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15年中医医师通过率:刘 波: 一寸山河一寸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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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内战与对外抗战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在“一二八”抗战中，守军兵力如此单薄，却能抵挡兵力、兵器均占上风的日军，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除正规军外，还有两万余人的义勇军前来助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东北冯庸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法政学院等学生组织了义勇军，还有上海市民义勇军、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铁血军、讨日援沪义勇军、西南在野军人抗日救国北上敢死队、苏北人民组织的大刀队、四川敢死队、武进妇女救护队等。这些都是“一二八”抗战爆发后自愿组织起来奔赴前线的热血青年，大多由十九路军总部编入翁照垣旅。
当守军作战伤亡惨重时，上海商会带来200多名童子军，交十九路军指挥，其中数人在前线牺牲。北伐旧将吴越组织一支约200人的华侨抗日义勇军，于1931年11月间抵达南京。“一二八”抗战打响后该军接受紧急军事训练，2月16日起正式投入战斗，主要任务是随十九路军医务处救护前线伤兵。其他各路义勇军也纷纷自愿要求使用伤兵的枪赴前线杀敌。以上海为主的民众义勇军，奔赴前线，挖战壕，运伤员，甚至直接参加作战。十九路军考虑到义勇军缺乏军事训练，担心在战场上伤亡太大，不舍得将他们置于一线，主要是作为战勤工作等辅助力量使用。
斯诺在目击“一二八”事件的报道中写到：“中国终于被某种东西震醒了！”鸦片战争以后一直沉睡的这只东方睡狮这一刻被震醒了。在十九路军的感动下，上海民众、各地中国军民、海外华侨纷纷行动起来，有的在战壕中奋勇作战，有的在前线抢救伤员，有的在后方为抗战捐资捐物。
国民党左派代表何香凝和宋庆龄亲往前线慰问伤兵。宋庆龄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穿行在阵地之间慰问部队。在前线巡视中，宋庆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壁残垣前留影，以示她与第十九路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何香凝看到大雪天官兵们只穿着单衣，就发动捐制棉衣运动，结果5天之内为十九路军赶制新棉衣裤3万多套。
中共在当时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也为“一二八”抗战作出了特殊贡献。日本《太平洋战争史》一书称十九路军为“受共产党影响较深的十九路军”。“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和关于“一二八”事变斗争的纲领，动员群众参加义勇军。何香凝办的“国难妇女救护训练班”于1932年1月中旬开始招生，救护班有四五十名女青年，大部分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动员来的进步学生，还有一些教师、报社职员，也有几个男青年。
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纷纷对上海的抗战表示支持。阎锡山在蒋、冯、阎中原大战期间，曾遭十九路军重创，此番不计前嫌，于2月9日赠来150毫米重型迫击炮数门、炮弹600发，这对重武器严重不足的十九路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远在四川的军阀刘湘准备了部队，以便随时东援上海。手中已失去兵权的冯玉祥为支持“一二八”抗战奔走呼号，联合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上层人士，向蒋、汪提出“请政府增兵”案，呼吁派出10万军队援助上海，与日军作殊死战。1月31日，国民党留粤中央委员唐绍仪、邓泽如、肖佛成、陈济棠、伍朝枢、邹鲁、白崇禧等26人致电十九路军将士表示支持，并汇款40万元接济军费。国民党第三路军韩复榘部、第四军何键部、第九路军鲁涤平部、第二十六军孙连仲部、第一集团军陈济棠部，甚至在南昌的30多名“剿赤”将领，由朱绍良领衔致电蒋介石请战抗日，“一致御侮，百死不辞”。
华侨对“一二八”抗战的支持值得大书特书。除去组织义勇军参战外，海外华侨捐资捐物数额巨大。加拿大华侨集资购买了1000具钢盔给十九路军，消息传出，美洲各埠华侨闻风而动，结果购买了1.5万具钢盔寄到十九路军。菲律宾华侨捐资最多，购买了飞机15架，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捐赠给祖国。古巴华侨也捐款购买军用飞机，赠义勇军。归侨飞行员、军政部航空第6队副队长黄毓荃，先后击落日机多架，立下赫赫战功，但在2月5日的空战中，不幸遭数架日机的围攻，壮烈牺牲，时年28 岁。这是中国空军抵御外侮英勇献身的第一人。
据不完全统计，淞沪抗战期间，总捐款1068万元中，侨胞的捐款总数达700多万元，仅美国华侨就捐洋500万元。十九军路军获此巨额经费，既补发了军政部欠发的军饷，又用来购买一批新式武器装备，一跃成为国内装备最好的部队，这是作战能苦撑月余的重要原因。十九路军领导人曾感慨地说：“人民群众热烈支援，鼓舞和激励了前线官兵舍身抗敌的决心和勇气，这是我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抵御全副现代化军队的关键所在。”（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上海民众给中国守军莫大的支持，几乎是要啥给啥。凡是前线急需的交通工具、通信器材、工事物资、医药用品等，都不遗余力募集。食品、日用品、衣被、棉衣、水泥、沙石、钢筋、沙袋、汽油、煤油等，源源不断送往前线。许多群众将自己的望远镜、无线电收发报机以及汽车等，赠送或借给部队使用，其他如毛巾、雨伞等也应有尽有。当守军手榴弹不够用时，上海总工会动员募集了几万只空烟罐，赶制“土炸弹”运往前方。守军每天两顿伙食，郊区群众组织起来分区予以解决。
守军伤亡大，缺少战地医院，在宋庆龄、何香凝组织下，一天工夫就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于1月间发表抗日言论，被日本驻军强迫上海市政府勒令停办，全馆同仁视此为奇耻大辱，便自动在望平街馆址办起医院，是为上海红十字会第35伤兵医院。
受伤官兵得到及时而热心的救护后，十分感动，在医院中经常说：“过去打内战，死了算了，没有人民来慰问。现在和过去大大不同了，慰问的人如潮涌而来，慰劳品堆积如山，我们深感对外抗战的光荣，更觉内战的可耻。”伤病员神志稍清，即问医护人员：“前线打胜吗？”医护人员答以“打胜了”，伤员安然睡去。有重伤的听了最后一声胜利后，即瞑目而逝。有的伤员还没有完全治愈，便要求出院返前线作战，甚至偷偷奔赴前线。
各方民众代表不时前往前线慰问守军，方振武、张子廉、吴迈三先生代表上海民众团体前往慰劳时，吴迈三先生竟离座向翁照垣旅长下跪，令官兵们感动万分。上海民众不仅从精神、物质、兵力上给了守军莫大的支持，也的确是守军战斗力的重要来源。
庙行一战的胜利，也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宋希濂在接到上级要他率部奔袭庙行时，如果绕道，至少要四五个小时，如果换一种思路，直接渡过蕰藻浜的话，不仅节约时间，还可出其不意突袭日军侧背。但是渡河工具怎么解决呢？两小时后，当宋希濂走到河边时，大部队已经顺利渡过河去，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老百姓帮忙做出了许多渡河工具：除几只小木船外，有竹筏子，有用门板扎成的平板船，还有大木桶……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战火中的百姓们可能不知道，他们为打胜庙行之战作出了多么关键的贡献！日军意想不到宋旅的奇袭，他们本以为，像这样一支德式装备的中国大部队，缺少渡河工具，根本无法越过蕰藻浜。
“非对称作战”：血肉之躯的阻击
“一二八”抗战前中日双方军力对比是极不对称的，按今天的说法，可以说是“非对称作战”。
日本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基本走完了工业化道路，装备了世界领先的陆海空军；海军有航空母舰，远征作战能力强，1月30日增派了两艘航母到上海。到3月初，日军在上海集结的飞机最多时达300架，军舰80艘，并有大量坦克、装甲车、重炮。而中国经过多年军阀混战，社会经济落后，没有完整的国防工业为军队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只能生产迫击炮、轻机枪，几乎不能生产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稍为先进一点的武器装备均须从国外购入，军费又捉襟见肘。国民党空军飞机很少，也不如日军先进，所以无法形成对日军的威胁，也无法对上海守军予以有力支持，致使国人以为空军没有参战。国民党海军严重缺少经费，只是一支小型海军，远不能同日军对抗，故采取了避战自保的耻辱办法。直到1934年海军部才有1个为期5年造舰50艘的计划。当然，装备差不能作为避战的理由。
当时防守上海的十九路军，武器装备大多为老式的汉阳造“七九”步枪，其他武器极少，也无坦克、装甲车，更缺少重炮。本可为守军提供武器的上海龙华兵工厂，该厂造的75毫米的日式山炮，发射多不准确，且厂子规模甚小，日出兵器不多。淞沪抗战打响后，上海各外报记者到闸北前线采访，对十九路军能否以如此低劣的武器抵抗和战胜日军深表怀疑。斯诺在采访当时的中日军队后作出对比：“现代战争的工具日本人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十九路军除了步枪和机关枪，几乎什么都没有……（十九路军）有些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身子单薄。他们的制服是最廉价的布做的。虽然时令已是仲冬，许多人还穿着短裤而且没有大衣。士兵穿的是球鞋，这也是中国陆军的标准装备。”然而，就是这些头戴斗笠、穿着单薄军衣的士兵，挡住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兵的疯狂进攻。
尽管装备是敌强我弱，但十九路军将士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战斗意志异乎寻常地顽强。“一二八”抗战的头一个星期，十九路军用劣势装备坚决将日军阻击在闸北范围，日军始终寸步难行。这些抵抗彻底粉碎了盐泽幸一“四小时即可了事”的叫嚣。
武器决定战略战术，有什么样的枪打什么样的仗。日军由于武器装备先进，打的是机械化时代高水平的陆海空联合作战，因此来势汹汹，给上海守军造成了很大伤亡。国民党上海守军靠陆军单打独斗，只能采取有效的战术，当日军倾巢发起进攻时，守军隐蔽在战壕中以逸待劳，等到敌军接近时再用手榴弹还击。特别令人感动的是，2月7日当吴淞炮台被日军军舰上的炮火和飞机的炸弹炸毁后，十九路军以血肉之躯阻击敌军，竟使日军的海军陆战队始终无法登陆。敢死队实施反冲锋，有的全身浇上汽油，绑上炸药冲入敌阵，引爆后与日军同归于尽。
日军用装甲车掩护步兵向我军阵地冲锋，刚开始时，十九路军吃了大亏，后来想出了对付的办法。在巷战中，当日军装甲车几次冲破我街垒防线后，十九路军士兵冒死登上屋顶，突然从潜伏处投掷集束手榴弹炸毁日军装甲车，致使日军无法越雷池一步。另一种办法是把10个手榴弹用铁丝捆在一起，埋在阵前50米外的马路中央，加以伪装，再用铁丝把这10个手榴弹的引信捆在一起，牵引到阵地内，看准敌人装甲车驶近时，把铁丝拉动，轰的一声巨响，把装甲车炸坏。跟在后面的日军，也被炸得死的死、伤的伤。在没有地雷的条件下，用这种办法对付日军装甲车很有效。“一二八”抗战第二天，击退了日军数次猛攻，击毁和缴获日军装甲车3辆。
78师对付日军装甲车的奇招更让人叫绝。他们头天夜里将稻草铺在日军装甲车必经之路，派出敢死队埋伏于马路两侧，等日军装甲车经过时，车轮或引擎被稻草缠住无法开动，敢死队就蹿上去，用集束手榴弹塞入车内引爆。后来用这个办法炸毁日军三四辆装甲车。
中国狙击手活跃在战地，令日军胆寒。斯诺在日军阵地采访时，曾目击植田谦吉的野战指挥所一名副官被中国狙击手险些击中而烦躁不安。副官的红色圆形帽有一个枪眼，他恼火地说：“在我们前线后面一英里的地方，居然还会吃冷枪！”而后竟然埋怨：“中国人在打仗时不讲信义。文明国家是不准放冷枪的。”
斯诺评论：“国民党军队最初从俄国顾问那里学来的放冷枪的战术很成功。”上海的抗战很适合打狙击战，这里人口稠密，房屋密集，到处都有藏身之处。日本人在闸北战线和江湾吴淞战线相当大一部分伤亡是这种狙击活动的结果。狙击手们极有耐心，斯诺在日军阵地采访时也好几次差点陪日军送了命。一次当他爬着逃走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帽子上也被打出了一个枪眼。
“便衣队”的狙击手并不全是十九路军的士兵化装的，有些是上海平民中的志愿人员，其中不少人是法租界青帮头子杜月笙的人。杜月笙虽然是黑道老大，但在抗日问题上不含糊，日本人进攻上海时，他派了几十名帮会兄弟携带机枪、步枪到闸北，后来到江湾日军的后方进行骚扰。他给每人每天发5块钱，如果殉国了还给丧葬费。残酷的日本军队遭到冷枪狙击后，作疯狂报复。他们在阵地后方的农村抓人，一抓到就很少释放。有的妇女被押到江湾跑马场等地的刑场，命令胆小的日本新兵用刺刀捅她们，借以训练成冷酷的老兵。
上海守军战术灵活，以劣势装备巧妙地打击日军；而日军陆战水平比较呆板，离开坦克掩护和飞机大炮的火力，就打不出漂亮仗来。在一幕幕精彩的抵抗细节中，历史逐渐地改写了中国不利的处境，战神的天平渐渐向中国守军倾斜。
被鲁迅误解的空中较量
“一二八”抗战时，国民党军的空中力量还很弱小，几乎等于没有空军。当时中央军的全部飞机仅31架，名义上有6个航空队，每队只有五六架飞机，全部飞行员仅63人。（文闻《旧中国空军秘档》，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尽管如此，国民党的空军也小有战绩，并不像过去一些书中所说的，是完全消极避战。
鲁迅先生曾在《伪自由书》中辛辣地写道：“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事实上，此说是个误会。
鲁迅所说的“洋烈士”，即美国空军教官罗伯特·肖特，他在2月22日左右以一人之力迎击三架敌机，击毙日军指挥官小谷大尉，击伤两机，但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时年仅27岁。
早在2月5日，蒋介石已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明确表示空军必须参战。蒋说：“如日本陆军登陆参战时，则我空军亦应参加沪战，除与陆军预定协同动作外，空军动作，总以飘忽无定，出没无常，使敌猝不及防。”“一二八”抗战期间，国民党空军第二、四、六航空队奉命参战，击落了日军多架飞机，给日军以极大的心理震撼。1932年2月5日，中日军队双方各4架飞机在上海郊区上空进行首次空战，一个日军飞行员日记记载：“2月5日发现中国双座战斗机4架参战，使我军忽起晴天霹雳之感。”第六航空队飞行员赵普明在空战中受伤，安全降落于笕桥机场，终因伤重而壮烈牺牲。为纪念他的英雄事迹，笕桥航空学校新建的礼堂，就命名为“普明堂”。激战中，中国空军击落日军水上侦察机一架。此战之后，日军不再将飞机用于支援陆战，而专门用于对付中国飞机。
国民党军在上海笕桥机场遭到日军轰炸时，升空5架迎战，因敌机来袭突然，空军第二队司令石邦藩冒死登机突入敌群血战，掩护同僚登机，激战中两架日机被击落迫降，石邦藩在空战中左臂受伤，安全降落于虹口机场后，他的左臂被切除了。此后石成为空军高级指挥官，人称“独臂将军”。日军炸毁了中国飞机6架，但比之期望的“炸毁18架”要少得多。最终，中方在空中丧失优势，失去了上海的制空权，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力量弱小，缺乏足够的飞机和飞行员。
粤军空军也赶来参战，且有战果，有伤亡。邓粤铭、胡其选、丁纪徐、谢莽等率两队飞机助战，又派机晨袭黄浦江上的敌舰，敌海军旗舰“出云”号被炸伤。所以，实情并非鲁迅先生批评的那样，全然避战保实力。
由于空中力量太过单薄，上海饱受狂轰滥炸之苦。日军飞行员肆无忌惮，中国守军用地面武器奋勇抗击，竟也击落了几架日机。如：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在日记中记载：1月29日7时，敌机又来光顾，因天有雾，竟敢在1000公尺低空飞行。我方无制空权，又无高射炮及高射机关枪，任由敌机肆虐，见其太可恶，即令卫兵连以步枪排分若干组，在有效范围内向敌机射击。出我意料之外，竟被我步枪击落敌机一架，当时兵民鼓掌如雷，军心更为大振……
“一二八”抗战，其实不单是哪一个党派、哪一支部队的抗日，此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共御外侮的胜利，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团结奋战的民族精神，在局部抗战时期书写了抗战史上生动的篇章。正确评价这段历史，涉及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问题。胡锦涛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一二八”抗战当属此列。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我们切勿忘记：抗日战争的历史不只是8年全面抗战，而是包括局部抗战在内的14年。在记住“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同时，请勿忘记“一二八”那段残酷、艰难的历史，请勿忘记“一二八”抗战中的无名英雄和闪光细节。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