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蓉现在情况:东方不再遥远

——俄罗斯汉学家科博杰夫印象
路雪莹
《 人民日报 》（ 2012年02月10日   23 版）

科博杰夫在办公室中。
路雪莹摄
在俄罗斯，国家奖金是由总统亲自颁发的，代表最高的荣誉。2011年有3位汉学家获此殊荣，他们都是编纂《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核心人物。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部主任科博杰夫便是其中之一。当我读到他在颁奖仪式上的获奖感言时，多少有点惊讶，因为他差不多是给总统上了一堂中国文化课，讲话篇幅很长，却没有通常感言中所惯有的感谢谦逊之辞。
不懈追求  探索中国
我第一次见到科博杰夫是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当时他还没有获得国家奖金。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明末东林党领袖高攀龙生平事迹及思想发展轨迹的发言。当时我觉得他这个人思维敏捷，谈锋锐利，很较真。会上，他几乎对每个发言者都要提出诘难，并大段地阐述自己的看法。研讨会开到第二天，宣读论文的多是些年轻的研究生，但科博杰夫依然非常认真地听，并一如既往地发表他的点评。
我与科博杰夫第二次见面，是在东方所的同事们为庆祝一位老汉学专家80岁生日的聚会上。俄罗斯科学院的远东研究所和东方学研究所是汉学研究的两个中心，两所学者聚会之时，座中多为白发苍颜的老人，像科博杰夫这样的中坚力量，年纪也已经58岁了。虽然研究所和大学里有一些年轻的研究生，但由于在俄罗斯刚起步的青年学者待遇很低，这些汉语不错的年轻人日后大多会投奔商界，难怪科博杰夫有汉学后继乏人之忧。
借这次聚会，我与科博杰夫有了一次深入交谈。我们的谈话是从他如何走近中国开始的。
“我与中国的缘分可分为两个阶段。”科博杰夫说：“上世纪70年代我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中文，90年代之前，我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书本；1990年至1991年，我在北京大学进修一年，以后又多次去过中国，走了很多地方，让我对中国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清晰。”
从书本上的中国到现实中的中国，科博杰夫这一代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大多是这样的经历。与现在学习中文的俄罗斯学生不同，他们在刚刚接触中文时一般没有机会到中国接受语言环境的熏陶。但苏联时期的汉学底子还算雄厚，研究门类齐全，领域开阔，学风朴实，特别重视占有资料和对古代典籍的准确理解，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汉学家，既对中国文化怀有敬重和好感，又有扎实的功底，能够做到“同情之了解”。所以当他们有机会接触现实中国的时候，更容易理解那些传统的东西，更有能力对现象做出客观公允的判断。
“中国的经济奇迹绝非偶然。”科博杰夫说，“这是一种伟大深厚的文化焕发出的力量，是在正确决策下民间蕴藏的强大能量的释放。”30年前，当世人对于中国还缺乏了解的时候，他就曾预言中国可能会有巨大的发展，这是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作出的判断，这种信心使他和同事们一直对中国投以关切的目光，并为增进俄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而不懈努力着。
满腔热爱  潜心汉学
俄罗斯汉学界有一个令人感动的传统：很多学者不仅把汉学当作一种专业、一门学问，而且是从心底里喜爱中国文化，他们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把所了解的中国介绍给本国人民。
作为俄罗斯汉学研究基地之一的东方所中国部，在专业领域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历时40年主持全国范围的、以“中国社会和国家”为主题的科学研讨会，并按年度整理出版论文提纲。这是一份集中体现俄罗斯汉学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在汉学界享有很高声誉，而科博杰夫是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论文最多，文章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这足以证明他在此领域的学术地位。
科博杰夫的专业领域是中国哲学，第一个研究对象是王阳明的心学，后来其研究重心转向《易经》，并沿着这条线索，通过王弼等人物进入道教研究。出于对自然科学的兴趣，科博杰夫特别关注中国古代哲学及宗教思想中所包含的自然科学成分，他的一些见解在我看来很有独到之处，例如他认为《易经》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的基石，是因为它为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方法论支持。
致信总统  期许未来
对于俄罗斯的汉学现状，科博杰夫感到忧虑：一是后备军缺乏，二是缺少向大众推介中国文化的渠道。
科博杰夫是一个热情的宣传者，为推介中国文化他不遗余力，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包括接受报纸访谈，在大学和电视台举办关于中国的历史讲座等。然而媒体给予中国的热情和关注显然是不够的，能送达受众的信息量依然很少。所以科博杰夫获得国家奖金后，立即趁热打铁致信梅德韦杰夫总统，希望俄罗斯政府给予汉学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普及性推介以有力支持，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请求，希望尽快搭建一个宣传中国文化的平台。虽然我担心他提的要求有点儿太多，可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最起码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俄罗斯汉学界是个不大的圈子，科博杰夫等人的获奖像一阵清风掠起微澜，让许多人兴奋不已，觉得这是对整个汉学界的支持。一时间，俄罗斯汉学的前景似乎明亮了不少。在俄罗斯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报》甚至用整版刊登了对科博杰夫的专访，使他终于有机会可以比较详细地把他对于中国的理解传达给广大受众。
然而，获奖的热闹过后，中国文化的普及仍要面临现实中诸多无奈。最让科博杰夫纠结的是接受中国文化的理想土壤——对于中国拥有亲切记忆的老一代人正在凋零；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文化推广支持，还很难惠及最有行动力的群体——汉学家。
科博杰夫对未来掺杂忧虑的期许，令我“心有戚戚焉”。显然，要推进中国文化向世界的传播，单靠外国汉学家的努力是不够的，中国各界也需为它的有效传播付出更多努力，通过内外合作，让世界感受到中国文化的肌理和脉搏，发现东方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