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末日孤舰高清:潘汉年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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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之死2010-7-10 11:54:30
会议期间神秘“失踪”
1955年3月15日晚，潘汉年乘上北去的列车，参加将于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上海市委代表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陈毅为上海代表团团长。代表团成员下榻于北京饭店。
党的这次代表会议所拟定的主要议程有一项是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在讨论会上，一些代表先后表态，并对自己与高、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讨，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毛泽东强调，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这引起了潘汉年深深的思考。会议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杨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间被逮捕，杨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事实，使潘汉年意识到了饶漱石、杨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系上了。因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是杨帆的顶头上司，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但潘汉年不点头，胡均鹤也不能得到“重用”。更何况，他自己还有一块难于启齿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潘汉年深深感到应该主动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检讨自己的过失。4月1日，潘汉年找到陈毅，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
第二天，即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组织人员执行。 就在罗瑞卿向高院提出请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获准的同一天，4月3日，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来看望潘汉年和夏衍，并一起吃饭。饭后，潘汉年回到了房间。晚上8时许，潘汉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楼下有人找他，请他马上下楼一趟。由于毫无思想准备，潘汉年穿着拖鞋匆匆下了楼。找他的人正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当潘汉年来到客厅后，罗瑞卿立即向他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然后由几名便衣干警“陪着”，走出了北京饭店大门，乘上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小车。转眼间，小车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由于此事的高度秘密，潘汉年周围的人都被蒙在了鼓里。最焦虑的是潘汉年的警卫员相其珍。他马上到陈丕显、夏衍那里去打听，大家都说没有见到过他。
被捕消息对外保密
正当相其珍、夏衍等四处打听潘汉年去向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赶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潘汉年有要事离开北京了，来不及找你们。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为了防止张扬，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将潘汉年已经被捕的消息直接通知夏衍，并嘱他一定要严守秘密。
潘汉年被捕之时，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4月5日，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对代表们说: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中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时有来往的，请不要担心。因为潘汉年是由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事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显然，陈毅的话是留有余地的，他对潘的所谓“内奸”问题表示了怀疑，也希望与潘汉年有来往的各代表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潘汉年被捕的消息，除上述的小范围内知道外，对外一律严加保密。上海代表团定了一个统一口径:有人问起潘汉年，就说他出国去了。相其珍则被“隔离”起来，直到7月17日中央广播电台公开发布潘汉年被捕的消息后，相其珍才被放回上海。
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潘汉年被捕的那天，1955年4月3日，押送他的小车将他带到了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潘汉年在这一直呆到1960年3月，度过了将近五年。1960年3月，隶属于公安部的另一座监狱——秦城监狱刚刚落成，潘汉年就被移送到那里。
1963年2月，在秦城过了两个秋冬后，潘汉年终于等来了一个结案的判决通告。事情的经过大抵是这样的:1962年，在国内各方面政策有所调整的政治氛围中，毛泽东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宽松性讲话”中，再一次公开提到了潘汉年。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1967年5月22日，潘汉年与董慧被带到了秦城监狱。直接受江青指挥的新的专案组，站在“最最革命的立场”上，对潘汉年采取了“最最革命”的行动，他们不仅将潘汉年的生活标准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而且对他进行不停顿的审讯和无休止的折腾，给潘汉年造成了雪上加霜的苦痛。他病倒了。但当时公安部的主管领导居然建议专案组抓紧审讯，并给潘汉年增加一点营养，使他多活一些时间，以利搞清“潘犯”的问题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这份充满“革命思想”的请示报告后来经过谢富治、戚本禹等批示，最后由江青拍板认可。
对于江青的“指示”，专案小组不折不扣地执行了。1968年10月至12月三个月内，潘汉年被突击审讯了40多次。
经过近3年“最最革命”的审查以及大规模的内查外调，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的情况下，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专案组将上述报告呈送江青，经江青转呈毛泽东、林彪、黄永胜、谢富治、叶群、李作鹏等圈阅同意。
然而，真正执行这一刑事意见报告却是1975年3月之后的事。1975年5月29日，潘汉年案的专案组在报请批准，决定对他维持1970年7月上述判刑意见的基础上，会同湖南省、公安部及秦城监狱，联合派人将潘汉年送到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的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洣江茶场。临行前，潘汉年还被告之，董慧将与他同去洣江。
以萧叔安之名告别尘世
在洣江茶场内，有一间坐落于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的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它就是伴随着潘汉年、董慧夫妇度过最后岁月的住房。
潘汉年的肝功能本来就有毛病，虽然后来被排除癌症，但由于得不到治疗，身体一直不太好。到茶场后，他的生活尚能自理，还坚持每天打打太极拳，做些轻微的家务劳动，到木工房买些碎木块引火，有时甚至亲自动手用泥和煤拌和着做藕煤。
与潘汉年相比，董慧的身体就更差了。初到茶场时，董慧的身体很弱。加之腿残疾行走不便，高血压病也越来越重，茶场领导为照顾他们，特地派了一个名叫王芝兰的职工家属，每天去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治疗，董慧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说话也有了力气，精神也比较正常了。后来，她弟弟给她送来了一把轮椅，她经常由潘汉年推着，在场部范围内转转，有时去看看电影。对此，董慧还诙谐地说:“他（潘汉年）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1976年冬天，潘汉年的肝病迅速恶化，加之这期间又患了类风湿症，手脚麻木，浮肿，生活也渐渐不能自理了。1977年2月24日，潘汉年已到了卧床不起的病危状况，经湖南省公安厅报请省委批准，把潘汉年改名换姓后，转长沙治疗。这一天，他被抬上救护车，临走前，他大声地对董慧说:“我会回来的，你放心!”到长沙后，由湖南省公安厅同志陪同，潘汉年被送进了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住院登记本上用的是“萧叔安”的名字。
潘汉年被确诊为“多肿肝”，同时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关节炎、贫血、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种病症。虽然医院采取必要的治疗措施，进行了输血和用冻干血浆抢救，但一切都为时已晚。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汉年。见面后两人都哭了，情绪也很激动。董慧安慰潘汉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分别时到门口，董慧又重复了上述这些话。
当天19时45分，潘汉年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董慧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的遗体告别。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经过向董慧作了交代。为了研究病因，经董慧同意，医院对潘汉年的遗体进行解剖，结果发现他的腹腔与胃部全都是瘀血，而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
潘汉年的遗体于4月17日在长沙市火葬场火化，他的骨灰被埋葬在长沙市南郊金盆墓地西侧半山腰。因为不能用真名，潘汉年的墓碑上只能这样写道:
77——652萧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 立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将强加于潘汉年头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统统推翻了。这时，距离潘汉年被捕为27载4个月零20天，距离潘汉年逝世为5周年4个月零9天。 潘汉年事略 人物生平 潘汉年[1]，江苏宜兴归径乡人。1924年，主编《洪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革命军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中共江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等。1936年， 任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地下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和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1955年4月3日， 因“内奸”判刑。1977年含冤病逝。临终前与爱妻董慧女士软禁于湖南茶陵米江茶场(湖南省第三劳改场)。1982年8月，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公开恢复名誉。 潘汉年1906年1月12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工作，30年代初期负责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奉中央指示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以及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上层统战、国共谈判、民主党派、国民党起义投诚等统战工作。他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建国初期，他成功开展了上海工商界统战工作。对潘汉年在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同志曾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场合，给予高度评价。
潘
化运动的发展。他先后组织领导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文化总同盟”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总同盟”等文化团体的筹建工作，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为了争取左翼文化运动的旗帜性人物，潘汉年多次登门拜访鲁迅先生，与他促膝长谈，虚心倾听对左联筹备工作的建议，并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名称中是否用“左翼”二字等具体事宜征求意见，终于请出鲁迅先生担任“左联”统帅，为“左联”的酝酿和建立创造了条件。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到上海，潘汉年立即代表党接待了他，并让熟悉上海情况的夏衍给他作助手。不久，郭沫若便出任《救亡日报》社社长，发挥了他在文化界的特殊作用。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为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在国统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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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下旬，潘汉年陪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杭州同蒋介石开始正式谈判。至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潘汉年完成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的重要使命。在近1年时间里，他往返于上海、南京、陕北、西安等地，与国民党当局的代表接洽、联系和艰苦谈判，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潘汉年在国统区继续从事公开的统战工作。他在党内担任了中共上海工委的主要负责人，对外公开叫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与上海各界知名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郭沫若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上海沦陷前，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做好大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向内地撤退或向香港转移的工作。潘汉年从确定撤退对象，到交通工具的选择；从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员陪送，事无巨细，亲自过问。由于他细致周全的组织安排和指挥，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均安全撤离上海。他自己也奉命转移到香港，并与廖承志一起建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指示开展与英美等国人士建立广泛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潘汉年担当了这项工作中的重要任务。经过各方面配合和几个月的努力工作，至1942年5月，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陈济棠、茅盾、金仲华、夏衍、胡绳、张友渔、刘清扬、宋之的、杨刚、梁漱溟、邓文钊、胡风、蔡楚生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干部。此外，还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到达内地或海外，接应了2000余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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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民主人士，争取中间势力，壮大革命力量，潘汉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上海来到香港，参与中共香港分局和中共华南局的领导工作，主持在港的统一战线等工作。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庄严的号召，立即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各界人士广泛而热烈的响应。潘汉年与来到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领导人及社会知名人士，共同研究商讨有关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问题。5月5日，各民主党派在香港发出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的著名通电。8月1日，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他们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示“极为钦佩”，并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和参加人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求他们的意见。潘汉年将毛泽东的复电即送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商讨赴解放区筹备新政协的具体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协商，潘汉年向中央汇报了在港民主党派领导人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9月20日，中央拟定了邀请从香港、上海和长江以南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77人名单。为了保证这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大批已到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能平安到达解放区，由潘汉年、钱之光负责，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夏衍等组成专门小组，对进出香港的线路和安全措施，做了反复周密的讨论和部署，制定了北上的具体实施方案。9月29日，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人安全到达哈尔滨。10月30日，潘汉年接到经中共中央讨论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立即送给尚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李章达、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11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转达中共领导人请他们“早日北来”的愿望。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方面警戒森严，极力破坏我方活动，多方阻挠爱国民主人士北上，护送爱国民主人士的条件极端困难，任务十分艰巨。潘汉年指挥若定，组织力量，想方设法租用外国轮船，以运货名义，秘密将他们先后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等地。最后，这些爱国民主人士一部分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一部分到达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从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在潘汉年领导下，先后有4批爱国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解放区，总数约350人，没有一次失误。这些爱国民主人士的北上，保证了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和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管辖庞大资产的机构。蒋介石1948年底下令让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将其所属在南京的大工厂撤迁台湾。时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孙越崎，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著名科技专家和实业家，他要求大家坚守岗位，保护财产。但是，资委会不按命令撤走“资产”，公然抗拒是不行的。潘汉年根据中共地下党刘人寿的报告，及时约请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到香港见面，与他们进行了恳切谈话，鼓励他们争取起义，为祖国和人民立功。长期主持资委会工作的前委员长钱昌照，是在资委会系统有着重要影响和号召力的人物，他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强烈不满，准备出国。潘汉年知道后，与张骏祥、夏衍等及时做他的工作，使钱终于下决心留了下来，为资委会成功起义作出杰出贡献。资委会采取了“人不走，机器不动”的拖延作法，对付国民党转移资委会财产的企图，最终在南京、上海解放时，资委会的大批技术人员、美援物资以及档案资料都没有被国民党转移走，完整地移交给了人民政府，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工程技术人才和物资。 1949年春，毛泽东电令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三人速从香港回北平，接受赴上海接管的使命。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等职，对恢复生产、稳定市场和财经状况的好转，作出了重大贡献。 刚刚解放的上海，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针对当时许多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工商政策，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有种种疑虑，潘汉年经常召集工商业界爱国人士一起开会或座谈，有时还亲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以各种方式宣传和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倾听意见，沟通情况，并努力帮助工商界解决生产、经营上的困难。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以及潘汉年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深入细致、循循善诱地开展工作，帮助工商界人士解除了怀疑，增加了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和经营的信心，使其感到吃了“定心丸”。 1950年2月新年、春节之际，上海遭到了美蒋反动派的大肆轰炸，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使工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其中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迭起。上海市政府要潘汉年和刘长胜负责处理劳资纠纷工作。潘汉年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说服工人，协助厂方克服暂时困难，纠正一些单位不正确的极端作法；另一方面，积极督促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实行精简节约。这样，及时排解了一场场劳资纠纷，调整了劳资关系，很快使生产和经营正常运转起来。 
潘
1946年初，潘汉年再度南下，继续开展情报、统战活动。他充分利用他在上海的活动基础，从容斡旋于各派人士之间，把许多绝密情报巧妙地送到中共代表团机关所在地“周公馆”，因此获得“潘汉年的消息实在灵通！”的美誉。内战爆发后，潘汉年撤到香港。在香港设立了秘密电台和“流动办公室”，有条不紊地安排港、沪情报工作，为解放战争作出巨大贡献。 1947年，在全国人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各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到香港从事组织活动。潘汉年随即投入紧张的统战工作，为共商反蒋救国大计奔走。凭着党的威信和个人才能，他将一批批民主人士争取过来，大大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1948年末，根据中央指示，潘汉年不顾敌特的破坏和港英当局的阻挠，排除万难，分批将民主人士等350余人，从海路安全送到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另外，他还亲自部署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上海海关和中国、中央民航在港员工起义，从而为新中国提供了一大批宝贵财富。在香港他广泛联系文化人，支持创办了《华商报》、《文汇报》，并在香港组织义演，为革命活动筹集大笔资金。
岁暮念妻
潘汉年
纵然废弃在人间，塑料原材岂等闲。 十里相思知何处，几年隔绝梦巫山。 黄昏人影伶仃瘦，夜半铁窗风雪寒。 又是一年终岁暮，难忘往事走延安。
潘汉年之死
［陈有西读史随感]一个打入敌营做情报工作的人，说不清一些历史问题，被误解，被认为双面潜伏，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不正常的是，这样一个人，在得到政权已经位列庙堂之后，并没有经过审判、抗辩、质证、辩护律师的辩护，一切的判决和量刑、服刑，都是没有经过法院开庭进行的。一个领导人的判断，就可以决定另外一个部下的自由、生死。包括他的家庭的全部命运。这就是我们共和国法制史的婴儿期。一个没有法度的国家里，高官们的命运。刘少奇的冤案大家都知道了，潘汉年的冤案，好多人并不知晓。奇怪的是，我们一些受难者如此大度，如此健忘；可怕的是，我们很多人，有权的人，能够掌握他人生死的人，现在还在怀念这个婴儿期。
对潘汉年毛泽东亲批：
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图)
《新浪网》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d-2413971-1-4.html
潘汉年夫妇
1955年潘汉年被定为反革命，1982年才得到平反。这桩冤案长达27载4个月零20天。一个在党和政府内担任许多要职的高级干部为什么突然被捕了呢？而被捕后当时很多人并不知情，他到底是怎样被捕的？被捕后又被关在哪里？他的“罪证”是什么？这个案子涉及到多少人？他的妻子董慧的命运和他本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会议期间神秘“失踪”
1955年3月15日晚，潘汉年乘上北去的列车，参加将于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上海市委代表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陈毅为上海代表团团长。代表团成员下榻于北京饭店。
党的这次代表会议所拟定的主要议程有一项是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在讨论会上，一些代表先后表态，并对自己与高、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讨，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毛泽东强调，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这引起了潘汉年深深的思考。会议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杨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间被逮捕，杨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事实，使潘汉年意识到了饶漱石、杨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系上了。因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是杨帆的顶头上司，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但潘汉年不点头，胡均鹤也不能得到“重用”。更何况，他自己还有一块难于启齿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潘汉年深深感到应该主动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检讨自己的过失。4月1日，潘汉年找到陈毅，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
第二天，即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组织人员执行。 就在罗瑞卿向高院提出请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获准的同一天，4月3日，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来看望潘汉年和夏衍，并一起吃饭。饭后，潘汉年回到了房间。晚上8时许，潘汉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楼下有人找他，请他马上下楼一趟。由于毫无思想准备，潘汉年穿着拖鞋匆匆下了楼。找他的人正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当潘汉年来到客厅后，罗瑞卿立即向他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然后由几名便衣干警“陪着”，走出了北京饭店大门，乘上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小车。转眼间，小车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由于此事的高度秘密，潘汉年周围的人都被蒙在了鼓里。最焦虑的是潘汉年的警卫员相其珍。他马上到陈丕显、夏衍那里去打听，大家都说没有见到过他。
被捕消息对外保密
正当相其珍、夏衍等四处打听潘汉年去向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赶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潘汉年有要事离开北京了，来不及找你们。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为了防止张扬，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将潘汉年已经被捕的消息直接通知夏衍，并嘱他一定要严守秘密。
潘汉年被捕之时，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4月5日，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对代表们说: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中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时有来往的，请不要担心。因为潘汉年是由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事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显然，陈毅的话是留有余地的，他对潘的所谓“内奸”问题表示了怀疑，也希望与潘汉年有来往的各代表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潘汉年被捕的消息，除上述的小范围内知道外，对外一律严加保密。上海代表团定了一个统一口径:有人问起潘汉年，就说他出国去了。相其珍则被“隔离”起来，直到7月17日中央广播电台公开发布潘汉年被捕的消息后，相其珍才被放回上海。
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潘汉年被捕的那天，1955年4月3日，押送他的小车将他带到了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潘汉年在这一直呆到1960年3月，度过了将近五年。1960年3月，隶属于公安部的另一座监狱——秦城监狱刚刚落成，潘汉年就被移送到那里。
1963年2月，在秦城过了两个秋冬后，潘汉年终于等来了一个结案的判决通告。事情的经过大抵是这样的:1962年，在国内各方面政策有所调整的政治氛围中，毛泽东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宽松性讲话”中，再一次公开提到了潘汉年。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1967年5月22日，潘汉年与董慧被带到了秦城监狱。直接受江青指挥的新的专案组，站在“最最革命的立场”上，对潘汉年采取了“最最革命”的行动，他们不仅将潘汉年的生活标准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而且对他进行不停顿的审讯和无休止的折腾，给潘汉年造成了雪上加霜的苦痛。他病倒了。但当时公安部的主管领导居然建议专案组抓紧审讯，并给潘汉年增加一点营养，使他多活一些时间，以利搞清“潘犯”的问题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这份充满“革命思想”的请示报告后来经过谢富治、戚本禹等批示，最后由江青拍板认可。
对于江青的“指示”，专案小组不折不扣地执行了。1968年10月至12月三个月内，潘汉年被突击审讯了40多次。
经过近3年“最最革命”的审查以及大规模的内查外调，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的情况下，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专案组将上述报告呈送江青，经江青转呈毛泽东、林彪、黄永胜、谢富治、叶群、李作鹏等圈阅同意。
然而，真正执行这一刑事意见报告却是1975年3月之后的事。1975年5月29日，潘汉年案的专案组在报请批准，决定对他维持1970年7月上述判刑意见的基础上，会同湖南省、公安部及秦城监狱，联合派人将潘汉年送到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的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洣江茶场。临行前，潘汉年还被告之，董慧将与他同去洣江。
以萧叔安之名告别尘世
在洣江茶场内，有一间坐落于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的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它就是伴随着潘汉年、董慧夫妇度过最后岁月的住房。
潘汉年的肝功能本来就有毛病，虽然后来被排除癌症，但由于得不到治疗，身体一直不太好。到茶场后，他的生活尚能自理，还坚持每天打打太极拳，做些轻微的家务劳动，到木工房买些碎木块引火，有时甚至亲自动手用泥和煤拌和着做藕煤。
与潘汉年相比，董慧的身体就更差了。初到茶场时，董慧的身体很弱。加之腿残疾行走不便，高血压病也越来越重，茶场领导为照顾他们，特地派了一个名叫王芝兰的职工家属，每天去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治疗，董慧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说话也有了力气，精神也比较正常了。后来，她弟弟给她送来了一把轮椅，她经常由潘汉年推着，在场部范围内转转，有时去看看电影。对此，董慧还诙谐地说:“他（潘汉年）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1976年冬天，潘汉年的肝病迅速恶化，加之这期间又患了类风湿症，手脚麻木，浮肿，生活也渐渐不能自理了。1977年2月24日，潘汉年已到了卧床不起的病危状况，经湖南省公安厅报请省委批准，把潘汉年改名换姓后，转长沙治疗。这一天，他被抬上救护车，临走前，他大声地对董慧说:“我会回来的，你放心!”到长沙后，由湖南省公安厅同志陪同，潘汉年被送进了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住院登记本上用的是“萧叔安”的名字。
潘汉年被确诊为“多肿肝”，同时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关节炎、贫血、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种病症。虽然医院采取必要的治疗措施，进行了输血和用冻干血浆抢救，但一切都为时已晚。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汉年。见面后两人都哭了，情绪也很激动。董慧安慰潘汉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分别时到门口，董慧又重复了上述这些话。
当天19时45分，潘汉年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董慧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的遗体告别。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经过向董慧作了交代。为了研究病因，经董慧同意，医院对潘汉年的遗体进行解剖，结果发现他的腹腔与胃部全都是瘀血，而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
潘汉年的遗体于4月17日在长沙市火葬场火化，他的骨灰被埋葬在长沙市南郊金盆墓地西侧半山腰。因为不能用真名，潘汉年的墓碑上只能这样写道:
77——652萧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 立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将强加于潘汉年头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统统推翻了。这时，距离潘汉年被捕为27载4个月零20天，距离潘汉年逝世为5周年4个月零9天。 潘汉年事略 人物生平 潘汉年[1]，江苏宜兴归径乡人。1924年，主编《洪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革命军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中共江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等。1936年， 任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地下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和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1955年4月3日， 因“内奸”判刑。1977年含冤病逝。临终前与爱妻董慧女士软禁于湖南茶陵米江茶场(湖南省第三劳改场)。1982年8月，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公开恢复名誉。 潘汉年1906年1月12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工作，30年代初期负责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奉中央指示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以及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上层统战、国共谈判、民主党派、国民党起义投诚等统战工作。他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建国初期，他成功开展了上海工商界统战工作。对潘汉年在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同志曾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场合，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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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件
最早从事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人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出任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第一书记，推动左翼文 潘汉年
化运动的发展。他先后组织领导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文化总同盟”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总同盟”等文化团体的筹建工作，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为了争取左翼文化运动的旗帜性人物，潘汉年多次登门拜访鲁迅先生，与他促膝长谈，虚心倾听对左联筹备工作的建议，并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名称中是否用“左翼”二字等具体事宜征求意见，终于请出鲁迅先生担任“左联”统帅，为“左联”的酝酿和建立创造了条件。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到上海，潘汉年立即代表党接待了他，并让熟悉上海情况的夏衍给他作助手。不久，郭沫若便出任《救亡日报》社社长，发挥了他在文化界的特殊作用。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为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在国统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历史功绩。 受命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30年代初，潘汉年先后两次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谈判。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提出红军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等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力量共同抗日。十九路军即派人来瑞金商谈。潘汉年受党中央指派，与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代表就抗日反蒋问题和建立军事同盟问题进行具体谈判，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他还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其他领导人李济深、陈友仁、陈铭枢等进行了广泛接触和磋商，促进了中央苏区与福建人民政府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广东的陈济棠不愿参加蒋介石的第五次反共“围剿”，想与红军取得谅解和合作，并要求与红军联合反蒋抗日。中央于1934年10月派遣潘汉年、何长工代表党和红军前往江西寻乌，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经过三天三夜持续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次谈判的成功，为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正确选择突围方向，红军长征出发时顺利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伤亡和损失，作出了重要贡献。 潘汉年夫妇合影
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发挥特殊作用
1935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华北地区，进而准备侵占全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也发生了相应变化。1936年4月，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 9月24日，潘汉年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携带《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和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等文件离开陕北去上海。他将毛泽东的亲笔信和《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副本交给了宋庆龄、章乃器等人，向他们转达了党中央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取得了他们的密切配合和协助，并与他们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共同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10月中旬，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会谈。潘向陈转达了中共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的八项条件。在谈判过程中，潘汉年严正批驳了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方面的苛刻要求，迫使陈立夫同意红军人数由3000改为3万，有力打击了国民党企图收编红军的阴谋，执行了党中央的谈判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 西安事变爆发后，宋美龄要宋庆龄帮助她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宋庆龄随即约见了潘汉年。潘汉年向宋庆龄转达了党中央和张学良、杨虎城方面已决定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决办法的消息，主张宋庆龄劝宋子文前往西安，从而促成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12月19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批示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潘汉年及时向陈立夫作了通报，并了解国民党方面的意图，随后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为党中央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反遭蒋扣留。潘汉年又以中共全权代表的身份，按党中央指示，为西北撤军、释张、国民党实践诺言、红军给养、防地、改编、释放政治犯等，同宋子文、陈立夫多次交涉，要求国民党方面迅速落实蒋、宋在西安与周恩来谈判承诺的各项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潘汉年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围绕划定红军防地，争取红军经费给养两大问题，同国民党方面重点进行交涉，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争取到了一定的条件。 潘汉年年轻时的照片
1937年3月下旬，潘汉年陪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杭州同蒋介石开始正式谈判。至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潘汉年完成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的重要使命。在近1年时间里，他往返于上海、南京、陕北、西安等地，与国民党当局的代表接洽、联系和艰苦谈判，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潘汉年在国统区继续从事公开的统战工作。他在党内担任了中共上海工委的主要负责人，对外公开叫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与上海各界知名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郭沫若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上海沦陷前，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做好大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向内地撤退或向香港转移的工作。潘汉年从确定撤退对象，到交通工具的选择；从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员陪送，事无巨细，亲自过问。由于他细致周全的组织安排和指挥，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均安全撤离上海。他自己也奉命转移到香港，并与廖承志一起建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指示开展与英美等国人士建立广泛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潘汉年担当了这项工作中的重要任务。经过各方面配合和几个月的努力工作，至1942年5月，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陈济棠、茅盾、金仲华、夏衍、胡绳、张友渔、刘清扬、宋之的、杨刚、梁漱溟、邓文钊、胡风、蔡楚生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干部。此外，还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到达内地或海外，接应了2000余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 为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壮大。为了 潘汉年雕塑
团结民主人士，争取中间势力，壮大革命力量，潘汉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上海来到香港，参与中共香港分局和中共华南局的领导工作，主持在港的统一战线等工作。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庄严的号召，立即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各界人士广泛而热烈的响应。潘汉年与来到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领导人及社会知名人士，共同研究商讨有关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问题。5月5日，各民主党派在香港发出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的著名通电。8月1日，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他们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示“极为钦佩”，并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和参加人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求他们的意见。潘汉年将毛泽东的复电即送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商讨赴解放区筹备新政协的具体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协商，潘汉年向中央汇报了在港民主党派领导人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9月20日，中央拟定了邀请从香港、上海和长江以南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77人名单。为了保证这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大批已到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能平安到达解放区，由潘汉年、钱之光负责，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夏衍等组成专门小组，对进出香港的线路和安全措施，做了反复周密的讨论和部署，制定了北上的具体实施方案。9月29日，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人安全到达哈尔滨。10月30日，潘汉年接到经中共中央讨论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立即送给尚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李章达、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11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转达中共领导人请他们“早日北来”的愿望。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方面警戒森严，极力破坏我方活动，多方阻挠爱国民主人士北上，护送爱国民主人士的条件极端困难，任务十分艰巨。潘汉年指挥若定，组织力量，想方设法租用外国轮船，以运货名义，秘密将他们先后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等地。最后，这些爱国民主人士一部分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一部分到达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从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在潘汉年领导下，先后有4批爱国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解放区，总数约350人，没有一次失误。这些爱国民主人士的北上，保证了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和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管辖庞大资产的机构。蒋介石1948年底下令让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将其所属在南京的大工厂撤迁台湾。时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孙越崎，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著名科技专家和实业家，他要求大家坚守岗位，保护财产。但是，资委会不按命令撤走“资产”，公然抗拒是不行的。潘汉年根据中共地下党刘人寿的报告，及时约请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到香港见面，与他们进行了恳切谈话，鼓励他们争取起义，为祖国和人民立功。长期主持资委会工作的前委员长钱昌照，是在资委会系统有着重要影响和号召力的人物，他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强烈不满，准备出国。潘汉年知道后，与张骏祥、夏衍等及时做他的工作，使钱终于下决心留了下来，为资委会成功起义作出杰出贡献。资委会采取了“人不走，机器不动”的拖延作法，对付国民党转移资委会财产的企图，最终在南京、上海解放时，资委会的大批技术人员、美援物资以及档案资料都没有被国民党转移走，完整地移交给了人民政府，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工程技术人才和物资。 1949年春，毛泽东电令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三人速从香港回北平，接受赴上海接管的使命。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等职，对恢复生产、稳定市场和财经状况的好转，作出了重大贡献。 刚刚解放的上海，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针对当时许多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工商政策，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有种种疑虑，潘汉年经常召集工商业界爱国人士一起开会或座谈，有时还亲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以各种方式宣传和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倾听意见，沟通情况，并努力帮助工商界解决生产、经营上的困难。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以及潘汉年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深入细致、循循善诱地开展工作，帮助工商界人士解除了怀疑，增加了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和经营的信心，使其感到吃了“定心丸”。 1950年2月新年、春节之际，上海遭到了美蒋反动派的大肆轰炸，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使工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其中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迭起。上海市政府要潘汉年和刘长胜负责处理劳资纠纷工作。潘汉年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说服工人，协助厂方克服暂时困难，纠正一些单位不正确的极端作法；另一方面，积极督促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实行精简节约。这样，及时排解了一场场劳资纠纷，调整了劳资关系，很快使生产和经营正常运转起来。 [编辑本段]
轶事典故
出生书香门第
1906年1月18日，潘汉年出生在江苏宜兴县陆平村。世代是书香之家的潘家，由于不去做官，靠务农，做塾师，自然成为“破落户”。 1911年辛亥革命后，潘汉年的父亲潘莘臣一度被选为宜兴县议员，但仍课读乡里，教育子女。小汉年秉性聪颖，深得长辈喜爱。1919年夏，汉年在宜兴县立第三高小毕业，在林圩祖母吴氏的资助下进彭城中学读书。 中学期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潘汉年十分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他常扮演穷苦人民的角色，因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表演使观众为之动容。1921年他离校投身了革命。大上海的“小开”
1925年初，在大革命洪流的鼓舞下，潘汉年告别了家乡父老，只身来到大上海，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旅途。 到上海不久，潘汉年就被聘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编辑。之后，他参加了创造社，并任《A11》周刊主编。同时，他还和叶灵凤合办了一个小小半月刊《幻洲》。在这两个刊物上，潘汉年发表了一系列战斗檄文，如《原来如此内除国贼！》、《幻想中的OAZO》、《街头闲话》、《对空炉评空话》、《新流氓主义》等。他长于讽刺，善于说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他的杂文，一扫当时无聊文人的颓废之气，振奋了青年人，为徘徊中的青年指明了方向。 潘汉年还积极投身于汹涌澎湃的政治洪流。不久，他加入了革命的国民党，为反帝反军阀斗争奔走呼号。1925年夏，上海“五卅”惨案后，潘汉年迅速投入声势浩大的群众行列，并写了许多反帝檄文。在这场运动中，他切身感受到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气概，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在南昌创办《革命军日报》。邀请潘汉年赴赣担任该报主编兼政治部宣传科长。征得党组织同意，潘汉年赶到南昌，担负这一任务。 他日夜辛劳，把这张军报办得严肃而又富于生气，受到读者欢迎。然而，潘汉年接办报纸数月，由于蒋汪叛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7月，《革命军日报》随政治部被迫迁到九江。 南昌起义后，新军阀在九江强行接收政治部，潘汉年等只得全部撤出，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到上海不久，潘汉年被江苏省委任命为“上海文化工作党团”干事会书记。第二年，又担任由中宣部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当时，上海的左翼作家队伍由于反动势力的“围剿”及内部分歧，处于涣散状态。潘汉年依靠党的威望，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在短短一二年内，就使“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剧联”等组织先后成立。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中组书记，潘汉年还常活跃在各进步文化团体之间，将文化界各条战线的进步力量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开创了30年代初上海进步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使国民党反动派手足无措！经过几年革命工作的磨炼，已成为上海文化界的名士。由于工作需要，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知是谁还给他起了个代号“小开”（上海话大老板公子的意思）。从创造社的普通一员到小开是潘汉年社会阅历丰富的标志，也是他在革命征程中取得进步的象征。也为他今后在上海开展各种工作奠定了基础。为着“神秘”的事业而四处奔波
1931年春，党中央任命潘汉年为“特科”领导人，负责情报及保卫工作。从此，他就成了一个“神秘”的特工人员，长期出没于敌人的心脏地带。潘汉年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做上层的统战工作。这两项工作，一项是绝密的地下活动，一项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巧妙地把公开的工作与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掩护党的秘密工作； 而又隐身地下，联合进步人士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同志打入敌人要害部门，刺探情报，于是，潘汉年给人留下了“变幻无常”的形象，然而，正是这一形象才使他有可能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神出鬼没地活动，并取得巨大成绩。1931年1月，何孟雄、林育南等24位同志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当潘汉年侦知这一消息后，冒着生命危险，及时通知江苏省委，要求营救，表现了身为“特科”领导人的潘汉年高度的责任心。1932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夫妇被国民党拘捕，引起上海文化界极大愤慨。潘汉年挺身而出，为营救牛兰夫妇四处奔走。他利用合法形式，在汉口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了不少社会名士，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南京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从而迫使国民政府释放了牛兰夫妇。潘汉年还与杨度保持着“神秘”关系。据夏衍回忆，1931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潘汉年带他去法租界会见了一位50多岁的绅士。当时，潘汉年只告诉他：这是一位知名人士，秘密党员，以后可与他保持单线联系。半年后，夏衍在与这位老先生的秘密往来中才知道，他就是曾经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杨度入党是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的。这件事，直到周总理临终前才对中央一位同志讲明，而潘汉年至死却没有对人透露此事，严守党的秘密。 1933年夏，潘汉年调任苏区中宣部副部长。他具有丰富的地下活动经验，党中央又派他与十九路军秘密谈判，谋求反蒋抗日。于是，潘汉年虽不再承担“特科”领导工作，但他的活动仍然很“神秘”。1933年10月26日，潘汉年等人代表中央政府和十九路军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之后，他又和黄火青出使福州，策动“福州事变”，并和新生的福建政府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边界交通条约等协议。对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推动反蒋抗日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1934年1月，福州事变失败，潘汉年被迫撤往香港。不久返回瑞金，继续在中宣部工作。但很快又被派到粤赣边境与广东政府的代表秘密会谈，商讨合作抗日事宜，最后达成关于停战、通商等五项协定。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潘汉年随营远征。第二年1月，党中央为尽快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派潘汉年出使莫斯科。于是，潘汉年就从长征队伍里“神秘”地“失踪”了。他伪装成一个烟贩子，混在一群被红军俘获的烟贩子中间，机智地经过黔、桂、湘、粤四省关隘，经香港顺利回到上海。到上海后，他俨然又是风度翩翩的“绅士”，和宋庆龄及其他一些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取得了联系，向他们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革命信念，并为筹备组织救国团体四处奔走。之后，他和陈云同志一起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那时，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松动。蒋介石认为“剿共”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幻想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以谈判方式改编红军，然后予以彻底消灭。于是，国民党政府下令驻苏大使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接触，进行试探。因此，中共代表团委派谈判老手潘汉年和国民党大使馆武官邓文仪秘密会谈，商讨停战条件。国民党以胜利者自居，条件苛刻。潘汉年坚持原则，谈判未果。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命回国和陈立夫、陈果夫洽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为了安全，他和胡愈之取道巴黎，5月初到达香港。在港停留期间，潘汉年利用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大力宣传民众的抗日要求与中共的政治主张，并帮助救国会开展了许多活动。之后他返回上海，致力统战工作。他通过各种关系先与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张冲建立了联系，接着前往南京同陈立夫的代表曾养甫进行秘密会谈。曾要求潘汉年与陕北党中央负责人联系，再进行谈判。于是，潘汉年再回上海，经党组织同意，到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请求工作。 1936年8月，潘汉年从上海经西安进入陕北，赶到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了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联系的情况；同时汇报了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情况，并详细介绍了香港、上海方面爱国运动的发展情况。9月下旬，党中央命潘汉年回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回上海后，他一方面在宋庆龄、沈钧儒等爱国人士中间大力开展工作，为推动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另一方面又和国民党方面秘密接触，商讨合作事宜。潘汉年再次找到张冲，经周密安排，他和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进行了一次“神秘”会谈。潘汉年拿出了周恩来致国民党的信，并口头转达了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但因陈立夫缺乏诚意，谈判未有实质性进展。此后双方多次秘谈，均不欢而散。在谈判中，潘汉年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尽管未取得重大突破，但为后来的谈判准备了条件。为国共高级会谈穿针引线
“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出现新转机。不久，陈立夫就派人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紧急商谈。潘汉年向他申明了我党关于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希望南京方面积极响应，万万不可做出亲痛仇快的事。这次会谈使国民党方面下决心派宋子文、宋美龄等飞往西安，参加谈判。之后，潘汉年又奉党中央之命，多次往返宁沪，为国共高层次会谈穿针引线。“八·一三”抗战后，潘汉年改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利用“八办”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救亡斗争，把上海各种爱国群众团体有机地统一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抗日救国阵线。他还通过夏衍团结了一批文化人、新闻记者、作家，创办了《救亡日报》，组织出版了许多刊物。同时，他还一如既往地进行秘密活动，派遣同志打入敌特机关，广泛搜集情况。 1937年冬，上海沦陷，“八办”被迫转入地下，潘汉年撤往香港，继续从事文化、情报活动。他利用各种关系，巧妙地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名人安全离沪，转移到香港或大后方，并迅速建立起香港情报网，把抗战信息传送给党中央及地方党组织。他还一度驰往武汉，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在武汉期间，潘汉年展开高超的统战才能，为党积极寻找内线，搜集情报。演讲天才与他的热心听众董慧结为终身伴侣
1938年9月，潘汉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已习惯白区生活的潘汉年奈不住后方的“寂寞”，常到城工部研究敌占区工作问题，并不时到中央党校、情报训练部讲课。 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杰出的演讲才能，深受广大听众欢迎，董慧是他的一位热心听众。她本是香港富商的千金，在抗日热潮下，她舍弃舒适的都市生活，来到延安。在与潘汉年接触过程中，她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不久他们结为终身伴侣。 1939年，潘汉年夫妇奉命回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们的情报据点主要在香港和上海，董慧以银行职员身份为掩护，负责传递情报、筹措经费，潘汉年则常往来于港沪之间。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委与潘汉年，迅速从上海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去。1942年11月初，潘汉年在安排江苏省委机关同志安全转移后，才与刘晓、王尧山等人向淮南进发。途中，他装成一阔绰商人，西装革履，俨然洋派经理模样。从上海乘火车到镇江，一路上盘查很严，但潘汉年一行坐在华贵的二等车厢里，没受到检查。到达镇江后，潘汉年马上和当地特工站负责人取得联系，在他们帮助下顺利通过各道关卡，安全到达目的地。潘汉年与李士群去见汪精卫
在淮南工作期间，潘汉年担任华中局社会部长、联络部长等职，主要负责上海、南京一带敌占城市的对敌隐蔽斗争。 他坐镇小王庄统一部署，全盘规划，在宁、沪、淮间，建立了一个秘密交通图，使许多重要情报经过分析、研究后及时告之党中央及其他部门。1943年秋，被饶漱石派到上海调查日伪军在江南的清乡计划和具体部署。潘汉年发动情报人员，查知汪伪江苏省长李士群有观望之态，便经党中央同意前去做策反工作。李士群原先也是中共党员，曾任过周恩来的警卫员，但他后来被捕叛变成为汪伪特工头目，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魔窟就是他一手操作的。他深知汪伪政权不稳固，于是四面观望，左右逢源。在潘汉年反复劝导下，李表示愿意将功赎罪，并详细介绍了敌伪清乡部署情况。此外，李士群说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并不巩固，极想拉拢组织一个参议会，猎取政治资本，叫潘去见汪精卫。时潘汉年与李士群奔汪公馆。后。潘汉年回到根据地，准备向华中局饶漱石汇报此事，但他看到当时“抢救运动”中乱整人的现象，未将此事汇报。“潘汉年的消息实在灵通！”
1944年底，潘汉年奉命北驰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8月，他又急赴东北，从事苏占区接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