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二婚办结婚证需要什么:明朝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史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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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阶段：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
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四年的两年时间里，朝鲜半岛处于基本稳定状态。朝鲜王室回到王京执政，明军完全撤回，日军虽未完全撤离，但也只能盘踞釜山， 不敢轻动。明王朝在这两年里主要处理对日谈判及封贡事宜。
神宗命九卿科道会议研究封贡事宜。九卿科道会议是明朝的一种传统朝廷议事制度，有点类似于现代的议会制度，一般讨论国家重大对内对外政策。朝廷内上点儿品级的官员都有权参加，开会时，故宫朝堂之上非常热闹，参加会议的大臣人数非常多，而且因为是“会议”，无论官阶大小，每个官员都有发言权，这样就给那些级别低的官员一个难得的政治舞台，所以往往会有很多优秀的主张和精彩的辩论。清朝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并延续至清末，九卿科道会议的地位下降，至道光年间，九卿科道会议制度基本名存实亡。
（图1 明成祖朱棣）
在会议上，御史杨绍程极力反对封贡，他援引明朝前史为鉴，永乐时一朝贡，渐不如约，窥探内地，频入寇掠；至嘉靖晚年，东南沿海受祸更烈。这些都是封贡带来的祸害。因此，他主张尽快制止封仪，敦促朝鲜练兵防守，我兵撤还境上以待[i]。礼部郎中何乔远、科道官赵完璧、王德完、逯（lu）中立、徐观澜、顾龙、陈维芝、唐一鹏等，以及蓟辽都御史韩取善，都接连上疏反对封贡。文官基本上都反对封贡。那么武将们的意见也肯定是类似了吧，结果恰恰相反，很多武将都对封贡投了赞成票！首先是蓟辽总督顾养谦上疏赞同封贡，他的考虑是出于自身实际困难，第一次抗倭援朝主要作战兵力取自辽东，辽东的防务本来就十分繁重，兵力抽调后，辽东镇长城沿线防守出现多处薄弱环节。万历十九年十一月，李成梁辽东总兵一职被罢后，辽东防务日见松弛，努尔哈赤对女真各部的统一战争接近尾声，其势日大，在这种巨大现实威胁下，顾养谦不得不优先考虑本镇安危。且在明王朝统治者眼中，倭寇再猖狂，也不过是跳梁小丑，天朝不会将它放在眼里。辽东镇的女真部落才是真实且近的威胁，是能将明朝江山改名换姓的严重威胁。况且此时明朝西南地区的播州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叛乱，威胁四川安全，大有蔓延之势，那里也需要用兵。因此，顾养谦的奏折立刻引起神宗的重视。兵部尚书石星也力主封贡，他是想在答应封贡后达成和谈成功的目的，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万历二十二年八月，顾养谦向神宗呈上具体封贡方案：“贡道宜定在宁波，关白（丰臣秀吉）宜封为日本国王，请皇上选择才力武臣为使节，宣谕小西行长率军归国，便于封贡如约。”九月，神宗在嘉奖东征有功人员的同时，责问兵部：“朕前见廷臣争讲东倭封贡事宜，自奉旨停罢后，如何再无人言及倭事？你部里亦未见有奇谋长策来奏，不知善后之计安在？今宣捷告庙，为录前功，此时尚未完结。朕宫中将此倭情细思之，或遣兵驱去，或待再来出兵讨之，或不许贡但许市。这三策，你部里可斟酌复奏。”明朝中后期，统治机构庞大而效率低下，朝臣争相自保，事事拖沓，一个封不封贡的事情，从年初拖到年中旬，兵部愣是拿不出一个方案。神宗被朝臣们搞得晕头转向，不知该拿什么主意，只好发上谕责成兵部速速拿出个主意来。兵部尚书石星是主张封贡的，面对神宗的上谕，他来个“难得糊涂”：“罢封贡独许开市，未知东南省直厉害何如？若待再至出兵征之，今设宽奠副总兵，增兵万人，仍行山东、浙、（南）直（隶）、福、广沿海将士，严兵训练。”石星绕了一圈，又把皮球踢给了神宗。按明朝法律规定，贡市分开。贡，又称朝贡、通贡，是朝廷针对臣服的外藩和少数民族的一种外交与贸易政策。臣服于朝廷的少数民族部落和外藩首领，每年派贡使携马匹、地区特产等贡品向朝廷进贡。朝廷则按贡品的质量、等级发给银两及来贡地区所需物资作为酬价。还要给进贡的部落首领和贡使以大量赏赐。市，则分官市与私市，官市是在国家或地方政府主持下的对外贸易，价格由官方定出指导价，所得银两大部分充实国库。民市则是在指定地点由民间自由发起的对外贸易形式，各国各地区人民自由议价，交易的商品五花八门。明朝初期，各地民“市”就屡禁不止，即便是倭寇肆虐我国东南沿海之时，中日两国民间发起的民市也从未停止。而对日的“贡”则多次被明朝廷禁绝。
明朝廷犹豫不决，可朝鲜王室再也熬不下去了。几万日军盘踞釜山不撤，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再把朝鲜王室赶到鸭绿江边。朝鲜国王李昖亲自向神宗请求允许日方封贡，希望以此换取日军撤离。神宗出于内外多种因素考虑，最终不得不同意封贡一事，并要求兵部通查，凡有阻挠封贡，造言惑众的，一一上报。
具体经办此事的兵部尚书石星，一面上疏大谈封贡之可取，说：“皇上慨然许封，敷布诏旨，今倭久住釜山，我之不封，既已失信，彼之请封，又复骤疑。故封而后敕令尽归，宜无不得”；一面上疏提出赶紧快办的方案：派官员赴辽阳，伴送日方使节小西飞前来京师；派官员赴朝鲜釜山，要小西飞行长做好准备，一旦封事既定，立即从釜山撤退。神宗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且重申：“有不奉旨阻挠的，奏来拿问。但有腾架浮言，败坏封事，著厂卫衙门多差兵校严行缉拏（na）重治。”厂卫是东西厂、锦衣卫的合称，是明朝特有的直属于皇帝指挥的特务机关，权力极大，可以不经审问，就将人犯带走甚至处决。上至科道九卿，下至黎民百姓，没有一个不怕的。皇帝为了把大臣的嘴堵死，连厂卫都派了出来，大臣们自然没有再敢多嘴的。
十二月，日本使节小西飞抵达京师，石星优待如王公。阁臣赵志皋甚至提议皇上在御门接见小西飞。神宗对日本人素无好感，以“夷情未审”为由，拒绝接见，令将小西飞安顿在左阙门，由有关官员与他谈判[ii]。从拒见日本使节这一动作上看，明神宗对日方充满不信任，也没有将日本与朝鲜、琉球等外藩平等对待，认为倭寇属国不配做天朝属臣。在这种气氛下，想要获得真正的和解是根本不可能的。明朝官员秉神宗旨意提出三个条件：一、从朝鲜撤兵；二、册封而不朝贡；三、发誓不再进犯朝鲜。小西飞表示接受，封议由此敲定。神宗委派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在沈惟敬的陪同下，前往日本，册封丰臣秀吉[iii]。历史证明，日本人素来无信义可言！几百年前，跪在我们的故宫大殿前接受册封条件，表示臣服，并发誓不再进犯朝鲜。实际上呢？不仅相隔不久就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而且在以后的几百年里，数次入侵朝鲜半岛，到近代，变本加厉，将整个朝鲜半岛变为其殖民地，还将战火燃至对它以广阔胸怀待之的中国，妄图称霸全世界！倭奴小辈，恃何逞强？视我巍巍中华九州，强盛则倭奴来朝，恭敬谦卑。乱世则隔绝不敬，刀兵相见，侵我藩邦，毁我家园，戮我同胞！吾辈中华儿女，岂能不深省之！盖国运安危皆系于你我匹夫之身，当自发奋图强，为我中华，洗雪国耻！
神宗册封丰臣秀吉的诏书写道：
“朕受天明命……惟尔日本，远隔鲸涛，昔尝受爵于先朝，中乃自携于声教。尔平秀吉能统其众，慕义成风，始假道于朝鲜，未能具达，继归名于阙下，备见真诚。驰信使以上表章，干属藩为之代请，恭顺如此，朕心嘉之。兹特遣后军都督府都督佥（qian）事李宗城，五军营右副将署都督佥事杨方亨，封以日本国王，锡以官服金印诰命。凡尔国大小臣民，悉听教令，共图绥宁，长为中国之藩篱，永奠海邦之黎庶，恪遵朕命，克祚天庥。”[iv]神宗在诏书中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在明史上还比较罕见。日本在丰臣秀吉当政前，处于战国分裂状态，各地大名割据相争，民不聊生。落魄武士与市井无赖等乘船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大肆抢掠烧杀，现今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地区深受其害，严重时期，连广西、海南、徐州、徽州这样的边远内陆省份市县也在劫难逃。明王朝屡次出剿，官兵一到，倭寇逃跑，官兵一撤，倭寇又来，无法根除倭患。丰臣秀吉当政后，倭寇武装活动升级，常成百上千人登陆，占领州县长达数日数周之久而不散，杀人越货、放火抢夺，危害甚大。因此，明朝廷一直未承认日本国家的合法地位，官方文书中多以“倭奴”、“倭寇”相称。此次，神宗不计前嫌，承认其国家合法地位，赐以官服金印，体现了博大的胸怀。封王之仪在今天看来很难想象，中国的皇帝居然册封日本的国王，日本的内政由我们定夺。几百年后，就是这个俯首称臣的海外小国挥起屠刀砍向中国，神宗还希冀日本“长为中国之藩篱”，现在却又是这个日本甘当他人的“藩邦”与“藩篱”，处处与我对抗，阻我统一大业，神宗泉下有知，又作何感？倭奴狡诈，可见一斑！
携带封仪诏书的正使李宗城抵达朝鲜釜山后，突然逃亡，神宗不得不将副使杨方亨升为正使，随员沈惟敬升为副使。一行人渡海抵达日本大阪城，丰臣秀吉接受册封诰命书、日本国王金印及明朝冠服。次日，丰臣秀吉身着明朝冠服，在大阪城设宴款待明朝使节（也有野史称丰臣秀吉并未身穿明朝冠服，当场大怒赶走明朝使节，此论为经考证，不可轻取）。封仪完毕，丰臣秀吉借口朝鲜未按谈判七条办事，酝酿再次进攻朝鲜。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册封日本使臣杨方亨一行回到釜山。神宗接到兵部转来的报告后，给兵部发去一道谕旨：“览奏，日本受封，册使回至釜山，恭顺之诚，殊可嘉尚。但釜山余兵尚未尽撤，既非原议，而两国之疑终未尽释。你部便行文与日本国王，著他撤还釜兵，以全大信。又行文谕朝鲜国王，著他即差陪臣，以修交好，毋彼此再生嫌隙……[v]”神宗到了这个时候还希望日、朝两国能握手言和，相逢一笑泯恩仇，殊不知此刻的朝鲜半岛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i]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
[ii] 《明神宗实录》卷二八零，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甲寅。
[iii]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
[iv] 《国榷》卷七七，万历二十三年二月辛亥
[v] 《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