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说什么时候更新:[图文]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事件始末－中共与美国的最初对抗

中国共产党人首次与美国人直接发生较为严重的冲突，从严格意义上说应当是1946年7月29日发生在河北的安平事件。当时，八路军一支伏兵伏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巡逻车队，打死打伤美国兵17人之多。这一事件引起了美军与中共之间的严重交涉，但是，当时马歇尔调处国共冲突正处在微妙时期，并且八路军冀东军分区通州支队试图伏击的原来并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而是国民党的车队，“在战斗中才发觉有美军”，因此也确属误会。1所以尽管这一事件造成了美军人员的众多死伤，马歇尔还是尽量将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中共有意识地对抗美国，开始于1948年的瓦尔德事件。这一事件指的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在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后不久，因拒绝交出电台以及涉嫌间谍活动等原因，被长期软禁，并在一年以后，即1949年11月受到审判被驱逐出境一事。2鉴于这些情况的发生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后，它无疑成为随后新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一系列严重冲突的开端，并且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前后确定对美政策的相当关键的一环。严格说来，这一事件的最初发生，原本是苏联方面要求的结果。事件发生后，美方采取了低调处理的做法，试图与即将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保持建立某种外交接触的可能性。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坚持不随国民党南撤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一度也曾接到过中共领导人关于访问北平的邀请。但是，这种外交接触尚未真正开始即告中断，瓦尔德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很可能是中共与美国交恶的一个牺牲品。从这不足一年左右的时间发生在中美关系当中时起时伏的外交风波，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新中国外交政策形成的某些复杂背景。
                    
                          “挤走”美国方针的提出
    1948年11月15日是中共与美国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上午10时，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二号公函和第四号通令。上面明确要求除军管会特别批准者外，任何中国和外国公民与机构，凡有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者，均须在36小时之内报知该委员会，并送交其保管。瓦尔德最初似乎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他当天给军管会的公函中，他甚至提出：如果“本地当局仍希望敝总领事馆之继续存在与工作”，就请“准予继续使用该项电台”，因“敝领事馆之存在须依赖此项电台之继续使用”。3瓦尔德看来相信，共产党不会采取过分的行动，只会“采取一种更为合作与友好的态度”。

瓦尔德的乐观估计不是没有理由的。自从共产党11月1日下午占领沈阳之后，一切迹象都表明，共产党没有任何企图敌视留在沈阳的美国外交及商业机构的计划。不仅如此，新任命的共产党市长朱其文先生上任伊始，就立即发出就职通知，并于11月5日以官方身份正式召见了美、英、法等国驻沈阳的领事，表示将严格保护一切外国人和外国机构的安全，并愿意为外国机构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包括发放通行证、为机动车提供标志旗等。三天后，朱市长又对美、英、法领事馆进行了回访，明确肯定他们的领事身份，并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美国新闻处设在沈阳的一个图书室，强调中美之间不仅需要进行技术方面的合作，而且也需要进行文化方面的交流。4这自然使得受命留在沈阳与中共地方当局以非正式的和私人交往的形式“建立工作关系”的瓦尔德深感振奋，直到11月16日白天，瓦尔德打给美国国务卿和驻南京大使馆的电报的调子都是相当积极的。他乐观地等待着朱市长和军管会的召见，准备象前几次那样与他们友好地讨论关于保留美国领事馆继续使用电台的权利问题。他甚至断言：“共产党的意图是承认我们，并允许我们作为美国官方机构行使职责的”。5

    从15日10时开始的36小时期限过去了大约30个小时之后，瓦尔德的信心才真正有些动摇了。他预期中的与朱市长或军管会主任的讨论，迟迟没有能够到来。虽然16日晚10时之后并没有出现他所担心的行动，但17日他继续寻求与朱市长接触的努力仍旧没有成功。直到18日上午他才得到了他所盼望已久的召见通知。而在下午２时开始的谈话中，负责接见他的军管会副主任没有表现出任何灵活的态度。瓦尔德反复解释电台是美国政府的财产，并一再说明交出电台后他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但对方毫不动摇，坚持当日下午５时将派参谋人员前往领馆接收一切，美领馆对外联络方面今后重要电报可经军管会审查批准后由新华社代发。终于，瓦尔德意识到，形势与前有所不同了，共产党方面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下午４时，瓦尔德匆匆忙忙地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通知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大使，沈阳领事馆的电台将就此关闭并被没收。同时，他还草拟了一份明码电报交给沈阳军管会，请其代为发往华盛顿，以验证此种联络方法是否可行。6很显然，联系到前此的乐观估计，瓦尔德不能不感到十分沮丧。

    其实，事情才仅仅开了一个头。瓦尔德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拒绝主动交出电台还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在18日下午５时的期限过去之后，又过了整整42个小时，沈阳军管会才正式派人前来执行没收电台的任务。但这次不再是简单地没收几部电台的问题了。在20日中午１时，即沈阳军管会开始进入美国领事馆没收电台之后不久，瓦尔德得到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书面声明。声明不再承认瓦尔德的领事身份，而称其为“先生”，同时强硬地提出：“因先生等蔑视本会之命令，今后除经市政府准许外，特禁止旧美领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来往”。随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各类人员及其家属，立即被分别软禁在领事馆、美孚油行院和总领事私宅安息日院三处。并且，三处的电灯、电话和自来水供应也被全部切断。但直到这时，瓦尔德仍旧不能理解，中共政策上的这种180度的转变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上述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沈阳军管会及市政府对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态度，在11月上旬和中旬，确有明显的不同。在11月上旬，至少到８日朱市长回访美、英、法领事馆为止，沈阳市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希望保持和发展与美国人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的态度，至少在形式上还是较为积极的。而在此之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今天或者很容易找到某种答案。因为有资料表明，朱市长８日回访时的某些说法马上被政治警惕性很高的翻译报告给了东北局的领导人，次日朱就受到了中共东北局的批评，东北局并为此就接待外国人的问题进一步作出了极为严格的具体规定。8此后，沈阳当局对各国领事馆的态度自然与前不同，变得极为谨慎。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11月15日军管会宣布没收一切电台之前，沈阳市政府仍旧以官方形式接待了领事馆的官员，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而15日递交给瓦尔德的关于送交电台问题的第二号公函，也仍旧继续承认其官方身份，称其为“总领事”。这也就是说，没收电台的行动看起来最初似乎并不包含着后来的一系列根本否认瓦尔德等人官方身份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计划在内。9那么，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后来那种地步呢？这当然不简单是因瓦尔德拒绝主动交出电台所致，而是另有背景。这里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当时苏联驻东北外交人员的态度。   

 
    据目前查阅到的资料，可以肯定，沈阳军管会11月14日正式签发的没收电台的通令，主要还并不是一个针对美国等国驻沈阳领事馆而采取的一个外交行动。它只是根据中共中央在部队进入沈阳之前就已经下达的一个关于必须注意收缴城市中一切电台以确保部队军事行动的指示，而向所有中外机关和个人发布的一个泛泛的通告。它确实不包含着具体地否认和打击美国在沈阳领事馆的计划在内，因此沈阳军管会在发出通令之前甚至没有再具体请示中共中央。导致事态向后来的方向发展的，是军管会宣布没收电台第二天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给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一个电话。马里宁在电话里明确要求中共立即派人没收美、英、法驻沈阳领事馆的所有电台，并说明“这是关系到苏联的很大的事情”。高岗当即答复说：驻沈阳卫戍司令部已经通知各领事馆必须于36小时之内交出所有电台，而我们对美、英、法留在沈阳的领事馆的策略，则是“挤走”的方针。马里宁当即对此表示欢迎，并称苏联领导人将会因此感到高兴。一旦美、英、法领事馆不再起任何作用，人民也憎恨他们，他们最后就只好滚出东北。10显然，把没收电台的行动直接同反对美、英、法领事馆在东北存在的方针联系起来的，确实同马里宁的这个电话有关。

但我们能不能说，没收电台的行动事先中共中央一无所知，事后也明确反对呢？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上述资料的话，恐怕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上述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事态的发展同中共中央的态度也有密切关系。因为高岗在电话中明确表示，我们对美国等国留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态度是已经决定了的，这就是“挤走”的方针。这里所说的“挤走”方针，事实上还在沈阳当局决定没有收当地所有电台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那是在11月10日，中共中央针对东北局提出对坚持留在沈阳不撤的美国等西方国家领事馆应如何处置的问题，曾发出指示称：美、英、法等国既然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当然也不承认他们的领事。为此，我们有必要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11不难看出，正是苏联方面这时的态度，使得这次没收电台的行动迅速同中共中央内定的“挤走”美国等国在沈阳外交机构的外交行动，联系了起来。17日，毛泽东复电中一句“同意你所取挤走沈阳美、英、法领事馆的方针”，为沈阳军管会把没收美国领事馆电台的行动升格为封锁与孤立美国在沈阳外交人员的行动，正式开了绿灯。只是，如何具体实施这种封锁与孤立，还颇费了一些周折。
沈阳军管会在发出没收电台通令时，完全没有估计到可能引起外交纠纷。因此，当美国总领事瓦尔德表示拒绝主动交出电台之后，由于不了解卫戍部队是否有权利进入外国领事馆强制执行，他们迟迟未能采取行动。以至出现了上面所提到的情况，在11月16日晚10时36小时期限过了之后，没收行动竟又拖延了三天半之久。在毛泽东看来，这明显有损新政权的威严，因而颇不满意。他致电东北局质问道：“你们没有事先请示自己做了限期三十六小时交出电台的决定，并已发出了通知，限期已满又不去取，等候中央回电是否同意。难道中央不同意你们就准备取消限期交出电台的命令吗？”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的指示电明确提出：既然美国旧领事故意违抗命令，就应派队入室检查，并将电台带走。“凡驻在该旧领事馆的人员因其蔑视中国人民政府限期交出电台的命令，将禁止其与外界自由往来。如有需要须经市政府特许，方准外出（在核准其外出后，应有武装随行保护）。你们如此办理，可达到我们内定之挤走美、英、法等国领事的方针，而形式上则以双方无正式外交关系并实行军事管制，首先给美国旧领事以限制，使其知难而退”。12

由于美国领事公然违抗命令，“首先给美国旧领事以限制，使其知难而退”，无疑是中共中央这时实施“挤走”美、英、法等国领事方针的一种策略。但沈阳方面在实行时却又忽略了这种策略上的必要性。具体说来，在我们上面所提到的20日中午开始的行动中，有些看来并不完全符合中共中央的意图。比如在这一天，他们其实是不仅将美国领事馆的人员，而且还将英、法两国领事馆的人员也都统统软禁起来了。而他们全面切断领事馆的电灯、电话和自来水供应，也并非受命于中共中央，纯粹是当时考虑到东北主力部队即将入关必须设法封锁消息，参考了苏联在沈阳的商务代表的建议的结果。显然，对于刚刚进入大城市的共产党人来说，他们在外交方面的经验是欠缺的。因此，这回又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情况才多少有了改观。尽管已经开始的对美、英、法三国在沈阳的领事馆人员的软禁和断电等，一时难以立即改变，但沈阳方面的中共领导人毕竟已经注意到必须区别对待英、法人员，而以主要力量对付美国人了。

                             外交承认问题的反复
　　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沈阳领事馆所采取的带有敌视性质的行动，并不意味着他们准备与美国全面对抗，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问题在于，基于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和意识形态特点，特别是内战爆发以来美国助蒋内战的事实和有关“美蒋”一丘之貉的宣传，使共产党人这时普遍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看成是革命的敌人，他们绝不幻想美国会乐于承认中国的革命政权。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在这一时期中共外交政策上所出现的种种变动。特别是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刚刚召开过政治局会议，会上人们多半相信：“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五年左右”，因此与会者甚至完全没有谈到外交问题。只有毛泽东简单地提到一句：一旦我们成立中央政府，至少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会跟我们合作的。从这句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人这时寄予希望的也只是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国家，他们相信美英等资本主义大国是不会承认自己的。当然，一旦这种外交承认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从共产党人自身利益着想，他们中许多人未必不会对西方国家抱以某种希望。事实上，注意到中共部分领导人第一次开始在沈阳处理与美、英、法等国领事馆的外交接触问题时，一度极力争取后者的好感，积极主动地去做联络工作，就可以看出，他们确实存有这样的希望。即使是中共中央，最初也并没有把美国等国领事馆继续留在沈阳看成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他们只是不清楚，按照国际惯例和外交条约，应当如何对待这些坚持留在自己控制区域里却承认国民党政权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当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在东北的中共领导人，他们很快就了解到自己应该怎样做了，因为东北毕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在那里的苏联人十分明确地反对任何美国人继续留在这一地区。他们尖锐地指出，美、英、法领事馆坚持留在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东北地区，这完全是“别有用心”，中共方面必须“提高警惕”。

在世界已经划分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对立阵营的情况下，新中国诞生的时间越近，毛泽东就越是寄希望于苏联的承认与支持。毛泽东从来认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间，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不是倒向这一边，就是倒向那一边。因此，共产党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威胁，一个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只有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强大阵营中去，才有可能生存和发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苏联方面的意见是必然的。毛泽东在得知苏联方面的外交考虑之后，即明确表示：“关于东北以及全国的外交政策，我们一定和苏联协商处理，以求一致”。14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共产党只能亦步亦趋地根据苏联方面的劝告去做。一向重视统战策略和斗争手法的毛泽东，还在周恩来刚刚起草了中共中央有关“挤走”美国等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方针的文件之后不久，就在再度发出指示，强调区别对待英、法与美国，“对于英法，似应较对美稍微缓和些”，明确认为即使在外交斗争中，也要注意策略问题。15
　　区别对待的方法，长期以来就是毛泽东运用娴熟的一种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何况整个“挤走”方针，其实也并不是根本不要与这些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实质仅仅在于，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般地还不可能放弃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但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完全没有分化的可能。因此，“挤走”方针的本身完全可以包含斗争的手法问题。至于先“挤”谁后“挤”谁，则应完全视需要而定。重要的只在于孤立美国，因为美国是一切帝国主义的总头子，是国民党的总后台，它不仅保持着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而且还在处心积虑地援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因此，毛泽东主张“对于英法，似应较对美稍微和缓些”，在沈阳不必禁止其出入，过一时期更应准其修复电灯电话。再度由周恩来拟稿的中共中央11月23日的指示，更进一步对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具体的说明。指示称：我们目前坚持不承认国民党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是为了使我外交立于主动，“并不等于我们永远不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外交关系，也不等于对待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毫无区别。挤走美、英、法三国驻沈领事馆的一般方针，……并不一定在东北以外的解放区都实行，而且对英法和对美必须有所区别。”16
　　比较一下同是周恩来起草的11月10日和11月23日这两封解释中共中央“挤走”方针的指示电，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两封电报有一点是显著不同的，那就是，在11月10日最初提出“挤走”方针时，中共中央并没有在政策上做任何区分。它只是笼统地提出封锁和孤立美、英、法，既没有提出区别美国和英法，也没有提出区别东北与关内。而在23日的指示电中，则不仅提出了区别美、英、法，而且宣布说“挤走”的方针在东北以外的地区并不一定要实行。要了解这种改变的背景，还必须注意到11月中旬毛泽东对革命胜利时间估计的改变，因为恰恰是这种估计的改变，使得中共中央此前此后对于未来外交的前途，一度开始有了颇为不同的认识。
　　11月10日的电报，中共中央仍旧是以９月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五年左右胜利的估计为依据的，因而它对早日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报多少希望。但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即改变了形势的估计。11月11日，毛泽东在给各方面负责同志的电报指示中，明确指出：“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显然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要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正是从这种新的估计出发，23日的电报对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英法两国建立一种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较前有了更多的灵活性。而毛泽东对此似乎更乐观、更大胆。他明确提出，即使是在东北地区，是否挤走英法也还要看那个时候的具体情况；即使是“挤走”美国，最后的决定权也必须操在中央手里，况且就是挤走也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与美国建交，因此做事也要留有一定的余地，比如电台所有权可仍属美方，由我代管，“将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退还”。17
　　一方面没收电台，封锁美驻沈领事馆，软禁其人员，一方面估计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同美国建交而主张留有余地，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这时固然对帝国主义的头子美国颇不信任，但并没有根本否定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为此，中共中央甚至很快电示东北局，对美国领事馆的封锁也不宜象监禁一样，分别软禁在三处的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应该允许他们自由来往。但这样一种相对积极的做法，突然被25日收到的一份东北局的电报打断了。
　　这份24日发出的电报报告说，沈阳方面于软禁美国总领事瓦尔德等人之后的次日，破获了一起重大间谍案，全部系美国特务，直接由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提供各种收发报装置、经费并领导，任务是刺探并递送有关苏联、外蒙古和中国解放区的各种情报。18这一情况的出现，对中共中央外交政策冲击之大，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苏联人关于美国坚持留在东北是“别有用心”的说法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因此，恢复沈阳美国领事馆三处人员自由来往的指示暂时停止执行了，对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的性质估计迅速开始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又再度不加区别地提出“逐步挤走”美、英、法三国驻沈阳外交人员的主张，并且开始提出：“我们不应允许资本主义国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而更加火上浇油的是，几天之后，毛泽东又获悉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某种方式承认中国即将产生的新的联合政府，通过恢复与新中国的贸易，鼓励对新中国的投资等方式，分化中国现在的统一战线，努力造成新的联合政府中的反对派，以抵抗共产党。毛泽东不禁勃然大怒：武装援助蒋介石打不败共产党，现在竟亲自出马搞起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的卑鄙勾当来了。他愤然批示：“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决不允许”那些心怀鬼胎的外国人到解放区来。19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周恩来很快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及新闻人员态度的指示，明确指出：“现时帝国主义外交人员及冒险分子都在寻找机会企图钻进解放区来，进行挑拨和破坏民主阵营的工作，我应严正地注视这一发展，并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式，揭露其阴谋，打破其幻想。”故对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求进入解放区的外交人员、记者等，一概拒绝；各种问题，一律不予答复。对于坚持留在我解放区，包括今后留在平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的外交人员，只当外国侨民看待；对于留在这些地区的美国武官（连原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内），因美国军官正在助蒋作战，故应以武装监视；对于留下来的外国记者，因其均为反共报纸或通讯社的记者，故亦不承认其为记者，不给以任何采访和发电之权，军管期间还应监视其行动，发现其有破坏行为，即予惩办直至驱逐出境。20如此强烈的反应，当然不能不对他们前此的外交形势估计产生严重的影响。

1949年初，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外交问题第一次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帝国主义阴谋保持高度警惕，开始成了人们议论的重点，外交承认问题反而被放在一边了。美国间谍事件和有关美国阴谋的消息所造成的思想冲击，使意识形态的考虑和新政权的巩固成了决定一切的因素。这是因为，即将成立的新政权还带有联合政权的性质，政权内部还包含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国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美国存在程度不同的好感，这使得刚刚得到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威胁本来就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担忧。如今得知这样的阴谋，自然激起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强烈反弹。毛泽东在会上严肃指出：我们的革命是带反帝国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恨死了我们的革命，尤其是美帝在中国失掉了威信，它当然不会甘心。美帝的对华政策就是两手，一是帮国民党打我们，二是通过某些右派，甚至利用特务从我们内部破坏我们。从现在情况看，国民党失败后他们是可能承认我们的，这样他们就能够钻到我们内部来同我们作斗争了。因此，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应当不给他们这种机会。我们要等到中国全部解放了，我们已经站稳了脚跟，并且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基础统统搞掉，再说承认的话。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决定新中国将在一段时期里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外交承认的问题，不与它们发生外交关系。他这时有过一句很形象的说法，叫做“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而他亲自起草的1949年1月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则向全党明确宣布了对美国的这种强硬态度。指示特别批评了那种“对于美帝国主义力量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强调“美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来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得合法地位，实施‘从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21

战争时期，军事胜利就是一切，既然注意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人员及其记者都可能同帝国主义阴谋有牵连，那么，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不加区别地限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人员的自由，否认他们的权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再度明确规定：坚决否认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代表及其机关的权利，其各种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一律没收，对美国武官必须“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一律不予承认，概不给以任何采访发报之权。22不过，引人注目的是，几天之后，即１月25日，中共中央又很快下达了一个关于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提出对原指示中的两项内容须暂时变通办理。其一是对平津两地外国领事馆所有的电台，包括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其二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记者，连同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并可考虑经过一个时期的考察后，令所有外国记者重新登记，对其中合乎我们需要的外国记者给以采访和发报之权，其他则不予批准。23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是同这时苏联方面的意见有关，也是同这时国内政治形势突然出现的重要变化有关的。
还在１月上旬，南京政府就积极谋求苏联出面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当１月10日斯大林向毛泽东通报这一情况，征求毛泽东意见时，毛泽东最初曾断然予以否定。但考虑到强硬地拒绝和平谈判，可能会给美国干预中国革命带来借口，斯大林一再劝告毛泽东务必在策略上做出某种姿态，包括对美国也不宜采取过于激烈的敌对态度。在反复考虑了斯大林的建议之后，毛泽东最终同意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这既包括策略上赞同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也包括在外交上采取避免过于生硬。24斯大林的态度显示出，苏联这时并非一味地有意要使中共与美国之间保持紧张关系。 　　在此之后，蒋介石突然于１月21日宣布下野，国民党代总统桂系李宗仁及华中一带国民党军队最高将领桂系白崇禧等又积极密谋和共反蒋，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有急转直下的可能，这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保持一种较为积极态度，对于影响和分化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势力，包括美国的势力在内，益显出其必要性。况且，和平解放北平前后，中共中央也注意到了灵活运用外交策略的重要条件。

     自1949年1月上旬以来，中共中央就不断收到来自美国方面的讯息，显示美国方面的态度也并非铁板一块。长期与中共领导人有着友好关系的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和路易斯. 斯特朗不用说了， 就是多数美国在平津的记者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也并非带有挑衅性。25不仅如此，这时，就连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也通过其秘书傅泾波辗转送来密信，转达大使的两点希望：“（一）伪府因迷信武力，失却民心，致此田地，希中共以收挽民心为先决条件；（二）美所望于中国者，为主权独立，政治、经济、文化能达自由”。而后，又有情报显示，即使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撤往广州，美国大使以及多数西方国家的大使仍将继续留在南京，准备与共产党方面进行接触。26紧接着，美国国务卿也就其在沈阳领事馆人员被软禁一事，通过其在北京和香港的总领事，以文书形式向中共最高当局提出询问。27所有这些在中共中央看来，当然意味着美国政府确实有曲折承认共产党为未来中国新主人的可能性。
当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共产党自１月下旬以来外交手法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多少灵活的态度，是其外交方针的改变。在３月上半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等人仍旧再度重申了他们在１月会议上提出的那些观点。毛泽东肯定地说：尽管美国人想承认我们，我们却不忙于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他再度强调了帝国主义“内部破坏”的阴谋问题，并形象地比喻说，这是为了防止孙行者钻入牛魔王的肚子捣乱，而“孙行者即美帝是也”。而与此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中共与苏联之间的盟友关系，并坚决表示，我们是和苏联站在一起的，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要公开发表文告来说明我们的这种坚定态度。4月3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公开声明，也更是鲜明地表明了新中国决心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阵营一边的坚强决心。28这种情况表明，不论这时共产党人的外交政策是否变得多少灵活一些，至少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是把美英等国，特别是把美国，看成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问题仅仅在于，即使把美国当成敌人，是不是就一定不能同美国等国发生外交关系呢？1949年4月，来自斯大林的一份电报和来自上海陈铭枢将军那里的一则信息，终于促使中共中央重新考虑对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策略了。

 　　４月中旬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前夕，中共中央得知美国大使开始正式出面谋求与中共方面疏通和解。从上海来的陈铭枢将军的代表雷仲仁报告称：几个月以来，美国方面一直极力寻找途径与中共疏通。为此，“司徒大使偕傅泾波于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冒恶劣天气乘专机抵沪在友家与陈先生会见密谈三小时，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又密谈三小时。并要求陈先生为中国及世界和平计往北平一行，向中共中央解悉美国政策，俾得与中共化仇为友，与苏联合作建设世界，制止第三次战争”。司徒大使表示美国顾虑中共者二：“（一）美国怕中共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为敌，助长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危险性；（二）怕中共武力统一中国后放弃民主人士及民主联合政府，而实行赤化亚洲，独裁中国”。司徒大使称：美国希望中国即日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清除贪官污吏，希望中共真正实行民主，成立一个真正和平独立民主自由的联合政府，同时并希望中共能够改变对美之态度，制止反美运动。如此，美国定愿与中共实现友好并援助新政府复兴与建设新中国。29 紧接着，就在中共决定开始渡江战役的几乎同时，针对毛泽东去电征询斯大林关于新中国政府建立及其有关政策问题，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回电中特别说明了他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建议。他提议：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正式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那么，中国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绝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因为这样做将有助于使美国放弃其分裂中国的计划。30 　　司徒雷登的主动和斯大林的建议，无疑给了中共中央表现其灵活性的一个适当的机会。毛泽东很快将司徒雷登的要求通知了斯大林。而与此同时，不管毛泽东内心深处是否相信与美国政府接触的实际意义，中共中央这时毕竟开始考虑向美国方面传递某些积极的信息和在可能条件下发生外交关系的问题了。
　　４月６日晚，中共中央曾收到新华社驻香港分社来电，报告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介绍来华的索尔.密尔斯已经到达香港， 要求前往华北解放区。由于华莱士是力主消除美苏分歧，结束冷战的前美国总统候选人，苏联方面自然大开绿灯。但最初，象以往一样，中共中央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在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后，即中共中央４月中旬初决定以４月20日为过江最后期限的同时，它才破天荒地致电自己在香港的代表，宣布批准密尔斯进入华北解放区，访问天津和北平。毫无疑问，在数不清的外国记者、外交官以及其他各类外国人，甚至是象路易斯. 斯特朗这样历来受到中共领导人欢迎的美国人，几个月来全部都被拒之门外之后，密尔斯是有幸能够得到这种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尽管这位美国前纽约产联理事会总书记、纽约州美国劳工党副主席，名义上是代表美国将近10家公司前来中国与中共领导人谈生意的。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候宣布让这位具有重要政治背景的美国人到北平来，其政治上的意义远较双方对生意上的考虑要重要得多。31 　　一度关死的门打开了，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策略意义，但毛泽东并没有象一个月以前那样把建交的门封死。由于对国民党已经在军事上取得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共产党人不再需要象几个月以前那样把向外国人封锁军事消息放在外交考虑的重要位置。当务之急是避免美国可能的军事介入，和尽可能快地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为此，毛泽东首先通知前线领导人注意不要在外交上出问题，并提出：鉴于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两天以后，即４月30日，他进一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32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拿下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而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为首，多数国家的使节都留在南京没有动。为了设法了解美国对自己及对国民党的政策动向，并与司徒雷登保持接触，中共中央专门派原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前往南京担任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而司徒雷登自然也急于与中共最高层进行某种方式的联络。33于是，双方由此开始了一段在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史上相当引人注目的外交接触与对话。

  “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
5月6－7日，司徒雷登两度派其秘书傅泾波与黄华接触，主动要求安排与黄华的直接会面。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当即致电南京市委与华东局，表示同意安排见面，但多听少说，“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绝对不可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有求于美国。34 　  5月13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及溥泾波在司徒住处会面。35人们事实上可以把这次谈话看成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美双方的第一次重要的外交接触。但是，从这次接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双方的看法和愿望相距甚远，甚至难以调和。中共中央重视的是：“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而司徒雷登实际上却相信：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并得到美国承认，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多半不会因为中共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改变。中共中央最重视的是：美国“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而司徒雷登却暗示，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这在共产党方面看来，其实就是要干涉中国的内政。难怪南京市委总结司徒雷登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联合政府内应吸收美帝走狗”。36     5月17日，5月31日，傅泾波又两次找黄华谈话，再三表示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在对中共的政策问题上存在着极大分歧，司徒雷登是力主与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者，因此中共方面对司徒雷登应加以信任和谅解。根据他的提议，在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之后，黄华主动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于６月６日在外事处再度面谈。黄华表示，既然司徒雷登有意建立中美人民新的外交关系，那么，就不应当回避与国民党断绝关系和停止继续援助国民党的关键问题。司徒仍旧坚持，今天在中国没有一个新政府，因而不存在承认的对象。况且如今国共各占一部分地区，按照国际法，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与尚有存在条件的旧政权断绝外交关系。他突出强调的仍然是，未来中国的政府里是否能够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并说明，承认问题与将视此而转移。因为要了解美国政策，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美国害怕共产主义，害怕世界革命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华政策的问题，而是关系世界和平的大问题。如果中国能够实现民主自由，那么，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就好解决了。37     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些颇有挑衅意味的说法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担心，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愈益提高了他们对美国阴谋的警惕性，对于美国断绝与国民党关系的可能更加不抱幻想。继续保持接触，看起来仍旧与斯大林有关，因为这时中共代表与美国大使的整个谈判过程，几乎都是在斯大林的密切关注与建议下进行的，毛泽东不断地在向斯大林详细地通报这种接触的最新结果。斯大林甚至明确认为，未来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如果能够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某种帮助，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尽管中共中央这时对司徒雷登事实上已无信任可言，它还是从策略上考虑在继续推动这样一种接触。这也就是为什么，当６月８日傅泾波告诉黄华说，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国之前，赴北平面见周恩来时，中共中央很快表示了同意。显然，如果司徒能够从南京前往北平，这等于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决心要承认中共政权，它对一心指望美国干涉的蒋介石国民党无疑是最为致命的打击。

    关于此次谈话还有一种格外引人关注的说法，即所谓黄华突然改变了两天前的态度，转而强调美国的经济援助对中国的恢复是决定性的。38美国学者马丁在《抉择与分歧》一书中不仅肯定这种说法是真实的，而且还以此来支持另外一种神话，即至今仍在引起广泛争论的所谓周恩来5月31日通过澳大利亚记者基翁转给美国政府的口信。这个口信宣称，中国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并强调中共党内存在着开明人士。39马丁相信，这两种说法之所以如出一辙，就是因为黄是按照周的“新方针”行事的。但资料表明，黄就此次谈话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丝毫没有上述内容，恰恰相反，报告谈到，关于美国经济援助的重要性的说法，是傅泾波在提出司徒希望能够去北平与周恩来见面时，自己强调的。而黄华当时的答复是：美国对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若无正式表示，司徒去平要求恐怕不会得到回答。再从黄向中央报告的谈话内容看，这时傅已得到所谓周恩来的口信，因此，他极力表示美国政府方面许多人都了解周，也对周近来向人表示的意向感到鼓舞，并知道中共内部见解并不一致，而他们是赞成毛泽东、周恩来并反对亲苏派的。对此，黄明确予以了驳斥，称之为“造谣挑拨、老调重弹”，完全是“美国对我阴谋”。可以想见，如果黄照所谓“新方针”行事，必不会如此表示。至于所谓周的口信，更是令人不能相信。因为从这一时期周所起草的大量有关电报指示看，周这时同毛一样，对美国政府同样极端不信任，并且明确反对对美国抱以幻想，他显然不可能向美国政府秘密传送这样一种完全相反的信息。更何况，既然此事经过了并不可靠的澳大利亚记者，又走的是外交渠道，美英两国很快都获得了这一信息，它之必然不能保密而必为苏联间谍所侦知，是显而易见的，周不可能不了解这种情况。因此，即使我们相信基翁所传送的消息并非伪造，一种最合理的估计也只能是，它多半是斯大林注意到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所存在的种种幻想，通过中共假意散布的消息，其目的还是为了“麻痹”美国政府，促使其加强与中共方面的接触罢了。
    关于欢迎司徒来北平的问题，中共中央是非正式地透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向司徒雷登发出邀请的。16日，陆在给司徒的信中称：毛泽东已经宣布你来访燕京之意，我估计当局可能予以同意。陆志韦的信是特意交给中共中央看过的，当然也是得到中共领导人赞同的。甚至，当17日傅泾波再见黄华，特别说明美国国务院有意让司徒今后再以私人身份返回北平从旁赞助的情况后，虽没有再提司徒雷登希望返美前访问北平一事，毛泽东仍旧迅速做出批示：不管他是否再提，在司徒雷登返美前约10天左右，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40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傅泾波关于司徒要求访问北平的表示，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司徒雷登的正式认可。此事自然节外生枝。41
６月27日，傅泾波再见黄华，带来陆志韦16日信，表示司徒对此感到十分惊异，不知用意所在，并且说司徒除了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前往北平外，时间上几乎没有可能再去北平了。因此，他只能报告美国国务院，由上面来作决定。言外之意，此事纯系中共中央方面的主动表示，而司徒本人则是被动的。傅泾波的说法让黄华深感意外。次日，他亲自前往美国大使馆拜会了司徒雷登，力图证实此事，并再度重申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司徒也证实了傅泾波的说法，强调傅并非根据他的指示，当时只是“顺便提到”这种可能性。尽管司徒随后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明显地表示希望能够接受此一邀请，但傅和司徒的说法已经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不满。周恩来复电严厉地告诉黄华：司徒雷登去燕京及希望与当局晤谈，均为司徒雷登所提，“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藉口”。事实上，同意司徒雷登前来，也只为分化美蒋，“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42
    如上所述，中共中央其实从来都不相信帝国主义会改变其仇视共产党的政策。1944年以来开展对美外交的种种经历，都更进一步证实了他们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得来的这种认识。因此，不论中共中央这时同意司徒雷登来访的目的何在，他们并不真的幻想只要给予司徒雷登一种较高规格的邀请就能够使美国转而改变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历史选择。他们很清楚，即使美国出于某种政治考虑转而承认自己，司徒雷登的说法也已经清楚地表明了美国政府将要求新中国付出一种什么样的代价，而这恰恰是毛泽东和众多共产党领导人所不能答应的。何况，共产党人在军事上的胜利也并不需要再借助于这样的外交策略和宣传。既然如此，司徒雷登来与不来，对于他们其实也并无丝毫损害。从６月30日起，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对于司徒雷登来北平问题不再有任何兴趣。当然，７月１日美国国务卿也明确指示司徒雷登不得访问北平，此事自然不了了之。随后，司徒雷登于９日正式申请于７月18日返美，15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双方这次主要围绕着建立外交关系而展开的非正式的外交接触与对话，也就宣告结束了。而双方这次对话，可以说丝毫也没有找到可能达成谅解的基础。如果说对话的双方在某一方面确实取得了一致，那就是双方的感觉。因为他们通过对话竟一致意识到：幻想改变对方的政策，纯粹是徒劳的。因此，到8月2日司徒雷登“夹起皮包走路”之后，双方不是更接近了，而是更敌对了，更仇恨了。43

    不难断定，这一次中共与美国之间的接触事实上还远不如1944年的那次接触有基础。1944年在美国政府外交和军事人员中，确实还存在着某些同情者，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一度也还不是十分确定，中共方面对美国当时也还抱有一定的期望。这一次则完全不同了。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和对苏冷战的战略，已经完全破坏了双方信任的基础。双方这时政策的考虑相差太远。在美国政府方面，这时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服从于其对苏冷战的需要的。从对苏冷战的角度，美国的财力必须用到对其安全利益更加重要的其他地区去，中国的重要性被大大降低了。因此，共产党在中国掌权并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问题在于，美国坚持必须防止苏联统治中国而造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也就是2月4日杜鲁门总统批准的美国当前对华政策文件中的所说的：要“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而阻止的办法，如果不是司徒雷登所希望的那种在新中国造成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的氛围的话，至少也是希望毛泽东能够成为南斯拉夫的铁托。44因为，铁托1948年被斯大林开除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苏联东欧集团的力量。
1949年开始的几个月里，美国确实曾经对中共寄予过希望。用国务卿艾奇逊的说法，美国是要“等待尘埃落定”，再来决定它要不要承认这个中共政权。可是，仅仅几个月之后，他们就已经看清楚了：毛泽东不会成为铁托。源源不断的消息都表明，中共“精通列宁主义关于世界革命的纪律和效忠观念”，对苏联的领导几乎是“毫无保留地甘心接受”，丝毫“没有铁托主义的迹象”。45

美国人在这一点上并没有看错。美国国务院情报司随后的一份针对中国问题的报告比较准确地分析了中共与苏联关系的现状。它指出：“可以预料，目前强烈的亲苏方向在近期内不会有所变化”。“如果对中美、中苏之间的利害的一致与冲突作冷静的和理性的分析，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冷战中持比现在更中立的态度。但是意识形态的因素，也许再加上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恐惧，看来目前是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报告分析了中共与南共的异同，认为毛与铁都立足于国内群众，都有独立性，不同点是苏共对中共的渗透和影响比对南共大，中共掌权后面临的国内问题和困难也比南共复杂得多，因此中共对苏共的帮助的需要也大。而在苏联方面，其对亚洲共产党的要求可能也没有像对欧洲共产党那么苛刻，因而对中共的高压也许会比对南共轻些。基于以上原因，报告认为中国目前发展铁托主义的可能性不大。但从长远看，如果苏联的教条的干涉危及其政权的存亡，或者苏联拒绝帮助其发展经济时，中国可能改变亲苏倾向。美国的政策无论是给中共以好处，还是给它制造麻烦，都难以对中苏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46
不过，美国人的上述分析还忽略了另外两个方面的因素。即民族主义的情绪和当时对美国政策的怀疑和敌视之所以根深蒂固，根本上还在于两大因素。第一是历史因素，因为他们对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政治干涉和经济压迫有着惨痛的记忆，他们看不出帝国主义有可能自动地放弃它们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因而相信除了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以外，没有办法能够使中国人真正独立自主、扬眉吐气。第二是现实因素，因为他们从美国顽固地坚持武装援助国民党来消灭共产党的战争中，从美国处心积虑地利用外交官做掩护，在苏联东欧各民主国家，特别是在自己的解放区从事间谍活动、从雷和文以及司徒雷登等人赤裸裸地主张在新中国政府中支持民主人士抵抗共产党的政治攻势中，深切地感受一种政治威胁，他们看不出美国有自动放弃干涉中国内政，放弃反对和颠覆共产党政权的罪恶阴谋的可能性，坚信除了把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成是自己的头号敌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且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以外，没有办法能够避免它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危害。显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必象弱小的民族主义者那样机会主义地来保护自己，他们清楚地了解自己在世界政治斗争中的位置，也格外庆幸他们能够与世界上几乎同美国一样强大的苏联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同盟。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毛泽东在对要不要美国承认的问题上态度有过反复，但他始终没有放松过对美帝阴谋的高度警惕性，始终强调必须公开表明自己与苏联的同盟关系。 　　让人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写作和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时间。因为这恰恰是毛泽东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到北平来访问和晤面的几乎同时。很清楚，即使在与司徒雷登开始了非正式的外交接触，并且做出了主动的表示，毛泽东也丝毫没有改变要倒向苏联的初衷。司徒雷登关于必欲扶持中国“民主开明人士”抵制共产党，和挑拨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赤裸裸的表态，以及傅泾波关于中共领导人存在着“开明”和“教条”两派，挑拨中共领导人关系的谈话，只是使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倒向苏联的决心。47 　　中共中央这时采取的第一个针对美国政府的强硬行动，就是在６月19日突然公布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本来，在５月中旬美国政府表示将关闭沈阳领事馆之后，中共中央考虑到当时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与对话，并没有具体考虑是否要追究瓦尔德等人的间谍案责任问题。直到６月初，中共东北局方面对于瓦尔德等人的软禁也相当放松，瓦尔德也已经得到美国政府同意关闭领事馆的指令，并已得到沈阳当局的认可开始做闭馆和撤退的准备。但这时，鉴于司徒雷登及美国政府拒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并考虑到这一时期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美国在南京、北平和上海的外交官，通过各种方式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强烈要求中共解除对沈阳领事馆人员的软禁，同意他们关闭那里的领事馆，撤出全部外交人员，中共中央经反复研究，终于就此做出反应，披露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参与间谍活动的真象。显然，这一决定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的，他们甚至来不及具体通知中共东北局，并且还没有具体研究是否应当追究瓦尔德等人的间谍案责任问题。但这恰恰反映出，他们在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对美国绝不可能放弃其必欲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本质，已经更加确信不疑了。毛泽东６月24日亲自批示公开广播《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更是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们对推进与美国的外交，其实不抱任何希望。48     中共中央这时采取的第二个多半是更为引人注目的强硬行动，就是公开宣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实行“一边倒”。如前所述，他们尝试过采取某种策略手段，适当灵活地处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外交人员的关系，甚至为此在表面上与苏联有关人员也保持适当的距离，试图以此来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停止援助国民党，并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加速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通过社论或声明的形式，公开表明他们拥护苏联，反对美帝的强硬立场。49而随着新政协筹备会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府成立在即，公开宣布自己的基本国策已经刻不容缓，毛泽东于是很快挥就《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于6月30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鲜明地表明了自己这种亲苏反美的态度。他的文字中透着一种藐视西方的豪迈气概：“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只有两点，一是在国内唤起民众，就是团结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二是在国际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内容，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主张相比，已经有了非常重大的改变。而毛泽东并且断言，这恰恰是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即“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因为，“积（孙中山）四十年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50     毛泽东的表态为整个新中国的对美政策定下了调子，从而使得一度根据某些小道消息，猜测有可能引诱毛泽东等部分中共领导人远离苏联的司徒雷登们，彻底地失望了。司徒雷登极其沮丧地承认：“毛现在不会被收买”。但他似乎并没有特别重视毛泽东的文章中所包含着的更为深刻的政治目的。51

 6月30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正式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等一干人进行公开审判。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国民党的腐败与顽固。美国公开承认其政策的失败，再度激起了毛泽东内心的冲动。他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为新华社写下五篇充满嘻笑怒骂的讽刺文章，旨在批判美国的对华政策，揭露其帝国主义的本质。毛泽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相信可以借此以教育那些始终对美国存在幻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以便彻底摧毁司徒雷登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所寄予希望的一切“社会基础”。这个工作，毛泽东自从抗战胜利以来就在做。先是同党内“恐美”思想做斗争，现在是同社会上的“崇美”、“亲美”思想做斗争。他断定，在武装干涉难以实现之后，美国用以推翻共产党统治的手段，只能是内部的破坏与颠覆，而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可供美国政府利用的足以用来颠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毫无疑问，根本否定英美外交也好，公开宣布“一边倒”政策也好，其实更多的只是要让举国上下认清这样一条是非界限，是要警告那些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分子”、“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万万不可倒向另一边。毛泽东知道，有这种“错误思想”、“糊涂思想”、“反人民的思想”的人，在中国还占相当数量，如果说国民党打倒之后，还有什么势力能够被用来对共产党的权威挑战的话，那就是他们。“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因此对于他们还只能说服和争取。毛泽东显然把打破这些中间派头脑中对美国的幻想的工作，看成是一件关系到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情。他相信：一旦“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52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把矛头对准主要敌人美国，一方面使其威风扫地，以利恢复民族自尊心；一方面则将其赶出中国，以利根本破灭中间派的幻想。

1949年10月１日，新中国诞生了。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对于美国的政策也基本确定了。就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言，它不否认有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必要。作为新中国暂时基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53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解释的那样，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态度”是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提出的“一边倒”为依据的，这是一个是非界限问题，是一个认清敌友的问题。而考虑到目前新中国还有许多问题，基础还十分不稳固，新中国政府实际上决定暂时不忙与美国，甚至也不忙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至于何时再考虑与美国建交，毛泽东这时相信，它可能需要一个比年初的估计还要长些的过程。54
　从1948年11月中共中央确定“挤走”方针开始，至此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自己的外交政策又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具体考虑，但他们最终还是回到原先的起点上来了。而这一次，他们的态度却更强硬了。毛泽东的结论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55
　 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它的巩固与安全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而这种巩固和安全的最大隐患，就是美国的干涉和破坏。为了减少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其在中国的半合法地位进行政治破坏和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既定的方针，新中国政府很快采取严厉措施以打击美国政府继续在中国呆下去的信心。10月31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等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受到中国雇员联名起诉而被拘押。随即，沈阳市公安局再以间谍案对瓦尔德等人提起公诉。11月下旬，瓦尔德等人很快被分别处以数月徒刑，缓刑一年，然后驱逐出境。56而12月初，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了挤走美国在华所有外交人员的策略，随后于1950年１月６日下令征用美国等国驻北京领事馆根据辛丑条约占据的旧兵营，最终迫使美国关闭了在中国的全部领事馆，并撤走了全部政府人员。57对于这一结果，正在苏联访问，争取和苏联正式缔结同盟条约的毛泽东看上去颇为满意，宣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耀武扬威了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者，才会如此丢脸，如此灰溜溜地离开中国，而“拿我们没有办法”。当然，这样做根本上还是为了巩固新政权。在几年之后，毛泽东谈到当时外交的战略考虑的时候说得很明白，即：这时，“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外交关系会给我们许多困难”。我们需要“先扫自己的房子”，而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外交关系则困难得多，暂时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就使他们没有机会在我们内部制造麻烦。因此，建交与否，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希望‘客人’迟一些来。我们希望他们来时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后悔的地位”。58

作者：杨奎松，生于北京，籍贯重庆，做工8年，大学4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著有《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大东图书公司1995年）、《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大东图书公司1997年）、《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99－200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修订）、《走近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书，以及论文若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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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聂刘致中央转报冀东来电》，1946年8月1日。
2 关于这一事件，研究这一时期外交史或中美关系史的著作往往是一笔带过。如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１９１１－１９４９）》（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华庆昭的《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以及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等，几乎都只是把这一事件当作中美关系中的一件并不十分重要的小插曲，顺便提到而已。目前只有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１９４５－１９５０）》（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一书曾经用了几百字来谈论这一事件的原因。但她也只是认为此事在美国有重要影响，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则多半是只出于对继续支持国民党的美国的警惕和急于彻底取消“治外法权”，而采取的一种未作“过细的考虑”的外交行动。章百家的一篇文章也简单地提到这个问题，但认为这个事件纯粹是东北局按照苏联人的要求而采取的行动，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故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极为恼火”。见《国史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９３年第２期。美国学者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说明，值得重视的有爱德温. 马丁的《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美国肯塔基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一书，该书已于１９９０年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它的中文版。其他还有伯纳德. 格茨曼的《人质危机：三十年前》（1980年5月发表于《纽约时报(杂志)》）等。在美国学者中，对这一事件描写得比较全面的，只有陈兼1993年发表的论文。见Chen,Jian,The Ward Case and the Emergence of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1948-1949,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32,July 1993.
3 《驻沈美国总领事瓦尔德致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函》，1948年11月15日。
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8, Vol.7, pp.548-549, 829-831.
5 FRUS , 1948，Vol.7, 826; 瓦尔德：《沈阳事件》，《外事处日志》，1950年2月15日，转见Chen,Jian前引文。
6 FRUS , 1948，Vol.7, 837;《驻沈美国总领事瓦尔德致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转致华盛顿电》，1948年11月18日。
7 《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致瓦尔德（瓦尔德）先生公函》，1948年11月20日；《驻沈阳美国总领事瓦尔德致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转致香港美国总领事再转国务院和大使馆电》，1948年11月22日。
8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8年11月11日。
9 一些文章认为，从11月15日开始，沈阳当局就完全否定了美英法各国领事的官方身份，这看来是不正确的。参见Chen,Jian前引文。
10 苏联人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在中国东北之敏感，由此可见一般。在科瓦廖夫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据他说，他当时也曾向中共方面提出过封锁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建议。见冈察洛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俄)《远东问题》，1992年1－3合期。《高岗致毛主席电》，1948年11月16日。
11 参见《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96页。
12 《中央关于对沈阳旧美领事馆拒交电台的处理办法给林彪等的指示》，1948年11月19日。
13 参见《东北局给中央的电报》，1948年11月6日；《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11月1日，等。
14 《毛泽东给高岗的电报》，1948年11月17日。
15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示》，1948年11月18，21日，等。
16 《中央关于挤走美英法领事馆给东北局电》，1948年11月23日。
17 《毛泽东关于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指示》，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挤走美英法领事馆给东北局电上的批语》，1948年11月23日；等。
18 关于这一案件的较为详细的情况，在以后审判瓦尔德时曾经部分地加以公布。从当时东北局的报告和被捕特务人员的交待材料来看，应该肯定此一间谍组织确曾一度利用了沈阳领事馆，只不过，经过长期侦察和审讯，关于瓦尔德是否知晓此一间谍组织，并负有直接责任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证明。参见《东北局致中央电》，1948年11月24日。
19 《毛泽东对雷和文谈话摘要的批语》，1948年12月4日，等。
20 《中央关于战争期间拒绝一切外国记者采访解放区的指示》，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等。
21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１４３５－１４３６页；《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１９４９年１月８日，等。
22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８卷，第４５－４７页。
23 《中央对于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８卷，第７８－７９页。
24 参见Odd Arne Westad, Rivals and Allies: Stalin, Mao,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January 194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毛泽东选集》，第１３９７页。
25 《史沫特莱致朱将军函》，１９４９年１月；《鲍大可、司悌禄致毛主席的信》，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９日，等。
26 《傅泾波致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诸先生函》，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８日。
27 FRUS, 1949, Vol.8, pp.901-903, 907-910.
28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１４３４－１４３７页。
29 关于司徒雷登的这一大胆的秘密尝试，至今无论是在司徒雷登公布的个人档案里，还是在美国政府所公布的外交档案里，都没有记载。唯一可以作为理解司徒雷登这一行动的参考的，就是他在３月１０日发给国务卿的一份电报。在这份电报中，他第一次明确要求国务院授权他与中共高层领导会谈。参见FRUS, 1949, Vol.8，p.174；《陈铭枢先生报告美大使来沪密访二次事》，1949年3月26日。
30 参见冈察洛夫前引文。
31 《密尔斯备忘录》，1949年；密尔斯：《赴华使命》，1949年；《密尔斯与周恩来谈话纪要》，1949年5月18日。
32 转见《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第43页；《毛泽东选集》，第1464页。
33 《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1949年5月10日。参见《美国外交文件》，第8卷，第741页；并见《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34 《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1949年5月10日。
35 参见FRUS, 1949, Vol.8, p.746; 《新中国外交风云》，第２６页。
36 FRUS, 1949, Vol.8, p.744, 746.
37 FRUS, 1949, Vol.8, pp.752-753;《南京市委给中央的报告》，1949年6月7日。
38 FRUS, 1949, Vol.8, pp.377-378.
39 FRUS, 1949, Vol.8, pp.357－360; 并见马丁书第38-47页。
40 《陆志韦致司徒雷登函》，1949年6月16日；《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1949年6月21日。从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又做了重要修改的这封中央指示电中，可以进一步看出周对美国的不信任。因为，对于南京提出傅17日没有再提司徒雷登要求访问北平，我们是否可给以暗示的请示，周的意见很明确：“他如不再提，我们不必暗示”。相反，倒是毛泽东批示可以做这种表示的。
41 对照当时美国大使馆给国务院的报告，和南京外事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可以看出傅泾波在司徒雷登和黄华中间经常捕风捉影地传递甚至制造一些假信息。比如，他曾多次向黄华谈到美国国务院有意让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多次谈到美国国务卿表示司徒雷登可以先回美国做短期停留即返北平协助国务院做中共工作。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已经公布的美国国务院的档案中是不存在的。甚至，到了７月２１日，司徒雷登正在办理离境手续之际，傅泾波又一次向中共传出美国国务院希望司徒雷登去北平的消息，但中共方面不仅对此已经不感兴趣，而且对傅也已再无信任可言。中共中央甚至警告傅：日后切忌不要“招摇撞骗”。
42 《中共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1949年6月30日。
43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492页；FRUS, 1949, Vol.8, pp.405-407, 801-802.
44 FRUS, 2949, Vol.9, pp.474-475; 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
45 Caddis Smith, Dean Acheson, Copper Sqare Publisher’s Inc.,1972, pp.112-113; 肯尼斯前引书，第300页； Continuation of  Paper on China Attached to Sir Oliver Franks’ Letter of the 5th Jan. 1949 to Mr. Lovett, British Embassy, Washington, D. C., 14th April, 1949, 893.00B/4-1499, CIA Murphy Paper, Box 28, RG 263, NA.
46 转见资中钧：《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版，第253页。
47 《南京市委给中央并华东局的报告》，1949年6月10日。
48 见《人民日报》，1949年6月19，24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328页。
49 参见《全世界和平力量动员起来粉碎战争挑拨者的阴谋》，1949年3月18日新华社社论，《新华社电讯稿》1949年3月19日；中国共产党等：《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1949年4月3日。
50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476－1478页。
51 FRUS, 1949, Vol.8, 407.
52 《毛泽东选集》，第1487－1520页。
5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公告》，1949年10月1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卷，第13，21页。
54 周恩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２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卷，第１９页；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８日，《中共党教学参考资料》，国防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５９０页。
55 《毛泽东选集》，第１４９０－１４９１页。
56 瓦尔德最后被驱逐出中国的时间是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１日。参见《新华月报》，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１日，１９５０年新年号，合订本第６２０－６２４页。
57 《新华月报》，１９５０年２月号，合订本第８５３页。
58 《毛泽东与波立特等人的谈话纪要》，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８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