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播福利:我是农民的儿子（上）——摩罗

我是农民的儿子（上）——摩罗

(2007-09-22 21:28:29) 转载标签：

情感故事

分类：美文共赏（中学版）我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世世代代的农民的儿子。
按照最近半个世纪流行的说法，很早很早以前，人类被分为两类，一类叫奴隶主，一类叫奴隶。过了一些世代，一类叫地主，一类叫农民。再后来，一类叫资本家，一类叫工人。
历史延伸到最近半个世纪，中国人的分类方法有所改变，一类叫做农业人口，一类叫做非农业人口。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他们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他们在社会各种阶层和各种行业中流动的权利和机会，样样都判若天壤。在这个历史时期，除死刑之外，政府对自己认定的坏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像农民一样从事农业劳动。虚构艺术中对一个生命最大的折磨就是将他打入地狱变成厉鬼，在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则坐实为打成农民。小时候我常常听大人说：“我们种田的还怕什么？我都已经是农民了，他再怎么治我也不过是让我种田，他抓我坐牢也还是让我种田，他还敢不让我干活？”一句牢骚话，表明农民已经卑贱到底。
说非农业人口生活在天堂当然是夸张，说农业人口因为命运没有变数而生活在地狱，却基本恰切。
我的老家是江西省都昌县鸣山乡万家湾村，与鄱阳湖隔一座山，这座山就叫鸣山，家乡因此而得名。这个村是鄱阳湖地区自然条件最好的村落。我十来岁的时候村里有三百多人，现在大概有五百多人。除了两户杂姓，全村都姓万，是一个大家族。因为大山的阻隔，鄱阳湖每年的水灾不会危害到这里。在1949年以前村民只要愿意干活总归会有一口饭吃。连1960年饿殍遍野的时代，我们村也没有一个人饿死。但是在我成长的那些年头，人们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人们寻找一切可以下咽的东西充饥。我念小学的时候，常常跟小伙伴一起拿着糠粑边走边吃。长大一点之后，很羡慕公社大院供销社卫生院等等天堂里的人不用吃糠粑而能吃上白馒头。我17岁那年考上一所学校进城念书成为远近闻名的事件，人们当然羡慕我因为户口转为“非农业类”而改变了命运摆脱了地狱，但最基本的羡慕还在于我从此以后可以吃上一口饱饭。他们越是羡慕我，我越是知道我是农民的 儿子。
走进大都市以后，我才知道实际上我们家乡山清水秀，比地狱漂亮多了。我这几年甚至常常想回家乡定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把家乡误读作天堂。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社会变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基本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农民依然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甚至是社会之外。我们考虑中国的问题，很少将农民视为中国的一个群体而纳入视野之中，很少把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考虑他的需求、权利和感受。比如讨论图书馆博物馆等等文化设施建设问题，讨论健康保障体系、国民福利待遇、国民权益、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文化娱乐、弱智残疾人员救助等问题，农民肯定不在其中。农民依然生活在屈辱和绝望的境遇之中。◎◎ 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富足的日子，但总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一回到农村就感觉受不了，心情很沉重，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 ◎◎ 农民的生命健康如此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有钱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多么艰辛。 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富足的日子，但一回到农村就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穿戴比他们好一些，回家过年是坐硬卧，他们则是坐硬座，有的甚至是站回来的。他们每年在外面奔波，外出打工大多是做泥瓦匠、木匠，基本上在汕头一带搞土建。打工很辛苦，却赚不到多少钱，一年到头夫妻双双也不过能攒下几千块钱，有的到年底还拿不到全款，也许仅够回家的路费。在政府总理出面讲话之前，政府没有什么有力措施为农民讨工钱。许多人的工钱一拖几年，最后甚至竹篮打水一场空，农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申诉，没有任何法规或者政策能够真正维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
那些在汕头打工的兄弟们多次邀请我到他们的工地去看看。有一次，我利用到广州开会的机会，特意到汕头去看他们。他们住的条件非常糟，一般是一幢房子盖到两层左右，有了一点框架基础，他们就住进去。条件好一点的用两块木板铺在地上当床，条件差的就是把水泥地扫干净，把被褥一铺就睡觉，我也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晚上。他们一点文化生活都没有，晚上要么上街闲逛，要么打牌赌博。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在外辛苦打工一年，可以赚到四五千块钱，这还必须是没有一点恶习的人。如果是喝酒、抽烟，花钱太多，余额就会小得多。如果有赌博的嗜好，那他就可能一年到头落个两手空空。有的人一不小心就弄得连回家过年的钱都没有，只好借路费回家或者干脆不回家。
有一年我在6月份回过一次家乡，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发现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全部出去打工了，有些年轻女子也出去了，在村里悠悠走着的多是老人和小孩，感觉空气里有几分凄凉。留下来的那些家庭主妇，大抵都是一脸的苍白、蜡黄，一看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足。她们除了要忙地里的活儿，还要操持家务，三顿饭就随便打发了。这些妇女的牺牲精神很强，只要是老公和儿子出去打工了，一般都舍不得吃点好东西，只有来了客人，才会想到买点肉吃。那次回到北京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满脑子都是农妇们严重营养不良的面容……
如果家人都平安健康，艰苦日子还算平静。家里一旦有人得了大病，或者碰上三灾两难，那么这户人家基本上就要拖垮了。在农村得了病不敢治、治不起的事情太多了，前几年，我见到外村一个六十岁的老头，乡村医生估计他有心脏病，他连到县城医院检查都不肯去。他说我都过六十岁了，还检查什么，管它哪一天发作，哪一天走都不算早。去年冬天，我村里有个兄弟叫万里民的，得了白血病，医生告诉他如果治疗得好，还可以活三五年，如果不治疗，连一年也挨不到头。但是他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来治这种病？没有几个农民之家有能力承担治疗大病的医药费，得了大病基本上就是等死。亲戚朋友再怎么慷慨解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春节期间，那个兄弟找到我，希望我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帮助呼吁一下，看是否能得到社会上一些捐助。我告诉他，写这篇文章很容易，但是我拿到哪里去发表呢？八十年代初发表这种文章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再发表这样的文章，已激不起多少人的关注和同情，因为大家听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已经无力顾及了。我帮他出了一个主意，先让亲戚朋友、社会各界帮助捐一点，再请一个人来就大家热心捐助他这件事写一篇报道，也就是不能采取这个个体生命痛苦的角度、而只能采取一个歌颂社会光明面的角度，这样的报道或许能够找到发表的机会?
这几年老在我心里盘算的事情，还有村里两个孤儿的命运。我的邻居万跃平，是我的侄子辈，三十来岁，年年在广东打工。两年前，他春节后刚到汕头不久，觉得自己身体不对劲，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肝癌。城里的医生问他是什么身份，他说自己是农民工。医生说，那你早点回家吧，想吃什么就吃点。这病你治不起，检查费就不收你的啦。
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啦。他对在一起打工的兄弟姐妹说，我回家去等日子啦，你们跟我一起回去吧。那意思就是帮忙处理后事。
兄弟姐妹陪着他回到家乡，在当地医院勉力治疗了一阵，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他的妻子叫但艳红，看到这一切，知道这个家快要完了，留下两个孩子她哪有能力抚养？于是在丈夫还没有闭眼之前，她先喝农药自杀了。过了十多天，万跃平去世了。这是发生在2002年四五月份的事情。父母都死了，留下一对儿女，女儿万颖当时是7岁，儿子万通当时是5岁，只好由祖父母抚养。这两位六十多岁的农村老人自己的晚年都没有保障，哪里还有能力抚养两个小孩？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吧……
农民的生命如此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多么艰辛。最近，我老想写一篇文章，题目想好了，叫做《咱们村的非正常死亡》。我在那个五百人口的山村长大，却见证了许多非正常死亡。十多年前，乐平县一家小煤窑发火，烧死了二十多个人，我们乡死了七个，其中我们村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当时都只有三十几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期。煤窑烧起来以后，窑主立即把窑门封闭起来以切断氧气，防止发生更恶劣的事故，那些死难者的遗体就这样捂在里面化为灰烬。家里人只能拿几件他们生前穿过的旧衣服堆了一个衣冠冢，妻儿老小都在泪水中艰难度日。那次煤窑着火发生在元旦那一天，我们村里那两位死难者都是12月31号赶到煤矿的，意思是挣点钱回家过年。哪知道第二天就把命搭进去了。迫于生计，我们村里许多人不得不从事这种最危险的工作。有的人至今还年年去乐平的小煤矿挑煤。我每年春节回家见到他们，都为他们能够活着回家过年而感到庆幸。  ◎◎ 看到农村中学这么恶劣的条件，当年我心里总会生出一股怨恨。每当这时候，再看到学校墙壁上刷的标语——“再穷不能穷学校，再苦不能苦孩子”，更觉得分外刺眼……◎◎ 我看见这些教室真是揪心，学生坐在里面怎么成长啊！九江地区的农村在全国来说还算是自然条件不错的，都只是这个样子，其他条件恶劣的农村更可想而知。 时下农村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还很困难，辍学的孩子仍然很多。我家乡的小学生上学要交九十五块钱，中学生交一百多块钱，但是开学之后，学校总要找点理由再收一些。当地的校长有的是我同学，我和他们在一起聊天，他们也是一个劲地诉苦。学校其实也非常艰难，能得到的拨款非常少，不得不靠学生多交一点钱来维持运转。可即使只收一百来块钱，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些农民还真是拿不出。
现在教育体制的变化，几乎打破了农民改变命运的幻想。过去上大学是公费，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家里需要负担的开销不是很大。我的父母那一辈人，就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家境好一点的家庭便会努力供孩子念书，争取有朝一日金榜题名。现在农民连这点幻想都没有了，因为现在上大学的费用不是一般农民家庭所能够承受的，既然考上大学却上不起大学，何必再供孩子念完中学呢？这就是农民最实际的想法。
不过，大多数农民供小孩上小学还是比较积极。因为上了小学可以识字，最起码到了九江知道火车站在哪里，知道怎么上车，买东西知道怎么数钞票……现在农村的孩子很大一部分是初中念了一两年就辍学了，初中都不能毕业。他们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比我们这一代更加渺茫。
农村孩子不愿意读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农村中学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艰苦到什么程度呢？比最贫穷的农民还要艰苦得多。
我曾经在都昌的三所农村中学教过七年书，跟农民的孩子一起熬过了七年艰苦岁月。我在三汊港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男老师负责管理女生宿舍，他拿着尺子进宿舍给女生分配大通铺的铺位，每个人只能分到8寸宽。这样的空间连舒展筋骨的余地都没有，还谈什么茁壮成长。
这所中学坐落在小镇上，学校只有一口水井，主要供老师用水。小镇中央有一口池塘，冬天枯水季节，只有锅底还剩下一口混浊的水，很像一口铁锅煮了一碗中药汤。早上学生关在教室上早自习的时候，镇里的女性居民就围在这一口汤边上洗便盆，并将垃圾倒在塘沿四周。学校的早餐钟声一响，学生们冲出教室，端着饭盒围在塘边吃饭，然后大家围在那里洗碗。洗碗完毕，随手将大米倒进饭盒，用这一口脏水淘米，最后灌满一盒水，将饭盒送进学校的厨房。中午，他们还会到这里洗碗并淘米做饭。离这口池塘大约一百米之外，也有一口同样的池塘，围在那里淘米的是另外一批学生。我天天看着自己的学生遭受这样的折磨，脸部肌肉扭曲得都有点麻木，内心的黑暗太多太重。
我在北炎中学教书的时候，有一天黄昏散步，走到学校北面的池塘边，忽然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塘沿草丛底下匆匆忙忙系裤子。那是一个刚入校的新生，刚才显然是独自躲在那里洗下身，没想到会有外人过来。那时已经是深秋，这些正处于发育阶段的女孩，别说用不上像样的热水，连冷水也不够用的。就在这位女孩系裤子的时候，一台抽水机正对着锅底的这一口水日夜轰鸣，因为塘边的晚稻正处于灌溉的关键时期。那个学校只有一口水井，专供老师食堂用水。所有学生只有到附近农民用于灌溉农田的池塘用水。姑且不说这些水受到农药和化肥的污染多么严重，一到秋冬季节，农民急于给晚稻灌溉，学生们就连这种污染的水也很难用上。
我们家乡是降水量最为丰沛的地区，学生却连用水吃水都这么困难，真是荒唐。小镇上的单位一般都各有一口水井，比如粮油站、卫生院、工商所、派出所、乡政府、学校等等。所有其他单位的水井都是供给几个人最多几十个人的用水。学校光是老师就有几十人或者一百多人，也只有一口水井，那几百名甚至上千名学生的需求，几乎就没有走进过规划者的思维之中。
1991年的春季，一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我房间里漏得一塌糊涂。我开灯爬起来，不断挪动床铺躲雨。刚挪好一个地方，以为可以安心睡觉，哪知这个地方也马上漏水。我一边折腾一边抱怨，觉得老师真是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第二天一早，学校宣布全校放假，因为学生宿舍漏水严重，他们必须把淋湿的被褥拿回家去晒干。想想那些学生一个晚上惊惶不安的可怜样子，我感到非常惭愧。作为一个老师，在被暴雨淋的时候，我只想到了自己，而没有想到学生也在被暴雨浇打，他们的住宿条件比教师的更糟……
学生宿舍的糟糕，不光体现在房子破烂、空间拥挤上，还体现在附加设施不配套上。我在汪墩中学教书时，女生宿舍就在我所住的那所教工宿舍旁边。这里离厕所很远，厕所背后就是漫无边际的荒山，黑夜沉沉的时候，即使四五个女孩子结伴而行也不见得敢去那个厕所。她们只好就近在宿舍屋檐下的排水沟里方便，于是周边环境污浊不堪。用水条件也不方便，靠蒸饭时候的余热煨出来的一点温水，说是温水，也只是不至于冰冷刺骨而已。而且一团一团的杂物满脸盆畅游。男生连这样的水也得不到，女生每到晚上能够享用一盆这样的脏水，由值日老师用端筒分发。她们用脸盆端水，来寝食受用。寝室里因此一年四季都是湿的，地面坑洼不平，如果你穿布鞋走进去，需要很小心地拣路走。一到夏天，房间里则全是蚊子，每人只有8寸宽的地方，就是想挂蚊帐也没法挂，何况还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蚊帐，所以学生们个个都成了养蚊子专业户。
一到冬天，无论是教室还是寝室，常常连窗玻璃也没有，寒风日日夜夜呼呼大叫，直钻进这些男孩女孩的颈窝里和脚趾缝里。老师每上完一节课就赶紧回家烤火，学生却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受煎熬。到了晚上，寝室也是四面透风的地方。我小时候在这样的教室当学生听课似乎已经忘了，因为那时候并不知道这叫艰苦，可是我在这样的教室当老师讲课讲了七年，这个经历我永远无法忘记，因为我为这些孩子的悲惨境遇受尽了内心的折磨。我无法忘记还因为心怀愧疚，我像这个社会的其他人一样，没有为改变他们的境遇做过努力。现在想来，我为什么不可以为我自己讲课的那个教室装上几块玻璃，至少可以让我班上的学生少挨一点冻。可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我只想着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根本没有心思考虑如何帮助学生。
再说饮食条件，学生吃饭都是自己带米带菜。每到星期天黄昏，在乡野的路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学生背着米袋子上学，他们一般带好一个星期的伙食。学校没有正规的学生食堂，连正式的饭桌都没有，只是厨房门口有几个露天的石头台子。每天有大师傅把学生装好米的饭盒、茶缸统一放到大笼屉里蒸熟，一到开饭的时候，再把大笼屉一个一个抬到石台上来。吃饭的钟声一响，学生们蜂拥而至，寻找各自的饭盒、茶缸。饭盒是封闭的，卫生状况好一点。茶缸没有盖子，情况就不一样，如果遇到风沙天，饭里就有沙，遇到雨天雪天饭里就有水。所有的男孩女孩顶着雨雪狼奔豕突、四散逃窜，那种场面要多辛酸有多辛酸。
菜也是学生自己带来的，无非就是一些干菜、咸菜之类，一般是用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子装一瓶，一直吃一个星期。只有等到周末回家才能吃上新鲜蔬菜。少数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学生，可能干菜里面会放一点虾米，几条小干鱼或者几块肉之类。学生们虽然个个处于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却个个营养不良。
今年春节期间，我到自己以前念过高中的母校去参观。大多数校舍有了变化，由那种砖墙上架屋顶的简易房子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七十年代初建校时那幢教工简易宿舍还在使用，为了防止倒塌，将四面墙拆掉了上头一截，将搁在墙上的屋顶放低了一些，由两层楼变成了一层楼。一些青年教师就住在这么破烂的楼里。至于那些新建的教学楼，房屋结构比过去牢固些，内在的条件并没有多少改观。教室的面积还是我念书时那么大，但我上学的时候一个班只有三四十个学生，现在一个教室要坐一百零几个学生，而且课桌课凳全是学生自家带来的。教室里挤得密密麻麻，坐第一排正中的学生几乎被讲台全给挡住，很难看到黑板，坐两边的学生则要小脑袋斜成近九十度的角度看黑板。老师几乎不用担心哪个学生上课会做小动作，大家挤在一起根本动不了。我伸开食指和拇指量一量，前一排课桌和后一排课桌之间只有二十几公分的距离，我设想学生沦陷在那里的样子，老是联想起古代题材的电影上，犯人戴着木枷坐在囚车里的样子。校长告诉我，即便是挤成这样，他们还缺几间教室，秋季招生的时候，不知到哪里去找几间教室。在农村做一幢教学楼大概要20万元，这钱对于一个乡村学校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上哪儿去弄这20万？他们几年前建的教学楼，由于乡政府挪用了教育经费，拖欠了11万工程款，现在连本带息已经滚到了20万。去年他只好同意包工头起诉，由此得罪了包括乡政府在内的各路神仙。其实他也是万般无奈。现在要想再盖一幢楼，近期内根本不可能。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学生过的都是非人的生活。在我们那个地区，没有几个农民会因为一场暴雨就没地方睡觉。也没有一个农民吃饭的时候必须端着饭碗在雨中奔跑。一个农家女孩如果不上学，至少在卫生期能用上一盆热水。中小学生的生活比最贫穷的农民还艰苦许多。对于那些还不懂得为日后出人头地而吃苦的孩子来说，谁愿意天天在这里受罪？姑且不说学校许多不合理的制度常常让学生反感，一些老师粗暴的态度和言行常常使学生受到伤害。单说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这些孩子逃学辍学，太可以理解了。
偏偏在这样的环境里，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标语——再穷不能穷学校，再苦不能苦孩子。这种反讽的意味实在太浓了。那些年我常常心存怨恨，我不懂这个民族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虐待自己的孩子，就因为孩子是弱者、只能任人打发吗？怨恨积累长久了，我只能认定这不仅是一个无耻的民族，而且必定是一个荒谬的民族。
九江地区的农村在全国来说还算是自然条件不错的，在这样的鱼米之乡孩子们都如此受罪，其他条件恶劣的农村情形如何，更是可想而知。在这样非人的环境里，孩子们还怎么成长啊？难怪国民素质在一天天下降，难怪国人不但越来越冷漠而且越来越暴虐。一个人从小就在这样的非人环境中饱受心灵的伤害，你还能期待、要求他日后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吗？（待续）摩罗(2007-09-22 21:28:29) 转载标签：

情感故事

分类：美文共赏（中学版）我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世世代代的农民的儿子。
按照最近半个世纪流行的说法，很早很早以前，人类被分为两类，一类叫奴隶主，一类叫奴隶。过了一些世代，一类叫地主，一类叫农民。再后来，一类叫资本家，一类叫工人。
历史延伸到最近半个世纪，中国人的分类方法有所改变，一类叫做农业人口，一类叫做非农业人口。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他们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他们在社会各种阶层和各种行业中流动的权利和机会，样样都判若天壤。在这个历史时期，除死刑之外，政府对自己认定的坏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像农民一样从事农业劳动。虚构艺术中对一个生命最大的折磨就是将他打入地狱变成厉鬼，在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则坐实为打成农民。小时候我常常听大人说：“我们种田的还怕什么？我都已经是农民了，他再怎么治我也不过是让我种田，他抓我坐牢也还是让我种田，他还敢不让我干活？”一句牢骚话，表明农民已经卑贱到底。
说非农业人口生活在天堂当然是夸张，说农业人口因为命运没有变数而生活在地狱，却基本恰切。
我的老家是江西省都昌县鸣山乡万家湾村，与鄱阳湖隔一座山，这座山就叫鸣山，家乡因此而得名。这个村是鄱阳湖地区自然条件最好的村落。我十来岁的时候村里有三百多人，现在大概有五百多人。除了两户杂姓，全村都姓万，是一个大家族。因为大山的阻隔，鄱阳湖每年的水灾不会危害到这里。在1949年以前村民只要愿意干活总归会有一口饭吃。连1960年饿殍遍野的时代，我们村也没有一个人饿死。但是在我成长的那些年头，人们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人们寻找一切可以下咽的东西充饥。我念小学的时候，常常跟小伙伴一起拿着糠粑边走边吃。长大一点之后，很羡慕公社大院供销社卫生院等等天堂里的人不用吃糠粑而能吃上白馒头。我17岁那年考上一所学校进城念书成为远近闻名的事件，人们当然羡慕我因为户口转为“非农业类”而改变了命运摆脱了地狱，但最基本的羡慕还在于我从此以后可以吃上一口饱饭。他们越是羡慕我，我越是知道我是农民的 儿子。
走进大都市以后，我才知道实际上我们家乡山清水秀，比地狱漂亮多了。我这几年甚至常常想回家乡定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把家乡误读作天堂。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社会变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基本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农民依然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甚至是社会之外。我们考虑中国的问题，很少将农民视为中国的一个群体而纳入视野之中，很少把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考虑他的需求、权利和感受。比如讨论图书馆博物馆等等文化设施建设问题，讨论健康保障体系、国民福利待遇、国民权益、老年人生活保障和文化娱乐、弱智残疾人员救助等问题，农民肯定不在其中。农民依然生活在屈辱和绝望的境遇之中。◎◎ 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富足的日子，但总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一回到农村就感觉受不了，心情很沉重，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 ◎◎ 农民的生命健康如此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有钱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多么艰辛。 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富足的日子，但一回到农村就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穿戴比他们好一些，回家过年是坐硬卧，他们则是坐硬座，有的甚至是站回来的。他们每年在外面奔波，外出打工大多是做泥瓦匠、木匠，基本上在汕头一带搞土建。打工很辛苦，却赚不到多少钱，一年到头夫妻双双也不过能攒下几千块钱，有的到年底还拿不到全款，也许仅够回家的路费。在政府总理出面讲话之前，政府没有什么有力措施为农民讨工钱。许多人的工钱一拖几年，最后甚至竹篮打水一场空，农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申诉，没有任何法规或者政策能够真正维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
那些在汕头打工的兄弟们多次邀请我到他们的工地去看看。有一次，我利用到广州开会的机会，特意到汕头去看他们。他们住的条件非常糟，一般是一幢房子盖到两层左右，有了一点框架基础，他们就住进去。条件好一点的用两块木板铺在地上当床，条件差的就是把水泥地扫干净，把被褥一铺就睡觉，我也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晚上。他们一点文化生活都没有，晚上要么上街闲逛，要么打牌赌博。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在外辛苦打工一年，可以赚到四五千块钱，这还必须是没有一点恶习的人。如果是喝酒、抽烟，花钱太多，余额就会小得多。如果有赌博的嗜好，那他就可能一年到头落个两手空空。有的人一不小心就弄得连回家过年的钱都没有，只好借路费回家或者干脆不回家。
有一年我在6月份回过一次家乡，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发现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全部出去打工了，有些年轻女子也出去了，在村里悠悠走着的多是老人和小孩，感觉空气里有几分凄凉。留下来的那些家庭主妇，大抵都是一脸的苍白、蜡黄，一看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足。她们除了要忙地里的活儿，还要操持家务，三顿饭就随便打发了。这些妇女的牺牲精神很强，只要是老公和儿子出去打工了，一般都舍不得吃点好东西，只有来了客人，才会想到买点肉吃。那次回到北京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满脑子都是农妇们严重营养不良的面容……
如果家人都平安健康，艰苦日子还算平静。家里一旦有人得了大病，或者碰上三灾两难，那么这户人家基本上就要拖垮了。在农村得了病不敢治、治不起的事情太多了，前几年，我见到外村一个六十岁的老头，乡村医生估计他有心脏病，他连到县城医院检查都不肯去。他说我都过六十岁了，还检查什么，管它哪一天发作，哪一天走都不算早。去年冬天，我村里有个兄弟叫万里民的，得了白血病，医生告诉他如果治疗得好，还可以活三五年，如果不治疗，连一年也挨不到头。但是他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来治这种病？没有几个农民之家有能力承担治疗大病的医药费，得了大病基本上就是等死。亲戚朋友再怎么慷慨解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春节期间，那个兄弟找到我，希望我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帮助呼吁一下，看是否能得到社会上一些捐助。我告诉他，写这篇文章很容易，但是我拿到哪里去发表呢？八十年代初发表这种文章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再发表这样的文章，已激不起多少人的关注和同情，因为大家听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已经无力顾及了。我帮他出了一个主意，先让亲戚朋友、社会各界帮助捐一点，再请一个人来就大家热心捐助他这件事写一篇报道，也就是不能采取这个个体生命痛苦的角度、而只能采取一个歌颂社会光明面的角度，这样的报道或许能够找到发表的机会?
这几年老在我心里盘算的事情，还有村里两个孤儿的命运。我的邻居万跃平，是我的侄子辈，三十来岁，年年在广东打工。两年前，他春节后刚到汕头不久，觉得自己身体不对劲，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肝癌。城里的医生问他是什么身份，他说自己是农民工。医生说，那你早点回家吧，想吃什么就吃点。这病你治不起，检查费就不收你的啦。
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啦。他对在一起打工的兄弟姐妹说，我回家去等日子啦，你们跟我一起回去吧。那意思就是帮忙处理后事。
兄弟姐妹陪着他回到家乡，在当地医院勉力治疗了一阵，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他的妻子叫但艳红，看到这一切，知道这个家快要完了，留下两个孩子她哪有能力抚养？于是在丈夫还没有闭眼之前，她先喝农药自杀了。过了十多天，万跃平去世了。这是发生在2002年四五月份的事情。父母都死了，留下一对儿女，女儿万颖当时是7岁，儿子万通当时是5岁，只好由祖父母抚养。这两位六十多岁的农村老人自己的晚年都没有保障，哪里还有能力抚养两个小孩？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吧……
农民的生命如此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多么艰辛。最近，我老想写一篇文章，题目想好了，叫做《咱们村的非正常死亡》。我在那个五百人口的山村长大，却见证了许多非正常死亡。十多年前，乐平县一家小煤窑发火，烧死了二十多个人，我们乡死了七个，其中我们村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当时都只有三十几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期。煤窑烧起来以后，窑主立即把窑门封闭起来以切断氧气，防止发生更恶劣的事故，那些死难者的遗体就这样捂在里面化为灰烬。家里人只能拿几件他们生前穿过的旧衣服堆了一个衣冠冢，妻儿老小都在泪水中艰难度日。那次煤窑着火发生在元旦那一天，我们村里那两位死难者都是12月31号赶到煤矿的，意思是挣点钱回家过年。哪知道第二天就把命搭进去了。迫于生计，我们村里许多人不得不从事这种最危险的工作。有的人至今还年年去乐平的小煤矿挑煤。我每年春节回家见到他们，都为他们能够活着回家过年而感到庆幸。  ◎◎ 看到农村中学这么恶劣的条件，当年我心里总会生出一股怨恨。每当这时候，再看到学校墙壁上刷的标语——“再穷不能穷学校，再苦不能苦孩子”，更觉得分外刺眼……◎◎ 我看见这些教室真是揪心，学生坐在里面怎么成长啊！九江地区的农村在全国来说还算是自然条件不错的，都只是这个样子，其他条件恶劣的农村更可想而知。 时下农村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还很困难，辍学的孩子仍然很多。我家乡的小学生上学要交九十五块钱，中学生交一百多块钱，但是开学之后，学校总要找点理由再收一些。当地的校长有的是我同学，我和他们在一起聊天，他们也是一个劲地诉苦。学校其实也非常艰难，能得到的拨款非常少，不得不靠学生多交一点钱来维持运转。可即使只收一百来块钱，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些农民还真是拿不出。
现在教育体制的变化，几乎打破了农民改变命运的幻想。过去上大学是公费，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家里需要负担的开销不是很大。我的父母那一辈人，就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家境好一点的家庭便会努力供孩子念书，争取有朝一日金榜题名。现在农民连这点幻想都没有了，因为现在上大学的费用不是一般农民家庭所能够承受的，既然考上大学却上不起大学，何必再供孩子念完中学呢？这就是农民最实际的想法。
不过，大多数农民供小孩上小学还是比较积极。因为上了小学可以识字，最起码到了九江知道火车站在哪里，知道怎么上车，买东西知道怎么数钞票……现在农村的孩子很大一部分是初中念了一两年就辍学了，初中都不能毕业。他们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比我们这一代更加渺茫。
农村孩子不愿意读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农村中学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艰苦到什么程度呢？比最贫穷的农民还要艰苦得多。
我曾经在都昌的三所农村中学教过七年书，跟农民的孩子一起熬过了七年艰苦岁月。我在三汊港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男老师负责管理女生宿舍，他拿着尺子进宿舍给女生分配大通铺的铺位，每个人只能分到8寸宽。这样的空间连舒展筋骨的余地都没有，还谈什么茁壮成长。
这所中学坐落在小镇上，学校只有一口水井，主要供老师用水。小镇中央有一口池塘，冬天枯水季节，只有锅底还剩下一口混浊的水，很像一口铁锅煮了一碗中药汤。早上学生关在教室上早自习的时候，镇里的女性居民就围在这一口汤边上洗便盆，并将垃圾倒在塘沿四周。学校的早餐钟声一响，学生们冲出教室，端着饭盒围在塘边吃饭，然后大家围在那里洗碗。洗碗完毕，随手将大米倒进饭盒，用这一口脏水淘米，最后灌满一盒水，将饭盒送进学校的厨房。中午，他们还会到这里洗碗并淘米做饭。离这口池塘大约一百米之外，也有一口同样的池塘，围在那里淘米的是另外一批学生。我天天看着自己的学生遭受这样的折磨，脸部肌肉扭曲得都有点麻木，内心的黑暗太多太重。
我在北炎中学教书的时候，有一天黄昏散步，走到学校北面的池塘边，忽然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塘沿草丛底下匆匆忙忙系裤子。那是一个刚入校的新生，刚才显然是独自躲在那里洗下身，没想到会有外人过来。那时已经是深秋，这些正处于发育阶段的女孩，别说用不上像样的热水，连冷水也不够用的。就在这位女孩系裤子的时候，一台抽水机正对着锅底的这一口水日夜轰鸣，因为塘边的晚稻正处于灌溉的关键时期。那个学校只有一口水井，专供老师食堂用水。所有学生只有到附近农民用于灌溉农田的池塘用水。姑且不说这些水受到农药和化肥的污染多么严重，一到秋冬季节，农民急于给晚稻灌溉，学生们就连这种污染的水也很难用上。
我们家乡是降水量最为丰沛的地区，学生却连用水吃水都这么困难，真是荒唐。小镇上的单位一般都各有一口水井，比如粮油站、卫生院、工商所、派出所、乡政府、学校等等。所有其他单位的水井都是供给几个人最多几十个人的用水。学校光是老师就有几十人或者一百多人，也只有一口水井，那几百名甚至上千名学生的需求，几乎就没有走进过规划者的思维之中。
1991年的春季，一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我房间里漏得一塌糊涂。我开灯爬起来，不断挪动床铺躲雨。刚挪好一个地方，以为可以安心睡觉，哪知这个地方也马上漏水。我一边折腾一边抱怨，觉得老师真是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第二天一早，学校宣布全校放假，因为学生宿舍漏水严重，他们必须把淋湿的被褥拿回家去晒干。想想那些学生一个晚上惊惶不安的可怜样子，我感到非常惭愧。作为一个老师，在被暴雨淋的时候，我只想到了自己，而没有想到学生也在被暴雨浇打，他们的住宿条件比教师的更糟……
学生宿舍的糟糕，不光体现在房子破烂、空间拥挤上，还体现在附加设施不配套上。我在汪墩中学教书时，女生宿舍就在我所住的那所教工宿舍旁边。这里离厕所很远，厕所背后就是漫无边际的荒山，黑夜沉沉的时候，即使四五个女孩子结伴而行也不见得敢去那个厕所。她们只好就近在宿舍屋檐下的排水沟里方便，于是周边环境污浊不堪。用水条件也不方便，靠蒸饭时候的余热煨出来的一点温水，说是温水，也只是不至于冰冷刺骨而已。而且一团一团的杂物满脸盆畅游。男生连这样的水也得不到，女生每到晚上能够享用一盆这样的脏水，由值日老师用端筒分发。她们用脸盆端水，来寝食受用。寝室里因此一年四季都是湿的，地面坑洼不平，如果你穿布鞋走进去，需要很小心地拣路走。一到夏天，房间里则全是蚊子，每人只有8寸宽的地方，就是想挂蚊帐也没法挂，何况还不是每个学生都有蚊帐，所以学生们个个都成了养蚊子专业户。
一到冬天，无论是教室还是寝室，常常连窗玻璃也没有，寒风日日夜夜呼呼大叫，直钻进这些男孩女孩的颈窝里和脚趾缝里。老师每上完一节课就赶紧回家烤火，学生却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受煎熬。到了晚上，寝室也是四面透风的地方。我小时候在这样的教室当学生听课似乎已经忘了，因为那时候并不知道这叫艰苦，可是我在这样的教室当老师讲课讲了七年，这个经历我永远无法忘记，因为我为这些孩子的悲惨境遇受尽了内心的折磨。我无法忘记还因为心怀愧疚，我像这个社会的其他人一样，没有为改变他们的境遇做过努力。现在想来，我为什么不可以为我自己讲课的那个教室装上几块玻璃，至少可以让我班上的学生少挨一点冻。可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我只想着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根本没有心思考虑如何帮助学生。
再说饮食条件，学生吃饭都是自己带米带菜。每到星期天黄昏，在乡野的路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学生背着米袋子上学，他们一般带好一个星期的伙食。学校没有正规的学生食堂，连正式的饭桌都没有，只是厨房门口有几个露天的石头台子。每天有大师傅把学生装好米的饭盒、茶缸统一放到大笼屉里蒸熟，一到开饭的时候，再把大笼屉一个一个抬到石台上来。吃饭的钟声一响，学生们蜂拥而至，寻找各自的饭盒、茶缸。饭盒是封闭的，卫生状况好一点。茶缸没有盖子，情况就不一样，如果遇到风沙天，饭里就有沙，遇到雨天雪天饭里就有水。所有的男孩女孩顶着雨雪狼奔豕突、四散逃窜，那种场面要多辛酸有多辛酸。
菜也是学生自己带来的，无非就是一些干菜、咸菜之类，一般是用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子装一瓶，一直吃一个星期。只有等到周末回家才能吃上新鲜蔬菜。少数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学生，可能干菜里面会放一点虾米，几条小干鱼或者几块肉之类。学生们虽然个个处于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却个个营养不良。
今年春节期间，我到自己以前念过高中的母校去参观。大多数校舍有了变化，由那种砖墙上架屋顶的简易房子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七十年代初建校时那幢教工简易宿舍还在使用，为了防止倒塌，将四面墙拆掉了上头一截，将搁在墙上的屋顶放低了一些，由两层楼变成了一层楼。一些青年教师就住在这么破烂的楼里。至于那些新建的教学楼，房屋结构比过去牢固些，内在的条件并没有多少改观。教室的面积还是我念书时那么大，但我上学的时候一个班只有三四十个学生，现在一个教室要坐一百零几个学生，而且课桌课凳全是学生自家带来的。教室里挤得密密麻麻，坐第一排正中的学生几乎被讲台全给挡住，很难看到黑板，坐两边的学生则要小脑袋斜成近九十度的角度看黑板。老师几乎不用担心哪个学生上课会做小动作，大家挤在一起根本动不了。我伸开食指和拇指量一量，前一排课桌和后一排课桌之间只有二十几公分的距离，我设想学生沦陷在那里的样子，老是联想起古代题材的电影上，犯人戴着木枷坐在囚车里的样子。校长告诉我，即便是挤成这样，他们还缺几间教室，秋季招生的时候，不知到哪里去找几间教室。在农村做一幢教学楼大概要20万元，这钱对于一个乡村学校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上哪儿去弄这20万？他们几年前建的教学楼，由于乡政府挪用了教育经费，拖欠了11万工程款，现在连本带息已经滚到了20万。去年他只好同意包工头起诉，由此得罪了包括乡政府在内的各路神仙。其实他也是万般无奈。现在要想再盖一幢楼，近期内根本不可能。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学生过的都是非人的生活。在我们那个地区，没有几个农民会因为一场暴雨就没地方睡觉。也没有一个农民吃饭的时候必须端着饭碗在雨中奔跑。一个农家女孩如果不上学，至少在卫生期能用上一盆热水。中小学生的生活比最贫穷的农民还艰苦许多。对于那些还不懂得为日后出人头地而吃苦的孩子来说，谁愿意天天在这里受罪？姑且不说学校许多不合理的制度常常让学生反感，一些老师粗暴的态度和言行常常使学生受到伤害。单说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这些孩子逃学辍学，太可以理解了。
偏偏在这样的环境里，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标语——再穷不能穷学校，再苦不能苦孩子。这种反讽的意味实在太浓了。那些年我常常心存怨恨，我不懂这个民族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虐待自己的孩子，就因为孩子是弱者、只能任人打发吗？怨恨积累长久了，我只能认定这不仅是一个无耻的民族，而且必定是一个荒谬的民族。
九江地区的农村在全国来说还算是自然条件不错的，在这样的鱼米之乡孩子们都如此受罪，其他条件恶劣的农村情形如何，更是可想而知。在这样非人的环境里，孩子们还怎么成长啊？难怪国民素质在一天天下降，难怪国人不但越来越冷漠而且越来越暴虐。一个人从小就在这样的非人环境中饱受心灵的伤害，你还能期待、要求他日后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吗？（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