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遗老沈曾植

    沈曾植致力于学术研究，尤以治西北史地最见重于世。他长于才而博于学，可谓渊广无涯，最负盛名的是史学、佛学、诗学、书学。当他后来居于上海“海日楼”的一段时间中，中外学人，争相质疑问学，几乎无日无之，座上客常满，俨然为一代儒宗。他对于蒙古语、满语、西夏语等，尤有研究。王国维的《蒙古史料四种校注》，中华书局的《联绵辞典》，都受过沈氏的润饰。著有《元秘史笺注》、《蒙古源流笺证》、《海日楼诗集》、《海日楼札丛》及《寐叟题跋》等，而尤以《寐叟题跋》为最精彩之作，艺林人士，莫不交相赞誉，而竞相搜藏，以资参考研究之需。

    沈曾植的诗被誉为“同光”体的魁杰，他以“经史百子、佛道二藏、西北地理、辽金史籍、金石篆刻、医药等方面的奥语奇词以入诗”。但他也不是有意在诗中杂拉生词、炫学矜奇，而是在完全通融了学术之后，不自主地将其中的学术用语、典事奥语引入诗作之中，与刻意堆垛生词硬语者迥乎不同，这非学识宏富之大师无以至此。他将清代的“学人之诗”引向更险更僻的路数，在此前此后都没有人引学问入诗如此之深、之繁、之僻，而形成了“奥僻奇伟，沉郁盘硬”的诗风。与沈曾植同为“同光”体诗派的陈三立就说：“故其诗沉博奥邃，陆离斑驳，如列古鼎彝法物，对之气敛而神肃。”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也说：“子培诗多不解，只恨无人做郑笺了”。后来为沈诗作笺注的钱仲联也认为注其诗“难度超过了任何一位大家名家的专集”。清代的“学人之诗”发展至此已是高处不胜寒了。

    沈曾植也是著名的书法家，论者谓：“三百年来的书家，沈氏可推为第一人。”他早精帖学，师法包世臣、吴让之、张裕钊。晚年则转向黄道周、倪元璐，并以此为基点，向上攀援锺繇、索靖，吸收新出土数据《流沙坠简》。参分隶而加以变化，书风益见古健奇崛。“融通”是沈寐叟重要的书学观念，无论是用笔、用墨、结字、章法、碑帖结合、南北书流、古今体势都主张融通一起，泯灭“碑帖对立、南北分歧”之限。他是以无法为有法，是贯众法为我法。书家曾农髯(熙)说：“余评寐叟书，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下笔时有犯险之心，故不稳，字愈不稳则愈妙。”拙、生、不稳、犯险，颇能道出沈曾植的书法特色。

    沈曾植晚年所作章草，抑扬尽致，委曲得宜。章草学易成难，功力不逮，辄多乖误，尤忌甜熟，沈书独以峭拔古拙称胜。论者谓：“晚岁所作，多用方笔翻转，飞腾跌宕，有帖意、有碑法、有篆笔、有隶势，开古今书法未有之奇境”，真有如西晋书家索靖所言“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极缤纷离披之美”。在其后的书家，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台静农等人或多或少都受其启示与影响。

    沈曾植与康有为交谊笃厚，至老不渝。此源于甲午之前一年，寐叟识康有为于粤，时南海以举人讲学于广州万木草堂，刊《新学伪经考》，举二千年之疑案，加以辩证，又从而推翻之，一时士林引为怪异，清吏咸哗然以为大逆不道。此事后为言官交章弹劾，几兴文字狱，赖翁同龢、李鸿章为之缓颊于上，沈曾植则联合文廷式、曾广均等奔走疏散于下，始得毁版销案。沈与康当时不过仅是文字之交，却能于康遭逢大厄之际，不顾个人前途，亦不慑于权势，竟舍身相救，实具古人风义。

    沈曾植在戊戌变法前，本是一个维新派，曾赞助康有为创立强学会，敦促康有为公车上书。辛亥革命后，沈曾植赁屋于上海麦根路，所居自署“海日楼”。他因足疾，终日沈浸在古碑帖和版本中，甚少外出。凡所题跋，全用逊清甲子，称得上是晚清遗老。张勋复辟酝酿期间，一般遗老们都在策划奔走，沈曾植也是其中之一，外间人只知道他参与其事，却不知他在这次复辟事件中，完全居于主谋地位，这可以从他致复辟派首脑之一刘廷琛的密函中窥见一斑。在沈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是有深谋远虑的。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充满乐观，要求实现复辟的迫不及待的心情跃然纸上；至于对张勋，在称呼和口气上也是寄予厚望的。

    更为人所疵议的是，他竟然应康有为之召抱病到北京，并接受溥仪的学部尚书的任命，老境愚忠，亦可悯矣。复辟失败后，沈和康一同逃入东交民巷美森园(即美国公使馆)请求政治庇护。康、沈两人同为维新人物，如今却是逃亡的复辟派，当两人寄住美使馆时，曾互相酬唱以解忧愁。在沈和康的诗句中有：“香火因缘定几生，百年忧患饱同更”之句。

    沈曾植一生学问书法皆为世人所称道，唯独民国成立后，他却成为丁巳复辟的要角，白璧有瑕，故不为当时的民国所重，谈论者不多。如今时移世变，已过百年，我们对其杰出的成就，自当要有更深入的认识。

（版次:AA20   版名:南方评论 历史评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2-12 ，原标题以偏概全，殊不厚道，有违学术本意，故弃而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