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钟跃民和秦岭:过年的回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13:47:06
过年的回忆
时间过得真快，六十多年一晃过去了，又迎来了一个龙年春节。回想过去的岁月，一幕幕过年的景象清晰地展示在眼前。
打着灯笼过年。
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2年是个龙年，家乡迎来新中国成立不久，普通老百姓虽然欢天喜地，但是，物质条件还是比较落后。不通电，没有机动车。过年的除夕之夜当然谈不上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之类的现代娱乐方式。连电影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只有四、五岁的我们所盼望的就是有一个写着自己名字的灯笼。那种灯笼是用细竹片为骨架，外面糊上一层半透明的纸，刷上油，里面能点上腊烛照明的那种。除夕之夜，村里的孩子们就打着这种灯笼，成群结队，从东家走到西家，一户一户的串门。每到一户人家，主人总是会拿出事先准备好了的小食品分给大家。整个村子转下来，每个孩子都会收获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食品。这些食品，用现在的眼光看，虽然值不了多少钱，无非是炒红薯片、炸豆子、爆米花之类的土产。但在那生活艰苦的年代，那样的小食品对孩子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除夕之夜，孩子们从各家各户收集起来的小食品，家长是不会干预的。孩子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一阵子了。这也是孩子们盼望过年的原因之一。
那些年，农民的生活虽然并不富裕。但，到了过年的时候，农村的节日气氛还是很浓的。经过土地改革，翻了身的贫苦农民用自己的特有方式欢渡春节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贴春联，内容都是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耍龙灯，从正月初二耍到正月十五；唱戏，不是花钱请人唱，而是村子里的人自己唱。从腊月二十四过小年，一直到正月十五过完元宵。天天，到处都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
喝粥过年。
这事发生在1960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一年的春节确实过得很艰苦。
那一年的年饭是在村子里的公共食堂里吃的。公共食堂办在当地人称之为“中堂屋”的带天井的旧民居内。从上到下三间堂屋内摆了十张桌子。人多的家庭，每户一桌；人少的家庭，几户人家共一桌。我家和伯父家，加上祖母正好十口人，分到了一桌。桌子是从伯父家里搬出来的旧方桌，位置就在伯父家的门口。
到了吃饭的时候，伯父和父亲从食堂里的灶台上领来了年饭的食物，三份菜，两份饭。三份菜是：一份罗卜肉；一份鱼和一份炒白菜。都是用小土钵子装着。量很少，内容也很差。罗卜肉里面实际上就是罗卜，只有象征性的一点点肉。那时候，社员个人不允许开伙，不允许养猪。生产队里的猪也因为没有粮食吃，根本长不大，长不好。因为过年，上级要求杀猪过年，不得不杀了一头很小的猪。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杀一头猪可是一件大事。在杀猪的过程中，公社干部、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屠夫等各个环节一走漏。落实到社员碗里头，也就是几片肉了。那份鱼，同样少得可怜，只有手指头长那么三小条。其余都是辣椒。但不管怎么说总还是算是有肉有鱼。公共食堂里可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肉和鱼了。
两份饭是按家庭人口的状况分好了的。一户一钵。我家人口多些，钵子大些；伯父家的人口少些，钵子也小些。钵子里装的是红薯饭，红薯占三分之二。总的数量是根据年龄和劳力的状况标准分配的。正劳力约合半斤米，半劳力三到四两米，小孩子二到三两米。红薯按一定的比例折合成米。在没有油水，没有其他副食的情况下，这点粮食显然是不够的。
年饭，在农民的心目中是看得很重的。这么一点东西显然是很不够的。吃饭的场合变成了争抢、吵架、骂人、发牢騷的场所。大人的埋怨、牢騷，小孩子的争抢让整个食堂乱作一团。当时的生产队长名字叫陈国英。是搞大跃进开始的时候从邻村调来的。三十来岁。个子不高，嗓门很大，脾气很暴。品质并不很差的他，在那个吃食堂，搞大跃进的年代，因为是村子里的最高长官，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工作作风相当霸道。面对那种混乱的场面，他站在两个堂中间的天井里大声地么喝着，叫骂着。试图告诉大家，年饭能办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要大家不要不知足！但是，群众并不买他的账。照样吵吵闹闹，直到散场。
母亲那时候年轻力壮，很有头脑。她早就知道，公共食堂里的年饭是吃不饱的。为了让大家在吃年饭的时候不至于饿肚子，开饭之前，用大鼎锅煮了一锅菜粥。偷偷地放在一个打猪草用的竹篮里带到现场。吃饭的时候，干饭和菜给老人和孩子吃，其余的成年人就喝自己带过去的粥。虽然是粥，毕竟还能吃饱，比饿着肚子强。过年吃稀饭，还不能让干部们知道。因为自从开启公共食堂以来，就不允许社员自己开火，也不允许个人拥有粮食。
说起那锅菜粥，还真是来之不易。那时候，所有的粮食都由生产队集体管理。社员不允许自己生火做饭。自己想煮粥，米从何而来？母亲有心计，她申请当上了养猪的饲养员，负责管理养猪的米糠。米糠中多少有些小米。她就利用整理米糠的机会，从中取得一些小米，同菜叶子煮在一起。小米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有小米的粥，比纯粹的菜叶子汤就有营养些。母亲就是用这样的办法让一家人吃饱了年饭，而且渡过了那那非常艰苦的年月。
好在那样的年饭只吃了一次。事后不久，连公共食堂也解散了。那时候，党和国家还是十分关心群众的。只是在如何关心的问题上出了大差错。
砍小水竹过年。
那是1963年。农村还是实行集体经济制度。国家通过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取消了公共食堂，允许社员耕种自留地。但是，社员必须参加集体劳动，只能依靠挣工分吃饭的基本作法没有变。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硬行规定，男劳动力每月要出够三十个工，女劳动力出够二十七个工。不允许个人搞副业。种自留地和打猪草砍柴等活计只能利用早早晚晚的时间。这样，农村里就出现了大块时间出集体工的时候很轻松，而早晚的业余时间却很忙的反常现象。有句顺口溜很形象地表达了那种现象“出工一窝蜂，做事磨洋工，收工打冲锋”。
到了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急着要准备物质过年。但生产队不能放假，只有大年三十和初一这两天可以放假。其余时间必须出工。其名曰，过革命化的春节。生产大队和公社还派人下到生产队监督。社员们没有办法，只能指望大年三十和初一那两天放假了。我家自然也不能例外。
腊月三十日一大早，天还没有全亮，父母亲便把我和只有八岁的弟弟从睡梦中叫了起来，带上头天晚上就准备好了的砍柴刀急急忙忙地出门上了山，干什么呢？砍水竹子。当地的供销社收购。可以卖到现钱，七到九厘钱一斤。到了山上，父母亲立即钻进能看到水竹子的刺蓬里砍，我和弟弟则紧跟在后面将砍下来的水竹子一根根地收拾起来放在一起。那些水竹子很另散地生长在长满荆棘的刺蓬里，每砍一根都相当费力。刺蓬里那些带刺的植物非常讨嫌，把我们的衣服挂破不说，还将手划拉得血迹斑斑。加上那天还下着雪，无法穿着雨具的我们只好任由雪片在身上溶化。只干了不多长时间，外面的棉衣就被雪水湿透了。而内衣也因为激烈的运动而被汗水湿透了。汗水和雪水不断地进入手上划破的伤口里，火辣辣的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顾不了那么多，一刻也不停的劳作。因为我们必须在下午三点钟之前将小水竹送到供销社的收购站去，超过那个时间，收购站就关门了。拿不到现钱，今天的劳作辛苦不说，过年的采购计划就落空了。按照传统习俗，送旧迎新用的编炮、给祖坟送亮用的香烛、写对联用的红纸、点灯用的煤油是农家必须准备的。而这一切都指望那些小水竹了。
还好，当父母两人一人扛着一大捆，我和弟弟一人扛着一小捆小水竹急急忙忙从山上下来赶到收购站的时候。虽然已经下午三点了，收购站还没有关门。有十几个像我们一样的社员正等在那里交货。收购站里的两个工作人员满脸不高兴，说，超过了营业时间，影响他们回家过年。但还是一边发牢騷，一边干活。他们也知道农民的艰辛，万一这个时候把农民们激怒了，打架都是可能的。他们的上级也有为农民服务的要求。
就这样，我们把小水竹卖了之后。立即就用那些钱在供销社买了编炮、香烛、红纸、煤油等物。剩下一角多钱，母亲就全部买了十多粒水果糖。顺手给了我和弟弟各两粒，算是当天参加劳动的奖励，其余的要带回去给年幼的弟妹和招待客人。
当我们做完这一切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母亲换下湿衣服之后，马上给我们做年饭。年饭虽不算丰盛，但可以吃饱。我一连吃了两大碗。自从早晨出发的时候吃了两个乔麦饼子之外，我们已经有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很饿。好在那个时候，国家允许种自留地，一般的农户，只要有劳动力，又勤劳肯干，吃饱饭的问题基本可以解决。只是吃得不好，缺钱花，生活还是好不到哪里去。
第二天，大年初一。按风俗，应该是休息，近亲、邻居互相走动、拜年的日子。但父亲吃过早饭之后还是上山砍柴去了。只有母亲留在家里接待客人。因为家里已经没有柴火烧了。
这一年的春节就是过的。这样的春节之后还过了几年。虽然物质条件一年比一年好一些，但总起来说，在农村实行集体经济的年代里，春节都是过得比较艰难清苦的。
毛泽东主席是伟人。老人家创导和坚持在农村实行集体经济制度，甚至不惜伤害出生入死一起打江山的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战友来维系那种制度。企图通过那种方式来解决农村贫富两极分化，避免出现一部分人压迫和剥削另一部分人的问题。希望此举实现农民的普遍富裕。但是，老人家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生产力还非常落后的时代，用近似绝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集体经济制度，很难，或者根本无法调动人们进行物质生产的积极性。缺乏物质基础的经济制度不能解决人们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因而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的拥护，也无法坚持下去。毛主席老人家用心良苦，却事与愿违。
吃冰渣饭过年。
这件事发生在1970年春节。其时，我在陆军第八十二师工兵营服役。地点在山西省的洪洞县。就是传统京戏《苏三起解》的那个地方。
之前三个多月的1969年10月 。按照林彪“一号通令”的部署，所在部队的全体官兵匆匆忙忙从福建省的莆田、泉州地区移防至山西省的临汾、运城、侯马一带。准备对付苏联的入侵。全军没有营房。完全像战争年代那样，散居在居民区和停课的学校里。
农历腊月30日上午，上级下达命令，要求部队离开居民区到野外疏散。防止敌人利害节假日进行突然袭击。接到这个命令后，我所在的师直工兵营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将部队拉到山西省洪洞县曲亭公社东侧的一条干河沟里隐蔽待命。晚上，部队不准回居民点。就在干河沟里利用河岸挖的土洞里过夜。那时正值隆冬，室外气温在零下10度以下。地上积雪很厚，河面上结的冰可以走马车。寒风剌骨。刚刚挖成的土洞里很潮湿，又没有床铺板，只好从附近的生产队弄来了一些麦草铺在地上。洞口没有门，就用个人的雨衣挂起来挡挡风。我们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渡过了一九七零年的除夕之夜，迎来了新的一年。
大年初一早晨开饭之前，连队照例集合起来在河滩上唱了一首歌。歌名就是当时很流行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拆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唱完歌去打饭的时候，发现打到碗里的饭已经结了冰，用筷子拨动，发出沙拉沙拉的响声。昔阳县的大寨人称这种饭叫“冰渣饭”。我们的“年饭”就是吃的“冰渣饭”。而且，这种“冰渣饭”还不止那一次。那时候，部队的后勤保障装备很差。一个连队只有两只铝质的行军锅。到了野外只能在地上挖个炕做饭。在北方天寒地冻的情况下，稍微不注意，饭菜就会结成冰。
当时的部队还是很能吃苦的。部队刚从南方调到北方。绝大部分指战员都是南方人。对北方的气候环境很不适应。加上装备和后勤保障都很差。个人被服除了移防时增加了一件棉大衣、一顶栽绒帽、一双棉鞋之外，其余都是从南方穿着过去的。没有任何集体取暖设备。晚上睡觉的时候，垫着两斤重的褥子，盖着只有四斤重的棉被。再把大衣、棉衣全部压上，用背包带把靠脚那一头的被子捆上，才能勉强入睡。细粮供应不足，吃的是大米和面粉只占三分之一，其余是小米、高粱粉或者玉米粉的“二米饭”、“二面馍”。而且数量还不足。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的情绪不是很高。但，还是稳定的，听指挥的。只是病号也比较多。当年的春季退伍工作中，绝大部分南方的老兵都申请退伍了。
整个部队从1969年冬进入山西晋南地区到1985年百万载军、整编之后移防至山西大同地区为止，这16年的日子都是过得比较艰苦的。部队从完全没有营房到自己动手烧砖和泥盖房子。从吃不饱饭，吃不习惯“二米饭”、“二面馍”，到自己办农场、办工厂。养猪、种菜、种水稻、挖煤、挖石膏、造纸、制药、办印刷厂。自己动手解决生活上的难题。难怪有的战士发牢骚：“早知道当兵干这个，还不如让我父亲来呢！”
如果这些情况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战争年代并不稀奇。那个时候，流血牺牲都是经常的事，何况睡土洞，吃冰渣饭，干农活。到了一九七零年及其之后，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二十多年，在大规模的战争并没有打起来的情况下，军队的生活还那样艰苦，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这是国家实力不强的表现。那样下去，军队的战斗力是会有问题的。好在从邓爹爹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现在，则非常之好了。军队是国家的支柱。在物质条件方面应当给予善待。
在宾馆里吃饭过年。
前年，儿子所在单位效益不错，发了不少奖金。特别邀请我们和亲家一起到宾馆里去吃年饭过年。那是一家当地有点名气的四星级宾馆。宽大的包房餐厅里有一张可能坐下二十多人的桌子。两大家人就围坐在那张大餐桌旁享用完全由宾馆里提供的丰盛年饭。吃过年饭，又在宾馆提供的有暖气的客房里休息和观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这当然是很好的享受了。孙子们特别高兴。
从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宾馆里吃饭过年已经成为一部分人士的时尚。近些年来，上了档次的宾馆年夜饭还不好订到。我们家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也只是偶尔为之。这种消费还只能是少量的家庭。每消费一次，少则两、三千元，多则要上万，甚至数万元。
仅管如此，还是表明，现在的物质条件还是越来越好了。包括农村的绝大多数群众，虽然不一定能到宾馆里过年，但是，也不再会为筹集过年的物质而发愁了。即便不是过年，平常时节来了客人，轻而易举地弄上十来个菜根本不是问题。年节前夕，到超市和市场上去随便地走走，就会发现，货源充足，顾客如潮，购销两旺。完全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年，确实越来越好过了。
过年是一种标志。
但，改革开放以来，年，是越来越好过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胜利，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国民们的期盼。但愿这样的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好！
作者qq：491197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