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集资诈骗案的是与非

（王有权2012年2月根据网络资料整理编辑）

    2009年12月24日，《时代周报》记者陶喜年的一编文章引起我的注意，并将文章收录到《老王吧》（我的360个人图书馆）。其实，当时只不过是对作者文笔的欣赏，并没有过多注意到文章介绍的内容。过了很久，我在杭州临平看到一家名为《本色》的概念酒吧，觉得很面熟，想了想就又想起了陶喜年的文章，也就重新看了一遍，这才感觉到对吴英案有许多疑问。

    吴英的罪名是“集资诈骗罪”，焦点在“集资”和“诈骗”，们们不妨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吴英“集资”和“诈骗”分开来说说。吴英在本案中“集资”是事实，无可争辩。在我国，根据相关规定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 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属于非法集资。吴的的集资行为显然是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定性为“非法集资”问题的。但是，将其集资行为定性为“诈骗”，我觉得就依据不足了。吴英英集资是为了经营事业，没有主观上的诈骗意图，更没有像诈骗犯和贪污犯那样卷资潜逃。但吴英集资数额特别大，案情也比较复杂，在一些环节上也可能存在诈骗的情况，这需要法学专家进一步的鉴别。也就是说，吴英的行为肯定触犯了法律，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罪不至死”。

    下面，首先是陶喜年的《吴英案全记录：亿万富姐罪与罚》，以后是我所收集整理的有关吴英案的其他资料：

吴英案全记录：亿万富姐罪与罚

 （时代周报记者 陶喜年）

12月18日面对死刑宣判，吴英一脸平静。

    从2006年一夜暴富，到2007年深陷囹圄，2009年12月18日下午一审被判死刑，28岁的吴英走过了极不平凡的3年。吴英的罪名是“集资诈骗罪”，在民间金融极为活跃的浙江，尽管有丽水集资案主角杜益敏被判死刑的先例，吴英的死刑判决结果依然引发了公众、包括法院内部人士在内对其罪是否至死的争议。在浙江，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泾渭从来不分明。显然，在吴英案上，吴英的罪与罚，死与非死，已不再只关乎个人。正如财经专家吴晓波评论所言，这一案件是中国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背景下发生的制度性悲剧。

    在被警方控制2年10个月零11天后，2009年12月18日下午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28岁的吴英听到的是死刑的一审判决。

    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在长达近一小时的判决书宣读过程中，吴英一直镇定自若。即使听到“被告人吴英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的最后结果，吴英脸上依然看不出异样的表情。作为家中长女的她，反而在被带离法庭时嘱托家人“你们都保重”。但刚走出审判庭，吴英即流下泪水。

    对吴英来说，这是一个迟到许久的判决，结果近乎残酷。尽管律师给她做的是无罪辩护，但在二审、终审判决公布前，吴英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能否出现转机。

    自浙江东阳本色集团组建伊始，本报记者一直追踪报道本色集团的发展和陨落状况，全程见证了吴英纷繁复杂的3年人生轨迹。

    起步美容业

    与东阳市大部分年轻男子一样，吴英父亲吴永正1979年就远到甘肃玉门做包工头。吴英出生不久后就被父母带到甘肃，除了春节等偶尔跟父母回家外，吴英的童年一直在西北度过。

    吴永正一心想生个儿子，结果一连生了4个女儿。7岁时，吴英被送回东阳，在塘下村小学读书。吴永正说，4个女儿中数吴英读书最好，小学几乎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但到北江镇初中后，吴英的成绩开始下滑，1995年7月毕业后，吴英干脆不想读书了。吴永正当时正忙于在甘肃打一场耗时8年的官司，没有太多精力管吴英的事情，就安排她到自己的堂妹那里学美容。

    在东阳，吴英的姑姑是最早做美容生意的。在这家叫“吴小珍诊所”的美容店，吴英学了一年多，就跑到宁波慈溪，与人合伙开了家美容店。此时，吴英才15岁。

    在慈溪期间，年轻的吴英结识了许多人。若干年后，俞亚素等一干宁波人，成为最早借钱给吴英的放贷者。

    吴英在慈溪呆了半年左右，即回到东阳，告诉父亲想继续读书。吴永正四处找人，总算连人带户口地把吴英安排到2年制的东阳市技校学习。但让吴永正失望的是，读了1年半后吴英又有了经商的念头，辍学离校。吴永正只有安排吴英重新到姑姑处学美容。他认为，吴英只有学到一门手艺，以后才能过上好日子。

    2000年，还在吴小珍处学美容的吴英认识了东阳人周红波。次年，两人订婚。此时，吴英已积累了不少客源。以周红波为主要出资人，吴英出任老板，两人在东阳市区十字街开了一家“一生美美容美体沙龙”店。

    2002年6月，吴英和周红波登记结婚。2003年8月，吴英盘掉原来的美容店，在周红波家所在的西街，新开了“贵族美容美体沙龙”，生意越加火爆。当地人士透露，东阳市某些政府机关的女公务员，都成为吴英的长期客户。在美容店，吴英积累了众多人脉基础，亦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为了从广州等地进货，吴英开始到处出差，甚至连丈夫周红波都不清楚她具体去过哪些地方。在经历“贵族美容”的初创期后，周红波转而在市区好乐多超市租下摊位，做起水果生意，美容店此后由吴英一人打理。

    2005年3月，吴英从别人手中接过喜来登俱乐部，成为俱乐部的新老板。在重新装修后，喜来登成为当时东阳条件最好的KTV之一。一个月后，吴英又在东阳开出千足堂理发休闲屋。此后，她还在义乌开出千足堂分店。吴英被刑拘后，作为唯一没有查封的实业，义乌千足堂直至今年还在吴英父亲的坚持下维持经营。

    2006年2月，吴英在母亲老家湖北荆门，开设了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次月，吴英又在浙江诸暨，注册成立另一家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开始介入民间借贷、铜期货等交易。

    本色神话

    25岁即拥有数百万身家，吴英在同龄者中无疑已是一个佼佼者。不过事后看来，她之前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是为组建本色集团做热身。

    2006年4月开始，本色集团突然在东阳横空出世：本色商贸、本色洗业、本色广告、本色酒店、本色电脑网络、本色装饰材料、本色婚庆服务、本色物流……本色系公司一家接一家注册，仅当年8月14日，吴英就一口气注册了3家公司。吴英的本色版图，直至当年10月10日本色控股集团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方才组建完毕。

    本色引起当地人注意的，最先是免费洗车（但必须在车牌处贴上本色的logo）和免费洗衣服务（洗衣每天限100件，每人限2件），其次是连续3次掮款：东阳西宅小学80万元，磐安贫困学生50万元，东阳光彩事业500万元。

    吴英最大的手笔，则是房产投资。仅几个月的时间，她即投入近1.6亿元，其中包括：东阳博大房产2200万元，通江花园近3000万元，望宁公寓5000多万元，湖北荆门1400万元，浙江诸暨近300万元等。吴英所购房产，大部分为沿街商铺，三年过去，这些房产都已大量增值，不过对身陷囹圄的吴英来说，这些增值已经于事无补。

    本色集团成立后，吴英对酒店的经营情有独钟。本色概念酒店、本色精品酒店、本色假日酒店一气组建后（有些尚在装修即被查封），吴英还准备在全国复制这一概念，并在义乌开出了第一家连锁店。

    2006年10月底，因为杭州、上海几家媒体的连续报道，吴英及本色集团开始闻名全国。本色集团高层甚至对外宣称，本色在购买物业和装修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3.5亿元，但没有一分钱是银行贷款，全部是自有资金。

    2006年11月1日，吴英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畅谈一个多小时。吴英将数亿元“自有资金”来源，归结为期货、炒房、美容业3个渠道。

    事实上，此时吴英的资金链已经趋紧。12月底，本报记者再次采访吴英时，她刚脱离义乌几个债权人的软禁，回到东阳。本色集团资金紧张的情况此后可见一斑：先是东阳、义乌等很多民间借贷人频频向吴英催债，然后是本色集团4900万元假汇票被没收、光彩事业500万元掮款被本色收回。2007年1月24日，吴英被迫在杭州举行了一个小型记者见面会。尽管她的一些说法已不能自圆其说，但吴英依旧保持乐观，且欣然与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媒体记者一一合影。

    此时的吴英未必料到自己即将面临牢狱之灾。两周后的2007年2月7日晚10时，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正在北京筹措资金的吴英被东阳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10日下午，本色集团亦被查封。

    从2006年4月至2007年2月，本色集团的神话只存在了短短10个月。

    庞杂的民间借贷网

    在吴英被刑拘前，包括媒体在内，几乎无人知道，本色集团投在东阳的数亿资金究竟来自何方。

    直到相关案情公布，吴英的资金往来脉络方才清晰：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来自民间高利贷。已知的银行贷款，只有工商银行东阳支行一笔1550万元的短期贷款。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吴英案的《判决书》认定，早在2006年4月成立本色公司前，吴英即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息，从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等人处集资1400余万元。这些人大多系吴英在宁波慈溪认识的朋友，或此后经人介1979年出生的义乌人杨军，然后通过杨军认识了杨卫江，并借到了首批资金600万元。

    杨军与骆华梅认识，而原义乌市文化局文化稽查中队长林卫平正是骆华梅的表哥，吴英就此认识林卫平。

    2006年3月30日，吴英以到广州投资白马服装城商铺缺少资金为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首批500万元，此后经常每隔几天就有数百乃至上千万元的借款入账。至2007年1月5日最后一笔200万元入账时，短短9个月时间，吴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4.7亿元。

    经杨卫江介绍，吴英又认识了杨卫陵，并与其合作投资铜期货。在期货投资出现4740万元亏损的情况下，吴英仍然“信守诺言”，归还杨卫陵等人3300万元投资，并“支付利润”1400万元。

    此后，吴英又经杨卫陵等人介绍，认识了律师杨志昂，并从杨志昂处借到3000多万元。

    法院认定，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亿元。

    而吴英之所以能持续借到巨额资金，缘于其支付的利息高昂且早期能按时支付利息。

    2008年4月16日庭审时，吴英承认，她向林卫平等人所借资金年回报率至少在50%以上，部分达到100%，到后期资金链出现问题时甚至出现“3个月回报期”—即三个月的利息达100%。即使不算利滚利，年息也在400%以上。

    事实上，到2006年10月底，即吴英开始为媒体关注时，本色集团的资金链已经接近断裂。12月底，一起“绑架案”的发生，更令其雪上加霜。

    据吴英向公安机关报案，2008年12月21日至28日，因债务纠纷，她被义乌市的杨志昂、杨卫陵的杨氏家族成员软禁。吴英及其家属称之为“绑架”。

    “绑架期间，先后到过杭州、温洲、安徽马鞍山、江苏镇江，对我进行搜身、猥亵，扬言要将我杀死抛入江中，并强迫我签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将我携带的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银行卡数张（强迫告诉密码）洗劫一空。12月27日他们派人到东阳将我上亿元的珠宝拿走，又在同日将我公司的14处房产的全部证件、29辆汽车的全套文件及有关财务凭证全部拿走……”吴英说。

    吴英报案后，当地公安一直没有立案，两天后，本色集团收到一封装有两颗子弹的信封。

    量刑争议

    按照吴英家属的说法，吴英想过被债权人绑架，但从未想过被公安拘留。2月9日，即吴英被刑拘2天后，吴英家人在北京和东阳同时向警方报案。

    时代周报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显示，2007年2月9日，在吴英不知下落的情况下，吴英父亲吴永正、丈夫周红波、本色集团常务副总蒋辛幸等人，同债权人林卫平、骆华梅、徐玉兰等人一起在本色概念酒店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各方达成共识：在吴英出现之前，本色集团授权由林卫平管理。林卫平等人还提出以借贷资金入股，但入股一事因股份比例未谈拢告吹。

    林卫平是义乌有名的资金掮客，一人就向吴英放贷4.7亿元，超过吴英借贷资金的一半，案发时吴英尚欠林卫平借款3.2亿元。而法院认定吴英最终“集资诈骗”的金额，不过3.8亿元。

    让与会各方没有想到的是，林卫平、骆华梅两人开完会刚走出本色酒店，即被东阳警方刑事拘留。次日，本色集团被查封，来自义乌的掮客杨卫陵、杨志昂被拘留。此后，徐玉兰、杨军、杨卫江3人亦先后被刑事拘留。3月16日，吴英、林卫平等8人同时被批准逮捕。吴英案就此尘埃初定。

    今年1月22日，东阳市人民法院对涉及吴英案的林卫平等7名被告人进行一审宣判，7人均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定罪处罚，刑期从18个月至6年不等。其中林卫平向71人和1个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6515万元，除吴英外在义乌还有其他上线，借贷总额甚至超过吴英，然而只获刑6年。

    与林卫平等人的宣判较为平静不同，吴英案的审理，颇费波折。

    在今年4月16日吴英案开庭前，东阳市人民检察院和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先后于2008年2月和10月各起草了一份起诉书。

    在第一份起诉书中，吴英的罪名是合同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两项，且两个罪名的主体都是本色集团，吴英作为本色集团的法定代表人被列为被告。而在第二份起诉书中，罪名和主体都发生了变化，起诉罪名为集资诈骗，吴英作为个人被列为被告。

    在东阳市检察院起诉阶段，吴英与林卫平等8人一起被起诉，但由于量刑规格发生变化，吴英被独立出来，其一审地点由东阳市人民法院更换为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诉方也由东阳市检察院变更为金华市检察院。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在刑法上区别很大，前者最高量刑是10年，后者最高量刑是死刑。”在今年4月一审开庭时，吴英辩护律师杨照东和张雁峰给吴英做无罪辩护，控辩双方围绕吴英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该案属于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吴英的罪名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3个焦点，展开激烈交锋。

    “据我们了解，吴英借来的钱只是朋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要非法占有的想法，而且全部都用于公司经营上了，并承诺归还。所以我们认为吴英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只能算民事纠纷。”杨照东说。

    但在一审宣判时，辩护律师有关上述3个方面的辩护，未被法院采纳。

    吴英成名、被绑架和被刑拘后，吴英及其家人曾先后聘请过3任律师。杨照东和张雁峰所在的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在业内颇有名气，杨照东目前还是黄光裕的代理律师。此次宣判，杨照东因另有安排没有到庭。

    但对吴英最为不利的，是此前浙江丽水集资案主角杜益敏案的宣判。同样以“集资诈骗罪”入罪的杜益敏经最高法院复核，最终被执行死刑。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吴英案的开庭宣判是2009年12月18日，但判决书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29日。这意味着，早在宣判前40天，吴英的死刑判决已经认定。

    民间借贷困局

    吴英一审被判死刑后，民间对吴英是否罪该至死议论纷纷，即使在金华市中院内部，亦有不同声音。尤其在网络上，同情吴英、认为其罪不当死的观点，占据一边倒的位置。

    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围绕吴英是否应被处极刑的激烈争议，事实上是对于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的长期争议。

    在民间资本充裕的浙江，因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加上民间资本天然的逐利性，民间借贷一直盛行，尤其在温州、金华等地。

    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浙江省共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近200起，集资诈骗案件40多起，同比大幅上升。其中1亿元以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17起，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集中爆发，涉案金额近百亿。而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通常很难界定，罪与非罪，泾渭并不分明。

    2008年12月2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曾联合下发一个主题为“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明确指出，“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杜益敏、吴英等诸多人物的出现，是在现有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发生之制度性悲剧。一个很可能的情况是，再过若干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杜益敏和吴英们的行为应是符合商业规律和合法的。

    在12月22日发表的《非法的吴英与“合法”的贪腐》一文中，吴晓波得出一个结论，当代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推进的，因此具备了非法的天然特征；而众多高级别的贪腐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在表象上看往往是合法的。

一、吴英其人

　　吴英1981年5月20日出生，星座是金牛座，生长在浙江省东阳市一个农民家庭。据说在她只有十多岁的时候，有人欠了她父亲近百万元工程款，打起了官司。吴英因此早早地领略到了社会上的人情世故。 或许是在东阳、义乌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太多的商业故事和机会，让吴英的心不安分起来。没读完技校，吴英就辍学去姑姑的美容院学美容技术，后结识了丈夫周红波，一起开了家女子美容院（一生美美容美体沙龙）做起了生意。之后因发展需要在西街开设了贵族美容美体中心，当时几年“羊胎素”项目帮她挣到了不少钱。紧接着，她又开出了东阳最大的足浴店千足堂。“嗅”到了汽车租赁业商机，她就利用原先积累的资本一口气买下了十多辆车。“韩流”袭来，她又开出了韩品服饰店。此后，她又接收了喜来登娱乐城，成了娱乐城的老板娘。

　　吴英在这些涉猎的行业中，挣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除了有形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吴英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关系——很简单，吴英的客户几乎都是当地最有财富的一批人。

　　有句话说，要想成功，就要和成功的人在一起。而吴英在与这些成功人士的耳濡目染中，逐渐锤炼了自己的商业禀性。个性豪爽的吴英“知交天下”，在与这些形形色色的朋友相处中，非常有心地吸收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商业信息。

　　最重要的是，与许多普通人对商业信息“一听了之”不同，吴英只要耳朵边刮过这样的商机，就会马上去做。有时打个电话，就做成了一笔生意。

　　“吴英的脑子转得实在快，而且动作更快。有时候她一天来回广州两趟，我们都不奇怪。”方先生对此啧啧赞叹：“吴英'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样的快速度、高强度，连很多男人也赶不上”。

　　当然，在朋友圈中为人仗义的吴英，并不只顾着自己赚钱。有好的赚钱机会，她也经常与朋友互通有无。有的朋友因此赚到了钱，会回报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而她身边的朋友中，往往在吴英已经做完这笔生意数钱的时候，别的人还在考虑要不要做这笔生意。

　　起先的几年，吴英经常奔波于广州与东阳、义乌之间，后来她投资的地域也越来越广。“她甚至到过大西北，做过化工原料，总之是哪里生意好往哪里钻。往往一个星期后，她打电话聊起来，已经完成了一个行业的转换。”方先生至今还感到不可思议。

　　2000年后，吴英捕捉到了一个很大的商业机会——投资房地产。在当地和全国很多城市的楼市，吴英都有过涉及。住宅、商铺，吴英都炒过。到2004年，吴英在服务业和商贸业中完成的原始积累得到了成倍的膨胀。

　　然而，期货市场才是她真正的创业实验田，在这里他的财富得到最大程度放大的。同时吴英广泛的人脉关系再一次发挥了作用，在朋友的引领下她了解了期货市场的“光明钱景”。而吴英在商贸界的摸爬滚打，也让她这个期货的“门外汉”，比业内一些专家更清晰地看到其中巨大的机会。在期铜的连续暴涨中，吴英的财富成几何级数增长。

　　从服务业、商贸业，到房地产、期货，吴英几乎踩准了近几年中最漂亮的商业节奏，其财富积累也因此插上了翅膀。

　　二、案情介绍

    拘留。2007年2月10日下午4点30分左右，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至少在本色普通员工和市民看来)，本色集团在东阳的所有门店，在短短几分钟内，全部被东阳警方控制。当晚，东阳市政府发布公告，宣布吴英已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本色集团也同时被立案调查，与本色有关的债权债务，开始登记。 

    一审。2009年12月18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吴英在2006年4月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前，即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不等的高息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投资回报为诱饵，从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徐玉兰等人处集资达1400余万元。

　　吴英在已负债上千万元的情况下，为资金链的延续，于2005年下半年开始，继续以高息和高额回报为诱饵，大量非法集资，并用非法集资款先后虚假注册了多家公司。为掩盖其已巨额负债的事实，又隐瞒事实真相，采用给付高息或高额投资回报，用非法集资款购置房产、投资、捐款等方法，进行虚假宣传，给社会公众造成其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骗取社会资金。

　　如被告人吴英与杨卫陵等人合伙炒期货，但却不要杨卫陵等人承担风险，而是给予固定的回报。杨卫陵等人投入3300万元，吴英在炒期货实际亏损了近5000万元的情况下，隐瞒其已巨额亏损的事实，宣称有盈利，向杨卫陵等人支付了1400万元的所谓利润。又如购家纺赠送同等价值的家电等。

　　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被告人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339.5万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426.5万元。

　　本案的被害人大多是放高利贷的人员，其资金也大多系非法吸存所得。仅林卫平一人，所涉人员和单位就达66人。另外，吴英除了向本案十一名被害人非法集资外，还向王香镯、宋国俊、卢小丰、王泽厚、陈庭秀、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等人非法集资。被告人吴英除了本人非法集资外，还授意徐玉兰向他人非法集资，徐玉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涉人员达14人。

　　被告人吴英在负债累累，无经济实力的情况下，仍对非法集资款随意处分和挥霍。如花2300多万元购买的珠宝，不用于经营，而是随意送人或用于抵押；不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投标或投资开发房地产，造成1400万元保证金、定金被没收；用集资款捐赠达230万元；在无实际用途的情况下，花近2000万元购置大量汽车，其中为本人配置购价375万元的法拉利跑车；为所谓的拉关系随意给付他人钱财130万元；其本人一掷千金，肆意挥霍，其供认花400万元购买名衣、名表、化妆品，同时进行高档娱乐消费等花费达600万元。被告人吴英不仅随意处分和挥霍集资款，巨额非法集资款本人竟无记录，公司账目也管理混乱，三个会计师事务所均无法进行审计。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英的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且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吴英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吴英的行为属正常的民间借贷，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特别重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予以严惩。为保护公民的财产不受非法侵犯，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故作出以上判决。  

上诉。上诉书上，吴英提出了5个上诉理由，她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从几位曾参与本色集团业务的人的描述中，吴英的思路清晰起来。她希望将本色一条街的产业串成一个产业链，这条街上，概念酒店、精品酒店、商务酒店遥相呼应；酒店中的家具、家纺又完全可在家居商场买到；街上有本色网吧、足浴店，对面则有简易休息室、外卖店；附近有洗衣店、洗车，这两个店的免费活动则是为本色做广告、打品牌。

     四、浙江省高院就吴英案争议答问 称判其死刑合法

　　1月18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而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吴英案是不是该判死刑，究竟该不该被归为集资诈骗等一系列问题在民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日前，本网记者采访了浙江省高院吴英集资诈骗案二审审判长沈晓鸣。他就网友们比较集中关心的问题，作了回应。

　　浙江在线记者：二审法院为什么维持对吴英的死刑判决？

　　沈晓鸣：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的方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人民币100万元以上的，应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其巨额负债和大量虚假注册公司、成立后大都未实际经营等真相，虚构资金用途，以高息或高额投资回报为诱饵，向社会公众作各种虚假宣传，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余元，实际骗取3.8亿余元，尽管认定的集资直接对象仅10余人，但下线人员众多、涉及面广，既严重侵害不特定群众财产利益，又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数额特别巨大，并将巨额赃款随意处置和肆意挥霍等，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一审法院判处吴英死刑符合我国的法律和死刑政策，所以二审维持了原判。

　　浙江在线记者：请审判长介绍一下法院查明的案情事实。

　　沈晓鸣：吴英是浙江省东阳市歌山镇塘下村人，曾经营过美容店、理发休闲屋等。2005年3月，吴英开始以合伙或投资等为名，向徐玉兰、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竺航飞、赵国夫等人高息集资，于2006年4月成立东阳本色商贸有限公司，而实际上此时的吴英已负债1400余万元。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钱财，吴英用骗来的5000万元注资成立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接着又以同样的方法在同年7月至10月间，先后成立东阳开发区本色汽车美容店、东阳开发区布兰奇洗衣店、浙江本色广告有限公司、东阳本色洗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浙江本色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东阳本色电脑网络有限公司、东阳本色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东阳本色婚庆服务有限公司、东阳本色物流有限公司等9个公司，并组建本色控股集团，子公司包括本色广告、酒店管理、洗业管理、电脑网络、婚庆、装饰材料、物流等。公司股东工商登记均为吴英及其妹，但是其妹并未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所以，实际上就是吴英一个人的公司。吴英用集资诈骗款虚假注册成立上述众多公司后，大都未实际经营或亏损经营，但吴英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虚假宣传等方法，给社会公众造成其公司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的社会资金。

　　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支付高额中间费为手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名义，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志昂、杨卫江、蒋辛幸、周忠红、叶义生、龚益峰、任义勇、毛夏娣、龚苏平等11人处非法集资77339.5万元，用于偿还集资款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汽车及个人挥霍等，至案发尚有38426.5万元无法归还。

　　此外，吴英还用集资诈骗所得资金购买的房产于2006年11月至2007年1月向王香镯、宋国俊、卢小丰、王泽厚、陈庭秀抵押借款共计6619万元，案发前仅归还1000万元，尚欠5619万元。因公司装修、进货、发售洗衣卡、洗车卡等，由相关单位和个人向公安机关申报债权总计2034余万元。2006年10月，吴英以做珠宝生意为名从方黎波处购进标价12037万元的珠宝，仅支付货款2381万元，其中大部分珠宝被吴英直接送人或抵押借款。

　　浙江在线记者：有网民认为吴英是民间借贷，法院为什么要认定她集资诈骗？

　　沈晓鸣：吴英的行为不是民间借贷，而是集资诈骗。理由是：

　　1、吴英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向社会公众作虚假宣传的方法非法集资。

　　第一，在案证据证实，吴英在向他人进行高利集资时，均虚构投资商铺、做煤和石油生意、炒期货赚钱、资金周转等各种虚假理由，如在向林卫平、杨志昴、杨卫江、龚益峰等人集资时，虚构合作投资广州白马服饰城地下商铺；在向杨卫陵等人集资时，虚构炒铜期货赚了大钱，等等。但实际上，白马服饰城地下商铺纯属子虚乌有，炒期货亏损近5000万元。不但如此，吴英还用非法集资来的1600多万元给杨卫陵等人分红，诱使杨卫陵的下线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给杨并催促杨将钱给吴英，吴英从而又从杨卫陵等人处集得9600多万元。又如，在向周忠红、毛夏娣等人集资时，虚构做煤、石油等生意，并许以每季高达50%的利润分成。

　　第二，吴英为给社会公众造成其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采用短时间大量虚假注册公司，并用这些公司装扮东阳市本色一条街；买断东阳至义乌道路两边的广告位，集中推出本色集团各公司宣传广告；支付保证金后，一次性签订大额购房协议、高调参与大宗地块竞拍，制造轰动效应，但事后又不购房、购地，分文不付；将骗购来的大量珠宝堆在办公室炫富，或随意送人，在公众面前制造暴富假象，蒙骗集资对象及他们的下线。

　　第三，一旦有中间人拉来资金大户，吴英即带其参观本色公司一条街，提供大堆虚假购买房地产协议和用诈骗款购买的房产证，从而使得为数众多的受害人对吴英的财富信之不疑，“自愿”将巨额款项投给她。

　　第四，到集资诈骗后期，为了应付挤满本色概念酒店的讨债人和继续集资诈骗，吴英还伪造了4900万元假的工商银行汇票和私刻了两枚广发银行业务专用章。

　　2、吴英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第一，吴英明知自己没有归还能力仍大肆高息非法集资。吴英本来就没有经济基础，自2006年4月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前已负巨额债务，其后又不计条件、不计后果地大量高息集资，根本不考虑自身偿还能力，对巨额集资款又无账目、无记录，并向本色集团高管和员工隐瞒前述行为，致使他们都不知道钱从哪里来流向哪里去。

　　第二，吴英以高额利息或高回报率为诱饵进行非法集资。吴英刚开始集资的回报条件就达到每万元每天30元至50元，且给介绍集资的中间人每万元每天10元或每季30-100%的好处费。但其并未进行经营活动，即使经营，也不可能获得如此丰厚的利润。到后期集资的回报条件是受害人说了算，吴英曾指示帮助其集资的人：什么条件都能答应，只要能拿到钱就行。

　　第三，吴英并未将集资款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吴英除了将少部分非法集资款用于注册传统微利行业的公司以掩盖真相外，绝大部分集资款并未用于生产经营。一是为了造成其守信誉和巨富的假象，骗取更多的钱款，吴英将部分集资款用于支付前期集资款的本金和高额利息；一次性签订上万平方米的购房协议并交纳上千万的定金，但事后又不买房，参与竞拍土地将价格抬到最高拍得后就不支付余款，因此仅被没收的预付款、定金、保证金就达4000多万元；用集资款购买1亿多元珠宝，随意赠送他人、或摆在办公室炫富等，她曾对珠宝商说“我的钱太多了、不知怎么花”；还用集资款进行赞助等，欺骗群众。二是肆意挥霍集资款。吴英本人供认购物从不计较价格，经常到商场扫货，往往一次购买几十万元，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个人吃玩和购物花费就有1000多万元；吴英喜欢车，用集资诈骗来的钱购买法拉利、宝马等豪车40多辆共计近2000万元，其中一辆二手法拉利就用了375万元；还用集资款进行赌博。至案发前，吴英已四处躲债，根本不具偿还能力，造成巨额集资款不能归还，还有大量债务。

　　吴英的上述种种行为显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方法集资，一、二审法院认定吴英构成集资诈骗罪与本案的事实和我国的刑法规定相符。

　　浙江在线记者：有关报道上说，吴英案件虽金额巨大，但集资对象只11人，且为亲友，这是否可以认定为向“社会公众”集资？

　　沈晓鸣：目前认定的吴英案的直接受害人虽只有11人，但从本案证据情况看，其中仅林卫平、杨卫陵、杨志昂、杨卫江4名受害人的集资对象就有120多人，而这些人的下线就更多了，涉及浙江省东阳、义乌、奉化、丽水、杭州等地，都是普通群众，因此，认定为向社会公众集资，是于法有据，合乎情理的。况且，吴英也是明知林卫平等人及下线的款项是从社会公众吸收而来。同时，判决认定的这11人并非吴英的亲友，而是通过集资过程中经支付高额的中间费认识的。另外，吴英还以各种形式的广告、签订大量购房协议等方式，向社会公众虚假宣传其一夜暴富的神话，以骗更多的不明真相的公众资金。故吴英的行为显属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具有公众性。

　　浙江在线记者：有媒体报道，吴英在看守所内检举了多名官员，希望通过立功争取宽大处理，请问吴英是否存在立功表现？

　　沈晓鸣：吴英确实在侦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举揭发他人受贿犯罪事实。经查实的均是吴英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向公务人员行贿，尽管相关被检举人已经被处以刑罚，但吴英的行为属于坦白交代自己的行贿行为，依法不构成立功。

　　浙江在线记者：二审宣判后，吴英的律师在网上提出吴英被判处死刑与“银监会关注此案”及地方行政干预等因素有关；还有人在网上说，吴英案件审理过程中，有十几名东阳市政府干部联名写信，要求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审判长怎么看？

反对处死吴英的人，理由大体是一个：这是一起经济犯罪，没有命案。由于案犯是31岁的年轻女性，不排除这个身份帮她赢得了一定同情。去年几起舆论高度参与的涉死刑案件，如药家鑫案，主导性意见都是要求判处案犯死刑。其中云南邵通案，舆论是在终审未判死刑之后强烈要求改判死刑。吴英案是近年舆论对死刑犯要求改判非死刑的少有例子。

但看上去混乱的舆论，似乎甄别了这几个死刑之间的不同点。药家鑫和邵通案都是命案，故意杀人证据确凿，舆论的要求是对“杀人偿命”原则的捍卫。而吴英案是没有直接伤害生命的集资诈骗案，舆论在此案上发出的，是对“不杀人也偿命”的质疑。

尽管互联网上的声音总是复杂的，但围绕吴英案的舆论动向仍很不寻常。它是中国公众要求缩小死刑范围的一次态度宣示，如果将前几次舆论对死刑的介入连起来观察，那么可以看到一个趋势：中国公众要求将死刑的适用范围局限在故意杀人罪上。

当然这是不稳固的，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因贪污罪被执行死刑，舆论中鲜有人质疑。当“仇官心态”和“保护生命”相撞时，后者仍然处于劣势。

虽然这次舆论的参与会再次对司法独立形成干扰，但中国公众对死刑态度的温和转变，他们对“不杀人不偿命”的首次集体呼吁，却与人道主义对待重犯的世界司法潮流形成了契合。

长期以来，“钱”和“命”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是连在一起的。部分原因是中国人太穷了。经济犯罪如果涉案金额巨大，“以命抵债”天经地义。这样的观念已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司法精神相去甚远。

中国减少死刑应坚决从经济犯罪领域起步。这次围绕吴英死刑的争议表明，社会已对“不杀人不偿命”有了一些思考和最初的共识，中国立法和司法机构应抓住这个机遇，使减少死刑在中国获得突破。

“不杀人不偿命”应适用于所有经济犯罪者，包括民愤巨大的贪官。要帮助对生命的尊重战胜盲目的仇官情绪。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舆论权力面前的坚持，这与它在权贵面前的坚持具有同样的意义。

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与社会的思想和道德面貌是大的契合关系，社会观念的重大变化必然会对司法产生影响。希望最高法院在是否核准吴英死刑的问题上，对中国社会死刑观念的变化做出准确的评估。

财经作家吴晓波：到底是谁要吴英死。1986年，《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到浙江温州采访，在一个长篇报道中，她用了这样的一个开篇：“傍晚，过了六点，国营商店关了门，个体户便活跃起来。”

　　这是一个充满了寓意性的情景：阳光下的市场是属于国营企业的，黑夜则属于个体户。

　　在孟晓云那篇充满了正面报道气质的通讯中，她并没有涉及这样的内容——就在当时，一群属于黑夜的“金融鼹鼠”正让温州陷入空前的混乱。

　　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在那时已有“半壁江山”之称，民间对资本的需求空前高涨，然而国营的金融机构完全无法提供任何服务。在1984年，温州苍南出现了建国之后的第一家民间钱庄——方兴钱庄。遗憾的是，它的招牌仅仅挂出一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以违反国家规定为由摘除了。从此，民间金融在毫无制度约束的前提下，转入地下。从1985年之后，温州九县两区30万人卷入民间借贷活动，涉及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由于无法可依、地方政府不知管控，便很快转化为恶性的高利贷事件，当地人称“抬会”。到1986年春夏，资金链突然断裂，各地相继爆出会主潜逃的消息，抬会体系瞬间雪崩。短短三个月中，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这是1949年迄今，最为恶劣的金融破产事件，地方政府开始抓捕和通缉那些知名的会主，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平息民愤。一位33岁、名叫郑乐芬的妇女被当成罪大恶极的首犯，判决死刑。

　　令人惊奇的事情是，郑乐芬一直要拖到五年后的1991年9月才被正式处决，在这段时间里，浙江法律界对死刑判决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郑乐芬的辩护律师认为，抬会本身是一个骗局，郑氏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会员的钱财为目的，应定性为诈骗罪，以此论刑，郑氏罪不当死。

　　而法院是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判定死刑的。从法院提供的证据来看，郑乐芬并没有诈骗钱财的行为，她与会员订立合约，签名盖章，双方对抬会的经营方式都是明知的和认同的。郑对会员收款、清点、记帐、付款，均按约定的事件和数额办理。抬会崩盘后，当事人均认为，他们跟郑乐芬的交易属于你情我愿，没有骗取钱财的动机。因此，法院认为，被告之罪重点是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应定投机倒把罪，根据情节，可处极刑。

　　就在郑乐芬被处决的1991年，在距离温州600公里之外的金华东阳，一位时年10岁的乡下姑娘吴英，正背着书包，走在去小学的土路上。她不会料到的是，二十年后，她将步郑乐芬之后尘，成为另一起民间金融事件的牺牲品。今年1月18日，吴英案二审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对被告的死刑判决。在过去的两周内，舆论界及法律界出现了一股为吴英求情的热潮。

　　当年致郑乐芬于死地的投机倒把罪名，已在1997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被去除了。而此次判决死刑的罪名是集资诈骗罪。在过去的两年里，有另外两位浙江籍女性――丽水的杜丽敏和台州的王菊凤因同样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

　　很多求情者把主诉求放在了地方官员贪腐和资产处置的不正当性上，有传言，东阳当地政府官员私自拍卖了被没收的资产，而吴英在庭审过程中交代了一些官员参与高利贷活动的事实，以致于十多位官员集体向上级写信陈请，希望严惩吴英。在很多人看来，正是这些人是杀死吴英的“凶手”。

中国自从开始现代化运动之后，国家主义——它有时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有时则又叫国家社会主义，一直是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潮。孙文当年提出著名的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的宗旨就是“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国民政府在1935年进行法币改革之后，国有资本便开始全面控制金融业。到1948年，国家资本在银行资产中的比例超过了90%。国民党迁台之后，仍然不改国策。到1986年，台湾政府当局仍然控制了79.9%的银行资产，其金融自由化的到来，是随着党禁的开放而逐步开始的。

　　在大陆地区，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在半个月后就关闭了上海证券市场。1956年之后，更是全面禁止私人资本进入金融业。到1978年之后，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私人企业的复苏，民间对金融的开放产生了强烈的需求，1984年方兴钱庄的出现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然而，金融业的开放远远滞后于其他的产业领域。1990年代之后，政府对民间金融活动实施了比之前更为严厉的打击。在1993年，北京爆发了轰动一时的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非法集资案，其董事长沈太福最终以贪污和行贿罪被处以死刑。

　　无论是投机倒把罪、贪污行贿罪，还是集资诈骗罪，其核心主题在于探索如何全面遏制现行体制外的民间金融业。在现行经济犯罪活动中，被处以死刑的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增值税发票犯罪，另一项就是非法集资。

　　但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是在如此高压的政策之下，处于非法地位的民间金融业似乎仍然有扩大之势，特别是在宏观调控时期，一旦银根开始紧缩，地方高利贷市场就如同河床突然收窄，“水位”顿时抬高，这一景象我们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已经目睹。据中国人民银行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仅温州地区的地下金融资金就高达1600亿元，若以一个“庄头”运作10亿元来计算，那么就活跃着160个“吴英”。放眼全国，大大小小的“吴英”当以万计。

　　所以，如果不从制度的角度来思考吴英案，拯救将无从谈起，悲剧将继续发生。

　　1月25日，著名大律师、八旬老人张思之发表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开信。在信中，张思之重点表达了两个观点：其一，吴英所集资金大多流入当地实体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故无诈骗之行为;其二，“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状，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

一宗普通案件为何成为法治事件——“吴英案”标本意义分析

新华社杭州2月6日电（“中国网事”记者章苒、裘立华、余靖静）浙江东阳本色集团董事长吴英因集资诈骗二审被判死刑后，引发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网民们对社会公平、死刑改革、民间资本出路、金融垄断、价值观标准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一场罕见讨论，一个普通案件迅速演变为一起法治事件。

新华社中国网事新媒体创意策划中心独家专访了八位长期关注此案的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专家学者用历史的眼光，辩证的观点，从司法导向、死刑改革、以人为本的理念等多个角度，纵论“吴英案”背后法治、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制度纠结。

（一）“亿万富姐”被处极刑引发社会争论

1981年出生于浙江东阳农村家庭的吴英，2003年8月用2万元开办美容院起家，2005年3月开办东阳吴宁喜来登俱乐部，同年4月开办理发休闲屋，同年10月开办东阳韩品服饰店；2006年4月成立东阳市本色商贸有限公司，后注资人民币5000万元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包括洗衣业、连锁酒店等在内的七家企业，崛起的速度不可谓不快。

此时的吴英，已经成为媒体关注对象，地方一家媒体对这位“亿万富姐”神乎其神的报道让其一夜成名，义乌、东阳等地民间资金争先恐后流入本色集团，甚至远在温州的银行也抢着为其贷款。这一年，吴英迅速登上福布斯富豪榜，排名第六，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富豪。

但极少有媒体注意到，本色集团成立之前，吴英已负债1400多万元，此后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吴英先后注册了众多公司，成立后大都未实际经营或亏损经营。按照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吴英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虚假宣传等方法，营造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非法集资7.7亿元，至案发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鉴于被告人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特别重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予以严惩。为保护公民的财产不受非法侵犯，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审理后认为，吴英的行为不属于民间借贷范畴。吴英办千足堂、汽车租赁等店时，注册资金仅14万元，已经向俞亚素、徐玉兰等人以每万元每天30到50元为回报大量借款，远远超过民间借贷利率。吴英所成立的公司均无法在短期内产生效益，个别经营活动赢利极少，大多数是处于亏损的状况。在明知自己没有投资和经营能力，盲目投标江北地块，造成定金1400万元被没收，在无实际用途的情况下，购买法拉利、宝马等豪车40多辆近2000万元，用集资款买的价值一个多亿的珠宝，为所谓的拉关系随意付给他人130万元。

《判决书》认为，虽然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害人仅有林卫平等十一人，但根据现有的证据，足以证实吴英是通过虚假宣传、支付高额利息，误导社会公众通过林卫平等十一人把钱投给她自己。吴英明知林卫平等人是做融资生意的，他们的资金也是非法吸存所得。仅林卫平一人，所涉人员和单位就达66人。

“从公开的材料看，集资诈骗的罪名是成立的。”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学专家表示。但是舆论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集资诈骗罪裁定死刑后，短短半个月间，该案已经演变成一起法治事件，一个名叫“吴英案舆论汇总”的微博，每日高密度更新相关评论；北大、清华、浙江大学等高校学者和一些知名律师致信最高院为其求情；有的网站开设的“吴英该不该死”投票显示，绝大部分投票者认为吴英罪不致死。

一起案件的法律裁定和社会舆论如此背离，实属罕见。

社会学者冯钢说，普通老百姓在网上的发言，都是从民间常识的角度来看司法判决。中国老百姓一直以来认同的是“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现在是没杀人也要偿命，但是欠的债没法还，两头不搭，不符合民间逻辑，所以老百姓不能理解，法、理、情三者出现了严重的冲突。

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对案件本身如何定性和量刑，具体的裁判是否定性准确、量刑公允，作为围观者，从证据和程序等方面、并不适合发表意见，因为没有办案。没有办案就意味着没有全面审查过它整个事件真实的、全部的情况，也没审查过这些证据。“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从司法政策导向来看，对于吴英的犯罪行为，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调整才是真正有效的？法律到底应该把握什么样的原则，才能最大程度地确保社会公平和秩序？”

（二）吴英案与金融制度

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学专家、金融学家、社会学家普遍认为，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身处一个市场经济仍有待发育完善的特定历史时期，一个民间金融功罪交集的时代，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的对资本的渴求和现行资金供给体制之间的冲突已经尖锐化和公开化的时期。这是吴英案成为法治事件的经济背景。

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两个市场的长期并存是不争的事实。1986年，浙江的民间金融规模已经十分庞大，时至今日，由于缺少统一的监管机构，对民间金融无法进行科学的统计，但是估计仅浙江一个省的民间流动资金大约在一万亿到两万亿之间，民资汹涌，行至浙江的许多小县城，可以看到满街俱是打着当铺、一分利寄卖店、投资资询公司旗号的民间借贷中介。

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钱水土说，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但金融业总体上来说还是个相对垄断性、高度管制的行业，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从正规的渠道没法满足，肯定要寻找其他渠道，可以说没有民间金融就没有民营企业今天的贡献。

“在现有的资金供给制度下，民间融资必然存在。因为银行的资金供给里面，它的对象就锁定了，会有一大批人拿不到银行的资金。但是拿不到资金不等于不发展、不做生意、不投资。”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

浙江省2011年底对2835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在“贵企业从银行贷款曾经遭遇”选项中，15%被拒绝贷款或者贷款额度被压缩，13%被要求拉存款，民企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比较大。

在“从银行获得贷款需要接受何种条件”选项中，16%表示需要购买保险等理财产品，25%表示有较大幅度利率上浮，12%表示需要支付顾问费、咨询费等费用，26%表示所抵押的资产需要接受指定单位的评估并承担评估费等费用，仅有不到14%的企业表示不需要接受附加条件。这些额外支付的费用造成企业成本上升。

融资难、融资贵，促使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求助于民间借贷。那么民间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依赖度有多大？同样对这2835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9%的企业表示“经常从民间高息借款应对资金周转”，47%的企业称“偶尔为之”。半数以上的企业涉足过高利贷。

金融垄断的结果，一方面是企业从正规渠道不能以市场价格借到钱，另一方面是地下金融市场极度活跃但也极度危险。当然不能把民营企业近年来的困境完全归咎于金融业的垄断，但是有一组数字令人百感交集：尽管去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民营企业甚至处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困难的时期，但是银行业却是历史上最赚钱的一年。根据银监会统计数据，去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利润8173亿元，同比增长35.4%，人均利润近40万元。相比之下，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去年前三个季度实现利润3.68万亿元，人均利润不到4万元。

专家们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不会有“吴英案”，完善的市场经济时代“吴英案”也不会受到如此众多的关注。企业对资本的渴求和现有资金供给体制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把吴英判死刑，似乎难以有助于这个矛盾的解决。

“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身处一个民间金融急速膨胀，而监管追赶不及的时代。这是吴英案成为法治事件的制度背景。”浙江省金融法学会会长、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说，我国目前对正规金融行业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专业监管体制。但对于民间融资行为，目前相关法律对民间融资的管理主体都没有明确规定，更没有针对民间融资而设立的系统而完善的监管体系。

“当民间金融正常运行时，相关部门默许它存在；当出现问题时又严厉制裁，这个恶性循环应该到了进行反思的时候了。”李有星说，“企业亏损或者资金链紧张是经营中的常事，这个时候我们的金融体系是为企业提供保障，还是把企业雨中收伞？这是制度建设中需要严肃对待的课题。”

据了解，在正常年份，民间借贷一般维持在15-25%的年利率，银根缩紧的情况下，则高达60%甚至更多，而这也是资金链断裂、非法集资案件爆发的前兆。

根据《浙江省非金融机构借贷报告》，2008年－2011年3月，金华市法院接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51件，集资诈骗罪案件数为14件；共中2009年情况最为严重，全市涉案7件8人，其中上千万规模案件4件5人。

2010年全年，浙江全省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206起，2011年以来，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再度紧张，诉至法院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又进入一个新高潮。

（三）集资者和出资者的是是非非

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回顾历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抬会”，抬的是普通老百姓的钱，这些老百姓对金融的东西知之甚少，有一个高额利息的吸引，大家就把钱交出去了。如果这钱拿不回来，是会波及到全家，甚至养命的钱都没有了，直接危害社会稳定。所以当时对非法集资打击非常严厉，也是这个罪名要定死刑的重要背景。

姜丛华说：“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在浙江民资富裕的地区，现在参与非法集资的出资人都是谁呢？都是掌握资本、有判断盈亏能力、控制风险能力的人或者企业。他们往往套取银行贷款或者其他资金来获得高利，那这种逐利的风险投资能不能定为是被骗？如果是被骗，是不是说他这种利益需要保护？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的司法导向，是保护哪些群体的利益。”

法学专家认为，在《刑法》中，当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时候，一般应该给予被告减轻或者从轻处理。在吴英案中，11名借钱给吴英的被害人实际上职业高利贷放贷者，案发后均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司法机关判刑，其中仅林卫平一人，就先后借给吴英4.7亿元。

“吴英案中，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与其他诈骗案的对象可能是一些社会底层人士不同，吴英案中的被害人员很多是公务人员或者是长期从事民间融资的准专业人士，这些被害人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但仍在求高回报的投机心理下参与集资，他们的过错性得到极大强化。”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高艳东说，“这个案件确实是非理性的经营者和不理智的投资者促成的，但是在这两种不理智之间，刑法应当保持最大的理性和冷静，在选择极刑的时候应当慎之又慎，考虑到吴英的道德谴责性，又考虑到被害人的过错性，更考虑到被害人本身的投机性。”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高艳东认为，当不得不用刑法对集资诈骗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时，必须要贯彻精细司法的原则。

浙江省金融法学会会长、浙江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在起草《浙江省民间融资问题研究报告》时曾经研究过许多非法集资案，“在很多案件中，被告非法集资来的钱的用途会比较复杂，有些钱可能用于经营投资，有些钱可能用于个人挥霍，如果用于个人目的的消费，那么可以认定为集资诈骗，如果用于投资经营，最多只能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是所有款项必须一笔笔精细化认定，最后再根据罪罚相当的原则公正审判。”

（四）“吴英案”议论背后是对制度改革的期盼

牛太升、钱水土、李有星等法学专家、经济学家认为，对“吴英案”议论的理性民意集中体现在对现行法律制度、金融制度改革和社会公平的期盼。

－－法律规定的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的犯罪，界限十分模糊，需要进一步厘清。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导胡铭说：“比如说是否将借来的钱用于挥霍，是法律规定的罪与非罪的界限，但是我们发现，几乎在所有的民间借贷案件背后都有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挥霍的身影，在温州或者浙江其他一些地方，高息借贷以后，相关资金用于包装、摆阔等与经营的策略常常有一定的关系。”

李有星等法学家建议，要创设一个民间融资的安全港制度，让法律明确告知在什么情况下的民间借贷是合法的，越过这个界限就是违法的，便于公众自我判断。同时建立小额融资的刑事豁免制度，对小额的民间融资只追究欠债还钱的民事责任，不追究刑事责任。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破除金融市场的垄断性，建立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出台民间融资管理的综合措施。例如出台民间融资管理办法、确立民间融资管理机构、服务机构、登记备案制度、信息监测统计体系、市场预警机制、规范民间融资组织和广告等等。

－－需要治疗整个社会急功近利、一夜暴富、不劳而获的心态，让自食其力、有付出才有回报的价值观成为社会主流。《判决书》中写道，吴英承诺给放贷人的是高额回报，“而吴英从事的那些行业，明显不可能有这样的丰厚回报”，但是不仅放贷人相信，另外160多名集资者也深信不疑。

要探讨这个问题，就要回到中国的金融体系了，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一般银行用的是国家的信用。由于银行要保护那么多存款人的利益，所以它 的放贷必须是安全的放贷。比如做房地产可以，做大型企业的放贷也可以，但对于中小企业放贷，它是不能做的。因为利率不能太高，这个利率基本上是国家调控 的，2%、3%、5%、7%、8%，差不多就在这个区间内，因此根本就不可能给这种高风险的中小企业放贷—要给它们放贷的话，由于风险高，起码要20%、 30%的利率，才有可能收回成本。因此银行注定就是必须给大型的、风险低的企业放贷，从而保护存款人。

像吴英这类人原本是不被银行关照的，但是银行在全世界各地都一样。中小企业怎么办呢?现在我们政府鼓励民间成立金融机构，它们是不能吸收存款 的，但它可以放贷。他们放贷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客户了，因为低利率的好客户都被银行拿去了。因此就比较偏向于风险比较大的中小企业。但是风险更大的小型企 业、中小企业，基本上都要靠民间借贷。因此这是三个层次。不过美国不一样，美国中小企业融资有纳斯达克，对于有潜力的、高科技的、有发展的中小企业，通过 股票市场为其融资。

纳斯达克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股票市场能够承担这些风险。你去纳斯达克的目的，是要担风险的。你晓得这企业风险是大的，因此可以期待获得高回报，所以股票市场对于中小企业融资，一贯的理念就在此：透过高风险、高溢价来扶持中小企业。

但在中国目前这是不成熟的，也就是所谓的纳斯达克是不存在的。因此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用各种方法借钱，这成为我们中小企业生存的最重要能力。这也 孕育了浙江省的民营企业所谓的“温州模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打压它的话，我们很多中小企业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所以对于这三个层次，银行、民间金融 机构，以及民间的借贷行为，要理解、要规范，而不是一味打压。

在没有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来给高风险的中小企业融资的情况之下，第三层次的地下金融一定会存在。浙江民营企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你承不承认? 你承认的话，就不能否认它们所赖以生存的地下金融。你准备如何定位?想把它定位为非法集资吗?那么你的法源依据是什么?一定要有法源依据，才有非法的问题。如果你连基本的法源、法律都没有，又何来非法?

在香港和台湾，尤其是台湾地区，你集资，有诈骗的话，这属于民法范畴。为什么?他的钱是你借给他的，是你们之间的私人合同;如果他跑的话呢，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可以上法庭，用民法处理，根本不用刑法。

现在对于浙江这个地方，好多这种集资诈骗的最终结果，就是当事人跑路，跑掉了。跑路是他们必然的一个命运。跑路很正常，其实在台湾这个经常发生，做生意做得不行的话，卷款潜逃的是很多的。

这里有个背景，我交代一下。8个涉案的人里面除了吴英，还有她的一个干姐，叫徐玉兰，是东阳的，另外6个都是义乌的。所以吴英的大部分资金从义乌来，7.7亿里面至少有6个多亿是从义乌来。仅林卫平一个人就借了4个多亿，他这些钱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他是公务员出身，集资的对象有70多个人，除了 老板，大部分是公务员。为什么民间借贷在浙江这么繁盛?因为有很多浙江公务员参与其中。因为公务员有钱，他的钱花不出去。不管他这些钱的来路怎样，但这些 钱放高利贷的风险小，因为公务员有这个权力。比如说吴英哪一天资金紧张，别的钱她可以不还，但公务员的她不敢不还。她不还，公务员要查她的。再看看放贷名 单里面借她钱的包括哪些人?法院执行庭的庭长、派出所的所长，这些人严格来说是要被监管的，但他们自己也参与到里面。光杀吴英是不够的，除非公务员自己做 到不放贷，连他们自己都放贷，事情就复杂化了。到后期，吴英真的已经没办法了，雪球越滚越大，她自己控制不了。她被判死刑背后，牵扯到一个公务员团队，有 千丝万缕、扯不清的关系。

到最后你会发现浙江民间的融资，本来应该是很正常的;就是你情我愿，你要做生意，我把钱借给你。你亏了，我认了。你不亏的话，可以给我20%的 回报。到最后你发现，情况变得异常之复杂，就是因为有公务员牵扯在其中，也就是说一群拥有权力的人，进入到浙江的地下金融之后，情况变得扑朔迷离和复杂 化。因此我觉得目前真正的本质意义，就是揪出这一批拥有权力的人，如何防止他们进入浙江的地下金融市场，这才是当务之急。因此政府所谓立法也好、亡羊补牢 也好，更重要的是把当权者排除在外，让浙江金融恢复过去民间金融你情我愿的方式。

    除去被广泛谈论的举报立功、以及可能的程序性问题之外，吴英这个案子判死刑也确实可能存在问题。吴英到底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还是存心诈骗（即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由于她并未卷款潜逃，所以这里的区分并不典型。如果区别只在一念之间，法律条款在此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却决定了一条年轻生命的去留——在涉及人命的时候，自由裁量权总是越小越好的。

    这实质是一种东方式的信任，对“精明人”、“有生意头脑者”、“有关系者”这么一种经营者形象源远流长的信任。那些发了财的私营老板，与吴英们的区别，不在于表面上的经营模式和操作手法，仅仅是有人成事，有人失败罢了。

    但这并不是现代企业、法治精神下的“信任”，固然，吴英们这种主要靠民间借贷的经营方式的泛滥，人人皆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政府的金融垄断——公开渠道融不到钱，从而导致民间借贷畸形发展，从而导致了这种胜者身家亿万身后者跟随发财，败者倾家荡产跟随叫苦连天的局面。

    这反映出浙商模式中的某种难以克服的先天缺陷。尽管我们必须承认，浙商为代表的经营模式在全世界的灵活性、创新性都是首屈一指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的市场经济模式，相比之下，在美国进行经营，要面对的各种法规和会计准则足以让吴英、杜益敏这类文化不高、胆子却极大的群体头痛不已。然而，这种模式蕴藏的高风险是不能不正视的。

    同时，这种模式下的关联受害者 比起成熟经济体——例如欧美那些进行风险投资而血本无归的投资失败者，更不具备理性，承担损失的能力更低，换句话说，即更不能做到"愿赌服输"。这些被骗走财产的人们唯一的做法，往往就是团结起来，冲击政府，要求严惩、要求拍卖财产还债，吴英们在他们眼中，自然也是所谓的“罪大恶极”。

    吴英判死刑，未如常见的害得一些人家破人亡的诈骗犯那般，惹来万众唾骂。这既有当事人是年轻女性的原因，也有向公权转移矛盾的因素。但正如《经济犯罪该不该判死刑》指出的，这只是个别现象，一旦诈骗犯们的作为有让人感到“民愤极大”的作为，喊打喊杀之声未必会小，况且，多数人也只是认为吴英该免死，而并非相当多的金融界、律师界人士认为的应该判无罪。在经济犯罪的判刑问题上，“专家向右，民众向左”这一现象在今天仍然十分明显。

    而对于政府而言，“民间借贷阳光化，非法集资严打化”的内在矛盾也越来越不可调和——一方面急切需增加市场活力，释放民间资本，一方面又不能让“非法集资”威胁社会稳定。

    真正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市场不断健康地发育，需要市场主体变得成熟，需要监管者角色的理性回归，以及需要立法、执法的稳步推进。

吴英看守所写数万字控告信 以死抗议

2012年春节，极度寒冷。吴英在看守所里度过了怎样一个年关，外人无从想象。她在看守所里还好吗？她依然满怀求生的斗志吗？她知道看守所外人们为她生的权利所展开的大讨论吗？这是否会最终为她带来生的希望？

这一切，她的父亲吴永正很担心，却也无从得知。

在北京法官之家酒店房间里，吴永正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地抽，他将许多盒香烟全部拆散了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方便拿取。他的眼睛干涩、布满血丝，是长时间缺乏睡眠的缘故，以至于他的情绪波动相当大，说话声嘶力竭。

没过完年，吴永正就赶来北京了。他仍然将吴英案死刑复核阶段的代理权委托给了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照东和张雁峰——他们也是吴英在一审、二审时的辩护律师。

这个年吴永正一家根本就没法过。就在过年前几天，1月18日，浙江省高院在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三楼的一个法庭里开庭，作出了对吴英的终审判决：裁定驳回上诉，维持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突然的宣判

那一天，金华阴雨绵绵。

“很意外，也可以说不可想象。”吴永正低语，他看到他的女儿哭了，“她让给她带两双棉鞋。”

“第一个反应是不服。”他沉默许久，离开了法庭。他说，在公众场合他从不流泪，只能在家的角落独自垂泪，“连我老婆都不会知道，我不能再去增加她的烦恼。”

不知道已经是多少次跟媒体讲起，但他还是哽咽了，心酸、难过、痛心……脸上写满冤屈。他始终认为他的女儿是无罪的。在他眼里，吴英只是个孩子，“一个孩子犯了错，不等于是罪。小罪也可能犯，但小罪不等于是死罪，可以教育，可以改嘛。”

1月18日宣判当天早晨8：30，杨照东还在被窝里，接到二审主审法官的电话，“让我当天下午3：30赶到金华市中院，我问他去干什么？他说，你不要问了。”

杨照东起身，穿上衣服，洗了把脸，搭乘11：55的航班飞往杭州，从杭州萧山机场坐上出租赶往金华。在春运的洪流中，他被堵在了前往金华的高速路上。直到进入金华市区的路段，杨照东与主审法官通电话，那时候才被告知要开庭宣判了。

张雁峰是在前一天接到主审法官的电话，但也不知道第二天究竟要干什么。吴永正没有接到通知，是张雁峰转告他的，吴永正致电主审法官问，“是不是要宣判了，对方说，'不是的。’”

杨照东赶到金华市中院已经是1月18日17：22，17：25开庭宣判，走完整个程序不过10分钟。

根据二审判决：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其巨额负债和大量虚假注册公司、成立后大都未实际经营等真相，虚构资金用途，以高息或高额投资回报为诱饵，向社会公众做各种虚假宣传，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余元， 实际骗取3.8亿余元，尽管认定的集资直接对象仅10余人，但下线人员众多、涉及面广，既严重侵害不特定群众财产利益，又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数额特别巨大，并将巨额赃款随意处置和肆意挥霍等，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一审法院判处吴英死刑符合我国的法律和死刑政策，所以二审维持原判。

吴永正表现得极其愤怒，“所谓的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完全是无中生有、随意捏造。她没借过银行一分钱，哪里体现出来国家有重大损失？当地银行的利益可能受影响，因为他们的存款少了，这是事实。”

他认可了吴英3.8亿元的欠账。但在剩余资产的估算上，吴英方与法院所确认的1.7亿元存在很大差异。若以剩余资产1.7亿元确认，那么距离3.8亿元的欠账，吴英给债权人带来的损失就达两亿多元。

而根据吴英自己的估算，距离3.8亿元仅差几百万元而已。吴永正对吴英剩余资产的估算则更高，达5亿多元。

财产的“贱卖”与“低估”一直是被关注的主要焦点之一。

吴永正称，2007年吴英被捕后，浙江省东阳市公安机关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将其部分财产进行了拍卖，其中包括酒店、汽车、商铺等。吴英认为，公安机关不仅无权处置，而且使她的财产严重缩小达十几倍。

东阳市公安机关方面曾通过媒体就此进行过解释：当时是为了财产的保值和安抚债权人的需要。

“但你若说让人家一点把柄也找不到，这也是不可能的。至少我们自己认为程序上是经得起调查的，作为政府层面，已经考虑得相当仔细了。”东阳市公安局参与办理此案的一位警员坦陈，“现在看来，当时拍下酒店的人是比较划算的，但在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这个酒店。”

诈骗还是做生意

吴英案，在控辩双方的诸多争议中，最为激烈的焦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二、是否存在诈骗。这直接决定了吴英的生死。

二审判决认定，吴英的行为显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方法集资。

对此，吴英均予以了否认。

“若是一开始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她早就该卷款逃跑了，有什么必要这样折腾呢？据我所知，她借来的90%以上的资金都投入到实体和支付高额利息了。即使买了台法拉利个人消费，占全部资金的比例也还是很小的。”同为东阳人的企业老板姜学礼为吴英鸣不平。

一审认为，吴英将所借资金的400万元为自己买服饰买包，有600万元用于请客吃饭，属于个人挥霍。“用于公司请客吃饭算不算挥霍先不说，从数量占比来看，即便一千万都去挥霍了，一共七八个亿的资金，挥霍的份额也是比较小的。”杨照东说。

为证明自己确实将钱投入了企业经营，吴英在上诉材料中详细地回忆了所有资金的流向：从11个债权人共借款金额为77339.5万元，还本付息38913万元，其他款项均用于公司的投资、经营与管理。其中，用于本色集团公司下属公司投资的经营款有10多笔，总额达3亿余元。其余的资金去向还有：珠宝2381万元、期货亏损4731万元、房产投资1800万元、公司汽车购买及相关费用2000万元、所有员工10个月工资2000万元，其他小的资金流向还包括公司公益捐赠、房子租金、交税等。

杨照东坚决表示：“从2007年10月份介入这个案子，历时近5年时间，经历过一审二审，翻阅所有的卷宗，至今为止没有听到过这11个债权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认为吴英是在诈骗他。”

他曾经到监狱里看过吴英最大的债权人林卫平，当时吴英向他借债4亿多元，最终没有还上的3.8亿元中有3.2亿元是欠林卫平的。“林卫平跟我讲，吴英就是和他在做生意，生意亏本了还不上钱，他从来不认为吴英是在骗他。”

但如今林卫平回避了这一问题。

“我给她这么多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我一直在追问，但吴英始终没有告诉我，直到现在。”林卫平心里显然是不满意的。

姜学礼对这种说法予以了驳斥：“放高利贷的人对借出去的钱跟踪是很牢的，这是一个潜规则。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什么样的项目可能会有这么高的回报呢？他们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

看守所里的吴英

1月19日，二审宣判后的第二天，吴永正和他的二女儿及吴英的辩护律师杨照东、张雁峰到金华市看守所要求会见吴英，想去安慰安慰她，但看守所未同意。

根据张雁峰的转述，“看守所里说，省里有文件规定必须要请示省法院，省法院说，案子已经判了，他们没有权利决定让会见或不会见，得请示最高法院。”

事实上，在二审宣判之前已经不允许会见了。张雁峰与吴英的最后一次会见是在2011年11月29日。“这次会见还很顺利，2012年1月11日又去会见，因为吴英写出明信片要求会见，但看守所不允许了，称必须要经过省高院批准，我们给省高院的主审法官打电话，他说，得请示领导，他决定不了，终以领导不在等种种原因没有批准。”

吴永正他们很担心吴英的状况，“她能否承受得住？”

吴永正认为，女儿有跟他一样的倔性子。那位参与该案的警察感叹：“吴英这个人，坐牢都不知道悔改的，她坐牢也不肯配合这个事情的处理。老说自己是无罪的，她不能总这样去想啊。”

在看守所里，吴英写了厚厚三叠数万字的《上诉材料》、《检举材料》和《控告信》。

她在《控告信》中写道：“东阳公安局……多次用花言巧语蒙骗我，恐吓我同意签字拍卖财产，并让管教来做思想工作，最终我没有同意拍卖财产。”

不仅为自己，吴英还为她的狱友控告看守所里遭遇的不公平与不人道。她曾喝下工业胶水以自杀来抗议管教私自翻看她的检举材料。

为立功保命，她在《检举材料》中检举揭发了多名官员以求自保。在二审中，一直坚持自己无罪的吴英也认可了构成非法吸收存款罪。

“我宁愿她和我一样站着死，也决不希望她跪着而求生，没有骨气。”吴永正倔强得近乎极端。他甚至表态：“吴英的生死已经不是最重要，我只要一个理。”

在看守所里，吴英回顾了自己短暂而富有戏剧性的创业史。

她人生的突然转变发生在2006年。在此之前，她是一个还算本分的小生意人。

2006年4月到10月，吴英一口气注册成立了12家企业，其中的8家以子公司名义组成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坐落在东阳同一条冷清的街道上。吴英的野心是，在这条街上，成立一个以酒店连锁结合商贸的企业，以酒店旅游业带动服务业。她亲自设计的本色概念酒店里，100个房间有100种设计风格，酒店里所需的建材、配饰、家具、家纺都能在她的建材城里买到。在酒店的周围，是规模宏大的网吧、停车场、快餐店、婚庆公司……业务范围互为补充，例如，网吧周围的酒店和快餐店主要是为上网的网民服务的。

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吴英将东阳的一条“冷街”装扮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她预期着这条街道的繁华能带动她在这条街上的物业的升值。

与此同时，关于26岁女富豪的神话在东阳乃至全国迅速传开了。她甚至在当年以高达38亿元的总资产位居胡润“女富豪榜”第6位。有说她好像是走私、卖军火的，还有人说她是南洋军阀的遗孀，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背后支撑这个迅速崛起的商业体的是暗涌在浙江民间的高额利贷。

在后来法院的判决中，还以此认为吴英是为了给社会公众造成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

那时候，吴英希望以高利贷盘活这些看得见的实体，再向银行抵押，借得贷款后偿还高利贷。但她始终没有得到来自银行的贷款。

很快地，吴英吃不消了，资金链接近崩溃的边缘。吴英锒铛入狱，关于女富豪的神话也因此幻灭。

2012年刚过完年，走在吴英当年一手打造的“本色一条街”上，她初创的那些酒店已经易主，但沿袭原来的经营模式，生意依然红火。一个房间一种风格，即使是在过年期间，每晚平均房价都超过400元，而附近地区相同规格的酒店房价已打折至300元左右。

在“本色一条街”最火的时候，东阳的建筑业老板杜伟曾住过吴英的本色概念酒店，“确实火爆，提前预订都不一定能预订上。”

在杜伟看来，吴英的经营思路确实超前，“原来的一条'冷街’，门店一两千元月租都租不出去，现在的月租已经翻了好几番。”

然而，一位要求匿名的债权人却认为，在后期，商人吴英的心理其实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试图想树立自己在当地的势力，例如，她高薪聘请的人中，不乏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据他的描述，某一天晚上，吴英在酒吧与人发生激烈冲突。他劝她息事宁人算了，但吴英不干，立即给她的下属打电话，召人来将整个酒吧包围了。那一刻，他觉得，他借给她的钱很悬了。

黑势力害了吴英？

但吴永正认为，吴英恰恰是被当地的黑势力所陷害的。

尽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吴永正却始终断言吴英案幕后的始作俑者是楼忠福家族。“楼氏家族中有人是东阳最大的黑势力，一直在收保护费，吴英不同意，仇恨就此结下了。”吴永正说，“现在走到这一步，他们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因为他们当初的目的并没有想搞到这个地步，仅是想霸占吴英的资产，让她乖乖听话。但吴英太年轻太硬了，不知道这个社会的复杂性。”

“那也扯得太远了，跟楼家那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上述那位警察觉得吴永正的说法很荒唐。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厦集团”）曾于2011年7月14日发表过声明指责吴永正炮制谣言：楼忠福家族与吴英案无任何牵扯。

记者就此事多次联系广厦集团采访，均被拒绝。

吴永正为吴英的失败作了这样的总结：“第一，她错在太高调，行事和处事都太高调；第二，年纪太轻，不懂这个社会的规律；第三，用人不当，谁都相信，那些当年吴英的下属纷纷当上老板了，都在用她的经营模式；第四，她最大的错是不应该在东阳创业，东阳的政商环境太复杂了。”

杜伟认同这一总结，“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在东阳创业确实是一个错误。她虽是东阳人，但她没根基，东阳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人才多了去了，企业比她做得大的人大有人在。她一下子那么高调把企业搞那么大，也没有什么社会阅历，不服的人多了，难免要得罪一些人。”

吴英真的会死吗？

一定程度上，这为吴英赢得了舆论的同情。

当二审维持死刑的判决出来，舆论的反对亦前所未有。全国引发了持续的、大规模的讨论，“罪不至死”、“刀下留人”声音不绝于耳。社会精英们主导了这场宽容，包括著名的学者、律师、企业家以及许多的社会名流，以各种方式为吴英求情。

1月25日，大年初三，中国律师界的泰斗张思之致函最高人民法院一级大法官张军，呼吁“吴案留人刀下”。

元宵节前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斥责，吴英的死刑是中国改革的倒退。

在浙江的采访中，企业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为她鸣不平。

“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凭她自己的实力创办企业，钱不够怎么办？先是向银行贷款，但你知道，那是不可能贷到的。只能四处借钱，钱赚了，或者支付利息，或者买个东西送给人家表示感谢。”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事情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相当普遍。企业要发展，银行的钱又借不到，资金紧张的时候就要向别人高息借来周转一下。“接近90%做企业的人都曾这么干过。”

目前在中国，大批的民营企业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融资。因此，循环于体制外的民间借贷成为一种普遍存在，并且成就了浙江一大批企业家以及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它不被法律所明确认可，大多数时候被默许存在，然而一旦出现意外，法律便会突然出现。

这是社会宽容的基础。某种程度上，保护吴英便是保护他们自己。

但司法机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明显不同。根据被媒体广泛引用的来自浙江大学的《浙江省民间融资研究报告》显示，在吴英案的案发地浙江省金华市，2008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数为7件、集资诈骗罪的案件数为1件，此后在2009年达到巅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数为34件、集资诈骗罪的案件数为5件。

一位金华市公安系统的警察告诉记者：在目前的金融体制现状下，非法集资肯定是重点打击的对象。

在吴英之前，被判处死刑的不乏其人。例如，2009年浙江丽水的杜益敏案。

浙江省一位高级别官员这样评价了吴英案以及社会对吴英案的讨论：“我从网上看到了大家对吴英案是非生死的讨论。但这么早就给吴英的生死下定论显得多余了，这个案子没有一年半载还结不了。”从目前的情形看来，他认为，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很大可能会改变浙江省高院的终审判决。我们国家要判一个人死刑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事实上，自2007年始，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中国的死刑判决开始大幅度减少。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项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但不包括集资诈骗罪。在这次修正案讨论的过程中，集资诈骗罪要不要取消死刑也是焦点问题之一，但最终立法部门没有下决心取消。

“不出意外，下一次要取消死刑的罪名首先就是这个罪。”著名法学家陈光中断言。

限制和减少死刑，这是中国死刑政策的大方向。在此宏观环境下，法学界大多认为，判吴英死刑并不十分妥当。

那位参与办理该案的警察也心有不忍：判死刑有点可怜了。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最高院将会非常慎重，或将会为吴英免死——这是流传于司法界的一种看法。“但别忘了，根据近年统计，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改判的比例仅有3%左右。”司法系统的一位官员提醒说。

从这个角度看，吴英的生死依然未决。

非法集资死刑浙江高发

2009年丽水杜益敏因集资诈骗7亿元被终审判处死刑。

2009年温州高秋荷因集资诈骗1亿多元被判处死刑。

2009年温州郑存芬因集资诈骗1亿多元被判处死刑。

2010年绍兴赵婷芝因非法集资2.7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2010年台州王菊凤因非法集资4.7亿元被判处死刑。

2010年温州陈少雅因非法集资5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2010年杭州孙小明因集资诈骗1466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2010年丽水吕伟强因集资诈骗2.6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2011年丽水银泰房地产集团非法集资55亿元，季文华被判处死刑，季林青、季胜军被判处死缓。

死刑复核程序改判先例

广东局长杀副局长案。2007年1月3日，时任广东省遂溪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宣雄，在行将退居二线之际，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将当时“扶正”声音最盛的副局长陈振华杀死。2009年9月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宣雄死刑。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不核准死刑裁定，发回重新审判。最高人民法院不核准死刑的理由为，宣雄有投案自首行为，依法可从轻处罚。

湖北公司高管杀人纵火案。2006年2月19日，湖北中融达医药公司原董事陈义龙，从仙桃赶至硚口区汉宜路的同居女友谢某家中，谢争吵要与他办结婚证，陈不同意，一气之下将谢某掐死，并在现场纵火后逃离。一审、二审，陈义龙均被判处死刑。200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时，撤销了对陈义龙的死刑判决、裁定，发回重审。

春节前，吴英的终审判决下来后，林卫平不断接到债权人打来的电话问：“吴英已经判了，财产准备怎么处置了？”

林卫平其实也不知道。他是吴英案中最大的债权人，其“上线”债权人大约有五六十人。

放贷

比约定的时间晚了许多，林卫平爽朗地笑着走了进来，以笑声对记者表示歉意。他很爱笑，留了个平头，斯文白净，像书生又比书生更易亲近。这使他看起来很值得信任。

在吴英案发之前，林卫平专做“资金生意”，一直信誉良好，义乌那些老板们都愿意将手中的闲钱放到他那里去放贷。“谁需要借给谁，赚取中间的利差，相当于一个不合法的银行。”他自嘲。

2005年，通过表弟的介绍，吴英认识了林卫平。“原先想向我借500万元，让我去看看她的公司，办得挺好的。我没兴趣。”

2006年初，吴英再来拜访想借1000万元，“听说她在广州赚了不少钱，公司办得很好。”林卫平当时做了一个判断：一个女孩不会去赌博，不会去洗钱，如果真正办企业的话，亏也亏不到哪里去。

林卫平把钱借给她。10天后，吴英如约归还。

2006年4月，吴英又来找。“她说自己在湖北荆门投了一个旅游项目，需要5亿元，自己有2亿元，向我借3亿元。”

林卫平提出要跟她一起去湖北实地考察一下那个项目。吴英答应了。起初是吴英催着林卫平去，但林卫平没时间，等林卫平有时间了，又轮到吴英整天在外面忙。两人最终没去成湖北。

2006年七八月份，林卫平手上正好有一笔闲钱，其他企业用了两个月还回来了。他原想让一些债权人拿回去，“他们说，怎么才用这么几天又拿回来了？然后跟我说，拿去。”林卫平笑。

这笔钱最后打给了吴英。后来吴英说不够，又让林卫平追加了1亿元。

没多久之后，一则神秘年轻女富豪的新闻开始在全国蹿红：东阳出了个亿万富姐，她用2亿元现金买下东阳世纪贸易城三层700多间铺面；一次性购入高档汽车20多辆；部门经理年薪50万元到100万元、保安月薪2100元；她开出的洗车店和洗衣店都是免费的……

林卫平打开报纸一看，傻眼了：怎么搞成这样？

他马上给吴英打电话：“这个报纸怎么说你在东阳投资？你不是在湖北荆门搞项目吗？”吴英回答说，先把东阳的架势搭起来，壮大本色集团的实力再继续推进湖北荆门项目。

事实上，到最后事发，吴英到底有没有在湖北荆门投资，林卫平说他也不清楚。

一天，一位东阳的朋友对林卫平说：东阳有个女富豪，买了辆法拉利，开得很拉风呢。“我问，哪个女的？他说，吴英。”他的朋友并不知道他借钱给吴英。听到这个消息，林卫平电话拨过去，“听说你买了辆法拉利？她说，没有啊，根本没有”。

又有新闻说，吴英的本色集团在某一次大会上给光彩事业促进会当场捐赠500万元。 “我听说你要捐款？她说，没有啊，没有啊。她从来都说没有，很怕我知道。”后来钱也就真的没有捐成，拿回来了。

在这期间，隐隐感觉不安的林卫平开始追问吴英，“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她始终没有说出一二三来。”

“我跟她说，你把项目一个一个做好了，早点把本钱拿回来就可以，利息高一点低一点没关系。”

但那时候，吴英的摊子已经越铺越大，刹不住了。

再到后来，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当时总以为（钱）能还回来的，如果她是真的拿去做项目的话。”林卫平说，她在东阳搞的这一切，他根本一点也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她这样搞法，一分钱都不会借给她。”林卫平承认，当时自己确实比较盲目，“做资金生意久了，对钱的概念也比较麻木了。而且之前借出去的钱，都能按时返回的，没出现过这一类的问题。”

追讨

到了2006年12月，吴英被她的其他两个债权人杨志昂、杨卫陵软禁的消息传出。那些知道林卫平借钱给吴英的义乌老板们纷纷赶到他家来要求还钱。林卫平的朋友黄振兴说，其中一个工厂老板交给林卫平的钱是年底要发工资的，原本想着资金转出去一两个月再转回来，结果转不回来了。工人都闹起来了，老板急得差点跳楼了，只能找林卫平，林卫平再找吴英。但那一段时间，他已经联系不上吴英了。

“那时候他多苦啊，那个苦是没办法说的，家里不敢回去，老婆也走掉了。”黄振兴感叹。

2006年末，逃离软禁的吴英其实已经是四面楚歌了。义乌的老板们打听到消息说吴英在丽水，于是七八个人一起赶到丽水去。林卫平以及作为他们代理律师的黄振兴一同前往。

在丽水，她仍然跟大家说，钱没问题的。她告诉他们，她住在丽水一个银行行长家里，对方是她关系很好的姐妹，能够给她解决资金问题。这个“好姐妹行长”后来成为吴英第一个检举揭发的对象。

“她还说，已经找到了香港一个投资公司给她5亿元的资金做投资。”林卫平、黄振兴他们当然没有相信。

吴英又进一步安抚这些人说，“你们放心好了，实在不行，我把我的珠宝卖掉。”她打开车子的后备厢，装了满满的玉器。“那时候，我们更担心了，只怕她随身带着珠宝出逃，也足够在外边生活了。”黄振兴当时提醒林卫平，“若她把所有的凭证撕毁逃走了，你就倒霉了。你拿什么向其他债权人证明钱是给了吴英的？”

当然，这个最坏的结果没有发生，最终吴英没有“跑路”。

这些珠宝后来到了林卫平手里，大约30来件。“她拿来一块石头就说值3000万。我问，你的意思是用这些抵钱？钱都不用还了？先不要谈这个事情，你给我都拿来。”林卫平将这些珠宝又给了他上线最大的一个债权人。再后来，林卫平事发之后，这位上线朋友主动将这些珠宝交到了公安局。

当时在丽水时，这些债权人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其中一个义乌女老板出了这样一个主意：建议让吴英交出所有的公司印章、营业执照归他们保管，总经理还是吴英来当，然后趁她名气没被毁掉之前，只要她能从其他地方把钱“骗”回来还给他们就行。

“你明知她没钱了还让她去'骗’？这就真的成诈骗了，你们推托不了责任的。”黄振兴当即否了这个“馊主意”。

此时，另外一些不知内情的义乌老板还在源源不断地往林卫平这里送钱。“林问我，还有2000万送过来给我，还好不好拿？我跟他说，不好拿的。”最疯狂的时候，林卫平告诉黄振兴，一麻袋一麻袋的钱被装到他家，“几百万的，林都已经不要，一般都是上千万，他在当地都已经红成这样了”。

后悔

吴英被捕之后没几天，第二个被捕的就是林卫平。林卫平被判了6年有期徒刑，前年假释出来，他自己的汽车、别墅和现金资产仍被冻结着。

林卫平目前在一个做建材生意的朋友那里打工，没事的时候研究研究易经。他说，现在记性很差，“这也是好事一件，把一切都遗忘掉”。

仿佛是做了一场梦，再忆起，已是恍若隔世。

2012年春节后，他从义乌赶到东阳市公安局了解情况，相关负责人跟他说，正在向领导请示解决方案，同时安抚他说，拍卖、处理的程序将会非常严格、公开、公正，绝不偏私。

根据东阳市公安局方面的公开披露：目前吴英旗下房产共有100余套被警方查封，大部分已经抵押他人；涉案扣押的41辆车已被拍卖掉30辆，拍卖所得为390万元，还有11辆没有拍卖，包括法拉利等豪车；本色概念酒店已被拍卖，所得为450万元；大部分珠宝也被吴英抵债出去，部分追回后存放警方。

作为吴英案中最大的债权人，林卫平曾前后借给吴英近4.3亿元，最终没追讨回来的有3.2亿元，占吴英3.8亿元总债务的绝大部分。二审判决中估算的吴英剩余财产仅为1.7亿元。

这让他很犯嘀咕：“上线”债权人大约有五六十人呢，怎么分？他曾主动向他的那些“上线”朋友们承诺：不管在什么样情况之下，他不会将钱自己转移、藏匿，不会躲起来，犯下的错误该怎么承担就怎么承担，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欠着人家的钱，我自己过好日子，这没啥意义的。”

在这一点上，他自认问心无愧。

而除了那天吴英终审判决出来，一般情况下，债权人也不太打电话来，“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现在的日子不好混，打来也没用的。”

“吴英怎么判，老板们不太关心，关心的是早点判早点把钱拿回来。这是真的。”黄振兴说。

沉默了一会儿，林卫平说，“我买的那些别墅，原先也就三四百万，现在至少卖一千五六百万，都涨了几倍了。但现在都被查封了。”

他当然很后悔，“但又能怨谁？最终都只能怨自己。昏了头了。”

不久前有一天，林卫平跟一个朋友吃饭，对方说正在广州搞一个利润很高的项目，让他过去帮忙分析一下。“我一听头就大了，比较高的回报率？有这样的好事？哈哈，我不可能再上这种的当了。”

他不再相信天上会有掉下馅饼来的好事。

最高法表态：将审慎处理吴英案死刑复核（中新网 作者：张蔚然）

2009年4月16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审理吴英，检察机关指控吴英集资诈骗人民币达3.89亿元，而吴英代理人当庭为其作无罪辩护。这起倍受关注的案件吸引了近30家媒体记者及近200名群众现场旁听。图为在法庭上的吴英。

吴英名下被查封的浙江东阳市区别墅严格摄

    中新网北京2月14日电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14日在北京表示，吴英案作为发生在资金流通领域的金融诈骗犯罪案件，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案情比较复杂。最高人民法院在依法复核审理过程中将依照法定程序，认真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审慎处理好本案。

    最高法今天就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举行新闻发布会。孙军工回答记者提问时通报了吴英案有关情况。他表示，吴英集资诈骗案在一审、二审期间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已经有不少报道和评论。日前，最高法依法受理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报送复核死刑的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该案作为发生在资金流通领域的金融诈骗犯罪案件，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案情比较复杂。最高法在依法复核审理过程中将依照法定程序，认真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审慎处理好本案。

  最高法表态审慎处理吴英案 吴父称相信正义永存

本报讯（记者王丽娜）昨天上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惩毒品犯罪的例行发布会上，最高法首次对吴英集资诈骗案进行了回应。最高法称，已受理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报送复核死刑的吴英集资诈骗案，将依法审慎处理好本案。

即使杀了吴英也警示不了高利贷的蔓延

　　他表示，浙江近年很多以重刑处置的“集资诈骗案”，本质上都是民事案。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放高利贷者并没有罪，借高利贷者也没有罪。所谓违法只是不受法律保护，你放高利贷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这个超出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他说，把民间借贷上升到刑事案件可以，但是有条件。比如说诈、骗、赖、逃，人家找不到你债务人了，这个应该用刑法调整。明明借了钱不认账，你把钱弄走逃跑了，应该上升到刑事案。

　　但“纵观吴英案不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人是真的、地址是真的、身份证是真的、企业也是真的，为什么定她诈骗案呢？因为她提供了虚假信息，因为她没有能力偿还。”“回到吴英身上，即使杀了她也警示不了高利贷的蔓延，对社会没有好处。现在我们是民事案上升到刑事案，刑事案又炒成了政治案。涉及民间借贷的刑事案件本质上是让她还债，如果把债还清了是不是能够减轻处罚甚至不去处罚，这才是和谐社会的取向。我们想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提出来少杀、慎杀，还应该提出少刑、慎刑”。

　　他在文中说，以后凡是类似案件爆发的时候，必须明确，你放的高利贷国家是不保护的。如果换这个角度考虑会是什么结局呢？就可以实现法律对社会的良好治理。可遗憾的是，我们的法院没这么做，这么做可能太累了，于是走向了“以刑抵债、以死偿债”不可取的路子。

学者称吴英案已变成一堵哭墙 民众的愤怒从此阀门喷出

2012年04月18日 来源：中国企业家

   三月的浙江小城东阳，天气潮湿阴冷。

   市区内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单身公寓”里，年近花甲的吴永正只穿着一件衬衫，仍然显得躁动不已。这个身材瘦小的男人，说起话来直、硬、冷，就像把射钉枪，每个字都用尽力气，话音仿佛不会马上消失，而是会撞击墙壁、钻进地里，发出“砰”“砰”的回音。说到激动处，他猛地站起来，拉开窗户，对着窗外晦暗阴郁的世界怒喊。

   吴英是吴永正的大女儿。现在，只等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通过，吴英就将命丧黄泉；当然，最高人民法院也有可能将案件发回浙江重审。

   由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鬼门关前徘徊的吴英注定将进入历史，活了，在很多人眼里，她是“又一个年广久”；死了，就是沈太福、郑乐芬。不管死活，总少不了在史书上记一笔。她的父亲吴永正，因为拽着越来越微细的一丝希望，死也不肯放手—这希望是他和女儿之间的唯一联系—也已经不由自主地被拖进一股分外壮阔湍急的洪流之中。

   失望

   自从2007年吴英被抓起，吴永正就放下一切，全力营救女儿。这个干了一辈子建筑的小商人，像愚公一样，开始拿起锤头，奋力敲击一座大山。他坚信自己的女儿没有犯罪，而是被陷害的。为了保命，吴英二审承认非法吸收存款，曾让吴永正非常恼火，“没有骨气！如果吴英犯了罪，我自己都要把她打死！但是她只是有错，没有犯罪！”

   在吴英案之前，吴永正打过一桩长达八年的官司，最后只是惨胜，但吴永正对法律抱有信心。吴英一审被判死刑，吴永正虽然焦虑，但态度还比较乐观。吴英一方都以为，二审会放吴英一马。吴英的律师张雁峰说：“一审之后，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二审上，二审调查也比较充分，谁也没想到会维持原判。”

   其实宣判之前，已有预兆。1月11日，吴英的辩护律师张雁峰前往金华看守所会见吴英，但被拒绝了。1月19日，张雁峰与吴永正再次前往看守所，想安慰一下吴英，再次遭拒。直到现在，一次次申请，一次次被拒，不论是律师，还是吴永正，再也没有见过吴英。二审宣判后，吴永正和女儿彻底断了联系，“连张明信片都没收到过。”而吴英二审宣判时要的两双棉鞋，也一直送不进去。

   二审判决宣布是1月18日，农历腊月二十五，再过四天，就是除夕，中华民族传统的团圆之日。张雁峰对法院选择这个时候公布很不理解：“太不人道了！”

   听到维持死刑的消息，吴英的母亲登时就呆坐在床上，不吃不喝，整整一天没动过。家人将她平时最宠爱的外孙抱到她眼前，她仿佛视而不见。

   就像之前五年一样，这个春节，吴家过得分外凄惶。

   愤怒

   大年初七，吴永正就收拾行装，飞到北京。到了北京，吴永正立刻委托律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请复核的程序。从大年初七到3月11日，吴永正在北京住了42天，做了他能为女儿做的一切—“就是接待媒体”。

   从2007年吴英被捕起，据吴永正自己统计，他接待过大约300家媒体，接受过无数次访问，光是花在打印、复印资料上的费用就有6万块。面对络绎不绝的记者，他像祥林嫂一样翻来覆去地讲述女儿的遭遇和自己的愤懑。讲来讲去，连他自己也烦了。一位吴英一审时采访过吴永正的记者说，当年他报道发出后，吴永正逢年过节都会给他打电话问候，但这两年已经没接到过吴永正的电话了。

  《潇湘晨报》记者2月份采访他时，发现了这样一个细节：“跟多数为了亲人案件长年在外奔波的当事人一样，吴永正总认为记者已熟知案件的每一个细节，他思维跳跃，有点不耐烦，对于一些提问甚至一脸鄙视，那表情仿佛在说：'这个问题还需要问吗？’或者是：'你连这个都没搞清楚？’采访完以后，他又觉得自己态度不妥，加上一句：'我说话比较冲，你别介意啊’。”而到了3月，当碰到相同的情况时，吴永正已经疲倦到省略歉意了。

   但对于记者的各种要求，吴永正迟疑之后又总会合作，他知道，这是自己能为女儿所做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来就强硬倔强、爱钻牛角尖的吴永正，在绝望折磨之下，怒气越来越外化。张雁峰说，二审宣判之前，吴还时有笑容，宣判之后，他脸上就总是一片沉重。

   去年9月，为便于照顾，吴永正的二女儿将他从乡下接到城里。吴永正一个人住在二女儿家附近的一间单身公寓里，妻子和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作为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吴永正的生活习惯不健康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每天要抽三包烟，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入睡。他似乎浑身燥热，中午睡觉时也开着窗户。在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坐在电脑跟前，浏览关于吴英的各种信息。二审宣判后，二女儿为他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吴永正不会写微博，但每天都看，有想法要表达时，他就打电话给女儿或其他身边人，让他们帮自己发微博。

   吴永正喜欢喝浓茶，茶叶要放到茶杯的1/3处。他还嗜辣。这个长期在湖北打拼的浙江人，吃起辣来比当地人都厉害。下酒只辣椒亦可。女儿说，吴英入狱后，父亲吃辣更凶了。在饭店吃饭，吴嫌菜不辣，服务员问他，要剁辣椒还是辣椒酱，吴永正说，都不要，把你们这儿最辣的辣椒拿来！服务员端来一碟海南产的黄色辣椒酱，他尝了一口，皱眉说，一点也不辣！又酸又咸！他吃了几口辣酱，汗珠从额头上三道深深的横纹间直沁出来。

   走路的时候，吴永正不走人行道，而是走在马路中间的机动车道上。过往车辆经过他身边时，要小心绕开。他似乎刻意要让自己—起码在想象中—成为直直挺立在这座城市的一根刺。

   现在，对于外界的各种信息，吴永正显得淡然、麻木，甚至不屑一顾。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回答了关于吴英的问题，很多人将其解读为对吴英利好。但吴永正的反应仅是“有点欣慰”。他没有收看温总理记者会的电视直播，这个消息是后来朋友告诉他的。这种情绪他在微博上表达的虽然委婉，但非常明显：“刚刚看到了温总理的话，总理说，对吴英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我非常感动，也十分感谢大家。但是，对最终结果我并不是很乐观……”

   3月18日，某新浪微博认证用户发出一条微博：“求证刚刚得到的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否决浙江高级法院对吴英的死刑判决。”此微博发布后不到半小时内，转发千余条。当记者向吴永正当面求证时，他看上去对这样的消息一点也不兴奋。“我已经不想猜了！”他说，现在谁说什么话，他也不关心了，他要看到的，是事实。

   事实证明，那条消息与事实有出入，最高法院辟了谣，否认了吴英免死的消息。

   但吴永正并没有彻底失去希望。和吴英案发生前一样，他的发型一丝不苟，显然用了定型摩丝，看不到一根白发(他承认用了染膏)；皮鞋仍然擦得锃光发亮。这足以说明，现在他还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但是，很难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变化。

   就像很多遭遇坎坷的人一样，吴永正看上去愤世嫉俗。他声称，自己现在已根本不在乎吴英会不会死，“我在乎的是一个理字。杀吴英没关系，你得讲出个道理！”

   当记者试图安慰他，告诉他吴英案已经受到了公众和高层的关注，很多人将吴英的命运和改革、体制、国家等大词联系在一起时，吴永正显得非常不耐烦：“我不关心这些！”他说，“我只关心我女儿的生死。”

   这一刻，吴永正的神情令人想起一位“二战”士兵的墓志铭：“对于世界你是一名士兵，对于母亲你是整个世界。”

   哭墙

   关心吴英生死的不止她的父亲。

   从一审宣判起，吴英案便受到相当范围内的关注，二审判决后，这更成为全社会关心的焦点。在今年2月5日举行的亚布力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发表演讲，公开呼吁全社会关注此案。“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了，所以我也呼吁各位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媒体多多关注吴英案。”张维迎将吴英与当年的“傻子”年广久相提并论，将吴英的命运和改革捆绑在一起。

   张维迎提出，吴英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融资是特权不是基本权利；意味着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意味着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受到摧残。

   85岁的律师界泰斗张思之写了一封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张军的公开信，指出“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更何况杀人宜少应慎已成国策！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乃法律要求。'两可’(可杀可不杀者不杀)方针正是二者的集中体现，因而是理应逐案遵行的圭臬、至上的标尺。吴案留人刀下，应属入情入理。”

   社会各界精英不断加入到这场大讨论中来。讨论角度从对案情的具体分析，到民间金融的规范和松绑，乃至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以及公民权利的伸张。今年的全国“两会”，吴英案成为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更是成为温家宝总理记者见面会上的议题，足见吴英案受关注的程度。

   即使是平常谨慎持重的企业家们，在这场大讨论中音量也不算小。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提交了一份建议案，认为“此案是金融制度弊端的产物”。汇源果汁集团董事长朱新礼说：“如果说到集资的话，我20年前就借了亲朋好友的钱，借遍了大江南北，借到了海外去，才发展到了今天。”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在微博上写道：“改革的路还很长。但吴英案还没结案。拯救吴英就是拯救自己。”

   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表示，“若吴英该杀，目前跟吴英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的民间借贷者该杀，到浙江去哪个县市都会横扫一片。”

   “吴英案已经变成了一堵哭墙。”财经作家吴晓波这样评论中国企业界及社会各界对于吴英案的大讨论，“因为人们对这两年国进民退不满，所以借吴英案进行发泄。”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指出：“吴英判死，民意汹涌。网络调查95%以上的人认为吴英罪不至死，或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吴英罪不至死，几乎没有太大争议，几乎常人凭直觉凭良知就可得出判断(常人凭良知进行事实认定，正是陪审制的基本原理)，无需任何分析，无需法律或金融知识。这一特点正是社会各阶层广泛呼吁的重要原因。”

   专栏作家夏楠在其文章《吴英缘何赢得民意》中表达了相似看法：“今日支持吴英的声音，要比当年支持年广久者多得多。在这个话语场里，吴英是否有罪已不重要；她被化成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承载着草根阶级的发迹梦想。……(由)不公平感产生的愤怒，正在从吴英案这个阀门里喷涌出来。”

   制度

   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是：民意也许延缓了吴英走向刑场的进程，但并没有阻止非法集资罪名下的黄泉同路人继续增加。与吴英同为浙江女商人的杜益敏，法院认定她非法集资7亿元，2009年8月5日，杜被执行死刑；2010年，泰州的王菊凤以同样罪名被判死刑。

   吴晓波指出，过去一年里，浙江省查处的非法集资案件有240多起，温州有十来个人因非法集资而自杀。“大家关心吴英，而浙江省就有两百多大小吴英出现，为什么没有人关心他们？”

   吴晓波认为，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对民间金融业的掌控，从地方政府到公检法系统，仍然是一以贯之的。吴晓波说，对制度的反思，仅仅停留在舆论层面。而舆论不关心那两百多人，只关心吴英，说明吴英被“符号化”了。

   “大家都在呼吁，但如果真正关心民间金融，关心吴英案本身的话，我认为另外几个案子也应该同样关注，都是人命嘛。”吴晓波说，“虽然吴英案受到关注，地方政府仍然在强力进行管制。民间金融始终存在，不是鼓励不鼓励的问题，而是如何规范化的问题，在制度层面让它回到地面、现有的民间集资行为怎么能让它避免风险的问题。但法学界也好、经济学界也好，很少讨论这个问题，或者没有深入在政治层面上讨论，完全是抽象论道。”

   吴晓波在其评论《是谁要吴英死》中指出：“金融业的开放远远滞后于其它的产业领域。1990年代之后，政府对民间金融活动实施了比之前更为严厉的打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立为本刊记者还原了1990年代中国政府对民间金融业严厉控制的历史场景：1978年后，市场逐步放开和各个地方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全社会面临资金短缺的状况。1979-1995年，金融机构体系中人民币存贷款一直处于贷差状态，1987年，贷/存比达到140.7%，为历史最高，当年贷差为2144亿元。

   在这一背景下，大量资金在中央政府主导的金融纵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横向分割下，主要流向了国有经济部门。金融机构相当于“二财政”的角色，动员储蓄替代税收功能，资金放贷替代财政支出功能。这时的金融机构在城乡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而非正式的金融无疑会对正式金融的储蓄产生分流，双方直接冲突。

   1993年7月，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国家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中央6号文)，接着国家强力出手规范金融秩序。当年8月到11月末，国务院召开了八次资金调度会议，研究掌握宏观调控的力度和银根松紧的程度，并具体调整贷款规模，解决各地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国务院当时明文规定，在国内外集资都必须经过批准，不经批准搞集资是非法的。然而，乱集资制止不了，提高存款利率也起不了增加储蓄的作用。

   1993年，长城机电总裁沈太福非法集资10多亿元被捕，这一事件被当作对全民进行一次法制和投资风险教育的契机。沈太福次年判死刑；1995年11月，无锡新兴公司总经理邓斌因非法集资32亿元，损失12亿元，被判死刑。

   当时中央要求：坚决停止非法集资。凡是超过银行规定的利率搞集资的，不管什么人，一律停止。包括那些自办的各种金融机构、钱庄、当铺等的非法集资，都不能搞，还是要走银行这个主渠道。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96年8月《贷款通则》实施，此时国有银行几乎占据了全部的借贷市场，非正式金融机构包括民间借贷受到压制，数量可以忽略不计。

   和当时国家金融政策配套的，是司法机关出台的各项法规。1995年，《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正式确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1997年后新《刑法》增加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两节，对上述决定的内容全部吸收，还增加了“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罪”。

   这些法规的目的，以及沈太福、郑乐芬、吴英等人头上的罪名，正如吴晓波指出的：“无论是投机倒把罪、贪污行贿罪，还是集资诈骗罪，其核心主题在于探索如何全面遏制现行体制外的民间金融业。”

   在1996年之后，中国资金短缺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由短缺走向连年过剩，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由贷差到存差的转换上。此后，存差每年在大幅度上升，2000年之后已经开始出现流动性过剩的迹象。至2009年，存贷差已达18.4万亿元，这相当于2008年底城乡居民储蓄的85%，即使考虑存款准备金、备付金、银行投资结构转变等因素，仍然有巨额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

   时代已经改变了。“近几年来资金相对过剩的局面为中国金融权力的改革和分解提供了条件。”周立认为。

   未来

   现在，吴永正一家和律师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复核决定。

   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加强民事审判切实保障民生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维护合法有序的民间借贷关系。要依法准确认定民间借贷行为效力，要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以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制定三项措施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孙军工针对吴英案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在依法复核审理过程中，将依照法定程序，认真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审慎处理好本案。”

   对于这些消息，外界有人解读为对吴英有利，但吴英的律师张雁峰认为，这些信息和吴英案关系不大，“只有审慎，没看到宽容。”

   吴晓波对吴英案的死刑复核并不乐观，“因为在过去两年里浙江已经判了两个死刑，一个是台州的王菊凤，一个是丽水的杜益敏，她们和吴英案性质、情节基本上是相似的，罪名是一样的，如果吴英案退回来，未来这样的案件怎么审理？如果没有好的司法解释，没有制度性的安排，我认为高法不会贸然出这样一个决定。”

   不过，吴晓波不认为吴英会在短时期内就被执行死刑，“第一，社会舆论压力非常大。第二，我在文章里写过，郑乐芬1987年被抓，1992年才被枪毙。刑法规定，高法复核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有可能高法在三四年内都不给出复核意见，要等到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如果民间金融还没有得到规范，那么(死刑)就会悄悄执行，那时候舆论已经转移视线了。”

   张维迎把吴英比作年广久，吴晓波对此不以为然。吴晓波指出，吴英案关系到金融产业的解放，这个话题和年广久当年涉及到的用工制度、对个体制的探讨等，存在量级上的差别。吴英案背后的金融体制，更加难以撼动。

   从2007年到现在，吴英已经在看守所里度过了五年。“十年生死两茫茫”，这五年里，很多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和吴英、本色集团有关的人已经走出了灰暗的日子，重新开始了生活。周亮(化名)是其中之一，他曾经是本色集团娱乐部经理，2007年本色被强行解散，周亮和同在本色工作的妻子双双失业，生活陷入困窘。最艰难的时候，周亮曾经为了生计去工地搬砖。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才渐渐恢复了元气。现在，他是一间餐厅的经理兼合伙人之一，生活重又走上了正轨。吴永正说，他平常接触的好几个本色人，如今“混得都不错”。

   哪怕吴英的家人们，虽然为她牵肠挂肚，但日子毕竟还是一天一天过下去了。吴英在看守所里的五年间，她的丈夫销声匿迹了；二妹妹穿梭于浙江各地做生意；当时大学刚毕业的三妹妹，如今已嫁了人，生了女儿，这个外孙女成了吴妈妈的心肝宝贝。

   但是，只要最高法院没有作出决定，吴永正就得继续等下去，在焦躁中等下去。

吴英案已成民营企业的“排泄口”

2012年04月14日 来源：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吴晓波你预期到各地大学去讲课，今天也到我们这儿来讲讲课，我们一讲肯定都是敏感话题，但是这个话题说实在的有点老，可是中国今天发展的速度一日千里，不久前的一个话题，现在已经成了老话题，但是最近在博鳌论坛上又被人提起，当然这个人还没死，这个人的名字跟你同姓，你也关注过她，她叫吴英。

   许子东：也不能说老话题，事情还没解决。

   窦文涛：现在高等法院二审还是判她死刑。

   许子东：高院复核。

   窦文涛：这次总理记者招待会上也有谈到这个问题，我是看到你为她写的文章，感觉是激情洋溢，你知道他写吴英，写了一个20年前的吴英。

   许子东：20年前你就认识啊？

   窦文涛：20年前跟吴英好过。

   吴晓波：没有。

   窦文涛：瞎开玩笑，20年前的吴英是谁？

   吴晓波：那时候是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已经出现了像吴英这样的人，民间经济一发达就会有这样的人，那个人叫郑乐芬，我看过他的卷宗，温州在1984年的时候出现了建国以后的第一个民间钱庄，民间搞金融业，1984年就有了。

   窦文涛：叫什么？

   吴晓波：方佩玲，现在还在，在温州做小额贷款公司，方佩玲，那个叫方信钱庄，开了一天，第二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给牌子砸了，说违背中央规定。1984年以后吴英就变成地下的老鼠了，就转到民间而1986年的时候温州发生了“抬会”事件，就跟现在高利贷事件一样的，资金紧张，越来越高，然后就开始抓人。

   窦文涛：抬会就相当于咱们说的民间集资？

   吴晓波：民间集资。

   窦文涛：是高利贷吗？

   吴晓波：高利贷，就跟串串烧一样的。

   窦文涛：最后资金链断裂，崩溃，听说当年自杀63个人。

   吴晓波：对，60多个人，几十万人涉及在里面，然后通过抓人，抓了那个人叫郑乐芬，之前很有趣，再加上当会头的那些人，就是民间钱庄的那些头儿，我去做过一个调研，绝大多数都是妇女。

   窦文涛：家庭妇女。

   吴晓波：年轻妇女，大概都在30岁到35岁这样的年轻妇女，而且文化很低的妇女。

   窦文涛：为什么会是她们？

   吴晓波：说明浙江地区妇女的信用比较高。

   窦文涛：家庭妇女的信用。

   吴晓波：她比较换撺，就借钱借给一个女的还可靠一点，当年有郑乐芬，郑乐芬当年就在法律界引起重大争议，跟现在的争议差不多，法学界分成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她是金融投机倒把，金融诈骗，必须要判死刑，还有一派意见认为，她就是一个非法集资，非法集资就可以不用判死刑，在1986年当初判了死刑。

   窦文涛：执行了是吗？

   吴晓波：没有，中国的刑法规定，关于死刑犯最高院的复核时间是无限的。

   窦文涛：100年都行。

   吴晓波：对，郑乐芬1986年引起重大争议判决死刑，一审判死刑，二审判死刑，但到被枪毙的是什么时候呢，到1992年被枪毙的，枪毙的时候根本就忘记掉了，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

   许子东：但是还是被枪毙了。

   吴晓波：1992年枪毙面临什么，1992年到1993年中国又出现了一次民间集资的高潮，郑乐芬当年是被悄悄枪毙的，就忘记这件事情了，很可能中国金融改革没往前推的话。

   窦文涛：没听说过。

   吴晓波：3年前她被毙了，你也不知道，没有人再讨论这件事情了。

   窦文涛：不再是报道热点了。

   吴晓波：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盯着她，但是在1992、1993年的时候，除了郑乐芬被恰恰枪毙以外，当时大张旗鼓的枪毙的一个人，那就是1993年的4月份，是北京地区的，北京长城机电高科技集团的沈太富。

   窦文涛：这个很有名。

   吴晓波：沈太富就是被1993年毙的，沈太富被毙又是一个重大的争议，为什么他被毙呢，因为他是民间非法集资，他发明了一个叫做节能机电产品，银行不贷款给他，因为他是个民营企业，他的企业很好，他是个吉林四平人，跑到北京来做生意，1986年来的。北京市工商局到1987年允许私人注册高科技企业，比如文涛你要在北京注册高科技企业，你只有到1987年才能注册为高科技企业，1986年你得戴个红帽子，你在区里找一个什么机构挂到你头上。

   窦文涛：挂靠在一起，一个红帽子。

   吴晓波：实际上也是私营企业，长城机电高科技企业，他是个发明家，跑到北京来建高科技企业，头上戴了一顶红帽子，但是他到1992年，1993年，他的产品要向银行贷款，银行就没钱借着他，然后他就全国募资，当时年息是24%，现在是在合法线以内的，现在支付宝就是24，年息在百分之4倍以内，在全国募资募了10个亿。

   而且当时很多人帮他背书，其中包括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叫费孝通，《人民日报》写了半个板的文章，讲了这个事儿怎么好，但是最终他会被抓起来然后被枪毙掉，你凭什么来判呢，就跟现在的吴英案，你是非法集资还是金融诈骗呢。当年沈太富抓起来，沈太富很好，3月份抓起来，4月份就毙，但是你知道他是用什么罪名被毙的吗？

   窦文涛：什么罪名？不是非法集资。

   吴晓波：贪污公款和行贿罪，不知道怎么判他，最后是贪污贷款，沈太富说我就是私营企业，我偷自己家里的钱被毙了。

   窦文涛：据我所知现在的刑法里面，是不是投机倒把罪已经没有了。

   吴晓波：没有了，1996年就没有了，1996年就没有投机倒把罪了，当年郑乐芬是叫投机倒把，然后到1993年以后，我先前讲的是沈太富，到了1993年以后，在所有的经济犯罪里面，最严重的两个罪名会被枪毙，处于极刑的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增值税发票，你私印增值税发票，那个罪就很大了，那个是很严重的。第二个就是吴英他们这个罪，增值税发票伪造案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但吴英这个事情，从郑乐芬1986年开始，到1993年的沈太富案，到现在这个案件。

   许子东：已经有很多教训了。

吴晓波：还是两极，我再给你讲个数字。

   窦文涛：他写的还很抒情，说郑乐芬被处决，被执行的那一年，10岁的吴英正背着小书包走在田埂上去上小学。

   许子东：吴英是82年出生的。

   窦文涛：我不知道许老师，你在上海那边听到什么？

   许子东：我在微博上还跟了一句呢，人家传上来这个事情，我完全搞不清楚吴英这个怎么回事儿，但是我觉得非常简单，这种有争议的事情，死刑应该越少越好，因为别的刑你将来可以回过来，你可以改变，死了就没法改过来了，就算将来政府也好，公检法也好，律师，法律制度都说我们当初这些东西，中国这些年太多翻来覆去的。

   窦文涛：许老师你讲的很根本的伦理死刑存废问题，中国现在还不适用，但是吴英的这个事情除了你说的这个层面之外，她有更具体的，关于民间集资的争议一面，为什么说这么狠，就要弄死呢，我看到的这个报道，也是国内媒体的报道有一种传言，说是这里边涉及到有一些官员，他们拍卖了被没收的资产，吴英没收的资产拍卖。另外是不是吴英交代了一些，有些官员涉及到，参与到非法集资的事件，是不是有人想置之于死地，这都未经证实，但是报道中确实有这样的传言。

   吴晓波：在江浙一带，官员参与到民间集资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许子东：不奇怪。

   吴晓波：有一个事实可能媒体都没报道，在这里可以说一下，在很长一段时间，沿海地区的一些省份，为了给官员谋福利，工资低，怎么办呢？银行免息贷款给你。根据级别不同，比如你是科级50万，处级100万，厅级比如说200万，银行是免息或者很低的息给你。许子东：银行本来就是国有企业，这个等于是干部制度里面的照顾了，不能说算是民营对他们的贿赂。

   吴晓波：你听我讲，是两回事儿，公务员可以吃可以喝，他什么没有，他现金没有，没有理财工具，银行是以免息的方式给到你钱，然后你就把这个钱怎么样，你不可能把这个再还给我银行的，我的银行利息很低的，公务员拿了这笔钱都交给民间理财，一年拿10到20。

   许子东：放高利贷。

   吴晓波：为什么说很多官员参与到江浙级一带的民间集资循环里面，很多钱是这里来的，是银行的钱，这个政策我影响中应该是到了吴英案，到了去年的7月份左右的时候，各银行悄悄的把这个业务给停掉了。

   窦文涛：像我们不懂的，也会觉得这不是20年前就有执行死刑的。

   吴晓波：你要知道，在吴英案的时候，去年、年前在浙江地区有两个人跟吴英一样的性质，已经被执行掉的，一个泰州叫王菊芬，一个丽水的叫杜丽敏，现在翻过来，那两个人就变成冤案了。

   窦文涛：有这个背景，法律上讲非法集资最高极刑确实是可以判死的。

   吴晓波：现在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界限非常模糊，最后判基本上是以金融诈骗罪来判，金融诈骗罪在刑法上是可以处以极刑的。

吴英死刑未核准 司法正义之幸

2012年04月21日 来源：晶报

   令万千人悬望的吴英案终于出现重大转机。昨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消息称未核准吴英死刑，该案发回浙江高院重审。这一消息很快在网络上引起广泛议论，不少学者表示，这是我国民主法治的一大进步。

   浙江东阳本色集团董事长吴英因集资诈骗二审被判死刑后，所引发的海内外舆论关注度超乎想像，短短时间内，迅速由一起普通案件演变为一起法治事件。有的网站开设的“吴英该不该死”投票显示，绝大部分投票者认为吴英罪不致死；北大、清华、浙江大学等高校学者和一些知名律师致信最高院为其求情……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对吴英案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

   这么多人关注这个叫吴英的女子的命运，是因为，事件本身浓缩了中国金融秩序改革、司法观念改革、社会公平正义、民营企业融资困局等诸多节点性事件。热议的背后，包含了公众对现行法律制度、金融制度改革和社会公平的急切期盼。

   吴英案的经济背景是，我国早已摆脱计划经济，逐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但是一些关键的经济领域仍然被垄断。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的对资本的渴求与现行资金供给体制之间的冲突已经尖锐化和公开化。金融垄断的结果，一方面是企业从正规渠道很难以市场价格借到钱，另一方面是地下金融市场极度活跃也潜藏着极度危险的隐患。有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对比：尽管去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民营企业甚至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但银行业却是历史上最赚钱的一年。

   金融垄断必然会造成金融稀缺，金融稀缺又必然会造成民间的高利贷，而且这种对民间金融的压抑越久稀缺越大，反弹也就越厉害。这说明我们的宏观政策和金融制度安排存在很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最大程度地减少高利贷等各种民间借贷乱象，不是干脆取缔民间借贷就可以实现。按照刚刚获得弗里德曼自由奖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观点，谁都有权利集资。诈骗是犯罪，但借贷是合法的， 国家应大力发展民间融资 ，变“堵”为“疏”，改革不合理的金融体制，开放民间金融，特别是依法界定合法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边界。

   不久前，经国务院批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式启动。这意味着长期处于“地下状态”暗流涌动的民间资本，有望走出晦暗地带，开启阳光化之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受到了集中出现的“老板跑路”事件以及吴英案等非常有影响的公共事件推动的结果。而今，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这是一种符合公众预期的结果，也意味着在我国深化金融改革的关键当口，公众通过对吴英案的广泛议论，在全社会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最终形成了一股推动改革的力量。

   不核准吴英死刑给公众带来的期盼还不仅于此。如何进一步推动和深化死刑改革，限制乃至废除集资诈骗罪死刑适用；如何进一步厘清法律规定的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犯罪的界限……类似这样的思考有必要继续向前掘进。我们身处一个把尊重生命权置于无上地位的时代，一个不再单纯幻想依靠极刑解决问题的时代，吴英案就是世界打量我国金融制度和司法改革的一个窗口。吴英倘终能不死，不仅是她个人之幸，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法治、公正与正义之幸，是你我之幸。

吴英有望免死 司法审慎为改革争时间

2012年04月21日 南方都市报 

   4月20日，备受关注的“吴英案”终于传来新消息，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但同时在裁定中也认为本案的一审判决、二审裁定“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综合全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已然成为民间金融改革晴雨表的吴英案，在经历了太多波折与争论之后，能够等来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纸裁定，为此奔走、呼吁良久的各界有理由先长吁一口气。尽管在此之前，已有种种迹象指向这样的结果，包括最高法发言人“依法审慎处理”的罕见表态，但一天没有正式裁定，吴英总归是命悬一线。于本案而言，公众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期待颇多，而今的结果所印证的，恰是法律公平与正义底线的中国式裁定，最高法没有辜负社会诸种复杂情绪集合于一身的那份期许。

   应当说，对吴英案裁定不核准死刑，确实显现了司法的审慎。“少杀、慎杀”本身就是我国在保留死刑的同时，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制度性要求———“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乃法律要求”。而对于吴英案的死刑复核，之所以引来如此众多的社会关注，还在于本案从一开始就已然跳出了吴英一人生死的范畴，而与民间金融正名、金融体制改革等诸多宏大主题相关。恰如近一年前吴英案二审时南都社论所言，以血祭阻止民间金融，实在可以休矣。最高法的不予核准裁定，不仅是基于本案所显现出来的诸多复杂情况，更是基于再迫切不过的中国现实。更何况，即便是依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吴英也远未到非死不可的地步。

   吴英“免死”，作为最直观、最简洁的消息传播尚算恰当，但对相关裁定进行详查会发现，裁定对吴英案的定性并未改变，这或许也是最高法院“审慎处理”的另一显现维度。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番对吴英死刑判决的不予核准，最为接近该规定第四条“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但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情形，径自裁定将吴英案定义为“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引人遐想。最高法对吴英案的“死缓”指向，是否意味着对本案最终结果的提前剧透，尚需时日观察。而吴英案被发回二审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在上述同一部规定中则赋予了二审法院“可以直接改判”的权力。法律文本中的“可以”与“应当”，显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意义，也给予了法院“可以不直接改判”的自由裁量权。

   基于最高法对吴英案所表现出的难得审慎态度，以及吴英案所兼具的重要社会意义，呼吁浙江高院不必囿于诸如节约司法成本的考虑，本着对当事人负责，对历史与现实负责的态度，果断不选“直接改判”的选项，而给予本案以及诸多同类案件一次再讨论的机会。因为此前的诸多讨论中，民间借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集资诈骗三者的难于厘清，本身是吴英案备受瞩目的另一个原因。行为表现高度近似的三种筹款行为，在法律中却给予着结果迥异的三种评价，从民事纠纷到十年以下刑责，直至科处死刑。对吴英案的争论，有着包括法律定性、量刑轻重、罪与非罪在内的诸多维度，各表一端的几轮争论之后，法律界不乏基本共识，司法机关对于个案的最终认定，也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听取与吸收。

   法律应当而且必须关照现实，但成文法律客观上也必然滞后于现实。生逢国家各项领域正在进行着的变革，确实需要通过司法的“审慎”来为改革赢得时间。2012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指出，吴英案反映了民间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不适应。社会和企业发展需要资金，垄断的金融业无法提供和满足这份发展需要，除了开放相关领域，已然别无他途。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中，也已将金融明确列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之一。国家从大政方针高度对民间金融的正名，正在打通“最后的一公里”。乱象纷呈的民间金融，以往没少用杀伐来祭旗，而今一切既已在变革之中，实无必要为此再添过多怨愤。实有必要回头细数，那些迫不及待想让吴英死的各方势力，在本案过程中或明或暗的作为，究竟出于何种考量，包括那些因揭发而生恨的算计，那些行业利益的块垒。不仅如此，应当用事实证明，过去能靠领导人的一句话“救了年广久”，而今不断进步着的中国，有智慧也有魄力去救下吴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