侬本多情百度云:陆定一：失误在于不为知识分子“脱帽”

建国以来长期担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有很大成绩，也不能不有许多失误。在党的指导思想逐渐离开正确的方向，虽有起有伏、总的趋向是越来越 “左”的情况下，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机关怎能脱出这总的趋向之外呢？错误的反胡风运动，陆定一就是主持此事的中央五人小组的组长嘛。中宣部机关的“反右派”，先是反了一批“小右派”。所谓“小右派”，指的是职务小，基本上是到机关不久的大学生、小干部。后来深入了，反了一批“大右派”，即机关的一批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大干部。“右派”，无论大小，反错了都是冤案。“小右派”遭受的折磨和苦难，并不见得比“大右派”轻，一般说还要重。不过“大右派”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大。中宣部反出来的“大右派”，是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七大和八大代表李之琏，以及属于中宣部机关党委的文联作协的总支书记黎辛。他们作为机关党委的干部，受理了丁玲、陈企霞对于他们一九五五年被打为反党集团的申诉。由于李、黎在受理此案的调查工作中的客观态度，被指责为有倾向性，在反右派运动和文艺界反丁、陈及诸多文艺家的高潮中，李、黎都被认定是为丁、陈翻案，被打成右派，划为极右分子。中宣部机关开批判李、黎的总结大会，陆定一讲话。讲话一开始，陆定一就厉声说：“李之琏、黎辛退出会场去！我讲话不是讲给你们听的！”李、黎惶恐无措地退出，听众们也茫然。这是我亲历的一个场面，至今还印象深刻。在反右倾运动中，中宣部机关也反出了九条“大鲨鱼”，以秦川（科学卫生处的前任处长、当时任宣传处处长）、袁靳为首，自然也属错案。听说陆定一复出以后，还向秦川表示过道歉。

　　但是，无论是全国的运动或者是机关的运动，我觉得都无法过多地深责陆定一个人。我以为，陆定一在中宣部长岗位上的最大失误、而且比较起来更应该责备他个人的，是不赞成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一直有三条思路。一条思路是强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可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青年学生尤其是革命的先锋和桥梁；一条是强调以工薪收入为生的被雇用的职员和教员，其阶级成份是职员，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土改中划阶级和建国后立工会，都是这样明确规定的，全国总工会里还设立了教育工会；还有一条是，对知识分子又强调其阶级出身和所受教育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从思想上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政策，概括地说，是八个字：争取、团结、教育、改造。

　　这八个字，是时代的产物。这三条思路，有互相补充的地方，也有互相矛盾的地方，特别是有一个根本缺憾，就是对知识、对各类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没有给出明确的估计。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党强调，知识分子要学习无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又强调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别，从世界观说，它们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到底是从社会身份上看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还是从思想意识上看属于资产阶级一部分？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知识分子到底是自己人，还是不能算自己人，只是客人，甚至是异于自己的人？这隐隐约约成了一个问题。对于从旧社会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就更是尖锐。

　　如果说，对知识分子，一方面争取团结他们，一方面又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这样，怎么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呢？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总理作报告。这时的形势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到了党和国家的面前，制定国家科学技术长期发展规划的任务已经提出，党发出了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的号召。如何根据国家进步和知识分子进步的实际情况，对知识分子究竟属于资产阶级还是属于工人阶级的问题做出科学的判定，对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科学的估计，关系着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根本看法，关系着知识分子对党和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关系着他们对国家事业和社会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适合这种时代的需要，做出了一个新的判定：建国这些年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现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少的力量，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这个新结论、新判定，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新的春天的确来到了。

　　这个新结论，同传统的结论不完全衔接，在党内可能引起了不同的意见。不过，我们这样的干部当时对此都不知情。会后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指示里，没有出现周恩来报告中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提法，而是用了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一部分的提法。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没有注意到。我想，这是因为：第一，周恩来报告在报纸上全文公布了，而知识分子问题指示是党内决议，只在党内公布，没有在报纸上公布。没有听说哪个文件或哪个领导人讲话宣布周恩来报告的提法有毛病，要更改。第二，党内决议虽然没有讲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但讲了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一部分，在剥削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划分上，知识分子是划到了劳动阶级的范围，划出了资产阶级的范围，这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说法没有根本的区别。

　　那一年的九月，党的八大召开，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在报上公开发表了。报告没有采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提法，而是沿用了要利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我们立即注意到了这个情况，觉得不好理解。我们的处长于光远是八大代表，我们向他询问，他也回答不出来。

　　第二年二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报告，这个报告有许多精彩的新论，但也没有再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三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是如此，而且强调：“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九六四年公开发表的文本，比起原记录来已经多了一些推敲。）

　　一九五七年六月开始反右派运动以后，情况就更不相同了。这个运动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占知识分子总数约百分之十的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那些没有划为右派而被认为是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大家也把他们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列，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中间派”罢了。甚至党外拥护党拥护反右的知识分子，也被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列，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左派”罢了。

　　这样，到了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就形成了“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工人阶级，一个是农民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他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政治上、思想上，从世界观上，一般地被归入资产阶级的范围。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宣部《宣教动态》上刊登一则材料：《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反映清华大学检查这个教研组党支部的工作，发现党员中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针对这则反映，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给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以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这本来应该成为在知识分子工作领域全面纠“左”的一次重要的动员。可惜很快又被猛烈的反右倾运动打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