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模式盈利模式:梅新育：超级换届年里的战争风险

按照中国官方的正式说法，“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这仅仅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却并不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战争和动乱是我们时时必须面对的东西。作为一个经济利益日益遍布全球的大国，也只有做好应变准备，才能有效降低我国在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战争和动乱风险中的损失，并防止战乱降临我国本土。

在可预见的未来，战乱风险、特别是战争风险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虽然隐藏着深刻的阶级、民族和宗教矛盾，特别是跨国人口迁徙的增长正在迅速放大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但因为拥有较为高效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使得西方发达国家更有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嫁矛盾，利用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有形无形的转移支付所得削弱国内矛盾。因此，未来5~10年内，发达国家本土尽管很有可能会继续发生底特律种族暴乱、洛杉矶种族暴乱、占领华尔街、伦敦骚乱、法国穆斯林裔青少年暴乱那样的社会动乱，也不可能消除极右派民间武装团伙，但不至于上升到内战的程度，而是会扮演向别国领土强加战争的角色。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10人类发展报告》列举的169个国家和地区中，哥伦比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富汗、埃塞俄比亚5国被列为大规模内战国家，印度、以色列、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尔及利亚、土耳其、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亦称“刚果（金）”）、秘鲁、伊朗、泰国、菲律宾、缅甸、马里、乍得、布隆迪、尼日尔17国被列为小规模内战国家。

而即使是其中的小规模内战国家如印度，其官方公开禁止的反政府武装就有34支，成员可多达数万，此外还存在上百支没有被官方列为非法组织的武装，印度国内因战争、动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人数高达2200余万。即使没有被列入上述大规模内战、小规模内战国名单的国家也未能完全幸免于战乱风险困扰。在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2011年底以来伊斯兰教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制造的屠杀案件、动乱就此起彼伏，国家腹心地带又爆发了大规模罢工示威游行。甚至在英国，苏格兰独立之争也再度浮出水面。

经济变动带来的风险

某些政治和经济变动还在加大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战乱风险。因为经历了跨越式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存在社会矛盾上升的软肋，当前的经济转折很有可能引起其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乃至爆发，并为强势国家创造冠冕堂皇介入干预弱势国家的借口。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矛盾上升，一大背景就是自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逐步席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状况恶化已经成为近30年来的世界性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差别不过是程度大小和持续时间长短而已。

论收入分配，由于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资本收入通常集中于富有、乃至最富有阶层，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及其变动能够显示一国收入分配格局是有利于劳动者还是资本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人类发展报告》指出，1990~2008年间，印度与俄罗斯、美国劳动收入占比大幅下滑了5个百分点，以至于带动世界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在过去20年里，《2010人类发展报告》一项研究覆盖的110个国家中竟有65个国家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19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国家比下降的国家更多。过去30年里，不平等程度得以改善的国家中至少有两个以上的状况又恶化了，最显著的是前苏联国家。目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几十年前加剧了。论社会福利状况，从健康到公共教育，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人类发展领域的减速和倒退更是不胜枚举。

不错，过去10年里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业绩相当显赫，但经济增长未必等于社会矛盾缓解消除，假如与经济增长伴生的是分配不公、腐败等问题，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而政府被利益集团挟持绑架，致使经济增长未能惠及全民，正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发病。

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特点更加大了社会矛盾的风险。就总体而言，其它条件相同，与制造业驱动的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腐败、两极分化和暴力压榨，从而产生较多的社会矛盾。因为制造业企业处于永恒的买方市场，企业需要创新才能取悦消费者而卖出产品，实现增长；但初级产品行业经营的关键在于占有资源，牛市时期尤其如此，即使没有取悦于下游产业的创新，只要能够“摆平”相关方面势力，占有资源，就能大发利市。近10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业绩虽然显赫，但相当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牛市，其助长社会矛盾的副作用可想而知。

更有甚者，初级产品行业的发展和牛市还会在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群体之间激起更多的争夺资源利益的冲突矛盾。看看北海油田开发如何激励了苏格兰分离主义势力，看看尼日尔河三角洲石油资源开发如何促进了尼日利亚国内分裂主义运动的勃兴，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不仅如此，持续近10年的初级产品牛市已告终结，初级产品行情正在步入熊市，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将因熊市而蒙受重创；牛市中迅速滋长起来的社会矛盾将因熊市而加剧，政府能够用来化解纷争、息事宁人的财政收入却因为熊市而锐减，这将是今年和未来数年中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困境。而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更将是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梦魇，也将给外部势力干预创造良机。

超级换届年

我们这个严酷战乱风险正在上升的世界已经迎来了2012超级换届年，5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在这一年里完成领导人换届，其中囊括了美国、俄罗斯、法国等世界性政治经济大国，韩国这样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国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及埃及、委内瑞拉、也门、墨西哥、塞拉利昂等热点国家和地区。面临换届变动的国家和地区占世界人口的53%、GDP的一半以上。这样一个超级换届年完全有可能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矛盾创造潜在引爆点，因为各派势力通常都会力图抓住这个公开的权力过渡关节点夺取最高权力，致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选举争议不断，选举常常成为撕裂社会的工具。我们已经目睹不少国家的选举成为大动荡乃至内战的引爆点。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1998~2003年内战号称“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战”，这个6300万人口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丧生400万人。虽然血腥的全面内战已于2003年在国际社会斡旋和督促下结束，主要反政府武装组织已经相继加入政府，而且在联合国组织、监督下于2006年举行了多党选举，号称联合国成立以来从事过的规模最大、操作最复杂的助选行动，仅维持秩序的国际部队就出动了1.76万人，但新的政治秩序和体制还远远谈不上深入人心。

在2006年11月15日刚果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计票结果后，即使在国际社会为此施加了重大压力、要求双方不得轻举妄动之后，本巴阵营仍然在首都金沙萨城内与卡比拉阵营发生武装冲突，造成多人死亡，金沙萨城内的武装对峙持续了很久。

在2011年11月底的总统大选中，投票之前首都金沙萨就至少有数十人死于大选引发的暴力冲突，数千人因惧怕大规模骚乱而出国逃难。12月9日选举官方统计结果公布后，对立党派之间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当晚就造成了多人死亡。

……

至于2010年底科特迪瓦大选中的现任总统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和前总理阿拉萨尼?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之争演变成该国的全面内战，并招来西方武装干预，那就更令人怵目惊心了。

经历了2011年西亚北非血腥的战乱动荡之后，尽管埃及等动乱国家已经经历了选举，但宗教势力上升与不少国家此前数十年奉行的世俗化路线存在深刻的矛盾，选举结果未必没有可能如同199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那样引爆新的政局动荡，甚至内战。

干预风险

更令人警惕的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动荡会为西方霸权国家提供干预的契机，致使动荡升级；而西方霸权国家的干预既有着深刻的国家战略根源，又会受到其决策者政治、经济私利动机的驱使。

在当今局势下，从目前掌握着军事霸权的西方国家立场出发，为了维护其政治经济霸权不动摇，完全有必要动用包括军事霸权在内的一切优势力量。为什么？因为西方的经济优势已经动摇，接踵而来的次贷危机和欧美主权债务危机起源于美欧，而不是如同1980~1990年代历次主要国际金融危机那样起源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至于美欧国家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国等新兴市场伸出援手，更重创西方世界的软硬实力。

西方世界已经感到自身经济政治霸权可能会被新兴国家取而代之的压力，以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5月25日下午在英国国会演讲时也认真地谈论了这个问题。

为了维护本国霸权有必要动武，不等于决策者一定会选择动武；只有在维护本国霸权的需要和决策者自身利益重叠时，动武才会板上钉钉。在换届年里动武和决策者自身利益是否重合，取决于双方实力对比所决定的预期胜败几率。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战争胜利的武功都有助于增强政治领导人的威望，甚至帮助地位虚弱的政治领导人站稳脚跟。撒切尔夫人1979年担任英国首相后，头两年出师不利，提出的倡议接连受挫，政府的措施实施不力。到1981年底，她的支持率下降到了23%，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1982年4月爆发的英阿马岛之战及其胜利不仅迅速挽救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命运，而且赋予她前所未有的威信继续强力推行其新自由主义改革，并熬到了开始收获成果之时。也正是由于1999年8月排除干扰毅然决策对车臣恐怖主义势力发动平叛战争并取得出乎意料的胜利，本来并无全国性声望的俄罗斯新总理普京不仅迅速站稳了脚跟，而且取得了压倒性的政治威望。正因为如此，在任何一个具备了一定军事实力的国家，军事胜利的武功对政府决策者都始终是一种强烈的诱惑。

尽管如此，毕竟兵凶战危；一般而言，一国政府及其决策者在换届之际会力求平稳过渡，不希望因战争和动荡结局的不确定性而损害自己、本党连任的前景，或是损害权力平稳交接。然而，倘若很有把握拿下军事干预的胜利，国家决策者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而是会力图用武功给自己的“政绩”增添光彩，加大连任成功的把握。倘若本国军力对准干涉对象占有压倒优势，本国可以凭借军事技术装备优势打一场自己“零伤亡”的非接触战争，霸权国家决策者动武的冲动就会更加难以遏制。萨科齐2011年之所以成为武装干涉利比亚的急先锋，关键原因就在于此。很大程度上出于同样的动机，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并没有妨碍奥巴马满怀热情地投入武装干涉利比亚。

防止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准备战争。无论我们如何努力维护和平，无论我们如何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我们都不能用良好意愿遮蔽自己认识现实世界种种风险的目光。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乱中，有多少中国企业正是对战乱风险认识不足而猝不及防？倘若不是政府表现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实施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急速撤侨行动，中国在这场战乱中的财产损失将难以想象。假如这场令众多中国企业猝不及防的战乱不是爆发在远离中国万里之外的利比亚，而是爆发在中国国境侧外，我们受到的损失和冲击只会更大。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对2012年及未来数年中潜在的战争风险给予足够重视和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