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灵神龙工商袋2017:“不可救药”的开国功臣——戴季英（二）

“不可救药”的开国功臣——戴季英（二）

9月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甘肃华池县豹子川召开会议，红25军领导进行调整，决定副军长徐海东升任军长，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改任参谋长，郭述申接任政治部主任。9月15日，经过20 多天转战，红25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26军、红27军会合。

进入陕北后，在“肃反”方面颇有经验的戴季英，历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

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已进入甘肃，越过六盘山。蒋介石调集十万之众，向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大“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阻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徐海东、刘志丹亲密合作，率领红15军团在甘泉县劳山地区、鄜县（今富县）榆林桥地区，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又两个营，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给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迎头痛击。

在这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受左倾路线影响，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等竟然下令开展起所谓“肃反”，矛头直指红26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一些人始则诬蔑刘志丹“右倾”，进而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最后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初到陕北不熟悉情况的戴季英只能“奉命行事”。一时间，凡是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26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

9月下旬，戴季英等人秘密命令红15军团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刚好，那一天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看完信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他镇定地把那封信交还给通讯员：“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说完，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他一到瓦窑堡便被戴季英投入监狱，备受折磨，连他的战马也被押了起来。据说，审讯期间，戴季英屡次亲自动手用皮鞭狠抽刘志丹、高岗，还把刘带着5岁女孩的妻子投入了劳改队。很快，强加给刘志丹的“罪状”下来了：一是执行“富农路线”，指土改中，刘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二是“捎山主义”，指刘坚持农村割据，主张“有击更有游”，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轻易冒险攻打大城市；三是“投降主义”，指刘在统战工作中积极争取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中的一些人，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

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革命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会是“奸细”！红26军、红27军等西北方面红军甚至在猜疑，从外面来的红25军是不是白军？一些地区的群众听说他们的领袖刘志丹被捕，有上千户逃往白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一些县发生了“反水”现象，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眼看红军内部就要爆发冲突，错误“肃反”造成的后果正在毁灭西北苏区！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卫局。王、刘、贾出发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再三审查证明，那些“口供”，有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的，其余大都是戴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所造成的假口供。于是，刘志丹得以出狱并恢复工作。随后，毛泽东严厉批判搞“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在批评戴季英时，戴进行了辩解，周恩来怒斥：“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11月7日，中共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的宴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席。11月30日，党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撤销戴季英的职务，并给他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迫害刘志丹”，成为戴季英政治生涯上的“败笔”。

四

1937年7月，抗战军兴，南方8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高敬亭所部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为司令员，戴季英担任副司令员。高、戴虽早在鄂豫皖时期就认识，却彼此猜忌，高甚至怀疑戴是党中央派来监视他的，戴也处处和高较劲。1938年4月，第4支队挺进皖中，在皖中、皖西党的负责人李世农、张恺帆等协助下发展游击武装。当年秋天，建立了一支由戴季英领导的游击纵队，下辖第1、第2两个大队，约2000人。为新四军第4支队的发展、壮大，戴季英是做过贡献的。12月中旬，戴积极推动高敬亭率部东进皖东、皖中敌后，取得了部分战果。

1939年5月5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徐海东）兼指挥部前委书记，指挥包括第4支队在内的江北部队开赴津浦路西、路东地区，旨在打开皖东敌后的抗战局面。同年6月，高敬亭在安徽合肥被错杀，原第4支队一分为二：一部分兵力组成新的第4支队，由徐海东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另一部分兵力组成第5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期间，戴率部挺进安徽巢县、相城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屡有斩获。在徐海东病重时，他还代理过司令员职务，是第4支队的一号当家人。在张云逸领导下，戴季英率部参加了开辟津浦路西（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津浦路东（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很快，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到7000人，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的战略展开任务，为进一步创建皖东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实现了北与八路军战略协同、东与新四军苏北部队打通联系的任务。

戴季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一套，搞统一战线也不外行。

1939年12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将领李品仙和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连手，频频对江北新四军挑起摩擦、制造流血事件，妄图切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把新四军江北部队完全消灭。时张云逸的妻子韩碧携幼子远之在安徽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部队扣押为“人质”，向张云逸、戴季英施加压力。1940年3月30日，戴季英和张云逸联名致电安徽各机关、团体暨各界领袖。

通电有理、有利、有节，语气不卑不亢，使李品仙部在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随后，张、戴坚决贯彻党中央先击李品仙、后打韩德勤的方针：先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定远城，取得反李作战的胜利；继而，指挥第4、第5支队和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开展以半塔集为中心的反韩自卫战，从而取得了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史称“半塔保卫战”，是开创淮南抗日根据地关键的一战。最终，国民党方面被迫将韩碧母子释放。后来，陈毅曾经高度评价过半塔自卫战的重大意义，视其为黄桥决战的序曲：“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这一时期，戴季英还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

五

是年11月底至1941年3月，戴季英同新四军的谭友林、郭述申等共10余人，从安徽涡阳出发，奔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大”。到达延安后，戴季英一行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皖南事变你们都知道了吗？项英同志就是相信国民党，相信顾祝同，不听中央的话，不相信党中央，把椅子搬到顾祝同脚下坐着，顾祝同脸色一变，一脚把他踢翻了。最后，毛泽东说，你们来开七大，七大要等些时开，你们要先好好学习，学习党的历史等。于是，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2年底至1943年初，党中央直接领导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高干会议，解决西北历史问题。毛泽东、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清算“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造成的恶果。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纠正了1935年处理“肃反”决定中的错误之处，比较公正地指出：时任中共陕甘晋省委正副书记的朱理治、郭洪涛敌情观念过重，应负“肃反”主要责任。1944年7月，戴季英写成《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书稿，对鄂豫皖苏区的历史和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回顾，说法还算公正。

1944年夏，日本侵略军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发动豫湘桂战役。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大多数是一触即溃，甚至是望风而逃，致使河南广大地区沦陷。9月，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暨八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在延安成立，戴季英担任区党委书记、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政委，王树声担任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司令员。两人都是鄂豫皖时期的老相识，受命后立即率部向河南敌后挺进，创建了以嵩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2月，八路军河南军区正式成立，王树声、戴季英分别担任司令员、政委。在此前后，他们率河南人民抗日军第3、第4支队进入豫西伏牛山区，展开攻势作战，消灭日军、伪军的有生力量，并发动群众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在河南人民抗日军6个支队迅速展开的基础上，中共河南区委先后建立6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

河南军区在豫西的活动，很让毛泽东欣赏。1945年1月1日，毛泽东与前来祝贺新年的郭述申（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任该校第3 部主任）等谈话，高瞻远瞩地指出：同敌人斗争要有长远准备。过去只顾眼前，扩兵筹款，不久根据地也搞空了。河南的同志做得对，他们把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已扩大了1万多地方部队。在此，可以说不点名地表扬了戴季英等人。同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五部、六部发起的报告会上讲话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他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最近王震又是从这里出发的，戴季英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队伍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可见戴在毛泽东心目中还是有相当分量的。

王树声、戴季英在豫西活动期间，还与国民党爱国将领高树勋结下了统战关系。高树勋后来能走上起义道路，与王、戴的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河南人民抗日军进军伏牛山区，筹建抗日民主政府，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方针，积极扩大抗日根据地，这不仅震慑了国民党顽固派和当地土顽，而且给伏牛山区的人民带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

1945年8月，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奉党中央之命，王树声、戴季英率部和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359旅会师。同年10月起，戴季英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他与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紧紧扼守中原战略要地，牵制住国民党相当多兵力，为我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战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6年7月，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开始。突围过程中，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戴季英等率中原军区部队集战略转移、战略牵制重任于一身，以机动灵活、英勇果敢的行动“四面开花”，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企图，而且牵制了国民党程潜、刘峙、胡宗南3部共32个旅36万人的兵力，并在突围战役中以较小的伤亡予敌以重大杀伤，赢得了解放战争首战的重大胜利。

当中原突围各路部队胜利实现战略转移，即将进入兄弟解放区之时，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战局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中原部队改变原定进入解决区的战略转移终点，在鄂、豫、皖、川、陕解放区外线牵制敌人，配合内线部队作战。王树声、戴季英表现出了高度的全局观念，从7月下旬开始，王、戴率部经过艰苦转战，创建了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王、戴分别担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创建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过程中，王、戴所部与中原军区其他部队一起，以顽强的毅力，经受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之敌的残酷“清剿”和恶劣自然环境的严峻考验，从而有力地帮助了我陕北、华北、华东以及东北等解放区度过解放战争“战略防御”的艰难时期。

中原军区各部队顾全大局、牺牲自我的崇高精神，及为解放战争全局胜利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当年就曾得到了党中央和有关战区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与充分肯定。1946年5月上旬，周恩来在赴宣化店视察时就说：“同志们在敌人围困进攻和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宣化店，拖住了几十万蒋匪军，毛主席曾多次表扬过你们。你们不要小看了你们坚持斗争的意义，有你们在这里，蒋介石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们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们都立了大功。”对中原军区部队的危险境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亦曾作过最坏的设想。1947年11月，陈毅在河南汲县对新四军第5师部分干部讲话时曾直言：“中央是准备牺牲你们的，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树声、戴季英同志在内。”

六

中原突围胜利后，戴季英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第二副书记、中原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1949年10月，戴季英为之奋斗20多年的新中国诞生了，他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当时，开封是河南省会。不过，他认为自己在挺进河南敌后时立下了丰功伟绩，应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把手，并且倚老卖老、自我标榜。1952年2月12日，戴被开除党籍，其“罪状”如前述《人民日报》所称，从此永远淡出人们的视野……

1959年11月23日，在戴季英被开除党籍7年半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推翻了1942年12月《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错误“肃反”的责任重新作出结论，其中说陕北错误“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中央监委的上述审查意见，后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于是，对“肃反”负有主要责任的帽子重新戴到戴季英头上。

1992年11月1日，陈再道上将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飘扬——纪念黄麻起义六十五周年》纪念文章，公开称呼戴季英为“同志”。这一声迟来的“同志”，表达了老同志对戴季英遭遇的同情，也是拨乱反正的声音。

1993年，原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在中纪委副主任岗位上离休的张策，在《传记文学》第2期发表文章称：戴季英在“肃反”中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是我党一位出色的政治保卫工作者，他没有反党，更没有叛党。他是一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因党内的政治斗争，他成了牺牲品。后人有责任将戴季英在历史上的一些功过是非，客观公正地反映出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张策认为，红25军与中央红军是后来到陕北的，不了解当地情况，被陕甘晋省委的一、二把手朱理治、郭洪涛所蒙蔽。

1997年7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出版，收入了“戴季英” 词条，称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却有意识地没有配发图片。于是，有的军事历史学者慨叹：难道戴是见不得光的人吗？令人欣慰的是，全书出版时，戴还在世。

戴季英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在郑州的河南省委家属院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真的应了“大隐隐于市”的古语。戴家乡的人纷纷写信给他，有谈过去的战友情的，有找他作证明的（证明革命经历），有为他鸣不平的。据说，有人甚至鼓动总书记胡耀邦，要他致信中纪委为戴平反。

文革以后，陈先瑞等红25军的老人还去拜访过戴季英，主要是为了撰写红25军军史的事。据说，戴看了初稿后，哈哈大笑：“就你们的水平，能写成这样，已经算不容易了！”

戴季英在“隐居”之时，勤于动笔，曾有本关于戴氏家族事迹的书出版。目前，已经年近百岁的戴季英仍然健在，对于过去的“肃反”错误，他仍然表示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