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号器:美国人：开拓历程·5-4

二十七 重视博物学

在那个时代，美国人要想发现什么东西既不需要什么胆量，也不需要什么想象力。在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英国，每一新事物或新经验的取得都要花费气力，需要才干或胆识。然而在美国却不然。在这里，崭新事物似乎硬是层出不穷地显现在人们的眼前，即使那些最漫不经心、最不敏锐的人也都会看到。

然而，美国人轻易相信只要敏锐地观察世界，并生活在其间，就会得到新知识，这难道能怪他们吗？他们为什么竟不象亚洲或欧洲同时代人那样愿意通过冥思苦想和埋头研究来寻求知识呢？正如夏特吕侯爵在一七八二年所说：科学越是接近于完善，新发现的可能性也越少。但是，美国在学术领域里的条件和我们所注地方的条件一样，也是很优越的。她的帝国疆域广大，天地辽阔，从伯诺斯考特到萨凡纳，从湖泊到海洋，有什么东西不能看到？在博物学和天文学两方面，美国得天独厚，而至少在博物学方面是大有发展余地的。

美国人对知识作出的最有价值、而且当然也最具美国特色的贡献之一，是他们对日常生活经历和实况的记录。这就是博物学。

在十七世纪后期的英国，罗伯特·博伊尔、艾萨克·牛顿爵士和盛极一时的皇家学会中的其他一些人发现了许多物理学定律。但是，这种知识的增进，决非仅仅是提供一星半点的新资料，而是一种高度的概括。在北美殖民时期，英国的种种轰动于世的发现正是在这一领域。当然，自然科学也要靠经验和观察来证实，但是，在基调、重点、甚至目标方面，自然科学是不同于博物学的，博物学是新大陆的前景灿烂的领域。

博物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显示着殖民时期新大陆和旧大陆知识概念的不同。若把十八世纪的美国人和欧洲人简单地称作“科学家”或“启蒙运动的产物”，就会掩盖了最有意义的东西。至少有两大特征使得自然科学领域不同于殖民时期美国“科学家”最为活跃和成就最为卓著的领域。第一，自然科学家一旦掌握经验就必定随时用理论加以总结；与此相反的是，人们对博物学的贡献则往往只是把注意到的各种各样的事物记录下来。如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博恩博物学》、查理·达尔文的《比格尔号旅行考察日记》以及殖民时期美国的博物学经典著作彼得·卡尔姆的《游记》、马克·凯茨比的《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博物志》和杰斐逊的《弗吉尼亚札记》就属此类。这种笔记对物理学家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第二，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对日常生活的内容和分门别类是不进行研究的。他们谈论热力学函数熵，谈论地球引力，谈论化学物质，谈论氢、氧等等。这与博物学家相反，博物学家总是和人民大众的词汇相贴近，他们谈论的是水、土地、雨和空气。

在美国殖民时期的科学史上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在博物学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在自然科学方面却没有多少划时代的贡献。人们常常把美国人学术思想的这种特征指为不成熟的表现。这种不成熟是殖民地生活、美国远离历史悠久的学术中心、美国人缺少空闲时间和书籍，以及急于在一个新的国家定居等因素使得美国无能为力所造成的后果。但是，这样一种解释却使我们看不到美国文化的某些持续的特征，因为美国人对科学的特殊倾向，早在殖民时期就已产生了。一七八二年三月九日查尔斯·汤姆森给杰斐逊写信说，“这个国家对哲学观点是开放的，这是一个广泛、丰富和未经探索的领域。那里有大量的植物和草木，也有丰富的矿藏，对于它的好处和用处，我们是完全陌生的。”

在新大陆收集的有关新大陆的知识不可避免地是零星杂乱的。人们总是有见必录，首先遇到什么便马上记下什么。至于他们能看到什么东西，这就得靠旅行者的运气和时运了，约翰·乔斯林兴致勃勃地讲述他一六三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在新英格兰所见所闻的种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一头幼狮（不久以前）在皮斯卡塔威被一个印第安人杀死的故事；一条象缆索一样盘卷在安恩角一块岩石上的海蛇的故事：驶经这里的一艘船上有英国人和两名印第安人，英国人本想把海蛇打死，但是印第安人劝阻他们说，这条蛇要是一下子打不死，他们大家的命都有送掉的危险……；他在卡斯科湾看到的一个特里顿式的海神或人鱼的故事……海神的双手扒在小独木船的边上，米蒂恩先生用斧子砍断了其中的一只，那手竟完完全全与人的手一模一样，于是海神便沉下海去，只见鲜红的血把水染红，而海神从此再也不见踪影。”难怪乔斯林感慨地说，“人世间所能看到的稀奇古怪的事比在伦敦和斯但斯之间所能看到的要多得多！”

在读了乔斯林和其他富有洞察力的旅行家的记述之后，人们怎能再相信“描述性”地记述的知识会束缚想象力呢？即使弗朗西斯·希金森的《新英格兰的种植园》（一六三O年）这类早期的宣传性小册子中，也载有大量有关各类女神的故事。这本小册子描述了上帝如何在美洲安排了大地、水、空气和火，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最大的便利。威廉·伍德的《新英格兰前景》一书（一六三四年）用诗的形式杂乱无章地列举道：

王者般的狮子和四肢粗壮的大熊，

长腿的糜和敏捷的鹿，

利刺迸射的豪猪和浣熊

藏身千古树的空心之中，

蹦蹦跳跳的松鼠、白兔和半瞎的野兔

也躲在同一城堡中。

生怕用泥土筑成的壁垒抵挡不住

红眼睛雪貂和狡猾狐狸的袭击

而被它们吃掉。

狰狞凶狠的雪豹和贪婪嗥叫的狼，

已饥肠辘辘，嘴张得象海口。

黑得油光发亮的水獭和厚毛的河狸，

麝猫臭气四溢，麝鼠芳香长留。

一个世纪以后，又出现了威廉·伯德所著的《分界线的历史》（一七二八年）一书，大量记述和描写新大陆光怪陆离、稀奇古怪的事物。杰斐逊的作品除了《独立宣言》以外，还有最重要的文学名著《弗吉尼亚札记》（一七八四年），这是一本有关矿物、植物、动物、风俗习惯和人的资料大全。

所有这些所巴所闻的记载如潮水般地从美国涌出，引起留在家乡的英国人浓厚的兴趣，这是新大陆新知识的主流。美国人创造了真正的美国式知识概念。今天，读者仍然可买到马克·凯茨比的《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博物志》（一七三一～一七四三年）、约翰·巴特拉姆和威廉·巴特拉姆合著的作品、亚历山大·威尔逊的《美国鸟类学》（一八O八～一八一四年），或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随笔。阅读这些著作迄今仍是一种享受，并能得到教益。大部分博物学作品的作者，甚至明显地“系统”描写花、树、鸟、兽的作者，所写的内容全都是常人眼界之内的事物。除了偶尔出现的拉丁文学名或学术上的引证之外，他们的作品是所有有眼睛、有耳朵和具有某种好奇心的人部能读得下去的。绘画也象二十世纪的画报一样，在莱种程度上能广泛地为人们所理解。写这种游记或博物学书籍不需要什么理论素养，也不靠抽象的定义或一套哲理和论据。它们是发现者随遇而记、信笔而写的“事实”的仓库，其中材料并无单一的主题，没有非如此不可的组织顺序，也不必遵循从定义、依据到结论循序而进的格局。因此，这些书和牛顿的作品《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类的“阐释性”科学经典著作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美国能够理解牛顿的学说，并能亲自对物理学作出贡献的人固然寥寥无几，但是，凡是生性敏锐的美国人都可能通过对一种植物或鹿的某种习性，或对印第安人一种风俗习惯的观察而为丰富博物学的内容作出贡献，这在美国是不乏其人的。

人们常常告诉我们，唯有“统一的”知识系统才能使社会具有内涵并成为一个统一体；如果人类由一个庞大而统括一切的思想体系统一起来的话，他们才有更强的分享价值和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意识；由于某种原因，明确有力和自成体系的哲学思想可能提供这样一种共有观念的体系。当然，现成的例子是在中世纪时期，象托马斯·阿奎那和邓斯·司各脱这样的神学家，建立了思辨哲学的丰碑。人们说，更统一的哲学会产生更统一的社会；如果我们美国人掌握了这种系统而“统一的”思想，我们的世界就会成为一个更美好和更有意义的世界。这种说法已经成为老生常谈，而没有人再去深究了。

然而，难道真是这样吗？以往，观念领域只有教士阶级或统治阶级才可涉足，在这样的社会里，或许情况可能如此。但是，在现代社会里，人们部具有一定文化水准，并且预期大多数人民都可以理解社会的目标，难道情况仍然如此吗？人们不可能仅仅用一些概念就把这样一个社会统一起来，不管这些概念多么完善和情湛，也不管某些哲学家或神学家认为这些概念多么生动有力。亨利·亚当斯在《蒙·圣米歇尔和沙特尔》（一九O五年）一书中曾说，“试图在多重性和一致性裂隙之间架设桥梁的想法是哲学、宗教和科学的最古老的问题，但是，所有桥梁中最脆弱的桥梁就是人的观念，除非在某处，在这观念之内或观念之外蕴藏着一种不属于个体的能量：而在这种情况下，老问题便立即再度出现——这种能量是什么呢？”如果说，一个社会可以或者应该由某种完整的哲学体系——无论是一种神学大全、一种加尔文主义的教义，或马克思的《资本论》——“统一起来”，那就是自己承认信奉一种贵族式的知识概念：让少数权贵和名流去了解理论和社会的价值，他们会代替其他所有人承担了解和保护的任务。

当生活这样地从一种哲学体系中汲取其观念时，当哲学变成统一知识的手段时，知识本身便成了一种独占的东西。要了解一个体系，人们必须追根溯源；必须了解它产生的前提（而这些前提往往是用学术语言或外国语写的）；还必须从定义、定理和主张逐步引向推理和结论。

但是，新大陆的新知识却源自美国生活实际，完全基于客观事实，并且内容多种多样、五花八门。所以，掌握这种新知识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基本训练，海阔天空任你腾跃。新大陆的知识——它的气候、地理、植物、动物、野人和疾病——向一切人部开放。在一棵树的树皮上横七竖八地刻记着：“丹尼尔·布恩在此杀死大熊一只”，或者偶而地报道一条河流的河道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博物学的鳞鳞爪爪的材料。美国人不需要用明确的理论或准确的定义和主张作为前提，他们总是从随机巧遇的第一个新奇事物开始着手，如果说，“知识”是五花八门的话，那么，人们也就可以从随时得到的经验材料中增进知识。他们可以成为“自己栽培自己”的人，因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可以从头开始。约翰·巴特拉姆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具有这种学问的人的典范。这样的人颇多，他们不断丰富自己的经验从而成为美国型学问家的典范。来自博物学的知识概念，非常适合于一个不断变动的社会。它的道路不只经由学术研究院、修道院或大学向前伸展，而是通向四面八方，为所有的人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