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监控警察能破案吗:早逝英才，清华学术品学俱佳者第一人

世纪广东学人——张荫麟
　　自古才为累
　　天悭狷与狂
世上究竟有没有天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个年轻的学子,就被众多学术大家交口称赞为“天才”。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与其甫一见面,就称其为“天才”；钱穆谓其“天才英发”,并对其寄予厚望,“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同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陈寅恪盛誉“张君为清华近年学术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而他的齐年好友谢幼伟则说“不是天才,绝不能有这样的成就”；孙次舟也说“素痴先生是称得起所谓'天才’的”；许冠三称其为“近八十年来罕见的史学奇才”。
　　
　　

1941年摄于遵义

　　这个人叫张荫麟,他37岁即英年早逝,生前留下的惟一著作不过是一本没有完成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国史纲》,初版时作者署名还阴差阳错地印为“杨荫麟”。他的一生,如流星划过天际,留下短暂而又摄人心目的光芒。
　　
　　如今,张荫麟的墓在遵义郊外。遵义市郊几经变易,墓地已经湮没,无迹可寻。
　　
　　在其出生地东莞,记者在采写的过程中极力寻找一点他曾经生活过的气息,但最终收获的,除了失望还是失望———他的老家早已成为民宅,不复有他生活的印记；而后人也都定居海外,无从联系。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才”?本期《世纪广东学人》,我们一同走近张荫麟,一个从广东东莞走出去的史家。
　　
　　
　　　　
　　《中国史纲》一书是呕心沥血的著作……世人多惊羡其文笔之粹美,以为胜过一般文学创作,不知其字字珠玑,皆为潜心涵泳几经锤炼而后成。
　　
　　1922年,年方17、瘦瘦弱弱的广东青年张荫麟,走进清华学堂,开始了他与老清华延续十几年的不解之缘。他在清华求学7年,从美国学成归国后又在清华(包括西南联大)任教7年,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在清华度过。
　　
　　在清华求学时期,张荫麟给同学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钻研的青年,他几乎天天埋头读书。入学翌年,张荫麟便在《学衡》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对梁启超的观点提出异议,梁启超不以为忤,还叹为天才,给以揄扬,可谓一段学林佳话。当时《学衡》杂志的编辑还以为作者是清华的国学教授,殊未料到张荫麟不过才18岁。
　　


　　　 张荫麟被吴宓誉为“梁任公第二”,梁启超确为张荫麟最尊敬的前辈学人,而张氏广泛的学术兴趣、宏博的史学气象、多个领域的拓荒发轫之功,倒也和梁启超“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气度颇有几分神似。
　　
　　据同学贺麟回忆,他们二人共同的兴趣是听梁启超的演讲。一天晚上,在梁启超的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梁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在听众中问哪一位是张荫麟。原来他写信去质疑梁启超前次演讲中的问题,梁启超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这次点名等于给了张荫麟与学界前辈搭上关系的一个绝佳机会。但张荫麟却轻易地把这个机会给放弃了。直到1926年,张荫麟才在贺麟的生拉硬拽下一起去拜谒梁启超。梁启超非常高兴,当面对张荫麟说(用广东话)“你有作(jie)学者的资格呀!”当年许多清华同学,都有梁启超亲笔书写的对联或条幅,张荫麟也很想请梁启超写字作纪念,但终于没有去请。后来在给贺麟的一首赠别诗中,张荫麟为自己的行为作出了解释:“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但在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追悼文章寂然无闻,当时张荫麟已经远赴重洋求学海外,独独从美国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寄回国内。
　　
　　

与贺麟（中）、陈铨（右）摄于1926年

　　张荫麟在清华与钱锺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并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和学术短文40多篇。以弱冠之龄,短短7年居然有这样的成就,直令时下的教授博导也为之汗颜。
　　
　　1929年夏,张荫麟由清华赴美国斯丹福大学留学。在给史学家张其昀的书信中,他论及治学宗旨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由此可见,张荫麟最先觉悟,认识到中国史学的改造,必须从哲学和社会学中汲取理论素养。
　　


　　所以说,天才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张荫麟尽管幼时丧母,但在严父张茂如的督责下,广泛涉猎经史及诸子之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在清华又遇诸多名师指点,才、学、识皆优。赴美后打通文史哲、社会学、国学之间的藩篱,驰骋中西,纵意所如。当代青年学者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中,为张荫麟专辟一席,拟为“地捷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胡文辉解释了自己点将舍吴晗而取张荫麟的原因就在于“张氏为史学研究作了很多准备,涉猎领域更广泛,开拓的气象也更宏大”。
　　
　　1935年,由傅斯年推荐,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张荫麟主编高中历史教科书。别看只是一本中学教科书,张荫麟却为之倾尽了心力。首先,他为撰写此书所延请的写作班子非常“豪华”:汉以前由张荫麟撰写,唐以后由吴晗负责,千家驹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写中日战争；其次,他绝不愿意做“挂名主编”,亲自执笔了东汉以前部分,而为了保证质量,为此他特意向清华大学请假两年,最终完成了史学名著《中国史纲》。
　　
　　


　　张荫麟一直不满当时的历史教育,认为“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因此《中国史纲》没有累赘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而是用“讲故事”的笔法来“画”历史,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可让读者享受到文字的愉悦。但张荫麟的文字通俗而绝不庸俗,他经常对同学说,作文章要有“作家的尊严”。历史学家张其昀评价道:“《中国史纲》一书是呕心沥血的著作……世人多惊羡其文笔之粹美,以为胜过一般文学创作,不知其字字珠玑,皆为潜心涵泳几经锤炼而后成。”
　　
　　终日看书,从无娱乐活动
　　
　　
　　朋友送他一个外号,叫“张文昏公”,他也不抵赖,自号“素痴”。
　　
　　大抵天才只钟情于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对其他俗务则漠不关心。在俗人眼里,则少了很多生趣。张荫麟终日看书,从无娱乐活动。有一次他生病住院,向朋友借哲学书。朋友建议病中休养,不宜费神,要看书不妨读小说。他却说从不读小说,看哲学书等于看小说。在美国念书时,他认为当时流行的文学很轻浮,尤其是对电影有着抵触情绪。有几次适逢假日,几个同学一同去看电影。到了电影院,同学们买了电影票之后都进去了,但他却执意不相随,宁愿在影院外面等候。
　　素痴集
　　


　　因为读书太多,思想总是沉浸在书的世界中,张荫麟在大庭广众下往往表现出心不在焉的样子。他结婚后第二天出门拜客,回家时却误入隔壁邻居家。见到那家的主人,连忙道歉说“累您久候了”,弄得对方莫名其妙。过了好一阵,他才明白原来自己才是“不速之客”。类似故事发生太多,朋友们便送他一个外号,叫“张文昏公”。他无法抵赖,也不愿意抵赖,因为他自号就是“素痴”,并一一给朋友起外号,文迂公、文迷公之类。
　　
　　张荫麟最大的爱好就是收书,所收之书以宋人文集为最多,大概有好几百种。1937年春,吴晗在开封相国寺地摊上,偶然得到排印本的《中兴小纪》。张荫麟一见便据为己有,闹了半天,提出用四部丛刊本明清人文集十种对换。吴晗拗不过他,只好勉强答应。张荫麟高兴极了,立刻将书塞进他的行李袋,再也不肯拿出来。回校后,吴晗去讨书债,张荫麟在书架上东翻翻西翻翻,摸了大半天,都不舍得。这种爱书、占书、赖书的书呆子劲头,倒是和孔乙己的“窃书不为偷”有些许相像。
　　
　　
　　收书之外,清谈也是他的癖好。当时他和吴晗在清华图书馆的研究室只有一墙之隔,于是成天到吴晗房里,敞开谈锋,从大事到小事,从死人到活人,从生人到朋友,从哲学到历史,无所不谈,甚至忘了吃饭。有时觉得无聊,拿起笔就替吴晗改文章,一把小剪子,一瓶浆糊,贴来贴去不厌烦。吴晗笑他好为人师,他笑着回道:“去年你假如选我的课,我还不是夫子大人,由得你吵嘴?”
　

　　　   但这清谈只是友好之间的学问相长,其实张荫麟极怕人世应酬,在专业领域,更是不近人情,不管对方是何方神圣。他指斥郑振铎文史研究中“使人喷饭之处”；批评郭绍虞“牵强附会,食西不化”；郭沫若译歌德长诗《浮士德》,急于脱稿,遂致“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几于无页无之”,张荫麟戏称,如果要写一本详尽的'郭译浮士德上部纠谬’,恐怕篇幅会和译本差不多吧；胡适撰写的《白话文学史》时称名著,张荫麟却举证确凿,认为其存在去取多由主观的毛病；而对于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他也很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胡适的老师“杜威老糊涂矣”。胡适直到晚年仍未释怀,曾经对儿子胡颂平说:“张荫麟以前的文章都发表于《学衡》上。《学衡》是吴宓这班人办的,是一个反对我的刊物。”但胡适也肯定张荫麟人是聪明的,史学眼光不错,有不少好文字,并预备将《中国史纲》看一遍。在张荫麟的批评文章中,以对顾颉刚“古史辨”派的批评最有名,影响最大。他指出顾氏“疑古”学说“误用默证”的方法论错误,顾氏无法招架,终究没有作出回应。
　　
　　　  除了这些严谨的学术攻错之作,张荫麟偶尔也会玩一下“酷评”。他曾经在《大公报》发表《所谓“中国女作家”》一文,对“以著作为装饰,以性别为其作品之商标”的“美女作家”极尽嘲讽,对冰心挖苦尤甚,说她们“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而所书写者,“皆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rubbish”(情感垃圾)。尽管文笔刻薄,连《大公报》编辑也认为“倘吴(宓)先生在,则此文定不能登载,以挖苦人太甚也”。但看看张荫麟的文字,想想当下如过江之鲫的“美女作家”,倒也可聊博一笑。
　　学人名片
　　
　　
　　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广东东莞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17岁入清华学堂,以史才、史学、史识出众知名,与钱锺书、吴晗、夏鼐并称“文学院四才子”。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归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所撰《中国史纲》是中国近代史家所写较成功的中国通史之一,早已列入史学名著。惜乎天妒英才,37岁而早逝。
　　
　　
　　　张荫麟生平精力所集中,心神所寄托,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就是真纯爱情,“天真纯洁,出于至情至性,牺牲一切,在所不惜”。
　　
　　天才就像珍珠一样,在每一面都会现出美丽来。张荫麟在短短的生命历程中,拥有两段美丽的爱情,作家郭厚英将其称之为“尘埃里开出的花”,凄婉而散着芬芳。
　　
　　
　　　1926年,张荫麟的父亲去世,家道遂中落。迫于经济压力,张荫麟到同在北京的东莞先贤伦明家中担任家庭教师,为伦明的掌上明珠伦慧珠教习国文。那年张荫麟21岁,一见之下,他就对伦慧珠倾心不已,堕入了情网。但书生气十足的张荫麟并没有俘获伦慧珠的芳心,这单相思式的苦恋使得张荫麟痛苦不已。幸好有同为东莞籍的知名学者容庚在旁开解,张荫麟才毅然斩断情丝,并于1929年赴美留学,同时治疗失恋的痛楚。
　　
　　感情这东西实在难以琢磨,而少女的心思也是最难猜的。就在张荫麟在美留学期间,本来不入慧眼的他又突然走进了伦慧珠的芳心。此后两人鸿雁传书,爱情在太平洋上流淌,但这也不足以解相思之苦,于是在1933年学业未竟之时,张荫麟就决定启程回国。作为张荫麟的知己,贺麟曾经说过,张荫麟生平精力所集中,心神所寄托,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就是真纯爱情,“天真纯洁,出于至情至性,牺牲一切,在所不惜”,这也就不难解释张荫麟为何会放弃博士学位而提前回国的“疯狂”举动了。
　　
　　1935年,张荫麟和伦慧珠在北京完婚。
　　北京沦陷后,张荫麟辗转到了昆明,一个女孩就此闯入了他的感情生活。这个女孩是容庚的女儿容琬。容庚比张荫麟只大11岁,和张氏亦兄亦友。在张荫麟学术活动初期,容庚多有提携之功,他主编的《燕京学报》曾多次刊发张氏论文。对于张荫麟和自己宝贝女儿的不伦之恋,容庚显然持反对态度,此后《燕京学报》再也没有刊载张荫麟文章。
　　
　　容琬情窦初开的心,也已被张荫麟占据；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和张荫麟有通信、见面的机会,她的文章和译作都经过张荫麟精心修改,张荫麟历年来给她的片言只字,她都如获至宝般地珍藏着。对于这份感情,张荫麟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对待的,提到容琬的名字,他的声音都会颤抖。
　　
 　　张荫麟此人大才，却不容于清华（西南联大）学界，可说是联大的“非主流”。楼主列举了些材料，却不知张荫麟在学术上属于南方的学衡派，与清华主流学术算是异道者。张荫麟与其好友张其钧等人先后前往浙大任教，永久离别清华矣。此外，张之才华未必称得上清华无二，又怎能说是清华学术第一人？
　　
　　彼时张荫麟在清华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其中二人（张荫麟与夏鼐）却弃清华而去，再未回去。巧的是此两人均加盟浙大，同为学衡派巨子。
　　
　　　　经历了婚姻的张荫麟在感情方面的克制力是非常强的,他曾经向贺麟剖白心迹:“爱是要有一番精神的,爱的生活异常紧张,不是好玩的事。”张荫麟极力地劝容琬回北京和未婚夫结婚,当容琬执意不去时,他又使出了“杀手锏”———将自己的妻子和一对儿女从东莞接到了昆明。
　　
　　当在战乱中颠沛流离、阔别数载的张荫麟和伦慧珠夫妻终于幸运地团圆时,不料却并没有久别胜新婚的喜悦,反而琴瑟失和。最终二人以离婚收场,伦慧珠带着儿女回到广东。
　　
　　婚后短短四年,张氏夫妇即分道扬镳,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谢幼伟在分析张荫麟的感情时说过:“天才不是无感情的,他的感情特别丰富。他可以疯狂地爱上一个女人。当他爱她时,他是把她过分地理想化。但结合以后,女人的常态,逐渐显露。他会失望。他会由极度的爱变而为极度的憎。”
　　
　　
　　　是耶?非耶?让我们且看张荫麟去世后伦慧珠给贺麟的一封信,在信中,伦慧珠说:“荫麟的死耗,我在廿七日《大公报》上看到,当时晕过去十多分钟。醒来后我希望这是一个梦……它所给予我的悲哀与创痛,是在今生的任何事都不能填补的了。无论如何,在他的生前,我曾经爱过他,恨过他。爱虽一度消灭,但因他的一死,恨也随之而逝。到现在我依然爱他……我们把有限的宝贵的韶光辜负了。他憎恨着我,我仇视着他,以为还有个无限的未来给我们斗气呢!结果彼此抱恨终身!”从这些文字来看,这个女子确实是值得当年张荫麟“死心塌地”地去爱的。
　　“即便不死于穷病,恐怕他还是得死”
　　
　　
　　“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在张荫麟病逝后,陈寅恪作此挽诗以寄哀悼。
　　　   张荫麟的生活是极其没有规则的。在衣食住行四事中,他只关心食,但不过是“大胃王”而已,其实吃得并不讲究。吴晗回忆生活中的张荫麟时,曾说:“荫麟生活的俭朴,在朋友中是知名的。从美国回来,有春冬两套衣服,结婚时也没添制新的。不能喝酒,可是偏爱吸烟,烟不论好坏,只讲究越便宜越好,因为横直是吹,不吸的。胃量极大,一顿能吃半斤肉。”
　　
　　张荫麟嗜书如命,房间里到处都凌乱地扔着书,读书入迷时,不管白天黑夜。在清华时,吴晗几次去找他,都是在沙发上把他摇醒的。原来他一夜没睡,读书读到迷糊就睡在沙发上了。在撰写《中国史纲》的两年内,张荫麟养成了一个非常坏的习惯,常常为了写一篇文章,几天几夜不睡觉,直到文章完成,才大睡几天、大吃几顿,结果健康大为受损,得了肾脏炎,和他最尊敬的恩师梁启超是同样的病。他尚且不以为然,认为“梁任公先生五十外婴此疾,本不致死,不幸误于医术。他这三十几岁人的抵抗力,必不至于如梁先生”。
　　
　　　  张荫麟一贯对自己的身体非常自信,他经常和朋友开玩笑说:“如你不幸早逝的话,我一定会编印遗文,墓志、行状、传记之类,一概负责到底。”但是没想到造化弄人,恶语成谶,结果竟然是他英年早逝。
　　
　　流星终于划过了天际。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世,年仅37岁。据记载,张荫麟弥留之际与病床前诸位学生逐一握别,颂《庄子·秋水篇》,徐徐气绝,这是智者最后唱出的生命之歌。
　　
　　
　　　“自古才为累,天悭狷与狂。”张荫麟病逝后,朱自清赋诗挽之,慨叹天妒英才。“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陈寅恪亦作挽诗以寄哀悼。九儒十丐,冰冷的现实让人心酸,何况在偌大的中国已经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动荡岁月。张荫麟就这样落寞地走了,梁启超、陈寅恪、钱穆等衮衮诸公的殷殷期望,也都随之付诸东流。
　　
　　1946年,吴晗有感于亡友身后寂寞,曾说:“从荫麟身后发表的文字来看,假如这一年他不死于穷病,再多活三四年,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已”。不幸的是,一语成谶,二十年后,吴晗未能像张荫麟那样“死于穷病”,而死于“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