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前男友聊天应该聊啥:西方学者政治参与理论述评

    所谓政治参与，是指一个国家的个人或团体通过某种方式涉入政治过程，以表达利益、施加影响的努力和活动。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是解释一个社会权力分配与政策形成的关键性因素。因而，要研究具体社会的政治过程，就不能不研究该社会的政治参与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参与的状况反映着一个社会政治体系的内容与质量，也是该社会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对政治参与的相关问题作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他们的政治参与理论和观点，无疑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
    从最一般意义上讲，政治参与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政治参与的水平、性质及范围也必然会有所不同。亨廷顿认为，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是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中参与政治并受其影响的广泛程度。在传统社会中，参政在村落一级可能是普遍的，但超过这个层次，政治参与便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了。所以在他看来，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要素是整个社会的各个集团在村镇以上层次参政，以及发展诸如政党那样的新的政治体制以组织参政。[1](P37)既然政治参与的状况反映着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的水平，那么，又如何去判断政治参与水平呢？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确定影响政治参与的关键变量及测定标准。在这方面，帕里(G.Parry)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在他看来，政治参与的状况和水平由以下三个变量决定：即方式、程度、质量。
    根据他的观点，所谓方式是指大众参与政治所采取的形式。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影响大众参与政治的因素不同。由于参与机会、利益关系、个人资源以及所属社会对待参与的一般态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社会的人或同一社会的不同人群，参与政治过程的形式也必然不同。一般说来，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现代社会的人在参与政治的形式上，有更大的选择范围。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和周围的情况，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问题上选择采用不同的参与形式。所谓程度是指测定有多少人能够卷入具体的政治活动，参与的频率如何。同样，参与程度也要受个人和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影响。然而，必须看到，帕里对参与程度的解释并不充分。参与人数和参与频率的指标并非鉴定参与程度的绝对标准。参与形式的具体状况同样能够反映社会大众的参与程度。如果大众只是以低水平的单一形式参与政治，那么无论涉及人数的规模有多大、频率有多高，参与程度都不见得高。帕里所说的参与质量，是指通过参与所取得的实际社会效果。也就是说，参与质量是指测定的是参与对权力运行及政策形成产生的影响效果，此乃政治参与的目的和价值所在。政治参与的扩大之所以成了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就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造就的力量，刺激、推动着社会大众更加积极主动地寻求通过参与来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影响政治过程追求有利于自身及所属群体的政治结果。
    帕里的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政治参与的方式、程度、质量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从不同的方面规定和反映着一个社会政治参与的具体样式和水平。政治参与的形式对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质量产生着重要影响。无论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不难证明，参与的层次越高，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就越大，也就越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政治结果；参与的人数越多，频率越高，对政治决策产生的压力和影响也就越大；反过来讲，如果参与的质量不高，大众的政治参与长期不能获得预期的结果，必然会挫伤人们的参与热情，降低人们对政治参与的期望值，从而导致参与人数的减少和参与频率的降低。所以，研究政治参与，必须从以上三个变量入手，通过对各种参数的实证分析，方能从整体上了解把握具体社会政治参与的具体状况，并进而了解该社会政治过程的一般模式与特征。
    　　　　二
    在西方学者的政治参与理论研究中，参与形式和程度无疑是研究的重点。这是因为，政治参与形式和程度不仅反映着政治体系对公众的开放程度，也能够折射出公众对政治的态度，从而为我们分析判断一个社会政治参与的状况提供了依据。西方学者运用统计学原理，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数据。
    美国学者米尔布拉思(L.Milbrath)是研究政治参与现象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政治参与》一书中谈到，美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情况基本上可分为三类：1.热心者，即经常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人，这部分人群占人口的5%-7%；2.旁观者，即低水平参与政治活动的人，这部分人约占人口的60%；3.冷漠者，即基本上不参与政治活动的人，这些人约占人口的33%。在他与戈尔(M.Goel)合著的该书修订版中，米氏对上述分析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主要是将第一类人群的参与情况再作区分。总的说来，米尔布拉思的研究结果是客观可信的，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公众参与情况。如果说有不足的话，那就是对政治参与情况的类型划分得太粗。而维巴和奈尔(S.Verba,N.Nie)的研究就要更为详细一些。他们在《美国的参与：政治民主与社会平等》一书中将美国公众对待政治参与的态度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这部分人约占人口的22%；2.政治活动仅限于投票，这部分人占人口的21%；3.地方主义者，他们的政治活动仅限于一些地方性事务和问题，这部分人占人口的20%；4.狭隘分子，他们所关注、参与的仅仅是那些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这部分人约占人口的4%；5.运动人士，这些人参与政治的范围仅限于与其所发起或参加的运动有关的某些具体事务，他们约占人口的15%；6.活跃分子，这部分人广泛地参与各种政治事务和政治活动，约占人口的18%。此外，英国学者帕里和莫依瑟(G.Parry, G.Moyser)对英国社会公众政治参与情况所作的调查分析的结果，与上述美国社会的情况大体相同。
    在借鉴吸收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拉什(M.Rush)提出了一份颇具总结性的政治参与等次表。在他看来，上述学者的研究仅仅是对某个特定政治共同体政治参与情况的调查分析，而他所提出的等次表不仅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也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政治共同体。他认为政治参与依其程度和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十个不同的等次，顺序依次是：担任政治的或行政的职务；寻求政治或行政职务；政治组织的积极成员；准政治组织的积极成员；参与政治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等；政治组织的消极成员；准政治组织的消极成员；参与非正式的政治讨论；选举投票。也就是说，最高层次的参与形式是进入政治领域或政府部门担任职务，通过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而最低层次的参与则是选举投票。这是因为，投票仅仅是一种“暂时性行为”，一旦选举过程结束，也就意味着参与过程的终止。需要说明的是，拉什所说的政治组织和准政治组织主要是指政党及各种利益团体和压力集团。在大多数社会里，这一类组织往往是公众与政治联系的纽带。社会成员通过加入或参与政治或准政治组织来维护和促进某种思想、立场、状况、利益，并进而影响政治过程。
    根据上述西方学者实证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在当代西方国家，公众的政治参与形式和程度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即完全不关心政治和热衷于参与政治的人数相对较少，大多数公众是在低水平上一般地参与政治。应该讲，西方国家的政治参与无论其制度化水平还是参与质量均领先于其他社会。即便如此，多数人仍同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政治仅仅是少数人的活动。2.西方国家公众的政治参与比较注重具体、现实的利益追求，更关心与自身利益及信仰关系密切的事务。维巴和奈尔提供的数据表明除了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或是热衷于广泛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和政治事务的人以外，多数公众属于有选择的参与政治。他们对自己感兴趣或关心的事务持一种积极的参与态度。这一情况，应该说符合政治参与的一般规律。人们参与政治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表达和实现利益，当参与可能产生的结果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时，必然会影响到人们的参与积极性，降低参与冲动。3.西方国家公众的政治参与往往借助于一定的组织形式，如政党、团体、运动、集会等。很显然，有组织的参与会提高参与质量，增强参与效果。在拉什所列举的十种参与形式中，有六种属于借助于某种组织或团体参与政治。这些组织和团体，除了政党以外，大多数属于市民社会性质的民间准政治和非政治组织。在当代西方社会，此类组织数量极多，种类也相当复杂，公众的各种利益和要求几乎都能找到相应的代表性组织。市民社会组织是联系个人与国家的中介和纽带，它将分散的个人资源和能量整合为集体的意志，从而大大强化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有效地提高了政治参与的质量。
    　　　　三
    西方学者的实证分析表明，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人们也可能有不同的参与表现。社会的多元化使得人们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条件去使用同一种资源。另一方面，处于不同社会背景和层次中的人们也不可能获得同样的参与条件或机会。
    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决定和影响着公众的政治参与状况，或者说，影响政治参与的变量有哪些呢？对此，西方学者也作了大量分析。
    米尔布拉思和戈尔两位学者的结论是，个人的政治参与行为主要受以下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政治刺激、社会地位、个性特征、政治环境。除此之外，个人所拥有的技能、资源和信仰也是影响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
    他们认为，环境刺激是诱发行为的重要因素。个人所受的政治刺激越多、越强烈，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就越大，参与的层次就越高。政治刺激有不同的形式，来自于各个方面，如参加政治讨论，加入政治性或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了解掌握相关信息等，都有可能激发人们的政治参与欲望。
    所谓社会地位，是指一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实证资料表明，不同的社会身份同样会影响公众的参与态度和参与形式。然而，必须指出，人们的社会特征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绝对的。事实上，由于各个社会本身的具体状况差异很大，更由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本身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同一社会身份的人群的政治参与情况也会依国家与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在西方国家，城市居民的参与水平一般要高于农村居民。而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情况正好相反。人们一般会认为，男性的参与水平要高于女性。但帕里和莫依瑟经过调查后却发现，在今天的英国，男女之间在政治参与行为方面的差别已微乎其微，“相对而言，女性在政党竞选及投票之类的集体行动中，显得比男性更为积极”。[2](P159)个性特征是指个体的性格倾向，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政治参与行为。一般说来，外向型、自主型性格的人，更倾向于政治参与。
    政治环境或制度同样也是影响参与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参与本身及参与的具体形式显然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因此，诸如选举权、选举频率、由选举产生的官职的范围和数量、政治系统对待集会和示威游行一类群众性政治参与行为的态度、政党及压力集团的范围和性质等“游戏规则”，都可能是决定政治环境或制度与政治参与关系的变量。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个人所拥有的技能和资源同样会对他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影响。技能包括社交能力、分析能力、组织能力、演讲能力等，它们都有可能成为促进个体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资源包括时间、金钱、社会关系等内容，它们同样是保证个体政治参与活动的重要条件。
    总结米尔布拉思等西方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政治参与既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因而；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无非来自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
    就社会方面而言，当一个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对公众的政治参与持开放、宽容、支持、鼓励的态度时，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就会高涨，参与的范围就会扩大，参与的水平就会提高。反之，政治参与就会受到压抑，公众至多只能在低水平上和有限的范围内参与政治，甚或被拒斥于政治的大门之外。然而，究竟何种制度和文化有利于扩大参与，或者说制度和文化如何才能成为促进政治参与的积极因素，依旧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很明确，这就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对大众的政治参与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要求。衡量一个社会政治参与水平的标准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在这里我们不应把某种价值体系作为衡量各个社会政治参与水平的普遍标准。遗憾的是大多数西方学者都未能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
    就个人方面而言，由于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利益需要不同、个人素质和个性不同，他们对待政治参与的一般态度及对待各种具体参与形式的具体态度也自然会有所不同。由此导致人们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层次上参与政治，或干脆放弃参与。然而，仅仅指出个人因素影响政治参与这一事实是远远不够的。个人因素实际上是在社会背景下发挥作用的。离开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具体分析，我们很难说明什么问题。比如，教育水平是构成个人素质的重要因素，但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教育水平大体相同的个人或许会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决定了他是一位积极的政治参与者，然而多次的参与活动并未给他带来多少利益，原先寄予的期望未能实现，失望和挫折可能会使他改变态度，甚至放弃参与努力。所以，笔者认为，米氏等西方学者对影响政治参与的个人因素的分析，其重大缺陷是没有能够同具体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缺乏对政治参与各变量的动态分析。
    　　　　四
    政治参与的逐渐扩大是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然趋势。现代化过程所导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变化，如城市化、工业化、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的扩展等，势必提高人们的欲求和期望，刺激个人和群体更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这意味着，政治参与的扩大与社会转型期经济的迅速发展及个人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密切相关。对于政治参与的进步性质和积极意义，学者们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然而，由于立场、角度的不同，西方学者对政治参与意义的认识也各有侧重。概括起来，他们对政治参与积极意义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政治参与是表达、维护、实现个人及团体利益的现实途径。
    工具主义理论强调，参与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只有通过参与，才能维护和促进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工具主义观点的依据是，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由被管理者参与的管理，才是有效的和合乎道德的管理。由于政府的政策涉及到公众的利益，公众有权利通过参与影响政府政策的形成。来自大众参与的持续压力，有助于保证政府决策更符合民意，更能反映公众的利益和要求。另一方面，从公众的角度看，他们参与政治的动机本质上是出于利益，首先是物质利益的考虑。达温斯(A.Downs)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公民参与政治的目的是寻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们通过比较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来决定自己的参与范围和形式。其根据是大型选举、周期性及长期性选举的投票率往往较低，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选民对此类选举的结果及自身利益所在感到难以预期，故而决定放弃。帕特曼(C.Pateman)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们最感兴趣的，并可能会较好地把握的，是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些问题和事务。
    　　2、政治参与是防止专制和暴政，巩固发展民主制度，强化公众对政府的控制的有效手段。
    广泛的政治参与，意味着社会公众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积极互动。公众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一方面表达自身利益、愿望、要求，另一方面也在监督、制约着国家权力的行使。大众的普遍参与所形成的政治效应，要求政府必须对法律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负责。亨廷顿认为：公民积极地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为“制约国家权力，从而为实现社会对国家的控制以及作为这种控制最有效方式的民主制度提供了基础”。[3](P204)政治参与对于民主制度建设性功能的发挥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制度化，即一种合法、有序、按规则进行的理性参与。有关政治参与制度化与政治发展、政治稳定的关系，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许多西方学者均作过详尽的分析。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的发展和稳定，而缺乏制度化保证的政治参与将会是政治发展与稳定的严重威胁，从而也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建设的功能。二是广泛、自由、公开、独立的信息流通是公众监督国家权力、维护民主制度必不可少的条件。腐败官员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往往是在黑幕中完成的。因而，透明性是迫使政府及公职人员忠实履行责任和义务的必要保证。广泛、自由、公开、独立的信息流通，使公众能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政府事务，为他们审查和评价政府工作及官员的表现提供依据，并通过参与表达自己的态度。
    　　3、广泛的政治参与也是培养现代公民，深化民主价值，营造民主文化的重要途径。
    发展理论认为，理想的公民应当是积极的参与者，因而参与是公民的社会责任，也是他们培养、增强自身权利义务意识的重要途径。以帕特曼和麦克弗森(C.B.Macpherson)为代表的“参与型民主”理论，将参与视作实现自由的平等权利和自我发展的基本途径。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参与才能促进人类发展，强化政治效率感，弱化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培养对集体问题的关注，并有助于形成一种积极的、具有知识并能够对政府事务有更敏锐兴趣的公民。[4](P337-340)派伊也认为，参与的公民不仅知道可以通过政治参与来影响公共政策，也可以培养他们的公民责任感，愿意守法、纳税、服兵役。使他们不仅关心自己的事情，也关心公共事务。由于参与使他们对公共事务有较为丰富的理解，能够从现实主义的立场理解政治。上述学者的分析包涵的结论是：政治参与是民主实践的重要形式，是培养现代公民、孕育民主文化的重要途径。包括民主意识、民主习惯、民主技能在内的民主文化的价值和原则，只有在人们反复的实践中才会变得越来越稳定，而政治参与正是这样的实践形式。
    综上所述，政治参与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反映和体现着社会的基本政治关系。研究政治参与，为我们了解把握社会政治体系的结构及其运行规律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在这方面，西方学者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成果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限于篇幅，本文只是就其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和观点作了简要介绍和评论，目的在于引起国内同行对政治参与问题的重视，以期推动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