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宁

　　约访学者：

　　陈寿灿 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

　　马力宏 省委党校副校长

　　杨建华 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

　　问一：为什么要开展价值观大讨论

　　马力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成员自主性增强，价值观多元已成必然趋势。然而，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要实现长期和谐发展，必须形成能够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价值观。显然，我国存在如何尽快形成这种价值观的紧迫感。

　　近几年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有些企业产品造假、部分官员权力腐败、少数社会成员缺乏基本的责任心和同情心，甚至有人见死不救，这一切，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和深深的忧虑。

　　陈寿灿：中国历史上，每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都会进行价值观大讨论，五四时期就是价值观转型时期：对孔子、孟子为主的传统理论的颠覆，进而是西方民主科学精神对中国产生影响，以及中国仁人志士自身对于文化价值建设的探索。改革开放初期也面临价值观大讨论，1980年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引发了一次对人生观的大讨论。

　　现在我们处在社会转型期，因此，讨论价值观问题是时代的需要，是一个时代声音的反映。这也印证了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时代，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

　　杨建华：我们社会的建设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滞后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管理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架构。

　　我们对人的思想意识、道德素养、精神家园建设的关注，还不如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多。人们对是和非、美和丑、善和恶、真和假有些混淆，在经济领域的坑蒙拐骗、诚信缺失，还有以牺牲环境、牺牲公众的利益为代价来增长自己的财富等等，都显示出我们在精神领域、价值观的建设，在道德素养的养成方面，有所缺失。

　　然而，市场经济不单单是一个财富经济、资本经济，更是一个法制经济、契约经济、诚信经济、道德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仅仅要关注GDP的快速增长，更应该关注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关注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程度，关注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整体的文明水平程度。因为，一个民族和地区的发展水平最终决定于这个民族和地区的道德水平。

　　问二：如何解读中华民 族传统的价值观

　　陈寿灿：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仁、义、礼、智、信”，是一个以德治为核心的伦理性社会的基本准则。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说明，“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价值观是有效的治国之道。

　　其实，由技术带来的文明是多变的，由基因郁成的文化是相对稳定的。作为根植于传统中华文化的道德基因，“仁、义、礼、智、信”一直存在，不会消失。人文的东西，需要不断地内化、反馈而积淀，在时光的磨砺中不断演进。因此，真正有生命力的道德准则是自下而上的，是源于民间的，根植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要在传统资源与现代道德生活的结合上获得属于现代的、有生命力的价值观。

　　如：“仁”可以理解为人与人相互友爱、帮助、同情；“义”可以理解为公正、合理；“礼”可以理解为规则、礼仪；“智”可以理解为知识和智慧；“信”可以理解为诚信、信用。这些内容无疑也是当前我国价值观和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

　　杨建华：中国文化是内省的文化，也是一种修身的文化。它更强调人的价值自觉，更强调“人人皆可成为尧舜”的君子人格的培养，更强调人的主体性、价值性、道德性。所以中国文化从先秦以来，一直以价值自觉、道德建构、人格操守修持作为它最基本的特点。

　　传统的文化成了中华民族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精神内核、生活守则。所以人们判断是非、善恶，基本上是由先人们最基本的价值元素作为判断的，他们也从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当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依据。因此，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都作为伦理的黄金律，这和基督教所提倡的“不杀人，不奸淫”，和佛教的“修行成佛”，一起成为最基本的人类共同准则。

　　传统文化对我们当下价值观的建设，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性元素。任何社会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割裂与传统的血脉联系，都不可能把传统完全抛弃，另辟一方天地。我们今天价值观的建设也应该充分汲取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元素内核，作为今天建设当下价值观的最基本参照。这不仅仅是传承，更是弘扬。

　　马力宏：“仁、义、礼、智、信”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内容，长期以来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当然，由于我国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因此，“仁、义、礼、智、信”中也包含了部分封建内容。但是，由于“仁、义、礼、智、信”体现了中国文化关于社会价值取向的主要内容，而且概括得十分精炼，因此，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剔除部分封建主义色彩的解释后，“仁、义、礼、智、信”的主要内容仍然对我国社会的价值和道德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问三：怎样理性看待道德滑坡现象

　　杨建华：首先要看到，现在社会成员的拼搏、自强、权利意识都比原来要强，这是现代社会精神的折射。如今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像古代的夸父追日一样，怀揣着梦想，追寻着心中的太阳，这是一种进步。

　　当然，我们也看到，人们的精神方面、道德建设方面出现了诚信缺失、造假等问题，人们更多地顾及自己不顾及社会。比如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比如老人倒地不敢扶，让人们都觉得这个社会怎么了，良心去哪了？这和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

　　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怎么认识应尽的责任，应有的道德，应有的理念， 这都是在价值观讨论中需要形成共识的。作为一个现代公民，从社会化开始，就应该慢慢熟悉公民享有的权利，应承担的责任。因为，现代化并不是一个经济目标，更重要是一个社会目标，人的目标。只有人现代化了，才能将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的道德。所以我们的价值观讨论对经济社会发展，对浙江的现代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马力宏：我不认同当前我国社会道德整体滑坡的说法。很难想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是在社会道德整体滑坡的状态下实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量历史实践证明，与道德整体滑坡相对应的必然是社会的混乱无序和经济的停滞不前。

　　事实上，我国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而不断进步的，中华文化优秀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在大部分社会成员中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得到了延续和发扬光大。出现道德滑坡的只是个别人和局部现象。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发生在个别人身上的恶性事件和局部问题却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不仅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自尊心、自信心，产生了极大的离心力，而且直接影响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形象。这些问题的出现，尤其是那些严重恶性事件的发生，既暴露了我们价值观和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和教育效果问题，也反映了法律制度建设不够到位，未能及时建立起使坏人不能做坏事、好人可以放开手脚做好事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因此，亟需通过价值观大讨论，尽快建立完善这些制度，不断净化我们的社会环境。

　　陈寿灿：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外来文化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价值多元化，我们首先要看到价值分化也是一种社会进步表现。但价值分化不一定会使道德滑坡，也不一定会带来价值缺失的问题。价值分化、社会分化也可以导致和谐。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和而不同”就是这个道理。

　　在多元或者分化以后，提倡价值观的讨论，来追寻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实际上是价值分化之后的价值整合，这是一种价值自觉与文化自觉的体现。我们讨论价值观的问题，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价值本身的排序。比如：经济层面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价值，是财富，政治生活要追求正义，家庭生活要追求幸福、责任等。各种不同的价值是有序列的。在价值观上我们现在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信仰的迷失与价值排序上的混乱，是多元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