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姿狱中龙被强照片:英明神武的隋炀帝为何迅速败家亡国？

隋炀帝下扬州
炀帝杨广：渺小英雄
隋炀帝杨广小档案
父亲隋文帝杨坚母亲独孤皇后
兄弟排位嫡2子任数第2任
生存时间公元569年—618年50岁
在位时间公元604年—618年15年
后一任恭帝杨侑(炀帝孙)在位1年
隋朝国祚38年
影响力：★★★★★
历史标签：历史第二败家子、大运河、三征高丽
以一个令历史非常难堪而又有趣的两个二世皇帝作对比。
暴君曾经领衔过统一中国的灭陈行动，也曾经抵御过突厥的入侵；明君也参加过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的统一行动，立下头功。
暴君是以弑父杀兄的形式上台，上台后强占了庶母宣华夫人；明君也是以逼父杀兄弟的形式上台，强娶了弟媳为妾。
暴君非常喜爱文学，曾经广泛收集天下书籍，达到三十七万多卷；明君也喜爱文学特别是历史，常常以史为鉴。
暴君设立了科举制中非常重要的进士科；明君曾经用这种好办法收集网罗人才一并喜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暴君时留下的粮食，过了50年有的地方还没有吃完；明君时的国力却还赶不上。
暴君三攻高丽，损失惨重；明君进攻高丽，也是惨遭失败；暴君在中国九百万户时征讨了吐谷浑，明君在只有三百万户的时期派兵征伐更远的高昌、龟兹。
暴君给后人留下了大运河、东都洛阳，他给后人留的是物质遗产；明君给后人留下了“贞观之治”，他给后人留的是精神遗产，都是惠泽后人。
这些历历在目的东西，从个人抱负和成就上讲，暴君和明君都差不多，正所谓“功业相同”；可为什么历史的赞歌只给了 “千古一帝”的明君李世民，暴君杨广却成为了“二世宝”呢？
无它——“功业相同仁暴异”：明君注重以民为本，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他能名垂千古；而暴君则竭泽而渔，这就是根本性的差别。
隋朝是一个伟大的王朝，却和秦朝一样短命；隋炀帝是一个集伟大和渺小于一身的帝王，和秦始皇类似。这就是历史惊人相似的一幕。
隋朝既然伟大，何以迅速覆亡？
开皇之治：隋文帝的遗产
作为两个同样短命的伟大朝代，一个有趣的巧合是都取江山于周：秦取于姬姓周，隋取于宇文姓周(北周)。而且，在短命的它们之后，都有一个曾经富丽堂皇的长命王朝汉和唐。
作为开国皇帝，历史上没有比隋文帝杨坚取得江山更容易的了，因为他的江山是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的，并且隋文帝在篡位之前并非像曹操、刘裕等那样有大功于朝——他的执政地位是靠祖荫。所以赵翼称：“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
从十四岁开始，杨坚就开始了生死莫测的仕途生涯。作为“西魏八大柱国” 之一的独孤信(同时也是北周明帝宇文毓、唐高祖李渊父亲的岳父)的女婿，杨坚同时荫袭了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北周政权的开国元勋父亲杨忠的门户，使得他一直官运亨通，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到了公元580年，三十九岁的杨坚已爬到了骠骑大将军、大兴郡公的位置，其女杨丽华也成为北周宣帝的皇后，虽然多次内斗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但是历史还是给了他一个扬名立万的千载难逢之机。
公元579年，也就是北周的第二代皇帝宣帝宇文赟(第四任)大成元年二月，才二十岁的宇文赟就因为生怕不能以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荒淫无度中，仅仅当了九个月的皇帝，就不耐太多的事务，把帝位传给了太子宇文阐(周静帝)，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甩手掌柜”太上皇，属于他自己的年号“大成”只用了区区两个月不到。既然宇文赟对不起江山，那么江山也会对不起他。“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当上太上皇的次年，宇文赟就死了，留下了八岁的孤儿宇文阐和寡母朱皇后。
此时杨坚在重臣郑译和刘昉的帮助下，顺利地当上了假黄钺的左大丞相，掌握生杀大权。他又是皇太后之父，在果断地铲除了北周宗室中最有实力的“五王”之后，又镇压了尉迟迥、司马消难等人的兵变。公元581年二月，杨坚以外祖父身份迫使北周静帝禅位，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隋文帝。
隋文帝一上台，不仅按例定国号为隋，改元开皇，还改宇文泰所赐父亲的“普六茹”姓为本姓杨——这昭示着他光大汉魏以来衰微的汉族业绩。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生养息之后，开皇八年(公元588年)，隋文帝发动了渡江灭陈战役。名义上的统帅就是晋王杨广，杨广任兵马大元帅率五十万大军分成八路同时渡江。这时陈后主依然花天酒地，不作防卫，于是前后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灭掉了陈。接着，他又利用长期以来严重威胁中原的突厥发生内讧的机会，分化和重创突厥，还击败了吐谷浑等周边政权，再次实现了全国的大一统。从公元189年董卓进洛阳为乱拉开了三国的序幕，至今已经整整四百年了。其间战火纷飞、血肉横飞的乱世，在带来乱世英雄的同时，也带来了惨重后果！幸好，终于有了一个雄才大略的隋文帝再次统一了中国，这是他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同时他带来了“开皇之治”(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由第一代皇帝亲自缔造的治世，因为经济和文化的恢复和发展需要不短的时间)。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四百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八百九十万户，此时全国人口约五千万，这是唐朝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的，唐太宗直到驾崩全国才有三百八十万户。这种政治的统一，皇帝的英明导致了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
隋文帝时代，兴修了国都大兴城、广通渠(修建大运河的开始)，还重新统一了度量衡、钱币等。他开创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颁布《开皇律》，以及设立义仓等。特别是为外国的公务员制度所借鉴的伟大发明——科举制度，对于打破门阀制度，选拔出身寒门但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促进中国政治的稳定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文治武功，如果是就开创性而言，“天可汗”李世民也难望其项背。
这就是为人非常简朴、几乎只有一个女人的隋文帝的遗产；不仅如此，在建立一个万象更新的新帝国时，他还给隋炀帝留下了一大批文武精英，文如高颖、苏威，武如杨素、韩擒虎、贺若弼、史万岁等。
这是一份何其难得的遗产！简朴勤政的隋文帝并没有秦始皇的残暴，文武双全的隋炀帝也没有秦二世的不学无术，分明是一个“盛唐”般的气象，有谁敢幼稚地认为它也将是又一个短命王朝呢？
用心良苦：杨广上台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有感而发：“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历史的是本朝人物，当然恭维本朝人，年代短了，做历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异朝人物”。
这几乎是对着隋炀帝而说的——因为隋朝的短命，加上这个让人望而畏之的恶谥(“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而这“炀”正是隋炀帝对陈后主的恶谥！隋炀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很低，几乎使得人们忘记了隋炀帝在历史上的大功，而其荒淫的一面倒“彪炳史册”。
英明神武的隋炀帝为何迅速败家亡国？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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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又名英)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文帝除了五个女儿和太子杨勇、晋王杨广外，还有三子秦王杨俊、四子蜀王杨秀、五子汉王杨谅。如果说一世英明二世混账，在堪称一代明君的隋文帝家里，就完全体现出来了。纵使太子杨勇登基，以他的好色和奢侈，隋朝的江山会长久吗？秦王杨俊从小生性仁恕，崇敬佛道，曾经请求去做沙门，但隋文帝不准，长大后他的性格变了，日益奢侈，还四处放高利贷，惹事生非，被文帝免官；他多有姬妾，然而王妃崔氏善妒，便在瓜中下毒，杨俊因此身体不适而亡，过世时对他极度失望的文帝仅哭了数声而已。蜀王杨秀倒是有胆气，容貌瑰美，多武艺，甚为朝臣所敬畏。可后来渐渐奢侈，违犯制度，车马被服，拟于天子，文帝都说他以后将反；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征还京师，文帝见他却不和他说话，差点被斩于市以谢百姓，后废为庶人。至于汉王杨谅，倒不见有什么恶行，可能力实在平庸，根本没有被列入文帝的考虑范围。
隋朝建立后的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二月二十五日，杨广被封为晋王，当时只有十三岁不到，第二天他就当了并州总管，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并州治所是晋阳，这是和突厥经常打交道的地方，人才和物资都十分充裕。杨广虽小，但在第一线总比在后宫历练得多，这其实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此时的太子是大杨广二三岁的大哥杨勇。他们兄弟五人，都是一母独孤皇后所生，文帝夫妻俩因此还十分得意，认为一奶同胞，不会出现手足相残的惨剧，可是历史终究要以血淋淋的史实来回答他们的天真。
按照传统的立嫡立长原则，从隋文帝还是北周宰相的时候，杨勇就被确定为杨家的继承人了。这一法定位置杨勇一直坐到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杨勇的被废，除了自己不争气，也离不开文帝和他奇妒无比的独孤皇后、杨广以及杨素等人的合力；自然，核心的人物是杨广本人。
杨勇不是没有立过功，也曾经深受文帝的信任，杨勇也非常好文。但既然是“白马王子”加文人，自然是风流倜傥，少不了美女，行动难免“风骚”， 和别的女人生下了十个儿子。但与父母之命的正妃——出身北魏皇族的元氏，结婚十几年硬是没有生个儿子，所以当工匠之后云氏所生的儿子杨俨刚刚出生时，文帝一面高兴地说这可是我家的太孙啊，可一面又说生的不是地方，这可见文帝夫妻对云氏身份成见之重。
杨勇当了多年的继承人，自以为地位稳定，日常生活非常奢华，多次被文帝训斥，却本性难移。十分严重的一次是冬至节气，朝廷百官去东宫朝见太子，歌舞之声远传被文帝听到，心怀并不宽广的文帝大发雷霆，专门下诏不准朝官朝贺。这时父子两人的矛盾就公开化了。
杨勇更没有料到杨广咄咄逼人的阴谋，竟然契合了父母的更换之心。杨广有灭陈大功(虽然只是名义上的)，而太子杨勇常常坐镇后方，功业赶不上杨广(李建成和李世民也是这种情况的翻版)，杨广自然不甘雌伏，他以朴素迎合文帝。一次文帝夫妻去晋王府里看到桌上的琴都断了弦，而且落满了灰尘，因此十分欣赏杨广；他又以只有萧妃一个女人来迎合心理有些变态的皇后(有运气的是，杨广和萧妃是非常恩爱的一对)，还以非常隆重的礼节对待皇宫里来的任何一个人(来的均有红包)，这就使得他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陡升，特别是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从烟花扬州回宫省亲时，他和母亲独孤皇后有过一次彻谈，皇后对他发泄了对太子的不满，刚过而立之年的杨广自然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
在心腹张衡、宇文述的指点下，杨广派宇文述专程到老朋友大理少卿(最高法院副院长)杨约的家里喝酒赌博。那天杨约手气奇好，逢赌必赢，可宇文述越输越高兴。杨约很奇怪，宇文述这才把真实目的告诉他，说如果改立杨广就可把“累卵之危”变成“太山之安”。杨约就是宰相杨素的弟弟，他小时候一次爬树不幸摔成了“残疾”，从此非常沉默，埋头学习，颇有智谋，杨素非常信赖他。有了杨约牵线搭桥，担心失去富贵的杨素犹如醍醐灌顶，不仅满口答应，而且还很感谢：“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赖汝启予。”杨约还给他出主意走内宫路线。
于是杨素在一次进宫陪膳的时候探听独孤皇后的口风，说“晋王的孝悌恭俭，很像皇上”。他居然把皇后说得泪流满面，还趁机褒扬晋王杨广为人孝顺，很得人心，同时大说太子的坏话。独孤皇后上了当，引他为知己，甚至“遂遗(杨)素金，使赞上废立”。开皇二十年
(公元600年)四月，突厥达头可汗来犯，杨广和杨素都参加了战斗，当达头可汗听到名将史万岁的大名后吓得落荒而逃，杨广由此再立一功，为自己增添了一个不小的砝码。
当杨勇想力挽狂澜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他只好采用犯禁的巫术，却被弟弟所收买的亲信姬威揭发。当文帝收到揭发材料后，立即从离宫仁寿宫赶回长安。姬威揭发说：“太子找人占卜，说皇帝的忌日是开皇十八年，日子已经不远了。”文帝气得流泪，就把专案组组长定为杨素和杨约，太子到了他们手里，真是羊落虎口。经过十三天的调查，就发现了“谋反”的证据——一颗枯死老槐树制作的引火火燧。尽管杨勇不肯认罪，但依然被文帝以太史令袁充说的天象异常来证明废黜太子的合法性。于是，十月初九废了太子杨勇，杀了太子的一些心腹，甚至杨素还借刀杀人使名将史万岁被杖杀。
十一月初三，晋王杨广被立为太子。此时的天象又是怎样的呢？“天下地震。”如果按照文帝的解释思路，那不是天下倾覆之征吗？杨广如愿以偿当上了太子，可是他依然做得或者说装得更加谦虚，在宣布他为太子的朝会上，他只穿往日的衣服，不让东宫的手下称臣。他的韬光养晦深得文帝赞誉。
自从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离宫仁寿宫建成，文帝每年都要去消夏大约半年。只有杨广当太子那年和仁寿三年(公元603年)独孤皇后去世未去。独孤皇后去世后文帝很空虚，又有了宣华夫人陈氏和容华夫人蔡氏。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因为文帝的放纵，重病而亡。
当隋文帝重病时，一次杨素给在仁寿宫侍疾的杨广秘信被误送到文帝处，文帝十分生气；而杨广又调戏了宣华夫人，被告了御状，文帝这才明白杨广以前的虚伪，大怒说：“独孤(皇后)误我！”马上派大臣柳述和元岩去召杨勇，却被杨素立刻通知了杨广，杨广先下手为强，逮捕了二人，文帝当日也不明不白地死去。其夜，杨广逼奸了宣华夫人。
“大业”：宏大的业绩
皇帝的年号往往可以反映皇帝的心思。“大业”——伟大的事业，这是隋炀帝唯一的年号，从它我们自然可以想象隋炀帝的理想，应该是超越秦皇汉武。
脱缰的野马，往往会报复性地狂奔。一向谦虚谨慎、简朴有礼的晋王一旦变成隋炀帝，就如同“抽刀断水水更流”，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在太子位上，曾经在给亲信的密信里说东宫的生活枯燥无味，处处受到制约，还没有当藩王时自在。可既然现在是天下之主了，就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而且一定要大展宏图——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杨广是个非常有文采的皇帝，结交亦多文人，他的边塞诗、宫体诗在历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只不过今天的教科书除了李煜的诗词几乎不会选亡国之君的诗词，所以今天也就不太知名罢了。
可我们也不要忘了，亡国之君中文人皇帝也非常多：“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魏征言)。如果魏征能寿比彭祖，他的举例还要增添好几个：南唐李煜、宋徽宗。读到此，我们就不能不明白当初为何曹操要选善于伪饰的曹丕而非性情通透的曹植——治国不是做文章，做文章要务虚，而治国必须务实。一旦皇帝有了过多的浪漫诗人气质，对国家而言未必就是福音。
隋炀帝上台，第一要务是稳定来路不正的政权，所以毫不留情地杀了杨勇及其八子，派杨素以少胜多镇压了汉王杨谅之叛，前后只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人心思定，局势渐渐平稳，隋炀帝可以毫无顾忌地尽情施展他的才华了。
本来当时就有他得位不正的言论，隋炀帝后来的作为应该有为自己争口气的想法。既然是“大业”，当然应该有“大手笔”的千秋大业才是。对于这个年号，有人认为“于字离合为大苦末也”，极为不吉利，可终隋炀帝一生，真的干了不少的大事业，可谓“成也大事业，败也大事业”。除了给后世皇帝特别是唐二世作为反面教材的榜样作用，他的正面业绩主要有：营洛阳、开运河、筑长城，这些都集中在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之前。
营造东都洛阳。洛阳自古即名都，但不论时隔多久，总会遭到周期性的毁灭性破坏。隋炀帝为何要再造东都洛阳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吗？对此，《资治通鉴》说：“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 帝深以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阳。”
英明神武的隋炀帝为何迅速败家亡国？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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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仇太翼就是当初曾力谏隋文帝不该再去仁寿宫，否则将有去无回的那个术士。古书里总也少不了这些人的踪影，难道他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洛阳的未来吗？其实不然，这是《资治通鉴》有目的的选择性失明(其目的倒也不坏，是为了正君)，以隋炀帝作为大兴土木而最终亡国败身的坏榜样。从主观上讲，固然不排除有享乐这个原因，但是巩固山东、防止类似汉王的叛乱才是根本原因；从客观上讲，长安居西，临近西北的突厥、吐谷浑等异族，经常受其骚扰，而且随着人口的暴增，粮食供应经常出现问题，隋文帝甚至当过“逐粮天子”率众“就食洛阳”；洛阳居东，更容易控制山东、江南，其有利的地势是历代帝王都青睐它并将之作为首都的根本因素。而且洛阳只是东都，而非首都，实行“两京制”既不空前也不绝后，所以兴建东都并非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综合各方面因素的英明决策，而且他是亲自考察过的：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初，炀帝常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炀帝大悦，遂议都焉。”
于是，在即位沿用的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他就下诏营造东都，次年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十七日，他派尚书令杨素、将作大将宇文恺以及杨达、裴矩等组成“营造委员会”。这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到底用了多长的时间？仅仅十个月！“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可洛阳城却是十个月建成的。即使是在现代化的今天，十个月可能建成吗？这种高效率，难道是因陋就简的“豆腐渣工程”吗？不是的。虽然在一年前的诏书里明明白白写着“务从节俭”，可口是心非是古代皇帝的通病，天才宇文恺可不想错失让自己名垂千古的机会，他私自揣度隋炀帝的心思“心在宏侈”，于是建成后便是“穷极壮丽”了。
新建的洛阳城仿长安城的布局，分郭城、皇城、宫城三大块，其面积是明代西安城的七倍！它最宽的天街达到一百二十一米，长达四公里，它有103个大约一里见方的坊，用于交易的南市就有一百二十行、三千多家商铺，货物堆积如山。此外，仅是用于接待外宾和国内的宾馆就有一百多所，这个新洛阳真的是新气象、新气派！为了洛阳城，他还兴修了四十多处离宫，其中西苑离宫周围数百里，更是富丽堂皇之至。兴建期间，他还有四个月亲在此地，由于他的高度重视，新城算是“保质保量”(但就是不保天下)完成了，他还下令搬迁天下富商到这里，户数急剧增加到了二十多万，至少有一百万人以上。这样洛阳在短短几年内恢复了元气，成为了当时著名的世界大都会。
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新建东都固然是英明决策，可时间如此之短必然劳役异常繁重，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而且这些穷奢极欲的宫殿利用率非常低，隋炀帝经常外巡，这些好东西绝大部分仅是摆设而已。
开凿大运河。“种柳开河为胜游，堤前常使路人愁。”导致许多人死于非命的大运河是使得隋炀帝最有骂名的工程，因为史书上明明白白记载着“诸州役丁苦其捶楚(杖刑)，官人督役，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之)三四”的史实。据考，兴修大运河前后动用了一百万民工，可以算下大概死了多少人，所以在历史上它几乎一直是作为隋炀帝暴政最主要的罪证。可唐代诗人皮日休在他的《汴河怀古》中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就是时人和后人对大运河认识的分歧，一直延续到今天。
隋炀帝兴修大运河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下江南享受？或者为了断江南的王气？有这些因素，但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大运河对江南的开发、对全国交通和经济的发展，对政治和军事的重大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决定营建东都后的第四天，大运河这个超大型的建设项目又开始了。这在今天倒是大好事，可以拉动内需，可在一切都靠肩挑背扛的时代，小民们又没有工资，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有饭吃，有老婆抱(食色，性也)，有谁打扰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必然会受到他们的唾弃。隋炀帝的浩大工程没有一个不是直接触犯小民利益的，所以无一不受到反对。一些大臣也以扰民太甚劝谏，可一心要和秦皇汉武试比高的隋炀帝哪里听得进？
和秦始皇修建长城一样，隋炀帝修建大运河也不是他的首创，其实早在春秋时吴王夫差就已经在进行了(邗沟)，以后又陆续有多次兴修。但是隋炀帝不仅把它们以洛阳为中心连接起来，分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河四部分，还实现了标准化的建设，沟通了五大河流，这个工程是如此的浩大，是前人闻所未闻的，全长达四千多里，宽度规定为四十步，两岸皆筑御道，并种上柳树。其中长达二千里的通济渠和邗沟仅用了171天(全部沟通花费了6年时间)，当时隋炀帝为了下江都时畅通无阻，还令人以一种装着一丈长铁脚的木鹅来测量运河深度，木鹅有不行处就砍所有民工的头。这是一项残酷的法令，却能保证建筑的质量，这就是历史的矛盾处——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牺牲了一代人，却换来了三十六代人的幸福(以25年为一代)。
后来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润州刺史齐瀚开凿了二十五里的伊娄河，为邗沟增加了一个新的入江口，就被大诗人李白捧上了天：“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这根本不能和隋炀帝的业绩相比，隋炀帝却是遗臭万年，令人深思。好人就一切都好吗？坏人就一切都坏吗？
大兴国防工程。隋炀帝时，为了对付不时而来的突厥等少数民族侵犯，在其他大工程还没有收工的时候，又发动了一系列国防工程。他上台的公元604年11月，下诏征发几十万男丁挖“堑道”，即阻挡交通遏制骑兵的壕沟。堑道从黄河东岸的龙门一直绵延几千里到今天的山东。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炀帝巡幸赵、魏长达两年，下令征发河北十几个郡的男丁当“愚公”，大概动用人力约近百万，费时三个月，兴修了到达并州的驰道(古代的高速公路)，这对巩固统一是有利的。
当年和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的七月，炀帝又两次下诏大修长城。隋朝修理长城共有七次，其中隋文帝有五次，隋炀帝有两次。可这两次的工程量却远远超过了前面五次。第一次，“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之)五六。”这两百多里长城是新筑的，仅仅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次年，又发卒二十多万筑长城。这时，有秦皇汉武之志的他意气风发，写出了著名的诗《饮马长城窟行》：“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让天下一切人都匍匐在自己的脚下，这就是他汲汲以求的梦想。唐太宗曾经认为修长城得不偿失，应该恩威并用，采取怀柔政策，有一定道理，但未必全对。谁能保证突厥不侵犯、何时侵犯呢？“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可是隋炀帝失败的直接因素就是好战。
据统计，在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前，隋炀帝在极其短暂的八年里竟然让我们目瞪口呆地兴建了二十二项重大项目，合计征发人力三千零一十二万！——而此时全国的人口才四千六百万！比例高达65　5%，几乎是“全国动员，人人动手”！
我们看到，隋炀帝是个大实干家，远比那些窝在宫里，天天和女人、宦官打交道的亡国之君好得多，他暴风骤雨般地兴建这么多大工程，特点是工程极大，而工期极短；无益当时，后世享受，正如皮日休说的“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这是典型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们是隋炀帝个人虚荣心或者志向(主观愿望)的产物，确实又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客观需要)相符，他并没有违逆历史的潮流，有大功于历史。可他终究被历史的大潮所吞没，正是因其超过了限度地滥用民力。当他制造无比庞大的龙舟(帝国)，以为会风雨无阻时，他怎会想到温柔顺服的水(民)竟然能覆舟呢？尤其是自己还被突厥尊为“圣人可汗”，圣人还会犯错吗？
物极必反
即便是铁人都有疲劳的时候，仅仅这些利国利民(后世的)的工程已经搞得百姓疲惫不堪了，可谁会跟得上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隋炀帝的跳跃式思维呢？如果再加上负面作用为主的一些事情，那天下岂不鼎沸？
偏偏，隋炀帝对自己的子民的感受是毫不在意的，偏执的他只处处以自己为中心，对自己的“大业”是否青史留名感兴趣。这有史为证：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代行太常少卿的礼部侍郎许善心奏请为太祖、高祖各建一座殿，依据周文王、周武王宗庙的标准，与始祖共建立三座殿，其余的人都分室祭祀，按照亲尽庙毁之法祭祀。炀帝却对秘书监说：“如今始祖与文、武王的宗庙都已具备，后世子孙把我又放到什么位置上呢？”六月初十，他下诏为文帝另建宗庙，给自己腾出位置来，但不久之后炀帝忙于巡游之事，宗庙最终没有建成。
英明神武的隋炀帝为何迅速败家亡国？图(4)
2011-09-30 14:58:05 中华网论坛 【大 中 小】
视草民如刍狗的人，必然会被亿万个燃烧的刍狗所焚毁。我们不能简单说隋炀帝的各种宏大事业是对是错，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对错夹杂的。在他的好大喜功的一些“国家形象工程”里，也不乏正面的意义。然而，我们不得不痛斥这些过于奢侈的行为，惋惜他的大业成了大过——这一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瞎折腾”。
北巡西狩。宋代有人说“炀帝是以巡游亡天下。”他说出了一个导致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即耀武扬威、不悯民情。他的一些大工程，很多都有为了他巡游方便而修建的因素。他做了十四年皇帝，而在长安呆的时间仅有一年不到！即便加上在东都、江都等地的时间也不超过十年，其余的时间，都花在了四处巡游。他有八次巡游，除了三下江南，其余五次都是到了北疆和西疆。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十八，他大张旗鼓地进行北巡，这是对突厥启民可汗的回访。此时所带竟然有甲士五十万、马匹十万之多！这哪里是什么演习？这分明是令异族顿生惶恐服拜的军事示威。一路上光是他们的吃喝拉撒睡就得花费多少？就算国力能够承担，可老百姓也无法承担各种役使啊。六月十一，浩浩荡荡的史无前例的“旅游观光团”到了榆林。他在这里接受了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的朝见。出塞后，他还不敢掉以轻心，听从大臣周法尚的话，下令把大军排成方阵，把内宫和百官的家属放在里面，就像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为了显示国威，他下令首席工程专家宇文恺造了一顶可以容纳数千人的大帐篷，七月初七亲自在里面设宴款待启民可汗和各部酋长三千五百人之多，他的分赐让胡人大开眼界，仅启民可汗就获得了二十万匹缎，而他进贡的仅仅是三千匹马。于是大家纷纷进贡，自然所获不小。这时，启民可汗第二次提出了改穿中原服饰的事情，在大家纷纷同意的时候，隋炀帝却以人群有别为由不许。这是突厥对大隋无比的倾慕，可见大隋的国威。八月初九，他又前往启民可汗的大利城，宇文恺又造了两大发明：观风行殿和行城。它们都是组合式的发明，行城周长二千步，以木为架，外蒙彩布，这让懵懂的突厥人以为他们有天神相助，十里之外都要下马磕头。在大利城，宾主尽欢，启民可汗恭恭敬敬地为隋炀帝祝寿，各部头人没有人敢抬头仰视威望如日中天的隋炀帝。隋炀帝依然对他们赏赐异常丰厚，让他们喜出望外。炀帝还乘兴吟诗一首，其中写到：“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在令人陶醉的盛况中，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超过了汉武帝。
可隋炀帝在这里却不意遇上了一个高丽使者。隋炀帝叫他回去劝高丽王归顺，对他说：“明年我将到涿郡，他如果来，会受到和启民可汗一样的待遇；不来，就等着瞧。”——没想到，这句话竟然拖着大隋走向了亡国之路。这一次，隋炀帝快快乐乐地玩乐了五个月，同时，还以诽谤朝政为由杀了反对修建长城的三大名臣高颎、贺若弼、宇文弼。高颎之死最为可惜，可以说，开皇之治许多功劳都要归功于他，特别是他的尽责、胸怀和荐人，杨素、贺若弼、韩擒虎都是他推荐的。有这个当了二十年宰相的人，隋兴；杀了他，隋
紧接着就亡了，他可以说是隋朝兴亡的一个象征。高颎之死可以追踪到灭陈时的“张丽华事件”。当时晋王杨广请高颎手下留情，但高颎却认为：“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妃，今岂可留张丽华？”于是将张丽华处斩。从此杨广恨透了高
颎，埋下了后来杀高颎的种子。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是隋朝兴旺的顶峰。在这重要的一年中，隋炀帝迎来了他的不惑之年，而且他还开始了最重要的巡视大西北的行动。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与铁勒部合约，大败骚扰不已的吐谷浑，吐谷浑被迫投降隋朝，却被隋朝派杨雄和宇文述突袭，几乎占有了吐谷浑全部的土地。大业五年年初，仅仅在京城呆了二十天的隋炀帝又兴致勃勃地出巡了。这次他的目的地是西疆。四月到了陇西，高昌国、吐谷浑、伊吾、党项等先后朝见。五月他在黄河北岸的拔延山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然后一路西行，六月初八到了祁连山下的大斗拔谷(今民乐县扁都口)。这次穿越是众多皇帝里唯一敢于冒风雪过雪山穿峡谷的。其路四十公里，道路至险，许多地方仅容一人通过，加上恶劣的天气，还冻死了不少人。此前两天，他曾经对给事中蔡征说：“古来就有天子巡狩的礼仪，但南朝的皇帝都喜欢涂脂抹粉，坐在深宫不与百姓相见，这是何理？”蔡征就回答说这就是他们早亡的原因。隋炀帝能够看出南朝皇帝与百姓天渊相隔的不足，这是他的高明，而他为了“亲民”却导致“扰民”，却是过犹不及。六月十一日，十万随驾大军到达张掖，结束了对吐谷浑地区的视察，又到了燕支山，宴请来朝见的西域各王。宋朝的《武经总要》说他到达了玉门关，这是中国帝王西行最远的地方。隋炀帝的北巡西狩，当然有着重要的固边意义，还新设了鄯善等四个郡，历史上第一次几乎全部把青海纳入国家版图，他充满自信地实行大赦把开皇以来的政治犯放回，这一年，是隋代户籍人口的巅峰，这时有一百九十个郡，人口四千六百多万，地域和人口都到了顶峰，《资治通鉴》称“隋氏之盛极于此矣！”同时，还派人第三次远航台湾，大隋迎来了最辉煌的时代！
可不祥之兆也来了。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的元旦，本来是要大闹新年的，可是发生了一起事变：几十个乔装打扮成佛徒穿着白衣的人闯入建国门夺取卫兵的武器，虽然很快被镇压而且牵连到一千余家，可依然没有打断隋炀帝的玩性。他把大闹新年改成了正月十五，其盛况堪称空前。为了在跟随他来的西域王公面前显示富有，他下令东市整修一新，进出的人无不衣着鲜丽，连卖菜的小贩都是一律用龙须席铺地。胡客进店，居然不要饭钱，主人还说：“中国富饶，酒食向来不要钱”。弄得这些胡客茫然不已，但有机灵的胡客见他们以缯帛缠树，就问：“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
三下扬州。大概是隋炀帝曾经在江南呆过不少时间，见识了不少江南美景；而且宠爱的萧皇后是后梁(萧梁亡后依附于隋的藩国)公主的缘故，颇有书生风流气质的隋炀帝对江南情有独钟，因此三下扬州，而这又是和大运河的开凿息息相关的。因为他的下扬州，大运河也蒙受了不白之冤，不过，说到下扬州这被人们认为是亡国之举的事情，其实未必一黑到底。除了炫耀的心理，也有如秦始皇巡游全国宣示权威、震慑江南不安分势力的正面作用。当然，“凡事无绝对”，他极其奢华的下扬州，的的确确埋伏了亡国的种子。
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甫一登台，隋炀帝就派王弘开始筹划下扬州事宜。《隋书》里称他所造龙舟、黄龙等舰只数万艘，仅仅只用了四个半月就建成了，(《大业杂记》觉得其离谱，故称五千余艘，如此记载说明正史也不得不令我们带着疑问读)，其中四层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达二百尺，装饰十分豪华。八月十五，隋炀帝从洛阳之西的西苑出发，所带之人有十万之多，甚至“其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随，谓之四道场。”《隋书》称前后相距达二百里，还配备了船夫达八万人之多，甚至还有毫不怜香惜玉，把从江南所选的九千多秀女充作“殿脚女”的传说。路过的各州县，五百里内的地方都要供给美食，吃不完的都丢弃在野外了。别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就是人生的最大梦想了，比起隋炀帝的宏大气魄，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儿科。这一去就用了八个月，到了第二年四月，隋炀帝浩浩荡荡地从陆路回到了东都洛阳并下令大赦天下，免除全国所有的租税，这称得上“皇恩浩荡”了。可他的喜悦还没有结束，就传来了两大噩耗：年仅二十五岁的太子杨昭和尚书令杨素在两天里相继死去！杨昭自小在隋文帝夫妻的抚养下长大，养成了节约的美德和宽厚的心胸。可天不假年，风格和隋炀帝相反的他的去世，似乎天不佑隋。
第二次下扬州是在大业六年三月初二。为了搞好接待，大业五年就大兴土木修了江都离宫。这次的排场较之第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这么宏大的业绩，就是圣人也难免自夸，何况隋炀帝？恰好，正月又有倭国(今日本)遣使进贡。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倭王遣使小野妹子来华，称他为“海西菩萨天子”，但倭王在国书中自称“日出处天子”。一个区区倭王胆敢改变以前称藩的做法自称天子，而且把他称为“日末处天子”，他听后极不高兴，下令以后不要再送这种文书上来——可谁知道，竟然“日末”一语成谶！后来他依然把倭国当作藩国，派去的使者受到隆重欢迎。所以这次倭国的进贡无疑使他的脸面更加有光。在扬州呆了约一年，他自然有许多闲情逸致，可也没有忘记抚慰南方蛮夷、拉拢倭国。他在这里还算十分勤政，下令修了江南运河，接见各国使者，然而终于还是没有看见高丽使者。这是对极盛隋朝的大不敬，更是对面子胜于一切的隋炀帝的大不敬，于是“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炀帝早有征高丽之心，大臣们也忿忿不平，于是下令全国总动员。在进行了一年的准备后，他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二月前往地处前线的涿郡，二十六日下达了亲征高丽的诏书。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役，胜负不是明摆着的吗？
可出人意料的是大隋完败！这就带来了从意气风发到自甘沉沦的隋炀帝的的第三次颓废下扬州，并在此被杀。
英明神武的隋炀帝为何迅速败家亡国？图(5)
2011-09-30 14:58:05 中华网论坛 【大 中 小】
三征高丽。后世唐太宗在取得对突厥的胜利后，曾经大设酒宴庆贺，并亲自跳舞，与太上皇李渊一起同乐——这证明自己比向突厥委曲求全的太上皇强。其实，隋炀帝的东征未必没有这样的涵义——薛道衡，这个后来被妒忌心很强的隋炀帝诛杀时还恨恨地说 “我看你还能作‘空梁落燕泥’这样的诗句吗”的老书生，在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外任时被隋炀帝征召回京。本来隋炀帝对他是有好感的，毕竟隋炀帝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皇帝。可薛道衡犯了大忌，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炀帝上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隋炀帝很不高兴，认为他是赞美先朝而讽刺当今，后来以他为被杀的高颎叫冤为由杀了——父亲隋文帝没有攻下的高丽，我就要打给大家看。
高丽在隋文帝受禅之初进贡很积极，但随着隋的统一，就感到了威胁：高丽的一部分曾经在汉魏时期是汉魏的属地，高丽害怕隋朝征夺故地，且高丽王高元势力渐大，还越隋境攻打改附隋朝的契丹，隋文帝勃然大怒，于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六月，以汉王杨谅为元帅，高颎为长史总领三十万人水陆两路攻打高丽。但是由于准备不足，损失惨重。既然连对歌颂父皇的颂歌都如此不入耳，那么一旦攻下高丽，那岂不是连父皇都比不上自己？这或许是炀帝的私心；再从地缘上讲，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接二连三的攻打高丽，实在是地缘政治的结果，一个有威胁、不听话的强大邻国总是让封建皇帝们如鲠在喉。
第一次攻打高丽是在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初一。永济渠派上了大用场。征发人数总计达一百一十三万多人，号称二百万，甚至把僧尼也强行纳入役使——尊佛是隋炀帝一贯的主张，这可见他决心的可怕。如此兴师动众，却连运输都无法保障，因为劳顿，死者遍地。他拒绝了大臣兵贵神速的正确意见，反而以为自己大兵压境，高丽就得俯首称臣，各军还史无前例地设立了受降使。他甚至在檄文里把兵分十二路的军事机密透露得一清二楚。三月，他来到前线，因怕将领贪功出击，下令各路大军不得擅进，结果自缚手脚。大军攻到了辽东，但敌军并不投降，数月不下，他下令猛攻，却又令有降即纳。眼看就要拿下，敌军诈降，将领们不敢做主，驰奏隋炀帝，待批复回来，敌军又重新布防，“如此再三，帝终不悟。”如此儿戏，隋军焉得不败？水军来护儿先胜后败，汇集于鸭绿江的陆军因被诈降的高丽大臣文德刺探情报，大将军余仲文耻于十万大军无法取胜，觉得无脸见皇帝，决定追击文德，在一天里连胜七场，被敌军诱敌深入，十分疲惫，就同意了文德的假意讲和。但在回军渡过今天的清川江时，被敌军发动突袭，殿后的大将辛世雄战死，其余隋军大溃，一日一夜就跑了四百五十里。渡辽河的三十万大军，竟然最后只剩下两千多人。这样前后约九个月的第一次东征彻底失败，失败的根源就是隋炀帝蠢猪似的盲目自大、自以为是。
虽然遭到惨重的失败，第二次进攻还是马不停蹄地开展了。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才开年的正月初二，他就下令修辽东古城存储军粮，又大招“骁果”(勇士)，有许多中下层的军士应募。虽然有大臣谏阻，但他依然不听劝阻，坚持御驾亲征，于三月十六日离开洛阳到辽东，这次的先锋是上次为隋炀帝断后立功的王仁恭。他以数千人在新城击败了高丽数万人。首战告捷，隋炀帝即下令围攻辽东。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给予将军以自主权，还下令士卒们做了上百万只布口袋，装满土，堆积到城墙下，又令造比城墙还高的八轮楼车，可以居高临下射杀守兵。如此绝杀，高丽按理在劫难逃了——可“天无绝人之路”，礼部尚书杨玄感叛变了！他是隋炀帝曾经恩宠无比也曾经满腹疑虑的杨素之子，参与他的反叛者有不少高官后代。隋炀帝见后院起火，不得不放弃进攻退回博陵(今河北定县)，并改名高阳。杨玄感对隋炀帝的暴政早就有所不满，曾经在炀帝西巡青海过大斗拔谷时就想动手，结果被叔父杨慎所劝；此时见各地造反的越来越多，他就趁机起兵。隋军樊子盖、屈突通都是名将，马上前来镇压。杨玄感是个志大才疏的人，没有听从李密进军关中动摇隋朝根基的上策，从六月初三起事到八月初一失败，仅仅两个月。但这对隋朝的政局影响极大，心理受到严重打击的隋炀帝更加不信任大臣，各地的叛兵渐成燎原之势。
并不甘心失败的隋炀帝在天下人尤其是随驾的胡人面前大大的丢失了面子，不顾国内的动荡，绞尽脑汁都要挣回来。大业十年(公元614年)二月二十三日，他颁布了第三次亲征辽东的诏书。水军在来护儿的率领下，击败高丽军，高丽因为连年战争和灾害，不得不交出二攻高丽中叛隋的斛斯政(与杨玄感有关联的隋前兵部侍郎，时缺兵部尚书，是第一把手)换取讲和退军。无可奈何之下，隋炀帝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回到长安。
三征高丽，损失惨重，无功而返，这大大地打击了隋炀帝的自信心。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之后，他就经常睡不着觉，常常惊醒大叫有贼，后来甚至发展到需要宫女的摇扶才能入睡。而最让他睡不安席的是“李氏当有天下”的谶语。为此还杀了自己的外甥女婿李敏和其十叔李浑。
就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八月十五，在太原郡汾阳宫避暑了三个多月的隋炀帝又决定去北部边境巡游。他先通知了东突厥的始毕可汗，他是义成公主(隋文帝以宗室女嫁于始毕之父启民可汗，后始毕再娶)之夫。隋军不曾防备，不料十万骑兵竟来劫驾，隋炀帝只得退到雁门，而突厥又有几十万骑兵直入雁门。箭头都射到隋炀帝脚下了。各地勤王的军队急速而来，其中最先到达的屯卫将军云定兴部下有一个叫李世民的，还有一个叫王世充的，他们后来各自又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精彩的一幕。始毕可汗见势不妙，而义成公主收到隋炀帝的告急信后对始毕谎说北边有警，始毕撤围，隋炀帝才得以幸免于难。
好头谁斫？绝望主人
时局的恶化，希望的破灭，让隋炀帝变得似乎颇有路易十四“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破罐子破摔意味。但这并没有让他失去享乐的兴致。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二月，炀帝又下令在毗陵(今常州)仿照洛阳西苑修了一座大的宫苑，动用民夫数万人。
此时的隋炀帝，已经是“借酒浇愁愁更愁”了。七月初十，只用了十个月就新造好的龙舟数千艘，带着隋炀帝第三次到了江都。临走前，他写下诗歌：“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高官们早就缄口了，只有几个芝麻官不知好歹出来劝谏，结果都被杖杀或砍头。是否有盗贼，局势如何，灰心丧气的他是完全不管了，他的“鸵鸟政策”和秦二世亡国前一模一样。
自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因为黄河大水，引发王薄在长白山起义以来，各地的起义层出不穷，达一百二十八处之多，尤以翟让和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军最为强大。一些隋朝的实力派也趁机浑水摸鱼，如太原留守李渊，他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在太原起兵，十一月就攻下了首都长安，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其十三岁的孙子杨侑为帝(恭帝)，把握了朝政。这一招是“黑虎掏心”，等于把隋炀帝的合法性去除了。
信佛的隋炀帝面对生死，似乎早就置之度外了。一次他照镜子，对萧皇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萧皇后惊问其故，他无可奈何的笑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隋炀帝对宇文述可谓恩宠无比，可谁会想到要他老命的竟然是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呢？这两兄弟都是飞鹰走狗之徒，原没有被隋炀帝使用，此时因宇文述之死才起用，而且赋予兵权。他们不思报恩，反在虎贲中郎将司马德戡策划下，利用隋炀帝四面楚歌的窘境谋反，甚至不避人耳目。当有宫人速报隋炀帝时，无可救药的他竟然掩耳盗铃般地杀了宫人。
叛变隋炀帝的其实都是非常受宠的人，所以进行得非常顺利。当隋炀帝被擒获时，他还摆着皇帝的架子，说：“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不许，被缢杀。当初，他自知必及于难，常随身带着毒药，身临死地，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到毒药，连死都不得自主。
至此，曾经创造辉煌的隋朝正式烟消云散了。隋朝并没有外戚、宦官、藩镇、权臣为乱，天灾、饥贫并不算多，纵然只是一个中平的皇帝，都不太可能这样亡国，而隋朝偏偏就亡了，这完全是“人祸”的缘故。我们探究隋朝的速亡，其根源就在于隋炀帝的“瞎折腾”，无节制地滥用民力。隋炀帝所干的许多事情是有利于后世的，说利国利(后代的)民也不为过，可他终究当了暴君，“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乃盛治宫室，穷极侈靡，”成了一个反面教材，根源就在于其志大才疏，他的生命有限，而征服的欲望无穷，民力、民心早就被透支了，哪怕隋朝曾经再富强，但国富民弱的现实导致只有离心力，毫无凝聚力。如果他稍微能够体悯一些小民，大隋焉会如此短命？
魏征称：“自肇有书契以迄于今，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的确，说起并非弱智的隋炀帝的败家之快，史上罕见。
隋炀帝
唐·周昙
拒谏劳兵作祸基，穷奢极武向戎夷。
兆人疲弊不堪命，天下嗷嗷新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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