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诚保险上海分公司:基辛格：在政客圈里厮混的学者—红色牧师.blog的博客—强国博客—人民网

  基辛格：在政客圈里厮混的学者

——读《权力的代价——尼克松执政时期的基辛格》有感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引子】记得以前看过基辛格在哈佛大学撰写的成名作之一的《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这本书的主题是研究冷战时期美国战略选择问题的，被称为“美国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纲领性著作”，并定为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的“必读书”。不过，我对基辛格在书中最后一章“政策制订人和知识分子”，比较感兴趣。基辛格把政策制订者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说得很透，他认为，现在的政策制订者在能力上是有问题的，他们要对政府的停滞呆板负责。这是基于，一个日益专业化、官僚化社会的矛盾之一是，取得重要地位所需要的品质越来越不是一旦取得重要地位以后所需要的品质。所以，要改变这种状况，那些一直致力于获得真才实学的人，即知识分子，是可以也应该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但是，在现实中，无论是知识分子应该起到的作用，还是他们可能起到的作用都不令人满意，这其中有政策制订者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使用问题，也有知识分子自身的许多问题。他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双方都忽视了一个事实：“政策的制订不仅需要对各种想法有明确的概念，而且也需要对这些想法的实施问题有明确的概念。” 换言之，政客们是只想把事情干成而不太在乎其内在逻辑的一类人，学者们是只想探索事情的内在逻辑而不太在乎其结果的一类人，而基辛格认为应该兼顾二者。这是基辛格作为一个学者日后在官场上有所成就原因的最好注解，也是基辛格虽然出自于学术界，却瞧不起学术界人士的重要原因。

亨利·基辛格，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７日生于德国，犹太人后裔，１９３８年移居美国，１９４３年加入美国籍，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６年在美国陆军服役。他是一名“工农兵大学生”，1947年回到美国后，进入著名的哈佛大学深造并执教至1957年。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６９年任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班执行主任、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一书，使他引起了政界的关注。他曾经先后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三届政府内担任外交政策顾问。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他被尼克松选进内阁班子，先后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是尼克松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主要助手，深受重用。基辛格多次搞“秘密外交”、“穿梭外交”，在当时国际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基辛格还是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关键人物，被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称之为“老朋友”。

《权力的代价——尼克松执政时期的基辛格》是一本以描述尼克松总统第一任期内基辛格主持下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书。在这个时期，尼克松和基辛格合作，为美国取得了一些看来令人十分注目的外交胜利。在这段时期里，美国在外交上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同苏联达成了备受赞扬的协议；解决了复杂的西柏林争端；最后，在尼克松就任第二任总统三天前，签署了巴黎和平协议，解决了美国二十世纪最难的难题之一——结束越南战争。不是每一任总统都能够做这么多事情的，也不是每一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都能够做这么多事情的，恰恰是他们两个联手做了，一个为官之人，一个为僚之人，结合的如此完美。本书的写作始于水门事件那几年作者西摩·赫什担任《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的时期，他以记者所特有的眼光和视角，不仅审视了他们两人所取得的业绩，也从他们两个关系入手分析了取得这些业绩的缘由。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写作的时间恰好是尼克松滑到低谷的时期，也是人们对尼克松和基辛格非议最多的时期，因此，作者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他对笔下的尼克松和基辛格贬多褒少，与中国人笔下的二位先生，是大不相同的。

——曙光初露。《代价》一书第一章的标题为“谋职者”，讲述了基辛格在尼克松竞选期间，如何毛遂自荐，如何两面三刀地进入尼克松圈子里的故事。在此之前，基辛格与白宫的交往已有十余年之久，但都是兼职做顾问，基辛格已不满足这样一个角色和地位，他要作为圈子里的人真刀真枪的干。书中把基辛格描述成一个守口如瓶、功于心计、谨小慎微，但又不失野心、懂得何时、以何种方式和内容打动最高领导者的人。但不管怎么说，尼克松最终将“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头衔给了这位“出类拔萃”的人，尼克松不仅是对基辛格的学识之渊博和关系之众多印象深刻，并且也为基辛格为了求职而采取的某些政治手段而动心。尼克松说：“我对亨利·基辛格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尼克松找到了他所要的人，而这恰好是基辛格渴望已久的职位。就这样一个学者弃学从政，开始在政客圈里厮混，竟然还混出了点名堂。              

——旭日东升。学术是一个社会领域，以学术为业的人是学者；政治也是一个社会领域，以政治为业的人是政客。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当，基辛格凭什么都能做好，源于他对两个行当的特点都十分清楚：学术活动是以专门的、系统的训练为基础的一种自我选择，需要得到学术同行，特别是学阀的认可；政治活动是以有意见、有分歧的冲突为基础的一种集体选择，需要得到组织成员，特别是顶头上司的认可。对于基辛格来说，首当其冲的是怎样去应付和讨好尼克松并想方设法弄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这些事情甚至比他自己对美国政策的想法更为重要。基辛格被选中担任此职到尼克松宣誓就职之间的两个月，他的表现是完美无暇的。不愧是聪明的犹太人后裔，基辛格不仅以其学术地位赢得了公众的认可，而且也迎合了尼克松希望把权力转移到白宫的愿望，也就是说总统对外交事务的控制权要大于作为职业官僚的国务卿。基辛格组成了一个第一流的参谋班子，卓有成效地满足了总统对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制定掌握外交政策的新方针。这后来成为一种典型的政治格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取得了制度性的权力，这部分是由于尼克松想抓外交权，部分是由于尼克松对外交部门的不满。基辛格回忆录中谈到，尼克松与他第一次见面时就说，他对国务院毫无信心。它的工作人员不忠于他：外交部门在他当副总统时就看不起他，而且他一下台后就不理他了。他决心由白宫来负责外交政策。对于这一点，尼克松的老朋友、被请出来当国务卿罗杰斯也知道：“我准备当配角，我知道尼克松要当主角，而当基辛格到来时，我认识到他对总统来说将是极为宝贵的财富。”直到基辛格取代罗杰斯当上国务卿，基辛格和罗杰斯在尼克松面前扮演的角色都是新闻媒体、各自的下级，也包括日后的历史学家争论的话题。

体制性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只有两条，要么改变结构，要么改变人，如果这两者都做不到那就让矛盾存在，看谁更善于把事情干成。在这方面基辛格明显胜于罗杰斯，更何况总统给了他如此明确的信息。他步入白宫之后，手中开始执掌比他前任大得多的权力，而且他心里十分明白这种权力来自何处。他知道，只要能得到他的后台老板尼克松的欢心，别人就不能对他的权力有所争议和动摇。奉承是基辛格工作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但这并不是他能抓到权力的唯一原因。基辛格知道自己的长处，就对外政策方面的才智和知识来讲，他在尼克松的白宫里犹如沙漠中的绿洲那样难得。于是，他把自己变成了唯一控制大批交送总统去研究的文件的人，基辛格对上报材料的摘要以及所提的建议，成为了白宫内最机密的文件。而且总统是一个不爱征求意见的人、也不善于做研究，于是基辛格成为私下给总统提建议，并能够得到总统认可少数几个人之一。基辛格受到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总是善于替总统思考问题，并且与总统建立了一个“直通渠道”，他有一种本事，那就是让总统经常为自己能够与他这位哈佛大学教授的想法一致而自豪。有了这些前提，他逐步将外交政策主导权的问题、与职能部门（主要是国务院和办公厅）关系的问题、与新闻界关系的问题、与公众关系的问题，一一摆平，处理地井井有条。这个在政客圈子里厮混的学者，比政客的水平还要高，只是没有机会，一旦有机会，他就会出人头地的。

——如日中天。机会来了，因为当时的美国有那么多没有摆平的国际性事务，这部分是由于多年积累的问题，部分是由于新近发生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给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大显身手的机会。老板的大事就是我的大事，这是所有做幕僚之人的共同信条。基辛格的第一场战役是解决越南问题。他深知他的老板当年作为副总统目睹了总统艾森豪威尔是如何结束朝鲜战争，并以结束越南战争作为竞选总统时最美好的许诺，这件事情是何等重大。基辛格的任务除了帮助老板提供信息之外，还在关键的时候给老板大气，以帮助他树立信心，而后者的重要性决不亚于前者。比如说，当时反战势力尤其是新闻媒体十分厉害，盯着尼克松所有的新决策，但尼克松试图通过先强后软的策略逼迫北越让步，但又拿不准是否应该进行轰炸时，基辛格对尼克松说了一句起决定性的话：“只要轰炸能帮助我们早日结束战争，让《纽约时报》骂我们两句又算得了什么？”总统说：“我同意他的观点。”随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突破和柏林问题的解决上也合作的很好，这为双方都带来了好处。1973年，尼克松继续在总统宝座上就座，而基辛格则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不过，两人合作最经典的杰作还是对中国问题的开拓。美国与中国和解是尼克松总统任期里的一个高潮，也是他和基辛格合作取得的最积极的成果。1971年7月15日晚上7点半钟，尼克松发表了一个三分半钟的讲话，这个讲话成为上个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之一。他一开头说：“我要求占用今晚的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发展。”接着他念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同时也北京发表。“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尼克松在日后评价这一事件时说：“在这简短的公告背后，有着两年多复杂、微妙和坚定的外交招呼和谈判。虽然我们能够保持近乎奇迹般的机密，其实对华采取主动是经过最公开的准备步骤的出人意外的历史事件之一。”在这个事件中，尼克松是战略策划者，而基辛格则是战略实施者和最可靠的使者。基辛格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强调的是“关键就是不让国务院参与此事”，而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则以极其赞许的口气谈了他和基辛格共同谋划的事业。他写到，基辛格拿着周恩来欢迎基辛格作为尼克松的代表先期来北京的信函，跑着上气不接下气，交给他，而他看完之后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在两个人商谈了细节之后，尼克松说：“亨利，我知道你像我一样，晚饭后从不喝酒，并且时间很晚了。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破一下例。请你在这里等一会儿。”他们两个都知道这确实不仅是个人异常兴高采烈的时刻，而且有一种深刻的共同认识：这真正是一个颇有历史意义的深刻。

后来的故事尽人皆知，基辛格采用了瞒天过海之术来到了北京，他行动的代号叫“波罗”，这是仿照另一个前往中国旅行而创造了历史的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名字。基辛格的秘密访华的公告震动了全世界，并且引出了人们对基辛格的外交手腕的一片赞美之声，他一跃成为国际性的名人和公众瞩目的明星。不过基辛格不只是把尼克松交办的事情办好了就完事，他知道要让总统看得起他，就一定要做一个有思想的行动家，学者的功底帮了他大忙。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摘录了基辛格访问回来后所写的长篇报告里的“一段精彩的总结”，文字不长不妨原文照登：“我们已经为你和毛翻过历史的一页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对将来不应该抱有幻想。我们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在最高级会谈以前和会谈期间，他们在台湾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的关系变坏，他们将成为不可调和的敌人。据我看来，这些人具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他们有强烈的信仰，近乎狂热。同时他们表现出一种内向的安全感，这使他们在自己的原则的范围内能够细致地、万无一失地同旁人打交道……我们无论同中国人或其他人打交道，都需要可靠性、确切性和策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一套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将完成一次革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基辛格会不会写报告，而在于这些报告能否打动尼克松。果不其然，在北京逗留的第三个晚上，中国客人请尼克松和他的老婆观看一场体操和乒乓球表演，那天晚上尼克松久久不能入睡，又起的很早，沐浴后他坐在床上，点燃一根中国人为他准备的“长城牌”雪茄烟，边抽边想昨晚的体操表演和前一天看的芭蕾舞，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中国人自始至终贯彻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这不仅给人以持久的印象，而且还给人以不详的预感。这个反共和反华的老手写下了这样的话：“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

基辛格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以他的睿智和勤勉给了尼克松深深的印象，他几乎是不知疲倦的关注每一个程序和为上海公报的起草殚精竭虑，尼克松在吃筵席和看大戏的时候基辛格却在工作，尼克松在中国的五天，基辛格几乎就没有睡觉。除了体力，还有智力，博士留下了这样的绝妙话语：“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无论多忙，基辛格都没有忘记两件事，第一，打击和贬低国务院那帮人，连见毛主席都不让国务卿罗杰斯参加；第二，始终把聚光灯打向尼克松。在持续不断的电视转播的推动下（这也是基辛格打前站与中国人达成的协议之一），使总统终于建立了他3年来梦寐以求的“公众形象”，新闻界和美国人民完全被总统出访神秘的东方世界这一新奇事件吸引住了。基辛格是有本事的，基辛格的本事也是有回报的，虽然他们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矛盾，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就有过抱怨，他那学者们固有的劣根性，如固执、虚荣、得理不饶人的毛病也时有所见。但总的说来彼此关系还是不错的，否则尼克松就不会在他连任后不久，就让基辛格取代了老对手罗杰斯成为美国国务卿，并且尼克松辞职之后，福特总统依然让他坐在这个位置直至届满。这不仅是第一阁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是作为非美国出生的人可能走到的最高职位。

——余晖不尽。在政客圈子厮混了8年之后，1977年，基辛格离开了政府机关，又回到了民间。但他永远不会闲下来，他有资格不闲，也有能力不闲。基辛格开始了新的生涯，他先后担任许多国内外大公司的顾问，也在大学兼职兼课，自己还开办了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长。除此之外，他还担任过许多全国性组织的负责人，如美国中美洲问题两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美印委员会主席、美国—中国协会两主席之一。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７日，基辛格被美国总统布什任命为调查“９·１１”事件的一个独立委员会的主席，１２月１４日，基辛格辞去该委员会主席职务。他还撰写了《白宫岁月》（１９７９年）、《纪录在案》（１９８１年）、《动乱年代》（１９８２年）等专著。中国也是他长来的地方，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应外交学会邀请访华。２００５年５月应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邀请访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会见了他 ，时年82岁。没有当年政坛上的余晖，他是做不到这一切的。

（权力的代价——尼克松执政时期的基辛格∕西摩·赫什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