮同意我的观点。“当然，我们现在并不是认为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已经很完善，或者说已 经令人满意。”他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党内民主是我们党的生命；只有全面推进党内民 主，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党内的民主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关键。通过加强党内民主，我们就铺好了通向人民民主的道 路。”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党内民主发展人民民主。

李源潮强调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为了建成有效的民主和法治，我们必须要维持社会的 稳定。”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改革是一种‘循序渐进的革命’。它不是那种急躁的、暴力的，不是那种激烈的，也不是那种一种力量推翻另一种力量的。它 是一种内生的、有序的变革方式，同时它又符合发展的规律，并且能使国家和人民从中获益。”

李源潮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引起了广泛讨论，在那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建设党内民主的七项具体举措。

第一，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包括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 通过认真阅读十七大文件，可以发现，现在每一个党员都是党的主体。这被看做是“一个真正的突破”。“我们现在要确保个体党员的主体位置，”李源潮说，“同 样的，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国13亿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体。”

第二，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重大事务、重大决策制定之前应该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李源潮说，这样才可以实现党员和基层组织对党的事务的广泛参与和有效监督。

第三，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地方委员会工作机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第四，实行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

第五，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这一制度，李源潮说，是为了避免由少数人和“一把手”个人说了算的弊端。

第六，改革党内选举制度，要求从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等方面予以推进。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党员享有的基本民主权利。以此为基础形成的选举制度，是党内民主的一项根本制度。

第七，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多种实现形式。江苏、四川等地在乡镇党委换届选举中进行了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的试点，这一实践会逐步推广开来。事实上，在李源潮任江苏省委书记期间，江苏省就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基层民主改革最早进行了试验。

我提出了我的观点，我说为了实现这些举措，为每一条措施都加上实质性的内容，关键在于要实实在在地提高工作的透明度。透明度是一块试金石，它可以判断出党内民主是否有效、有意义并且能够持久，进一步说，可以判断出中国的民主制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切中要害并且稳固下来。

李源潮对我的观点表示赞同。“指导党内民主建设的五条主要原则赋予了党员投票、发表意见、参 与决策，以及监督党的机构等诸多权利。但是，为了确保有效行使这些权利，党员们必须拥有获得信息的渠道。这就是党务公开的重要意义所在。现在，党任命官员 的过程远比以前公开透明。我们对候选人的选举资格进行‘公示’，就是如果党组织要推荐某个人做候选人参加选举，要先把他做候选人的建议向大家公开，看看大 家有什么意见。没有特殊的意见，才能去参加选举。”

我提出，在西方看来，只有那些因循守旧、四平八稳的官僚才能在党内获得升迁。李源潮反驳 道，“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很多敢于冒风险的人都获得了提升，这激励更多的人在改革中朝前跑。而且，我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在世界上是发展最快的。中国在这 30年里，已经对1982年宪法作过四次修改。我们每五年举行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制定新的改革政策。在过去20多年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颁布了 200多项新法律，建立了相对全面并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

对于正在推行的实际措施，李源潮说，中国的基层组织采取了很多创新性的方法来深入发展民主制 度，如“两推一选”。“两推一选”指的是公推直选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试点。在选举时，先由党内推荐，然后又由村民推荐，两方来推荐支部书记候选人。然后再由 所有的党员来直接选举。“现在，这一选举形式已经影响到了全中国60万个村支部。”李源潮表示，“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改革创举，都是基层的人民群众发明出 来的。基层民主必然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所有这些事情都做了，会有多大的变化呢？要五年以后看。”李源潮说，“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

胡锦涛总书记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信念，可以说包含着四个层次。第一个最基本的层次，可以说是 基石，有两个支柱：一个支柱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保障他们的生活和福利。另一个支柱是中国的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它们是 坚实的、不可动摇的，也是其他几个层次得以形成的根基。

第二个层次，是有关行动的目标指向，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如何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提升 它。科学发展观成为制定以及实施政策时的指导原则，因为它综合考虑了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对它们进行优化组合。经济发展对于提高生活水平、增强国家实 力以及振兴民族文化来讲是前提，也是首要的目标，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目标。其他方面的要求，比如说在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和谐平衡，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保护 等，也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其中缺了任何一项，都不会真正实现社会稳定。

第三个层次是党的领导。中国的领导人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提供所需要的国家稳定、统一与远见卓识，以便不断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中国的经济，提升中国的文明水平，并重建其尊严。

第四个层次就是中国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尤其是邓小平所倡导、嗣后又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意味着在中国领导人的价值等级体系中，党对国家的领导和治理比起它所倡导的任何具体政治信条都更根本。

中国共产党相信，作为执政党，共产党是团结人民、领导人民的基本力量。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就会陷于分裂；在它的领导下，国家才可以保持繁荣。同时党的领导人也意识到，某些意识形态必须要适应现代的环境。

(本文节选自《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第41章，【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吕鹏、李荣山等译，李康校，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省级组织部长大半“空降”或异地交流

政·析

目前31位省级组织部长中，有20人是“外来和尚”，其中中央空降11人，异地交流9人。2008年一年中，从中央空降3人，为最近四年最多；2009年1月的上半月，异地任职者2人，已达近六年最高值。

1月13日，原政协浙江省副主席楼阳生转任海南省组织部长。这是自去年12月份以来，我国各 省（区、市）组织部长人事调整过程中的第三位“外来和尚”；前两位分别是吉林的黄燕明和内蒙古的李佳。去年12月，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黄燕明出任吉林 省组织部长；今年1月，辽宁省副省长李佳出任内蒙古自治区组织部长。

短短两个月内，三省区组织部长换人，频率之快为近年罕见。观察人士指出，种种迹象表明，2008年中央调整各省区市组织部长的力度逐渐加大，“外来和尚”任省级组织部长成主导，2009年异地任职加速或成新气象。

   去年中央“空降”力度大

据南方都市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组织部长中，中央空降11人，异地交流9人，占所有省级组织部长的65%。

“空降可以使新官与当地没有瓜葛。”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此举“可以保证在一定时间内，组织部长在选拔当地干部时比较公正”。但他强调：“如果没有制度，没有监督，谁在这个位置也不能保证永远不出问题。”

从2004年至今，从中央“空降”地方的组织部长达11位之多。其中2004年一年空降了4位，是空降力度最大的一年。从2005年到2007年，“空降”力度有所变化，每年调任一到两人不等，但到2008年，力度再次加大。

对此，葛剑雄指出，去年是最近四年来，中央对地方组织部长“空降”力度最大的一年，这一趋势总体在扩大。

今年“异地交流”受关注

在异地交流的组织部长中，从2004年到2008年的五年中，每年都会有一到两人实现异地交流，没有出现较大变化。

但在2009年1月上半月，有两位组织部长实现了“异地交流”：辽宁省副省长李佳调任内蒙古，政协浙江省副主席楼阳生调任海南。这一数字已经达到自2004年以来的年度最大值。其调整力度之大，实为罕见。

据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由外省籍干部出任的有8人，而完全由本土人士出任组织部长的仅有两地：山东和浙江。

随着时间的推移，异地调任组织部长是否还会加速？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做法值得关注。

异地任职涉及中组部新思路

“外来和尚好念经”。中央空降或异地交流组织部长，对一个地方的干部遴选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这种变化或与十七大后中组部的工作新思路有关。”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认为，“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干部任命由一个或少数人决定的做法，对裙带关系、用人腐败和由于干部任用不当导致的其他腐败问题，至少能够起到牵制作用。”

葛剑雄说：“中央空降或者地方交流的做法，还是立足于防范。”如何保证外来组织部长熟悉当地干部情况？葛剑雄建议，可以充分发挥地方人代会的作用，地方重大人事决策经地方人大程序把关，并能借鉴西方国家对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分，这样就会最大限度发挥这一做法的正面效应。

年轻化和高学历化成新趋势

据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现任31位组织部长中有共青团工作经历的达15人，从年龄构成看，“50后”有25人。

“现在看，省级组织部门的领导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汪玉凯指出，随着中央候补委员和有共青团任职经历者出任省级组织部长，或许会有更多年轻人来到组织部门。

据南方都市报记者统计，31位省级组织部长中，拥有博士学位的5人:梁滨管理学博士，李锦斌法学博士，李佳哲学博士，柯尊平工学博士，陈存根农学博士。拥有教授或副教授头衔的3人:陈存根、胡泽君、柯尊平，均成为学者从政的典型。

对此，葛剑雄认为，“学者从政”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学者类型多样：“从政更看重管理能力。如果有的学者能够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从事管理的实际经验有机结合起来，在更大的空间加以施展，也是不错的。”

“这表明组织部门干部的素质在提高。”汪玉凯认为，学者从政出任组织部长，有博士学位的组织部长越来越多，正一改组织人事干部“万金油”的形象.

                                       来源：星岛环球/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