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不为你花钱的男人:传奇皇帝朱元璋《大军帖》

    朱元璋《大军帖》纸本，行书，纵33.7厘米，横47.4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大军帖》是朱元璋写给部将的一封信。从内容分析，此时朱氏已消灭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正全力攻打北方，战事频仍。大军所过之处，收降元朝官员甚多，就如何妥善处置告喻部下。信文明白晓畅，对研究明初军事形势和政治方略颇有参考价值。幅未有“朱”字花押。此帖行笔自然流畅，仪态生动，风神独具特色。如康有为《广艺舟双辑。行草第二十五》所评：“明太祖书雄强无敌”。惟笔画稍欠法度，然雅拙中不乏挺拔。

释文:
   大军自下山东，所过去处，得到迤北省院官员甚多。吾见二将军留此等于军中，甚是忧虑。恐大军下营及行兵，此等杂于军队中，忽白日遇敌不便，夜间遇偷寨者亦不便。况各各皆系省院大衙门，难以姑假补之。亲笔至日，但得有椎柄之官员，无分星夜发来布列于南方观玩城池，使伏其心，然后用之，决无患已。如济宁陈平章、卢平章等家小，东平马德家小，尽数发来。至京之后，安下稳当。却遣家人一名，前赴彼旧官去处言，信人心可动。朱

    朱元璋画像

传奇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1328-1398）生于元朝天顺帝天历元年九月十八（公历1328年10月21日）丁未时，即：戊辰年壬戌月丁丑日丁未时，排行第四。父亲朱五四（后改为世珍），母亲陈氏。
    朱元璋原名重八，后改为兴宗。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后改名为德裕，最后再改名为元璋，字国瑞。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谓其“神明天纵，默契书法”。
　　朱元璋自幼贫寒，父母兄长均死于瘟疫，孤苦无依，入皇觉寺为僧，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工。入寺不到二个月，因荒年寺租难收，寺主封仓遣散众僧，朱元璋只得离乡为游方僧。因其友汤和的一封信，参加了起义军，在郭子兴手下，率兵出征，有攻必克。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郭死后统率郭部，任小明王韩林儿的左副元帅。接着以战功连续升迁，至正十六年(1356年)诸将奉朱元璋为吴国公。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即吴王位。至正二十七(1367)四月，吴王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北伐中发布告北方官民的文告，文告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以此来感召北方人民起来反元。朱元璋顺应时代潮流，凭借其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对北伐又做出了精心部署，提出先取山东，撤除元朝的屏障；进兵河南，切断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槛；然后进兵大都，这时元朝势孤援绝，不战而取之；再派兵西进，山西、陕北、关中、甘肃可以席卷而下。北伐大军按计而行。徐达率兵先取山东，再西进，攻下汴粱，然后挥师澧关。朱元璋到汴梁坐镇指挥。明洪武元年(1368年)，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洪武元年 (1368)七月，各路大军沿运河直达天津，二十七日进占通州。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率后妃、太子和大臣，开健德门逃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奔上都。八月二日，明军进入大都，元朝至此灭亡，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结束，明朝取得了在长城以内地区的统治权。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推翻了蒙元的暴政，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明朝。朱元璋在位期间，为了缓和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实行了抗击外侵、革新政治、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与此相适应，在法律思想上鉴于元末法纪纵弛导致的各种弊端，认为“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朱元璋出身贫寒，也没有很高的文化，但却勤奋好学，后来终成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英明帝王，伟大政治家。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所以他也是一位传奇皇帝。

延伸阅读（一）

朱元璋的文笔

    “朱元璋的文笔”，题目似乎有点突兀，为什么偏偏要谈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草莽皇帝的文笔呢？
    朱元璋出生在贫苦的农家，只在幼年时上过短暂的私塾，识得几个字。然而从他打天下、治天下的经历来看，又不像一个文盲，一生勤奋好学，广泛涉猎经史、兵法，颇能舞文弄墨。但是要研究他的文笔，仍然有点困难。他的《御制文集》洋洋二十卷，绝大部分是出于御用文人之手的官样文章，从中看不出他的文笔究竟如何。前几年出版的《全明文》，卷首连篇累牍全是朱元璋的文章，编者显然上了《御制文集》的当了，真正出于朱元璋手笔的寥寥无几，实在当不得真。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此人没有什么文化，却喜欢写点东西，胆子很大，不怕出洋相。现在还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手迹，是给部下的信函或便笺，文笔自然，不加修饰，如同当面讲话一般，而且毛笔字写得也还可以。此外可以考证断定，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还有一些，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皇陵碑》了。
    朱元璋十七岁那年，淮北大旱，继以瘟疫，父母兄长相继过世，他到於皇寺（“於”字当地人读作“乌”）当小和尚。於皇寺后来改名为皇觉寺，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改名为龙兴寺，位于凤阳城北。民间饥荒，庙里和尚也无以为生，朱元璋有两年时间一直四处游方，美其名曰“化缘”，实际上是叫化，也就是乞讨。
    二十一岁的朱元璋回到皇觉寺后，当地的红巾军起义已经热火朝天。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汤和，从红巾军那里写信劝他来投奔。朱元璋犹豫不决之际，有人告诉他，前天那封信已走漏风声。何去何从，朱元璋束手无策，只得向菩萨卜卦求签，签文示意他：逃跑与留守都有危险，不妨“就凶”（投奔红巾军），才是唯一出路。二十六年后，当了皇帝的他，亲笔书写了《皇陵碑》的碑文，回忆这段往事，如此写道：
    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我者为我画计，且默祷以阴阳。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
    尔后写到他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倡农夫以入伍，事业是匡。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率度清流，戍守滁阳”。笔锋一转，写了一段思念亲人的话语，似乎是把亲人的状况告诉地下的父母：
    思亲询旧，终日慨慷。知仲姐已逝，独存驸马与甥双。驸马引儿来我栖，外甥见舅如见娘。此时孟嫂亦有知，携儿挈女皆从傍。次兄已没又数载，独遗寡妇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计忙忙。一时会聚如再生，牵衣诉昔以难当。于是家有眷属，外练兵纲。群雄并驱，饮食不遑。
    最后写到他平定天下，“倚金陵而定鼎，托虎踞而仪凤凰”，于是整修皇陵，“惟劬劳罔极之恩难报，勒石铭于皇堂。世世承运而务德，必仿佛于殷商。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抚昌。稽首再拜，愿时时而来飨”。
    这是一篇颇有特色的碑文，一千多字的文章，回顾他的家史，人亡家破以后，无以为生，邻居王大娘母子把他送入於皇寺，尔后投奔红巾军，直到平定群雄，在南京称帝的全过程。词语鄙俚粗俗，不加粉饰，气势不凡，绝非手下那班文士可以代劳。自学成才的朱元璋果然出手不凡，先前由翰林侍讲学士危素起草的碑文，朱元璋很不满意，在碑文中直截了当地批评：“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亲自动笔写了这篇碑文。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把危素与朱元璋的碑文加以比较，说：“对读起来，廷臣们的代述，却是如何粉饰得不自然！他们要代他粉饰，却反失去他的本色了。”说得真好，御用文人代笔的话，肯定要粉饰的是，朱元璋是走投无路，用求签的方式向神灵请示之后，才决定走上造反之路的，显得觉悟很不高。
    他的其他诗文，名声虽不及《皇陵碑》大，也很有特色，不妨略举一二。
    二十五岁的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从九夫长升为小军官回到家乡招兵买马，同乡徐达、周德兴、费聚、陆仲亨等这些淮西人，成了他的基本班底，以后又来了谋士李善长。他的势力愈来愈大，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在渡江之前，有一个名叫田兴的谋士，很得朱元璋的信任，两人情同手足。田兴是一个淡泊名利的雅士，眼见朱元璋步步胜利，便急流勇退，悠然告别，浪迹江湖。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年，想起了这位朋友，写了一封很动感情的信，劝他出山。信中这样写道：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云游何处，何尝暂时忘也。近闻打虎留江北，为之喜不可抑。两次招请，更不得以勉强相屈……昔者龙凤之僭，兄长劝我自为计，又复辛苦跋涉，参谋行军。一旦金陵下，告（常）遇春曰：‘大业已定，天下有主，从此浪迹江湖，安享太平之福，不复再来多事矣。’我固以为戏言，不意真绝迹也……三年在此位，访求山林贤人，日不暇给。兄长移家南来，离京甚近，非但逼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传信，令人闻之汗下。虽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于手足，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事，而平生交谊，不为时势变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作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兄弟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只叙兄弟之情，断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
    这封信并非御用文人或秘书代笔，而是朱元璋自己亲笔所写，它的确证就是他自己在信中特地说明的：“文臣好弄笔墨，所拟词意，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书，略表一二，愿兄长听之。”没有虚伪的客套，也没有“礼贤下士”的陈词滥调，这种“尽人心中所欲言”的真情实意，捉刀代笔者是写不出来的。文采再好的御用文人，绝无胆量如此直白地写出这样的句子：“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一旦龙颜大怒，是要掉脑袋的。信的末尾两句：“再不过江，不是脚色。”露出了皇帝的霸气，与前面的口气——“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判然两人，毕竟“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
    在戎马倥偬之中，朱元璋亲笔书写了不少公文、手令，风格独特，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口语体。他的部下看到这些公文、手令，就好像当面听他用凤阳口音讲话一样。
    请看他给大将军徐达的手令：“说与大将军知道……这是我家中坐着说的，未知军中便也不便，恁（引者按：恁同您）只拣军中便当处便行。”    再看他给李文忠的手令：“说与保儿、老儿……我虽这般说，计量中不如在军中多知备细，随机应变的勾当，你也厮活络些儿也，那里直到我都料定。”
    正所谓文如其人，一个活脱脱的朱元璋已经跃然纸上了。
    在不经意间，朱元璋开创了一种口语体的“圣旨”。洪武三年他为了建立“户帖”制度，亲笔写了一道圣旨，一看便知，这道圣旨出于朱元璋的手笔：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们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
    这实在是极为少见的圣旨，仿佛在听朱元璋讲话，全是粗鄙率直的口语，比如：把你们说成“你每”，户部说成“户部家”，充军说成“拿来做军”，依律判罪说成“依律要了罪过”。如今的人们看起来有点费力，在当时却是民间日常语言，只要看一看元代杂剧里面的对白，就一清二楚了。这样的圣旨只有朱元璋才写得出来，如果由秘书代笔的话，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明白晓畅的口语，到了史官的笔下，就变成了干巴巴的文言文了：“民者国之本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其命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文字固然简洁，意思也和朱元璋并无差异，但是原先的“味道”已经消失殆尽了。
    像这样很有意思的口语圣旨，他的“御制文集”里面还有，一篇写于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的“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看来日后收入文集时并未修改润饰，依然是原来面貌。大概因为自己是和尚出身，所以对信仰佛教的“西番地面”的诏书，亲自动笔，以示重视。诏书这样写道：
    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知道者：
    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里坐地有，为这般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拜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东毕里一撒，他每这伙人，为甚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今便差人将俺的言语开与西番每知道：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着人马往那里行也者。教西番每知道：俺听得说，你每释迦佛跟前，和尚每跟前好生多与布施么道？那的是十分好勾当……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哩，你西番每怕也不怕？你若怕时节呵，将俺每礼拜着，将差发敬将来者，俺便教你每快活着，不着军马往你地面里来，你众西番每知道者。
    与前面的户帖谕旨相比，显得更加粗俗，更加土气，宛如元杂剧里面那些引车卖浆者流讲话的样子，一口一个“俺”字，一口一个“快活去了”、“便教你每快活着”，而且通篇充满威胁的字句：“俺着人马往那里行也者”，哪里有一丝一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文绉绉口气？
    朱元璋身体力行倡导的口语圣旨，对他的子孙后代影响巨大，此后皇帝亲笔写的圣旨（秘书代笔的除外），夹杂口语，半文半白，已经司空见惯。
    《御制文集补》收录了朱元璋写的一百多首诗，读来颇感疑虑：不见得都出于他的手笔吧？不过有两首可以肯定是他写的，尽管有点流于“打油”，那种难以掩饰的霸气流露得淋漓尽致。一首题名“野卧”：
    天为罗帐地为毡，
    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脚，
    恐踏山河社稷穿。
    一看便知是在当初造反时，随军露宿野外时写的，大家挤在一起，“夜间不敢长伸脚”，原本是害怕碰到身旁的将士，他偏偏说：“恐踏山河大地穿”，野心十足，霸气十足。
    另一首大概是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当口写的，题名“咏菊花”：
    百花发时我不发，
    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
    遍身穿就黄金甲。
    明眼人一眼看穿，这是对唐末黄巢“咏菊”诗的应和。黄巢的诗写道：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两首诗都流露出雄霸天下的襟怀，就诗论诗，朱诗略显逊色。毕竟黄巢是“家有资财，好骑射，略通诗书”的人。不过，黄巢起兵造反，攻占了长安，最终还是失败了；朱元璋造反成功，当上了开国皇帝，霸气更胜一筹。“我若发时都吓杀”，是抑制不住的内心流露，登基以后果然如此。吴晗《朱元璋传》（1949年版）说：“桀骜不驯的元勋、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归顺的地方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无人敢出一口大气。”当时的人真的“都吓杀”了！
    如果研究文学史的人，根据朱元璋的诗文集，或者根据《全明文》，送给他一顶作家和诗人的桂冠，未免滑稽可笑。
    有人却并不以为滑稽。他的御用文人——太子朱标的经学老师宋濂说：“臣侍帝前者十有五年，帝为文或不喜书，召臣濂坐榻下，终日之间，入经出史，衮衮千余言……上圣神天纵，形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诚所谓天之文哉！”宋濂是明初文坛盟主，居然用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言语来赞扬朱元璋的文才“度越今古”，难脱拍马溜须的嫌疑。另一位御用文人——才子解缙，原本敢于讲真话，一旦谈到太祖高皇帝的文笔时，和宋濂一样，赞不绝口：“臣缙少侍高皇帝，早暮载笔墨纸以俟。圣情尤喜为诗歌，睿思英发，雷轰电触，玉音沛然，数十百言，一息无滞。臣辄草书连幅，笔不及成点画，上进，才点定数韵而已，或不更一字。”倘说不是阿谀奉承，没有几个人会相信。
    明朝的遗老钱谦益是相信的，他编撰的《列朝诗集小传》，开篇第一个诗人就是“太祖高皇帝”，并且说明把他“冠诸篇首”的原因：“以著昭代人文化成之始。”康熙时的博学鸿儒朱彝尊，已经是清朝的顺民了，没有必要再拍前朝开国皇帝的马屁，竟然和宋濂、解缙、钱谦益一般见解。他编撰的《静志居诗话》，卷首第一人还是“明太祖”，说道：“孝陵（按：指明太祖）不以‘马上治天下’，云雨贤才，天地大文，形诸篇翰，七年而御制成集，八年而正韵成书，题诗不惹之庵，置酒滕王之阁，赏心胡闰苍龙之咏，击节王佐黄马之谣。”甚至认为明朝诗人辈出，“三百年诗教之盛”，全归功于明太祖在诗歌方面的“开创之功”。
    宋濂、解缙、钱谦益、朱彝尊都是大名鼎鼎的文人，为什么要说这些言不由衷的假话呢？

                                                                          （樊树志）

延伸阅读（二）
朱元璋嫔妃众多为何没落下“荒淫”的骂名
   新媳妇为救朱元璋烫伤乳房
    聊聊朱元璋的后宫。
    刘邦没有一个好的皇后，朱元璋的后宫却很幸福，自然是因为皇后马秀英的仁慈。因为马皇后的出现，中国帝王的后宫里才多了一位值得称道的女性。
    在与马秀英认识前，朱元璋不像刘邦那样有前科，既无情人，也不游手好闲。他放过牛，做过和尚。因为瘟疫，家里的人全死光了。因为贫穷，父母哥兄死后只能用草席埋了了事。朱元璋成了孤儿，可以说家境比当年的刘邦差多了。
    但就是这样，《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
    “奋起淮甸，仗剑渡江，英贤云集，平伪汉，伐伪昊，定关中，廓清中原，遂平元都，混一海宇，不十年而成大业。”
    与刘邦一样，朱元璋的妻室也是人家“送”的。不同的地方是，刘邦是名声不好，娶不到，朱元璋则因家里贫寒，娶不起。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朱元璋投奔郭子兴时，其时还是一个穷和尚。郭子兴是安徽定远县有名的土财主，因无法忍受元人的欺侮，在濠州发动起义。
    收了朱元璋后，郭子兴常带他在身边，当亲兵用。
    在智慧上，朱元璋与刘邦都有过人的地方。因为有勇有谋，才受到郭子兴的信任和器重，投奔两个月后，郭子兴与夫人张氏做主，将义女马秀英嫁给了朱元璋，这样也好拴住朱元璋的野心，让他忠心效劳。
    马秀英是安徽宿州人，父亲名字不详，史书上只称“马公”，母亲叫郑媪，在马秀英很小的时候就死了。马秀英的父亲因为杀了人，从宿州逃到定远，把闺女托付给有交情的郭子兴，这样马秀英成了郭子兴的义女，寄养郭家。
    后来，马父客死他乡，郭子兴待马秀英更如亲生闺女，据说亲自教她读书写字。马氏长大后，端庄秀丽，但天生一双大足，时人称天足，未缠过脚。因为这双脚，民间戏称马秀英为“马大脚”。
    马秀英嫁给朱元璋后，很是疼爱自己这位小和尚出身的丈夫。据说有一次因为伤了郭子兴的面子，郭一气之下将他关了禁闭，也不给吃的。还是新媳妇的马秀英一听急了，从伙房偷了一个刚出锅的馒头送给朱元璋，路上碰巧碰到了义母张氏，便慌忙把馒头往怀里藏，结果把乳房都烫伤了，可见朱元璋与马秀英之间的恩爱程度。
    朱元璋不再另立皇后之谜
    正因为这样，朱元璋当皇帝后，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皇后马娘娘，生怕马秀英不高兴。而马氏因为恪守妇道，人品好，后宫嫔妃没有人不服，史学家称马氏是一个称职贤惠宽厚仁慈的正宫娘娘。
    史书上对马皇后多有褒言，《明通鉴》称：
    后，宿州人，仁慈有智鉴，好书史，佐上定天下，恒劝以不嗜杀人为本。及册为皇后，勤于内治，暇则讲求古训，告六宫以宋多贤后，命女史录其家法，朝夕省览。……妃嫔、宫人皆厚待之。命妇入朝，如家人礼。爱诵《小学》，尝求上表章。上决事或震怒，辄随事微谏。虽上性严，为缓刑，戮者数矣。
    从这段记载上可见，吕雉与马秀英是两个完全不能相比同论的皇后，一个恶毒，一个仁慈；一个不守妇道，搞乱后宫，一个恪守女道，稳定后宫；一个烦神，一个省心。
    在这一点上，刘邦确实是不幸的，而朱元璋则是幸运的。马皇后为他生育了不少儿子，《历代陵寝备考》称，“后生懿文太子、泰王樉、晋王桐、成祖、周王”(注，有史书称马皇后不能生育，朱棣非其亲生)，还为他的政事操心。
    马皇后多次劝朱元璋：“诚如陛下言。妾与陛下起贫贱，至今日，恒恐骄纵起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故欲得贤人，共理天下。”如果不是马皇后，朱元璋还不知要滥杀多少人呢。而刘邦的皇后吕雉呢，则嫉贤妒能，为了坐稳自己的皇后，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朱元璋也深知自己妻子的贤能，在马皇后生病后，朱元璋为她请来了良医，还亲自送饭，亲手喂药，大臣也为她祷祀。《明通鉴》载，马皇后告诉朱元璋：
    “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活人，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罪诸医乎？”
    《国榷》也称：
    后微时，依郭子兴家，事上备极艰苦。每佐征讨大策，补缝行间，虽贵极，谦素不渝。上或谴怒，辄婉辞。朝夕尚食，手剂之，其谨微类此。疾笃，不复饮药。曰：“药无益，徒为医者累”。
    临死时，朱元璋问她有什么话留下，她说，“愿陛下求贤纳才，慎终如始。”洪武十五年，马皇后死了，时年51岁。当时朱元璋是泪如雨下，至死也没有再立一个皇后。
    死后，朱元璋给马皇后很高的荣誉，谥之“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孝陵之名即由此而来。嘉靖十七年，加谥“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明史·后妃传》)。
    朱元璋到底碰过多少女人
    老百姓有言，古代皇帝没有一个不好色的(除了小皇帝啊)，此言有道理。
    虽然朱元璋与马秀英两人之间感情极好，但并不是说朱元璋的后宫生活就不丰富，朱元璋也是男人，是男人就喜欢美女，他性生活同样出色。
    《明会典》称，“太祖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又有史书称是四十六嫔妃。不论到底哪一个数字正确，至少可以证明一点，朱元璋死前碰过的女人不低于40名。
    具体见《国榷》中记载，有昭敬充妃胡氏、成穆贵妃孙氏、淑妃李氏、安妃郑氏、庄清安荣惠妃崔氏、安妃达氏、碽妃、宁妃郭氏、惠妃郭氏、顺妃胡氏、郜氏、韩氏、余氏、杨氏、周氏、贵妃赵氏、贤妃李氏、惠妃刘氏、丽妃万氏，等等。
    朱元璋对女人管理很严，甚至很残酷。一旦发现身边的女人对他不忠，或如刘邦的老婆吕雉那样有“红杏出墙”之嫌，那必死无疑。民间有一种说法，朱棣非马皇后所生，其母亲是碽妃。但生下朱棣后，碽妃便受铁裙之刑惨死。
    “铁裙刑”是中国古代男人惩罚不忠女人的一种酷刑：将铁片做成刑具，形如裙子，逼犯人穿到身上，然后把“裙子”放在火上烘烤。刑具受热，犯人的皮肉如被烙铁烙，其惨状不言而喻，结果可想而知。
    碽妃怀孕不足月便产子，受铁裙之酷刑。
    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早产的女人？原来朱元璋怀疑她与人私通怀孕。当然，朱棣生母之死是一种民间传说，并不真实。但是，从中透露出朱元璋对待不忠女人的态度，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性生活态度决定历史形象
    汉、明两朝的帝王们，在生活上都是很荒淫的，两朝都出了很多风流帝王、荒淫皇帝。如汉武帝“金屋藏娇”、汉成帝“牡丹花下死”、明武帝“豹房纵欲”、明世宗“炼丹恋色”。
    但是，朱元璋虽有众多嫔妃，连政治对手的女人也不放过，却独独没有“荒淫皇帝”的骂名，令人称奇。
    刘邦不同了，同样是开国之君，民间则认为他是一位“流氓皇帝”。这到底为何？对性生活的态度决定历史形象。
    刘邦与朱元璋历史形象的明显区别，也许还与他们各自的生理需要不同有关，不过最终还是各人在对待女色、对待妻子(皇后)态度上的不同所致。
    刘邦一见吕后年老色衰，就拿结发妻子不当妻子了，而独宠戚夫人。朱元璋则不同，虽然马皇后生的是一双大脚，这在过去是很丑的女人，但朱元璋一直视之如贤妻。马皇后病了，他是“朝夕尚食，手剂之”。这种只能在寻常夫妻中才能看到的情形，出现在朱元璋的后宫中，实在是难得啊。
    马皇后在朱元璋的女色消费上，也不是不管不问的，还是有节制的。但马皇后对朱元璋并不采取性控制的手段，让他专宠她一人(事实上也不可能)，而是允许、甚至鼓励朱元璋纳妃子，包括前朝元顺帝的妃子洪吉喇氏(有人称是朱棣生母，后文会说此事)、朝鲜女人李氏、对手陈友谅的小老婆。如果是吕后，这些女人恐怕早给折磨死了。但马皇后却很好地理顺了这么多女人之间的关系，宽厚仁慈，同样难得！
    家有贤妻旺夫啊。对于帝王来说，这道理是一样的。刘邦和朱元璋虽然都出身平民，但在史上留下了不同的评价，我想与两人皇后的优劣不无关系。但归根到底，还是与两人对性生活态度的不同造成的。
    如果刘邦如朱元璋那样，性生活讲点规矩，对老婆善待一点，吕雉的行为或许也会收敛一些的。可能吕雉当年真的就是这样想的——你刘邦能乱搞女人，我为什么不能养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