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新新娘婚礼:曹操超然大气的用人之道

曹操超然大气的用人之道

   　 曹操是我国古代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在历史上是一位有着安天下的雄才大略的英雄。《三国志·武帝纪》甚至称赞曹操是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才”。事实上曹操这人在历史上争议较大，可谓“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但总的来说，褒大于贬。至少不像《三国演义》中描述的那样，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尊崇惯性而存在明显的尊刘贬曹抑孙倾向，抬高诸葛亮、关羽、刘备等所谓的“正统”而把曹操贬的一塌糊涂。三国时代，诸侯在并吞的过程中，雄才大略者不仅注重土地的得失，更看重人才的得失。应该说，曹操在他那个时代里所采取的措施还是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适应了社会前进的趋势，从而使他具有了成功的绝对优势，这与曹操那种超然大气的“唯才是举”的用人之道是密不可分的。

     　一、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

     　选官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各项政策得以贯彻执行的保证。我们知道，汉朝时期已经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人才的选官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等征官办法。察举制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早在西汉武帝时期采用该方法选拔了一批有才能、取进言的人，从而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成为当时鼎盛局面出现的重要成因。但由于东汉中后期政治黑暗腐朽，长期处于外戚宦官专权状态并把持了用人大权，选官制度更加败坏，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腐败状况，甚至皇帝直接出面明码标价卖官的荒唐事。

    　曹操生活的年代正是东汉王朝迅速直向没落的年代，当时外戚、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导致政治上一片混乱，豪强地主乘机大量兼并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冲击了地方阶级统治，军阀混战也扰乱了原有的统治秩序，因而汉代延续一百余年的察举制等征官制度已无法进行，而“人才”对每一位有志天下者，都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只有得到人才，才能获得立国安邦，才能在攻防战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为此“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

    　赤壁之战后，天下三分局面逐渐形成，曹操在对孙、刘几次用兵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他深感创业之艰难，认识到要想完成统一大业必须贯彻“吾任天下之智力”的方针，网罗更多人才，于是他先后三次下《求贤令》，唯才是举。第一次是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在《求贤令》中指出“若必谦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世！……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第二次是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在《刺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他进一步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秦汉，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第三次是建安二十二（公元217年），年虽老朽但求贤之心愈切，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明确指出对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曹操颁布的三道《求贤令》，被众多的人奉为古代爱才的范例，曹操对于人才的聘用具有高超的艺术，经常使用实地考察和面谈识别方法，曹操这里运用的考试有两个特点：一是公开，二是公平。家族人员与外聘人士一视同仁，曹操在知人善用方面也有出色表现，不仅由衷赞赏，而且加官晋爵，委以重任。特别是晚年，重用与自己意见相左而非常有才华的司马懿，最终实现统一中原的愿望，把唯才是举的思想运用到了完美无缺的境地。

    　曹操的人才策略概括为：“遍罗人才，唯才是举，知人善任，择人任势”。曹操“唯才是举”政策表现为：他用人不拘舆论，强调才干，不图虚名，不问出身，思贤若渴，唯才是举，这一用人观成就了他霸业的基础。他以各种方式获得谋士，粗略统计，竟有八九十人，形成了庞大的智囊团。只要能忠心耿耿地为自己统一大业和建立曹魏政权服务，不论出身贵贱和名声高低曹操都根据其实际才能予以任用，有功则赏，不念旧恶，曹操曾先后十多次为部属请功，表彰他们所立功勋，表现了一个封建政治家不掠美的宽广胸怀。曹操具体实践了他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惜，把人无完人，慎无苛求的思想，把才重一技，用其所长的思想，把只用人才，不用庸才的思想推向了顶峰，充分体现了超越他人的胆识和气魄。

    　二、曹操对官二代的教育堪称历史典范

    　史载，曹操一生至少共有子女32个，其中儿子25个，女儿7个。25个儿子中有9个早薨（包括神童曹冲也就13岁即英年早逝），长大成人的有16个儿子。曹操的几个儿子也很了得，嫡出（武宣卞皇后所生，下同）的曹丕“博闻强识，才艺兼备”；嫡出的曹植才高八斗，嫡出的曹彰武艺超群；早夭的曹冲（庶出，环夫人所生）据说五六岁的时候就达到成人的智力……这些都跟曹操重视家庭教育分不开。

    　曹操教育孩子目标明确。他要培养的是治国平天下的万乘之才。在他的心目中，孙权是孩子们的榜样，史有“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一说。孙权属于“官二代”中的佼佼者，雄才大略，独霸一方，不臣曹魏，这是个让他又恨又敬的豪杰。而刘景升（即刘表）的儿子刘琮这个“官二代”就差远了，不忠不孝没骨气，想当年曹操挥戈南下，还没打到荆州，这小子就把他爹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拱手相送了。

    　为了激励孩子发愤学习，他曾颁布《诸儿令》：“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意思是说，儿子们小的时候，我都喜欢，但是长大了，我会量才而用，说到做到。对部下，我不偏心，对你们，我也公正，唯才是举，最有才能的人，才配当我的接班人。

    　为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曹操充分利用手中特权，整合优化教育资源，为儿子们选择配备了最好的老师。曹操为儿子们选择老师的标准是：德行堂堂正正、深明法度，就像邢颙他们那样的人。邢颙，先被曹操点名去辅佐他相当看好的曹植，但是曹植才高气傲，任性而行，饮酒不节，不爱听邢颙唠叨，两人比较疏远。曹丕做了太子后，邢颙又被曹操选派当了曹丕的老师。除了邢颙，曹操还派了“秉德纯懿，志行忠方”、“国之重宝”的邴原和他本人很敬重的张范去辅佐曹丕，曹操很客气地对他们说，我的儿子不成材，怕他难走正路，想请你们去匡正劝勉他。

    　曹操深谙“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之道。一次，曹操让曹彰领兵出征，临行前告诫曹彰：“居家为父子，受事则为君臣，待人处事须遵王法，尔其戒之！”言下之意是：你即使为将在外，一切也要按规矩来，否则，别怪我不讲父子情分。　　　　

    　三、不计前嫌重用陈琳彰显曹操的超然大气

    　曹操肩负着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自知人才对事业的重要作用，所以能笼络人才，特别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甚至曾经同自己敌对过的那些人才，张绣、贾诩、张辽、张郃都是从敌营转投过来，一概受到曹操重用。这里特别说说曹操重用降臣陈琳的故事。

    　陈琳原是袁绍帐下专管文书的文化人。官渡之战前夕，陈琳曾为袁绍撰写讨伐曹操的檄文，檄文中称：“曹操祖父曹腾是宦官，曾经伙同其他宦官并作妖孽，像饕餮一样贪赃枉法，横行无忌，伤害风化，肆虐民众。曹操父亲曹嵩贪图富贵，乞求曹腾将其收养，仗着养父曹腾的权势，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又通过贿赂权势，买来了太尉一职。今日的曹操，正是宦竖遗孑的丑类。”

    　官渡之战以曹操胜利而告终，撰写讨曹檄文的陈琳被活捉，曹操对陈琳说道：“你给袁绍起草檄文，骂到我也就足够了，人说骂声至于其身而已，为什么要骂道我的祖父和父亲？太过分了！”然而谴责归谴责，曹操终因为爱惜其才而宽不追究陈琳，依然留在帐下加以重用。

    　曹操的这种“不惟德修”的用人观念，在崇尚礼教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反传统意义。他打破了以往专讲“阀阅门弟”，任人唯亲的腐朽官僚制度。中国封建社会提倡忠、孝、节、义，把“为人臣者忠”，“为人子者孝”，“为人妇者节”、“为人友者义”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善行”加以推崇。但曹操敢于提出用人“不惟德修”的观点，是对封建社会固有思想的一种反叛，没有一种“反潮流”的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正是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天下士子归心，聚集了强大的人才集团，逐步统一了北方，为三国最终归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曹操的用人政策，不但过去难能可贵，就是现在仍有现实意义。面对今日的片面追求学历、职称、资历相比，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理念，和其独到高超的人力资源管理艺术对我们今天的管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