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星彤 是否整过容:黄仁宇：一个“不伦不类”的历史学家

黄仁宇：一个“不伦不类”的历史学家

在美国修习明史后又教授中国史的黄仁宇在他的学术生命还没有达到顶峰时就差点走上末路穷途。他的教席被取消，他的《中国并不神秘》被拒绝出版，而后来奠定了他学术和文化地位的那本《万历五十年》，则因为“不伦不类”而遭遇了学校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的双双冷遇，经历了五年的待产期才问世。这位三十四岁前还在军界，四十八岁才算进入学术领域的传奇人物，好象注定了需要经历相当的尴尬才出人头地。

可黄先生的困厄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带有鲜明黄氏招牌的《万历十五年》问世后，便获美国书卷奖 1981 和 1982 年的提名。这部在出版前迭遭冷遇的“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实例，实在是不伦不类”的书后来反而因为既有商业性又有学术性而被以英、中、法、德、日等多种版本出版，其英文本在美国为一些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其中华书局版中文本则一印再印已发行近十万册。在台湾出版后，还因此获得白金作家称号。就是从这部书开始，他那标注了“大历史观”称号的小中见大、偶然中见到必然、平凡中洞见非常、联系中发现规律的史学技巧在让相当一部分人欣喜的同时也遭遇了另外一小部分掌握话语权者的狙击。就是在这样的大毁大誉中，黄先生的学术春天灿烂登临。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毁誉越大，书的销路越好。

生前身后，黄先生的书一直伴随了这种可爱的毁誉。这也让黄先生表现在版税等收入方面的影响，轻而易举地超越了几乎没有太多重量级负面评价的陈寅恪、钱钟书们。

最初的评价是中性略有偏见的。《中国大历史》中文本1993年在台北后，保持中立的出版社方面对其的评价是“虽然是通史性的论著，却突破了传统的格局”。王烦森先生的“善意”读评则称其“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象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不过，这种写法也使得黄先生的文学和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与读者们经常感觉到的“大历史”那样，王先生说黄书“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历史中的某些面相，作一高度概括性的叙述”。

葛兆光说：尽管我对这部书另有看法，但是这个名称中寄寓的一种历史观念，我却很赞成。

王春瑜说：，黄仁宇是一个保留着旧军人不良习气的性情中人……说真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黄仁宇留给我的印象，比他的著作，要生动多了。

随之便是一波波的大毁大誉。最严厉的评论来自龚鹏程教授：“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黄先生的史学和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

胡文辉在其著名的批黄文章《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中说：从纯学术的角度，他对历史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准备仍较欠缺，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他不为美国主流学界接纳亦可以说事出有因。

表扬他的也不乏名家。萧功秦说：黄仁宇这一大历史观对于中国人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这样的“学术杂货店”而不是“学术专卖店”里，却可以激发他对历史上的大问题的综合全方位的了解。
 
朱学勤说：今日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

刘志琴说：在史学家们喋喋不休争议这算不算学术著作的时候，读者却作了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文化层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对历史有兴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国内的史学著作，那这些著作又给谁看?

就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历史学家脱颖而出。

一般说来，学者通常不大会成为公众人物，除非他们有别样的机缘。比如别开生面，比如别具一格，比如别出心裁，比如别树一帜。而黄仁宇的公众化，便正在于他同时扣住了文化与市场的脉搏并借了毁誉参半的出场方式而“搞掂”。相对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相对较扎实而符合市场标准的亮相方式、相对强大的传播机制、相对来说在公众层面上喜闻乐见而在票友和专家层面上充满争议的话语门径，这四个条件同时具备下的某种机缘，可能成为文化人进入公众视野的模版。次第牵连至今天的余秋雨、易中天、于丹们，莫不如是。

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便得自于这样一种机缘。黄先生对中国历史的学术贡献可能不足于让其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大师，可他的性格和创作状态则足以使其在外国读者、非专业读者、迷恋于可读性和新奇性的读者中产生远胜于专家们的震撼力、影响力和布道效果。在史学同行中他更象一个作家，在追求故事和史评的读者群中他则更象一个思想者。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历史爱好者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的一些似乎严重不成熟的观念，可同样是这群人又不得不惊异于他的巨大市场。一个让专家们羡慕有宠大的读者群、让读者们钦佩有足够见识的人物，难怪会在漫天的毁誉中成为一个新学科的研究对象：那个新学科叫作“黄学”，而那个学科的书被戏称为“黄书”。

黄先生主要是一个明史专家。他的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他获得基金支持的专门著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他的成名作《万历十五年》等，都足以奠定其专家资历。他曾经参与了《剑桥中国史》明代部分和《明代名人传》的撰写，也是响当当的履历。据对他并不怎么“感冒”的王春瑜先生披露，大陆明史研讨会也曾经邀请他出席。研讨会上人们很反感他脱离主题大谈特谈“大历史观”的作派，也证明了他只能是一个通史方面的“票友”。一则是因为在“学养”还不足够具备的情况下冒进“通史”领域，二则是因为那个好看不好玩的“大历史观”过于夸张。

这也和黄仁宇的人生节奏有关。1964年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时候，黄先生已经有四十六岁“高龄”。他一方面要主理明史，完成各种主题创作；一方面又要教授“中国历史”课。在这种精力和时间都很紧张的情况下，他的注重“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大历史观在过分迁就读者和学生而将中国历史图解化、线条化、西方化、情趣化、主题化的教学和写作努力中生成。在方法和史料上的严重不足使得他不得不动用自己的“智慧”和经历方面的优势。在注重考据勾稽的本格派占据史学主流地位的背景中，他那略嫌粗糙、粗略、粗浅、粗鄙的“大历史观”成了他的择优之选。可以说，并不是什么使命让他选择了“大历史观”，而是他的局限致使他剑走偏锋。黄先生的这一套思路分明但有失笼统、注重比较但缺少细腻、倾向综合而较少考证、场面宏大而常欠准确的“大历史观”，因疑似缺乏“屠龙”之术便免不了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以一个半路出家的明史研究者贸然踏入通史领域并说三道四，由不得不产生来自专家们的抵触和逆反——这也是一种“准入”障碍吧。也正是因为黄仁宇先生还不能在通史领域做到言之凿凿、一言九鼎，其“大历史观”虽然气宇恢宏但还是解决不了“小节”上的缺漏，这使得他虽然收获了非专业知识层大片的叫好声，还是难入主流史学的门墙。

 
另类才气喷薄而出的结果，就是他一方面获得了大师们的赏识和学术机会——比如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邀请参与，一方面则在教学和出版等方面遭遇了许多的障碍——比如《中国并不神秘》一书终其一生也未出版；一方面在西方的史学界和汉学界不能获得“合法”的身份，一方面却在文化界得到了认可——如他的《万历十五年》得到过数次高奖提名并长期名列畅销书榜头；一方面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历史学界大遭白眼，一方面却在大陆和台湾的报刊、出版方面占尽风光。

就是靠了这种极富毁誉的出场方式，让他走出了失业之厄而柳暗花明。如果不是大量的通俗性学术作品问世和与之相关的大陆和台湾源源不断的稿费，1980年下岗的黄仁宇教授可能真得就“吃饭都成了问题”。六十二岁就失去“饭碗”的他老人家居然又可以在他的花园洋房里顽强地“享年”到了八十二岁，不能不得益于他的“另类”以及略嫌炒作价值的“大历史观”。连他自己都承认这样的史观可能会出现诸般误读，但他又自信这样可以让读者得到足够的求知和思维效益。虽然说“大历史观”实际上算不得黄先生的“原创”，但你又必须承认，是黄先生而不是汤因比、不是马克思、不是韦伯、不是康德、不是布罗代尔让我们知道了“这个样子”的中国史。

黄仁宇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就是这样在大毁大誉中降临。论及文史哲功底和学术成就，黄仁宇在上个世纪的学术英雄群中并不是最“叫好”的一个。可他又绝对是相当“叫座”一个。他在西方、大陆和台湾的各项著作和文章的稿费收入，足以支撑了他一个被辞退教授二十年有尊严的生活。

略嫌浮躁的信息时代的到来呼唤着一种既有“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饱学之气又能迎合读者、以足够“好看”的供给创造读者需要的人。读者们期待新奇、新知和新颖的知识的各项要求，往往不是从那些极专业、极高深的专家们身上获得的——他们的创新有时只适合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内流通在则不适合广大的散漫读友。于是，一些学术能力并不是超前但却具有超强的归纳能力、综合能力、学术成果通俗化本领、超强的文字亲和力的“作家”，便成为中下层、非专业、爱好型读者们的首选。黄仁宇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免不去“不伦不类”的印象，黄仁宇依旧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人物。

2007年4月20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