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春的队名和口号:[转载]我们为什么用微博?——公共领域的第三次结构转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22:23:14
原文地址:我们为什么用微博?——公共领域的第三次结构转型作者:钱坤


最近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理论。起源是因为和几个学建筑的同僚们讨论起“公共空间”的概念,从而引出了哈贝马斯这个名字,以及他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粗浅地了解了一些哈贝马斯的理论以后,结合现在生活的经验,不由地产生了一些联想——就是本文的题目。

把这两本书的封面放在一起是有些不伦不类的。一个是20世纪德国学术巨擘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扛鼎之作,一个是中国的“明星企业家”、青年人的导师李开复在2011年出版的畅销书。相比之下,哈贝马斯的书阳春白雪,字字珠玑,却又艰深难懂;李书则走激进的世俗道路,连“如何吸引粉丝”这样的词组都被用作章节目录,让人有点难想象此书竟出自一位资深的“中国IT教父”之手。

  “微博”在过去不久的整个2010年直到现在都是个热门词汇。作为一个新兴的互联网平台,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这既是一个现象,也是一个机遇。微博的发展带给人类社会的推动将是革命性的,我预言,在未来的十几年里,微博将逐渐深入到人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的将改变将大于从前一切的信息技术产品。

在这篇文章中,我尝试从一个“公共领域”的概念作为切入点,探讨微博在建立良性的社会舆论平台方面的成就和巨大潜力。

 

公共领域理论

 (如果对公共领域理论的论述不是特别感兴趣,可以直接阅读黑体字

 一开始,想了解公共领域的原因是打算通过这种理论对所谓的“公共空间”有一个更具深度的定义。然而了解之后才发现,公共领域这个概念跟空间并无直接关系,只不过公共领域的存在必然需要一个空间罢了,就仿佛“踢足球”和“足球场”之间的关系。

关于公共领域,中文维基百科给出的定义是:“政治权利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英文的Wikipedia则是这样一句话:The public sphere was a place between private individuals and government authorities in which people could meet and have rational-critical debates about public matters. Discussions served as a counterweight to political authority.

参考哈的原作,我认为这两种理解基本差不多,都不错。在我看来,无论何种诠释,有两点最为重要:

1、公共领域是提供给社会的一个平台(platform),这个平台无关个人,也不受任何国家力量的干涉。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得以排除外在内在的一切干扰,就一些话题(比如文学、艺术、政治)开诚布公地讨论。

2、这些讨论的结果是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的生成。对文学艺术来说,这样的公众意见会迅速地让优秀作品得到认可(当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比如19世纪末的印象派);对于政治观点来说,就像英文的维基百科给出的观点一样,它将为政治决策机构提供重要的参照。

基于这两个特征,公共领域是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的一块重要基石,甚至可以说没有健康的公共领域的存在,就没有民主政治的可能性。

这两个特征都很容易理解。但是第二点却经常被忽视。事实上形不成有效的公众意见的平台是不能称之为为公众领域的。比如在北京的出租车上和司机侃大山,菜市场大妈们相互之间闲聊,虽然出租车和菜市场也提供了一个让人们不受干扰的讨论公众事务的的平台,但这里显然不能算得上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这个概念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汉娜·阿伦特提出,并在哈贝马斯手中得到发展,但可以看到“公共领域”为推动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正因为出现了公共领域才使法国的启蒙运动得到发展,从而促进了全欧洲的政治和思想革命。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到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起,也是它的第一次结构转型。公共领域在经历了18、19世纪的兴盛之后,19世纪末期濒于解体——这是它的第二次结构转型。让公共领域解体的罪魁祸首,便是我们当今所说的“大众媒体”(mass media),包括报纸、杂志、电视等等。我认为大众媒体对于公共领域的破坏在于两方面:第一,舆论的强大力量使得公众的独立思考非常容易被舆论的导向性所诱导,从而无法产生健康的公众讨论——于是在媒体的强大影响力下,公共领域的平台被扭曲了——就好比“文革”时期,很多人坐在一起自由讨论,所能得出的只能是“毛主席多么伟大”这样类似的结论,否则就会有不安全的威胁。第二,强权和利益集团掌控的大众媒体垄断了主流话语权,即使传统的公共领域可以通过健康的运行产生有益的公众意见,它也必须通过大众媒体这个载体才能得到肯定——公共领域再也不能直接产生有效的公众意见,任何公众见解,一旦得不到这种肯定,它就注定处于弱势地位。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大众媒体垄断的时代——尽管大众媒体的形式层出不穷,从报纸到广播、到电视再到互联网,本质都没有改变。

从历史的角度说,大众媒体进步的,就如“大众”二字代表的,它使更多的民众拥有了接触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把获知并决断的权利交给少数精英们。事实上,伴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本有可能诞生一个比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有更大包容性的“民众公共领域”。但是因为民众毕竟在甄别和思考信息的操作上有很多不成熟,再加上伴随着后工业化而充斥着社会的消费文化,使得他们面对媒体时往往采用的一种功利的思路而不是批判地接受信息。

以现在的中国为例。进入互联网时代,每年都有一些稀奇古怪人物大红大紫的现象,比如芙蓉姐姐、贾君鹏、凤姐、小月月、犀利哥。这些人的出名,有些是无意的,更多是炒作的结果。应该来说,这属于一种不太健康的文化现象。究其原因:互联网的诞生使得每一个普通民众都有了几乎是平等的接触信息和传播信息的能力,使得利用民众的不成熟而产生的网络炒作成为可能。与此同时,中国网民圈子的影响力又是巨大的,这才有了上面这些名字的走红。我将之称为“病态的大众公共领域”。

 

下面的一段貌似来自德国学者论述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大众媒体和消费文化对公共领域的瓦解作用:

公共领域的瓦解是从批判的文化论述转变成文化消费的过程。在18、19世纪,文化和市场是分开的,公共领域是为自我决定和政治解放做准备。从19世纪晚期开始,文化成为商品,被当作休闲娱乐来消费,其目标则是劳动力的再生产。

当书籍价格降低且工资提高,这并没有让古典文化更平易近人,反倒是让文化生活的水准降低。当大众媒体绕过私领域,直接针对消费者,私密性便物化了,也就是说,隐私成为商品。

文化工业中,大众是被操纵的文化,大众成对对象。相较之下,18、19世纪的资产阶级自主性,人数虽然少,却是积极的。这整个转化过程是从「解放」(emancipation)沦落为“物化”(reification)的过程。


简而言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被瓦解之后,并没有相应的公共领域被建立起来。

 

 

微博的可能性

千呼万唤始出来,扯了半天扯到这里,主角终于要露面了。

微博是个什么,这里应该不用解释很多。对每一个熟悉互联网的人来说,上手都不是什么难事。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微博(或者说twitter)也不过是这个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一种新的社交网络的形式,大家因为追求新鲜,所以都纷纷使用,如此而已。

其实每一次新的信息技术产品的面世都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很大的影响,然而有一点值得思考:为什么李开复会写一本书名叫《微博改变一切》,而不是《微软改变一切》、《google改变一切》或是《facebook改变一切》?当然,这其中固然有个人的宣传需要,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微博这个新兴的社会信息平台究竟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我尝试从公共领域这个角度对微博进行探讨,为什么说微博有可能诱发“公共领域”的第三次结构转型?而不是别的什么。

这里我想从两个角度论证:

1、为什么前微博时代的互联网平台、社交网络(如门户,博客,youtube,facebook等等)未能形成新的公共领域?

2、为什么微博有可能形成新的公共领域?

 

一、前微博时代

每一个重要的新兴事物的爆发都都有一个积累准备的过程,微博也不例外。现在我就来谈谈为什么前微博时代的互联网技术发明并没能真正为我们带来新的公共领域。


(1)信息平台 ≠ 公共领域

现在的youtube上流传着这样一个视频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internet(公共领域和互联网),里面大概讲了这么个观点:互联网将重新把公共领域归还到民众手中。理由是现在的互联网给了人们一个更为广阔的信息平台(比如门户、google、youtube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论坛这一类新网络技术),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去接触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信息,从而形成自己的判断,而避免大众媒体强加性的干扰。

这个论点乍一看是不错的,但其实站不住脚。原因有两点:第一,虽然网络给人们更多的机会去自主性地接受信息、寻找信息,但是在互联网诞生的十几年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主流媒体,即所谓的大型门户网站。这些大型门户网站只不过是大众媒体的另一种形式,人们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仍然被大众媒体所左右。人们接触到非主流信息的可能性固然增加了,但相对来讲途径仍然曲折。第二,也是更为关键的,互联网平台很难形成有效的“公众意见”。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信服的理由说明互联网产生的“公众意见”是可以依靠的——在这里很难真正地形成一个有效的讨论机制。所以,唯一可能形成所谓公众评判标准的,就是“点击量”。的确,起码在中国,靠点击量走红的例子比比皆是,像上面讨论过的,从芙蓉姐姐到犀利哥——然而,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公众领域么?


(2)博客 ≠ 公共领域

有关博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3年,但是它正式启动为一个互联网平台则是在1999年。

博客是互联网时代的又一个伟大发明,它标志着个人媒体的兴起。

在博客以前,任何一个人,如果想对这个世界发出声音,必须要经过大众媒体——除非你要自己著书立说。而有了博客以后,人们第一次可以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建立属于自己的一个媒体。对于大众媒体的突破,这是第一步,却是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的。个人博客一炮打响,一些知名的公众人物开设的博客,从徐静蕾到韩寒,迅速受到几十万几百万的关注。通过博客,人们应该说体验到了一种更直接而透明的接触信息的方式——只要博主是你所信任的,你就可以完全无障碍的从这个个人媒体直接接受信息,而完全不用担心大众媒体的扭曲。

博客的意义不妨这样理解:一方面,它使得民众有了一种全新的接触信息的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博客关注,民众拉近了和社会精英之间的距离——这就为新的公共领域的诞生孕育了条件。然而,博客并不能带来公共领域的第三次转型,原因主要是下面三点:

1.  博客创作的门槛仍然偏高,除了文艺界人士意外,长期不懈通过撰写博文来维持这个个人媒体,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2.  博客的时效性很差,尤其是不具备新闻性,因此根部无法挑战或取代传统大众媒体。

3.  博客的传播是单向的,通过博客并不能有效地形成公众的讨论,更谈不上形成公众意见。

 

(3)facebook ≠ 公共领域

Facebook由哈佛的大学生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在互联网上发布,并迅速风靡世界。直到2010年,世界上又发生了两件关于facebook的大事:一件事是根据facebook的故事改编的电影《Social Network》在奥斯卡颁奖大会上独领风骚,获得多项大奖;另一件事通过facebook传播的“某花革命”迅速燃烧中东的多个国家,导致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的政治变革乃至利比亚的混乱局面——这个事件也真正使人们意识到了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它不光在书写科学技术史,而且也在书写整个世界历史。

到2010年,facebook的用户数量已经达到了5亿。可以说,从营造社会舆论方面,facebook等社交网络已经接近了“公共领域”这一形态。除了因为它用户数量的庞大,另一个关键在于它的注册用户全部使用真实姓名,这使得这个虚拟的网络平台和现实社会直接产生了联系。在这里人们不光可以和自己的朋友保持联络,互相分享信息,还通过创造和加入“event”。来产生很大的社会效应。

然而facebook也不具有最终成为公共领域的条件,原因如下:

1.  他的最本质属性毕竟是“社交网络”,尽管它可以起到媒体的一些作用,但是它毕竟不是媒体,无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信息平台。

2.  这点最为关键:facebook没有社会精英的参与。我并不是持精英主义态度的人。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要通过大众和精英的共同努力才可以实现,两者决不能互相脱离。一个真正能有进步作用的公共领域也必须是民众和精英共同营建的。Facebook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把社会精英剔除在了平台之外,这也就注定了它永远无法胜任“公共领域”这个职能。

 

二、微博的几个划时代特点

为什么说重新营建公共领域的历史使命落在了微博的头上?在我看来其原因也不复杂,主要是三点:1.它的信息传播方式 2.这个平台上的参与人群 3.这个平台对现代人生活的适应程度。

 

(1)微博独特的信息传播方式

在李开复的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写得深入浅出,有助于帮我们理解微博的信息传播模式。不过相比之下,这本书的图表画得不是甚如人意,我不得不想办法重新绘制一番:



 

微博传播信息的新模式——基于信任的病毒传播(李开复)

在不同时代,信息的传播模式是大不相同的。在媒体出现之前,传统媒体出现后,以及微博这样的新媒体出现后,信息传播的典型模式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革。

在媒体出现之前的时代里,信息内容的传播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相互熟识的关系来传播的。这样的传播虽然慢,但是有很多好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传播是在熟人之间进行的,人和人因为相互熟悉或者相互信任而互通消息。因为信任,所以接纳并再次传递,信息的被接受程度比较好。

传统媒体出现之后,信息内容的传播是人们通过阅读、收看、收听之类的订阅方式,多个人从少数信息源获得信息的。这样的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但却丧失了前媒体时代基于信任关系的传播模式的优点。

在微博这样的社会化媒体出现之后,信息内容的传播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注"、"被关注"网络,一层层传播开来。这种传播方式既像媒体时代的传播模式一样覆盖面广、速度快,也像前媒体时代的传播模式一样,因为有信任关系的存在,信息的被接受程度比较好。可以说,微博平台上的传播模式综合了前媒体时代传播模式和媒体时代传播模式二者的优点。

一个吸引人的信息内容一旦在微博上发布出来,首先看到信息的粉丝就成了这种"病毒传播"的第一级传播通道,按照一个人平均有100个粉丝计算,被自己的第一级粉丝中的10%也就是10个人转发后,就会增加1000个人读到该信息。如果这1000个人中再有100个人转发,那要不了几层,信息被阅读次数就会轻松达到数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

简单地说,在微博这个社会化的媒体中,内容的创建者和内容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你的关注者是基于信任才在那么多信息发布者中,筛选收听你发布的信息内容。这种筛选与微博本身实名/半实名的特性、微博的人性化特征、微博的实时性综合作用,造就了微博基于信任链的传播模式--我们把这种模式称为基于信任的"病毒传播"。

这一点不难理解——相比大众媒体,人们喜欢基于信任的信息传播方式。在微博之前,人类的技术手段无法让人们自由的建立这种基于信任的信息联系。而微博建立了一个革命性的平台,大大降低了传播信息的门槛。在这个平台上,每个人都成了一个信息源。老百姓、名人乃至一些社会机构,共同参与构建。在这个平台上,过去很多通过传统媒体不可能建立的信息联系被建立起来了。

2010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头版头条刊载文章《微博给力社会治理 深入影响社会生活》,讲述全国各地公安机关通过建立微博,在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公安机关的影响下,全国的交警系统也开始号召各地建立微博。

在过去,老百姓想即时获得来自公安局的信息,基本是不可能的。而微博使之轻易实现了。

 

(2)微博传媒的重大突破:精英和民众的集体参与

在人民日报发表上述文章之后不久,2011年初的中国又上演了一场“微博给力社会治理”的运动——微博解救被拐儿童。这个运动又中国社科院城乡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发起,通过发动网民力量,将民众拍摄的城乡乞讨儿童的照片传到网上,供家长辨认。在短短10余日内,已有1000多张照片上传。让6名儿童得到解救。

这个运动的功过是非我们暂且不论,正式由于微博的存在,这个由社会精英引领,广大民众参与的社会运动成为可能。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最早获知微博这个概念,还是因为在twitter上关注AiWW开始的。

微博这个平台得以让社会精英和广大民众共同参与使用并产生可能的互动,这是使得微博可以新时代的公共领域的最伟大的特征。最早的时候法国之所以能在公共领域中诞生并传播启蒙思想,这和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的参与密不可分。

微博实现了社会精英和民众产生直接沟通的可能性。尽管在大多数时候,这样的沟通都是单向的,但就是这种单向的沟通使得越来越多的精英们从神秘幕后被拉了出来,使得他们的声音得以传播。

在传统的媒体平台中,声音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往往握有更多财产和特权的个人或集团掌握有更多的话语权,而绝大多数拥有真知灼见的知识分子则处于半失语状态,他们往往有很多话想说,但苦于无处宣泄。

微博的诞生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专制,将发布信息的权力直接交还到了每个人手里——就如同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的调整市场并使之趋于平衡一样,可以这么说,微博的出现将重新分布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话语力量,使之不断趋向一个理想的平衡,使得更多的话语力量回到真正有思想的人手中。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属于人民大众而不是小部分新型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才会建立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使用微博也是当代民众和知识分子必备的能力和责任。因为只有他们的参与才可以是这个信息的平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3)微博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

有很多人批评微博,因为这种廉价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模式,使人们越来越没有办法静下心来严肃思考,而会整天盯着微博的滚动屏幕不停的刷新。这个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微博的泛滥确实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当代人冷静思考的能力。

然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微博的出现恰恰给快节奏生活的现代人多提供了一个思考空间,其积极意义不可估量。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之快是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像我们经常看到各种文章中描写的,“一遍吃早餐一边把把一份报纸读完”,这种慢悠悠的感觉简直是一种不可能的奢侈。微博恰恰提供给了人们一个机会,利用被繁忙的工作切割成碎片的时间,接受信息或者思考,这可以大大的提高人们对时间的利用。微博的客户端遍布在电脑和各种手机上,使得人们可以在工作的间歇,在等车、排队乃至蹲坑的时候使用。

说到蹲坑,我想起了晚唐的著名诗人李商隐在夜里如厕的时候就写了一首七律《药转》:

郁金堂北画楼东,换骨神方上药通。

露气暗连青桂苑,风声偏猎紫兰丛。

长筹未必输孙皓,香枣何劳问石崇。

忆事怀人兼得句,翠衾归卧绣帘中。

试想如果李商隐生活在今天,写完这首诗就立刻发表在微博上,对于读者来说绝对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

李商隐可以在微博中创造这样一首文学作品,我们同样可以想象,如果孔子生活在微博时代,那么《论语》的内容必然可以大大丰富。这就说明,微博中产生的言论固然有很多垃圾信息,却也不乏很多很有思想价值的内容。2010年8月,《新周刊》和新浪网联合出版了一本图书《微语录》,收录了2009年到2010年网络上出现的精彩微博——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微博体的思想价值。

当然,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害怕丢失了传统的思考模式而拒绝微博;也不能喜新厌旧,因为有了微博就再也不会沉下心来思考。微博出现的意义就是它可以实现一种平衡——而我们的生活也要在有微博的前提下实现这种平衡。

 

公共领域的第三次结构转型与中国

回到我们的题目:到底微博将如何促成公共领域的第三次结构转型?

我们不妨回看刚开始提到的公共领域的两个特征:

首先,这是一个社会平台,人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进行有建设性地就某些话题交流和讨论。这一点我们已经充分的论证,微博无论从其信息传播方式、参与人群、还是对现代生活的适应上,都胜任这个平台。其次,由这个平台将生成“公众意见”,这个公众意见将对社会发展起参照和推动作用。如何从数量庞大的微博信息中有效的提取“公众意见”,还是一个我们尚待解决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说微博会“促成”,而不是已经是实现了公共领域的第三次结构转型。然而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如今的微博上存在着一些“公众意见”的雏形——比如于建嵘发起的“微博拯救被拐儿童”运动,虽然还不能说这场运动形成了某种公众意见,但起码成功的让数以百万记的人开始通过微博关注一个事件,或是一个社会现象。另一个例子,是在李开复的书中提到的,全社会通过微博关注在江西宜黄被强拆的钟如九一家,使得她的母亲终于得救,有关政府领导受到查处。可以说在宜黄强拆这个事件里,公众意见已经真的在发挥作用了。只是在这个事件的始末仍有一定的随机性,我们说,虽然微博已经在开始生成“公众意见”,但是还没有一个形成公众意见的“机制”。

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微博逐渐的深入每个人的生活,这种“机制”一定会在不太远的将来诞生。

也许有人不看好这个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前景,因为众所周知的,中国大陆的互联网言论管制还相当厉害。

其实微博对于中国有着特殊的契机。尽管现如今政府的言论管制仍然盛行,在非常敏感的话题上,微博在中国也并无法做到完全自由的、不考虑自身的、不受国家力量干涉的讨论——这让微博与公共领域的第一条特征有一点相违。但是它进步的地方在于,这种口语化的、病毒式的传播方式,大大增加了网络言论管制的成本,从而在实际上放宽了言路。

另外,在一些相对不那么敏感的话题上,微博这个平台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讨论机制。比如刚刚完结的引起全国热议的李庄案和药家鑫案,微博上展开的讨论非常之广,其中正反面意见都有所表达,在这里面,民众和精英们的声音都有出现。这对于全社会的公民意识,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前微博时代,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话语交流非常之不充分,而官方草木皆兵的态度导致的言论管制,使得这种隔阂变得更为强烈,从而变成了恶性循环——一方面,愤怒的人们泄愤,但一般来说这样的愤怒只是回泻到了愤怒的人群中,从而引起更高一浪潮的愤怒。另一方面,特权阶层中的一些开明人士即使希望有所表达,但是苦于倾吐无门,因此在外人看来,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微博的到来,则有助于消解这种隔阂,促成更有效的交流。

现在的中国始终围绕政治改革这个话题展开各种争论。然而我们须知,政治改革,或者说实行我们所期待的民主政治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有一个健康的舆论环境和一群具有优秀的公民意识的受众。目前的中国显然二者都缺乏。微博的作用就在于:第一,它本身建立了一个健康的舆论环境;第二,通过这个健康的舆论环境可以更快得令中国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从这个角度来看,微博可以将促成公共领域在中国的新生,这个设想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末尾的废话:微博、公共领域和建筑师

最后还是手痒想写写关于建筑的内容——微博这个现象将给建筑师什么启示?对建筑没兴趣的朋友,这段可以直接忽略。

我们对“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的关注是由对“公共空间”这个概念的思考开始的。然而后来发现,公共领域这个概念并不一定和空间发生关系。只是在它刚开始阶段,需要以空间为载体罢了。接下来我的兴趣转移到了公共领域可能的新载体——微博。

于是上升出来了一个新问题:我是还在关注建筑领域的问题,还是在关注建筑之外的问题?

这就延伸到——是不是建筑师所关注和实践的领域一定要涉及“空间”?

信息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我们很多关于空间概念的改变,说白了,就是让一些我们原本必须的空间,变得不需要了!这个公共领域空间就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股票交易场——这玩意在整个20世纪都恨不得是呼风唤雨的地方,然而现在几乎没有人需要它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建筑师的责任越来越少了,人们越来越不需要他们了?!

事实上我认为这恰恰相反,信息技术对空间的解构并不意味着建筑师责任的减少,反而意味着建筑师们承担更多责任,积极的参与建构基于信息技术的虚拟空间。这与建筑师的本职并不相违。

 

最近看了两集电视片《梁思成林徽因》,其中提到梁思成给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届毕业生的一封信,有两句话写得让人感触颇深:

“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上一般的人,对于建筑是什么,大半没有什么了解。不是以为建筑是砖头瓦块,就是以为雕梁画栋。而不知建筑之真意义……非得社会对于建筑和建筑师有了认识,建筑不会得到最高的发达。”

此话不但在当时适用,在今天一样适用。而且不但对社会上一般的人适用,但是对很多建筑师也适用。

 

建筑师所关心的领域不一定要局限于空间和构造,而是应该关心一切和人类生活相关的事务,关注这个时代的发展方向,即从文化的领域,也从科技的领域。曾和一位朋友说过,中国最伟大的建筑师不是梁思成不是张永和、更不是刘家琨马清运,而是邓小平——因为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The architect of the open door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