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烟实体店挣钱吗:贵州幸存戴安澜200师女兵施仲珍（1）

（一）远征军200师的施仲珍

    2011年的“9月13日”，在我们的“林副主席自驾仙鹤去蒙古国的温度尔汗”40载的纪念日里，我去贵州普安县，采访了1939年参加中国政府军抗战、1942年随戴安澜将军的200师入缅作战，现在贵州普安县的93岁原少尉军官施仲珍女士。

    采访施仲珍时，我和福建省《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景艳记者一起合作，访问施仲珍。景艳记者在福建福州的播音室里现场录制，我的任务，就是客串，帮助完成这次“用电话采访”的组织任务。因为采访当时，有施仲珍的两个儿子，一位女儿，一个孙子，数位外孙。还有台湾的儿子在线台北，他们都想发表看法。当然，采访中，施仲珍是主角儿，其余欲欲试越的人员都是配角儿；是一个谈话节目的补充。

    鬼使神差，我还给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的白瑞雪记者打了电话，她和施仲珍还聊了几句。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白记者是大腕儿呀！我怎么能斗胆拨通她的电话呢？

    如今，景艳记者在电话中告诉我：此番对远征军施仲珍的采访已经对台湾播出。

    我夸奖景艳记者：

    “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留着。全国有媒体人50多万。比您敬业的恐怕还有。但是，机会没了。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是我们中国近代史的无价之宝，可是，他们正在离去。远征军的女兵，安徽的刘桂英，已经91岁。贵州的施仲珍，已经93岁。自然规律，是无可奈何的。所以，我赞赏您锲而不舍的精神，尽管晚了一点。”

    我补充道：“采访真人，采访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有什么好处呢？她能让我们感到戴安澜的200师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让我们仿佛能听到隆隆的炮声，嗅到战火的硝烟。”

    景艳记者说：“台湾无数听众对大陆媒体追踪、报道国民党抗战将士为国家兴亡，所作出的流血牺牲大加歌颂，赞赏不已，佩服有佳。”台湾听众一再通过电台，现场发言：

    “抗战，是中华民族的抗战！是我们中华民族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所取得的胜利。”

    施仲珍出生在1919年3月，贵阳云岩区人。施仲珍于1937年考上了贵阳青岩女子师范学校，她自述：“和何应钦的侄女是同班同学。参加远征军抗日，我们还是200师政治部的战友。可惜，她牺牲在同古日军的炮火中。”施仲珍1939年为了抗日，参加中国军队。1942年随戴安澜200师入缅作战。200师在同古、棠吉战斗失利后，官兵分散从缅甸撤回国内。她们一支十几人组成的伤兵队，是从缅甸的密支那、八莫之间的山路，崎岖辗转向北，翻越中国云南的高黎贡山的北斋公房，穿行龙陵、经过腾冲，再北上片马，才在腾冲乡亲们的帮助下，走回中国军队隔怒江与日军对峙的滇东地区的。

    解放以后30年内，施仲珍基本上是不被尊重的人。她被监督、被殴打、被批斗，被唾弃，被嘲讽、被侮辱人格，还有短期入狱的经历。

    现在？您问现在？现在当然腰板直了不少。

1944年，何应钦将军在指挥远征军大反攻的前线。

    网上，有消息说，施仲珍也是贵州从野人山走出的唯一女兵。我认为，有误。

    如果在抗战历史上定义：“刘桂英是唯一一位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笔者认为极为贴切。刘桂英是廖耀湘将军新22师的护士，军衔下士。而施仲珍则是戴安澜将军200师政治部宣传队的少尉军官。施仲珍和丈夫杨致道（原任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200师政治部一科中校科长）一起，和部分伤兵步行，从缅甸的同古、棠吉一线北上，最后，才进入滇西地区的。

    由于日军占领了腊戌、八莫、密支那，切断了远征军撤退的路线，为了减少伤亡，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新22师一部才走的胡康河谷的野人山。

    而戴安澜的200师，在同古一战、棠吉（东枝）一战之后，已经是元气大伤。施仲珍和丈夫杨致道的撤退路线，她们很可能没有途经胡康河谷的野人山，而是途经滇西的高黎贡山的北斋公房、经过龙陵、经过腾冲，经过片马渡过怒江，而最终，回到的滇东安全地带。

    施仲珍本人自述也是如此。看来，她本人和“胡康河谷的野人山撤退路线”无关。

    远征军1942年失利后，无一人“先走野人山，再返回龙陵、腾冲”回到内地。

    远征军在1944年大反攻时，倒有不少当年用三个月时间，走过300平方公里野人山的远征军幸存者，也就是后来在印度重新集结的驻印军；再次途经野人山，打回缅北，消灭盘踞在密支那等地日寇。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缅甸芒友会师，标志着滇西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所以，我对报道“贵州走出野人山的女兵施仲珍”持不同的看法。

    近70年来，许多人一听“远征军”就联想“野人山”；而无数途经缅北走回国内的远征军老兵自己也认为自己走过野人山，因为依据是：“荒无人烟”。当然野人出没。

    我2000年曾经沿着戴安澜200师在缅甸棠吉（东枝）的撤退路线走了一遍。

    当时，是缅甸军方开了两辆吉普车，走了十几天才完成：从棠吉、细包、摩谷、腊戌、缅北矛邦村、芒友，到达中国瑞丽边防口岸入境的。我对远征军200师的撤退路线的印象是:

    “原始社会、荒无人烟。比中国云南至少落后50年到60年。”

    我出版的《最后一批人》一书中，《200师的百岁老兵张家福》就是描写这些内容的。

    1942年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我中国军队牺牲数万人。我认为：走没走野人山的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英雄。所以，我用题目：“贵州幸存戴安澜200师女兵施仲珍”。我认为：

    “光是戴安澜200师的兵，就是中国的大英雄。何况在世的93岁的前少尉施仲珍呢。”

    施仲珍、刘桂英，她们两个同属在1942年，第一次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但是，她们却在不同的师工作。

    施仲珍所在200师的戴安澜师长乃是抗日战争时期，在缅甸战场上一名著名的指挥官，在同古会战中，以200师为吸引日军，硬是将日军三个师团拖在同古会战的战场上，为当时的滇缅反攻作战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刘桂英所在部队是廖耀湘将军率新22师。1942年3月，作为中国远征军第5军的一部赴缅甸与日军作战，在斯瓦战役中重创日军第55师团。不料当时全盘战局，突然与远征军不利，英方有放弃缅甸的计划，盟军决定全部退出缅甸。新22师在归国之路被日军切断的情况下，一部分官兵走进野人山，一部分历尽千辛万苦进入印度，一部分北上从滇西回国。

（二）远征军新22师的刘桂英

    2009年6月30日，笔者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历史学硕士陈亮一起，采访了唯一一位健在的，走过野人山的原中国远征军新22师医疗队的女兵，刘桂英。

    1920年，刘桂英出生在长沙郊区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里。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桂英和几名热血青年一起报名参加了中国军队新22师。她被分配到野战医院，成为一名女护士兵。

    1942年3月8日，日军攻占了缅甸的首都仰光，切断了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路——滇缅公路，威逼印度和中国的大西南。为了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政府抽调了10万名精兵组成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刘桂英就是这10万名战士当中的一员。

    刘桂英至今仍然会哼唱那首《中国远征军战歌》：

    “枪，在我们肩上。血，在我们胸膛。到缅甸去吧，走上国际战场!”

    当年，她和战友们就是唱着这首歌抵达中缅边境的。

    到达缅甸以后，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但后来因为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5月上旬，中英军队开始撤退。日军切断了远征军的归国通道，孙立人将军的部队去了印度，大部分战士都在杜聿明将军的带领下走进了野人山，他们准备从那儿绕道回国。

    野人山位于中印缅交界处，绵延千里，纵深200多公里，山上乔木遮天，终年不见天日，猛兽成群，蚂蝗遍地，传说还有野人出没，当地人把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统称为野人山。1942年6月，数万名疲惫不堪的远征军战土走进了野人山，开始了他们的“死亡之旅”。

    刘桂英回忆说：“那片原始森林浩瀚得如同大海似的，成千上万棵生长了千百年的大树巍然耸立着，层层叠叠的树叶遮住了天空，阳光照不进来。偶尔看到筛子眼儿那么点儿大的天空，我们就会觉得精神一振。”

    中国远征军以10万之众出国，活着离开缅甸战场的只是4万多人，而最终穿越高黎贡山回归国境的只有96师3000多人，到达印度的有3个师8000多人，刘桂英是唯一一位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野人山的蚊虫、毒蛇、瘴气，让人防不胜防，而每一击都是致命的创伤。从每年5月下旬到10月间，是野人山的雨季，雨季不仅使森林里的蚊蚋和蚂蟥异常活跃，而且使得各种森林疾病：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等等迅猛传播开来。根据资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第五军5万人越过野人山而抵达印度的，只剩下三四千人，零头都不到；随军撤退的40多名妇女，生还的只有4人；而整个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的10万总兵力当中，当时为战斗而牺牲的中国军人约1万多人，却有5万人死在了野人山约在北纬26度东经97度附近，此地为大片的丛林区及沼泽地，夏日。野人山大雨后，由于潮湿的天气加上蚊虫，一般人难以在此地生存，必须仰赖奎宁丸，才能避免在野人山感染疟疾。

    以上是对远征军两位仅存女战士：200师的少尉军官施仲珍、新22师的下士军衔的刘桂英的评论和分析。如有不当之处，请社会各界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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