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帕丁森克里斯汀:到底怎么看重庆经验

到底怎么看重庆经验

李捷 　

    

    重庆经验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它在很多地方后来居上，它从重庆建市起，一步一步地探索，最终成为了现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前沿阵地

    什么是重庆经验

    “重庆经验”，当然现在也有叫“重庆模式”等等名称，它一出来就有各种争论。我觉得有争论是正常的，很多时候真理就是不怕争论，真理是越辩越明，不要紧。
    那么，重庆经验是什么呢?我觉得重庆经验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它在很多地方后来居上，它从重庆建市起，一步一步地探索，最终成为了现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前沿阵地。很多已成为在全国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都是这样诞生的。所以，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关注沿海经验而不注重重庆经验的话，我觉得就很难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就很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全貌作出全面的理解。
    重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概括起来，核心就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主动地破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起来似乎是个简单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是全面的，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乃至于生态文明建设，还包括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如果没有全面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可能转变。
    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重庆是一手聚精会神抓经济增长，另一手高瞻远瞩抓缩小三大差别，促进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上，重庆一手抓文化建设，一手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上，重庆一手抓严惩社会黑暗，一手抓严惩党内腐败。
    总的来说，重庆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伟大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根本一致，和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经验高度一致，和我们党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执政使命、执政理念高度一致，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高度一致。同时重庆又紧密结合地区实际，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系列对解决全局性难题具有启示性意义的重要经验。

    怎么看重庆经验

    第一点，重庆经验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形成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创造性探索。说是创造性的，是因为它既结合了重庆的实践，又体现了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过程中的时代性要求。现在有人说它是“左”的，这恰恰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和重庆经验一样，本质是既防左又防右;而且我不太赞成简单地用左和右概括现在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左和右是相通的，在一定时期，一些人表现为极左，但在另一时期他又会变为极右。所以我说，看待重庆模式，一定要把这本经看正，不能看歪，更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也不能够贴“左”的标签。
    第二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很多地方都有丰富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和伟大理论体系的形成，说到根本，其实就是靠三条：第一条是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创造，第二条是靠各地摸索出来的新鲜经验，第三条是靠党中央集中全党的意志，集中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各地的经验，把它加以系统地总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把其他地方的经验和重庆的经验对立起来，来“横挑鼻子竖挑眼”，来“鸡蛋里挑骨头”。
    其实在整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特别是现阶段，各地都创造了很多丰富的经验，而重庆经验在这里面非常具有普遍的意义，具有典型的意义。在当今破解科学发展的难题，破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题，破解城乡、地区差异的难题等等，既离不开各地的经验，更离不开重庆的经验。
    第三点，重庆经验当前更具有代表性。为什么呢?首先，从重庆在中国的区位和他的各个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实际状况来说，在中国带有普遍性，特别是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中有代表性。重庆所能办到的事情，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能够办到。而其他东部沿海等地区的一些特殊经验，有特殊性，是难以复制、难以模仿的。所以重庆的经验是可学可鉴。
    其次，重庆经验带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因为他探索的问题，就恰恰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基本情况，就是处在发展的问题、发展以后的问题和没有发展的问题同时存在，具有发展的两重性特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存在着很多的两难性的问题。现在重庆实际上也正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他在破解两难问题的很多实践，实际上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后怎么发展，怎么落实科学发展观，怎么采取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推动党的建设而进行的探索，这就是重庆经验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再次，重庆实践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刚才讲到，它带有实践中的共性、阶段的共性，但是这两者，不足以使它成为全面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更重要的一点,它在实践中带有前瞻性。在前瞻性里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怎么把发展和民生相结合，怎么把发展和社会建设、共同富裕、缩小区域差距相结合，怎么把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个重庆”的建设相结合，怎么把发展和落实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执政宗旨相结合，怎么把发展和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先进性、党的全面的自身建设相结合。在这些方面，重庆都探索了一些带有前瞻性的东西。

    重庆实践的启示意义

    当今整个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也好，还是发展中国家也好，都面临着一个对发展道路的再思考问题。西方解决发展问题，基本上是两条路径：一条就是英美等国的新自由主义;一条就是德国还有北欧等国家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路径。这些都不能破解现在我们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中的问题：一是发展中的不公平、不公正问题;二是发展中的精神文化快餐化、庸俗化乃至于沙漠化的问题;三是发展中的执政危机的问题。不一定经济发展到最好的时候，执政地位就最巩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怎么破解这三个问题，重庆都先走了一步。
    在发展中如何解决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重庆出台的“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12条，还有“民生10条”等等一系列举措，包括“五个重庆”的建设，都在闯出一条新路。
    对于发展中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怎么样把中华民族的美好的精气神凝结起来，而且化作推动改革开放、推动创新的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呢?我觉得民族精神、党的优良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是统一的，不是三回事，是一回事。重庆要在占领改革开放高地的同时，占领道德文化高地，这个口号非常之好。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一个强音，一个时代的强音。
    在解决执政危机的方面，重庆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三项制度”、“三进三同”，这本身就是民主。让老百姓时时刻刻能够找到党组织，找得到党员干部，能够向他们倾诉自己的呼声，大下访、大接访，这都是推动民主。当然这还不够，还要继续推进，迈出更坚实的步伐。重庆通过很多工作，确实基本上能够做到，群众在哪里，党组织能够覆盖到哪里，党员干部能够出现在哪里，这是了不起的。很多地方如果都能做到的话，什么颜色革命等等这些东西，奈何不得我们中国，奈何不得我们中国共产党，更奈何不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此外，我们现在发展和不发展的问题同时存在，不能够按照原来的平面思维来解决，必须要有大智慧，要有立体的思维。我不成熟的想法，实际上要有一种统筹思维和辩证思维，而且需要把统筹的思维和辩证的思维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重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处处能够体现到这一方面。

    链接一：民主政治建设更要注意实质

    郑科杨

    “重庆经验”是全面的也是系统的，也是理所当然的。重庆经验、重庆模式，我想更多的是重庆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西部大城市很耀眼的一种模式。
    整个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重庆的实践，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道路为例来看，经济建设不多说了。政治建设，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问题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如果政权变质，既不能抵御外来的问题，又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服务靠什么?为人民服务体现在哪里?最开始是夺取政权，一切权利归人民，这个权利实现了以后，就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政权变质，既不能抵御外来的问题，又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才能真正当家作主，才能谋取自身幸福，彻底解放。我认为政治建设不能离开这些。重庆在这方面的建设，首先是政权建设，既然是为人民服务就要保护人民，维护人民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们内部发生了问题，或者不顾人民，那人民必然会抛弃我们。任何时候只要发现了问题，党和政府都要去解决。
    打黑不是简单的保护主义，是体现政权的性质，这是人民民主、人民权利的底线，是顺利进行建设的先导。如果不重视政权建设，不重视解决政权是否掌握在人民手里的问题，是很危险的。正因为这太重要，所以西方的敌对势力要想改变我们的发展轨道和前进方向，会怎么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准这个。而有些人有意把人民政权跟人民对立起来，把官和民对立起来，这个要不得。重庆经过打黑唱红以后，现在老百姓放心了，这是我的理解。

    民主政治建设，要注意程序，更要注意实质

    民主政治建设需要程序，没有程序、没有规则不可能谈建设，但离开民主的实质谈民主政治建设，是产生不了实效的。民主不仅仅是一个程序，民主政治是要维护民主权利，是要实现和维护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民主政治要能够推动促进和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造福于人民，惠及人民，成果由人民享受。当前民主政治应该说总体上是好的，但还有问题，还有不足，都可以逐步改善。
    从这一点上来讲，重庆的民主政治建设，从上到下需要深入的研究。要注意程序，但是更要注意实质。实质在哪里?实质就是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就要解决。比如重庆针对校园警务、校园安全问题，政府马上大手笔行动，很快解决问题。
    事实上，在重庆很多地区，无论是重大问题的决策还是重要人事干部的任免，程序都是很严格的。而且现在越来越严格了，有时候甚至细到一种烦琐的程序了。这不是要否认制度，而是说这个方面的工作我们正在做，而且总体上不断地进步。比如重庆九龙坡的海龙村，他的基层民主、财务公开是老百姓最满意的。可以细到新任区委书记到本村视察，招待水果费用是120元，这让老百姓对村委非常信任。因此我觉得基层民主这一块，也是重要的民主要求。
    总而言之，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思考政治问题。我们既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走自己的经济发展、经济建设道路，还要走自己的民主建设道路，因此这些创新思路需要研究。

    链接二：解放思想不是简单地追赶外国的理论潮流

    高粱

    以作风建设为关键推进党的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重庆抓住了我国经济社会当前面临的紧迫和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抓住了党的建设这一实质问题，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敢于正面解决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当前，政府和群众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风气败坏，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住房医疗教育的问题导致民生的艰难。特别是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久拖不决，加上国外的干扰因素，正在严重削弱党和政府的威信，威胁我们政权的稳定和国家安全。
    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党长期执政，再加上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是不是能够解决遏制官僚主义和遏制腐败的问题。这是一个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说清的问题。我们从重庆的实践看到了解决难题的希望，这就是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发扬党紧密联系群众的优秀传统。在这一宗旨指导下，加强党的建设，恢复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本色，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前进的根本途径。

    重庆实施了一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的改革

    2003-2010年，重庆国有重点企业的总资产增长了6倍，而根据全国的平均统计数据，全国的情况是增长了2倍，也就是说重庆国有资产增长的速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1999-2009年，全国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从49%降至28%，平均每年降低1.5%-1.7%，这是典型的国退民进的趋势。按这样的趋势，再过二十年，国有经济将在中国消失。重庆市没有顺着国退民进的大潮流走，而是积极地以资产为纽带，整合国有企业。早在八年前就组建了渝富公司，筹集资金处理了40多起不良债务，明显地改善了工商集团的财务状况，这被称为渝富模式。
    在大规模建设公租房期间，国有企业提供了资金的大头，而且在平抑房价上做出了重要贡献。重庆依托国有企业实行国际化运作，吸引外资，抱团“走出去”。重庆走出去的几个重大项目都有重庆市政府的支持，走出去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利用海外资源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等等，国有企业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些经验不仅回答了国有企业能不能办好的问题，也丰富了对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能力和发挥作用的途径的认识。实践说明，没有国有经济，政府就没有相应的财力和组织力，就很难实施如此巨大的民生工程和城乡统筹改革。

    必须在思想领域方面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

    看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全面的辩证的思想方法，要纠正孤立的、片面的方法。现在我们有很多形而上学的东西、片面的东西。例如关于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性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没有政府控制的工业体系，作为后发展的国家工业化怎么体现?在目前阶段，必须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由国有经济控制公益性、先导性、战略性的产业部门，多种所有制各司其职、平等竞争。这是国家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是大是大非问题，是不能含糊的。
    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关系，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是我们的最高目标，改革开放是服务于这一最高目标的。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关系，政府税收取之于民与用之于民的关系，以及在对外开放中发挥比较优势和提高自身能力推动产业升级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是经常被强调一面而否定另一面。
    另外，关于斗争与团结的关系，建设和谐社会不等于一团和气当“和事老”。矛盾无处不在，面对危害社会稳定的种种坏人坏事，只有敢于斗争，才能弘扬正气、净化社会风气，才能有社会的和谐，才能有人民的安居乐业。解放思想也不是简单地追赶外国的理论潮流，而是要以中国国情、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为根据，这才是我们解放思想的根源。

    链接三：民生导向的低碳增长

    潘家华

    我觉得重庆现在是在实现一个跨越，这个跨越就是民生导向的低碳增长。应该说，发达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基本的民生保障问题，也实现了绿色，也就是环境的保护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实现低碳的增长。而我们重庆在民生导向的同时，通过低碳的试点探索低碳增长，实现从绿色到低碳的跨越。

    民生保障应该是包容性的，而不应该是排他性的

    民生不是简单的收入问题，我们说中等收入不等于中等发达，因为收入只是一个量的概念，是一个个体的测度，发达则是一个质的改变，是社会的整体测度。比如墨西哥，它是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成员，但是没有人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发达国家，因为只要墨西哥城的贫民窟存在，他就不可能被认为是发达国家。日本在2010年，经过20年之后收入还在原地踏步，跟1989年收入完全一致，但是社会民生保障基本上没有退步。如果日本有贫民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那么也不会有人认同日本是发达国家。我们“五个重庆”的建设实际上是强调质的飞跃，而不是简单的量的扩张。
    民生保障应该是包容性的，而不应该是排他性的。中国解放后，由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采取了排他性的户籍制度设定，这样排他性的设定实际上是我们现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很大的制度性鸿沟。重庆在2010年启动的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发展，实际上也正出现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增长。
    我们说，民生发展是实现中等收入向中等发达飞跃的一个前提和标准。应该说，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发展，在硬件设施方面都不亚于发达国家，但是实际上民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重庆在民生发展上的成绩说明重庆是在实现一种质的飞跃，而不是简单的量的扩张。现在奥巴马提出向富人征“巴菲特税”，我们也在提这方面的要求，实际上税负只是一个方面，最关键的还是我们的民生服务水平。重庆能够将50%的财政收入用于民生，这足以说明重庆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所做的努力与成效。

    五个重庆有非常明确的民生、绿色、低碳内涵

    我们现在提出可持续发展应该说是顺应世界潮流，也是对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现在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经处在世界第一位，2010年超过80亿吨，美国也只有60亿吨，超过美国1/3。中国能源消费在1999年只有美国一半，2009年已经超过美国。这些说明中国的责任和压力都在增长，我们现在实行低碳转型，也不仅仅是为了现在的环境保护，还有可持续发展需要。现在历史发展应该是从零到走向高碳，工业化、城市化必须需要高品质的、高数量的能源消耗。但是这样一些可枯竭的能源在两三百年内消耗殆尽以后，也就只有重新回到可再生能源。我们说，在2050年、2100年别无选择，只有走向零碳能源。对于重庆来讲，这样的跨越也是更为和谐的，因为要坚持建立西部现代产业高地，汽车、摩托车、化工装备制造都是需要能源消耗的。我们的低碳跨越实际上需要产业扩张，但是产业扩张要有低碳的品质，这样才有生命力，才有竞争力。
    从我对五个重庆的理解来看，首先它有非常明确的民生内涵。因为森林重庆讲求美，畅通重庆讲求好，健康重庆讲求品质高，平安重庆讲求稳，宜居重庆讲求强。其次，五个重庆也有非常明确的绿色内涵。森林重庆显然是属于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畅通重庆是属于减少能源消耗，减少排放，是提高效率的;健康重庆是保持这样一种绿色品质;平安重庆可以通过制度层面避免失误;宜居重庆是减少现在很多浪费的。不仅这样，低碳的内涵也是非常明确的，森林重庆是增加了碳汇，提供生物质能;畅通重庆是降低能耗，减少碳的排放;健康重庆是低碳消费的品质生活;平安重庆讲的是科学，避免失误;宜居重庆讲求和谐居住环境。

    链接四：群众和民心是最好的执政资源

    尹韵公

    “重庆模式”、“重庆经验”、“重庆道路”，实际上在我看来是中国政治生态的必然产物。“重庆模式”、“重庆经验”可能具有普遍意义，更具有推广意义，这是因为它在内陆。过去我们说沿海有些东西不好学，甚至是不可复制的，而重庆很多东西是可以复制的，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把争取群众、收拾民心放在重要而突出的位置

    我们党执政六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如果要说我们这么多年来最大的损失或者说最大的威胁是什么的话，那就是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里面说到的，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执政后最大的威胁是脱离人民群众。而重庆做到的这些恰恰都是属于争取民心，收拾民心的。
    锦涛同志提出来，脱离群众是我们党现阶段面临的四大威胁之一。为什么一再说要争取民心、收拾民心?现在社会上仇官仇富心理包括干群关系恶化，实际上是群众离我们党越来越远的表现。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脱离群众对我们这样一个政党来说是不可以想象的。如果说GDP上去了，而脱离群众了，那这个GDP还有什么意义和作用?GDP不是全部，也不是唯一。
    重庆的所有价值趋向都是指向执政基础。密切联系群众在我们党过去是有很好传统的，那时候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十分深厚。我们今天出的问题恰恰是最大的威胁，就是脱离群众。而重庆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争取民心、收拾民心。重庆把上访变成大下访，这可能就是成效。唱红打黑，重庆的老百姓都欢迎，我想这就是共产党的民心所在。
    作为地方政府，怎样巩固执政党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重庆市委市政府作出了非常好的示范。所以说重庆的很多作法是具有普遍意义、示范意义和推动意义的。

    重庆在解释自己行为方面还应该做进一步努力和阐释

    现在对“重庆经验”有不同的争议和看法。比方有的说唱红是不是文革。现在我发现有种杀伤力的说法，什么东西只要跟文革连在一起，对手肯定就招架不住，无路可逃了。这真是给对手设置一个陷阱，但我想文革恐怕也不是垃圾站，不能把什么东西都装到垃圾站里面，有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不要动不动就用“左”和“右”的观念来衡量，那是根本不可能获得真知的，也不可能是一种学术品质。对此，我觉得重庆在解释自己行为方面还应该做进一步努力和阐释，一方面请更多人来看一看，当然现在看的人也确实很多，另一方面我想恐怕还是要从更高的意识形态领域来分析、识别、思考“重庆经验”。

    “重庆模式”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呢

    重庆出现的一批亮点，是重庆将地方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策略、执政手段和中央的大政方针结合起来所创造的。而这些亮点使得社会上以及整个中国给予它很大的注意，那么，“重庆经验”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
    一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要坚持致力于理政。重庆市委市政府是站在政治家的角度而不是政客的角度，来治理一个地区。这种政治家的治理与理政，在中国当前政治生态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清新的政途。这一点重庆市委市政府做得非常好，而且出手非常狠。比方说在整治公检法队伍的时候深得民心，如果不下手狠的话，可能得不到群众的认同。类似这样的做法，方方面面都可以体会到。
    二是所有的民生工程，所有的做法，都一直坚持与社会主义的大义连在一起。同时，重庆的经验是全面化的，这一点跟别人不一样。
    三是重庆的所有价值取向都指向执政基础。作为一个地方重要的单位，怎样巩固执政党的地位，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重庆市委市政府作出了非常好的示范。重庆的很多做法是具有普遍意义、示范意义和推动意义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33期，摘自2011年11月（下）《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