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皮父子冰箱别墅:第三章 论中国文化问题

         第三章     论中国文化问题

                  “新诸子”论诸子百家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群雄崛起，群贤纷争，竞倡西学，各持主义，纷纷攘壤，好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只可惜，西方的文化繁荣是建立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的诸子百家从来出自乱世，“新诸子”梁启超、王国维、严复、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郭沫若、李宗吾、朱自清、刘半农、胡适、徐志摩、陈独秀等人均是“乱世中的英雄”。难怪人们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国人不祥文人祥！这其中又有多少悲哀呀！胡鱼有诗曰：

                    自古贤人没蒿莱，

                    何曾济世心胸开。

                    女娲赍志补天去，

                    精卫含悲填海来。

                    遭难诗人有力作，

                    太平国度无英才。

                    屈原何事作骚赋，

                    楚地溷浊天共哀！

却说于丙申年九月初九，受陈独秀之邀，“新诸子”十余人聚会于岳麓书院，纵论先秦百家，批判道德文章、阴谋文化。

陈独秀：“中国文化五千年延绵不绝，世界仅此一枝！古希腊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都中断了，这是不幸的事，然而也堪称大幸。现代西方文化即是对古希腊文化的重铸、再造，它吸收基督教、工业文明的因素，构成了新的文化。可是中国道统相传，陈陈相因，积习太深，以至于形成‘染缸’，民族衰弱至此亦是自然之事；这道统主要是儒、道、法，其害无穷！今天想请诸位畅谈此题。”

鲁迅闻得“染缸”二字，禁不住侃侃而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招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阴险毒辣得多。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呀！自此中国开始尊孔信仰，信起了孔丘这个人间神。说来中国几乎没有天上神，可是却善于开展人间的造神运动，搞个人崇拜如醉如痴。孔丘之后，董仲舒造神，称‘君权天授’；司马迁也造神，捏造诸如吃神鸟蛋、与神龙交媾而生‘天子’的‘历史’；宋明的程朱陆王则从另一个方面造神，他们把儒家伦理神圣化、致力于‘内圣’，封闭人的心灵，抹杀人的本性。这样，中国社会被儒家搞得神鬼遍地，统治者是神，人民只是其反面――鬼！也即达不到儒家标准的人，或称奴隶！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屡见不鲜的。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一向是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役、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苦难也都身受过，每一考察，真教人觉得不象活在人间。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因此，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儒家虽声称仁爱，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实际上这些只停留在书本上、口头上，可以说从未实行过。相反，‘食肉寝皮’、‘夷其社稷’这类兽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而在儒家统治的中国却层出不穷！”

梁实秋实在忍受不住鲁迅的激烈言辞，脱口而出：“树人兄，不要把一切罪过都归咎于儒家！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其它思想并未禁绝，特别是法家权术一直被统治者们心照不宣地使用。所以，中国政治文化是外儒内法、阳儒阴法、儒法互补、王霸杂糅的，酷刑、苛政、阴谋以及对人民的残酷压迫，更多的是源于法家，而不是儒家！纵观中国历史，尊法者大多是大独裁者、亡国者、阴谋家，如秦始皇、曹操、隋炀帝、武则天、朱元璋，而尊儒者大多是比较好的皇帝，如李世民、赵匡胤、赵光义、康熙。”

鲁迅这一回并不奋起反击，而是默默点头。

梁启超说：“儒法都不可取，当今中国，应当学墨！墨翟具有类似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思想，如兼爱思想类于博爱，重利思想类于功利主义，尚力思想类于达尔文的弱肉强食论和尼采的强力意志论，另外，墨子以及《墨经》中还有大量的科学技术思想。只可惜，这些思想的出现大大地超前于时代，因而不被人们接受，很快地夭折了，汉以后只剩下民间流传的鬼神信仰。现在要救中国，非学西方不可，也可以说是非学墨子不可”。

陈独秀：“墨子不仅有资本主义思想，还有社会主义思想！例如他反对剥削、压迫，反对享受，主张助人、分财、平均、大同以及殉道献身精神，这些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对历代农民起义影响很大。洪秀全称：‘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皆是姊妹之群’，‘有钱同使，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田同耕’，还有起义者秘密结社、崇敬鬼神如拜弥勒佛的做法等等，都是墨家精神的复活，所以，墨家在汉朝以后并没有消亡。即使在士大夫中，崇墨的人也不寡见，如颜元、曾国藩即是！”

胡适：“大家津津乐道于墨家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我劝诸位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墨子的思想绝不可运用于现代，否则后患无穷。大家只注意到墨翟学说的正面影响，而没有注意到其负面作用。他的乌托邦思想――‘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以及平均主义、为反对剥削压迫情愿固守小农经济的想法；他的狭隘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主张；与其兼爱、科学思想背道而驰的专制主张、鬼神信仰，等等，皆有不可取之处。墨家实际上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建立在小农和小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平等兼爱的空想；反对享受思辨、主张吃苦亲知的农民意识；对专制暴政的逆来顺受；以‘天’、‘鬼’监督世人的原始宗教意识。”

严复：“适之差矣！墨家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恰恰相反，它是反传统的。孔子维护周礼，墨子则要打破它；孔子主张有差别的爱，墨子则提倡平等的爱；孔子不尚利、相信命运、有奢侈之风，墨子则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墨家一时成为显学。”

李宗吾：“墨家是背着传统反传统，以传统的做法反对传统，因此它仍然是传统的！正如胡先生所说，墨家的兼爱交利、天志尚同、节用非命，哪一个不是深陷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人自以为在反传统、在‘革命’，其实，传统的东西如鬼魂附体，左右着他的言行，最终，他不是代表了革命派，而是成为封建传统的最集中的体现。”

鲁迅：“宗吾讲得深刻！要论墨家，还得具体一点。墨子思想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其一，他的人际关系的原则是‘兼相爱’、‘周爱人’，即同等地、无差别地爱一切人。墨翟及其门徒都是游侠出身，兼爱思想无非是侠士见义勇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精神的提炼和延伸。而且，针对当时社会动乱，国与国互相攻打，人与人互相残杀，墨子急于寻找动乱的根源、救世的良方，他说：‘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如果人们兼相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则干戈化为玉帛，天下必然太平。这反映了墨子的乌托邦空想！其二，他的生活观是功利，这与‘耻于言利’、斥责问稼问圃为‘小人’行为的孔子相比当然是一大进步，但是，墨子把功利泛化，以功利解释一切，又未免失之偏激。其三，他的政治原则是尚同。墨子及其门徒结成了一个组织严密、能够进行政治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该团体的首领叫‘钜子’，墨子为第一任钜子，他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绝对权威；该团体的组织原则是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绝对服从。可见，墨家实行的是专制主义统治。其四，他的人才观是尚贤。墨子针对当时诸侯大夫重用骨肉之亲而不问德行的做法指出，这是政治混乱的根源；只有‘尚贤’‘察能’‘事能’，才是为政之本，所以，应当根据人才能力的大小授予官位，‘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如果为官不称职，可以‘抑而废之’，使官无常贵，不存在终身制。墨翟的这些想法多么好，可惜只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实行过，也不可能实行；因为专制人治社会是依赖于官僚的，得罪各级官员意味着覆灭。其五，他主张‘节用’、‘非乐’，反对奢侈享受、美食锦衣，主张‘强力疾作’，反对空谈怠逸，墨子的这些思想看似有理，但实际上都暴露了中华民族的弱点：一味节流，不知开源；执着于实用经验，不擅于理论抽象。”

王国维：“并非中国人不擅于理论抽象！伏羲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这就是对天地万物规律的高度抽象。现在，世界上有不少人在研究‘周易代数学’、‘八卦物理学’，甚至有人认为从《易经》可以推导出现代物理学的所有定律，这就可以省去大部分烦琐的数学，而直接从古老的八卦入手得出科学结论。实际上，现代物理学的‘质朴性理论’就是探讨如何用更简明、更直接的方式推导、验证和理解物理学原理的，这与周易物理学的主张不谋而合。有学者在爱因斯坦四维空间之外，加上‘质’与‘电’共同组成的第五维，提出‘五维宇宙理论’和‘超相对论’，引起较大的反响。他根据五行相生相克原理，运用‘河图’、‘洛书’和八卦，导出了高斯定律、泊洼松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等。还有，据史料记载，微积分的发明者莱布尼兹正在潜心研究二进制数学时，忽然收到在中国游历的他的朋友白晋所寄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于是，二进制数学应运而生。原来，阴阳卦爻实际上是抽象的数学符号。如果把阳爻‘——’当作二进制数1，阴爻‘――’当作二进制数0，那么八卦就正好分别对应于八个二进制数：‘坤’为000，‘震’为001，‘坎’为010，‘兑’为011，‘艮’为100，‘离’为101，‘巽’为110，‘乾’为111，从上可见，古代中国人对数字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怎么能说国人不擅于理论抽象呢？！”

鲁迅：“静安兄所说的数学并不是古人的发明，而是现代人附会而成的！它是没落的中国人‘古已有之’心理的新发展。古人只是作了阴阳、五行的简单的象征，没有理论升华。阳爻、阴爻只是分别象征男女生殖器，并不代表1和0；而且，阴阳理论反映了国人的矛盾对立思维方式，好人与坏人、官与民之间无法妥协，没有调和的余地。”

郭沫若：“不要以为外国的东西就都好嘛！别人会骂你崇洋媚外的。西方人也是二元主义者嘛！”

鲁迅：“说实话，我觉得很难对中国文化作何批评，人们抱残守缺太久了，以为这就是爱国，动不动给人扣上‘崇洋媚外’、‘卖国’的帽子。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屈求全，于初现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林语堂：“其实中国人并非一味排外，佛教东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后，于孔雀王朝时佛教在印度曾兴盛一时，但到笈多王朝后便衰落了，其主要原因是佛教的众生平等之主张与印度固有的种姓制度相违背。可是，佛教在中华大地却赢得了大的发展。基本上无神的中国人头一次接受了完整的宗教，后来就再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了，基督教、回教都只被少数人所皈依，主体的中国人对之兴趣不大。为什么佛教会在中国绵延不绝呢？我看，一是佛教是多神教，不象景教、回教等一神教有唯一的主神，容易造成冲突，而它不侵犯人们原来的信仰，因此可以和平地传播；特别是，中国基本上是无宗教的国度，一张白纸，正好让佛祖写字。二是佛教中的‘神’即佛、菩萨等只是人的一个高等状态，并非天外神，因此，与中国人‘人间神’的信仰是一致的。三是佛教主张众生平等、悟性，与中国文化也相合。四是佛教利用道家而‘打入’中国。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的：入世的、现实主义的、积极的儒家精神与超世的、理想主义的、相对消极的道家追求相互融合，构筑了中国文化，而道家补结构这一精神庇护所成为与道家类似的佛教渗入中华文化的缓冲地带，这样，佛教不至于与儒家及封建政治相冲突。当然，佛、道也有区别，从目标上来说，佛教追求圆寂、成佛，道家追求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从手段上来说，佛教要求做到戒、定、慧，道家则只要求做到淡泊、自然；从哲学上来说，佛教是悲观主义，道家是乐观主义，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乐观主义群体。不过，这些区别并不妨碍佛道在避世、超世方面的类似性和相互包容，而且，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也变成了乐观主义的。从上可见，中国人并不排斥外来文化，只是外来文化要符合中国文化的特性，或者说要把外来文化变得有中国特色，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

鲁迅：“你所说的中国人‘不排斥外来文化’，应当改为‘不排斥比自己弱小的或者与自己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外来文化’；汉唐朝时中国人十分自信，大胆吸收西域文化，可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敌强我弱’，而且不仅在物质领域，在精神领域、社会领域也是遇到空前的挑战。许多国人要末拒不接受西方的民主、法治等现代文明成果，要末接受后变了味，成为‘中国特色’的东西。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中国就是一个大染缸，五千年的积弊使文化腐化变质，非得来一场洗天风雨才能略微荡垢除污，使中华文化得以新生！”

周作人：“改造中国文化，从何做起？一场洗天风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又有何用？文化是渗入人们的血脉中的，革命并不起作用。在中国关键是要以法制保障人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从而逐步建立起发展个性、维护人权、尊重自我、民本人道的社会。从传统文化来说，我们要弘扬道家的宽容、自由的精神，摒弃儒家法家的专制霸道和桎梏束缚，而不要笼统地否定整个中华文化。”

朱自清：“我主张兼容并包，就像庄子所说的破除‘成心’，‘宽容于物’，‘十日并出’，让各种思想、学术观点并存。可以否定、批判，也可以肯定、赞扬，通过讨论、争论，使问题清晰起来。这对于建立现代中华文明是极其有益的。”

陈独秀：“诸位的观点使我受益匪浅，明天再接着讨论中国文化的特点和国民性等问题，谢谢诸位！”

                         黄鹤楼聚会

却说由于战乱之故，第二天新诸子们带着遗憾匆匆而散，讨论会不了了之；直到50年后的天国某日，徐志摩兴起，利用各种手段联络大家，建议赴黄鹤楼游览，同时再度开个讨论会，获得众人的一致同意，于是，才有热闹非凡的黄鹤楼聚会。徐志摩乘兴作诗一首：

                         欢醉青春莫停杯，

                         花重娇艳席重开。

                         孤栖江岛寒羽翼，

                         浪迹天涯空襟怀。

                         朝恋仙人藏古寺，

                         暮嗟美女锁铜台。

                         多情吟啸山水处，

                         美景良辰不再来。

胡适也作诗曰：

                             登黄鹤楼

                         霜天寥廓飞鸿毛，

                         悲古抚今人似潮。

                         数劫楼台人不在，

                         几番风雨鹤已遥。

                         人间高士月中去，

                         山底长江天外飘。

                         仰首无言空怅惘，

                         冷风热泪对江滔。

郭沫若也赋诗一首：

                           又登黄鹤楼

                         崔颢吟诗黄鹤楼，

                         千年余韵绕神州。

                         心如旭日地中出，

                         愁似江滔天外流。

刘半农则写新诗一首，名曰《为了》：

                         为了歌唱

                         我撕破咽喉

                         为了呐喊

                         我失去自由

                         在天空与大地之间

                         我选择秃鹫

                         在都市与森林之间

                         我选择猿猴

                         太阳将我的血液烧红

                         我割断血管

                         祭洒江流

众人互为传递着、欣赏着这些诗歌，称赞不已。陈独秀说：“几十年风雨如晦，今天大家能相会，而且诗兴大发，真是前缘未了，我们该好好畅谈一番！”

鲁迅说：“我们还是研究一下中国民族性的问题吧？经过这几十年的思考，我总结出四个民族文化特点，不知诸位爱听否？”

梁启超、王国维、朱自清等国学大师们都急不可待，催着赶快说。鲁迅曰：“四个中华文化特点是：相对主义，一元主义，仁性关怀，直觉中和理性。相对主义是指，中国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相关、互为依存的，没有绝对的独立的存在；儒家的折衷主义、中庸之道，道家的辩证法、相对论，佛家特别是华严宗的依存论、缘起论等都否定了绝对的实体观念，表现出关联主义、互为联系的思想。而西方人是绝对主义者、实体主义者，他们肯定实体的独立的存在，由此而提出原子论、个人自由论。这些东西是中国文化孕育不出来的。一元主义是指，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灵肉一体，人物同融，个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譬如，中国的神是内在于宇宙、内在于自身的，‘上帝’与人合一；盘古创造世界，他自己化成了日月星辰以及河流草木；‘太极’也是在宇宙之内，它生成两仪（阴阳、乾坤等）、四象（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吉凶祸福等）、八卦，以及世界万物。而西方人与此不同，他们是二元主义者，天人分离，灵肉分裂，社会矛盾对立；他们以绝对的旁观者的态度看待宇宙，认为世界是一架与自己不相关的机器；西方的神也是外在的，上帝高高在上，统治着世界，并把神圣的定律塞给这个世界。正因为个人与自然相抗，所以西方人主张战胜大自然，并由此发展起近代科学技术；正因为个人与社会冲突，‘他人就是地狱’，所以西方人要以法律规范人们的行动；也正因为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的二元对立，所以西方人只能选择满足其一，中世纪压抑肉体、满足精神，现代则精神空虚、满足肉体”。

王国维补充道：“中国人的确是‘身心不二’，‘道’‘器’结合，体用一如的，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相互依存，‘道身’（精神生命）与‘根身’（肉体生命）超切循环（既超越又切入），一方面精神生命建立在肉体生命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精神生命又反过来影响肉体生命，此即儒家的‘以德润身’，道家的‘复归其根’；中国文化即是超切主义的，既超越世俗又切入生活，没有绝对的超越，也没有绝对的切入；没有绝对的主体，也没有绝对的客体。所以，中国人没有灵肉异化的痛苦”。

鲁迅：“可是，如此的主客一体也造成了对对象认识的模糊，因而中国人对大自然和人的生理、心理的知识都很贫乏，近代科学技术无法在中国发展起来。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中国是仁性关怀型文化，或称仁者、监护人文化。中国人需要的是上对下的、不平等的对生命的关怀呵护之情，皇帝、官员是仁者、监护人、圣君、清官，他们有良知良能；群众时刻感受到――至少耳边常听到‘上面’的温暖关怀。而西方则是材性知能型文化，或称爱罗（即小爱神厄洛斯Eros）文化、匠人文化。荀子所说的‘材性知能’指起于对异己对象的神秘感、惊异之情和好奇心而产生的占有、征服、探索的欲望。西方人所崇拜的就是在知性冲动的驱使下而勇往直前以求满足其自身创造欲、占有欲的天才、智者或英雄，而不是中国人的充满关怀精神的明君和圣贤；西方的‘魔鬼’、‘坏蛋’也是无限制地扩展自身欲望的人，而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败坏者’；爱罗就是爱、冲动、扩张、创造、探索的代表，匠人也是西方人测量、分析、制造、创造之‘匠心匠识’的典型，西方文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其实就是‘艺匠意识’与‘工匠意识’之争。匠心匠识乃是西方科学艺术繁荣的内在原因”。

林语堂：“树人兄果真高见！我自愧不如呀！”

鲁迅：“哪里！哪里！中华民族性的第四个特点是，崇尚直觉中和理性。中国人历来讲究直觉体验、中庸之道，具备世俗理性，但缺乏逻辑分析能力；而西方人具有‘罗高（即逻各斯logos）智慧’，善于理性分析、概念推理、逻辑思辨。这些就是我几十年来对文化的哲学思考”。

郭沫若：“树人兄，您生前骂了我一辈子，您在天国我却要‘恭维’您一辈子！您的见解一语中的，令我茅塞顿开，佩服！佩服！”

徐志摩：“下面我们请梁启超先生讲讲中华文化的背景吧？”

                         专制主义

梁启超：“中国文化在政治上是专制主义。譬如，我们的长城不仅是荣耀、强大的象征，更是封闭、保守和专制的标志。这样一个宏大的军事工程，如果没有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来统一调度以及实行强硬措施，它的完成也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城就是暴政的产物，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军事上的应用。”

郭沫若：“两千年前的唯一一首秦代民歌反映了人民在暴政下的痛苦呻吟：

                    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

                    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还有孟姜女的故事也很悲惨：杞梁（后传为杞良、范喜良、万喜良）被监工打死并筑于城墙中，孟姜女哭倒长城八百里。对孟姜女来说，长城已经不是保卫华夏的铜墙铁壁，而是暴政、死亡和战争的象征，是压在人民头上的沉重大山。”

王国维：“孟姜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敦煌石窟卷子中的一首短歌：

                   孟姜女，杞梁妻，

                   一去燕山更不归。

                   造得寒衣无人送，

                   不免自家送征衣。

这里记载的仅仅是孟姜女与杞梁的夫妻关系和独自送征衣的事。根据考证，这几句短歌可能是唐、五代或宋初的作品。另外，唐初《雕玉集》之《感应篇》有‘杞梁妻泣崩城’之说。后来，这个故事在民间越传越广，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说明，孟姜女已不是代表个人，而是集体意愿的化身，是广大劳苦大众对专制暴政的抗议。”

陈独秀：“秦嬴政是开辟封建专制时代的‘始皇帝’，‘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他‘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其个人的威风的确无以复加！可是，他的统治是靠残酷镇压来维持的，他两次坑儒，活埋了知识分子一千多人；他建骊山陵让一万多宫女活活殉葬，三千多工匠不让出陵被活埋。他修陵用了70万人，化了38年时间；修长城用了40万人，还修了绵延300里的阿房宫，共征徭役300万人。这真是举世无双的酷烈之专制，要知道当时全国的人口也只有2000万人，这2000万同胞可以说被秦始皇折腾得死去活来”。

徐志摩：“问题还不在于秦始皇一个人，而在于后来的帝王们都争相仿效，把个中国变成了专制主义的大监狱”。

鲁迅：“统治者及封建制度维护者们为了从心理上和思想深处愚弄和麻痹人民，神化其权力地位，他们还极力鼓吹一整套封建意识形态。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臣事君以忠’；他还从一言一行束缚人民，声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把人民弄得服服贴贴，根本一点个性和创造性都没有了！还有那个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子，奠定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他用‘法’、‘术’、‘势’来维护帝王的统治，声称‘独视者明，独听者聪，独断者可以为天下主’，要使‘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他主张控制舆论，取消学派，统一思想，杀戮学者，实行文化专制，称‘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对于知识分子要‘破其群’，‘散其党’，‘禁其欲’，‘灭其迹’，这真是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理论，为害中国两千多年！”

朱自清：“还有一个重要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功之臣’，他便是董仲舒。董氏竭力将封建帝王的无上权力进行神化，说什么‘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因此，‘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为政就在于‘奉天而法古’；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人随君’，必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一些理论把个中华社会变成了伦理――官僚――帝王三位一体化的网络”。

鲁迅：“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虽然对外不断地宣传仁义道德，他们自己却总是采取违背人性的暴力独裁手段。韩非子就说‘主上用刑，若电若雷’，秦始皇也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成了决定和支配一切的无上力量。隐藏在这个‘上’的权威背后的，是个人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个人的喜好、憎恶成为权力使用的心理依据。于是，‘我就是权力’，‘我就是真理’，成为封建君王的普遍意识”。

周作人：“显然，皇权象征着地位，而地位对于整个社会的诱惑力主要来源于它所包含的权势和巨大的物质内容。人们崇拜权势，因而一旦获得了这种权势之后，就会去仿效、重复那些曾经厌恶和仇视的生活、行为方式。譬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常常被用作改朝换代的工具，反抗压迫的农民领袖很容易‘变脸’，从‘温柔敦厚’变成‘凶神恶煞’；这也不奇怪，农民意识本身就是产生封建官僚和皇帝的沃土；这就是改朝换代在中国常常有，而封建专制却依然如故的原因”。

鲁迅：“中国人民基本上都生活在这样的两个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战乱、杀戮使得人民流离失所，朝不保夕；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人民可以租田种地，交纳沉重的租税，情愿忍受贫穷、抓丁和乡绅官府的欺压”。

梁启超：“专制主义、宗法制度、小农经济使得中国近代以来闭塞而落后。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成为一段时期内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时，英国也开始了对中国的商品出口的要求。可是，在清朝官员心目中，近代科技和英国如何呢？乾隆时，俞正燮说：西方科技只不过是‘鬼工’，知识在脑不在心的说法是西人‘心窍不开’的产物。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清仁宗接见了要求通商的英国使者罗尔美、马礼逊，但怒其不懂三跪九拜、冠冕服饰之礼，竟然拒收礼品；后来，弄清了原因在于衣车未至时，才慈心稍发，敕免了英王，并在敕谕中希望英王‘嗣后毋遣使远来’；中国就这样错过了一次历史性发展机遇。同治时，御史吴可读在奏折中云：‘洋人无异于禽兽，使其行三跪九叩之礼，有如强禽兽而行五伦之礼，能使其行，不为朝廷之荣；不能使其行，亦不足为朝廷之辱’；光绪时，大学士文治反对现代文明，竟然写诗曰：‘闻铁路而心惊，睹电杆而泪下’；大学士徐桐见洋人面见皇帝时不肯下跪，断定洋人没长膝盖，于是发给士兵人手一个长竹竿，以便在战争中把洋人打倒，他认为，洋人被打倒后就起不来了。17世纪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指出：‘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值得羡慕；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言，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看作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封建皇帝和官员就是这样目空一切，以高高在上的愚昧心理看待整个世界，长期的闭塞和乡土生活使得他们不知道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在与世隔绝、闭目塞听中盲目自大，其结果就是被坚船利炮所打败。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闭关锁国、唯我独尊的事，声称自己的制度最优越，要去拯救天下劳苦百姓，殊不知在世界上算咱们中国人生活得最惨！我们不仅贫困，而且心灵在流血！”

鲁迅说：“任公的话真是黄钟大吕呀，值得国人警醒！”

徐志摩看大家的心情比较沉重，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建议诸位一块到九嶷山一游，边走边谈。如何？”

鲁迅：“太好了！上次，我访问了鬼谷子，询问了中国文化的疑难；我原本说，从姑射山回来后要再访问他而未得，今天我们一起去邀鬼谷子同往，怎么样？”

听说要见鬼谷子，诸位像孩童一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马上出发了。

                          对人的设计

鲁迅等人在一直寻至昆仑山，才找到在此云游的鬼谷子及其弟子。然后，大家一道来到了九嶷山。只见这里重峦叠翠，云障雾绕，秋意萧瑟，斑竹婆娑，好一派梦幻仙境般世界！诸位边游览边讨论，时而围坐石上，时而洞中小憩，热烈地交流着。

胡适：中国文化十分重视对人的设计，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儒家就在血缘的基础上建立起它的孝悌和谐观，主张长幼有序、有差别的爱和上对下的纵向权力。特别是始作俑者孔子，把本是氏族遗风的孝悌普遍化，使人被束缚在这一等级之差中，丧失其独立的人格。孝悌由此成为儒家礼文化的中心，对禁锢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维护封建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孔子就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这里的孝悌并不是传统美德中的尊老尽孝，而实际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即“正名”，就是荀子所说的“明贵贱”。

李宗吾：有这么两则故事。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享有祭泰山的权力，而身为大夫的季氏却胆敢去祭了泰山，孔子为此怒不可遏，但又没办法。周礼还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享用八佾的乐舞，而季氏也享用了，孔子再度发怒：“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如此看重等级之差，就是要把中国人束缚在一个等级框架之中，培养一种奴化性格！

梁实秋：儒家倡导的是家族集体社会，由此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它严重地束缚着国人，并造成了特异的国民性，如重人际关系，重面子，夫贵妻荣，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血缘复仇，株连九族，打狗看主人，等等。

严复：儒家对中国人的束缚最终还要归于它所倡导的自我修养，通过“修身”来自觉地克制自己的欲望，而不可放纵自己。这种态度势必使人的感情常常处于压抑和萎缩的状态，得不到自由的宣泄，使人在经常性的克制和忍耐中变得亦步亦趋，谨小慎微，畏畏缩缩，没有了生命的活力，没有了创造力，没有了自主的人格，只剩下了奴性！

朱自清：早期儒家还只是要求“发乎情，止乎礼”，到了宋明时中国人脑袋上的紧箍咒越念越紧，竟然要求“灭人欲”！程颢、程颐称人欲是罪恶的根源，与“天理”势不两立，“无人欲即皆天理”，故要“窒欲”。他们还灭绝人性地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残酷地剥夺了妇女的再婚权等人生权利。大儒朱熹也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以理止情，以理废情，从内心取消人的欲望，使中国人成为无情无知无欲无求的空心人。

鬼谷子：中国文化中最缺少的是人权观念！在古代，没有妇女的人权，也没有男人的人权；没有自由生活的权利，也没有思想的权利、行动的权利！就这样，中国文化形成了淘汰精英培养庸材的负筛选机制！凡是敢想敢干的人都被投于血雨腥风之中！

周作人：鬼谷先生真乃一针见血，说得入木三分啊！

刘半农：对中国人进行“设计”的另一个人是庄周。他的摆脱物欲、泯灭差异、忘却是非的相对主义完成了对中国人的又一次精神征服。他把得失看作是“藏天下于天下”，要人们不患得患失；他说“富则多事”，要人们别去追求；他把生死贫贱都看作是天命所定，人无能为力，不必考虑。这些大概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劣根性中的精神胜利法吧？

鲁迅：是呀，精神胜利法创始于庄周。他的“心斋”、“坐忘”、“丧耦”，就是要人们龟缩到内心世界，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对庄子来说，痛苦等于幸福，失败等于成功，贫穷等于富裕，如此，中国人的心灵有了避难所，精神有了自救的手段，可以安贫乐道，可以逆来顺受，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接受失败的现实。这真是中国人的又一大发明，堪称第五大发明。

郭沫若：中国人的精神胜利史源远流长。由于我们长期封闭，自给自足，对外面不了解，因此，夜郎自大，抱残守缺，称中原为“天下”，称外人为“蛮夷”甚至为“禽兽”。乾隆就称天朝“无所不有”，用不着与外通商；咸丰时大学士倭仁说中国“天下之大，不患无材”，“何必师事夷人！”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说，洋夷决不能长期处于野蛮状态，逍遥于孔孟之道以外，必将被感化，“彼自知前者之蔑伦纪，不复可以为人！”“目下泰西诸国皆能识华文，仿中制译读四子五经书，还变其陋俗”。这种全民族性的愚昧、自大让人哭笑不得，悲哀顿生呀！

鲁迅：中国人善于利用相对化手段化劣势为优势，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也。因此，也往往欺软怕硬，并以此作为精神补偿。如阿Q受了假洋鬼子的侮辱后，便去侮辱小尼姑，然后忘了所受到的侮辱，飘飘然起来。现实中这种中国人太多了，遇到强者便苟且偷生，然后去欺负弱者，获得安慰。精神胜利法就为这些苟且偷生者找到了借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人变节、做叛徒反而成为英雄之举，难怪每次遇到外敌入侵时汉奸之多，如过江之鲫！

周作人听到哥哥讲到“汉奸”二字，不由得脸红起来，心跳加速，壮大胆子说：我当时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多磕头少说话”的时代，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只能以鸵鸟方式，在精神上欺骗自己；我提出“闭门读书”，“蔽聪塞明”之论，然而又想“混迹于绅士淑女之林”；我主张苦茶主义，声称人生就是游戏，曾说“我于这玩之外，别无工作，玩就是我的工作”。又说，我心中有一个叛徒和一个隐士，一个“流氓鬼”和一个“绅士鬼”；在这样一些观念的左右下，我就参加了日本人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我的身上的确存在着中国人的丑陋性，即精神胜利法与叛徒主义。中国谋略文化太讲究灵活、变通、阴谋诡计以及脚踏阴与阳、入世与出世两只船，这就必然导致了阴谋家多，汉奸多。

鲁迅：别以中国文化为自己的卑劣行经开脱！

徐志摩见兄弟俩要吵架，赶快说道：我们论述庄子对人的设计，别谈那么远！我觉得诸子百家还以宿命论来约束人。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庄子说：“生死、存亡、穷达、富贵、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乃事之变，命之行也”；佛教东来，也讲究因果报应，前世因缘，命里注定。这样，儒道佛齐心协力，使中国人不得不信奉“命里有时终需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不得不屈服于命运，听从于封建统治者的摆布。

诸子就这样一边讨论着，一边欣赏着风景。突然，前面飞起一鹤，鬼谷子蓦地腾空而起，骑上了鹤背，在九嶷山兜了一圈，才下来休息；不久，鬼谷子又见眼前有一湖，湖水清澈见底，他纵身一跃，跳进湖水，立即不见人影，但从水里蹦出一条鲤鱼，尔后又跳出一条小龙，皆为鬼谷子所变；众人目瞪口呆，惊叹不已。

                         经验主义

鬼谷子表演完他的轻功和变幻术，赢得一阵喝彩声，然后他恢复了原形，与大家又一直往前游览；不久，见一洞穴，内部空幻明亮，各位都进去想歇息一番。刚坐下，大家就隐隐听到哀伤的啜泣声，循声走去，发现是二条花斑蛇，能说话，自称是舜妃娥皇、女英所变，身上的花斑如潇湘竹，为眼泪所洒染；它们在此哭泣已四千多年，只要有人能给寻得灵芝草，煎熬成汤药，喝下，就能止住哭声，但一直无人来此。鬼谷子有恻隐之心，又能骑虎御龙，也能训服蛇蝎，当然就不怕是否其中有诈，他过去抱起二蛇，腾云驾雾去寻灵芝。最后，果真治好了花斑蛇的啼哭，还恢复了她们的女儿身。只见娥皇、女英长得如花似玉，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美貌，新诸子们见后无不争相与之交谈、献殷勤。从此，二女随大家浪迹天涯，萍踪不定，只以交谈讲学为快事。

林语堂说：我曾经用英文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人的经验主义》（on  Chinese Empiricism），是这样写的，不知大家认为妥当否？

林拿出文章的译文，自己念道：

古希腊人擅长逻辑推理，亚里斯多德创立了形式逻辑；埃及人发明了几何学、天文学；印度人也有自己的因明学和语法学，可是，中国人尽管天生聪明，但却缺乏完善的逻辑分析能力，只喜欢记录现象，罗列事实，玩弄词藻，直觉万物。他们讲面子，重形式，迷世俗，几乎没有超越现实生活的想象和思考；他们道器一体，对大自然和外物不求甚解，没有形上学。

中国的哲学都是关于生活的学问，哲学名词如“道”、“理”、“一”、“太极”等皆为泛泛而谈，没有定义，在具体讨论时会发现其意义含混到不知所云的地步。在先秦诸子中，只有墨子、荀子、惠施、公孙龙和韩非子的风格接近于有力的论证，但也相当不完备，而庄子、列子等人只对漂亮的比喻感兴趣。惠施、公孙龙也更多的是诡辩家的成分，他们喜欢提出一些怪诞的难题，并加以证明，如鸡蛋有毛，马下蛋，火不热，鸡有三足，车轮从不碾地，龟身长于蛇，狗也是羊，等等。

中国人认为，真理永远不能被证实、说出来，只能被感知。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即可以说出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庄子也说：“得意而忘言”，“会心于忘言之境”；中国人就常常推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求甚解”的境界。他们全然不相信逻辑推理，不喜欢严格的论证，也没有科学论文这样的事。然而他们是经验主义者，有着浩如烟海的史籍、丰富的笔记录，内容从天文、地理，直到人间奇事应有尽有。中国人喜欢罗列事实，观察现象，供后人从中吸取智慧。

完全靠经验主义是发展不起来现代科学的，难怪中国古代在天文学、医学、数学、农学、化学等方面零星的记录和猜测很多，但终究没有一套称得上科学的完备的理论。清朝学者俞正燮（1775－1840）曾读过一本西方人的书，书上说心脏在左，肝脏在右，这与中国人的经验正好相反，于是他说，中西之人的内脏位置不同，所以文化也不同，宗教也不同。这样凭经验直觉判断来下结论，是中国人的典型的思维方式。

在中国，人们还将“合情合理”置于逻辑事实之上。对西方人来说，一个观点只要逻辑上讲得通，就可以接受，而对中国人却不然，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是否正确没有关系，只要它合乎人情、经验就可！

凭着经验主义，中国人还体会到要在险象环生的世界上生存并发展，一个人必须具有圆滑的处世态度，因此，谋略主义和中庸之道成为国粹。不像西方人对人的品格要求很高，重视培养儿童的诚实、爱心，强调一个人的信用、绅士精神，而中国人只是以道德作遮羞布，实际上把守道德守规则看作“傻”，把讲诚实信用当作“迂腐”、“书呆子”，他们推崇机变、权谋、“有手腕”，看不起“乳臭未干”的“天真”，赞扬会溜须拍马的“成熟”。中国人对儿童的教育也往往是如何让他“别傻”，“别受欺负”，“学着大人成熟起来”。还有，中国社会不能容忍“冒尖”、“与众不同”，有“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口头禅；中国政坛也否定激进人物，往往左派右派、鹰派鸽派、主战派投降派都会倒台，默默无闻的中间派，没有主见因而也不得罪他人、往往被民间描述为“蠢材”的人可能会出人意料地攫取大权。因此，根据经验，中国人学会了中庸之道。《尚书》中记载，尧帝劝告虞舜“允执厥中”，孔子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孟子赞赏“汤执中”，老子称“不敢为天下先”，庄子称“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人的圆滑世故和老谋深算，同时也磨灭了中国人的锐气和创造精神。

中国的经验主义创造了古代文明的辉煌，但现代中华文明不能从中诞生。

林语堂的论文引起了众人的兴趣。

胡适说：经验主义在中国当代也有众多的表现，它并非不好。

刘半农：可是，经验主义具有盲目性。“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经验主义的产物，是“一场试验”！但是，这种试验是以国家的危亡、人民的生命为代价的。

李宗吾：“文化大革命”以及俄国的“战时共产主义”、“大肃反”都有理论依据，不能说是经验主义。

刘半农：那些理论都未经过实践的检验，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  ……

娥皇、女英听得烦闷，提议大家到湖中游泳，共享天然之乐；诸子响应，皆赤裸仙体，在水中遨游翻腾。

                          东方之国

鲁迅说：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不能就事论事，何不作横向比较，到邻邦日本去看看，请教一下福泽谕吉、川端康成？

众人都同意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乘云驾雾，飘然而至东瀛，很快找到了两人。只见福泽谕吉长得浓眉大眼，身材高挑，着西服革履；川端康成瘦弱干小，穿传统和服，身边还带着两个美妓。大家说明来意，即请谈中日文化之差异，供中国人反省。

福泽谕吉介绍说：日本能证实有过旧石器时代，大约在一万年前才进入新石器时代，使用过陶器；后来，日本受到中国的影响，产生了弥生文化，有了农业。《汉书》中“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是有关日本的最早文献记载。中国《魏志》还记述了魏国帮助邪马台国消灭狗奴国的事。日本最早的史书和文学著作是《古事记》，由天皇口述，成书于公元712年。日本孝德天皇主政时，定年号为大化，仿效大唐，实行大化革新。但后来很长一段时期日本诸侯割据，织田信长力图统一全国，未竟而被迫自杀，丰臣秀吉得以完成统一。丰臣很狂妄，企图吞并朝鲜，并进而征服中国，但遭到失败；权臣德川家康夺得了政权，成立了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

川端康成：关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在日本有个这样的说法，鸟儿不叫，织田以武力强迫它叫，丰臣想办法逗它叫，德川坐在一旁耐心等它叫。这就是日本人的“忍术”――“忍人之所不能忍”。从这方面来说，德川的本领最大。

福泽谕吉：德川的忍术实际上来自于中国。可是，中国人是逆来顺受之忍，日本人是以顽强的毅力“成人之所不能成”之忍。譬如，明治维新时，日本人情愿经济被殖民化，丢掉关税等主权，也要忍耐下去，学习西方人的经济做法，从而使自己也强大起来。说来日本自德川家康以后260余年，一直实行幕府统治，将军掌权，天皇虚设，闭关锁国，那时经济上还不如中国呢！1853年，日本才由美国舰队强行打开了国门；1866年，明治天皇登基，倒幕派获得了胜利；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口号，全面学习西方的文化、科技。那时，我崇尚西洋哲学文化，强调科技等“实学”，抛弃从中国学来的儒道佛、修身养性等“虚学”。可是我听说中国人始终不愿全面对外开放，要么认为“天朝第一”，要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么说什么“物质文明西方先进，精神文明中国先进”，要么自欺欺人地宣传“中国社会最优越”；或者只学习西方的技术实物；或者只学习别人的管理方法，而拒绝现代文明的内核――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念。你们中国人也不想想，中国的经济那么落后，封建残余那么严重，文化那么闭塞，老百姓那么愚昧，中国的精神文明能先进吗？只不过是长期锁国，使得中国人闭目塞听，夜郎自大，不了解别人而自以为了不起而已！

川端康成见福泽说得慷慨激昂，恐伤了中国人的“面子”，连忙打断说：中国的文化悠久嘛，背的包袱当然就沉重；日本的文化向来是学来的，于是只能虚心些。明治维新时，天皇宣布《五条誓文》，一为召开会议，决于公众，二为上下一心，谋求发展，三为各遂其志，使民心不倦，四为破陋习，立公道，五为求知识于世界，振兴皇基。这五条，中国人就难以说出、做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倡贸易，重教育，兢兢业业，发奋图强，不惜“过劳死”，终于迅速强大起来。二战以后，我们又经过民主改革，经济自由化、股份化，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福泽：相比之下，中国人抱残守缺，妄自尊大，丧失了许多发展、改变的机会，真可惜啊！

此时，鲁迅等人脸色严峻，口齿木讷得说不出话来。娥皇、女英则与两个日本美妓嬉闹起来。

川端：日本是紧张民族、严肃民族，靠着奋斗精神、合作精神才有今天。而中华民族是轻松民族、窝里斗民族，老百姓生活闲散，社会常常分裂，人群如一盘散沙，没有什么协作精神。我听说，一个中国人独闯天下是英雄，二个、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会“自相残杀”；中国的英雄们很难合伙做一件事……。嗨！我还是谈谈日本民族的情趣文化吧！日本人是悲观主义者，是重视心灵感受的民族，欣赏悲剧、无常，离不了一个“哀”字，如文学主要表现哀伤、哀怜、哀叹、哀惋、哀怨、哀情、哀痛、哀感、哀美，以及悲哀、物哀；日本人还迷恋自然美，欣赏风花雪月，淡雅幽玄，余韵袅袅，余情悠悠。这种“日本之美”――淡雅寓深情、无言之美、死的壮美，正是我的小说表达的主题。

梁启超：我们中国人却是乐观主义者，小说戏曲也都以大团圆结束，不像日本人、西方人之悲剧结尾；我们崇尚月圆、完美、和谐，也不同于日本人之崇尚枯山水、不平衡、不对称；我们面对死亡显示的是留恋、不甘心，而日本人死不回眸。乐观主义使得我们沉于享乐、懒散、世俗，迷于金钱、官位，相信清官，不要法治，而悲剧意识使得日本人紧张、敬业，有危机感，当然也有自杀之风。

川端：我是在获得诺贝尔奖三年后口含煤气自杀的，我认为，“临终的眼”才能映出自然的美、“灭亡的美”。画家古贺春江说得好：“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

王国维：我也是自杀而亡的。像我这样自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少，可在日本很多，这就体现了文化的差异。

福泽：日本是个尚武的民族，有武士道精神，故而日本人勇敢、男人有男子气；中国是个尚文、重科举的民族，热衷于孔孟之道，故而中国人“温柔敦厚”，男人有女人化的倾向。

娥皇、女英听到中国的男人有女人化倾向的话，不禁掩面嬉笑，周作人、徐志摩、林语堂等人顿时面红耳赤。

鬼谷子因惦念着弟子苏秦、张仪等人，遂告别众人，回战国时代去了。

                        西天取经

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人在日本收获颇丰，回国后决心再往印度、埃及、希腊考察取经。他们翻越喜马拉雅山，在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分别找到了圣雄甘地、泰戈尔，与他们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陈独秀：你们印度号称是世界人种博物馆，流行的语言有几百种，文化上千差万别，既有印度教徒、佛教徒、锡克教徒、耆那教徒、回教徒，又有恒河、圣水、神牛、贱民，请问你们的文化是怎样发展的呢？

甘地：大约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700年，这是当时的印度土著文化――哈拉帕(Harappa)文化也称印度河(Indus River)文明的鼎盛时期，1921年发掘的西旁遮普邦哈拉帕遗址里有美宅、浴室及排水系统。土著人盛行树神、虎神、蛇神、牛神（母牛），有生殖器崇拜、瑜珈修炼。公元前1200年左右，原在高加索一带的雅利安人的一支逐步进入印度次大陆，征服了土著人，成为现代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的祖先。雅利安人在公元前2000年著述了人类最早的文献之一《吠陀》(Veda)，阐述万神并存的思想；后来，又创立婆罗门(Brahmin)教，建立种姓制，分为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Kshatriyas)，吠舍(Vaishyas)，首陀罗(Shudras)，除此之外，还有贱民。婆罗门教奉行《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原则。《吠陀》成为印度文化的根底和源泉，其中《黎俱吠陀》(Rig Veda)的文学水平最高，其中诗曰：

那时没有“无”，也没有“有”，没有太空，也没有太空以外的天。

被掩蔽着的是什么？在哪里？掩蔽者又是谁？哪里是水？深不可测的水何在？

……   ……

谁真知道，谁能说出，它从何处产生，造化从何处而来？

神的出现是在世界产生之后的。那么，谁能知道，他是从何处出现？

他是最初创造的根源，是否他创造了一切，或许他并没有创造。

他的眼睛在最高一层的天上监视着世界，他真知道，或许他也不知道！

徐志摩：这些诗很象中国屈原的《天问》，只是中国人晚了一千多年。

甘地：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印度进入列国时期，即各部落组成了大大小小的国家，也产生了佛教、耆那教等沙门(Sramana)思潮，类似于中国的诸子百家吧！当时，还出现了《奥义书》(Upanishads)，它成为印度思想的源泉之一，也有人称之为“人类智慧的顶峰”。《奥义书》中说：“永久胜利的是真理，决不是谬妄！”“这宇宙是什么？它从何而生？它的归宿何在？”“它生于自由，住于自由，而且融化于自由”。“太阳不升也不落。人们所说日落，乃白天终了时太阳把下面变成黑暗，而把另一面变成白天”。公元前327年，亚力山大大帝远征印度，但士兵厌战，只得两年后返回。公元前324年，旃陀罗笈多建立起孔雀王朝，其孙阿育王在对外征服中一次杀人10万，后改信佛教，放弃战争政策，主张“法胜”，即用“正法”征服世界。表现“法胜”理想的“法轮”图案现已选用在印度国旗上。后来，在印度次大陆又建立过巽伽王朝、甘婆王朝、安度罗王朝、贵霜王朝，佛教即通过贵霜王朝传入中国，但这些王朝都未统治印度全境。公元4世纪，又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的人建立了笈多王朝，历时300余年；此时，印度佛教衰落，种姓制和婆罗门教重新兴起。笈多王朝灭亡后，印度四分五裂。公元7世纪，戒日王统一印度北部，这时中国的玄奘西天取经，受到戒日王的接见。戒日王死后，印度又分裂，直到1206年建立起伊斯兰势力的德里苏丹国。1757年，英国殖民者征服印度，1950年印度独立。从这个历史可以看到，印度正好与中国相反，我们大一统的时期很少，四分五裂的状态居多；印度人崇尚非暴力、宗教至上，相对漠视权力、否定人生，因此，没有中国人的专制、暴力、权力本位、官本位以及世俗的观念。

梁启超：请问，印度人的观念与中国人的观念还有哪些不同呢？

泰戈尔：印度人轻信传说，文学、历史多数都是口传而来，我们几乎没有历史观念，古代只有一本12世纪的史书《帝王的波浪》，是关于克什米尔历史的。而中国的史书浩如烟海，人们也喜欢以古代论证今天，喜欢“回头看”。还有，印度人是神灵美感、宗教艺术的创造者，各种神祗令人喜爱；而中国人陶醉于人生，认为生活即是美好的，因此，中国没有超越生活艺术的艺术。印度的非暴力思想也是源远流长，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说：“真理、自制、禁欲、宽厚、非暴力、德行有常，是获得成就的方法”；而中国人是暴力主义者，历史上，杀人、食人肉、挖人心的事惨不忍睹。印度人是悲观主义者，佛教即认为“人生皆苦”；而你们中国人尽管有消极的道家哲学，但仍然是乐观主义者。中国几乎没有以悲剧情节结尾的小说和戏剧，古代也没出现过“悲剧”一词，这使得中国人的思想缺乏应有的深度。不知我这么说是否冒犯了诸位？

鲁迅：不！绝对不！您的说法是实事求是的。中国人应该有勇气正视自己，有能力反省自己，克服掉爱听颂歌、不听批评的毛病；应当真正做到心胸开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种见批评就生气甚至大动肝火的人是愚蠢的。

泰戈尔：那好！有您这样的国民乃是中国的骄傲！

林语堂：请问，印度思想中的“梵我一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甘地：梵我一如思想主要来自于奥义书，它指的是宇宙精神与人的灵魂的高度和谐、一体化，指大宇宙与“小宇宙”（自我）的合一。“梵”(Brahman)意即咒力、神力、主宰，它既是世界的本原、本质，包括了万物的特性，又超越了人的感受，无法用语言、概念来描述。

王国维：“梵”类似于中国人的“道”，“道”既是宇宙的起源，又是万物的主宰；既是物质，又是精神，还代表着真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志于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梵与道还都是运用“否定法”、“负的方法”来定义，佛经中称之为“遮遣法”。如奥义书中说梵“不粗不细，不短不长，不象火红，不象水湿，没有阴影，没有黑暗，不是风，不是空，不粘着，没有味，没有嗅，没眼睛，没耳朵，没语言，没感觉，没生力，没气息，没有端，没有度，没有内，没有外，它不消灭什么，也不被什么所消灭”。中印的这种否定表述法，不从正面严格地、确切地定义概念，而只是描述它不是什么，这对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郭沫若：请问，作为印度国教的印度教有哪些特征呢？

甘地：印度教是通过非暴力的手段追求真理。但是它是多元的，马克思说印度教：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宗教，又是为毗湿奴献身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的确，印度教汇集了婆罗门教、伊斯兰教、佛教、瑜珈、生殖器崇拜、火葬、沐浴仪式等多种因素，它主要崇拜创造神－梵天，世界保护神－毗湿奴，毁灭神－湿婆。印度的神大多很复杂，很具浪漫艺术性，如湿婆既性格暴躁，可毁灭世界，又善良和蔼，救助穷人，保护苦行者；他既是兽主、舞王，又主管生殖，代表着男性的性力。

严复：中国人是没有这样的丰富的神话和想象的。我们的神话既简单又支离破碎，反应了“苦耕”民族的沉重性和现实性，面朝黄土背朝天，哪有那种浪漫？！印度虽然也为农耕民族，但你们土地丰富、肥沃，不需要付出很多的劳动，便能解决温饱，所以，我称印度为“轻松农耕民族”。你们有闲暇和心情作浪漫的想象，从事宗教艺术创作。

泰戈尔：印度还有性力派，认为世界由湿婆与他的女人结合而形成，要想解脱，就必须从性交中实现；因此，他们举行“轮座”仪式，在深夜喝酒吃肉，过集体性生活。而且，印度教的寺庙既是政治、经济、文化场所，又是卖淫之处。

郭沫若：中国人认为世界由阴阳两种物质组成，阴爻- -象征着女性生殖器，阳爻－象征着男性生殖器，所以，我们也认为世界是交合而成的。不过，虚伪的道德使得中国人认为两性之事是丑陋的、见不得人的，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尽管偷偷摸摸时又是放肆的，譬如，中国人甚至创造出性交的理论来，所谓“房中术”比哪个民族都发达。

泰戈尔：印度文化还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印度教、佛教都是多神教，能容忍不同的神；他们既有精深的理论，又是生活方式；佛教有中观派，主张糅合矛盾并超越它；印度人还认为，人生有四大目标：法、欲、利、解脱，这四者就涵盖了各个方面，法就是宗教精神，欲就是性欲享受，利就是财富实利，解脱就是超越人生。

鲁迅：中国没有“法”，没有真正的宗教，但是将世俗的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神化独尊；中国人不敢正视“欲”，只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中国人也不敢正视“利”，历来“义”“利”对立，重义轻利；中国人不追求解脱，而沉浸于世俗，最多只是老庄式的若即若离的“游世”和超切主义（既超越又切入）。

对中印文化的三天三夜的讨论之后，主人请中国人在恒河沐浴，娥皇、女英如鱼得水，赤裸着游玩了数个时辰，然后大家又参观了泰姬陵和寺庙，最后一块穿越时空，返回到罗马帝国时的古埃及考察。

泰戈尔说：我早就想踏上世界最古老、最生气勃勃的地中海两岸的土地了。

两国圣贤们抵达参观了上埃及的杜什、索哈杰、阿赫敏，下埃及的亚力山大、吉萨、孟菲斯等地后，胡适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了“中国、古埃及文化的相同类型”。文曰：

中国人、古埃及人创造了几乎相同的大河文明，他们同样农耕，同样依赖于土地，同样商品经济不发达，同样重视修建水利灌溉工程，同样发明了象形文字，同样实行专制，同样王朝循环，同样世俗化。

由于地中海南岸布满暗礁，多是浅滩，其它三面或是大海，或是沙漠，或是高原，埃及形成了与中国类似的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创造了以尼罗河为中心的大陆大河文明。

埃及人很早就开始了农耕。公元前2700余年的壁画上就有两个农民用牛耕田的画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埃及人用木锄、木犁创造了亩产高记录，造就了“世界粮仓”。

埃及王朝政府象中国封建政府一样依赖于对土地而非人身的控制来稳定社会。埃及农民的土地一般不允许买卖，而租税又特高，至少占20～50％，因此，当农民不堪重负破产时便将土地捐给神庙，归于法老，本人成为国家的奴隶，但又不失去人身自由。

古埃及的商品经济发展很迟，一直停留在物物交换的阶段。在古王朝的末期，曾出现过货币，但随着第六王朝的灭亡，社会倒退了几百年，在中王朝时又回到了物物交换；中王朝后期，又出现过货币，但随着大动荡一块消失了。直到公元前1567～公元前1320年的18王朝时才出现了“商人”，直到希腊化时期才出现了真正的货币。

由于尼罗河水经常泛滥，古埃及人把修建水利灌溉工程作为头等大事，集权有效的政府总是费尽心机修筑水渠。如果政府动荡，统一的灌溉系统无人维持，那么，经济就要瓦解，国家就会分裂。所以，马克思说：“在埃及，丰收取决于好的或坏的政府，犹如欧洲取决于好的或坏的天气一样”。

古埃及人还发明了类似于汉字的象形文字，19世纪法国人商博良(Francois Champollion)第一个破译了这些文字，著有《古埃及语语法》《古埃及语字典》，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

古埃及建立了神权官僚政治，法老既是国王又是主神－太阳神，死后也变成神，因此，他具有无限的权威。埃及人崇拜太阳神――拉神(Ra),或贺拉斯神(Horus)，或鹰；各地方也有相应的神祗，各行业也有专神，但这些神往往在人间，而不象古希腊的神在天外。古埃及社会能否统一，关键也在于国王是否具有神的号召力。

古埃及官僚众多，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很严密，中央拥有巨大的财力，控制了绝大部分土地。庞大的官僚网促成了金字塔的修建和完成，第四王朝时的胡夫金字塔是法国埃菲尔铁塔之前世界最高的建筑。

古埃及与中国相似，一直处在周期性崩溃与修复之中。公元前3200年，上埃及的那尔迈(Narmer)也叫梅那(mena)，建立了第一王朝；公元前2980年～公元前2780年建立了第二王朝，上述为古朴时期；从公元前2780年到公元前2280年经历了第三、第四、第五王朝，为古王朝时期；后又经中王朝（公元前2280年～公元前1778年），新王朝（公元前1570年～公元前1090年）时期，共连续建立了19个王朝，后被亚述人入侵建立大帝国。

古埃及人尽管有人间神、也有天外神的丰富想象，但他们仍然是世俗的。法老修建金字塔，并非为了来世，而是为了保存肉体，死后继续享受现世，正如中国的皇帝也热衷于修建巨大的陵寝一样；他们还像中国人那样注重流芳百世，把名字刻在建筑物、装饰物上，立各种碑柱记述自己的言行；正是借助于它们，后人才得以了解那段漫长的历史。

对于胡适的观点，梁启超、徐志摩、刘半农、梁实秋等人基本赞同，但鲁迅、陈独秀、甘地、泰戈尔等人表示不甚苟同，他们认为古埃及是个神话宗教发达的民族，与中国有天壤之别。

众人又来到了古希腊。

                          民主制

在古希腊雅典，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很早就在学园里等候着东方人的到来，梭伦(Solon)、帕里克利斯(Pericles)则在各自的办公室里迎接着客人。雅典的公民见着中国人、印度人皆惊奇地围观过来，并友好地问候；特别是，他们夸奖着娥皇、女英“美貌如天神”，“一定是爱神阿芙洛狄特(Aphrodite)的东方化身”。两位女子虽然不习惯于他们的直截了当的恭维，但心头仍然是甜滋滋的。

听说客人的目的是了解异域文明，借以对比，反省本国文化，柏拉图兴趣盎然地介绍着：

希腊的文明起源于克里特(Crete)岛，那里有精美的陶器、装饰性壁画等；因传说中有米诺斯(Minos)王，所以叫米诺斯文明，也叫克里特文明；后来，亚该亚人(Achaens)入侵，变乱后形成了希腊(Helladic)文明；800余年前，迈锡尼人(Mycenean)又征服了希腊人。迈锡尼王为了控制亚洲要塞特洛伊(Troy)，借特洛伊王子拐走了其兄弟斯巴达王之妻海伦(Helen)之机，发动了特洛伊战争；现在流传着许多这方面的故事，被编成了神话。不到100年后，多立斯人(Dorian)入侵，赶走了迈锡尼人。在400年前，希腊进入城邦时期，我们的人民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到达世界各地建立了数十个城邦，大量对外移民；最有名、最有实力的城邦是雅典和斯巴达(Sparta)，两邦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体制，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冲突、较量。斯巴达人属于大陆文明，封闭勇武，自然经济，自给自足。他们规定，公民不准经商，商人是贱民，虽不是奴隶，但社会地位低下，没有政治权利，而且不能与公民通婚。他们的公民大会有名无实，权力掌握在监察官和元老会议手中。斯巴达人过着军事化的生活，从小便习武格斗，集体训练；为了培养优秀后代，他们规定，婴儿出生时如有缺陷，便立即处死；老夫少妻，必须带一个青年男子回家，成年人可以借妻给好朋友。

娥皇、女英听到后，脸色羞红。

林语堂：斯巴达人一方面类于吾国吾民，如重农抑商，另一方面又类于希特勒，培养所谓的优秀种族。

亚里斯多德：但是，雅典却不一样，我们属于海洋文明！雅典的俗语说：“自由人是爱海的”。我邦有发达的商品经济，有直接民主和平等的法治；除奴隶和外邦人、妇女之外，人人都可以参政，轮番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政府发放参政津贴；我说过：“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我邦的大事都是经过法定程序表决决定的。

陈独秀、鲁迅对雅典的民主兴趣大增，又求教于梭伦、帕里克利斯。

梭伦介绍说：我进行了有名的梭伦改革，一是发展工商业，消除各种限制，鼓励贸易文化的交流；二是发展政治民主，规定了贵族和自由民的民主权利；我废除了以身抵债制度，恢复了人身的自由；起初，我们执政官是终身制的，后来规定十年一届，最后一年一届。有人劝我成为雅典的僭主，我拒绝了，我要求雅典人发誓捍卫他们的法律！我自己决心不久后将辞官到海外漫游去！

中国人、印度人对雅典的民主啧啧称奇，对梭伦钦佩不已！

帕里克利斯说：我执政期间，搞了“帕里克利斯民主”。贵族会议的权力被彻底取消，执政官和其它官职向一切公民开放，并在各选区抽签产生；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在大会上提出议案，参加讨论，决定事务。为了帮助穷人参政，政府发放了参政津贴。我们还建立了500人的议事会，从十个部落中各选50人组成，每一部落的50人轮流组成主席团；议事会成为公民大会的常务机构。另外，我们还设立了放逐制度，规定公民大会民主决定应该放逐的危险分子，表决时每个公民在贝壳上写下应放逐者的名字，如果票数达到6000，立即放逐，10年后才允许回来；被放逐期间，财产不没收，回来后一切权利如旧。我曾说过：“我们的政治称作民主，它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设，非少数人私有”。这种制度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朱自清：雅典的民主与斯巴达的专制最后的较量如何呢？您领导了雅典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是最早的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之战。

帕里克利斯：雅典的弱点在于粮食要从黑海地区进口，而斯巴达人获得了波斯人的帮助，建立了海军，断绝了雅典人的生命线，雅典被迫暂时投降了，但后来又收复了失地，缔结了和约；实际上，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得两败俱伤，一蹶不振。不知希腊未来的前途怎样？

郭沫若：整个希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衰落了，马其顿城邦的亚力山大乘机征服了雅典，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亚力山大患传染病死后，帝国随之土崩瓦解。尔后，罗马人取而代之，宣布成为“希腊自由的保护者”。古罗马经历了王政时期、共和时期、帝国时期，公元395年日尔曼蛮族入侵，西罗马崩溃，拜占廷的东罗马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后来，拜占廷的皇帝邀请土尔其人入境抵抗塞尔维亚人，但打败斯拉夫人后，土尔其人乘机夺了权，建立了奥斯曼帝国，也占领了希腊；直到1830年，希腊宣布独立，成立了王国。

帕里克利斯惊叹道：你们中国人真是“天神”、“先知”竟然知道二千年后的事！

“天神来到了雅典”――一传十，十传百，一时间，雅典城人人都在议论着东方先知的传奇。

                        神话国度

鲁迅、泰戈尔等人在古希腊生活了两个月，收集了大量的神话传说，以作为今后文学创作的素材。鲁迅还在每则神话后加上了即兴的评论，供国人参考。

世界之初，混沌神(Chaos)与夜神(Nyx)统治着宇宙；后来，天地分开，天神为尤拉纳斯(Uranus)，地神为吉亚(Gaea)，他们结婚，生有数子；尤拉纳斯担心儿子篡位，便将他们赶回地球。母亲唆使儿子克罗纳斯(Kronus)用镰刀击伤父亲，夺得天神宝座。克罗纳斯与妹妹里娅(Rhea)结婚，他让兄弟海皮里翁(Hyperion)主宰太阳，妹妹菲比(Phoebe)主宰月亮。因天使预言克罗纳斯将被儿子篡位，为绝后患，克罗纳斯吞食其子；最后一个儿子宙斯(Zeus)出生后，母亲把他送到伊达山由仙女保护，长大成人，夺得父位。宙斯在奥林匹亚统治着全宇宙，娶姐姐赫拉(Hera)为皇后，让其兄波塞东(Poseidon)统治海洋。

（西方人崇尚暴力，公开表现暴力；中国人也崇尚暴力，但只作为权力争夺时的秘传手段，可用而不可说。一般来说，西方人无多少伦理观念，但有道德心；中国人重视伦理纲常，可道德是虚伪的遮羞布，现实中几乎不讲道德。）

先知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用粘土做成了第一个人，智慧女神、艺术女神雅典娜(Athena)赋予人灵魂和呼吸，普罗米修斯赐予火。一次，神、人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各得什么礼品；普罗米修斯宰牛，把肥肉里包骨头给神吃，把皮里包肉给人享用，此事被宙斯发觉，他怒不可遏，剥夺了人类火的礼品；随后，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火到人间。于是，宙斯将普罗米修斯绑在高加索山，受3万年刑罚，让一只秃鹫天天啄食其肝，但他的肝总会重新长出来。直到一天，去寻金苹果的半人半神的英雄赫拉克里斯(Heracles)路过次地，杀死了秃鹫，释放了人类的恩人。

（西方人崇拜像普罗米修斯、赫拉克里斯这样的敢作敢为、义无反顾的英雄，中国人崇拜温柔儒雅的“道德模范”――圣贤，或不讲道德的权力代表――皇帝。）

自从火被盗走后，宙斯开始憎恨人类。他命儿子即匠神、火神、霹雳神赫菲斯忒(Hephaestus)用粘土铸美女潘多拉（Pandora)，命雅典娜赋予她智慧，让盗贼的资助人也即发明、商业之神，有翅膀的信使赫尔米斯(Hermes)教她说谎。宙斯把潘多拉作为礼物，由赫尔米斯带给了普罗米修斯的兄弟爱辟米修斯(Epimetheus)为妻。趁丈夫外出时，潘多拉打开了丈夫不让她动的、普罗米修斯让兄弟保管的盒子，结果，战争、疾病、仇恨等祸害飞到人间，唯有希望没有从中飞出来。

（西方的神与人类一样具有七情六欲和各种弱点，中国的神则是完美的、“高”“大”“全”的形象；西方人悲观，有原罪说、潘多拉之说，中国人乐观，一心追求吃喝玩乐及福禄寿。）

潘多拉打开盒子后，人类迅速堕落，宙斯下凡巡查，决心要清洗地球。他让波塞东协助，使洪水泛滥，人类掩死殆尽。只有普罗米修斯的儿子杜卡连(Deucalion)及其妻听取了父亲的预先忠告而自备木盆漂流到了阿波罗(Apollo)和文艺九女神所在的圣山。杜卡连祈求神助，弄清了“将母亲的骨头扔掉”之隐喻，扔下石子变成了人。

（人类都经历过“洪水时代”，古希腊人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众多的神话，而中国先人留下了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的片断传说。）

爱娥(Io)本来是河神之女，被宙斯爱上。赫拉忌妒，从奥林匹亚山上飞下，寻求报复；宙斯预先知道了，他把爱娥变成了白色小母牛；赫拉索要到母牛，让百眼怪兽看住，不让出去。宙斯派赫尔米斯装扮成牧羊人杀死怪兽，将小牛解放出来。赫拉不甘罢休，派牛虻叮小牛，让她走路停不下来，一直走到了埃及，才恢复了真面目。她定居埃及后生了一子，后代成为埃及的法老。

（古希腊的神乃是人在另一个世界的翻版，神并非离奇、神圣不可亵渎，而是连天帝宙斯都有些淫荡，天后赫拉都忌妒成性，何况人类呢！）

宙斯看中了正在海中沐浴的腓尼基的公主欧罗巴，于是变成美丽的公牛伏在欧罗巴前；公主刚骑上牛背，牛就飞奔起来。欧罗巴惊问：“古怪的牛，你是谁？你要把我背到哪里去？”宙斯告诉她真情，说一块前往克里特结婚，欧罗巴同意了；他们婚后生了儿子米诺斯、萨尔贝顿和拉达曼提斯，这些儿子后来都成了克里特的国王。

米诺斯是个英明的统治者，他建立城市，制定了最早的法典，但他妄自尊大，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到，自己是神而不是人！宙斯于是给他一个怪诞的警告：降生一只“米诺牛”――它牛头人身，专吃人肉；让大建筑家德达鲁斯来到克里特，建造一个迷宫，中央为米诺牛的住所。人进入迷宫，要么被牛吃掉，要么走不出迷宫而饿死，只有德达鲁斯能解救。德达鲁斯在克里特生有儿子伊卡鲁斯，一天，他们要离开克里特，国王不放，他们就把羽毛粘在身上，一道飞走。德达鲁斯对儿子说：“你要在中间飞行，太低了，海浪会溅湿你的翅膀；太高了，太阳会把翅膀烧掉”。但是，后来儿子忘记了忠告，被太阳烧掉羽毛，落到海中淹死了。父亲住到了西西里岛的国王那儿。可是，米诺斯仍在寻找他，并派人到处宣称：谁能切下蜗牛壳的尖端，而把线穿过壳子，便奖励他一堆黄金。米诺斯知道，这只有德达鲁斯能做到。果然，德达鲁斯把线系在蚂蚁身上，让蚂蚁进去，便成功了。于是，米诺斯知道了建筑家所在，率军舰到西西里岛，要求交出建筑家。西西里岛国王采纳女儿的建议，设宴款待米诺斯，在宴会前的沐浴时烫死了这个克里特的国王。

（希腊神话中既有对神的品质的描述，又有对人生的忠告；既有浪漫的奇遇，又有独特的智慧。它们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象中国的神话支离破碎。）

阿芙洛狄特(Aphrodite，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Venus)为宙斯与女神戴尔尼(Dione)所生，她卷发碧眼，美丽无比，坐在由鸽子和天鹅拉着的车里，在她的儿子小爱神爱罗(Eros，即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Cupid)的协助下，掌管着人类的爱欲和婚姻。她善良，乐于帮助情人，但她教人婚后自由恋爱；一次，被丈夫赫菲斯忒用网抓住了她与战神阿力斯(Ares，即罗马神话中的马尔斯Mars)的床上之欢；她还激起海伦(Helen)心中不忠的爱情，于是点燃了特洛伊的战火。小爱神爱罗身背爱之箭，一次，误中了自己，结果唤醒了对凡女赛姬(Psyche)之情爱；可是，母亲阿芙洛狄特出于忌妒，无情地迫害赛姬。

（西方人是爱情至上主义者，重爱欲轻婚姻，爱神维纳斯竟然不贞、不忠！中国人是婚姻至上主义者，重婚姻轻爱欲，当然嫖娼携妓、眠花卧柳在中国古代文人中也是常事。）

神谕告示：提弗(Thebes)国王莱尔斯(Laius)由于娶了自己的堂妹，将被神惩罚，最后会让自己的儿子杀死。为了避免灾难，莱尔斯让牧师杀死刚生的王子，可牧师不忍心，偷偷地将王子送给了正在科林斯(Corinth)国王处做牧师的好友，请他帮助收养；这样，名叫俄狄浦斯(Oedipus)的王子终于长大成人。后来，在去提弗的路上，俄狄浦斯因阻挡了马车，被鞭打，他盛怒之下杀死了随从和车上的主人。谁知那主人正是他的父亲――提弗国王！当时，提弗正闹恐慌，有一只怪兽斯芬克斯(Sphinx)让国人猜谜语，没猜中者被吞食，猜中者将成为国王，娶寡后。谜语为：“什么动物早上4只脚走路，中午2只脚走路，晚上3只脚走路？”俄狄浦斯为解救国人，勇敢面对斯芬克斯，猜出谜底为“人”。因为人在婴孩时爬行，在成年时双腿走路，在老年时拄着拐杖走路。斯芬克斯见谜语猜破，跳崖自杀，俄狄浦斯成为国王，糊里糊涂地娶母亲为妻，生了二男二女。然而报应很快来了，全国瘟疫流行不止。后来，俄狄浦斯得知真相，原来自己杀父娶母，罪孽深重！于是他弄瞎了自己的眼睛，逃到雅典，神秘地死亡，母亲则上吊而亡。

（古希腊著名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将此神话写成了剧本《俄狄浦斯王》，剧尾写道：“俄狄浦斯曾道破了那著名的谜语，成为最伟大的人，多少人带着羡慕的眼光注视他的好运。然而，他却陷入了可怕的灾难之中。因此，当一个人还没有跨越生命的界限，得到解脱之前，不要说他是幸福的”。这完全表现了早期的西方人对大自然以及其神秘力量的恐惧。可让中国人感到畏惧的并不是大自然，而是人间的风云变幻，因此，孔子的“天”、“命”指的是对社会规律的了解；中国的著名悲剧《赵氏孤儿》《窦娥冤》也都是表现对暴力社会的控诉。）

海神波塞东为宙斯之兄，权力仅次于宙斯。他居住于深海宫殿，乘金色鬃毛之骏马拉的车漂洋过海，手里拿着一个三叉戟，随时呼风唤雨，翻江倒海。一次，他想推翻宙斯，被罚到人间做了仆人；他为特洛伊国王建立了特洛伊城墙。他还向笛米特(Demeter)求爱，笛米特不愿意，将自己变作母马以逃避，但波塞东变作公马继续求爱，结果，他们生了一个漂亮的马儿阿来恩(Arion)，在所有的赛马中都获胜。波塞东竟然还绑架了美女西尔芬(Theophane)到一个小岛上，将她变作小母羊，自己变作公羊，生了金色羊毛的后代。

（古希腊人是浪漫主义者，满脑子是神奇的想象；中国人是现实主义者，满脑子想着吃喝、官位、长寿、光宗耀祖。）

宙斯与凡女阿克米尼(Alcmene)生下希腊神话中最有名的英雄赫拉克里斯，天后赫拉忌妒，放两条毒蛇到床上去咬小孩，赫拉克里斯用小手勒死了毒蛇。英雄长大后，赫拉仍不放过他，经常让他发疯；在发作时，赫拉克里斯将儿子们扔进了火堆，杀死了可爱的妻子。为了惩罚自己，他做了阿钩斯(Argos)国王的用人。赫拉克里斯完成了12项壮举，斩龙除魔，杀海怪，驱妖牛，到世界尽头夺得金苹果，解救了普罗米修斯，到地府战胜了死神，等等。最后，赫拉克里斯误穿了染有毒血的衣服，自焚而亡，死后成为神。

（西方人崇尚无限扩张强力意志的巨人，如赫拉克里斯，甚至如魔鬼撒旦；撒旦并不是中国人的坏人，而是代表材性匠人，是无限伸张个人欲望和力量的强者。所以，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西方人在过去几千年所走的路不是耶苏之路，而是撒旦之路！扩张之路！战胜大自然之路！）

在一次婚礼上，“不和女神”抛一个金苹果“给最漂亮的人”，引起赫拉、雅典娜和阿芙洛狄特的争夺，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因阿芙洛狄特答应帮助他找到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便将金苹果判给她。阿芙洛狄特告诉王子世界上最美的海伦为斯巴达国王麦尼劳斯(Menelaus)之妻，于是，帕里斯来到斯巴达，拐走了海伦。为了报复，希腊人向特洛伊发动了战争。远征联军司令阿加梅农（Agamemnon）与部将阿基里斯(Achilles)因争夺一位美女失和，朋友帕特罗克勒斯(Patrocles)战死，才使他们握手言和。爱神阿芙洛狄特、战神阿力斯、太阳神阿波罗帮助特洛伊人，天后赫拉、智神雅典娜没有忘记自己的委屈，支持希腊人，双方数年不分胜负。后来，希腊人采用木马计，特洛伊祭师拉奥孔劝国人不要受木马计之欺，但被神派巨蟒杀死了他。终于，希腊联军攻破了特洛伊城。

（特洛伊位于小亚细亚，是通往资源重地黑海的关卡要塞。特洛伊战争其实是经济利益、交通要道之争，古希腊人把历史也给浪漫化、神话化了；中国人的历史则帝王化，为王者讳，为尊者讳，为统治者服务。崔杼杀齐太史，开了先例，后世哪个史官不服服帖帖？）

众人读完鲁迅收集的这些神话后，你一言我一语起来。

周作人：希腊的英雄大多是痛苦的，如赫拉克里斯虽然拥有无尽的伟力，但最后还是自焚而亡；拉奥孔虽为智者，但也痛苦死去。这些都反映了其民族性。

泰戈尔：希腊神话不是迷信，而是以人为基点，探讨人和智慧。

严复：柏拉图的最伟大之处便是研究了理性；在公元前400余年，写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Thucytide）说“希腊人似乎只有思想！”其实，希腊人是浪漫与思想的最佳结合体。

甘地：古希腊不仅是神话之国度，还是运动之国度，他们召开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们的建筑、艺术、哲学、戏剧皆十分发达，我们何不去参观一下运动会场和剧院？

多数人表示赞成，只有娥皇、女英愿留下与雅典的王子、青年交谈玩闹。于是，亚里斯多德找来一个向导，负责带领男士们到各处参观。正好当天有悲剧演出，剧名曰《美狄亚》，这样，他们亲临剧院，领略了地中海独特的风情。

                          戏剧与哲学

《美狄亚》之剧情迭宕起伏，感人至深，全场观众不时发出惊叹声，剧尾时竟哭声一片！

剧中主要人物有：伊阿宋――伊尔科斯国之王子。

                美狄亚――科尔克斯国之公主。

                埃宋――伊尔科斯国之国王。

                帕利斯――伊尔科斯国王之同母兄弟。

剧情为：

帕利斯趁雄心勃勃的伊阿宋不在国内时篡夺了王位，伊阿宋回来后，他发誓只要伊阿宋去黑海科尔克斯国取回金羊毛，他就让出王位。伊阿宋毅然去取金羊毛，结识了科尔克斯的公主美狄亚，坠入情网。

可是，国王不愿给金羊毛。美狄亚使用法术，让看守金羊毛的巨蟒熟睡，偷出金羊毛，与伊阿宋一块逃离。父亲兄弟在后面尾追，为了保护伊阿宋，美狄亚杀死了自己的兄弟。

两人来到伊尔科斯，交出金羊毛，但帕利斯非但不履行诺言交出王位，而且杀死了父亲。美狄亚决心为之报仇。一天，她当着帕利斯的女儿的面，杀死一只老公羊，剁成几块，扔进锅里煮，然后运用法术，使之变成一只小羊羔。美狄亚说：“象这样把你的父亲杀死，剁碎，烹煮，然后我用同样的办法把他老人家变成年轻人！”帕利斯的女儿信以为真，果然杀了父亲。伊阿宋、美狄亚报了仇，但被帕利斯的儿子驱逐出境，侨居在科任托斯。

在科任托斯，伊阿宋爱上了当地公主格劳克，抛弃了美狄亚。美狄亚不能自制，没想到自己落到这样的下场。她说：“的确，在一切有理性有灵性的生物之中，要数我们女人最不幸。因为，我们必须嫁一个男人，让他变成我们的主人。男人可以任意抛弃妻子，可离婚的女人却是极其不名誉的”。她要报仇。

美狄亚让儿子给当地公主送去长袍和金冠，金冠上有毒，公主和国王当即被毒死。美狄亚拿起宝剑，又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然后带着儿子的遗体腾空而去。伊阿宋骂她：“是一头母狮，天性比吃人的妖怪还残忍”。美狄亚说：“我已满足，因为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

伊阿宋在孤独中悲惨地死去。

出了剧院，众人余兴未了，又在另一剧院观看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

两个雅典的老人帕斯特泰罗、欧尔匹德斯因厌恶城邦的苛捐杂税和诉讼风气，千里迢迢来到荒山向鸟王求教。他们提出建立一个空中鸟国，截断天地之间的交通，使天神没有食物来源，迫使其向鸟国屈服。不久，鸟国建立了，这里没有天神的“气势凌人，高高在上”，只有“幸福安宁，青春作乐”，连奴隶也可以变成“梅花雀”，外国奴隶生下小鸟也可取得“国籍”。在鸟国成立后举行的献祭时，大批诗人、讼师、预言家前来请求收留为鸟，但都被拒绝，连天神也被赶走。此时，人类的恩人普罗米修斯偷偷前来告诉帕斯特泰罗：由于鸟国阻断了交通，天上没有了烤肉的香味，天神开始埃饿，他们将前来求和。你可向宙斯要求王权，并娶巴赛勒亚为妻。果然，海神波塞东、英雄赫拉克里斯等神前来与众鸟谈判。赫拉克里斯在酒肉的诱惑下欺骗波塞东，答应了全部条件，鸟国终于获得王权，帕斯特泰罗在众鸟的颂歌声中与巴赛勒亚结为夫妻。

观剧完毕，回到旅馆，中印学者们讨论不止。

陈独秀：阿里斯托芬与柏拉图、康帕内拉、摩尔，以及中国的老子、庄子、陶渊明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向往着建立没有阶级、没有压迫的类似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其情感可嘉。

梁实秋：古希腊在两千多年前的今天就出现了像埃斯库罗斯(Escuro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这样的伟大的悲剧作家，以及像阿里斯托芬(Aristophen)这样的伟大的喜剧作家，说明经过梭伦、帕里克利斯的民主改革后，希腊的人民自由而活泼，充满了创造的精神和探索的勇气。

徐志摩：为了鼓励戏剧艺术的发展，他们的政府还发放“观剧津贴”呢！反观中国，我们在先秦的戏剧小说创作几乎为空白；元朝、明朝、清朝戏剧发展起来了，但一直没有真正的悲剧，也没有喜剧、悲剧之分。

甘地：古希腊人“热爱智慧”的传统值得印度人、中国人学习啊！苏格拉底落拓不羁，被指控“慢待神灵”、“蛊惑青年”，交法庭以281：220的票数，判处死刑，这虽然是民主的悲哀和希腊的耻辱，但苏格拉底宁死不屈，拒绝逃走，拒绝以放弃学问为条件被释放，他说：要我因为怕死而放弃爱智之学，这是不可能的！柏拉图也说：真正的哲学家是不怕死的，追求死亡――真理是哲学家的使命，传播真理――灵魂解脱是哲学家的职责。

泰戈尔：大学者亚里斯多德著有《形上学》《工具论》《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修辞学》等书，他把知识分为理论、实践、创作三大类，提出十大哲学范畴，研究了物体的运动、形式逻辑等，建立了多个新学科，可以说，他是希腊智慧的杰出代表。

林语堂：古希腊智者如云，如伊壁鸠鲁在自己的花园里办学，倡导唯物原子论、肉体精神愉悦论；斯多噶主义者的芝诺提出克制欲望，服从神灵；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主张自由自在，回归原始；怀疑论的皮浪怀疑客观实在，主张对任何事物都不作判断；米利都学派的泰利斯认为万物始于水，其他有人认为万物始于气，有人认为始于生物；留基波、德莫克里特认为万物由原子组成；毕达各拉斯学派认为万物皆数，宇宙和谐，灵魂轮回；爱菲斯学派的赫拉克里特认为火为万物之源，万物皆流，战争为创造的源泉，对立统一为最美的和谐；爱利亚学派的色诺芬认为一切产生于土又归于土，巴门尼德认为存在是一，只有存在可以被思想、被表达，思维与存在是统一的；智者派的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中心，事物的存在是相对于人而言的；高吉亚认为一切皆无，一切不可知，一切不可说；居勒尼学派的快乐主义者认为快乐即善，知识限于感觉，反对理性；麦加拉学派、论辩派的欧几里德等人崇尚理性，善于论辩……。从上可见，古希腊人创造了辉煌的百家学说，对后世影响巨大。

鲁迅：中国的诸子百家限于讨论人生伦理，古希腊的诸子百家视野广阔得多，对灵魂、神灵、逻辑、艺术、自然、社会等都有探讨。

梁启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树人弟总在称赞别人，贬损自己，可当心有人骂你是洋奴、卖国贼哟！

鲁迅：我就想改变一下国人只愿听颂歌的劣根性！

胡适：多指出缺点总是有益的。有一天，我还会历数西方人的不是呢！

众人频频点头，都希望国人的心胸放开阔些。

梁启超、王国维、严复、陈独秀等人携娥皇、女英在地中海又游玩了一天，然后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帕里克利斯等人告别，与甘地、泰戈尔分手而回。

新诸子们在庐山、武当山、桂林又举行了三次研讨会，最后又开了一次诗会，研讨“中国文化与诗”。会上，林语堂认为，汉语是诗的语言，它朦胧、隐晦、简练、随意，具有跳跃性、整体性、会意性，它重意境、暗示、象征、音韵，因此，几乎随便几个汉字组合在一起，都能构成一首诗。但是，汉语的这些特征与科学描述的精确性是相悖的，也与西方语言的严格语法、时态变化、准确用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汉语不是研究科学的语言。而汉语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诗的文化，不是科学的文化。

王国维认为，汉语对于保持中国的统一、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功不可没。由于汉字是象形文字，字、音分离，所以，尽管各地的方言、发音不一，但字是一样的，文献是一样的，大家都认同，这样，汉字保持了统一，国家保持了统一，文化保持了统一。而欧洲语言字、音合一，如果形成了方言，发音有了区别，那么，词汇、语言都会走向分裂，这就是如今西方各民族语言的由来。实际上，英语与法语的区别还不如上海话与广东话的区别大。

梁实秋认为，诗在中国文化中地位显赫。中国诗词的象征主义、向往隐逸的浪漫主义、重形式轻思想、重功名轻爱情以及对感觉、悟性的推崇，都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成为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最佳选择。因此，历来人们重视写诗，中国于是成为蔚为大观的“诗国”。

众人讨论完毕，以诗赠别。周作人当众吟诗两首：

                             《无题》

                          明眸凝珠掩更流，

                          日光赶趁叹声溜。

                          少时常有琴心在，

                          今日只将禅性留。

                          梦后观花又似梦，

                          愁来弃月自无愁。

                          复归于朴法天地，

                          宋玉何为再悲秋。

                              《感赋》

                          高枕孤眠听晚风，

                          平林新月叩帘栊。

                          温床春梦花雾似，

                          人世秋凉季节同。

                          悔恨羞惭自古有，

                          荣尊富贵从来空。

                          逍遥天地忘物我，

                          不待凤凰栖梧桐。

    梁实秋也写诗道：

                             《感怀》

                          月落水中泯浪纹，

                          人浮世外静无声。

                          赏心乐事全抛我，

                          细雨晚风最可听。

                          窗外光阴弹指过，

                          柳梢春色恼人新。

                          千红不待赏花女，

                          亿万人间如独行。

胡适作诗借吟苏轼自嘲曰：

                          无奈才高亦枉然，

                          迎风临水叹华年。  

                          枯葵恋日天天瘦，

                          病马奋蹄步步艰。

                          无性青山催尔老，

                          有情江月为谁圆？

                          诗多难免愁如海，

                          愤世何如游世闲。

郭沫若在天国仍然豪情似旧，作诗道：

                          我的血液要高唱

                          我的神经要高唱

                          我的细胞要高唱

                          我周身的血液犹如

                                  地球火红的岩浆

                          我灵敏的神经犹如

                                  迅猛激荡的闪电

                          我呐喊的细胞犹如

                                  即将爆发的火种

                          燃烧的热情快要

                                  将我的心焚灭

                          澎湃的诗潮已经

                                  冲垮我理智的堤岸

                         翱翔着的想象哟

                                  如一只飞鸟啄破了天空

                          我高唱山岳

                          我高唱海洋

                          我高唱造山运动

                          我高唱雷电现象

                          我高唱生死相续哟

                          我高唱盛衰兴亡

                          我的血液要迸发

                          我的神经要振荡

                          我的细胞要分裂哟

                          我要放声高唱

                          唱！唱！唱！

                          直到唱破细胞！

                          直到绷断神经！

                          直到吐出血浆！

                              文字狱

海外有华裔学者，名曰丘成俊，他于港台发表了大量文章，认为中国文化是“政治型文化”。他说，古希腊发达的商品经济、奴隶制带来的闲暇以及民主的风气，造就了发达的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连普通的雅典城邦公民都乐听讲演、喜观戏剧，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力学，荷马史诗，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等等，皆成为近代文明之母，所以，古希腊文化堪称学者型文化；而古代中国经济上官营垄断，意识形态方面严密控制，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受到政治专制主义的束缚，所以，中国文化是政治主导型文化，或称政治型文化。

此言一出，有人反驳道：中国古代经济并非完全官营国有，自由的小农经济、自发的商品经济如汪洋大海，它们未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另有人反驳道：按照马克思的学说，经济基础应当是决定文化的主要因素，政治怎么会主导文化呢？

丘先生答：小农经济实际上体现的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而道家与儒家一样，也一直是政府的主导意识形态之一；还有，官方要以小农的安土重迁、安分守己、封闭保守、逆来顺受作为加强专制的土壤，因此，小农经济也是在政府的保护和提倡下才得以几千年维持不变的。可见，自然经济与官营垄断对于专制社会是相辅相成的。至于说自发的商品经济，由于它一直没有处于主导的地位，只是一种“边缘经济”，十分分散、脆弱，随时会因灾害、战争等因素而覆灭，所以，它对古代文化产生的影响很小。说起文化的决定因素抑或一件事的根源，我们往往应当从经济、政治、社会、心理、地缘等多个方面去考察，有时很难说哪个是决定性的方面，要视情况而定；有时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譬如，韦伯认为，宗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纳粹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还处于初期，而是德意志民族的心理倾向和性格结构；而西欧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也主要在于心理上的准备不足，以及“阶级意识”的不成熟。因此，“文化革命”、“心理革命”应当是社会革命的前提，人民的心理动力之和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而且，即使经济基础相同，因心理空间、社会性格不同，上层建筑也会不同。所以，社会存在并不能完全决定社会意识，还取决于长期积淀的民族性。上层建筑也不只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与社会心理、社会性格、环境等因素有关。经济决定论、物质决定论，本来就是牛顿力学时代的产物，与量子时代不相协调，一是它忽视了人、人的心理、人的主动性；二是“决定论”在科学界早已寿终正寝，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相对论，非欧几何，集合论，概率论，随机理论等等，都宣告了经典科学的机械论、决定论的破产。

丘先生指出：文字狱是中国政治型社会文化的产物，政治权力介入历史、文学、艺术。早在春秋时期，大夫崔杼杀了与自己的妻子私通的齐庄公而不让史官如实地记录此事，接连杀了两位秉笔直书的太史兄弟。隋炀帝善文，忌妒名声显赫的诗人薛道衡，于是罗织罪名，说薛的《高祖文皇帝颂》赞美先朝，意在诽谤本朝，故杀之。朱元璋更是疑忌成性，因贺表中有“作则垂宪”，“则”与“贼”音近，杀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写“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杀杭州教授徐一夔；因写“垂子孙而作则”，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因写“仪则天下”，杀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憬；因写“建中作则”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因写“圣德作则”杀澧州学正孟清；因写“天下有道”，“道”与“盗”音同，杀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因写“睿性生知”，“生”与“僧”近，杀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写“体乾法坤，藻失太平”，杀尉县教谕许元；因写“寿诚千秋”，“秋”读如“诛”，杀陈州府训导周冕；因写“遥瞻帝扉”，“扉”与“非”音同，杀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因写“式君父以班爵禄”，“式”与“弑”音同，杀亳州训导林云；一和尚写谢恩诗：“金盘苏合来殊城，……，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说：“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杀之。一日，朱元璋见一寺庙墙上有一咏布袋佛的诗：“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他认为是指责自己，遂“尽诛寺僧”。著名诗人高启写有《宫女图》一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圆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朱元璋认为是讽刺自己，后来借故杀之。御史张尚礼写有宫怨诗：“庭院深深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朱元璋说：“以其能摹图宫阃心事”，遂“下蚕室死”。佥事陈养浩有诗叹道：“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以其伤时，取到湖广，投之于水”。曾为礼部尚书的陶凯，自取别号“耐久道人”，朱元璋说他：“自去爵禄之名，怪称曰‘耐久道人’，是其自贱也”，遂找了借口杀之。还有清朝的文字狱，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皆盛，尤以乾隆时最炽，乾隆当政，共发生大的“书祸”130余起。主要案犯许多被凌迟、斩决，并祸及家属。

纵观历史，中国社会从秦始皇“独断”到康熙“一人治天下”，都是以天下奉一人，最高权力完全没有约束，皇帝为圣人、救世主，一切错事、丑事、丧尽天良的事都可以做出，而且隐瞒真相，钳制民口；人民则如草芥，臣工不过是奴才，跪爬、廷杖皆不可免，毫无平等、人权观念，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而文化也被这种独裁政治所左右；尤其是从宋朝开始，程朱理学盛行，皇权得以加强，中国进入“绝对专制主义”时代；到明朝连相位也取消了，主张“仁政”、“民为贵”的孟子的牌位也撤下了，朱元璋嗜血成性，大搞文化清洗；到清朝时，当权者对汉族文化、“异端”思想也是残暴地封杀，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而且，文字狱、文化蒙昧主义并不是封建时代的特产，它成为一切专制主义的共生物。

诗人叶文福写道：

              故宫，我恨你！你是母亲的宠儿，

              你把母亲的汗水当珍珠，缀在自己头上。

              那么多姐妹兄弟都野菜充饥，衣着褴褛，

              你呢，你却永远灯红酒绿，富丽堂皇。

              母亲宠坏了你，用她过多的善良。

              你不认众多的兄弟，成了无法无天的霸王。

              你伸出魔爪，去搂抱自己的姐妹，

              你执掌着闪电，抽打母亲的脊梁。

              吃饱了喝足了，你无休止地昏睡，

              太阳都烤着了屁股，还迷恋太祖的龙床。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荒唐的国家，

              绝顶的神圣意味着绝顶的荒唐！

              一手御笔圣旨，天下行法典规章，

              谁能看见另一手，抱着妖冶的媚娘。

              圣旨上写着一流的道德，

              高墙里干着一流的勾当！

              高墙挡住了月亮，遮住了太阳，

              数不清的御林军，剑拔弩张。

              高墙封住了希望，锁住了思想，

              一个森严的国中之国，固若金汤。

               靠凶残的专制，把自己捧得至高无上，

               五座大门，把山山水水吸得又瘦又黄。

               不论李自成，还是朱皇帝，进门就被你俘虏，

               你呀你呀，你是天字第一号染缸！

               故宫，我恨你，你奸诈阴险，

               肆无忌惮践踏着万水千山的忠厚善良。

               权力癌使你奄奄一息，病入膏肓，

               仍然腆着流油的肚子，耍尽骄狂！

               故宫，我恨你，你巧舌如簧，

               把权力说成真理，把真理嫁给凶狂。

               我宁可跟母亲一起去要饭、饿死，

               也决不踏你玉阕天阶，曲径回廊……

                        中国病言录

胡鱼为师，有弟子六千人，贤者一百四十四。弟子莫文凯好学擅思，博闻强记，收集了《中国病言录》一册，并有注解，胡鱼欣喜，传于众徒。弟子刘汗青曰：“我与民族一起闭门思过”。胡鱼曰：“知道反省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胡鱼择其病言如下：

         儒家――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君子喻（通晓）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巍巍乎，唯天为大；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乐天知命，故无忧；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君子不器；（指不可成为专门一器物）

                  君子怀德（可指留恋德政），小人怀土（留恋乡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民可使由之（听从、服从），不可使知之；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同，也应谈判、妥协、合作才对！）

                      不患寡（不担心少）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不安定）；

                      君子矜（矜持）而不争；

                      仕（做官）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道不行，乘桴（木筏）浮于海；（表明孔子无坚决入世、不退缩的勇气）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

                      用之则行，舍（舍弃不用人才）之则藏；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有道的社会，更应有舆论监督）

                      夷狄之有君（有君主），不如诸夏（中国）之亡（没有君主）也；（目空一切，认为其他民族都不如中国）

                      晋（晋国）其亡乎，失其度（过分了）矣！（孔子谴责晋国子产建立法制）

                      为尊者讳（为尊贵者忌讳，别说出他们的坏事、丑事），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毋友不如己者；（应当与各种人交朋友）

                      信而好古；

                      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

                      庶民无罪，怀才其罪；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人唯求旧，器非求旧，维新；

                      忠君而事其君；（应当是君王忠于人民！）

                      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杨氏（杨朱）为我（提倡自我），是无君也；墨氏（墨翟）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俞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问名；

                      男女无媒不交；

                      处女无媒，老且不嫁；

                      吾闻用夏（中华）变夷（改变外国）者，未闻变于夷者（被外国改变）也；

                      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取法于古人）；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受命之君，天之所予也；

                      王者承天意以行事；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存天理，灭人欲；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无人欲即皆天理；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夸大个人的作用）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法家――明主之道，在申子（法家先驱申不害）之劝独断也；

                      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

                      不赦死，不宥刑；

                      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

                      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

                      故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人民应当有观察监督君主的权力！）

                      凡治之极，下不能得；

                      亲戚妻子，质（人质）也；爵禄厚而必，镇也；参伍（上下牵制）责怒，固也；

                      名实当，则径之（杀戮）。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投毒）；

                      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

                      有功则君其有贤，有过则臣任其罪；

                      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

                      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

                      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

                      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

                      君臣不同道；

                      欲为其国，必伐其聚（必须杀戮群聚之朋党）；

                      使天下不得不为己（指皇帝）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

                      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文学暴露黑暗面被称为乱世之行为！）

                      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欲禁止人民自由思想、自由言论！）

                      破其群，散其党，禁其欲，灭其迹；（欲消灭知识分子！）

                      五蠹者，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逃兵役者），商工之民；（法家主张除掉以上五类人物！）

              道家――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将生命置之度外）而身存；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事长；

                      夫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目的是为凌驾于人民之上、成为人上人，才装出谦虚、处下！）

                      非以其（不是要表现出）无私邪（“邪”相对于现代感叹词“吗”）？故能成其私；（教导人们要表面上装出大公无私，然后才能成全私欲）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曲则全，枉（弯曲）则直；（委屈求全、退缩、识时务思想）

                      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没有祸害）；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老百姓中不好的，我也认为是好的）；

                      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愚民思想）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和其光（消解光芒），同其尘（混同尘世），挫其锐（挫掉锐气），解其纷（化解纷扰）；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无瑕疵可指摘）；（太圆滑）

                      莫知其极，则可以有国；（让老百姓不知情，新闻封锁）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夫唯不争，故无忧；

                      功成而身退；

                      绝学（不学习）无忧；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国的学问都是神秘主义的玄学）

                      直（正直）而不肆（放肆），光而不耀（耀眼）；

                      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六合（宇宙）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中国人只对现实感兴趣，对现实也只陈述而不加评议）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事之变，命之行也；

                      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向往原始的生活）

                      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摘珠毁玉，小盗不起；焚符破玺（烧掉契约，砸烂玉玺），而民朴鄙；剖斗折衡（打破容器，折断秤杆），而民不争；（中国人骨子里向往小农乡土社会的宁静纯朴，否定文明成果，要求摧毁商品经济的竞争、法治和财富不均的新秩序）

                      天下之大，不足以赏罚；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眷恋自由、自足、懒散的小农生活）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为物质利益捐躯），岂不悲哉！（表现出对功利社会的彷徨、不理解）

                      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富贵；

                      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知识分子）则以身殉名，丈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否定自我，否定功利）

                      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乎好知；

                      绝学捐书；（否定知识、文明）

                              百宋千元

有人提醒胡鱼曰：关于中国文化、中外文明之异同，在“五四”前后就有许多人作过阐述。何不观之？胡鱼择善而从，阅之如下：

严复曰：“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世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

陈独秀曰：“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中国人以和谐、家庭、感情和意识形态为本位，而西方人以战争、个人、法律和实利为本位”。又曰：“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

李大钊曰：“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东西文化“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又指出：“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真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

胡适曰：“只有一条出路，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而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胡适先生又指出：“几千百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不能引导我们向上的。那里面浮沉着几个圣贤豪杰，其中当然有值得我们崇敬的人，但那几十颗星儿终究照不亮那满天的黑暗”。

鲁迅先生是中国当代举世敬仰的伟人。他猛烈地批判封建文化：

“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

他描述国人道：“因为自己各有奴役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役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宴席，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欢喜”。

“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号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得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

鲁迅嘲弄地说：中国“亡国一次，即增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增高了价值”。

“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向来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牢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鲁迅还揶谕道：“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没有实现”。

……  ……  ……

他不留情面地批判国人：“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正象现在的正人君子，他们骂女人，板起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偷偷地欣赏着肉感的大腿文化”。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膀，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鲁迅指出：“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读中国书，常常使人安静下来”。“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便杀人”。“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胡鱼读完，喟然叹道：回顾诸子之言，有多少切肤之痛啊！

                          中西对比

 胡鱼朋友靳新华（人称“靳疯子”，有才名）能作诗，未曾发表，有诗曰：

                             《我》

                          我赞美我自己

                          我嘲笑我自己

                          我保护我自己

                          我毁灭我自己

                          我发现我自己

                          我遗失我自己

                          当有人哭时，我笑

                          当有人笑时，我哭

                          我兴奋，莫名其妙

                          我发怒，无缘无故

                          我欢呼，因为失败

                          我痛苦，因为幸福

又有诗曰《笑》：

                          我以微笑回敬咒骂我的人

                          我以冷笑回敬排斥我的人

                          我以嘲笑回敬颂扬我的人

                          我以狂笑回敬追随我的人

                          我对谎言报以讪笑

                          我对狡诈报以讥笑

                          我对自私报以耻笑

                          我对平庸保以苦笑

                          虽然我是哭着来到人世的

                          但我要含笑死去

    不愧为靳疯子，其诗孤标傲世，苍然不羁。                                  

    一日，靳疯子拿来《中西对比》一书的写作观点，颇为精炼，所述有道，胡鱼赞之。大要为：

                   中国                             西方

身心合一，灵肉不分，心为主，          身心分离，灵肉对立，二元主

身为用 ；一元主义，混沌观，           义；客观对待肉体，重解剖分

整体观，不擅解剖分析；中医之心        析； 理性发达，悟性差；

既非脑也非心脏 ；                     外求法：勇于探索外物；认为

重心悟、直觉、体验、感性、通感        存在灵魂，唯灵主义；

；心有灵犀一点通；重情；              心物分离，静物艺术；

内求法：从心灵探索真理；唯心主        不言情，从物理学、生理学角

义；心物合一，有情山水观，无唯        度研究心理；

物唯心之争；花鸟虫草等艺术融入

了人的主观精神；

象征主义，人与外物之简单类比；        结构性思维，构造逻辑体系；

跳跃思维，思考的随意性，格言式

著作；重格律形式；

神在人间，菩萨、神仙都是人间神        神在天外，人格独立；

，人间经常掀起造神运动，个人崇

拜，奴隶性格；

乐观主义；求福；羡慕权力、官位        官民平等，建立公民社会；

；权能主义，无独立民间社会；

光宗耀祖；追求长寿，世俗；

男女不平等，小脚，辫子，太监，

陪葬，风水，御女术，房中术；

道――原始的泛神主义，不信上帝        信仰上帝，神话发达，想象力

，作为人的盘古创世，人间即是天        丰富；上帝创世，外在推动论；

堂；以功利为目的的多神信仰，如        天堂地狱说，世界末日说，悲

信孔子――保佑读书，信关公――        观主义；科学与宗教往往对立，

保佑发财、平安，信妈祖――保佑        人与其书分离；

海员；缺乏想象力，神话不发达；

宗教、巫术与科学合一，科学与哲

学合一，如中医；人如其书，人与

艺术合一，人格与学问合一；以道        重科学技术，重视对自然、物

为本，以技为末，人文技艺如烹饪        质的研究；战胜大自然；创立

   、茶艺、园艺、武术、气功、针灸       完整的知识体系，追求学问、

、棋艺、诗词、对联、山水画等发         知识；天人相分，二元对立；

达，不推崇对物质、机械、自然的        

研究；天人合一，与大自然和解，        

不重知识重境界；宇宙为大生命，

也为时空合一，宇为“上下四方”

，宙为“古往今来”；

知识从内而得；理性局限于现世实         知识从外而得，形上学发达；

用，没有超越世俗的思考，没有真        知识与劳动、实验、生产结合；

正的形上学；知识分子与劳动脱离

；技术与科学、实验、生产脱离；                        

有“善”无“真”、无“美”，不追         追求“真”、真理，也追求“善”

求真理，只追求一身正气，效忠朝         和“美”；

廷、国家；中国画不追求真实性；

历史书也不求真，只发挥治道之用；

社会虚伪诡诈；“美”乃“羊”和

“大”，是从味觉享乐开始的美感；

“善”在伦理，而不在“德”，不在

做诚实的好人；

生活即艺术，人生艺术化，知进知         艺术供欣赏、娱乐；

退，善于变通，狡猾，城府深；人         诚实，守信，心灵相对透明；

际关系复杂；脚踏入世、出世两只

船，没有一往无前、拼搏到底、决

不退缩的入世的勇气；

重人情、面子、排场，重情不重事

，重伦理不重人才，导致不正之风

、徇私枉法；遏制人才，淘汰精英         重视人才；

，打击有独立思想的人；

重音韵、余味；重人声轻器乐、轻

技巧；

无创见的杂家多，重和合，求统一 ；       重创见、流派，学问乃

重视对人的灌输、教育，政治教育化        专门之学；提倡民主、个性；                                    

；愚民政治；报喜不报忧，追求表面        报忧不报喜；舆论监督；

和谐；急功近利，局限于现世、目前

，没有长远眼光；无忧患意识；大团

圆，月亮文化，无真正的悲剧；              

思想模糊，无逻辑性、系统性，无准        重逻辑推理；

确定义；混沌式学问――哲学、医学

、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

合一；

小农经济兼小农意识，小富即安，知        商品经济；竞争意识，优胜

足常乐，逆来顺受，一盘散沙，小国        劣汰，弱肉强食；商人取得

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重农抑商        权力，投资发展实业，于是，

，商人不能取得权力和地位，阻碍了         产生科技；

近代科技在中国的诞生；无竞争意识

，均富思想，平均主义，劫富济贫

――合乎民愿的强盗逻辑；保护弱者

，抑制强者；反剥削之小农乌托邦盛

行；独裁，屠戮功臣，文字狱，文化

专制主义；流民无赖当上皇帝往往匪

气难改，愚昧霸道；

否定利，“为富不仁”，奸商观念；           功利主义；

仁性关怀，上对下的恩赐、施舍；仁        人民是主人、是纳税人，政

政德政、明君清官、青天包公意识，        府官员是公仆、是靠人民的

草民心理；廷杖，下跪，三叩九拜；        税收生存的人，理应对人民

无人格尊严意识；崇尚暴力、夺权、        尽忠，接受人民的监督；

内战；敲诈勒索、贪污腐化普遍，上        民主不是统治者赐予的，而

行下效；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人治        是人民自己争取而来的天赋

无法治；严刑拷打，逼供，草菅人命         人权；

；欺骗、愚民之文化，“民为邦本”、

“民为贵”是假，“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牧民如牧羊”是真，人

民实如猪狗；

崇尚少数――如统治者、特权者、官        推崇多数，按多数人原则决

僚，以及曲高和寡；                      策 ，同时保护少数；

家国同构，个人服从家族、国家；祖

先崇拜，过去的比现在好，喜欢“回

头看”，老年权威社会，老年政治；          年轻人的天下，富有朝气；

中庸之道，温柔敦厚，女人化，圆滑        有创造力，有冒险精神，敢

，无锐气，无创造力，无冒险精神，         为天下先；

不敢为天下先，枪打出头鸟；功成身

退；阿Q精神，善于心理平衡；闭关

锁国，夜郎自大，自以为天下第一；

法律为治民之刑法，统治者不受约束        实行法治，保护人权，约束

，没有保护民权之法律，遇上官司则         当权者；

家破人亡；

谋略主义盛行，阴谋诡计泛滥，你争        社会排斥阴谋诡计；有同情

我夺，尔虞我诈；虚伪、客套；残忍        心，有公心；通过竞争赶上

，麻木，无同情心；忌妒心重，红眼        别人；个人主义，但非自私

病普遍，把别人拉下来，相互拆台，         自利主义。

窝里斗；虽几千年来狠斗私字，灭绝

人欲，提倡天下为公、大公无私，但

现实中有私无公，极端自私自利主义

泛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太和学

有一次，胡鱼答记者问，声称创立了中国历史上除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农家、杂家、小说家之外的第十二家学说―――太和学。

记者问：什么是太和学？

胡鱼答：太和指和谐、中和、辩证、涵容、统一、柔和、和平、淡泊的思想，其中，和谐、中和、辩证为三大支柱，它们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太和学即关于太和思想研究的学问，包括太和自然科学、太和哲学、太和社会科学、太和兵法、太和文明研究等分支。中国文化是太和文化，既有执着于世俗和现实的入世的一面，又有喜爱恬淡无为、超越世俗的出世的一面；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儒家、法家思想，另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的道家、禅宗追求；同时，入世与出世相辅相成，儒家中含道家思想，道家中含儒家哲学，儒道法禅相互包容，共同组成了中华太和文化，有如太极图之阴阳互补，紧紧缠绕。

记者：那么，什么是太和自然科学呢？

胡鱼：就是研究自然界太和现象，如系统性、辩证性、和谐性现象的科学，它是太和物理学、太和化学、太和生物学、太和天文学等的总称。自然界本身就是“太和自然”。它千姿百态、气象万千，处在普遍的联系和永恒的发展、变化之中。系统科学的研究表明，大自然及客观实在的物质都是由不同层次的结构组成的，一切事物自成系统而又互成系统；同时，系统又是不断转化、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自组织功能的，所以，大自然在变化中往往又会形成新的秩序。大自然的系统性、辩证性、和谐性构成了太和自然的特征。或者说，太和自然就是指具有系统性、辩证性、和谐性的自然界现象。

记者：什么是太和兵法？

胡鱼：太和兵法指军事斗争中的和政、和德、和将、和兵、和谋、和战以及人和之术，它是中华兵法的精髓，在《孙子兵法》《吴子》《六韬》《三略》《齐孙子兵法》《尉缭子》《将苑》《问对》《风后握奇经》《太白阴经》《虎钤经》《守城机要》《阵纪》《百战奇法》《草庐经略》《投笔肤谈》《练兵实纪》《兵经》《乾坤大略》《纪效新书》《登坛必究》等书中均有充分的体现和深刻的论述。

记者：什么是和政？

胡鱼：和政即太和政治，也就是推崇和谐、中和、辩证思想的政治。譬如，孙子云“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三略》云“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罗其英雄，则敌国穷。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六韬》云“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天下；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权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这些都是和政思想。

记者：您还讲了和德什么的，也请解释一下。

胡鱼：和德就是太和之德行。古人云：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武有七德，禁暴、蕺兵、保国、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人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人不畏威。善为将者，刚不可吐，柔不可茹；和平之中，而有不可假借之力；持守之下，而有可以亲近之慈。这些就是和德。

所谓和将，指具有太和品德之将，近于儒将。古人云：我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将者，勇、智、仁、信、必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人，必则无二心，此将之五才也。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故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去险难，能制军权。

所谓和兵，指太和用兵法。古人云：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文为里，武为表，文武兼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故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阵也。兵有攻有守，善为兵者，必知乎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则克，以守则固。微隙在所必乘，微利在所必得。以我之盈，乘彼之竭；以我之整，逐彼之乱。

所谓和谋，指辩证守柔之太和谋略。老子曰：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姜太公云：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故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欲其西，袭其东。是以非计谋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

所谓和战，指为了和平的战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古人云：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善有果而已，不以兵强天下。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故敌虽众，可使无斗；兵不接刃，而敌降服。

记者：太和学到底是对传统的继承还是批判呢？

胡鱼：它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传统的批判，这本身又是“太和”。继承和谐、中和、辩证思想中的积极内容，批判其中的直觉、体验、保守、封闭、混沌、圆滑、阴谋等消极的成分。

记者：请问什么是太和文明？

胡鱼：太和文明即现代中华文明，它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的“太和”。它一要吸取现代文明智慧，二要弘扬太和等优秀的文化传统，三要将中外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熔铸新的中华民族之魂。具体地说，太和文明内含十项要素：一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人权思想。二是均富共富的原则。三是民本人道、和谐团结的思想。四是实践观、历史观、辩证观、中和观、融通观。五是法治思想。六是科学思想。七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思想。八是自主、负责、守信的思想。九是最适效率、合理的观念。十是自由、统一、和平的法则。

建立太和文明，就是要让人民既有寻根意识又有全球意识，使社会既稳定和谐又进步发展，使市场经济既做到资源合理配置、效率最适，又充分保障人的尊严与幸福。故此，要建立如下的太和市场经济：

建立资本分散、风险分散、人民广泛参与、具有规范的管理监督机制的太和股份制企业；

企业不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是以赢利和保障人的幸福尊严为共同的追求目标。反对虐待职工；

企业管理从以物、生产为中心转移到以人为中心，培养融洽的太和人文环境；

实现共同富裕，充分就业，即失业率不应超过4％。在改制过程中，多转业少失业，实施再就业工程；

努力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减少污染，增加效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生态经济；；

既要采用高新技术，又要尽量采用人性化技术、高安全性技术，克服人性异化，保障人的身心健康；

鼓励既充分又适度的竞争，不求最大效率，但求最适效率，谋求效率与公平的妥协与最佳结合，倡导协调、合作、共存；

将企业福利变为社会福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追求人民群众的最大幸福。

记者：请问除了上述之外，太和学对现代社会还有什么指导价值？

胡鱼：太和学对于建立和谐社会、民主政治、生态经济、多元共存的文化，对于祖国和平统一、制定国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譬如，在制定国策方面，政治家们如果从太和学的角度来考察问题，往往比较准确、全面，如邓小平的许多言论就是符合辩证、协调、和平、统一等太和学观点的，他说：“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又说：“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新的经济体制，应当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当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上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象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等等。这些我都称之为太和学论点。

记者：您还提出了精神文明的“太和建设”，请问其详。

胡鱼：我们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的确还必须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要两手抓，一手抓宣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一手抓对现代人类文明和市场经济文明的教育。这就叫“太和建设”。具体地说，宣扬优秀的传统文化重在宣传中华民族的气节精神―――“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崇高的人格追求―――“留取丹心照汗青”；“不将其志，不辱其身”；“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社会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朝闻道，夕死可矣”；“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爱国主义、民本主义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与，岂因祸福避趋之”；“民为邦本”；实践观、历史观、辩证观―――“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史为镜”；“物极必反”；“阴极阳生”；艰苦奋斗、道德自律、均富共富的思想―――“成由勤俭败由奢”；“君子之财，取之以道”；“均贫富”，等等。同时要批判中华民族的阴谋诡计、阳奉阴违、尔虞我诈、理论欺骗、缺德、奴性、重礼教轻法治、愚民政策、草民清官心理、包公青天以及为民作主意识、无人权、官本位、残忍、暴力、混沌直觉思维等劣根性。

宣扬现代人类文明和市场经济文明重在宣传科学价值观―――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客观市场规律；人权民主价值观―――尊重人权，尊重个人选择，保障人民的知情权、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纠正权；法治价值观―――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特权，建立法治国家；信用价值观―――诚实，守信，不欺诈，重合同；竞争价值观―――通过竞争实现人生价值、社会价值，获得物质财富；效率价值观―――最小成本，最佳管理，资源优化配置，最大效益；公平价值观―――福利保险，民众持股，经济民主，公平公正公开；权力监督制衡观念―――立法、司法、行政权力机关分立制衡，互相监督，同时纵向授权，使决策、行动迅速有效；自主负责精神―――自主经营，自立自强，负责敬业，等等。同时，还要批判西方社会的暴力自由主义、种族主义、虚无主义等病症。

记者：胡先生，您提出建立“现代中华文明”，是怎样考虑的呢？

胡鱼：中国迫切需要进行两个转变，一是经济上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集约增长方式，二是文化上转变为“现代中华文明”，也即太和文明，就是结合中华优秀智慧传统与现代人类文明成果并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新的中华文明。对于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智慧，取舍扬弃的原则应当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否有利于人的幸福和完善。

记者：除了发展太和市场经济之外，建立现代中华文明还应当做些什么呢？

胡鱼：一、加强太和民主建设，形成完善的协商、选举、监督机制，实现社会的和谐、正义、廉明和稳定。二、加强法制建设，努力建成现代法治国家，保护人权。三、建立太和文化，强化守法守信、公平公正公开、和谐和平和融的价值观建设。四、宣传、教育工作两手抓，一手抓对现代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教育，一手抓宣传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批判其糟粕。

总之，为加强社会价值观的建设，为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为保障人民的幸福与利益，我们应当建立现代中华文明―――太和文明。此为迫切之任务矣！

记者：当前，我国社会的价值观正处于转型阶段，胡先生的言论正当其时，应当可以对社会有所贡献啊！

胡鱼：但愿如此！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