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中秋节:什么是“信仰”？中国人的信仰

什么是“信仰”？中国人的信仰
作者： 刘方炜
 

    中国人的信仰（一）

    关于中国人的信仰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但也是最混乱的、最模糊的话题。

    首先，关于什么是“信仰”？这是讨论中国人信仰状态的前提。但参加话题讨论的各方似乎并没有耐心先把这个前提搞清楚就匆忙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孔夫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把这个概念厘清之前，所有的讨论都只能似是而非的。

    什么是“信仰”？

    “信仰”一词，最早见于唐代道世法师所著佛典《法苑珠林》卷九四：“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 佛教强调修行之初，须立坚固的信心，即对“佛、法、僧”三宝绝对的、没有前提条件的崇信钦仰。

    很显然，“信仰”是宗教词汇，因为只有宗教才能要求教众“仰而信之”。“信仰”,即匍匐在地、仰天承受之意。“信仰”是一种绝对的精神敬畏与服从，没有理性的辨析，没有道德的判断，更没有实证的检验。

    因此，“信仰”只能是宗教的诉求。与之相对的是理性与实证。理性是哲学的诉求，实证是科学的诉求。

    哲学要求辩证解析，要求逻辑推理，否则便无法求得哲学之真；科学探索则是一个不断怀疑、假设的过程，要求实验求证，否则便无法求得科学之实。因此，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都不能要求人去“仰而信之”，不能要求人去无条件地绝对敬畏与服从。

    只有宗教，既不能因怀疑而求证，也不能用逻辑去推理，只能去无条件的绝对敬畏与服从，否则便不成其为宗教。无条件的绝对敬畏与服从，即“信仰”。

    当代中国社会对“信仰”的滥用

    1989年版《辞海》对“信仰”的定义是：“信仰——对某种宗教或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

    其中“宗教”之后加上的“或主义”，显然是根据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现实而做出的增补和修订。

    这个“主义”即指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完整的表达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但是，在中 共意识形态的一般表述中，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哲学，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又是一种科学，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

    前面已有论述，如果是哲学，则需要诉诸理性，需要进行逻辑推理；如果是科学，则任何科学原理都必须经受怀疑与实证的过程，否则就不成其为科学。

    也就是说，无论马克思主义是哲学还是科学，都是不能去信仰的。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哲学也不是科学，只能是宗教的教义。

    当然，还有一种表达方式是“信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一种假设，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马克思主义属于哲学，则这种哲学假设出的“共产主义”需要去进行理性的逻辑推理；如果马克思主义属于科学，则“共产主义”需要去进行怀疑求证；总之，都是无法也不能去“信仰”的。在理性的层面，要求人们去信仰一种未经验证的假设实在是很荒谬的事情。

    当然，如果干脆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则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共产主义”假设，都属于“教义”，则都可以要求信众去“仰而信之”，别人无从置喙。

    问题在于，既然宣称，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思想，又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原理，然后又要求人们去信仰，这就是强人所难了。

    所以，作为一种官方强制的“信仰”要求，随着中国强制文化制度的功能衰减，马克思主义也就自然而然地失去了社会大众的拥戴，而只能停留在官方的文件和宣传当中了。

    这就是上面引文所说的今天这样一种“信仰的空虚与混乱”的社会现实。

    一个准确的结论是：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信仰”的强制与滥用，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这种“信仰的空虚与混乱”现状。

    “信仰”的滥用，其根本点在于把价值观等同于宗教。科学精神是一种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是一种价值观。宗教也是一种价值观，但价值观却不仅仅是宗教。价值观可以选择、可以持有、也可以增补和调整，但却不能去信仰。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去信仰一种特定的价值观，是文化专制社会的基本特征。而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则是价值观的多元化。

    至于当今中国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丑恶现象的滋生，更多的原因则是由于专 制制度加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结果。市场经济需要诚信的社会价值系统和健康的法治环境，而专 制制度必然导致公众无法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缺乏监督的公共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私有化，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必然导致市场寻租现象，其后果则是大量的特权利益者和间接特权利益者的产生，特权利益者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诚信价值和法治环境的破坏。特权利益者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只能导致经济领域以及其它领域产生大量的社会不公现象，社会不公现象则直接摧毁诚信价值体系，造成大众道德的崩溃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这是一个浅显的、并不复杂的逻辑关系，基本上与宗教层面上的“信仰”无关。

（《脸背后的中国》节选4）

中国人的信仰（二）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中国之前，大多数中国人是信仰“儒教”的。或者说，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其主流文化就是“儒教信仰”。

    这种观点被中国历史文化学者以及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所普遍接受并以之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常识”。

    其实，这种所谓的“常识”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拙著《孔子纪》第八章第三小节，对孔子之前的“儒”和孔子之后的“儒”作了详细的分疏。简单说来，孔子之前的“儒”即作为主持礼仪的相礼之人；孔子之后的“儒”则是孔子所开创的一种新的社会职业阶层，即文献学家和以教授文献为职业的教师。到了汉代以及汉代之后，随着“儒术”与政治日渐紧密地结合，“儒”者的主要身份除了教授、研究与传承儒家经典文献之外，更多的是作为历代帝国的官吏，具体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也就是“儒”逐渐与官吏合二为一。

    作为新“儒”的开创者，孔子从来不具备“神”的地位，即使在后世屡屡被历代王朝追封，其最高封位也仅为“王”，从来没有被封为“帝”。在这一点上，孔子甚至不如那位以读孔子所著《春秋》而具儒将色彩的关羽。从明代开始，关羽就被封为“帝”，到了清代，更被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直接成了“神”。而在帝制时代，“王”的封号，是在“帝”之下的第二等级。所以，无论是朝廷的封“王”还是儒者眼中的“素王”，孔子从来没有获得至高无上的“帝”位。即使在对孔子行三拜九叩大礼清朝康熙皇帝眼中，孔子也仅仅是“万世师表”，是“大成至圣先师”，离不开他的教师身份，而从来没有成其为需要“无条件地去绝对敬畏与服从”的教主。

    从文本上来说，儒家经典之“六经”在孔子之前是周王朝的典章制度，经孔子删述撰作后成为流传到世间的学术思想体系，引发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而“六经”作为儒家经典，不过是百家中之一家，是可以与其它诸子百家互相驳难讨论的人间学术。即使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之后，儒家经典在皇帝那儿也只是一种实用性的“术”，想用的时候拿来用，不想用的时候弃置一旁，所谓“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是也，从来没有获得真正的“独尊”之地位。中国两千多年帝制时代的政治工具是儒法兼用而“王霸杂之”，而有为的皇帝则更偏爱用“法”之霸术而非“儒”之王道。

    通观中国历史，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儒”和儒家经典从来不具备宗教的地位、功用和色彩。因此，说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是“儒教”，实在是一种天大的误会。

（《脸背后的中国》节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