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怡 胡定欣 白眼:美国人：开拓历程·1-5

五 清教徒如何抵制乌托邦理想的诱惑

新英格兰清教徒的思想基础实在比任何人都接近乌托邦理想。他们的《圣经》中有“美好社会”的蓝图，他们历尽艰辛来到北美洲，心然相信在人间这块地方能够建设“天国”。鉴于这些情况，他们的社会观念中乌托邦成分如此之少倒是很不简单的。对此，可有儿种解释。首先，英国法律有着强有力的影响，而且能促使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移民们相信的是实际利益，诸如保持殖民地宪章、维护他们的地契，而且在感情上也倾向以英国法律为他们法律制度的基础。其次是，加尔文主义的核心乃是悲观主义、疾恶如仇，因此，它是不赞成空想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在未开化的地方生活是前所未有的经历，也是没有保障的，所以那里的人们更愿意遵循熟悉的制度；而且他们还进一步发现上帝的法律同英国法律的一致性（因而同新英格兰法律理所当然也是一致的）。

他们在宗教上独特的正教信仰也培育了他们务实的非乌托邦思想。他们的政治思想界并不研究“美好社会”的定义，正是因为《圣经》早已对“天国”作了详细剖析。此外，《圣经》也是叙事性的而不是思考性的著作；他们的思想充其量不过是符合习惯法的乌托邦主义，亦即从实际情况类推出来的乌托邦主义，而不是从信条、原则和概念出发的。

也许因为清教徒已经解决了基本理论问题，所以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对付人的问题和其它实际问题。说来也奇怪，这些问题正是以后不断使美国政治思想界烦恼的问题。他们更关心的不是如何实现社会的目标，而是如何组织社会；不是如何使社会搞得更好，而是如何使社会更有效率，如何确保社会领导音的诚实和自制，以及如何防止政府变得暴虐。

新英格兰清教徒操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选择领导人和代表。最初，使清教徒与众不同（也使他们遭受莱克福德等人攻击）的是他们严格遵守教会成员资格的标准，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未皈依者成为教会成员，这些人也许有可能爬上教会的领导人的位置。他们对教会的概念是：教会在其有限的范围内是一种教徒的自治组织——教会内可以下发主教，因为每个教会的“成员”部能自己管理自己。新英格兰早期的许多大辩论主要都是关于谁适宜做治理者和如何选择治理者。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早期政治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叙述对此问题不同见解的历史。地方长宫和代表们是什么关系？每个城镇应有多少名代表？他们的许多次布道，甚至他们的“理论性”文章讲的都是这个题目。

清教徒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政治权力的正确范围。关于这个问题，约翰·科顿讲得最清楚：“因此，最恰当的办法是，地方长官、教会和社会的负责人部决不能滥用职权。以免有损于自己和人民。授予他们过分的权力必将使授与者和接受者都遭殃：因为人心部有，一个弱点，除非上帝制止，有时总会走极端。冒险走极端是不行的，因此有必要限制世上一切权力......”清教徒早期的法律汇编表明他们对限制权力问题的关注。第一部马萨诸塞法律汇编（一六四一年）的名称为《自由权法》，这是很说明问题的，该汇编用社会不同成员的“自由权”来阐述整个法律制度。这部汇编一开头是对《大宪章》的解释，接着是司法程序的范围，然后是阐述自由的男人、妇女、儿童、外国人的“自由权”，还包括“野蛮人”的“自由权”。甚至关于死罪的法律也以“自由权”的形式出现，而教会组织则被说成是“主耶稣基督授予教会的由自权”。这第一部《自由权法》的前言本来就是很了不起的，更何况它是产生于北美洲未开化的地方：充分保证每个人按其地位和身分享有仁慈博爱、文明礼仪和基督教教义所要求的豁免和特权等等的自由权，而不受责难，不受侵犯：这一向是、也将永远是教会和各居民集团安宁和稳定的因素。而否认或剥夺这些权利则会导致动乱，甚至同归于尽。

清教徒操心的第三个大问题是：怎样才有利于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联邦组织？中央和地方机构的权力应如何分配？教会自治主义本身就是试图用一种具体的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即要寻找某种方式使各个教会彼此能“自由地成为同路人”，而不强制要求各教会或教会会徒相信某些教条，或事先规定他们要服从某一中央机构的决定。前面所述两个问题以外的一些实际课题都属于这一类。当欣汉姆地方的居民选择其民兵队长时，殖民地议会对此有何权力？这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欣汉姆镇有一个居民“声称如果他不能自己选择民兵军官，他将以利剑自刎。”又如，中央政府有无权力召开宗教会议？各城镇的代表们（当他们辩论联合的性质时——它预示着美国独立革命和南北战争时期所将面临的种种问题）都愿意考虑由中央政府邀请各城镇派代表参加，而反对中央政府强迫命令。

　　新英格兰生活的各方面——传统、神学以及“新大陆”上遇到的各种问题——都促使新英格兰人关注诸如此类的实际问题。人们会欣然赞同莱克福德勉强说出的一句赞美的话：“甚至比他们聪明的人，来到这蛮荒之地建立同英国现有政府不同的新政府时，都有可能比他们搞得糟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