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风云4出了吗: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Israel M. Kirzner访谈录

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Israel M. Kirzner访谈录 

2005年12月18日 文章作者：秋风  中国农村研究网   

柯兹纳（Israel M. Kirzner）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过程的动力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三十多年中，柯兹纳都致力于不断地精确和深化我们对保证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的调节机制的理解。特别是在竞争与企业家精神（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1973)、《感知、机遇与利润》（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1979)，《发现与资本主义过程》（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t Process，1985)及《市场过程的含义》（The Meaning of Market Process，1992)等著作中，柯兹纳就企业家的探索对于平稳运转的经济体所具有的的复杂协调计划之重要性的认识，促使很多人重新思考市场的现代理论表达（the modern theoretical formulation of markets）。主流经济学都把企业家从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模型中剔除掉，因此也就削弱了专家和公众对对资本家的活力的理解及尊重。柯兹纳的著作对经济学的影响是广泛的——尽管在专业学术圈子中这些著作很少被人提及。

从柯兹纳的著作中，我们发现至少有三点科学贡献，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市场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

1.市场中企业家的功能：柯兹纳的著作，特别是《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中所阐述的动态的市场调节过程提供了不均衡的经济分析的基础（the disequilibrium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传统的竞争性均衡模型并不能对体系如何在第一点上达到均衡给出解释，而柯兹纳的市场过程的企业家理论则试图更精确地解释这一点。柯兹纳集中分析了企业家通过套利和投机（arbitrage and speculation）对错误进行修正，构建了经济如何能够实现均衡的理论。他揭示了经常受到谴责的套利和投机活动如何在本质上是有益于普通消费者的。

2.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前提条件：柯兹纳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著述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他从纯理论层面和政策分析层面探讨了释放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造繁荣经济体系的制度前提。柯兹纳在其关于发展经济学及（通过相对应的）考察官僚机构和管制的著作中，对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进行了仔细的探讨。

3.对分配正义的考察：柯兹纳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就是其《发现、资本主义与分配正义》（Discovery, Capitalism,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1989)，这本书或许是最不被人理解的。对于分配正义的各种理论，柯兹纳并不是从严格的道德论基础上进行分析——他是不愿如此做的——而是给出了一种经济学的批判。他指出，一般对于资本主义的伦理性评价之所以都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这种伦理的论辩本身有什么问题，而在于他们没有看清市场过程的本质，也就是说，没有认识到企业家的发现的作用。比如，企业家发现了资源的一种用途，他们就使这些资源具有了一种新的（经济）存在形式，他们就创造了某些以前不存在（ex nihilo）的东西，因而根据普遍接受的道德原则他们也就有资格得到相应的利润。

除了这些学术贡献（这还不包括在研讨课上对一般经济学史、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史的探讨，及对资本理论的研究），柯兹纳也是至少两代经济学家中坚守学术理智和科学美德的典范。他对目标的严肃认真、深刻的担当意识、对信念的勇气，这些都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亦师亦友，他指导着学者们投身于经济学专业和更广阔的思想圈。作为奥地利学派当今的掌门人，柯兹纳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要使那些包涵着对市场过程及此过程深植于其中的政治、法律及社会框架之深刻理解的科学传统重获生命力。共产主义政权在东欧和中欧的崩溃，及转型和发展政策所面临的困境，暴露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没有能力对释放企业家精神所必须的动态过程和制度性基础结构给出解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也承认主流理论的局限性，而柯兹纳对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则确实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Gong（G）: 今年是哈耶克诞辰100周年，要是你为公众给奥地利学派下个定义，你该如何定义它？

柯兹纳（K）:我经常在努力探讨奥地利传统，这是一种视角（perspective），它体现在从门格尔到他的同事、中间经过20世纪后半叶、经过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研究，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传统，它是一种从传统中形成的、目前仍在进行中的、仍在发展中的思想体系。

G: 一般都认为，在现代，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在推进自由社会上，有相同的路径，那么这两个学派之间有什么区别？

K:就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都支持自由市场而言，他们的确常被相提并论。十分明显的是，奥地利学派并不能从偏爱自由市场这个意义上来界定，其主要的思想家确实强烈地赞同自由市场，我本人也同样如此，但是我们之支持自由市场，是把它作为我们的整体观点的一个副产品，而这一整体观点是跟芝加哥学派很不相同。他们倾向于根据新古典的均衡理论支持自由市场，他们承认市场就是要实现某种大体上与完全协调的均衡模式相一致的配置模式（They accept the market as achieving a pattern of allocation which approximately that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a perfectly consistent equilibrium pattern），而这种模式一般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

奥地利学派则并不这么理解市场。我们并不相信市场能够在某个时间达到或接近均衡。相反，我们相信，市场一直通过发现新的改进配置的途径来对低效率作出回应。芝加哥学派的理路是采取均衡观，认为市场必然不断地接近均衡，而奥地利学派则相信发现过程，它所强调的重要因素是企业家的发现过程。

G:芝加哥学派是主流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主流经济学、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之间有何重要区别？

K:芝加哥学派比奥地利学派更接近经济学主流。主流经济学一直是结合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萨缪尔森的宏观经济学，而芝加哥学派主要关注的是微观经济学，而并不管其所涉及的宏观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则跟他们都不同。

G:在美国，奥地利学派的大本营（mecca）是在纽约大学，对吗？

K: 大本营这一词可能引起误解。这到底追溯到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有二十多年时间，他是纽约大学商学院的客座教授，从1945年或1946年一直到1969年退休时。我是1957年进入其经济系的，在1/4世纪中，我们在一起做了一个小的但却持续的奥地利学派研究项目，我们很自豪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只是经济系中的一部分而已。

G:在韩国，有1000多位经济学家都是在美国大学接受的教育，不过几乎没有听说谁受到了传统的奥地利学派的训练，你觉得之所以缺乏这种接受良好奥地利学派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K:在整个经济学的研究生教育中，我们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在全美国有几百个经济学博士点，而对奥地利学派感兴趣的人只能在一、两个或许两、三个地方获得博士学位。我本人认识几位韩国人，他们接受了奥地利学派的博士学位。

G:我获得学位后才有机会读到您的著作和论文，您的观点对我来说的确是个惊奇，尤其是你自己发明了一些很好的术语，比如“发现程序”（discovery procedure），这是你自己的术语吗？

K:“发现程序”这个术语出现在哈耶克1968年的一篇论文中，论文题目是《作为一种发现程序的竞争》（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 Procedure）。我相信，我是在看到这篇论文之前用这个词的。我使用发现这个单词是指普通经济学没有理解的某种东西，即个人的决策。我们不仅要在一个给定的框架内追求最大化，更得确定这个框架本身，我相信，这就是发现，我觉得我是从米塞斯那儿得到的启发。

G:您的主要贡献是把企业家精神和发现程序结合起来。

K:我把企业家精神就界定为一种发现程序，如果说我作出了一些贡献的话，那就是说，我把企业家的发现特征与竞争结合在一起。我把竞争的过程明确表述为一个企业家的创新过程。

G:这种观念跟现实世界完全吻合，我自己在现实世界中就验证了您的概念。您是如何得出关于竞争、企业家和发现特征这些十分简单而又漂亮的观念的？

K:我得出这些观念的途径很简单，就是领会米塞斯的伟大著作——《人类行为》（Human Action）。米塞斯使用了人类行为这一术语，说明了每个人都是企业家。我对市场的观念与更常规的经济学对竞争的解释进行了比较，将其联系起来，然后就清楚地看到，米塞斯所曾经探讨的问题正是我在《竞争性的企业家发现程序》（Competitive Entrepreneur Discovery Procedure）中讨论的问题。

G:因此，如果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承认我们所有人都是企业家，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更美好。

K:不错，从永远都不可能有一个既定的框架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确实都是企业家，我们必须得在一个没有尽头的开放的世界（open-ended world）上生活，我们永远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可以最大化的封闭的世界中。我们必须得永远地确认自己、了解自己，为了我们自己，发现和创造我们可以做的事。

G:您提到了开放的世界。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所接受的训练是一个封闭世界的观念，就像主流经济学中的观念，总是什么最大化、最小化等等。而当我读了您的论文，发现您对人类的说明截然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更积极，更有活力，也更聪明。您赋予了人以某种意义，某种精神意义。您能解释一下您对于人的观念等等？

K:在一般的主流经济学中，人（The human agent）是我们所熟悉的现实中的人类的一个模型。我觉得我们必须明白，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作出这种模型，是因为有血有肉的现实世界中的人太复杂了，太不可预知了。而这对我们理解系统的市场和市场过程并没有多大助益。

为了能够系统地把握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主流经济学家觉得，有必要剔除人类的不可预知性、想象和创造性，而集中于人类系统性的一面（systematic aspect of the human being）。为此，他们就不得不想象，他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中，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明显的市场出清（marked out），等于给了他一个盘子，他必须从他得接受的那些东西中进行选择。在我看来，他们恰恰丢掉了经济学中系统性因果关系之根本（the root of systematic causation in economics）。根源并不是选择的机械性方面，而是人类心智更加不可预知和创造性的那一面。这是一个悖论。说经济市场的秩序性恰恰要归因于人类不可预知的一面，乍看之下。这是很难想象的。

G: 因此，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充满了无知和未发现的机遇？

K:这个世界是开放的，而正是由于现有的错误误差，才永远存在着净收益（pure gain）的机遇，这就是企业家、实际上就是每个人的功能，就是注意到、时刻准备着、和了解到这些机会，系统地追求这些机会就形成了市场过程。

G:您师从米塞斯学习及跟他共事时，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佚事？

K:我跟你讲一个很小的情节，我想可以说明米塞斯的正直（integrity）。1954年我开始上他的研讨课（seminar），当时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或米塞斯都不一无所知，而这一课程改变了我的一生和职业，因为它使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把经济学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我接到的第一个研究生录取通知来自John's Hopkins大学，系里有个成员 Fritz Machleaup曾经师从米塞斯。我也许真的不该跟米塞斯去讨论这个问题，不管我他是否会建议我去。我不能肯定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是否明智，因为当时，只有很少几个学生对他的著作感兴趣，而我就是感兴趣的人中的一位，我的行动证据了我的确有兴趣，但是我却去问他，我是否应该离开他！应该去Hopkins大学吗?他毫不迟疑地说，我应该去Hopkins大学，因为Mackleaup是个好老师。

我常想，就关心学生这一点他可真是个模范，只要能对他们有利，对他好不好他就无所谓。当然后来的事你知道，我没有去Hopkins大学，我留在纽约大学，师从米塞斯。实际上，我能够给我安排一份奖学金，Volker奖学金。

G:我想稍微改变一下话题。我一直在思考企业家精神和制度的问题。于是我就来观察现代美国，绝大多数发明创造都出现在美国，原因很简单：也许因为美国很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发明创新者。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制度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的？

K:我觉得你的确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我以为制度性框架对于鼓励企业家的发现和创新是极端重要。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人趋向于发明或创造能给他或她带来利益的东西。而在干预主义社会（interventionist society）中出现的情况则是，人们则意识到，即使他们发现了某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他也不能从中获益。如果人们普遍地意识到不可能从发现中获益，那他们就趋向于不去注意新的机遇。要使人们留意新机遇，似乎有赖于某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框架中，人们可以自由地创造并从创造中受益。这表明，开放的世界能够鼓励企业家精神，是由于企业家拥有自由，能够自由地行动并从自己的行动获益。正因为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因而美国才能够涌现出很多发现和创新。

G:我同意您的主要观点，只有在自由社会中企业家精神才能发扬光大。我比较了南、北朝鲜，他们是同一个民族，拥有同样的文化，但是一方陷入大饥荒中，而另一方却解决了其经济问题，实现了繁荣。东、西德的比较也能说明问题，制度建设的确非常重要。

您刚才提到了开放世界，现在东亚由于金融危机而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些人因此就担心东亚的前景。有些人在谈论全球化病（globalphobia），担心全球化。但是我认为，全球化给了世界上的人们很多全新的机遇。

K: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我觉得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全球化就包含着扩展市场的创造性，使之能够利用在彼此联系得还很不充分的许多国家所存在的机遇。在这个国家中的机遇所诱发的发现程序将被另一个国家的企业家所观察到，而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资源也可以重新组合，这是整个世界的人类福利中最宝贵的一个方面。

G:您刚才提到了公司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公司的创立和发展上，企业家精神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K: 是的，公司的创立的确是企业家的一种职能。一个公司的持续运转需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要想弄清公司内部的创新精神能在哪儿体现出来、或者其激励机制是什么，并不太容易，但是那些在公司结构内部为个人提供了发现和发挥机遇的公司必然很有创造性。

G:对于那些想要增强企业家精神的社会，你有什么建言？

K:我的建议就是应该允许人们追求他们自己认为有利可图的事。如果你赋予人们做他们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他们中有些人可能会犯错，有些可能会赔钱，有些可能会伤害那些信任他们的投资者，但是，大体上，总的趋势会是企业家必然能够发现必须得干的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伟大洞见就是：没有人可以自外于市场过程而妄称自己知道该干什么。只有参与到市场中，才会知道哪儿能够挣钱，才能发现哪儿藏着大元宝。而引导他们进行发明创新的东西，也必将引导他们造福于整个经济。当然必须记住，奥地利学派并不主张保护也不主张偏爱现有的公司。事实上，恰恰是或大或小的企业的进入自由是一种推动力量，可以激励和推动市场过程。

G:因此，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公众、对记者、律师等等要有某种完善的教育论坛，使他们认识到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的优点。

K:是的，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过去十几年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论坛。他们是否赞赏和完全理解市场并不是要害，重要的是他们的确在力图理解市场是如何运转的，这就是好事。生意场中人也总是禁不住利用政府来保护自己而压制新竞争者的诱惑。在所有国家都出现过这种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G: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公司——自由企业及依赖院外活动的企业。

K:利用政府权力来压制竞争者进入，这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动力的理解完全相反的。

G:在谈话中您曾提到Volker基金，企业家支持教育活动和自由市场经济，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美国历史上，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支持行为。您能根据美国的例子给韩国人一些经验教训？

K:Volker基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想他是企业家力量资助的吧。我认为经济教育的基础是那些非赢利的机构。他们追求公共利益（public good）。如果企业希望培养一种开放的环境，拿下他们就应该经过深思熟虑后支持那些可以把自由市场的优点传达给更广泛的公众的机构。这些机构则必须诚实地对待资助者，它们决不能告诉企业家说我们可以帮助你、帮助你的企业，因为他们所要做的只能是帮助改善总的环境。

我记起经济学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的一件小事，它的创始人Leonard Reed组成了一个名人云集的捐助团，其中很多人是声明显赫的商人，他们都理解这个机构传达出的信息的重要性。这些人中有一位希望政府制定关税以保护他的企业， Leonard Reed的回答是不，我们不支持关税，我们支持海外商品自由进入，这位著名的商人很生气，不在资助这个组织。

因此，我们不应该有这种误解，商人必须理解什么才是社会的利益所在。这些基金会并不是企业的支持者，而是消费者的利益的保护者，他们是非商业性的基金会。他们是偏向消费者的。资助这些机构的人们必须意识到，它们这样做将从根本上造福于整个社会。

原题：Enterprenuership in a Free Market Economy，秋风2000年岁杪译自韩国自由企业中心网站，http://www.cfe.org/english/publi/view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