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逃出阴森鬼屋第二关:陈杰思：经典教育的八项原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15:45:55
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经典是历代圣贤的教导，经典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经典是为人处世的典范，经典是历史验证的义理。经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权威性，是人类文明的珍品，是经过历史检验证明最有价值、最有教育意义的书籍，载负崇高的精神与智慧，向人们提供可供遵循的行为标准。刘勰说：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1）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和民族精神，不是由抽象的理论制造出来的，也不是某一个伟人主观想象出来的，而是如同地下大溶洞一样，是亿万年点点滴滴自然形成的，经典正是这些点点滴滴汇聚起来的精华。
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使中华民族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丧失了文化经典的教育。由于文言文造成的语言障碍，由于传统文化典籍缺乏功利的吸引力，人们通常不会主动地学习中华文化经典，于是，儒家文化经典只能是尘封起来，远远离开了民众，通过文化经典传承民族精神、价值观、道德观的管道被阻断。没有经典教育的民族，是“无教”的民族。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经典教育，就难于培养民族的共同意识，也就丧失了民族的灵魂。在我们教育中，中文学科作为语言工具，但是，“文以载道”，如果没有经典教育，我们如何能体认“道”？有历史学科提供事实与材料，但如果没有经典教育，历史事实背后的精神又是什么？如果抛开经典教育，我们的教育就成了没有精神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民族精神何处找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时空的限制，我们很难全面地看到，看到了我们也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最有效的办法，是到传统文化经典中去寻找。
现代学校教育主要是物的教育而不是人的教育，是知识的教育而非德行的教育，是技能的教育而不是智慧的教育，是“器”、“技”、“艺”的教育而非“道”的教育，是“谋食”的教育而非“谋道”的教育。因此，必须在现代学校教育进行的同时，展开经典教育，通过经典教育传道，培养素质，培养德行，发展智慧。经典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朱子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名声，取礼禄而已也”。（2）在传统文化经典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贤，面对我们，站出来宣讲民族精神。我们要以谦虚的态度接受历代圣贤的教导。经典教育的宗旨即：遵从圣贤教导，弘扬传统文化，培养健康人格，提高人文素质，继承传统美德，振奋民族精神。如果将经典文本当作纯粹的知识文本，完全以学习现代各科课程的方式学习经典，则经典教育的目的难于达到。经典教育必须有自己独有的规律与原则。以下经典教育的八项原则，是通过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的具体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希望对东亚各地的经典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诚敬
经典是历代圣贤智慧的结晶，我们首先要培养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恭敬之心，并以此真诚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以真诚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我们才会虚心接受经典的教导。如果以傲慢的态度，以批评的方式，以挑剔的眼光，来面对经典，经典就发挥不了“导人向善”的作用。读经之时要敬拜孔子等历代圣贤，而读一般的书则不必同时敬拜作者。读经要以真诚恭敬的心态面对经典，而读一般的书则可以用客观、冷静的心态面对。
经典是圣人体悟天道的成果，“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3）对四书五经的神圣感来自于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崇敬，来源于对天道的崇敬。现在，在人们面前，四书五经的神圣感消失了。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敬天”的意识消解了，以敬天意识为枢纽的传统信仰体系瓦解。经典作为传达天道的典籍，由此而失去神圣的光环。第二，长期的批孔疑孔，使人们丧失了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崇敬之情，感情变得非常淡薄，甚至有的人还有蔑视圣贤的情绪。圣人所立的经典，也就变成了普通的著作。第三，人们单纯运用认知的方法去面对经典。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是将研究对象当作客体，不能带入感情因素，此其一；研究时要充分发扬批判精神与怀疑精神，经典往往成了被置疑的对象，此其二；研究时要以客观事物作证，如果用现实中大量的丑恶的客观事实作证，那么足以推倒经典中的道德理想，此其三。岂不知我们读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是什么”的答案，而是为了得到“应当怎样”的指示。因此，不能单纯运用认知的方法对待经典。第四，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面对经典，以显示自己的知识水平。本来，四书五经是作为儒教经典，在宗教里自然作为圣神之物。现在，儒教已被毁了，儒教经典只能流落到一些儒学研究者的案头上，研究者极少以神圣的态度对待。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四书五经从神圣的高位上跌落下来，而且是一落千丈。中华民族由此而丧失了自己的经典，丧失了精神价值之源，直至现在，中华民族之魂已散离，不知去向。如果不重新树立经典的神圣感，就难于将文化经典中的思想转化为信仰，并付诸践行。所谓的“国学”热，就会变成外表热内心冷，就会变成无聊的商业炒作，就会变成学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而绝不会产生实际的成效。
二、理解
对于文化经典，必须以阐明义理为目的，以训诂、考据为手段。戴震提出的两个原则：“由训诂而推求义理”与“执义理而后能考核”，明确了义理与训诂的关系。二程认为，“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 （4）治经的目的，在于阐明圣贤的微言大义。经文是圣贤用来表达义理的，义理先存在，而后有经文。“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5)解经时可以依据训诂、考据的成果。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也，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6)若以训诂、考据为首要目的，就会存在汉代古文经学派和清代干嘉学派注经出现的繁琐化、僵化、教条化的倾向，出现脱离主体修养，脱离现实的倾向，存在着支离破碎的问题，难于形成对儒家思想系统完整的理解。宋代经学注重阐释文化经典内涵及精神实质，并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同个人的体悟结合起来，但又存在着过于主观化，脱离经典原义，脱离现实，空谈心性的毛病。现代义理学，应充分吸取汉唐经学、宋明理学、干嘉考据学的成果，以阐明义理为目的，以考据、训诂为手段。解经必须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钱大昕说：“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深刻之谈，似正实非正也。” （7）大众读经之目的，在于领悟义理，可以在前人的注释之下来理解经典，而不必须进入训诂、考据这种特殊的专业行为中去。训诂、考据的历史任务大体已经完成，少数不明之处，应留待少数专家去完成。
在解读经典时要避免这种现象：脱离经典原义，蔑视经典，自以为是，以自己的主观爱好决定对经典的取舍，以自己的主观意见作为解经的依据。“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垂空得之，奚取乎经学！惟空凭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然后求之诂训，诂训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及因之而明。”（8）后人对宋代解经时出现的各种偏差，进行了批评。皮锡瑞说：“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9）钱大昕说：“自晋代尚空虚，宋贤喜顿悟，笑学问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10）
儿童读经之时，不需要对经典语句进行抽象的讲解，但是还是有最低要求的：一是认知每个汉字的字形，二是知道文言文中的每个汉字的准确读音，三是明白每个汉字在语句中的字面意义。儿童的语言学习能力是很强的，可以将儿童的语言学习放在很高的起点上。儿童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学白话文，通过经典诵读学文言文。一雅一俗，二者互释，共同推进。儿童通过读经典来识字，可以认知每个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而且是将每个汉字放在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中，放在显透圣贤智慧的语境中，因而可以相应获得人生的智慧与高尚的精神。由于对经典的解释因人不同而可以呈现多样化，因不同个体体证的深浅不同而出现理解难的深浅不同，许多经典语句传达的是无可言说的精神，在解释中出现繁琐现象，在解释中甚至会出现各种歧义，对于理解能力和人生经验有限的儿童来说，以上种种现象会制造出重重迷障。因此，我们需要儿童以童真之心直面经典，自然可以穿过重重迷障。
三、体悟
自清代以来，很多人讲传统文化，只是讲传统文化的事实，对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即中华义理，极为轻视。儒家文化在丧失其内在的精神之后，必定走向衰落。必须注重文化之精神，而文化之精神，则必须通过体悟而获得。必须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经典语句，才能领悟并接受经典语句所饱含的生命精神。一般的读书活动，需要对书的内容进行理解。读经则不同，诵读之时，只需知道每个字的形、音、义即可。至于整句话的深刻含义，则必须在诵读大量经典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与体悟；并且，必须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生活经验的增加，才会有深刻的理解与体悟。
解经时必须运用体证为主，认知为辅的方法。注重“心解”、“心悟”，不拘于文字的限制，不过多纠缠于经文的繁琐注解中，用自己的心灵去体会经文的精神内涵。体悟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面对经典的体悟，一种是生活与工作中体悟经典。体悟必须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达到“自得”之目的。 “义有至精，理有至奥，能自得之，可谓善学矣。” （11）在体证经典文本时，要清除杂念，将自己的心灵调整到心如明镜的空明状态，进入到灵妙的虚静状态。如果经典的精神如果进不了你的心灵，那就说明你的心灵之中有许多杂念再起着阻碍的作用。如果要在一个杯子里注入清水，必须先将杯中的污水倒掉。诵读经典时，保持心灵的虚静，专心致志，集中精力，直接面对经典。
对于经典语句，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领悟。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义理都已存在于经文之中，在经文之外，尚有许多义理，需要我们去探寻。章学诚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12）
经典学习还有一个主次的问题：经典教育应当以儒家经典为主，其它诸子的经典为辅；圣贤经典为主，诗文经典为辅；中华经典为主，外国经典为辅。一个人首先要读儒家经典，确立了基本的价值观之后，有了分辨能力和抽象思考的能力之后，再去读道家经典、佛家经典。因为，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讲的是一些奥妙高深的道理，儿童时期难于理解，或者容易走偏。况且，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的一些观点同儒家经典是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让儿童面对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导致他们无所适从，难于形成稳定的心理质量。圣贤经典与诗文经典相比较，圣贤经典是本，诗文经典是末。必须以圣贤经典为重，如果只背诵诗文经典而不诵读圣贤经典，则是弃本逐末的行为。诵读圣贤经典，体悟圣贤之道，才能理解并体会诗文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否则，只能停留在表面文字层面，而不能体悟诗文中的精神。中华经典与外国经典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但是，中华经典因同中华具体的人文环境与历史传统相联系，也与中国人的意识与潜意识相应，因此，学习中华经典效率最高。
四、集粹
集粹就是将传统文化经典的精华，按一定的主题、按一定的逻辑结构集中起来，有纲有目，有线索和要点，这样才方便学习、理解、体悟与运用。按此原则，本人出版《中华义理经典》、《中华十大义理》二书，集中展示儒家文化精华。我们将儒家义理分解成许多思想主题，每个主题形成一个单元，每个主题之下，汇聚历代思想家的思想片断和经典语句，每一段时间的诵读活动，必须围绕一个鲜明的主题来展开。唯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形成一种明确的思想和认识。管仲有“四维”之说，包括礼、义、廉、耻。董仲舒有“五常”之说，包括仁、义、礼、智、信，宋代有“八德”之说，包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孙中山先生提出“新八德”，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认为，儒家的核心价值是十大义理，即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正确区分何为精华﹑何为糟粕的标准应当是：是否符合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义理，是否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与精神健康，是否有利于当代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若是将精华作为糟粕，或将糟粕误以为精华，“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则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如果只批判传统文化的糟粕，而不去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只能给民众造成传统文化一团漆黑的印象。驱除黑暗的方法是，点燃一盏灯。同理，驱除糟粕的正确方式是，弘扬传统文化之精华。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化经典的某些东西划分为精华，而把文化经典的某些东西划分为糟粕，这实际上是把文化经典作为纯客观的死的东西。任何文化经典的存在，都离不开活生生的人。文化经典中的许多理念，其本身不能单独地被判定为精华或糟粕，而关键是看人如何去运用。例如，“仁”可运用为仁民爱物，也可能被运用为无原则的“溺爱”或不明智的东郭先生式的爱。“礼”可运用于培养人的良好的行为，也可运用为束缚人的封建枷锁。
有人常常把文化经典同中国传统社会混同起来，把中国传统社会所存在着的一切丑恶，归咎于文化经典。文化经典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文化经典所存在的社会中，存在着或可能存在着与此文化相悖的大量社会丑恶现象，文化经典就具有了矫正与批判的作用。我们可以从“病”与“药”的关系来说明，“病”也就是社会中存在的一切丑恶现象，“药”也就是文化经典的优良成分。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文化经典发起猛烈攻击的是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他们面对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病”的方面。由于他们没有弄清楚“病”与“药”的关系，所以，他们在攻击传统社会的“病”的同时，错误地将文化经典作为致病之源，而不是作为治“病”之“药”。文化经典被抛弃了，“药”被抛弃了，“病”非但不会痊愈，反而却日益严重。
五、诵记
通过反复诵读，使经典语句进入到大脑中，牢记在心。众多的经典语句进入到意识库藏之中，成为人生思考的基本素材，转化为人格，转化为动机，成为行为的标准。读经必须全篇或整段地诵读、背记，而一般的书籍则只需记住要点就可以了。读经可以集体诵读，以相互感染；读一般的书则只是个人进行。
经典的诵读要持之以恒，对经典要终生奉读。能够背诵仅仅是最低要求。如果背诵之后，就置于一旁，那么，所背诵的经典，也会从记忆中慢慢消失。在背诵之后，过一年半载，就要重新拿出来重新诵读。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对经典语句就会有越来越深的体会和理解。读经要终生多遍反复地读，而一般的书籍则在某一时读一遍就可以了。
儿童13岁以前记忆力强，并处于“语言模仿期”，要利用这种优势来设计学习。背诵经典是最适合儿童。同时，儿童的心灵处于空灵状态，意识库藏处于空白状态，经典语句不会受到阻碍而能通畅地进入到意识库藏中，在意识库藏中也不会受到其它因素的排斥，而且，经典语句在此情况下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大量的经典语句能在意识库藏聚集起来，形成主导的意识，并以这种主导的意识来对待、衡量、取舍、评判后来进入意识库藏的信息，对后来进入意识库藏的信息就会发挥过滤的作用，在其后社会生活中或阅读中，大量的不良信息就被拒斥，或者即使进入到意识库藏中，也是处于被动的位置上。当一个人有了一定的成见和无明之后，经典语句进入意识库藏之时，就会受到各种成见和无明的阻碍，甚至被排挤出来，如果进入到意识库藏中，也会被各种成见和无明所压制，或者与各种成见与无明杂处，不能在意识库藏中形成一种力量。我们要用经典文化去同垃圾文化竞争，如果我们动作迟缓，不在儿童识字之初进行经典教育，当各种广告语、影视剧台词、流行歌曲及各种文化垃圾充塞孩子们的大脑以后，我们就很难将经典文化就很难进入学生的心灵中，或者进入心灵中去也会受到垃圾文化的抵制、压制、歪曲。在一张白纸上，我们可以画出美丽的图画，而如果纸面已经画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将一幅美丽的图画画上去了。
背记与理解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并行不悖的，相辅相成的。特别是文化经典，如果要达到深刻的理解，就必须背记。通过背诵，不仅仅使某一经典语句进入到学习者的意识库藏中，而且整个语境（该经典语句的上下文）也迁移至意识库藏中。同时，通过对经典的广泛背诵，也有其它与这一经典语句相关联的许多经典语句，进入意识库藏中。当我们对该经典语句进行理解和体证之时，意识库藏中该经典语句的具体语境就在意识中全盘呈现，与此经典语句相关联的大量经典语句就会浮现于大脑中，该经典语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深刻的体证，避免对经典语句有片面的、孤立的认识。经典语句是进行人生思考的基本材料，必须通过背记，将经典语句放进自己的大脑中，大脑才能运用这些材料展开思考，如果我们是把经典语句放在书本上，或者放在计算机中，经典语句是在我的心灵之外，我又如何能运用经典语句进行思考呢？当背记了一定量的经典后，以此为基础就可以学习、理解、记忆大量的优秀著作。
背诵经典之时，因为经典所包含的深刻道理，是必须有一定人生经历的人才能理解的。因此，我们对儿童只要求理解经典语句的字面意义，并在此前提下进行背记。经典仅仅是阅读和理解是不够的，阅读经典，只会在自己的记忆中留下很浅的印象，在阅读后的不久，这些经典语句就会从记忆中消失。经典背诵，是将一句句经典语句所载负的意义、精神及意象，纳入背诵者的意识库藏之中，在意识库藏聚集起来，转化为无意识，转化为动机，转化为人格，转化为信仰。当人处于一个特定的境遇之中时，相关的经典语句就会在自己的意识中显现，即出现“反刍”现象。相关的经典语句在此情形之下就会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当诵读某一句经典语句之时，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同时让学生背记这句经典语句的某字相当于现代汉语某个字，从而略知古文中的某句话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某句话，这样诵读者才会知道某句经典语句的大致含义。认识每一个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为提高中文水平奠定基础。现代汉语的教学以词为单位进行，对每个词都要进行一番解释，而现代汉语的词汇量非常大，人们如果对构成词汇的每个字的含义弄不清楚，对于出现的新词汇，就难于理解。如果通过读经，认识常用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以此为基础，就可以相对容易地理解和识记大量的新词汇。
诵读经典之时，心、口、眼、耳同时并用，集中于经典上，可以培养学生的注意力。同时，经典诵读可以调整人的心态，克服躁动不安的习性，达到“静”态。“静”的状态是进入学习的最佳状态。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从生理的角度看，大脑的左右半球具有不同的分工。左半球是理性之脑，主管着言谈、书写、阅读、计算、推理、排列、分析等行为。右半球是感性之脑，主管着直觉、时空感、想象力、创意、节奏、舞蹈、美术、记忆、情感等行为。在对经典诵读之时，人的左右脑同时运动，左右脑同时得到锻炼，学习效率得到提高。有人说，背诵经典太苦，与素质教育中提倡的快乐学习相背。其实，教育不可能完全实现快乐学习，必要的苦是要吃的。在背诵经典中，可以做到苦与乐相结合，我们可以设置各种场景，使用各种轻松愉快的方法，变换各种诵读的方式。
有人说，让儿童背诵经典语句，就是不能培养儿童的独立思考能力。这种论调完全混淆了知识教育与人格成长的区别。在知识教育中，需要培养儿童的独立思考能力。而在幼儿的人格成长中，我们有责任向儿童提供最有价值的精神营养。经典语句就是历代思想家千锤百炼而形成的，是经过数千年的实践而被证明为有价值的，经过现代研究者和教育者认真整理，取其精华，择其精要，最后才奉献给儿童。因此，儿童不需要再进行选择过滤，只需接受即可。袁伟时先生认为，用《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用来教育孩子，会束缚他们独立人格的形成。我认为，《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的书籍，向儿童传递最基本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标准，促进儿童人格的形成。如果连人格都没有了，还谈什么独立人格？
儿童的心灵处于空灵状态，经典语句不会受到阻碍而能通畅地进入到意识库藏中，在意识库藏中也不会受到其它因素的排斥，而且，经典语句在此情况下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大量的经典语句能在意识库藏聚集起来，形成主导的意识，并以这种主导的意识来对待、衡量、取舍、评判后来进入意识库藏的信息。在一张白纸上，我们可以画出美丽的图画，而如果纸面已经画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将一幅美丽的图画画上去了。
六、涵养
一个人的道德品性，并不是由政治观念形成的，也不是由抽象的道德概念塑造的。在天然良知的基础上，大量的道德经典语句或民间话语存放在心中，进入到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互相贯通，并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强化，形成大量的、稳定的良性的心象群，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此即通过涵养而形成品性。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当潜意识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大量诵读经典语句的进入，就可以产生“童蒙养正”的效果。心理定势和品性，可以暗中支配人的意识和行为，决定人的行为方向和思考方向。大量经典语句通过记忆放在意识库中，每当你处于某一境遇之中，相关的经典语句就会从你的意识库中浮现出来，作为一条条的准则或启示，指导你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做。经典教育的成效就表现在道德质量与人文素质的提高上，如程子说：“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13）
必须进行双重启蒙：一是理性启蒙，其主题是科学与民主；一是德性启蒙，其主题是仁爱与和谐。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就开启了德性启蒙，同时，理性启蒙也开始萌发。由于专制主义的发展及政治腐败，至晚清时，德性启蒙与理性启蒙同时陷入困境。新文化运动是片面的运动，只注重理性启蒙，而不重视德性启蒙，甚至主张抛弃文化经典，给德性启蒙以重创。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及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均是将孔孟思想作为理性启蒙的基础，而新文化运动在倡导理性启蒙之时，错误地将儒家思想树立为理性启蒙的对立面。
儿童由于心智发展及人格成长尚不成熟，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就如一个婴儿坐在十字路口上，一边是正道，一边是沼泽和水井。作为家长，只能选择经过千百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最有价值的经典，提供给他，把他引向正道。如果家长放弃引导的责任，儿童可能就会在各种不良书籍和社会歪风邪气的引导之下，一步步地爬向沼泽，爬向水井。孟子说，当小孩子爬向井边时，人自然就会产生恻隐之心。如果我们都有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就得赶快行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经典来引导他走上正道。同样的道理，一个成人也需要经典的引导走上正道，中华民族也需要经典引导走上正道。
七、信仰
信仰即相信经典，并将经典所阐述的思想转化为自己的信仰。经典的正确性，是经过上千年无数人的生命验证，也经过历代大儒和各类社会精英的认证，一个初学者，或者一个平民，尚没有对经典提出置疑的能力，如果不以坚信的态度对待经典，而是用怀疑的眼光对待经典，他就不能分享经典的智慧。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儒家经文，才能领悟并接受儒家经文所饱含的生命精神。培养自我尊崇孔子及历代圣贤之情，促进自我的内在善性得到充分的呈现，培养自我的道德良知，培养道德行为动机，培育内心信念。
精神价值就存在于经中，“通经明道”，“以字通词，以词通道”。读经的目的就是“读书明理”，通过读经而明白义理。宋儒程伊川尝谓：“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觊足下由经以求道。”（14）离开了经典，精神价值就成为凭空的想象和主观的见解，丧失共同的原则与标准，流入空荡之中。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谈道：“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隔阂。”
八、力行
经典诵读必须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关注生活，面对现实，鼓励并正确引导学生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在文体活动、劳动、科学活动、社会活动、家庭生活、民俗活动、社会交往中，提供给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和道德行为能力。当经典语句融入学生的人格和品德之中，就会转化成学生的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的有效指导，经典语句在人生道路的每一个路口上，都有细致而明确的指导。经典语句的精神，通过行为表现出来。
当经典语句进入到自己的心灵中，就潜化为内在的品格与行动准则。每当你处于某一情景之中，与此情景相联系的经典语句就会呈现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引导意识的方向，为在此情景中的行为提供了价值取向和行为指南。如果不经过熟读背诵，没有大量经典语句储存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当人处于某种境况之中时，就会不知所措，在此情形之下，人们也不可能临时去翻阅经典，从经典中去寻找可以解决当前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经典语句在人生道路的每一个路口上，都有细致而明确的指导。
学习经典，必须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清儒李慈铭曰：“游艺本乎志道，致用原于通经，两汉之间，儒者治经，皆以经世，若以禹贡治水，春秋折狱，诗三百五篇当谏书，六经之文，无一字不可发于政，见于事。” （15）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学到的东西，都是功利性、世俗性、技术性的东西，而理想性的精神与思想则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经典教育可以在世俗世界之外创造一个理想世界。人必须有两个世界：一是世俗世界，一是理想世界。一个人往往是用理想世界的精神与价值，来提升世俗世界，转化世俗世界，使世俗世界不至于在恶欲的牵引下沉沦下去。《礼记?学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行为与意识，并不是存在着正比关系。有一种情况是，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是历史与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情况是，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刚好是历史和现实中不存在或较少存在，而又迫切需要的行为与意识，或者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与经典思想相反的现象。正如，在封建时代，存在着“吃人”现象，所以孔子儒家才倡导“仁者爱人”的思想，而有人却将“吃人”现象归咎于儒家，就是犯了将经典文化等同与现实文化的错误。经典的真正价值，就在于社会中存在大量弊端，人性中存在大量的缺点，必须运用经典的智慧与精神来解决。
[参考文献]
（1）《文心雕龙·宗经篇》
（2）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3）班固《汉书﹒翼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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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程颢、程颐.二程集[M].中华书局.1981.7: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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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朱熹《论语》序说
（14）程颢、程颐.《二程全书﹒与方元寀书》
（15）李慈铭《绍兴东胡书院通艺堂记》
陈杰思：儒者十二条规
第四届国际儒学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国际孔教研讨会（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论文
作为一个儒者，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做？在儒教遭到长达一个世纪的攻击与破坏之后的今天，许多人已经不明白了。儒教的复兴，必须走正道，同时必须遵循共同的规范。共同规范的形成，则是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适应现代生存环境，通过众多儒者的生命实践，集众多儒者之智慧而形成。中国儒教协会若要注册成功，其中有一个要求是向有关部门提供儒教的教规。在此，我呼吁各位同道在阅读本文后，提供宝贵意见，以便修改、补充。
何谓儒家、儒者或儒士？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郑玄《三礼目录》：“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 《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据历史文献对于儒家的界定，又依据现实情况，可以明确：儒家、儒者或儒士就是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素养、敬天尊孔、修身行道之人。依此定义，则儒家、儒者或儒士可以分为如下二类：
一为儒教（孔教）信徒：包括以儒教为人道宗教的信徒或以儒教为神道宗教的信徒。孔教为儒教之别称，不宜将孔教作为儒教的一个分支，或者作为儒教在近现代的形态。
二为儒学信奉者：研究儒学并信仰儒学的专家、学习儒学并信仰儒学的人士。在儒学信奉者中，以孔子儒家之道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士谓之儒商，遵从孔子儒家政治道义的从政者谓之儒官。研究儒学但不信仰儒学者不在此列。
儒者不仅仅具有某种认知，也不仅仅具有某种信仰，因为儒教是文明体系，因此，儒者居于儒教文明体系中而呈现出相应的生活形态。故，儒者与儒学儒教之关系，犹如鱼与水之关系。依据历史的考察，基于现实的考虑，本人认为一个儒家、儒者或者儒士应当遵循十二条规：敬天、尊孔、读经、祭祀、传道、捐献、立牌位、行十义、着深衣、习礼乐、诵诗文、弘国粹。
儒者十二条规范，既可作为儒教信徒的规范，也可作为儒学信仰者的规范。从更大的范围讲，这十二条，也是作为中华民族之一员，作为炎黄子孙应当奉行的规范。
现分述如下：
一、敬天
昊天上帝作为宇宙的创造者，也是人类的终极创造者，是至尊至上的神。《周易·乾卦·彖传》：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又曰：“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昊天上帝或称皇天上帝、上帝、太一、天皇大帝等，无形无象，又无处不在，与宇宙同体：“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天以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列。”（《宋史·礼志》）
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特殊的表达方式表达宇宙创造者。华夏民族以本民族的表达方式将宇宙创造者表述为昊天上帝，阿拉伯民族将宇宙创造者表述为真主，西方民族将宇宙创造者表述为God(基督教、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将此名按中国的习惯译为“上帝”或“天主”)
昊天上帝是宙宇规律的制定者，也是人类社会道德法则的制定者。《诗经·大雅·荡·蒸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柄彝，好是懿德”。昊天上帝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关注着人间的善与恶。《诗·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莫”。昊天上帝制定了因果报应之律令，赏善罚恶。《尚书·商书·伊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人们必须遵循昊天上帝制定的道德法则，才能大吉大利。人们通过信仰昊天上帝，接受并践行昊天上帝创立的道德原则，从而提升现世（阳间）的生命境界，并在死后灵魂也能在另一空间（阴间）进入高级的生命境界。
每个人作为昊天上帝的子民，应向昊天上帝担负起六种义务：
信仰：相信昊天上帝是宇宙创造者，相信昊天上帝是万物之主，信从昊天上帝所制定的道德原则。“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通过信仰而使自己的生命得到永恒的归依，并使自己的生命从有限走向无限，从卑微走向崇高。不同的生命个体通过对昊天上帝的信仰而得以贯通，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阻隔。
敬畏：敬畏昊天上帝，以最高诚意尊奉昊天上帝，并由此而产生敬畏生命、敬畏自然的感情。孔子倡导：“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敬畏昊天上帝，就必须端正自己的行为，以符合昊天上帝之旨意。《尚书·汤誓》：“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昊天上帝的监临之下，所以要小心谨慎：“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则戒谨恐惧，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知天命，则不得不畏之矣。不知天命，故不识义理，而无所忌惮如此。”（《四书章句集注》）小人则因为对昊天上帝没有敬畏之心，所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君王没有敬天意识，就容易成为暴君；民众没有敬天意识，就容易成为暴民。“无法无天”，是许多人的生存状态，他们既没有法律的约束，也不感知上天的临监。
修德：《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每个人天然地秉赋着良知，通过修养，将天然良知呈现出来，就与昊天上帝所创立的道德法则相应。遵循天道，接受天命，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孟子·尽心上》
献祭：建立了王权专制之后，祭天成为天子的特权，由天子主持名为“郊祀”的祭天大典，私人祭天受到国家法律的禁止。由此，王权专制成了民众与昊天上帝之间的障碍，拉开了民众与昊天上帝的距离，这是民众“敬天”意识日趋淡薄的重要原因。在当今平等的社会里，人人都是昊天上帝的子民，人人都应直接面向昊天上帝，人人都可以向昊天上帝献祭。
祈祷：祈求昊天上帝赐福，祈求昊天上帝保佑。但我们应当知道，昊天上帝对人的赐福与保估并不是随意的，也不是仅仅因人的祈求就可以赐福。《周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昊天上帝只赐福有德之人，因而昊天上帝所赐之福应称为“德福”。如果自己行为不端，违背正道，就会遭到昊天上帝的厌弃：“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在如果抱着邪恶的心念祈祷，并试图以祈祷消除自己的罪，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论语·八佾》）
忏悔：儒教认为，人并非天生就有“原罪”，“人之初，性本善”，但由于利益、私欲、无知的存在，每个人都会犯罪，人应当经常自我反省，反省自己的过失，反省自己给别人带来的伤害。商汤曾有如此的忏悔：“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论语·尧曰》）
对昊天上帝的信仰，在先秦时代是非常真诚而又清晰的，但是后来，皇权至上侵犯了昊天上帝的权威，而号称“天子”的皇帝们的胡作非为，损害了昊天上帝的正义形象；多神信仰及迷信的泛滥，使人们对于昊天上帝的认知模糊了；道教的“修道成仙”、佛教的“顿悟成佛”过于强调主体性而减弱了人们对于昊天上帝的尊崇。于是，儒教“敬天”传统渐渐丧失。由于“敬天”信仰的缺失，使人们的道德修养失去了“敬天”这一支点，处于飘荡无根的状态。同时，也使得儒教信徒丧失外在的拯救力量，也无法满足人们终极关怀的需要。如今要复兴儒教，就必须首先重建“敬天”信仰。
二、尊孔
昊天上帝传达其旨意的一种方式是：昊天上帝并不直接以言说的方式向人们告知道德法则，而是以其自然的可见的形态向人们展现道德法则：“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易·干象》）人们可以通过观察、体悟天道而获得对道德法则的认知。昊天上帝传达其旨意的另一种方式是：在中国，昊天上帝的旨意是通过以孔子为首的圣贤先知来传达。孔子已意识到自己就是昊天上帝在人间的代言者，他说“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孔子承担起传道的重任：“子长于匡，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具有虔诚的敬天信仰，并将敬天信仰作为其道德信念的支点。孔子经历人间的多种苦难，但能够泰然处之，就是因为他有了昊天上帝信仰。
由于“怪力乱神”的存在，导致人们对昊天上帝的信仰出现了混乱，产生了大量的迷信。在多神面前，人们丧失了对至上神的专一与虔诚，而是根据自己的功利需求，选择某一神来敬拜，并将神世俗化，企图通过香火祭品的贿赂，获得某一神的恩赐；或者有不少人借各种神的名义，以自己的意见冒充神意，妖言惑众，残害或者欺诈他人，以捞取私利。所以，孔子不提倡“怪力乱神”，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唯有摆脱“怪力乱神”的迷信，才能建立对昊天上帝的真诚信仰。1898年康有为先生上《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指出：“惟中国尚为多神之俗，未知专奉教主，以发德心”。中国迷信泛滥，既使“敬天”意识淡薄，也使“尊孔”意识淡薄。
中华民族之兴旺发达，有赖于数千年来历代圣贤英烈的杰出贡献。凡我中华民族人民，无论身居何处，都要热爱中华文化，都要崇敬中华历代圣贤英烈，唯有此，才能培养民族感情。孔子是中华民族历代圣贤英烈中的最杰出代表，理当受到我们的崇敬。尊崇孔子，所产生的效用是：以孔子为榜样，学习孔子的伟大人格风范；相信并虚心接受《论语》所示之道。
尊孔之行为，具体表现为：1、以恭敬之心诵读《论语》。2、在居住之所，立孔子牌位或孔子圣像，定时焚香敬拜。3、每年参加祭孔典礼，祭孔主要目的，就在于培养尊孔之心。儒者在祭孔之时，用跪拜之礼。4、过孔子圣诞节，使用孔历。建议以孔子出生当年夏历元月一日为孔历元年元月一日。5、在经济条件许可的儒者，一生之中至少要有一次前往曲阜圣地拜谒。平常持此心念，也会对圣城心存向往。6、对于诽谤孔子之言论、轻侮圣人之行为，应进行反驳、抵制。
三、读经
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经典是历代圣贤的教导，经典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经典是为人处世的典范，经典是历史验证的义理。弘扬中华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读经。不仅仅是儿童读经，而是全民读经；不仅仅是读经，而且是尊孔读经。读经必尊孔，尊孔必读经。若读经之时，对以孔子为首的中华圣贤没有崇敬之心，就不会虚心接受圣贤的教导，不会将经文转变为信念。若尊孔之士不读经，则不知圣贤的教诲，尊孔就成为一种空洞的情绪。
读经八法：
恭：经典是历代圣贤智慧的结晶，我们首先要培养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恭敬之心，并以此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以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我们才会虚心接受经典的教导。如果以傲慢的态度，以批评的方式，以挑剔的眼光，来面对经典，经典就发挥不了“导人向善”的作用。建议在诵读经典之时，先向圣人孔子焚香敬拜，有了对圣贤的恭敬之心，再读经典。读经之时要敬拜孔子等历代圣贤，而读一般的书则不必同时敬拜作者。读经要以恭、静、悟、信的心态面对经典，而读一般的知识类的书则可以用客观、冷静的心态面对。
静：清除杂念，将自己的心灵调整到心如明镜的空明状态，进入到灵妙的虚静状态。如果经典的精神如果进不了你的心灵，那就说明你的心灵之中有许多杂念再起着阻碍的作用。如果要在一个杯子里注入清水，必须先将杯中的污水倒掉。要专心致志，在诵读经典时集中精力，直接面对经典，不能分心。所以，每次诵读都要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之中，使用三十分钟以上的时间进行诵读。
诵：读经可以全篇或整段地诵读，而其它类型的书籍则只需看或默读就可以了。读经可以集体诵读，以相互感染；读一般的书则只是个人进行。
记：通过反复诵读，使经典语句进入到大脑中，牢记在心。众多的经典语句进入到意识库藏之中，成为人生思考的基本素材，转化为人格，转化为动机，成为行为的标准。
恒：经典的诵读要持之以恒，对经典要终生奉读。能够背诵仅仅是最低要求。如果背诵之后，就置于一旁，那么，所背诵的经典，也会从记忆中慢慢消失。在背诵之后，过一年半载，就要重新拿出来重新诵读。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对经典语句就会有越来越深的体会和理解。读经要终生多遍反复地读，而一般的书籍则在某一时读一遍就可以了。
悟：要求学生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经典语句，才能领悟并接受经典语句所饱含的生命精神。一般的读书活动，需要对书的内容进行理解。读经则不同，诵读之时，只需知道每个字的形、音、义即可。至于整句话的深刻含义，则必须在诵读大量经典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与体悟；并且，必须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生活经验的增加，才会有深刻的理解与体悟。因此，在幼儿读经时，对每个句子进行长篇大论地讲解，并无必要。
信：即相信经典。经典的正确性，是经过数千年无数人的生命验证，也经过历代大儒和各类社会精英的认证，一个初学者，或者一个平民，尚没有对经典提出置疑的能力，如果不以坚信的态度对待经典，而是用怀疑的眼光对待经典，他就不能分享经典的智慧。通过理解、体悟，通过行动与探索，并通过中华文化的各种具体形式，使经典语句负载着的生命精神，直接触入到学习者的精神世界中，转化为学习者的健康人格与品德。
行：当经典语句进入到自己的心灵中，就潜化为内在的品格与行动准则。每当你处于某一情景之中，与此情景相联系的经典语句就会呈现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引导意识的方向，为在此情景中的行为提供了价值取向和行为指南。如果不经过熟读背诵，没有大量经典语句储存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当人处于某种境况之中时，就会不知所措，在此情形之下，人们也不可能临时去翻阅经典，从经典中去寻找可以解决当前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经典语句在人生道路的每一个路口上，都有细致而明确的指导。
四、祭祀
儒教有一个明显区别于其它宗教的特征，就是祭祀。《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中国有悠久的祭祀历史，在殷商的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大量的有关祭祀的记载。“儒”原本是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一种职业，他们主持婚丧祭祀，具备一定的礼乐文化知识。孔子童年时代做游戏时就摆上祭器，仿效大人做各种祭祀礼仪动作。
外献祭品：祭品多用猪、牛、羊、鸡、水果等。一般小规模的祭祀用鸡或水果即可，牛、羊、猪合称三牲，是最隆重的祭品，在一定规模的祭祀场合中运用。祭品在仪式结束之后，参与祭祀者可以分而享之。先行迎神之礼，致祭者要向神明三次献酒，分别称为初献、亚献和终献，合称“三献”。“三献”礼毕，乃行送神之礼。
内献诚心：参祭者的心与圣贤英烈的心、与神灵的心、与祖先的心达到心心相通，心心相印的状态，这是人心与道心的合一，这是小我与大我的合体，这就是“结心”。具体做法是，在祭祀之前要斋戒沐浴，用一段时间调整心态至敬与诚的状态；“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礼记·祭义》) ；体会圣贤英烈的教导，“结心于夫子之遗训”(《潜夫论·赞学》)；祭祀者抱以极大的诚心，亲自参与，不作旁观者，亦不可派人代替；相信被祭者的存在，进入与圣贤英烈共在、与神共在的境界，就如《论语·八佾》所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根据祭祀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祭天、祭孔、祭炎帝、祭黄帝、祭关公、祭妈祖、祭祖、祭先贤英烈等。
祭祀有如下功能：
1、创设情景，融入其中：创造庄严肃穆的环境，创设圣贤英烈出场的景象，展现礼乐歌舞，耳濡目染，以感性教育配合理性教育，培养道德情感与道德意志。
2、神道设教，教化民众：培养孝心，培养敬畏生命之意识，遵循圣贤教导，继承祖先遗德。《礼记·祭法》：“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 “彼知舜之当祀，必知舜之当法。”(《雪楼集》卷十二《历山书院记》)
3、人神交通，人心交感：创造圣贤英烈与参祭者共在的场面，获得精神慰藉，消除隔阂，拉近心灵的距离，培养仁爱之心。
4、报本返始，寻根谒祖：满足终极关怀，培养感恩之心。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来说，祭祀中华民族的先祖黄帝、炎帝，祭祀孔子、老子，祭祀历代圣贤英烈，可以培养人们的民族感情，强化认同感，培养归属感。《礼记·祭义》说：“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
5、求福消灾，寄托希望：祭祀不是贿赂鬼神，求福消灾之请求，必须配以自己的德行，才会有好运降临。“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言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礼记·祭统》）。
6、缅怀先人，表彰功德：《礼记·祭法》：“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祸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大凡立功、立德、立言之圣贤先烈，荣享祭祀，生命不朽。
现在，中国许多地方将祭祀活动作为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手段，也是可以的，但同时要注意在祭祀活动中体现以上六项功能，否则，就会出现偏差。
五、传道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上世纪五十年代，新的社会里没有给儒家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部分儒家流落港台和海外，留在大陆上的儒家梁漱溟先生和熊十力先生丧失了传道的权利。由于儒家文化遭到全面的破坏，现在，儒家文化虽有复兴之迹象，但总体说来，儒家文化通常只在学术研讨会中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被反复翻抄，并作为学术研究成果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相互传递。儒学或儒教没有作为生命信仰之道在儒学研究者之中互相传递，更谈不上向学术圈之外的广大民众传递。广大民众对儒家之道比较陌生，许多人的头脑中残存着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所带给人们的关于儒家的种种偏见，以至以像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这样的书也能迷惑不少人。当今之世，得儒家之道并致力于传播者当数汤恩佳先生、蒋庆先生等人。于丹教授虽不能说已得儒家之道，但她以生命体验为基点，用通俗、生动、现代化的语言向人们传递了部分孔子之道。儒者，应当担负起传道的重任，在学习儒家文化的同时，尽量接触对儒家文化感兴趣的民众并对他们讲道，参加各种儒学儒教研讨会并撰写儒学儒教文章，经常登陆儒家文化网站并积极参与发言，开办各种传统文化学习班、读经班，通过各种途径传儒家之道。同时，作为一个儒者，应有身教胜于言教的理念，在传道时，自己也按儒家的规范行事做人，给人们树立榜样。既然西方各大宗教可以在中国传播，为什么中国的儒教就不能向国外传播呢？身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也应担负传播儒学儒教的责任。
孔教运动在中国大陆遭到挫折的主要原因，就是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因政治斗争的失败而导致孔教运动的挫折。儒教在中国大陆的复兴，要坚持政教分立的原则，立足现实，注意策略。
现阶段中国儒教复兴的八项原则是：
1、儒教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文化，传承传统美德，培养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质，建设精神家园，促进社会和谐。
2、儒教定位为中华民族主体宗教，不宜倡导儒教作为国教。
3、儒教应当争取享有与佛教、道教同等的宗教政策，不应当争取特权。
4、儒教应当同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建立共存互补之关系，不宜将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对立起来。
5、儒教应遵守国家法律，不宜以儒者团体的名义参加为政府所禁止的政治活动。
6、儒教应以和而不同精神与各大宗教平等相处，促进宗教和谐，促进民族团结。
7、儒教接受国家宗教局的领导，并认为这是接受执政党领导的具体形式。
8、儒教现阶段的发展应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
六、捐献
儒学儒教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无数儒者的义务工作，也需要经济力量的支持。儒学儒教的经济来源有三：一是儒学儒教走文化产业发展的道路；二是儒者的捐献；三是政府的支持。中国政府体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应将弘扬中华文化作为政府的职责，应将少部分财政支出用于弘扬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儒者的捐献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用于儒学儒教的生存与发展，二是用于儒教的慈善事业。儒学儒教以仁爱为本，推动国家的福利事业，同时，也应当负起济贫、救灾、助学，办孤儿院、敬老院、残障院，保护环境等慈善义务。《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答齐宣王问：“昔者王之治岐也，……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目前，中国大陆的富人对于慈善捐款比较淡薄，主要原因是缺乏由宗教培养的慈善之心。儒学儒教发展最大的难题，就是缺乏强大的经济资源。因此，儒者的捐献对于儒学儒教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多年来为孔教事业捐献多达一亿多元，为孔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七、立牌位
儒家的牌位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天地圣亲师位：
建立此牌位的理论基础是：“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北宋初期，已经正式出现“天地君亲师”之牌位。明朝后期以来，供奉“天地君亲师”之牌位在民间广为流行。至今，在中国农村，仍然保留着这样的习俗：设立天地国亲师位或天地君亲师位。由于时代的变迁，君主制度被推翻了。儒家黄宗羲说，君主是天下的大害，在有些情况下确实如此。实际上许多君主，很难成为人们的道德榜样。 “君”位应当去除，可以采用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先生的意见，将“君”改为“圣”。将圣人的位置从最末的师位提高到天地之下，位于亲位之上，方显圣人孔子之尊。
天：即昊天上帝。在殷墟发现的商代甲骨卜辞中就有“帝”这一名词，陕西凤雏H11所出第112片周原甲骨卜辞有“上帝”一词。在孔子整理的《诗》﹑《书》里保留了“上帝”这一名称。《诗﹒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
地：一是指大地之神，包括土地神﹑五谷神﹑山神﹑河神等；一是指大自然，即人所生存的自然世界。
圣：孔子口含天宪，使命人间，是昊天上帝在人间的最高代表。孔子为儒教创教教主，儒教基本教义由孔子确立。孔子为万世师表，是人类最高的道德榜样。
亲：祖先崇拜是儒教的一大特色。人们将自己的祖先奉上神位，进行祭祀、敬拜。《孝经》中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师：既指提供精神资源的历代圣贤，也可以指传授知识文化的老师。居于师位的有伏羲﹑女娲﹑黄帝﹑炎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上承数千年，下启二千五百余年，孔子之后有孟子﹑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历代圣贤继承孔圣大道，践行并阐释孔圣大道，维持中华道统数千年不堕。
上述牌位所列，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信仰体系，同时是儒教的神灵系统。
2、天地国亲师位
在中国国内，也可立“天地国亲师”之牌位。此处的“国”，是指民族国家，不是国家政权，更是不指领导者，而是等同于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土地、人民、文化的结合体。儒家强调忠的精神，忠的对象就是“国”。同时，儒教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宗教，中国的儒教信徒同时也应当具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设立“国”位有助于培养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感情。需要注意的是，儒教亦是世界性的宗教，生活在其它国家的人民如果要树立“天地国亲师位”，“国”字就应当是其所在国家了。人们因国家而产生分别，但宗教不能因国家而产生分别。因此，从儒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这一角度上看，更宜使用“天地圣亲师位”之牌位。
3、设立木制或纸写之孔子牌位
此牌位上书“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
4、张贴孔子神圣化标准像
许多人能读到儒家经典，但见不到儒家文物，没有身处儒家文化氛围之中。儒者需在家居中建立儒家牌位，牌位前设一香炉和一对烛台或一对花瓶，就是建设儒家文化的氛围，以可见之物，引起人们对儒家文化的向住，儒者定时（至少是夏历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按一定礼仪面对牌位敬拜，久而久之，就能培养人们敬天、尊孔等儒家文化意识。
八、行十义
儒家十大义理，即是中华民族长期生命实践的成果，并经由历代圣贤表达阐释，体现中华民族精神、中华传统道德、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传统价值观、中华人生哲学的一系列精神价值体系。
十大义理不仅仅为中华民族所独有，而应同时成为普世价值，能为世界各族人民所认同。这十大义理基于普遍人性及人类生存的共同境遇，因而具有超越时代限制的特征，现代社会所需要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公平竞争、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等时代精神亦可纳入十大义理之中。
1、仁：仁爱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仁爱是以人的良知、善良本性为根基的爱，仁爱以人的良知为核心，依据远近关系向外层层扩展而形成自尊自爱、爱亲人、爱人民、爱天地万物四个层次。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命题，韩愈将“仁”定义为“博爱”。孔子明确指出行“仁”之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仁爱的对象从亲人推向人民，推向天地万物，达到程颢所讲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2、义：即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正义精神。正义维护的是整体利益，因而正义的最大障碍是贪图不正当的私利，所以要“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必须在维护正义的前提下去获取个人的合法利益。在现代社会，欲达到正义之目的，就必须具有平等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法治精神、人权意识、公民意识，因此，这六个方面也可纳入“义”的范畴之中。
3、礼：礼是道德行为规范与文明行为规范的总和。孔子讲“不学礼，无以立”，要求“约之以礼”，“齐之以礼”，荀子也讲：“礼者，所以正身也”，“礼以成文”。中华人文礼教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行为规范与文明行为规范，体现出仁爱、和平、秩序、优美等人性原则，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4、智：包括重视教育的精神、重视文化的精神、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反思精神、与时俱进的精神等。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非常重视“智”，他说：“知（智）者不惑”，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大学》中讲“格物致知”。
5、信：信即真诚、诚信。孔子讲“民无信不立”，孟子讲“朋友有信”，《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在当代社会，诚信是确保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精神。诚信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上，《中庸》讲：“诚者，择善而固执者”，以仁立诚，以义立信。
6、忠：在中国古代，“忠”具有尽心尽力、忠贞不贰、坚守正道等含义。在现代社会，“忠”就是指忠诚精神、奉献精神、爱国精神、敬业精神。忠的对像是国家、民族，是正义事业，而不是有权势的个人。爱国精神是指热爱祖国的人民、土地、文化并为之奉献的精神，是当代中国需要大力倡导的精神。
7、孝：孝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精神。中华孝道的内涵是：赡养父母长辈；敬爱父母长辈；继承父母之志；祭祀祖先，承袭祖先之德；事亲以礼；不自取其辱，不轻生毁己，以免危及父母；从义不从父，从道不从亲。
8、廉：一是指个人生活中的朴素精神与节俭精神，二是指公众生活中的廉洁精神。《尚书·大禹谟》讲：“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物质欲望的膨胀是当代社会的顽症，贪污腐败是政治生活的大敌，因此，必须大力倡导“廉”的精神。
9、毅： “毅”的本义是意志坚强，“毅”的精神包括了自主精神、独立意识、个人尊严、自我实现、奋斗精神、探索精神、创造精神，还有自强不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威武不屈、勇敢顽强等精神。孟子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
10、和：“和”有协调、和谐、适中、合作等含义。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和”的精神是儒家文化特别强调的精神，包括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相容并包的精神，也有人类同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精神。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具体的内涵及实现途径是厚德载物、良性竞争、仇必和解、中庸之道、和而不同、抑强扶弱、和实生物、阴阳和谐、均衡互制、各安其位等。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坚持在建立和谐关系时必须坚持道义原则。
九、着深衣
儒教既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宗教，儒学既为中华文化之主干，则儒者的衣装采用深衣为宜。因为，其一，深衣乃是中华民族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服装系统，深衣为中华民族祖先黄帝创制，“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史记·五帝本纪》）深衣的基本样式为汉族所继承，演化为汉服；深衣的样式也对中华民族内部各少数民族的服饰有很大的影响，深衣的样式也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播影响到其它民族，产生“和服”、“韩服”。其二，深衣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外在形象，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显著标志。《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其三，深衣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精神，也最能体现儒教儒学义理，体现出和谐、善美、天人合一、厚德载物、公平正直、恢宏大度等精神风采。每个儒者可自备一套深衣，至少在祭祀之时，在过传节日时，在行传统礼仪时，在儒者集会时穿着。
十、习礼乐
礼是道德行为规范与文明行为规范，与礼相应的有礼节、礼貌、礼俗、仪容、礼仪等。礼节是个人的符合规范的交际性行为，礼俗是依托民俗民风而存在的礼，仪容是指礼之践履者应具有的良好的动态：恭敬而不轻怠，庄重而不轻浮，沉稳而不浮躁，自然而不做作，优雅而不粗俗，真诚而不虚伪，适中而不过分。礼仪，通常是指在集体活动中的按一定程序进行的行为。
中国古代的礼教，可以区分为人文礼教与封建礼教。封建礼教，乃是封建制度、封建意识在礼教中的反映，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特殊性，因此，当封建社会终结之时，封建礼教也应当相应废除。重建人文礼教，应批判封建礼教，以平等思想取代特权思想，以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观念取代弱势者单方面的义务；以男女平等取代男尊女卑，以公德补充私德，以民主精神取代专制主义。
人文礼教反映的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共性，反映的是人的共性，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共性，因而，我们应倡导人文礼教。礼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 “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礼记·曲礼上》）中华人文礼教也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重要标志。中华人文礼教遭遇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冲击之后，已达到“礼崩乐坏”的地步。中国“礼仪之邦”的美名已成为过去，以至于现在开设的礼仪课程在回顾了中华礼仪文明的辉煌过去之后，讲的几乎全是西方传入的礼。
内外双修：礼教规定人的外在行为，《礼记﹒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同时，又要求外在行为应与内在的生命精神相统一。礼仪的学习要与内心的修养相结合， “德辉动于内，礼发诸于外”（《礼记》）如果缺乏内在的生命精神，礼教也就徒具外在形式，变成伪君子的伪装，变成市侩的包装。内在的质量通过外在行为表现出来：“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 礼的内在精神即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义理。
双向对等：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中国古代表现为施报，表现为礼尚往来。《曲礼》上说：“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在中国古代，由于缺乏权利平等的观念，只能用互尽义务的方式来实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晏子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 （《春秋左传. 昭公》）
有别有序：礼教区分并确定每个人的社会角色，让不同的人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发挥相应的作用，整个社会才能正常地运转。我们应当取消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和人格上的尊卑区别，确认人与人之间在长幼、男女性别、个人特长、职能、亲疏上的区别。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礼教要求人们各守本分，各尽其责，整个社会才能处于有序状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以敬致和：“敬”是礼的根本属性，而“和”则是礼的主要功能。“子曰：……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孔子集语·劝学》）又，“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人文礼教可以造就一个有序的、和谐的社会。
典雅洁静：人的外在行为，有典雅与粗俗之分。衣冠不整、懒散、脏话、粗话就是不文明的行为。“洁”要求干净卫生，不随地吐痰、不随便乱画，不污染自己所在之处、穿着整洁。静则要求心态的平静，同时要求给别人制造安静的环境，不高声喧哗、调笑。
自然简朴：礼教若丧失自然之原则，即流于矫饰。丧失真实原则，即流于虚伪：“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礼记.丧服四制》）丧失简约之原则，即流于繁琐。
礼不仅仅是肢体动作，还包括典雅的语言，也包括符合文明与道德规范的声音。乐的基本特征是“和”，不同的音素以和谐的方式相结合，《乐记·乐论》曰：“乐者，天地之和也”。“乐”的本质要求是“德”，即具有道德的精神，“德音之谓乐”（《礼记·乐记》）。儒者要学会使用一种中华民族的民族乐器，演奏民族音乐。多听、多学、多唱优秀的民族歌曲，美好的音乐可以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荀子《乐论》谓：“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而那些狂躁、奇诡、杂乱的“靡靡之音”则是“乐坏”的表现，无益于身心修养。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的活动，在中华传统的婚礼、丧礼、生日礼、成人礼、祭礼等礼仪活动，正是儒者习礼乐之重要场所。故儒者应积极参与中华传统节日活动，并在婚礼、丧礼、生日礼、成人礼、祭礼中遵守传统的规范。
十一、诵诗文
孔子教导：“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文以载道”，儒家的“道”，有时不免有抽象之处，而中华民族优秀的古诗文则以具体的方式表现儒家之道。中华古诗文，特别是唐诗宋词，以生动、形象、具体的语言和意象承载着儒教义理，以直观、感性的方式传递着儒家精神。因此，儒者应当常常诵读中华古诗文，可以陶冶儒者的性情，可以提高儒者的素养，可以同历代圣贤文人心灵感通，可以培养儒家文化的语言能力，加深对儒教义理的感情体验。儒者应当诵读中华优秀古诗文，并背诵一定数量，时时回味、吟诵、体验，有雅兴时也可以创作。
十二、弘国粹
儒教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宗教，是因为，儒教义理是通过中华民族的语言、风俗、历史、人物、民族心理而得以彰显，儒教的信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儒教兴则中华文化兴。孔子在宣传精神价值之时，为使精神义理有具体落实之处，不至于悬空，于是配以“六艺”教育。《南海康先生传》记载： “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专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圣一体诸教平等之论，然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国粹，即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有益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文化与生活形态。具体有以下多种：书法、国画、武术、中医养生、中华戏曲、中华民俗、中华歌舞、中华音乐、中华工艺、中华园林建筑、中华饮食、中华体育等。这一切，都是儒教义理的载体，以具体的、感性的、直观的方式表现儒教义理方方面面。儒者对以上各项，应积极倡导、观赏、研习。
陈杰思：《国学复兴方略》自序
敝人并不主张排斥外来文化，也不主张独尊儒学，只是争取国学在自己的祖国有一席之地！国学数百年来遭受满清剃头易服与文字狱、西方文化侵略、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左倾思潮、文化大革命、世俗功利主义之冲击，走向全面瓦解。对此情形，敝人痛心无已，寝食难安，多年求索，乃成此书。
复兴国学，困难重重。若保持以下五种状态，千百年后，国学仍不能真正复兴：
其一：在各种势力的攻击下，国学从教育中退出已达百年之久，国人远离国学，并不认知国学，故不知国学衰败之实，亦无国学衰败之忧，自然无国学复兴之念。转变国人之观念，谈何容易！
其二：各级机构致力于发展经济和维护稳定，而放弃文化建设之责，自然也不会关注国学，偶尔谈到文化问题，亦是出于文化产业及维护稳定之需要。有人一面高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一面反对国学、忽视国学，此乃叶公好龙之举。
其三：专家学者研究国学，承袭清代以来注重考据之学、辞章之学，轻视义理之学、经世之学的遗风，且研究者将国学作为死的研究材料，引进西方概念进行排列组合的游戏，产生的论著只在数千人的圈子里游走，远离亿万民众，远离现实，远离生活。许多论著对国学的某一方面进行微观研究，微观研究的成果就像是一堆散乱的砖瓦，如果没有宏观建构的建筑图纸，大厦永远建不起来。
其四：“国学热”是假像，是少数人的炒作与跟风，也是少数人的短暂兴趣，本质上，国学处于极度的“冷”之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学中能够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的要素，如术数、风水、处世、谋略等，被人挖掘出来，不断翻抄；而大道、智慧、美德、信仰、价值、义理等，虽大有利于国家民族，但由于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长期置于被人遗忘的角落。
其五：国学复兴至少应有十条渠道：政治、宗教、道德、传道者、社会生活、民俗礼仪、文学艺术、家庭、学术、民族工艺，但在现实中，这十条渠道阻塞不通。
本书首次对国学的生存与发展进行宏观研究，探索国学复兴的路线图。国学复兴是个系统工程，包括学习、研究、阐释、修身、践行、教育、传播、运用等环节。本书所列国学复兴的二十二系列举措，也即是国学复兴系统工程中的子系统。如欲达致国学复兴之目标，则必须探求达到此目标的具体道路。如果再过二十年，国学尚不能全面复兴，根本原因，就是舍弃这二十二条正道！
国学复兴是炎黄子孙共同之责，靠少数几个人努力不可能成功。本书发出的孤独声音，可能会淹没于市场经济大潮中，淹没于全盘西化浪潮中，淹没于无知与麻木之中。明乎此，敝人乃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然而，地上本来没有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多了，国学复兴之路也就走出来了。
谨为序。
陈杰思
2011-6-24
陈杰思学术网（www.chenjiesi.com）。
陈杰思：明确儒教法律地位的建言
在中国走向全盘西化的道路上，宗教是最后一块阵地。如果宗教这块阵地被外来宗教占领，中国就实现了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并非中国的福音，全盘西化不仅仅让中国丧失巨大的物质利益和宝贵的文化资源，而且将中国引向一条绝路。西方文明就是一种辉煌而短命的文明，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称人类的自私与贪婪导致地球在200年内毁灭。自私与贪婪本身不足以毁灭地球，自私与贪婪在西方文明模式中极度膨胀方能毁灭地球。儒学儒教的毁灭，导致了中国传统精神价值体系的崩溃，加上宪政建设的缺失，出现了风气败坏、邪恶滋生、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信仰缺失、人性扭曲、精神空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违法犯罪等现象。现在，儒学仅仅以知识的形态存在，既不用于修身，也不用于治世，而成为极少数专家学者谋取职称和学术地位的工具，儒学并未真正复兴。儒教被毁之后，尚未重建。蒋庆先生设计了儒教重建的“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张祥龙先生设计了儒教重建的“中行路线”，思想纯正，志趣高远。本人则考虑现实性、复杂性、曲折性，设计中国儒教的渐进路线，以供同道参考。
儒教是人类起源最早、在中华大地上原生的宗教，起源于西元前数千年伏羲作八卦，经历炎帝、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发展，至孔子时完全形成。汉武帝时代至清末，儒教为中国国教，国家组织就是儒教组织。儒教传播至日本、韩国、东南亚，成为世界性宗教。民国初年至今，为儒教重建时期。当今，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台地区有大量儒教社团存在，中国有大量自觉或不自觉的儒教信徒存在，不少家庭立有“天地君亲师”或“天地国亲师”牌位，孔庙、书院、祠堂遍布中华大地，有部分儒教研究机构存在，“宗教蓝皮书”正式把儒教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宗教加以研究和介绍。虽有上述种种事实，但由于民国时期儒教法律地位的模糊性，由于长期的批孔反儒，由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由于部分人士的偏见，儒教的法律地位仍然不明确，儒教宗教团体尚未建立。此种现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不适应，也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指示相矛盾，更与“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精神相背离。
儒教在重建过程中，无疑会出现众多的流派。在谋求儒教的法律地位时，首先要明确我们试图建立的是什么样的儒教，这就必须对儒教的定位、教义、教规、价值、重建路线作出系统说明。
一、儒教定位
1、中华民族主体宗教
儒教担负着重建中华精神精神家园的重任，担负着重建中华民族道德观的重任，担负着建立主导价值的重任，应当成为中华民族主体宗教。在人类多元宗教中，中华民族应以儒释道三教为民族宗教，而在儒释道三教中，则以儒教为主体宗教。主体不挺立，则旁枝衰落。学佛、学道之人，首先要学儒，具备做人的基本素质之后，才能在宗教信仰上走正道。民族宗教不昌盛，则外来宗教大举进入。儒是“天下之公言”，儒教确实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公民生活准则、公共礼仪、政治理念，具有发展成为公民宗教的潜质，但只有当儒教成为国家绝大多数公民的共同信仰之时，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宗教。
2、儒教兼明人道神道
儒教为神道之教，亦为人道之教。人心不正，天心难明。神道设教，教以人伦。体悟天道，建立人道。儒教具备一般宗教神道信仰的特性。儒释道三教都具有人神融贯、人神合一的特性，而儒教则更具有入世的倾向。崇尚德性为儒教所有教派的共同特征，有的教派偏重神道，有的教派偏重人道。面向大众，更多强调神性；面向精英，更多强调理性。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儒教重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贯通，重视入世与出世的贯通。儒教试图将此岸世界建设成人间天堂，也为人们设计了通向彼岸世界高级生命空间的途径。儒教的宗教场所有庙、院、祠、坛四类。庙有孔庙、伏曦庙、黄帝庙、神农庙、周公庙、关帝庙、妈祖庙、城隍庙、岳王庙等，院有儒教书院，祠有宗族祠堂、忠烈祠、乡贤祠、武侯祠等，坛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先农坛等。曲阜孔庙、孔府、孔林为儒教圣地，应重建衍圣公制度。北京天坛是儒教最高级别祭天之所。儒教作为入世之教，是人文之教、道德之教、教化之教，重在人间，表现为三纲领（明德、亲民、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教特重齐家之道，故不需离家修行。“家教”、“家训”是儒教传播的重要途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重视以家庭关系为起点的社会关系，是儒教不同于其它宗教的最明显的特征。
3、儒学儒教并行不悖
儒家文化的基本存在形态为儒学与儒教，两者并行于世。儒家包括儒学、儒教，包括儒教徒和儒学学者。儒家书院亦分二类：儒学书院与儒教书院。正如道教与老庄道学不能完全重合一样，儒教与儒学，有重合的地方，也有相异的地方。孔孟儒学产生之前，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包括昊天上帝、祖先崇拜、祭祀、天命、鬼神、占卜等要素在内的原生性宗教。儒教是纳入正统的原生性宗教（即牟钟鉴先生所讲的“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与儒学结合而产生的。儒教包含了部分儒学，但不含全部儒学。儒学中的心性儒学、社会儒学、政治儒学、知识儒学等，不能完全纳入儒教的范畴。
儒学儒教传播渠道不同：儒教存在于宗教界、信徒家庭、宗教活动场所、宗教会议，而儒学存在于教育界、学术界、文化界、公众论坛。在世界各国兴办的孔子学院传播的是儒学而非儒教。可以让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学进入学校，但不宜以儒教的方式进入学校。新加坡将在学校开设的“儒家伦理”错误地定位为宗教课程，其结果是随着其他宗教课程一同被取消。如将儒家分为儒学儒教，则马来西亚在华校中推广经典教育，就是儒学而非儒教，不用担心受到排斥。
不宜因肯定儒学而否定儒教的独立性：现在，占据儒学阵地的主要是知识儒学，那是将儒学作为纯客观的、古代的知识。儒家文化的复兴不能寄托在知识儒学上。儒教的独立存在，开辟了儒家文化传播更广大的渠道，比起儒学来，更容易大众化、普及化，也更容易将知识转化为信仰、转化为品格。如果否定儒教，则陷海外华人华侨于不利之地。部分华人华侨在自己的宗教信仰或新生婴儿的宗教信仰这一栏目上，如果要坚持中华传统的宗教信仰，填写“儒教”，若是当地政府不承认儒教是宗教，则会使他们陷入困惑。海外华侨华人最怕大陆学者去讲儒教不是宗教，如果说儒教不是宗教，就会导致当地政府取消儒教宗教团体，迫使有宗教信仰需要的华侨华人改信其它宗教。不可否认，宗教在社会各个领域有巨大影响，如果仅仅谈儒学而否定儒教，就是在宗教竞争的领域，主动退让出来，让外来宗教去占领宗教阵地。
不宜因肯定儒教而否定儒学的独立性：如果以儒教指称儒家文化之整体，则不信教而又学儒者何以自处？如果儒学儒教并存，则信仰其它宗教者和无神论者，可以不信儒教，亦可同时修习儒学，分享儒学智慧，以儒学作为修身立己之本。在敌视宗教的人士试图将儒家文化戴上宗教的帽子加以消灭的情况下，将儒学与儒教的并列，也是为儒学保留生存之地。
二、儒教教义
无论是儒教重建，还是儒学复兴，许多人只停留在对儒教、儒学的功能描述上，而且通常是过去功能的描述上，不重视儒学义理、儒教教义的探究。如此，则儒教儒学之“用”，成为无“体”之用。必须走“明体达用”之路，将儒教的功能建立在儒教的教义教规上。重建儒教，在走组织化道路之前，必须走规范化、体制化建设之路。
儒教教义包括十常之道与六大理念。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常之道，具有以下丰富内涵，均出自历代圣贤经典。
仁：仁爱以人的良知为根基，依据远近关系向外层层扩展而形成自尊自爱、爱亲人、爱人民、爱天地万物四个层次。
义：即正义、道义、公平，具体表现为平等与秩序、法治与德治、民主与治理、自由与规范、权利与责任的动态平衡，在利益关系上表现为“以义制利”。
礼：礼是道德行为规范与文明行为规范的总和，包括道德规范、礼仪、仪容、礼节、礼貌、礼俗等。
智：尊师重教、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反思精神、仁智统一等。
信：即真诚、诚实、守信，当诚信原则同仁义相冲突时，就要“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忠：尽心尽力、忠贞不贰、坚守正道、忠诚精神、奉献精神、爱国精神、敬业精神。
孝：赡养父母长辈；敬爱父母长辈；继承父母之志；祭祀祖先，承袭祖先之德；事亲以礼；不自取其辱，不轻生毁己，以免危及父母；从义不从父，从道不从亲。
廉：朴素、节俭、廉洁、知耻、改过、自律。
毅：意志坚强、自主精神、独立意识、人格尊严、自我实现、奋斗精神、探索精神、创造精神、自强不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威武不屈、勇敢顽强等。
和：厚德载物、良性竞争、仇必和解、中庸之道、和而不同、抑强扶弱、和实生物、阴阳和谐、均衡互制、各安其位、和平协调、兼容并包等。
儒教的六大理念如下：
天人合一：法天之道，立人之道；敬畏上天，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法取自然；感恩大地，善待万物；崇尚低生产、低消费、低污染、低排放之生存模式。
知行合一：知是伦理之知、义理之知，而非客观知识，行是依理践行。践行既有外显行为，也有一念发动之内心行为。
天理良知：天理包括真理（是非）与义理（善恶），因圣贤发明，以天道为归依，故为天理。天理与善性相结合，内在于人心，即是良知。良知乃是以天命之性为根，以仁爱之心为基，德性、理性、感性合为一体。性善论是建立人类道德观的内在根基。
善恶报应：善恶报应体现了义与利的统一。
儒教善恶报应方式有三种：天赏天罚、现实报应、炁场运变，三者并存，无人能逃。《尚书·商书·伊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昊天上帝的天赏天罚，既在人的生前，也在人的死后。在现实生活中，为恶招致恶报，为善招致善报。宇宙有多重生命空间。“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人世间，为“明界”，为此岸世界，其它生命空间，为“幽界”，为彼岸世界。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人体上存在着炁场，当人为善时，良善之炁就会进入人体炁场；当人为恶时，恶浊之炁就会进入人体炁场。当人死之时，身形即散，人体炁场附存于灵魂上，决定灵魂的去向。如果附存于灵魂上的是良善之炁，灵魂即为神，向高级的生命空间（比喻为天堂）行进；如果附存于灵魂上的是恶浊之炁，灵魂即为鬼，向低级的生命空间（比喻为地狱）沉沦。
神道设教：运用神道的权威、仪式开展道德教化。如祭祀之礼，虽迎神到场，但并非为了讨好神、服务神，而是通过祭祀之礼，培养人们的“忠信爱敬”，培养感恩之心、怀念之情、敬畏生命之意识。儒教众神并非出于自身某种利益的需要，而是根据人的善恶而加以赏罚。繁杂的、劳民伤财的、以讨好神灵为目的的宗教仪式并不会得到神灵的认可。儒教献祭的最好礼物是品德与善行，而不是丰盛的物质。如不信灵魂之说，则人的行为止于现实的利益、占有、享受，而不考虑身后的福报。如果不树立神道之权威，则许多人身上的魔性难于克制。
内圣外王：朝着圣人的境界进行品德的修养与智慧的提升，朝着圣王的境界践行，产生利国利民的事功。内圣是心性修养，外王是制度建设、环境改良、法治建设。具体表现为“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内圣之功，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之业。
三、儒教教规
敬天：“天”即儒教至上神“昊天上帝”，为创生宇宙之神，在甲骨文及《尚书》、《诗经》等儒教经典中常常出现。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呈现为“天”、“上天”、“苍天”、“皇天”、“老天爷”、“老天有眼”等。“以形体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以妙用言之谓之鬼神”。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中，儒教的“圣”、佛教的“佛”，道教的“仙”，是同一格位。在“圣”、“佛”、“仙”之上，存在着至上神昊天上帝。朱熹说：“道家之徒，欲仿其（按：指佛教）所为，遂尊老子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为甚！”儒教必须重建对昊天上帝的敬畏与信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只有“敬德保民”， “替天行道”，才能“以德配天”。孔子亦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又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昊天上帝”无形无象，但全知全能，有意志，有感应，主宰一切，赏善罚恶，故立牌位以敬之。朱子说：“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每位儒教徒家中需设立“天地圣亲师”牌位（“天地君亲师”或“天地国亲师”亦可），木质牌位后也可张贴孔子圣像，于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分早晚两次敬香（三柱即可），并行三跪九拜之之礼。“天地圣亲师”牌位，即是儒教之神灵系统，牌位将一神与多神作了秩序化的安排，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 “天”，即是以昊天上帝为主的上天众神， “地”指大地众神， “圣”即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儒教圣人，亦指伏羲、炎帝、黄帝等列位圣王，“亲”即祖先神灵，“师”即历代传道之贤者，而非现世授业之师。从汉代起，孔子列入国家祀典，与社稷神同级。面对牌位众神，儒教信徒应当信仰、敬畏、修德、献祭、祈祷、忏悔。
法祖：“祖”既指本姓祖先，亦指伏羲、炎帝、黄帝等民族始祖。“法”，即遵守遗教，以孝道敬之，以礼祭之。
尊孔：孔子为儒教成教之圣人，故儒教徒当特别崇敬。对孔子圣像行跪拜之礼，以恭敬之心接受孔子教诲，参加祭孔典礼，过孔子圣诞节，拜谒曲阜圣地，抵制轻侮圣人之言行。
读经：儒教经典以《论语》为核心经典，包括《十三经》及《春秋繁露》、《朱子语类》、《传习录》等。儒教信徒应将读经作为每日至少是每周之功课。读经的八项原则是：诚敬、理解、体悟、集粹、诵记、涵养、信仰、力行。
崇礼：礼为儒教道德行为规范与文明行为规范，儒教信徒应当遵守。儒教行为规范大量存在于家规、族规中。
儒教禁忌有：戒嗜欲、戒凶暴、戒邪术、戒妄言、戒忤逆、戒刻薄、戒染习、戒酗酒、戒吸毒、戒吸烟、戒邪淫、戒赌博、戒欺诈、戒偷盗、戒作恶、戒奢侈。在春节、中秋节、端午节，重阳节、清明节，儒教信徒应按儒家传统礼俗过节。举办并遵守儒家婚礼、丧礼、生日礼、开笔礼、成人礼等传统礼仪。在节日和礼仪活动中，应穿儒服（以深衣为式样）。“德音之谓乐”，儒教倡导与礼相配的雅乐、善乐。崇礼时应避免出现僵化、形式化、繁琐化、特权化、奢侈化等流弊。
祭祀：祭祀昊天上帝、祭祀孔子、祭祀黄帝应为全国儒者通祀之礼，每位儒教信徒都应参加。儒教信徒必须在清明节、中元节参加祭祖。“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儒教信徒还应参加本地圣贤英烈的祭祀活动。在儒教作为国教的时期，祭天为帝王所垄断。在现阶段，人人皆可直接面对昊天上帝，有祭祀昊天上帝之责。康有为先生有言：“王者至尊，为天之子，宜祀天，人民虽卑，亦天之子也，亦宜祀天也。”
明德：以孔子教诲为指导，以儒教经典为归依，以十常之道为标准，进行道德修养，提高生命境界。依道德智慧判定，儒教分圣、贤、君子三个等级。“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
弘道：坚守儒家道统，守护儒教义理，捍卫儒道尊严，践行十常之道，传播儒教教义。以财物资助弘道者，亦有弘道之功。
四、儒教价值
由于儒教的存在，使中国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的位置。明朝晚期之后，由于专制与腐败的侵蚀，由于满清剃头易服、文字狱、异族压迫，导致儒教走向衰落。自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深受儒家道德观影响而出现一大批仁人志士，成为挽救国家、拯救人民的中坚力量。当下，儒教发挥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儒教重建是否走坚守义理、教化民众、安身立命的正道，取决于真正的儒教徒在全民中所占的比重。
1、重建儒教，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荒芜化，正是儒学儒教的缺失而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不可能通过西方文化来建立，必须是能过儒释道文化来建立。佛教、道教由于其出世的品格及超俗的生活形态，只适合特殊群体，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港澳台地区人民）及海外华侨、华人则是需要通过儒学儒教来建立安身立命、精神慰藉、终极关怀、灵魂安顿的精神家园。
2、重建儒教，培养道德品质和人文素质
儒教的首要功能就是道德教化。十八个路人从被车子两次碾压的小悦悦身边走过而不进行任何救助，警示中国道德沦丧已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国人的道德素质与人文素质是通过儒家文化培养的。离开圣贤义理经典的教导，离开儒教的信仰、践行、普及，道德建设永无成功之日。
3、重建儒教，推进中国的文化建设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文化建设严重滞后。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绝不能走全复移植、复制、抄袭西方文化的道路，而必须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上。离开儒释道文化，则中华文化只剩下残肢碎片。一方面高喊弘扬中华文化，一方面又反对重建儒教，这是典型的南辕北辙的行为。根据韩国的经验，文化产业发展建立在本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中国应当通过儒学儒教，培养高素质的文化产业从业者和消费者，有力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三俗文化泛滥。据《2009年中国宗教报告》提供的统计，中国古代留下的、载于书籍的文字材料共有30亿～35亿字左右，其中儒教典籍约占80%～90%，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博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文化建设最雄厚的资源。
4、重建儒教，建立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儒学儒教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主要特征。重建儒教，传播儒学，弘扬民族精神，培养民族意识，才能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树立民族的自信与自尊，形成民族的凝聚力，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有利于维护中国统一。两岸统一的文化基础是儒学儒教，香港只有在弘扬儒学儒教之后才能实现人心回归（董建华曾在参选政纲中提出“以儒家思想理论治港”）。先贤倡导“保国、保种、保教”，国人不识其智慧之高。在保国、保种之时，儒教短暂衰亡，似乎影响不明显，因儒教数千年来教化的成果尚在，儒教培养的仁人志士仍然可以拯救国家、民族，但如果儒教长期衰亡，则支撑民族、国家的仁人志士越来越稀少，最终导致“亡国亡种”。当然，国保住了，教就应当有了生存之地。中国儒教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不会走向极端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因为有“天下”观念与和平的情怀。中华民族不需要通过向外传播儒教谋取特殊利益。国外儒教不需要有中华民族主义色彩，体现天下主义，突出拯救灵魂、教化民众、身心安顿等普世功能。
5、重建儒教，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乱世抛弃儒家，治世需要儒家。儒家的道德理念，进入政治领域，即是为政之道。儒家主张通过教化人心，为政治提供道义准则达致“以道化政”，而不是“以政化儒”。儒教的道德理念与宪政法治，是政治清明的前提。儒教推行道德教化，改良社会风气。儒教的十常之道，确保社会健康发展。人们通过儒教提升道德素质和人文素质，是制止动乱、反对分裂、维护稳定的重要力量，也是挽救国家的重要精神力量。法治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法律条文的宣传上，而是重在培养法律背后的道德精神，这就非常需要儒家文化，德、礼、法三者相互促进。重树“敬天”信仰及“善恶报应”观念，可以大大减少犯罪现象。儒教奉行中庸之道，可以有效抗拒宗教极端主义。儒教“和而不同”的精神，可以促进宗教和谐与民族团结。
6、重建儒教，抵制邪教和迷信
儒教走的是教化民众、安身立命、利益众生的正道。自古正邪不两立，扶持正教，才能抵制邪教；崇尚正信，才能压制迷信。在儒教形成时期，出现 “民神杂糅”、 “民神同位”和“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情况，颛顼进行宗教改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原始宗教中有巫、史、祝、卜，在周代，以舞降神的巫逐渐退出，周公在祭祀礼乐的基础上制礼作乐。儒教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妄谈“怪力乱神”，废除淫祀。对神的祭祀要有一定的节度、按一定时节、依一定礼仪。儒教可以包容以《周易》为源头的风水、术数，但拒斥巫术。重建儒教，重建书香门第，光复被迷信与邪教占领的乡村，恢复农村的伦理秩序和传统信仰。
7、重建儒教，维护中国文化主权
全盘西化浪潮席卷中国，只有复兴儒学，重建儒教，才能有力地抵制全盘西化。如果不能重建儒教，就是将宗教文化的阵地让出来，让外来宗教大举进入。按日本（神道教和佛教）与台湾地区（道教、佛教及其它本土宗教）的经验，在本土宗教昌盛的情况下，外来宗教很难发展。韩国虽有强大的儒学体系（庞大的儒道会和学校儒家伦理课程），但儒教力量微弱，基督教的发展非常迅猛。正如不能用穿衣来解决饥饿的问题一样，我们不能用科学理论和空洞理论来解决外来宗教渗透的问题，我们只能用本土宗教去抗拒外来宗教势力的渗透。利玛窦说儒教不是宗教，是出于传教策略而非他本人的真正认识。清末西方来华传教士宣称：“欲求吾道之兴, 必先求彼教之毁”，他们最反对尊孔祭祖。在儒教衰微之后，当今中国人数最多的是商品拜物教信徒和“十条诫令”信徒。外来宗教大量借用“上帝”、“圣诞”、“圣经”、“圣教”等儒教专有名词，已妨碍了人们对于儒教的正确理解。中国绝对不能步非洲大陆的后尘：“白人来的时候，我们有黄金，他们有圣经；白人走的时候，我们有圣经，他们有黄金。”重建儒教，才能树立对外宗教文化交流的主体，开展同境外儒教组织的交流合作。
8、重建儒教，探索人类生存之道
西方文明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高排放”主要特征的“天人对立”生存模式很快走到了尽头。复兴儒学，重建儒教，可以纠正西方文化的偏差，完成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规范、理性与德性、科学与人文、民主与治理、竞争与和谐、平等与秩序、激进与保守、物质与精神、多元与一统、权利与责任的双向启蒙。儒教建立倡导以“低生产、低消费、低污染、低排放”为主要特征的“天人合一”生存模式，是人类持久生存之道。
以上八个方面的重要价值，是其它宗教无法替代的。儒教信徒在全民中的比重越高，则儒教发挥出来价值就越大。儒教信徒在全民中的比重越少，则儒教发挥出来的的价值就越小。儒教对国家、对人民有如此重大利益，如果视而不见，知而不用，就是严重的不作为和严重的失职。牟宗三先生说：“吾人肯定人文教，并非欲于此世中增一宗教，与既成宗教争长短。乃只面对国家之艰难，生民之疾苦，欲为国家立根本。”由于儒教重建的八项价值与中国政府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政府从国家利益、社会稳定、人民需要出发，应当担负起扶持儒教的责任，至少给儒教的重建提供宽松的环境。2000年2月18日，印尼总统瓦西德出于对华人的尊重，宣布正式承认孔教为印尼合法宗教，与其它六大宗教享有平等地位。中国人民出于对自己尊重，也应当对儒教有正确的认识、同情的了解、起码的尊重，明确儒教的法律地位。重建时期的儒教可以先作为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国家宗教事务局领导强调：“逐步将民间信仰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判定儒教为“非法”，故不存争取合法地位的问题，而是存在明确儒教法律地位的问题。2010年12月，在国家宗教事务局支持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新兴宗教发展趋势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巴哈伊教、一贯道、摩门教、天帝教、真空教等新兴宗教的领袖出席了会议。新兴宗教已受到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关注，传统儒教的重建理应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
五、儒教重建
在现实条件下，儒教重建应当走现实、温和、渐进、包容、低调的路线，而不能走虚幻、偏激、冒进、对立、高调的路线。我们不是设计若干年后的方案，而是考虑在现实条件下如何做、做什么，因时制宜，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儒教重建是一条探索之路，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方向进行探索，形成不同流派。不同教派，都应以儒教经典为根据，不能脱离经典妄作，尽可能地运用中国传统的宗教形式，而不能照搬外来宗教的某些形式。个体很难持久而深入地维护其宗教信仰，宗教共同体对于宗教的存在至关重要。儒教之“魂”，先附体于儒教信徒、儒教家庭，再附体于宗族、儒教场所、儒教团体。宗族原是儒教重要的承载体，“敬宗收族”原是封建时代儒教走向大众化的重要形式，书香门第是儒教的道场，依托家族的私塾和经典传承的家教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播途径。在宗族、家庭都已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建立儒教团体尤为迫切。孔子说：“欲速则不达。”在清朝灭亡之后，儒教就应当利用此机会，脱去长久依附政权而感染的专制、腐败、尊卑、特权、僵化之毒，走渐进的重建路线，但民国初期的孔教运动却走“政教合一”、建立国教、排斥民间信仰、个人色彩浓厚（被称为康教）的激进路线，同时不重视教义教规建设，置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引起政治力量和其它宗教势力的围攻，招致严重挫败。张勋复辟失败，康有为先生受牵连被通缉，以他为领袖的孔教活动宣告失败。我们不能重走民国初年孔教运动失败之路，更何况，此路也走不通，因为，当今儒教重建所面临的困难远远高于民国初年，因为当今中国西化、功利化非常严重，儒生成了稀有之人。
中国儒教重建遵循以下十二项原则：
1．儒教的宗旨是：弘扬正道，教化民众，天人合一，安身立命。
2．儒教定位为中华民族主体宗教，不宜倡导儒教作为国教。
3．儒教应当争取享有与佛教、道教同等的宗教政策，不应当争取特权。
4．儒家文化应当同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建立共存互通、互补、互动之关系，不宜将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对立起来。
5、儒教同道应遵守现行国家法律与政策，不宜将政治纷争引入儒教内部，不宜以儒教社团的名义参加为政府所禁止的政治活动。
6．儒教应以和而不同精神与各大宗教平等相处，促进宗教和谐，促进民族团结。
7．儒教接受国家宗教局的领导，并认为这是接受政府领导的具体形式。
8．儒教现阶段的发展应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并认为在各大宗教中，儒教最能体现中国特色，儒教最具有社会主义元素。
9．儒教为中国本土宗教，不依靠任何国外宗教势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10．儒教同道遵守国家现有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以温和、渐进、理性的方式推进儒教重建工作。
11、儒教重建应当走正道：研习宗教经典，宣传宗教教义，遵守宗教教规，教化民众、安身立命，而不能走这样的邪道：不研习宗教经典，不宣传宗教教义，不遵守宗教教规，不教化民众，迷信化、商业化、功利化、行政化、官僚化、庸俗化。
12、坚持 “政教分立”的原则，不搞 “政教合一”，在行政组织之外建立民间儒教组织，走民间化、大众化、普及化道路。
六、建言
中国人民并不是由特殊材料制造的，也需要宗教信仰。王炳燮在同治年间说道：“中国之人自有中国之教，为中国子民即当尊重中国圣人之教, 犹之为外国人也世守外国之教也。”在此，我向社会大众及政府部门提出如下建言：
1、我们认同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尊重世界各大宗教，但作为中国人，考虑认祖归宗、民族特性、国家认同、历史传统、民俗、国情、主权诸因素，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建议优先选择信仰儒教。
2、社会各界人士如认同并践行儒教之教义、教规，可明确并公开自己的儒教徒身份，在个人信息宗教信仰栏目中填写“儒教”。
3、儒教徒参照本倡议的相关原则，在遵守国家法律与政策的前提下筹建儒教社团，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成立儒教社团之申请。
4、敬请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关心、考察、指导儒教重建工作，根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儒教宗教事务，保护儒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审察并批准儒教社团成立报告，认同儒教徒在个人信息宗教信仰栏目中公布儒教徒身份，明确儒教的法律地位，让儒教享有与佛教、道教同等的宗教自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