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风云传前传芙蓉坊:“六个墨水瓶”背后的沙皇专政

那时的俄国并不仅仅有黑暗的监狱，更有“这种驱散黑云的普遍湿润和新鲜的空气，这种吹遍整个社会的自由之风——是决定性的！”

《六个“墨水瓶”》的故事取材于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列宁回忆录》，同样的故事还见于高尔基回忆列宁的文章。这篇小学课文在无意中透露出许多沙皇俄国末期政治犯人的囚禁生活细节——即使是在监狱中，作为政治犯的列宁，生活的似乎也并不算太坏，至少可以自由地阅读大量书籍、写作。在饮食方面，也可以得到定量的面包和牛奶。

实际上，列宁被囚禁的时代，正是沙皇俄国对待政治犯最为宽松的时期。作家索尔仁尼琴曾将俄国的监狱制度比喻成维护政权的牛角，它的尖端，也即它最锋利，最残酷的时代，是19世纪70和80年代。而越向后，监狱管理越宽松，囚犯待遇越好。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只牛角“渐渐地变圆了、变秃了，朝着基部越缩越短，直到变得一点也不像一只犄角，只剩下一个毛茸茸的底座

儿”。也就是说，相比于它最残酷的时期，此时的监狱几乎成为一种摆设。

在狱中

1895年12月8日，列宁因“煽动”工人罢工被沙皇警察逮捕入狱，由此开始了14个月的监狱生活。

根据高尔基所写的《回忆录》，列宁住的牢房是一个单间，这是一间半明半暗的小草房，房间中只有三样东西：铁床、桌子和方凳。尽管屋内陈设非常简陋，但对于一个致力于推翻政府的犯人来说，获得这样的条件并不容易。据俄国监狱管理总局统计，1900年前后，俄国共有监狱892个，监狱超员现象十分严重，单人囚房仅占7。2%~7。5%，在监狱房间如此拥挤的状况下，大约只有政治犯和特殊重要人物才有资格获得单间。在监狱严重超员，拥挤不堪的情况下，管理宽松的单间监狱成为一种难得的待遇。

实际上，在沙俄时代末期，政治犯的地位一直较其他犯人高。索尔仁尼琴曾提到，不少政治犯在被审讯时受到相当的尊重，如果被审讯人认为所提的问题不适当或涉及了个人隐私，宪兵军官就当即把问题撤回。在审讯时，宪兵们尊称对方“您”。曾在沙皇时期进过牢狱的老政治犯泽林斯基回忆说，“沙皇的侦查官跟我说话，连称呼‘你’都不敢！”

列宁在狱中的伙食也不错，有面包还有肉，他还可以按自己口味付钱去购买午饭，有牛奶和矿泉水，家里还可以每周送三次菜。列宁出狱后，克鲁普斯卡娅已经被捕入狱，但她的母亲见到了刚出狱的列宁，“他在监狱里竟发胖了，而且还非常愉快。”

据索尔仁尼琴记载，在沙皇末期，即使是条件最为艰苦的阿卡图依苦役监狱，犯人们在不劳动的日子，也能发给1公斤面包和130克肉类。劳动的日子发1。2公斤面包和200克肉类。不少囚犯居然将成桶吃不完的菜汤和麦粥倒给看守员喂猪。

沙皇时期的政治犯B·费格涅尔被关押在施吕瑟尔堡监狱，在她的回忆录中，她记得刚进监狱的前几年，待遇并不好，牢房昏暗，每天只通风四十分钟，也不让借阅学术书籍，吃的是清水菜汤和稀粥。而到了后来，白面包有了，每天还将糖茶水送到手上，有钱可以买东西，抽烟也不再禁止。凭借书证可以从圣

彼得堡图书馆借书看。在狱中，她们向看守要了不少土地，种植的花卉和蔬菜有四百五十个品种。

1902年，狱吏拒绝为费格涅尔送申诉书，她为此撕下了狱吏的肩章！而赶来的军事侦查员在费格涅尔面前为无知的狱吏百般地表示歉意！

把监牢变成“学校”

事实上，监禁制度在俄国的历史并不悠久，16世纪才开始出现最初的监狱，其职能不过是临时拘禁案件调查中的犯人。直到1649年才将监禁作为40种犯罪的补充刑罚。一开始，政府并不关心监禁制度的发展，没有专门的监狱，经常由寺院、国家机关和一些小型建筑的地下室来充当。政府不负担监狱的费用，囚犯的生活完全依赖父母、主人或原告的供养。

18世纪60年代，叶卡捷琳娜二世企图建立正常的监禁制度。从1785年起，国家开始系统地从国家预算中拨出专款供养囚犯。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叶卡捷琳娜二世规定的国家拨款远远不能满足供养犯人的需要。每个犯人一天4戈比伙食费根本吃不饱。

这种状况到19世纪中期之前都没有太多改善。1849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投入鄂木斯克苦役监狱。他通过《死屋手记》详细描绘了这里的情况：院内有两排长长的破旧不堪的木屋，关押着250个犯人。每间牢房里挤着30来个犯人，一律睡只有枕头的光板统铺，犯人盖的是自己穿的短皮袄，双脚露在外面，冻得发抖；冬天房间四面透风，仅有几块木柴生一只炉子，根本没有热气，可呛人的煤烟却让人受不了；傍晚放工后，喧哗声、镣铐声和各种污言秽语响成一片，让人不得安静；晚上牢房的门上锁，过道上的公用马桶散发出阵阵恶臭，令人窒息；到处是跳蚤、臭虫和蟑螂，地板脏得蒙上了厚厚一层污泥，黏黏呼呼的……

而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由于社会舆论和自由主义媒体的猛烈抨击，监狱制度开始有所改善。1879年，俄国成立监狱管理总局，监狱管理逐渐走上规范化的轨道。此后，犯人的饮食、卫生、文化和医疗服务都在不断完善。据俄国监狱管理总局的统计，1900～1910年，67%的监狱有自己的医院，其他监狱与自由居民共用医院；犯人的死亡率从1881~1885年的40‰～42‰降为1901～1906年的18‰～19‰；最显著的进步是犯人参加劳动（此时的劳动与过去的苦役不同，不是强制劳动，犯人劳动报酬的31%归自己所有）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犯人的劳动率在1879～1913年提高了一倍；20世纪初，14%的监狱有学校，39%的监狱有图书馆，28%的监狱举行报告会和座谈会。而实行公共监禁的监狱，监督制度并不严厉，每年有1500～2500名犯人逃跑，只有一半被抓获。

列宁入狱后，也没有被狱警驱赶着从事强制劳动。他可以整天地读书，也可以写“公开的信”。在监狱中，读书是被允许的，条件稍好的监狱设有图书馆。除了图书馆的藏书，犯人们还可以接受亲友们送来的图书，克鲁普斯卡娅便以列宁“未婚妻”的名义，给他输送写作急需的参考书。她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时可以给拘留所的犯人尽量送书籍，那里对书的检查是相当马虎的。”监狱的宽松环境，给列宁研究俄国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

在14个月的监狱生活中，列宁做好了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准备工作。从监狱里出来后，列宁不无遗憾地开玩笑说：“可惜从监狱里出来得早了点，能再住一些日子把书写完就好了，在西伯利亚是不容易得到参考书的。”

流放岁月

1897年2月，列宁结束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他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三年。当最终被安置在舒申斯克村时，列宁写信告诉母亲“这个村子不坏”。

列宁在一家农民的小木房里租了一间屋子住下。在这里，他的生活惬意而自由：可以到离舒申斯克很远的地方去打猎，到叶尼塞河里游泳。他还同其他被流放的革命者互相通信，互相拜访。在流放中，列宁可常常收到大量的邮件和国内外定期出版的书刊。总之，除了不能离开这块广袤的流放地，列宁的生活是非常自由的。

1898年，克鲁普斯卡娅被沙皇政权判处流放到乌法三年。她说自己是列宁的“未婚妻”，要求到列宁流放所在地——米努辛斯克县舒申斯克村去，这一请求很快就被批准了。

1898年5月，克鲁普斯卡娅带着自己的母亲来到列宁居住的舒申斯克村。到达时天已黄昏，列宁打猎去了，母女俩被带到了列宁住的屋子里。克鲁普斯卡娅目睹了列宁的小屋：“地版上铺着花花绿绿的自制的毛毯，墙壁粉刷得干干净净，并且还点缀着银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住的房间虽然不大，但也非常干净。”

克鲁普斯卡娅发现舒申斯克村的东西贱得惊人。列宁用他的“薪水”——政府发给流放犯的八卢布的津贴，就可以租到一间干净的屋子，有饭吃，有人洗补衬衣，“这还认为花钱多了呢。”不仅如此，房东齐良诺夫还“一星期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杀一只羊，天天给他吃，直到吃完为止；羊肉吃完之后，就买牛肉，女佣人在院子里的给牲口拌草料的木槽里切了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作肉饼，牛肉也要吃一个星期。牛奶和奶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的狗都可以尽量吃。”

这样廉价的生活居然被列宁一家被视作是奢侈的。没过多久，列宁一家就用四个卢布租了半幢带菜园的房子。在新居里，他们建起了俄罗斯式的炉子。菜园里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黄瓜、胡萝卜、甜菜、南瓜……，还把院子改成了一个小花园。几个月后，来了一个十三岁的女助手——巴莎，实际上就是一个小保姆。

列宁在流放地时，每到星期日就去给群众做法律顾问。克鲁普斯卡娅写道：“老实说，作为一个流放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没有权利从事律师事务的，但是当时是米努辛斯克县的自由时期。实际上任何的监视也没有。”

克鲁普斯卡娅在书中这样评价当年的流放生活：“总之，流放时期还过得不坏。这是一个严肃的学习时期。”

1900年2月，列宁流放期满后就回到了俄国（欧洲部分）。

这一年夏天，托洛茨基也踏上了前往西伯利亚的流放之旅。队伍沿着勒拿河顺流而下，经过三个星期的航行，到达托洛茨基的流放地乌斯季——库特村。

乌斯季——库特村不仅自然风光很美，更为难得的是流放中获得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在这里，老民粹派是流放地的贵族，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一支特殊的力量，而一些识字不多的罢工工人也来到了这里。不同派别的革命者汇聚一堂，使这个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成为一个思想交流与碰撞的富矿。在勒拿河的宽阔水道上，托洛茨基认识了捷尔任斯基（契卡——克格勃前身创始人）、乌里茨基（1918年任彼得堡“契卡”领导人，曾努力争取到了废除死刑的决定，但旋即被一位社会革命党人枪杀）等革命家。由于通讯相对自由，托洛茨基开始为伊尔库茨克的《东方评论报》撰稿，并成为一个作家。

谈到为什么在沙皇统治的后期，监狱制度会出现如此宽松的情况。费格涅尔在回忆录里认为，这与个别监狱司令官的人道精神有关，还有的是因为犯人们与宪兵和看管者混熟了。此外，囚犯们的“坚强、尊严和举止适当”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但索尔仁尼琴则认为这是一种“时代的空气”，“这种驱散黑云的普遍湿润和新鲜的空气，这种吹遍整个社会的自由之风——是决定性的！”

“沙皇监狱制度的动摇和削弱当然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由于整个社会与革命者们一起对它尽力动摇和嘲笑的结果。沙皇制度不是在二月的街头枪战中而是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彻底输掉：那时富家子弟把坐牢视为光荣，而军官们（甚至近卫军的）认为与宪兵握手是一种耻辱。随着监狱制度的削弱，日益明确地形成着战无不胜的‘政治犯伦理学’，各革命政党的成员们也愈加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本党法规的力量，而不是国家法律的力量。”

沙皇与他们的掘墓人

历史学家拉伊夫认为：在帝俄时期，以沙皇为首的国家是主动的，是改革和现代化的原动力，但它以独断、强制方式改造庞大、顽惰社会的努力却往往落空，甚至产生意料之外的相反结果。事实上，从彼得一世开始历代沙皇都在不断地学习西欧，在他们的强力推动下知识分子得以产生。在短暂的同盟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游离于自己的阶级，成为社会底层的代言人，从此成为昔日盟友的掘墓人。

俄国沙皇真正意义上的反对者（不是否定政策，而是对整个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对者）是从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开始的。

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早期奉行自由主义统治，甚至一度起用自由主义政治家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实行类似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宪政改革。在亚历山大的身边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并一度成为沙皇的智囊。然而1812年卫国战争成为沙皇和知识分子的分水岭。

事实证明，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是非常有限的。当斯佩兰斯基改革在旧贵族的一片反对声中宣告失败以后，他的自由主义道路也走到了尽头。反法战争的伟大胜利冲昏了亚历山大的头脑，晚年的他始回归俄国的专制传统——重用农奴主阿拉克切耶夫，放任其实施残酷的军警暴政。

然而，曾经和他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却没有停下通往自由世界的脚步。

如果说1812年以前的俄国知识分子不过是一群封闭在小圈子里终日高谈阔论，不切实际的上层青年，那么，经过卫国战争洗礼之后，他们开始了伟大的蜕变。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他们惊奇地发现，那些农民和城市小人物和自己一样同仇敌忾，英勇顽强，甚至不惜为国家和同胞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突然意识到，农民不仅是人，而且是爱国的俄国人。

发现了人民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完全利他的道路。他们一方面慷慨地把自己的知识和思想分享给大众，一方面又站在农民和边疆少数民族的立场上向沙皇政府要求更多的自由。然而，此时的沙皇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了。在他的宠臣阿拉克切耶夫治下，社团活动被禁止，新闻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大学遭受清洗，进步教授遭受迫害，但自由知识思想的火焰却无法扑灭。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悄然诞生，他们被后人称为十二月党人。

历史总是吊诡的，出于俄国近代化的需要，尼古拉一世非常重视近代科学教育，他对思想的钳制虽然打击了自由主义的发展，却带来了俄国科学和艺术的繁荣。1855年2月18日，由于无法面对克里木战争即将失败的困境，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

与专制主义的父亲截然相反，新即位的亚历山大二世（1856——1881年在位）有着坚定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新沙皇的登基大典上，亚历山大二世当众宣布特赦政治犯：十二月党人和其他革命者都被准许返回家乡。不仅如此，亚历山大还放宽了出国的自由，放松了新闻检查，准许出版自由主义刊物，也允许新闻媒体批评时政。在他执政的第二年，自由人士亚·奥勃连斯基在日记中愉快地写道：“俄罗斯在这一年自由地呼吸了”。

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完全不同，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是被迫进行的农奴制改革。恰恰相反，正是这位自由主义的沙皇以一己之力推动了整个改革的进程，并以他的生命承担了改革带来的负面结果。

在亚历山大二世宽容的统治下，政治运动成为常态。面对日益增长的政治运动，他没有象历届沙皇那样重新“抡起血腥镇压的大棒”，即使多次从暗杀中脱险，也没有采取大规模镇压行动，更没有重新恢复铁腕统治。

此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分化，受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否定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民粹派。

1881年3月，民粹派的极端组织“民意党”用炸弹炸死了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的当天，亚历山大二世还曾签署文件，旨在推行一场君主立宪的宪政改革。对此，一名法国外交官非常沉重地写道：“他死的那天早晨，正着手进行一项改革，这一改革本可以使他超越一切人，他本来可以使俄国从此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稳步行进，这一改革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可是，无政府主义者却杀死了他。”

亚历山大二世的死彻底改变了俄国的命运。新即位的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年在位）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在位）都选择了保守主义的道路。政治改革已经陷入僵局，革命的浪潮也随之到来了。这一次，布尔什维克也加入了日益庞大的沙皇掘墓人队伍。

尾声

1917年，列宁和托洛茨基并肩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1924年列宁死后，斯大林夺取了布尔什维克的最高领导权。1928年，托洛茨基因反对斯大林再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29年被驱逐出境，最后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遣的特工刺杀身亡。

此后，在苏联大清洗中，数百万人遭到监禁、流放，其中不少人是沙俄时代的老牌政治犯，他们不无怀念的回忆起沙皇时代的监狱生涯。梅利古诺夫说：“那是沙皇的监狱，幸福的回忆中的监狱，现在政治犯们几乎怀着欢乐的感情去回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