囧子:田家英回乡调研 亲戚反映统购统销“好个球”

[导读]田家英问曾洪顺：“二哥，你说统购统销政策好不好？”曾洪顺嘴一撇说道：“好？好个球！我原来砍一天树子要买一升半米，可是现在连半升米都买不到。”坐在他对面的村长一听这话，脸都吓白了。

文章摘自《红广角》2011年第12期 作者：吕传彬

田家英还乡记

1956年农历正月初十。成都。四川省委招待所。

一辆华沙牌轿车和两辆北京吉普，悄悄地从招待所的大门鱼贯而出，驰过几条大街，就上了一马平川的川藏公路。坐在轿车里的一个中年人沉醉在这片迷人的春色里，没有注意到身边的那个年轻人，正在吃力地揣摸自己。

这个24岁的年轻人，就是双流县永福乡党总支书记段象印。今天，他奉省委领导秘书史立言之命，陪同这位北京来的“田主任”到自己的乡里一个叫“高墩子”的地方搞农村调查。史秘书特别强调要他“注意首长安全”。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年轻的乡党总支书记，第一次坐上这样的高级轿车，第一次陪同北京来的客人，禁不住悄悄打量起这位“田主任”来。田主任是大干部？不像。看他的年龄，比自己大不了多少，而且衣着太简朴，虽然头上戴顶黄呢帽，身上穿了件黑呢子大衣，可是你看他脚上那双军人穿的宽口布鞋，都已经破旧得露出了大拇指，哪个大干部会是这副模样？可他也不像是一般干部。他带着秘书，还带着保卫，保卫身上别着“硬家伙”。一般干部哪能有这样的待遇？

车过双流，在白河边停住了。白河上的木桥因年久失修，已经不能通车。田主任让车停在县委，和大家一起步行前往4里外那个叫“高墩子”的地方，说那里是自己的老家。

“高墩子”早已不见那鲤鱼脊背一样的“墩子”，四处是平畴沃野，翠竹农舍，一片典型的川西坝子风情。段象印将田主任安置在一个农家小院里小憩，自己就跑开了。好一阵，他才气喘喘地跑回来，为难地说：“田主任，这一带没有姓田的。”

田主任笑笑，没说什么，随大家一起回到县委。直到吃晚饭的时候，“秘密”才公开了。原来这位田主任，就是共产党的“秀才”，毛泽东的秘书，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田家英。

田家英早年不姓田，而姓曾，叫曾正昌。父亲在成都帘官公所街开了个中药店，有4个孩子，田家英是老幺。3岁时，家英失去了父亲，9岁又死了母亲，母亲就葬在老家——一个叫做“高墩子”的地方。母亲在世时，十分疼爱田家英，每到清明节，总是要带他从成都回到老家吃“清明酒”。后来母亲也去世了，家境困难，哥嫂对他又不好，家英在13岁就辍了学，走上了卖文求生的生涯。抗日战争爆发时，田家英年仅15岁，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崭露头角，不久就在地下党的介绍下，和几个好朋友一起，于1937年11月，离开成都到了延安。20来年过去了，他跟随毛泽东，整天忙于国家大事，一直没有回来过，老家在他的记忆中留下的只有“高墩子”3个字。至于这个“高墩子”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也说不上来。省委的有关同志费了好大的功夫，最后才从双流县委第一书记叶开业那里得到准确答案。

说到这里，田家英感慨地说：“我这次回来，一是调查农业合作化情况和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二是看看我的故乡，三嘛，是寻找我家里的亲人。我是曾家的一个不孝之子，20年前，我与家人不辞而别，以后再也没有给他们一个字的音信，自问有愧于亲人。我小时候很苦，帮人家拉过板车的‘飞蛾’，也在药铺里当过‘抓抓匠’……多年来的工作习惯，我不大愿意向别人谈起我自己的身世，希望你们为我保密。”

段象印愣住了。田家英，这是他多么崇拜的一个名字啊。他看过田家英写的文章，知道他在党内的特殊身份，可刚才他为什么不说呢？大凡在外面当了大官的人回来，总离不开“衣锦还乡、光宗耀祖”8个字。可是田家英这么大的官儿，回来还要人家替他“保守秘密”，真是的……。

段象印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留下一句“田主任，您好好休息！”后便操起一辆自行车，飞也似地朝着永福乡四村一个叫“李家巷子”的院子奔去。田家英要找的亲人，段象印在李家巷子找到了。他虽然没有暴露田家英的身份，可是他决心要让敬爱的田主任不再一路走回老家。他亲自督阵，派人连夜砍树搭桥，填坑补路。他要让那辆华沙牌小轿车，一路开到亲人面前。

第二天一大早，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带着一辆北京吉普，驰过刚刚修好的白河桥，朝着“高墩子”方向开来，停在离李家巷子不远的黄天坝机场第二招待所门前。小小的李家巷子顿时沸腾了，正在苕田里敲着谷桩子治螟蛾虫的，正在水塘里挖塘泥肥田的，正担着粪水准备去浇麦子油菜的……都纷纷放下手里的活儿，朝着从来没有见过的高级小轿车和刚从车上下来的贵客涌来。

田家英在段象印的陪同下，向着李家院子走来。迎面碰上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段象印指着他对田家英说：“他就是曾家的。”

“曾家的？叫什么名字？报排行来。”田家英开门见山地说。

“‘发’字辈，叫曾发兴。”小伙子大大咧咧地回答。田家英听了，认真地掐着指头算开了：“毓久章贵光，明正大发昌……你是’发’字辈，我是正字辈，嗨，该叫我爷爷了！”田家英像个孩子，开心地大声说。

“你是我爷爷？我咋不认识？……啊，我想起了，听老姑婆说过，你是不是很早以前就离开了成都，一直没有音信的正昌爷爷？”

“对呀，我就是那个小时候跟着你祖奶奶回来吃清明酒，你大清伯伯不让我上桌子的幺娃子嘛。”田家英哈哈地笑了起来。

“正昌幺娃子回来了！”消息像飞一样在曾家的亲戚好友中传开了。家英的长辈中唯一在世的婶娘曾辛氏正在吃早饭，听到这个消息，她丢下碗筷，抓起拐棍，挪到门口喃喃地念叨：“是正昌幺娃子回来了吗？正昌幺娃子在哪里？”她最疼爱她的这个侄儿，她很早就说过见不到正昌幺娃子她死也不瞑目。她等啊等啊头发都等白了。

田家英由曾发兴带路，一行来到了婶娘家。“婶娘，你还认得我吗？”家英亲切地对婶娘说。婶娘昏花着老眼看了又看，她不相信眼前这个温文尔雅的大干部，就是她记忆中那个调皮的娃娃。田家英一下子觉得自己回到了童年，他呀声呀气地说：“婶娘啊，我就是爱到河沟儿里摸鱼虾虾儿，爱到竹林里扳嫩笋子，爱在您怀里爬上爬下的正昌淘气娃儿嘛。”

一看那淘气样，婶娘才认定心目中那个可爱的娃娃真的回来了。她咧开嘴，开心地笑起来。田家英摸出了一张崭新的5元钱的钞票，塞到了婶娘手里：“婶娘啊，我大老远回来，没有来得及买东西孝敬您老人家。您年纪大了，想吃点什么，让大昌侄儿给您买去。”

知道根底和不知道根底的，沾亲的和不沾亲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下子就挤满了曾家的院子。不知道是谁，找来了两张矮方桌、几把竹椅和几条长凳。家英挨着婶娘坐着，旁边是他的秘书逄先知，接着是段象印和村里的干部们，其他的人有的蹲着，有的站着。里三层外三层地把院子围个水泄不通，有的人干脆爬到了高高的谷草垛子上，“居高临下”地看热闹。就这样，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安排，没有“约法三章”和事先规定的条条框框，更没有什么“棍棍棒棒”，田家英在四川省双流县李家巷子对农业合作化的情况调查便开始了。

1955年，新中国百业始兴，意气风发，到处是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这时候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与发展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正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发动和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方面。他亲自主编了90万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了104条按语，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协助了这一工作。1956年1月，此书出版之后，毛主席立即派田家英到全国各地调查农村合作化情况，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叫做到外面的世界去“观高潮”。

田家英工作雷厉风行，带着秘书逄先知辗转大江南北，此前刚去了山西，又风尘仆仆赶往四川。他认为搞调研，最好是自己亲戚朋友多的地方，容易了解到真实情况，于是选准了自己的家乡——四川。

村长康志成首先汇报了全村的人口、土地、农户入社的基本情况，其中重点是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田家英专心地听着，还叫村里的会计拿来统计表格，叫逄先知一一记下来。突然，他转身问一个叫做曾洪顺的汉子：“二哥，你说一下，统购统销政策好不好？”

那个被他叫做二哥的曾洪顺，是一个以砍树为生的“砍山匠”。他也不看看这位兄弟当着大官，嘴一撇说道：“好？好个球！我原来砍一天树子要买一升半米，可是现在钱还是那么多，连半升米都买不到。”坐在他对面的村长一听这话，脸都吓白了，直是给他努嘴使眼色。可是这个粗汉子，理也不理。

田家英听了，只是笑笑，说：二哥，你这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说，你先去把“当当磬”给我喊来。田家英说的这个”当当磬”，就是那个以前专门给死了人的丧家做“道场”的叔伯三哥曾茂清。当年他通宵达旦地在死人家里敲锣打鼓，热闹非凡，给幼小的家英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有人一听吓了一跳：“他是富农呀，政治上不可靠的。”

田家英笑着说：“不妨事的，我们这儿这么多人呢。”

干部们只好去叫来了。好在曾茂清的家也不过几步路，一会儿工夫，这位脸色憔悴的富农就低着头站到了田家英面前。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看田家英怎么处理这个被社会遗弃的人。

田家英打破窘况：“三哥，我是正昌娃子，你不认识了？”

曾茂清瞪大眼睛看着他，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田家英客气地说：“来，三哥，你坐。”立即有人让出了板凳，曾茂清半边屁股坐在田家英对面的凳子上。

“听说你是富农成分？”

“是的。”

“你们四弟兄，怎么就你一个人划成了富农？”

“政策条款‘款’起了。”

“你的娃儿当年读书，钱是哪儿来的呢？”

“是你三嫂嫁过来时，陪嫁过来的180两银子买了点土地。”

“你家有多少土地？”

“划成分前，自有田土31亩，出租4亩8分，有瓦房2间，请长工两个，月工两个……”

“你那180两银子，也买不到这么多田啊。”“我还给人家做道场，带4口箱子，每次做7天，挣4份工钱。”

“不对。哪有那么多的死人，让你天天去做道场挣钱的？”

“我……我还囤了点谷子。每年菜籽开花时候就买点‘青’，借给别人5斗4升谷子，秋后就要他还我1石。这样到了割谷子的时候，我借出去的20石谷子，就变成了一个大数目。”

“哦，这就厉害了。你看，你一年赚20石，5年就赚100石，这样一来，你的钱财和家产才合得起。你是该划为富农啊。”这时候，田家英才转向刚才发牢骚的

曾洪顺：“二哥，你说该不该搞统购统销？你看人家是怎样赚钱的？粮食要是还这样被人家囤积下去，你将来一天干下来的钱，恐怕连半升米也买不到罗。”

曾洪顺半张着嘴，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没想到多年没见的这个小兄弟，这么轻易就把一个好多人老是想不通的事情，说得水清见底的。看来共产党的大干部，和乡里一些成天只知道吆吆喝喝的小干部就是不同。只有曾茂清心里凉了半截，心想这下子雪上加霜，又让这位共产党的大干部抓住把柄了。正想着，只听见田家英关心地问：“三哥，你家那么多的田土，娃儿些又都在外面做事，生产咋搞呢？”

曾茂清一听这话，长叹了一口气：“把张家碾子那12亩地全都租给别人了，其余的，只有自己做。”

“庄稼长得咋样？”

“就是不好罗。你嫂子身体不好，我也没有劳力，现在又不敢再请长工了。田里的谷子长得丁点儿矮，没得好多收成。唉，现在我是完啰，我不如他们社员。”

“那你咋不入社呢？”

曾茂清犹豫了一下才说：“他们，他们不让我入嘛。”

田家英转过身来问曾发兴：“孙娃子，你们为什么不让他入社呀？”

“他过去剥削过我们，现在不能再让他剥削了！再说中央有规定，土地入社，要给私人报酬的，25％呢。他30多亩土地，我们得给他多少钱啊？我们赔不起。”曾茂清早就想入社，他几乎是在哀求：“我还可以补偿。我有l头牛，20床晒席，5张拌桶，l套犁耙，可以一起交给合作社。”

小伙子昂着脸：“还是不够。”

“那……还有一眼仓。我就把仓也交给合作社！”田家英看着曾发兴说：“孙娃子，现在够不够？”“这还差不多。”

田家英这才松了一口气。一边的曾茂清，流下了两行热泪。

双流县第一个加入合作社的富农，就这样出现了。曾茂清交出来的农具和粮仓，给初期农业合作社的兴旺发展帮了大忙。这以后不久，中央正式下发了有关“发展富农入社”的文件，真正贯彻了毛泽东同志“在那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内，可以有条件地分期分批地接受那些已经放弃剥削、从事劳动，并且遵守政策法令的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参加集体劳动……”的指示。

走出曾家院子，田家英来到母亲的坟前。去延安之前，少年家英每年都要来这里为母亲垒坟。自从他走了以后，这里没有人管了，坟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土堆！

田家英在坟前站了很久。这坟里有他亲爱的母亲，她曾用温馨的母爱呵护着自己的童年。岁月一去不复返，可是这坟还在，母亲静静地躺在这风景如画的川西平原上，等着儿子回来。

田家英向远处望去，平畴沃野，一眼望不到边。在不久的将来，这片沃野就要按照国家总体规划，建设成路直沟端的社会主义新型村庄。要移坟开荒，要扩大耕地面积，迁坟不过是迟早的事情。他避开秘书逄先知，对曾发兴等人说，待到那时，就请代自己将母亲的坟起了，火化以后交成都的姐姐曾熙芝带到北京来。曾家的人听到这话，愣愣地看着这位家族中的大人物。起坟可不是什么好事，会破风水的。何况正昌爷爷是共产党的大官儿呢，只要他睁只眼闭只眼，谁敢随便在这祖奶奶的坟头上动土？但见田家英一再叮咛，只好点头答应。

后来，大伙儿果然照田家英的嘱咐，将老太太的骨灰交田家英的大姐托人带到了北京。

田家英用一个精致的小瓶子装了一点骨灰，放在自己经常能看得见的地方，以怀念母亲和故土。“文化大革命”开始，“四人帮”派人来抄家，把瓶子里和放在家里的骨灰全部倒掉了。现在田家英的夫人董边手里，只剩下母亲的那一对玉镯。

好多年过去了。但凡当年见过田家英的人们，还惦记着他。他们深情地向人们述说当年田家英回来的事儿，说他不吃大鱼大肉，只要大师傅做苕菜宴席；还有田家英处分那个打人骂人的社长，给乡亲们撑了腰出了气……田家英在他们眼里，不仅是出自自己家乡的大官儿，还是一个实事求是、体察民意的好官，也是一个不谋私利的好人。

有人说，如果共产党的官儿都能像田家英这样，现在的许多事情就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