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e贝莉的老公:现代公民标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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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飞骏 于 2005/2/28 14:01:0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现代公民标准
——熊飞骏
什么是现代公民?现代公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衡量现代公民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已经迈进现代化的门槛。中国的现代化能否取得成功,在前进的征程上不再出现反复,不仅仅是决策人物面临的问题;也是每个中国公民应该深思的问题。中国现代化的成败与否,决定因素当然是权力人物,但中国公民的自身素质也是影响现代化进程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因素。
一个国家民族现代化的成败和进程的快慢,除了权力人物拥有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决策理性科学外;国民素质的现代化程度是确保现代化循着健康理性的轨道向前发展,不因权力人物的更替而出现反复的关键因素。总之一个国家的国民必须是“现代公民”,现代化才会取得最后的成功,反之则会出现反复甚至半途而废。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是锐意在中国实行维新变法的,但那时的中国公民极少拥有现代公民的素质,所以当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反攻倒算时,维新变法人士在朝中找不到坚定的支持力量,民间也没有形成支持光绪皇帝的合力(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平民百性站在慈禧那一边),结果使那场足以使中国赶超日本的伟大变法运动半途而废。
中国拥有十三亿人口,成年人则有九个亿!但并不是每个成年人都是“现代公民”。在九亿成年人中,现代公民所占的比例甚至不是很高。因此,中国公民素质的现代化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什么样的国民才算是“现代公民”?我认为衡量“现代公民”的标准应该有下面六个:
一、理性的思维
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是“不爱思索”,具有“理性思维”的国民更是凤毛麟角。
日本人“珠海集体买春”事件在媒体曝光后,中国人怒火冲天,恨不能把丑恶的日本人一刀一个通通宰啦!如果“买春”的来自欧美甚至中非的黑人,中国人的不快也许要好一些,唯独日本人“买春”会激发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情绪。原因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曾象禽兽一样野蛮强暴过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如果大多数中国人具备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用“理性思维”手段支、去看待这件事,就会发现我们的这把无名之火其实烧得没有道理。因为日本人来中国“买春”并没采取强暴手段,中国“小姐”全是自动送上门的,并且由中国人在中间“拉皮条”并获取巨额“回扣”,日本人如数交付了“服务费”。中国“小姐”和“皮条客”都知道她们的服务对象是日本人,难道她们不知道这帮人曾经用极为野蛮的手段强暴过她们的同胞?因何还要为了几个小钱在出买自己的尊严的同时也出买民族的尊严!如果说日本嫖客的行为可耻可恨,中国“小姐”和“皮条客”的行为则可剐可杀。有这样的国民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只恨外国人!
缺乏理性思维的国民,最容易在职业革命家的鼓动下酿成“群体式的盲动”,对国家民族造成深重的伤害。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的专制统治虽然只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但给法国制造了百年难以愈合的伤痕。之所以如此,就是罗伯斯庇尔充分利用非理性法国国民的群体式盲动所造成的破坏力量,在扫除法国的封建贵族势力时,也把法国的精英阶层几乎扫荡净尽。罗伯斯庇尔说所有的贵族都是反革命,是“人民的敌人”,都应该上断头台,巴黎市民也跟着起哄说凡是贵族都应格杀无论,结果许多留在法国效忠革命的贵族一夜间被屠杀磬尽。当罗伯斯庇尔说法国的“革命英雄”拉法叶特(法国大革命的早期鼓动者,曾作为志愿者参加过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是“人民的敌人”并要逮他上断头台时,巴黎市民就即刻行动起来带上“断头机”搜捕昨天的“同志”。拉法叶特只好逃亡国外。当留在国内的贵族杀完时,罗伯斯庇尔又指责那些忠告他“不要无限止地执行屠杀政策,要珍惜法国人民鲜血”的“雅各宾党人”(以罗件斯庇尔为领袖的政党)为“人民的敌人”,巴黎市民又大规模地屠杀起昨天的“同志”。断头机似乎要永远转动下去,不把法国人杀光不肯自动停下来,直到把罗伯斯庇尔自己送到断头台下为止。
中国公民缺乏理性思维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近代史时期每逢中国和列强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签约的外交官就会成为千夫所指的民族败类,承担百年之久的骂名。似乎中国战败的责任就在那几个卖国的外交官身上,如果他们不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就会站在胜利一边。最典型的例子是受政府指令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中国人骂了他整整一百年还不肯甘休,似乎还要继续骂下去。我先前一直很推崇“五四运动”,认为那是中国人民真正觉醒的开始。前几天又重新翻开“五四运动”的历史,看到激动的青年学生痛打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官并放火烧他们的房子时,才发现“五四运动”并非全是“觉醒”。
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具备现代公民素质时,就会因为感情上的偏爱对某些国家存在根深蒂固的反感同时又对另一些国家抱有莫名其妙的同情。中国曾是万帮敬仰的“天朝大国”,中国人的骨子深层有一种“老大哥”的心理,对那些文明程度不如中国的小国和穷国等发展中国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而对那些文明程度胜过中国的富国和大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则存在根深蒂固的敌意。其实文明国家对中国现代化的助力应该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小国和穷国在得到中国无私的援助后不一定就有感恩心理,对中国“恩将仇报”和“过河拆桥”的故事并非只是冬天里的童话。越南的忘恩负义人所共知;北朝鲜似乎在制造下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中国人最讨厌美国,其实美国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中国最早的新式学校就是美国出资建立的,至于美国和中国并肩对日作战则在生死关头拯救了中华民族。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人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态度:以色列是中东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巴勒斯坦对中国即使没有敌意也谈不上友好。以色列的文明程度比巴勒斯坦要高得多,看看电视屏幕上那些整天不干正经事专在道旁向以色列军车投掷石块来表现自己“爱国”的巴勒斯坦青少年(我总奇怪这些貌似爱国的青年干吗不去认真学习或工作,为巴勒斯坦制造能够真正打败以色列的先进武器呢?),就可知道这个民族的明天不见得会更美好,因此同以色列交往对中国的益处远远大于和巴勒斯坦作朋友。可是中国人有多么仇视以色列;就有多么热爱巴勒斯坦。美国人对中国作了九十九件好事,哪怕只作了一件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我们就会只记得那一件事。北朝鲜伤害了中国九十九次;但只要有一次对中国表示友好,我们就可以对九十九次不予计较。缺乏“理性思维”的国民有时就会产生没来由的热爱和憎恶。
我们一旦缺乏理性思维,在国际交往上就不容易做到“换位思考”,人为增加不必要的国际摩擦。我们一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从没掉换位置想一下:小泉是日本人的首相,他只能按日本人而不能按中国人的价值观来行事,否则他就是真正的“卖国贼”。“靖国神社”里死难的日本军人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但不一定是大和民族的罪人;就象黄继光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但不是美国人的英雄一样。如果美国人因中国悼念黄继光而提出外交抗议,中国人一定会认为美国人不讲道理。二月十九日,我看到一则电视新闻,说日本纪念日俄战争一百周年,邀请俄罗斯参加。俄罗斯没有愤怒,心平气和地说那是俄罗斯人最不堪回首的历史,不打算派员参加这一盛典。日俄战争俄国惨败,俄罗斯今天的军力比日本强大得多,日本人重提令俄罗斯难堪的往事,俄罗斯应该愤怒并作出强烈反应(他们有愤怒和反应的能力)才是。但俄罗斯没有,因为他们的国民大多拥有理性思维,认为此事尽管令俄罗斯难堪,但那是真实的历史,不应该回避。如果日本纪念“甲午中日战争”一百周年,邀请中国参加,我们会怎样反应?
去年看过一部老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场的观众无不对抛妻再娶的张忠良满腔义愤。把张忠良拿到今天的中国社会,他的所作所为其实坏不到哪里去。如果在场的观众经历他那样的遭遇,恐怕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作出和他一样的选择。其实我们看这部影片最重要的不是愤怒而是从中得到教益,警惕自己犯同样的错误而不自觉。那些痛恨张忠良的观众很少从这部影片中得到教益和警醒,缺乏理性思维的国民难得有“推己及人”的智慧。
欧洲文明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都曾经历过波澜壮阔的“理性运动”,法国就曾在“理性”的棋帜下涌现出一大批享誉全球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思鸠等文化思想界的巨人都是“理性运动”的伟大实践者。可见“理性”对人类走向现代文明是何等重要。中国因为“儒家文明”根深蒂固,没有经历过“理性运动”,导致全球现代化时期的中国人缺乏“理性思维”。我们有必要补上这一课。中国人一旦拥有“理性思维”,就会象唐帝国那样再度成为人类文明的“统帅”。
二、独立判断力
中国人有“比较力”但缺少“判断力”,具有“独立判断力”的国民则更少。把西瓜和哈密瓜同时让一个东部的中国人品尝,他能比较出哈密瓜比西瓜甜。但如果他从未尝过哈密瓜,就会认为他吃过的西瓜是世界上最甜的瓜了。前者靠“比较力”,后者则靠“判断力”。因为缺少判断力,所以在没尝过哈密瓜时就认为他吃过的西瓜最甜。
所谓“独立判断力”是指一个人不受舆论和媒体宣传的影响,自已用学到的知识和个人阅历对某事某人独立分析然后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中国人极少具有“独立判断力”,最容易跟着舆论或媒体起哄,所以媒体一直是中国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当媒体说“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判徒、内奸、工贼”时,极少有人会质疑国家主席当叛徒为了啥?他能去敌国当国家主席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如果一个人叛变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地位和待遇降低,并要承担千古骂名,这样的叛变还有什么意义,只有傻子才会作此亏本营生,但国家主席显然不是傻子,广播电台不是说刘少奇是最阴险凶恶的敌人吗,傻子怎有能力“阴险凶恶”呢?如果中国人拥有独立判断力,当年的这场悲剧也许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负面影响。
因为缺少“独立判断力”的原故,从古至今,“流言蜚语”在中国一直有强大的杀伤力,因为普通中国人懒得思考,对道听途说的信息从不用自己的大脑进行分析甄别,往往人云亦云,结果最荒诞的流言也有广阔的市场。当村里的一个漂亮少妇突然成了寡妇后,如果有一个村民煞有介事地对众人说:他昨天深夜看见某某男人进入此寡妇的房间,十分钟后房间的灯灭了。听众没有一个人会怀疑此话的真实性,尽管该少妇平时的德行一直很不错,一旦成了寡妇“门前自然是非多”了;也极少有人会推测此人传播此消息的动机,因为说不准他就是那个企图进入寡妇房间结果被赶出来的无耻男人,否则他怎会无缘无故地在大庭广众之下中伤另一个和他无冤无仇的邻居呢?
“理性思维”是“独立判断力”的前提,没有“理性思维”就不可能有“独立判断力”。
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缺少“独立判断力”时,宣传媒体的客观公正就显得至关重要。对国家民族有责任心的媒体会培养国民的“独立判断力”。当媒体有意误导听众时,国民的“独立判断力”就会受到伤害。没有“独立判断力”的国民和偏爱说谎的媒体会形成不利于国家民族进步的恶性循环。(未完待续)
——熊飞骏
什么是现代公民?现代公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衡量现代公民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已经迈进现代化的门槛。中国的现代化能否取得成功,在前进的征程上不再出现反复,不仅仅是决策人物面临的问题;也是每个中国公民应该深思的问题。中国现代化的成败与否,决定因素当然是权力人物,但中国公民的自身素质也是影响现代化进程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因素。
一个国家民族现代化的成败和进程的快慢,除了权力人物拥有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决策理性科学外;国民素质的现代化程度是确保现代化循着健康理性的轨道向前发展,不因权力人物的更替而出现反复的关键因素。总之一个国家的国民必须是“现代公民”,现代化才会取得最后的成功,反之则会出现反复甚至半途而废。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是锐意在中国实行维新变法的,但那时的中国公民极少拥有现代公民的素质,所以当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反攻倒算时,维新变法人士在朝中找不到坚定的支持力量,民间也没有形成支持光绪皇帝的合力(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平民百性站在慈禧那一边),结果使那场足以使中国赶超日本的伟大变法运动半途而废。
中国拥有十三亿人口,成年人则有九个亿!但并不是每个成年人都是“现代公民”。在九亿成年人中,现代公民所占的比例甚至不是很高。因此,中国公民素质的现代化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什么样的国民才算是“现代公民”?我认为衡量“现代公民”的标准应该有下面六个:
一、理性的思维
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是“不爱思索”,具有“理性思维”的国民更是凤毛麟角。
日本人“珠海集体买春”事件在媒体曝光后,中国人怒火冲天,恨不能把丑恶的日本人一刀一个通通宰啦!如果“买春”的来自欧美甚至中非的黑人,中国人的不快也许要好一些,唯独日本人“买春”会激发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情绪。原因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曾象禽兽一样野蛮强暴过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如果大多数中国人具备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用“理性思维”手段支、去看待这件事,就会发现我们的这把无名之火其实烧得没有道理。因为日本人来中国“买春”并没采取强暴手段,中国“小姐”全是自动送上门的,并且由中国人在中间“拉皮条”并获取巨额“回扣”,日本人如数交付了“服务费”。中国“小姐”和“皮条客”都知道她们的服务对象是日本人,难道她们不知道这帮人曾经用极为野蛮的手段强暴过她们的同胞?因何还要为了几个小钱在出买自己的尊严的同时也出买民族的尊严!如果说日本嫖客的行为可耻可恨,中国“小姐”和“皮条客”的行为则可剐可杀。有这样的国民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只恨外国人!
缺乏理性思维的国民,最容易在职业革命家的鼓动下酿成“群体式的盲动”,对国家民族造成深重的伤害。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的专制统治虽然只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但给法国制造了百年难以愈合的伤痕。之所以如此,就是罗伯斯庇尔充分利用非理性法国国民的群体式盲动所造成的破坏力量,在扫除法国的封建贵族势力时,也把法国的精英阶层几乎扫荡净尽。罗伯斯庇尔说所有的贵族都是反革命,是“人民的敌人”,都应该上断头台,巴黎市民也跟着起哄说凡是贵族都应格杀无论,结果许多留在法国效忠革命的贵族一夜间被屠杀磬尽。当罗伯斯庇尔说法国的“革命英雄”拉法叶特(法国大革命的早期鼓动者,曾作为志愿者参加过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是“人民的敌人”并要逮他上断头台时,巴黎市民就即刻行动起来带上“断头机”搜捕昨天的“同志”。拉法叶特只好逃亡国外。当留在国内的贵族杀完时,罗伯斯庇尔又指责那些忠告他“不要无限止地执行屠杀政策,要珍惜法国人民鲜血”的“雅各宾党人”(以罗件斯庇尔为领袖的政党)为“人民的敌人”,巴黎市民又大规模地屠杀起昨天的“同志”。断头机似乎要永远转动下去,不把法国人杀光不肯自动停下来,直到把罗伯斯庇尔自己送到断头台下为止。
中国公民缺乏理性思维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近代史时期每逢中国和列强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签约的外交官就会成为千夫所指的民族败类,承担百年之久的骂名。似乎中国战败的责任就在那几个卖国的外交官身上,如果他们不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就会站在胜利一边。最典型的例子是受政府指令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中国人骂了他整整一百年还不肯甘休,似乎还要继续骂下去。我先前一直很推崇“五四运动”,认为那是中国人民真正觉醒的开始。前几天又重新翻开“五四运动”的历史,看到激动的青年学生痛打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官并放火烧他们的房子时,才发现“五四运动”并非全是“觉醒”。
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具备现代公民素质时,就会因为感情上的偏爱对某些国家存在根深蒂固的反感同时又对另一些国家抱有莫名其妙的同情。中国曾是万帮敬仰的“天朝大国”,中国人的骨子深层有一种“老大哥”的心理,对那些文明程度不如中国的小国和穷国等发展中国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而对那些文明程度胜过中国的富国和大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则存在根深蒂固的敌意。其实文明国家对中国现代化的助力应该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小国和穷国在得到中国无私的援助后不一定就有感恩心理,对中国“恩将仇报”和“过河拆桥”的故事并非只是冬天里的童话。越南的忘恩负义人所共知;北朝鲜似乎在制造下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中国人最讨厌美国,其实美国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中国最早的新式学校就是美国出资建立的,至于美国和中国并肩对日作战则在生死关头拯救了中华民族。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人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态度:以色列是中东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巴勒斯坦对中国即使没有敌意也谈不上友好。以色列的文明程度比巴勒斯坦要高得多,看看电视屏幕上那些整天不干正经事专在道旁向以色列军车投掷石块来表现自己“爱国”的巴勒斯坦青少年(我总奇怪这些貌似爱国的青年干吗不去认真学习或工作,为巴勒斯坦制造能够真正打败以色列的先进武器呢?),就可知道这个民族的明天不见得会更美好,因此同以色列交往对中国的益处远远大于和巴勒斯坦作朋友。可是中国人有多么仇视以色列;就有多么热爱巴勒斯坦。美国人对中国作了九十九件好事,哪怕只作了一件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我们就会只记得那一件事。北朝鲜伤害了中国九十九次;但只要有一次对中国表示友好,我们就可以对九十九次不予计较。缺乏“理性思维”的国民有时就会产生没来由的热爱和憎恶。
我们一旦缺乏理性思维,在国际交往上就不容易做到“换位思考”,人为增加不必要的国际摩擦。我们一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从没掉换位置想一下:小泉是日本人的首相,他只能按日本人而不能按中国人的价值观来行事,否则他就是真正的“卖国贼”。“靖国神社”里死难的日本军人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但不一定是大和民族的罪人;就象黄继光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但不是美国人的英雄一样。如果美国人因中国悼念黄继光而提出外交抗议,中国人一定会认为美国人不讲道理。二月十九日,我看到一则电视新闻,说日本纪念日俄战争一百周年,邀请俄罗斯参加。俄罗斯没有愤怒,心平气和地说那是俄罗斯人最不堪回首的历史,不打算派员参加这一盛典。日俄战争俄国惨败,俄罗斯今天的军力比日本强大得多,日本人重提令俄罗斯难堪的往事,俄罗斯应该愤怒并作出强烈反应(他们有愤怒和反应的能力)才是。但俄罗斯没有,因为他们的国民大多拥有理性思维,认为此事尽管令俄罗斯难堪,但那是真实的历史,不应该回避。如果日本纪念“甲午中日战争”一百周年,邀请中国参加,我们会怎样反应?
去年看过一部老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场的观众无不对抛妻再娶的张忠良满腔义愤。把张忠良拿到今天的中国社会,他的所作所为其实坏不到哪里去。如果在场的观众经历他那样的遭遇,恐怕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作出和他一样的选择。其实我们看这部影片最重要的不是愤怒而是从中得到教益,警惕自己犯同样的错误而不自觉。那些痛恨张忠良的观众很少从这部影片中得到教益和警醒,缺乏理性思维的国民难得有“推己及人”的智慧。
欧洲文明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都曾经历过波澜壮阔的“理性运动”,法国就曾在“理性”的棋帜下涌现出一大批享誉全球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思鸠等文化思想界的巨人都是“理性运动”的伟大实践者。可见“理性”对人类走向现代文明是何等重要。中国因为“儒家文明”根深蒂固,没有经历过“理性运动”,导致全球现代化时期的中国人缺乏“理性思维”。我们有必要补上这一课。中国人一旦拥有“理性思维”,就会象唐帝国那样再度成为人类文明的“统帅”。
二、独立判断力
中国人有“比较力”但缺少“判断力”,具有“独立判断力”的国民则更少。把西瓜和哈密瓜同时让一个东部的中国人品尝,他能比较出哈密瓜比西瓜甜。但如果他从未尝过哈密瓜,就会认为他吃过的西瓜是世界上最甜的瓜了。前者靠“比较力”,后者则靠“判断力”。因为缺少判断力,所以在没尝过哈密瓜时就认为他吃过的西瓜最甜。
所谓“独立判断力”是指一个人不受舆论和媒体宣传的影响,自已用学到的知识和个人阅历对某事某人独立分析然后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中国人极少具有“独立判断力”,最容易跟着舆论或媒体起哄,所以媒体一直是中国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当媒体说“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判徒、内奸、工贼”时,极少有人会质疑国家主席当叛徒为了啥?他能去敌国当国家主席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如果一个人叛变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地位和待遇降低,并要承担千古骂名,这样的叛变还有什么意义,只有傻子才会作此亏本营生,但国家主席显然不是傻子,广播电台不是说刘少奇是最阴险凶恶的敌人吗,傻子怎有能力“阴险凶恶”呢?如果中国人拥有独立判断力,当年的这场悲剧也许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负面影响。
因为缺少“独立判断力”的原故,从古至今,“流言蜚语”在中国一直有强大的杀伤力,因为普通中国人懒得思考,对道听途说的信息从不用自己的大脑进行分析甄别,往往人云亦云,结果最荒诞的流言也有广阔的市场。当村里的一个漂亮少妇突然成了寡妇后,如果有一个村民煞有介事地对众人说:他昨天深夜看见某某男人进入此寡妇的房间,十分钟后房间的灯灭了。听众没有一个人会怀疑此话的真实性,尽管该少妇平时的德行一直很不错,一旦成了寡妇“门前自然是非多”了;也极少有人会推测此人传播此消息的动机,因为说不准他就是那个企图进入寡妇房间结果被赶出来的无耻男人,否则他怎会无缘无故地在大庭广众之下中伤另一个和他无冤无仇的邻居呢?
“理性思维”是“独立判断力”的前提,没有“理性思维”就不可能有“独立判断力”。
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缺少“独立判断力”时,宣传媒体的客观公正就显得至关重要。对国家民族有责任心的媒体会培养国民的“独立判断力”。当媒体有意误导听众时,国民的“独立判断力”就会受到伤害。没有“独立判断力”的国民和偏爱说谎的媒体会形成不利于国家民族进步的恶性循环。(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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