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伊苏树海 解放任务:(转贴)丹道法诀第十二讲(最完全版本)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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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道之龙虎丹法与彼家丹法以及密宗的大手印功法虽皆次第分明，然非纯粹的坐禅入定工夫，此处不论。我访道之初曾得无忧子师所传龙虎丹法和彼家丹法，皆是男女双修的实证功夫。然先师王沐先生力斥其为邪术，竟将《悟真篇》所传正宗南派丹法俱以坐禅入定功法解之，谓南派丹法别于北派者仅是先命后性偏重命功而已。1990年吾在五台山参访时遇一修持有年的老居士，见我晚间静坐云一望而知我是修北派丹法者，他自称年轻时曾得南派真传不足与外人道。在我一再恳请下他回手将屋门关上，答应可为我一招一式不错地演示一遍。我告诉他自己也对南派丹法略知一二，此道至秘，不敢贪求，只望提示关键步骤，以法换法，允与交流，于愿足矣。其中招式如何能“演示”得了？老居士笑云：“此道没有你说的那么神秘，你我有缘，正好相传”。我看过他的演示后，十分惊异，原来他把南派男女双修的工夫，演示为一种模拟加存想的清净动功，关键招式十分逼真，竟一步也不错。1999年我夜间正在室内打坐，突然接到安庆市余兆祖道友的电话，问我是否打坐时气脉不通，头部感觉闷痛？我奇怪他远隔千里，怎么会知道我当时的状况。原来他在入定时有念头发现我坐姿和呼吸太执著，于是当即打电话为我作了调整。余兆祖先生原毕业于清华大学，和我一样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曾师从陈樱宁之侄陈可望先生修道，后得具格上师灌顶修持红教大圆满工夫，多次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亚青寺闭关。但凡步入佛道修持之途，不发大行愿，不下艰苦卓绝的工夫，结果决然会空费时日不得证量。密宗灌顶后先须作大礼拜、金刚萨埵法、献曼达等前行才可正式入门修持，然仅“大礼拜”就须磕十万个大头，而余兆祖道友皆一一照行。据余兆祖先生说，密宗双运道条件难备，仅有大圆满功法可不用明妃，当世证果。陈健民上师所著《事业手印教授抉微》、《大手印教授抉微》已将密宗双运道工夫讲得次第分明，应是真传实授。然而我后来参访的密宗上师，却以清净的禅定工夫解释大手印的四灌顶和四瑜伽，并将双运道解读为止观双运，自身中脉内红、白菩提或上、下明点之间的空乐双运，乃至父本尊和母本尊交合的观想等。盖人体之脉不通则精不降，精不降则大乐不生；人之念头不断则气不转化，气不转化则光明不起。大乐和光明生起必有轻安的觉受。故气满必现光明，精满必生乐感，精气双运亦会产生类似双运道的觉受。此种精气双运的轻安觉受为得定之验。由头顶自上而下生起的轻安觉受易消退，由足心自下而上生起的轻安觉受则不易退失，故不用明妃的禅定亦得证量。我的意见是，凡将佛道二教中男女双修工夫解读为清净的禅定工夫者，只要其次第和技巧依双修之意有殊胜之处，皆不可轻易否定。这是因为毋论佛道二教的何种男女双修法门，皆易为情欲所障，乃至困于业力，善根难发，不生出离心和般若智，为修道之大忌。吾人既处物欲横流之末法时代，男女双修为江湖术士所乐道，世上所传百无一真。此吾之所以战战兢兢，乾夕乾惕，愿学者戒色欲，寡言语，节饮食，省思虑，在欲转欲，居尘出尘，莫负前因，自坠泥涂。世事所关只在一念，一念难回，遂成浩劫！今吾不惜笔墨论述此禅定法门者，亦愿世人有志于佛道者涤虑洗心，忘情绝念，惩忿窒欲，闲邪存诚，学一种有益于己的工夫，作一种无求于人的学问，平旦存夜气，集义生浩气，以求天锡纯嘏，眉寿无疆。学者如能于禅定中身如壁立，意若寒灰，绵绵密密，不二不息，必得天心眷顾，执德而至善，方不负吾此著述之一片婆心也。
大手印“四灌顶”、“四瑜伽”的禅定清修次第，先以人之身、语、意三业灌顶（行部、事部等下部瑜伽），再加上“无上瑜伽”的“第四灌”，合为“四灌顶”。“身灌”以“宝瓶”代表本尊坛城，即瓶灌。“语灌”即念本尊咒，亦名真言灌或甘露灌，即密灌。“意灌”为观想父尊与母尊双运合一，为知识和智慧的灌顶，相当于慧灌（陈健民上师云以双运道之事业手印灌顶为慧灌）。第四灌则启发出大乐的本质以得加持力，亦有触机开悟者，称俱生清净的长寿灌，相当于“胜义灌”。“四瑜伽”之“专一瑜伽”，把觉性“止”于一点，即安止于定境和喜乐之境，灵明性体专一常住。实际上只要一心专注，念头自然不生。倘若心能定住，自然会展现出一种喜悦和清明的境界，用不着作意去生起它。“离戏瑜伽”是“观”的开悟，即离去一切执著，灵明性体澄湛常明。“一味瑜伽”则混世同俗而不起分别心，入色空一元之无差别的智慧境界，可刹那间遍知一切因果而灵明性体不昧。“无修瑜伽”则破除一切烦恼障和所知障，除净历劫以来一切习气，得空智不二、不退转之圆满成就。陈健民上师云：“专一闭关；离戏住山；一味入闹市，踏破末后牢关”；此后“任运纯熟，方能免除一切修垢，又免无修之修垢”，则得光明大手印之极果。
其五，禅定是对人的生理和心理进行根本转化的修炼工程，《小止观》对“外善根发相”、“内善根发相”都一一作了论证，特别是对“辨邪伪禅发相”、“辨真正禅发相”等记述，对辨别禅定中的假相、幻景、禅病等都有实用价值，不可不知。在坐禅时，切不可把昏沉当作定境，须知不管修空、修有、修光明、修喜乐，如脱离不开意识境界，滞于识阴区宇，并不是道。特别是对坐禅中出现的各种境界，不可贪恋执著，禅学认为贪于妙乐境易坠欲界，贪于光明境易坠色界，贪于无念境易坠无色界，坐久如枯木落入无记定则易坠畜生道！憨山大师《梦游集》云：“荆棘丛中下足易，月明帘下转身难。”“此身遗世真容易，欲世相忘却太难。”在禅定的实修中，排除杂念等相对容易，但在“光明境”和“空境”等非究竟境界中转身再前进一步却有难度。名僧大德隐修较易，但消除世间的声名之累却难。静坐中出现一片清清明明的境界，引发神通，是独影意识的发相，皆非究竟。《同安察祖十悬谈》云：“问君心印作何颜，心印谁人敢授传。历劫坦然无变色，呼为心印早虚言。须知本自灵空性，将喻红炉焰里莲。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关。”坐禅入定境则光明生起，得胎息则大乐生起；拙火为精之激发，明点为气之潜能；不得乐不会得定，不得光明不生智慧，不入无念不能证空，身得轻安才是入定的效验。然而这些境界虽是禅定中应有的，但离究竟境界尚隔一重关。禅定至无念之境，无见闻知觉，是空洞黑暗的“无明窠臼”，必须直观此“无始无明”，将其突然打破，阿摩罗识立即转为法界体性智，佛性便现出。佛性如火焰里的莲花一样，本不受污染，自我具足的。大手印的修持过程中身体会出现各种体验，有时如烈火，如狂风，如爆炸，只要将这些觉受直观照定，住于明觉之境，则可证入荀子所谓“大清明”的境界，终于转识成智而得佛果。坐禅必要既不散乱，又不昏沉，修行者的根器、业力不同，散乱、昏沉的原因不同，采取善巧方便的对治方案亦应不同，无论佛法、丹道，什么法门与自己相应就可修持什么法门。
顺便提及，《道藏》之《诸真内丹集要》载有《金丹证验》八条。一曰百日与太虚同体，以灵光为用，心定炁和而生乐。二曰心火下降，肾水上腾，百脉流通，鼻闻异香，舌生甘津，无食无睡。由此逐次深入，四曰坎离交媾，开关展窍。五曰灵光发生，隔墙见物，出现预知、预测功能。六曰大药透体，眉目生光。进而则至七条、八条，攻出精神上和肉体上诸多邪气阴精，或口语惑乱；或肠胃、口鼻、大小便有恶臭秽物排出；或排出香气脂膏等异物；或突发奇疾，头疼欲裂，身痛难忍、吐血、发出异味等；直至周身火发，炼尽阴精，丹田炁和，中宫神聚，火过清凉。修至神炁合一，入于大定，神光罩体，百脉冲和，阴魔除尽，方为金丹证验。以上所论，因人而异，不可刻意追求，以免出现“幻丹”。丹道之证验和佛法相类，分别只在炼炁、炼神之入手工夫有异耳，皆不可执着其神炁之景象。如来本性，乃自然之妙觉，原不是“坐”出来的，亦非是搬弄精气可成大觉金仙。内丹家刘一明云：“一切参禅打坐之客，专弄识神之流，见此幻景假象，或神游西天，或项后生光，或杳冥而眼见诸物，或恍惚而云生足下，自以为正果成佛，差之多矣”。是故张伯端《悟真性宗直指》云：“不移一步到西天，端坐诸方在眼前。项后有光犹是幻，云生足下未为仙！”
在《佛经》和《丹经》指导修持的各种法门中，常常隐含有一个“主体”在里面，往往被学者忽略过去而未予深究。例如丹道最后达到“出阳神”的阶段，丹经中每言“阳神”先旋出即收，后出一里、二里再收回云云，这就隐含了一个“出阳神”的主体，是谁指挥“出阳神”呢？佛法中隐含着某种“主体”的修法更为普遍，如“令一心不乱”，“智气入住中脉”，“充满全身，各各毛孔皆有智气光明流布”云云，乃至对灵明性体、四瑜伽之智慧气的检验，皆隐有一个修持的“主体”在里面。因之湛愚老人《心灯录》干脆直承有一个不假修证万古长存的“本我”，佛法和丹道的一切修持法门都是这个“本我”的造作。然而佛法欲证得“人无我”和“法无我”，丹道讲“虚空粉碎，归于虚无”，都是要除掉这个“我”字。这就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尽管佛法修出“灵明性体”，丹道炼出“阳神”，消除了历劫以来的业力和习气，万古不灭不入轮回，但倘若它们昧于“自我意识”，复归于宇宙的信息、能量、物质的自然大循环之流，这样在最终结局上修与不修是相同的，则佛道之修持又有何意义？如果修持者以成佛、成仙为目标最终结果是“无记”的自然状态，那么倒不如却病、健身、驻颜、延寿的“安乐法门”实际一些，人们何必苦苦以求佛道？其实佛陀的“心”，《心灯录》的“本我”，大手印的“灵明性体”，丹道的“阳神”，都属于道学里“一”的层次。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42章），其中“一”、“二”、“三”都是属于先天的。“三”是丹道的精、气、神，大手印的气、脉、明点等。“一”是人类所有修持法门的极限，它上通于“道”，下生万物，属于无主客、无物我、无差别、无缘取的先天境界。因之它既是主，又是客；既是我，又是物，故为一遍历大千世界无牵无挂的“真我”。明心见性是法身，六通俱足是报身，千百亿身是化身。法身即是“一”，报身和化身是法身在“二”和“三”的层次上的展示。“佛”的概念却几乎与“道”相当，因之具有整体性和周遍性，是遍满宇宙、整体无分的，我们敬奉的释迦牟尼佛、大日如来、燃灯古佛、药师佛、金刚总持、弥勒佛、阿弥陀佛等等佛号本质如一，是“佛”在“一”、“二”、“三”等层次上的示现，就像从不同窗口瞭望天空一样，受自己的业力局限而所见不同。这样，人明心见性达到佛的境界，实际上是达到“一”的境界，这是一种无颠倒妄想、无作意、无缘取的境界，因之必须上座与下座如一，醒时与睡时如一，修与不修如一，都能惺惺不昧，才是心灵的真正解脱。佛法讲三界平等，色空不二，死生一如，不住此岸彼岸，“涅槃生死等空花”，皆是指此境界。不仅佛法如此，丹道也如此。如果醒和睡，上座和离座，修与不修打成两橛，则既不是佛的境界，也不是仙的境界。同时还必须强调的是，佛法和丹道修持的终极目标决不是那种昧于“自我意识”，如木石般“无记”的自然状态，而是在甚深大定中也须始终自己能做得了主！雪窦重显禅师偈云：“潦倒云门泛铁船，江南江北竟头看。可怜多少垂钓者，随例茫茫失钓竿。”所谓“失钓竿”，就是昧于“自我意识”，进入无记状态。须知主客一如，物我一如，彼此一如，是有如“庄周梦蝶”般的一种心灵境界，而非是失去“真我”，这也是佛陀在《圆觉经》中将“无我、无常、苦、不净”等“不了义”说法改为“常、乐、我、净”的“了义”说法的用意。这样，禅定必须自己完全可以作主，随时可以“入定”或“出定”，才是真境界。丹道中的“投胎夺舍”功法，就是完全由自己作主转换生死的修持方法。佛陀说法屡忆及自己前生和历劫之事，说曾托生过鹦鹉和六牙大象，他如果毫无“自我意识”，怎么会记得这么多往事？此无他，佛陀只不过将理性思维转化为灵性思维而已，这就是所谓大机大用！《五灯会元》、《指月录》里记载洪州百丈山怀海禅师上堂说法，常见有一老人随众听法，有一日大众散去而此老人不走。怀海禅师问此老人为何？老人回答说自己在过去迦叶佛在世时曾是百丈山的主持。因上堂说法时有人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老人当年答曰：“不落因果！”只此一句错，五百生坠野狐身。今请怀海禅师代下一转语，使脱野狐身。百丈怀海禅师曰：“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遂脱野狐身！所谓“不昧因果”，就是不昧“自我意识”。这一转语下得实在好，对了知因果的“自我意识”不是执著，也不是彻底消除的“无记”，而是“不昧”。可见那些教人摒除“自我意识”导致“无记”的说法，最终还是滑向了“自然外道”，这种种自然外道，都是无大机大用的“野狐禅”！
实际上，在我们得证佛果处于明觉境界时，虽然各种念头已不复存在，但由眼、耳、鼻、舌、身所生起的体悟和觉受并没阻断。人的感官所生起的觉受乃法界体性智的根，又是激发灵性思维的根，在修持过程中是不会改变的，如此必然不昧因果。这里还须特别指出，我们所说的“自我意识”，决非理性思维层次上的“我”执，也非“无我”之执，明觉之境本来是“非我非非我”的，否则一句之错，也会落得五百生坠野狐身。因为在明心见性之后，人们就会获得贯通理性思维和灵性思维的大智慧，能够“出生入死”、“出有入无”，自由出入欲界、色界、无色界，因之《金刚经》云佛同时具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借用《金刚经》的说法，我们所云“自我意识”，即非“自我意识”，是名“自我意识”，是经过《金刚经》印证过的灵明性体。《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四句偈”是“空世”之法印，“自我意识”亦非有为法。《金刚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此“四句偈”是“空身”之法印，“自我意识”亦非声非色。《金刚经》云：“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此“四句偈”是“空心”之法印，不昧“自我意识”亦非“我相”。《金刚经》云：“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色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昧“自我意识”本是无所住的“清净心”而已。经过禅定等修持，在达到佛的境界时，心理现象、生理现象、物质现象本质上是合一的。当我们的业障销尽现出净相时，我们观想的本尊和天女也会化为真实的存在。因为我们的究竟本质和诸佛菩萨无二，而诸佛菩萨无处不在，故而我们观想的、心造的也是真实的，这就是色空不二、心色不二、空即是色的道理。灵明性体、阳神、佛陀的“心”都是“一”。在甚深禅定中，虚无空灵的“道”通过“心”将其不可思议的能量展现出来，即是神通，即是佛法的无比功德力。《续指月录》载无为守缘禅师由“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句悟道后云：“以一统万，一月普现一切水。会万归一，一切水月一月摄。展则弥纶法界，收来毫发不存。虽然收展殊途，此事本无异致。但能于根本上著得一只眼去，方见三世诸佛、历代祖师，尽从此中示现。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罗，尽从此中流出。天地日月、万象森罗，尽从此中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尽从此中出没。百千法门、无量妙义，乃至世间工巧诸伎艺，尽现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花，迦叶便乃微笑。达磨面壁，二祖于是安心。桃花盛开，灵云疑情尽净。击竹作响，香严顿忘所知。以至盘山于肉案头悟道，弥勒向鱼市里接人，诚谓造次颠沛必如是，经行坐卧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辉；既有如是广大，又有如是周遍。你辈诸人，因甚么却有迷有悟，要知么？幸无偏照处，刚有不明时！”佛学和道学都是回向一切众生的学说，它们本质上是殊途同归的。我们将丹道推向学术的殿堂，将佛学与道学融会贯通，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事业，也是为后人积累功德和回向加持力。同样，我们对丹道和禅定的研究也是藉由前人积累的功德和加持力开始的。前人经过艰难刻苦的努力，后人继续做下去就不必遭遇同样的艰苦了。
（8）为学与为道
老子《道德经》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48章）老子在两千五百年前最早提出“为学”和“为道”的问题，在今人看来“为学”就是学习某种学科，属于做学问；“为道”是修习丹道、大手印、大圆满、禅定等，属于修持道术。我国历史上儒生以读书为业，一是为求官，二是为作学问。然而中国的士阶层曾经宣称“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这就不同于那些专为谋官困于场屋的儒生，于是有《汜胜之书》、《九章算术》、《齐民要术》、《梦溪笔谈》、《营造法式》、《天工开物》、《儒门事亲》、《本草纲目》等著述出焉，这些都属于“为学”的范围。如果我们从另一个新视角来分析，“为学”和“为道”的解释尚不限于此。古之所谓师者，即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责。非惟佛、道之术称为道术，诸子百家皆各有其道，其他则书有书道，画有画道，茶有茶道，剑有剑道，商有商道，拳有拳道，领袖则有治国安邦之道，甚至“盗”亦有道。故曰人生在世而图生存，必求一技一业则须“学”，学而至于精则近“道”，这样“为学”和“为道”便成了每个人之生存必须面对的问题。1958年我在中学读书，那时“大炼钢铁运动”、“大跃进”在全国搞得热火朝天，毛泽东主席发出“十五年超过英国”的豪言，于是天津的小站稻米亩产十二万五千斤；确乎“超英压美”，世界第一。就连河北省徐水县那么个穷地方，大王庄的山药（即红薯）、玉米也放了“卫星”，毛泽东主席亲临实地视察，田间等诗人题诗助兴，出了一本“专刊”。我清楚地记得这本专刊上有大诗人郭沫若的诗云：“大王庄里出大王，山药玉米数他强。男女老少齐努力，幸福生活赛天堂！”可是时间过了不到一年，沧州、泊头一带男女老少都吃不饱饭，很多人得了“浮肿病”，一些同学的父母也因病上了“天堂”。然而学校里又突然发动学生们在班上开会辩论，凡是抱怨过饿肚子、吃不饱饭或不相信亩产万斤粮的同学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大家逼他认错。那时我们还都没超过15岁，最后每个同学写了一篇歌颂“社会主义好”的作文才结束。这次运动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还亲自到天津小站查明了亩产十二万五千斤稻米的真相。我在中学时代曾经思考过，这个世界上如果还存在真理的话，那真理一定在自然科学里面，因之我不仅努力学习化学，对数学、物理学的前沿问题尤为关心。数学家希尔伯特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设想，公理（一些不证自明的命题谓之公理，为数学大厦之根基）、运算法则和程序一旦给定，世界上一切真理都将被推导出来。可惜哥德尔定理发现，任何一个形式系统中总有一些正确命题无法由公理和运算法则按一定程序推导出来，希尔伯特的设想仅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我对数学、物理学、化学研习得越深入，越发现逻辑推理的效能是有限的，人类发现真理实际上靠的是直觉和灵感。“文革”结束后，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因病不能参加，他有一篇书面讲话登在《人民日报》上，大意是说科学家需要文学家那种自由想象力。郭沫若院长的话无疑是对的，天才的想象力是一切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源泉。我听从钱学森教授的建议由自然科学改行研究宗教后，却发现道教内丹学、佛教禅宗和密宗中的一些世界观、宗教体验中的自由想象力对自然科学家会有更大的启发性。我在拙著中将禅宗、密宗、丹道中的见地不厌其繁地如实揭示，并非表示我完全赞许这些见地，或我已以科学实验实证了这些见地的真实性，而只是申明研习禅宗、密宗、丹道而无此见地是不能真正入门的。行愿不大，见地不真，则毋论修证。我的前半生最珍贵的时间是在“毛泽东时代”度过的，深知我国科学界和哲学界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某些“犬儒”们，对我揭示的这些佛道见地一听就会暴跳如雷，这同他们在那种政治气候下多年形成的观念差距实在太大了。然而有兴趣于丹道、禅宗、密宗修持的广大读者毕竟需要了解这些真实的佛道见地，他们需要“八正道”中的“正见”。这些见地是否“正确”和“真实”，还是等这些读者在修持体验中自己来判断吧！宗教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因此不必担心被那些曾在“文革”期间猖獗一时的“刀斧手”扣上“伪科学”的帽子，我们如实揭示这些见地的目的仅是为了保证它不是“伪宗教”！然而宗教修持中的这些真实的见地，必然会给科学家和哲学家以巨大启示，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我奉劝国内外真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平心静气地阅读我这本以信口而谈的讲稿形式写成的学术著作。
我现已年过花甲，眼下学术研究的方向有二。一是创立新道学，以之作为人类21世纪的文化战略，此谓之“为学”。二是花费了26年时间，完成内丹学的调研，著此《丹道法诀十二讲》，此之谓“为道”。这两项研究以第一项最重要，其中包含了我个人的许多独有的见解和体会。现仅将我多年来“为学”与“为道”的经验，向读者略作介绍。
其一，道学有一句要言：“执于一而万事毕”。所谓“一”，就是起点、原点、创始点。这句话用在“为学”上，就是首先要研习“原始经典”。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有五：《易经》、《尚书》、《春秋》、《礼记》、《诗经》。《易经》（包括《易传》和《易图》）是中国哲学的元典，故有诸子百家皆源于《易》之说。《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元典，《礼记》是中国伦理学与社会学的元典，《春秋》是中国历史学的元典，《尚书》是中国政治学的元典。要掌握中国文化，就首先要将这些原始经典研究清楚。据云中国的元典除此五经之外，尚有源自先民礼乐文化的《乐经》，今已失传，此乃中华文明的一大损失。盖《乐经》为中国艺术的元典，当为巫祝之歌舞、乐器、气法、咒术、吟唱、宣泄、仿声、传情之理论著述，传说西王母善啸，师旷、驺衍奏乐可使天地为之感应。然《乐经》之旨，要在一个“和”字，这种“和谐”的遗意留传于道书和儒书中，其要旨为《道德经》和《论语》所继承。其次如研究儒学，就要以《论语》、《孟子》作元典，研究道学要以《道德经》、《庄子》、《列子》、《文子》作元典。欲研究神话学，应以《山海经》为元典；欲研究道教，需以《太平经》、《抱朴子内篇》作元典；欲研究医学，则以《黄帝内经》作元典。同样内丹学的元典是《周易参同契》、《悟真篇》。现在看来，丹道修持的秘密，俱载于《吕祖全书》和《张三丰全集》之中，吃透这两部书，丹道法诀的难点就迎刃而解了。
作学问要从研究原始经典开始，对其他事物的研究也莫不如此，譬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往往在发端时就隐藏了以后发展变化的种子。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如此，先秦、魏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不同文化型态创立和转变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包藏了许多没展开的信息，历史越久看得越清楚。要摸清中国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规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是不能回避的，这是中国历史高度浓缩和集中爆发的关节点，它不应该归之于个人的行为，也不应以“彻底否定”一笔带过，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学术界认真剖析和汲取。文化研究的元典并非越古老越好，新儒学的研究就应当以1958年元月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为元典。近半个世纪来新儒学虽代有传人续有发展，但始终没有脱离初创时的窠臼。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儒学大师于颠 沛流离之际对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比西方文明发现中国的道统和政统具有“一本性”，而政统在数千年历史上一直难逃脱“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新儒家诸公力图以西方文明的优秀成分改造旧儒学，在儒学心性论的“内圣”中越过“坎陷”开出“自由”、“民主”、“科学”、“宪政”的新“外王”。新儒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知识界的几代精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总结，它必将在中华文明史上永放光辉。
新道学文化的开创并非有意要同儒学古老的文化传统对立，而实际上是对新儒学某些优秀思想的继承和深化。我们不仅对世界多种异质文化发展的历史及其精华进行了严肃的考量，还对新儒学近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历程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个关节点作了认真反思。由于儒学文化在政统、道统、学统上“家国同构”、“父权家长制”的“一本性”，因之中国数千年来不仅在政统上难逃“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而且在道统和学统上也存在着治乱相间的文化特征。人们不难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声言“打孔家店”的衮衮诸公乃至上个世纪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依据的决非什么西方文化的先进思想，而是始终没有真正脱开儒学古老文化传统的窠臼，确切地说是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内部发生的“自阉式”浩劫。中国历代统治者为维护“父权家长制”的君主政治，无不将儒家和法家作为巩固专制政权的软硬两手来应用。统治者对儒学则阉割其中的“仁学”内容而突出其“礼教”；对法家则阉割其“不论贵贱，一断于法”的原则从而保护既得利益集团并使之成为驾驭群臣、惩罚民众的工具；对道学则阉割其自由、民主思想使之成为缓解权力斗争、施行韬晦谋略、安抚知识分子的手段；对佛学则用为劝导社会风俗、化解反抗情绪的麻醉剂。今日之学者大多对辜鸿铭、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保护儒学文化的先见之明由衷钦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如吴虞、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对儒学的过激言论颇多微词。然而人们认真回顾一下历史，当时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威逼下，满清小朝廷置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于不顾，利用儒家礼教忠臣孝子的说教维护其既得利益集团的专制政治，利用节妇烈女的旌表巩固家族统治，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而在儒学政统的条件下只能采取改朝换代的“革命”手段才能奏效。“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旧礼教的激烈批判，不仅是当时救亡图存的需要，而且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的需要。仅就倡导“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胡适、陈序经先生而论，今之学者无不认为他们“全盘西化”的极端主张不可取，然此二公皆学贯中西，对创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颇有建树。盖以当时之情势而论，官方儒学之旧礼教、旧道德、旧传统牢不可破，国人连移动一张桌子的位置都要流血，既然儒学传统的旧格局非改不可，与其倡改良，不如闹革命；与其讲“中体西用”，不如下决心“全盘西化”，方能稍为触动旧礼教之根基，使民主与科学扎根于中国。鲁迅先生说：“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伺机想把它塞起来。”《书信》，1935年4月，载《鲁迅全集》第10卷，147页）这大概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在顽固的封建势力面前一种共同的心境。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传统逼迫革命者们掀起毁坏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风潮，这种民族文化根基的创伤使中国的历史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要彻底更新儒学的礼教传统又谈何容易？且不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不久，就出现了“德先生”（DEMOCRACY）缺席和“赛先生”（SCIENCE）专制的局面，甚至后来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社会主义封建化的倾向也较明显。余生也晚，未及亲睹“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精英的风采，但提倡“全盘西化”的陈序经教授我却见过。先师王明教授早年师从胡适、陈寅恪、汤用彤诸前辈，而胡适先生正是以哲人老子为首开了《中国哲学史》的新篇。陈序经先生将国学大师陈寅恪教授聘请到中山大学任教，后来陈序经教授调到南开大学任副校长，和先师杨石先校长共事，而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都是我的母校。“文化大革命”中陈序经副校长被迫自杀，我和同学们目睹此事大为震惊，可那时却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的年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包括“挖孔老二祖坟”的“评法批儒”运动，在全国掀起一波挖坟掘墓之风，是对儒学文化及旧礼教比“五四”新文化运动还要彻底的一次批判，何以反而泛起“现代封建迷信”的礼教残渣呢！“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以中国民众最渴望的“自由、民主”为火种点燃起来的熊熊烈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难道不是“五四”时代那些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这一耳熟能详的歌曲的先烈们投身革命的初衷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那种“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这也是国人记忆犹新的事！毛泽东主席鉴于中国历代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教训，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蜕变为官僚政治的既得利益集团，曾将革命对象确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喝工人、农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耐人寻味的。他甚至在“文革”期间广泛传播“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历来如此”的《毛主席语录》，试图靠群众运动参预党内斗争来解决政府官员腐败的问题。中国的儒学文化传统除了充当“家国同构”的官僚政治的思想根基之外，还奠定了对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神道设教”的传统。《易·观·象》云：“观天之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在“文革”期间儒学文化这种“神道设教”的传统也被“四人帮”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化大革命”这场震撼世界的政治实验把中国社会进行了千载难逢的多层面、广视角的暴露，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的。
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发生过多次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论战。如鸦片战争以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变法派同清廷守旧顽固派的大论战；之后又有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同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较量；再后就的陈独秀、吴虞等新文化运动向封建文化的宣战；还有丁文江、胡适、张君劢等人的“科玄”之争，使唯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万能的思想盛行中国。再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乃至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重要历史事件的真正伟大的意义，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检验在多少年之后才能看清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肩负着国家和民族赋于的历史使命，有责任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为中华民族的未来作出贡献。我断定新道学文化是中华民族审时度势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也是全人类迈向21世纪共存双赢的文化战略，就是对中国和世界多次重大历史事件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
其二，丹道性命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是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的火种，此道不失传，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文化特色总可以保存，机缘一到就会燃成燎原之火。老子的道学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是诸子百家的学术荟萃，大道不灭，中华文明总能汇集世界各民族异质文化的精华成长为参天大树。因之当今之世，我中华学人欲支撑本民族的文化大厦于不倾，必须先从道学文化的研究做起。眼下我们面临的局面，是道学文化被边缘化，被歪曲为“无所作为”的“隐士哲学”，成为儒学的附庸。丹道文化更是被江湖化，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经济大潮中被江湖骗子、邪教道首、流氓无赖等民族败类当作骗钱捞利、收聚门徒、图谋不轨的工具。其中有几个高考落榜无正当职业的江湖骗子流窜各地，以贩卖与丹道有关的非法印刷品为业，自称独自得了秘诀真传已经通灵成仙，在互联网上以种种化名、道号造谣生事大肆炒作，穷凶极恶地把水搅浑。他们利用全国数千万丹道、佛法、武术、养生爱好者对内丹学的痴迷，将自己歪批曲解的多种道书当丹诀发布广告高价出售，每种定价二百元左右的非法出版物一次竟可发行上万册，非法谋取暴利成为百万巨富。我在长达26年的访道调研中深识此辈江湖丹师、邪教道首、流氓骗子见利忘义、心狠手毒的真实嘴脸，因之下决心将丹道从江湖文化回归到学术的殿堂，打破丹道法诀师徒秘传的旧规矩，逼迫某些有一孔之见的丹师拿出真才实学公开竞争和讨论。我深信，在互联网遍布全球的今天，靠造谣生事和穷凶极恶的漫骂是成不了气候的，事情一旦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公道自在人心，这些丑类的真面目迟早会被世人识破并受到法律的严惩。鲁迅先生在1926年5月著文说：“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华盖集续编》）一切爱好丹道的有识之士是不难识别他们的真相的。在日本军队侵华国破家亡之际，我中华多少好男儿为民族大义慷慨赴死，然而令我深感痛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竟出了那么多卖国求荣、发国难财的汉奸和数百万以屠杀自己同胞谋生的伪军，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国家像中国这样留下如此耻辱的记录呢！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要办一件利国利民的事业，首先受到的倒是本国内邪恶势力的伤害，因之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上世纪60年代在大学读书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东西南北多种反华势力对中国构成军事包围圈的版图,这副版图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不忘,使我理解了毛泽东主席在《国歌》中保留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真正含义。在“文革”前，我日以继夜地拼命读书，总想学成科学技术使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不受列强欺辱。在“文革”期间，我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尽职尽责，在卫生系统、化工系统包括30年前抢救唐山伤病员中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和满腔热情。在“文革”后，我在杨石先、钱学森、黄友谋、陈国符、王明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下重返科研岗位，在学术上逐步走到国内外同行的前列。2003年我的儿子胡承志结婚的时候，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刘瑞通先生来舍下作客，他对我儿子说：“那时我们都很穷，你爸爸恐怕是全班最穷的。他交不起学费，跑到泊头剧院礼堂门口卖粮票，能有今天真不容易呵！”孩子们听不懂，他们不知道每月26斤定量意味着什么，那是1960年，粮食不够不仅吃不到蛋和肉，那几年恐怕人们连鸡蛋是圆的方的都忘记了，卖粮票实际上就像卖血一样！我在那种条件下考进了南开大学化学系，然而母亲却得胸膜炎、肺结核、骨结核、肺心病卧床八年，我须从每月的助学金中节省出五元钱为母亲治病。我每月伙食费压缩到九元，在食堂里早晚吃萝卜咸菜，中午找菜价最贱的窗口排队买饭，买不起肥皂、牙膏用食盐刷牙。好在那个年代大家以艰苦朴素为荣，校领导批准我勤工俭学为学校对面的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刻版，我在腊纸上习得一手仿宋体、魏碑体硬笔书法。范铁汉同学在暑假期间和我一起修路挣了五元钱偷偷寄到我家中，查出后化学系党总支将此事当作“学雷锋”的典型加以表彰，给过我经济支援的还有朱毅和杨铁军同学，他们和我建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1999年南开大学校庆老同学到天津聚会时，有个同学私下对我说：“咱们老校长和钱学森都看重你，你听钱老的话改行搞文科是不是上当了？你如不改行说不定是咱们这批学生中唯一能混个‘院士’头衔的呢！”我告诉他正是因为我听了钱老的话，所以时隔30年这次同学聚会时我最显年轻。这些年我出版了820万字的著述，光一本《中华道教大辞典》就546万字，身心大量透支损害了我的健康，1995年几乎百病缠身过劳而死，若非以殊胜因缘习得丹道，岂能有今日自己作得了主的体魄！因之近几年学生告知有几个匿名鼠辈在某杂志和互联网上造谣生事恶毒漫骂时我一笑置之，因为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和从业单位地址；不敢对自己说的话举证事实负法律责任；他们满口江湖黑话，聚徒敛财、制造神迹、出卖非法印刷品的罪行无法掩饰；他们像抗日战争期间发国难财的汉奸一样是丧尽廉耻的社会渣滓！修道领域本应为大德、硕儒、高人、雅士相聚之乡，今乃为奸商、恶棍、贪夫、骗子藏污纳垢之地，鲁迅所斥之劣根性一至于斯，岂不痛哉！某地几个经商的丹道爱好者改行推销道书，被当地政府部门查封、拘留、罚款，本来此事与我毫无关系，想不到其同伙竟在互联网上发贴子咬牙切齿咒骂我迫害他们。我受杨石先等老一辈科学家影响固然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但平生不屑与权势者周旋，更犯不着同一些和我素无芥蒂的民间人士大动干戈！看来正邪终难两立，这件事教训我对过去热情支持民间丹道爱好者的态度变得慎重起来，并在拙著中增加了不少揭露江湖术士骗局的文字。改革开放初期的全国性气功大潮，多数学练气功的人民群众和气功师何尝不是一心为了增进身体健康，后来少数伪气功师装神弄鬼靠新闻炒作发了财，于是许多道首、神棍一拥而上非法捞利，终于搞臭了气功的名声，造成灭顶之灾。由于钱学森老师早就来信提醒我气功界鱼龙混杂，不要被坏人利用，因此我那时专心从事丹道调研，没参加气功界的任何活动，没和气功师交往，因此没受任何干扰。今天那些靠互联网和某杂志以秘密形式组成的地下丹道团体又步上原来那些伪气功师奸商化、邪教化、帮派化的老路，正在实施组织邪教、坑骗群众、危害社会的罪恶勾当。由于我自己也是在老一辈学者的扶掖下从艰苦的环境中走出来的，因之对那些来自农村和小城镇、无学历和固定职业的青年丹道爱好者非常同情和爱护，尽管我每天写作十多个小时连学术界的会议都不参加，但当听说他们托多种关系千辛万苦找上门来时，我都热情接待畅所欲言。我平生个性率真从来作不得假，对各阶层的人都推诚相见有问必答，确实也从中发现和培养了一些有用之才，乃至支持了一些民间学术活动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内部刊物。本寂文观禅师曾云：“除却华山陈处士，何人不带是非行！”我花了二十余年时间跋涉江湖深入山林和江湖丹师打交道，其中难免在社会上留下一些是非恩怨的传言，这些年轻的丹道爱好者竟然也曾奔走于多位丹师的门下。有几个来访者分别同我见面后就大骂某丹师欺世盗名等诸多丑事，并说该丹师还收30万元拜师费搞男女双修，又对我有过交往的另一丹师赞不绝口，说该丹师临终遗言教他们找我拜师学道。他们几个来访者不明白我和某丹师根本没有他们想象的那种“仇恨”，我访道的实际情形也非如社会上所传。因为凡我参访过的丹师必有一技之长，道德品质也不会那么低下。其实某丹师把门坎设高些也有好处，这至少用经济手段限制了某些江湖道贩的纠缠，这点钱比他们从某丹师那里骗得的前辈丹家手稿非法邮购所得的暴利少多了。这几个年轻的求道者在遭到冷遇后不久就化名在互联网上发出帖子造谣生事，并以此向某丹师作晋见礼。我取得教训后也提高了门限，就是没有相当学位和职位者概不接见，并逐步积累了识别这些社会渣滓的经验，这批人求丹道的目标不是修道而是谋利，在互联网上的言语也多凶狠刻毒，足以证明他们仅是浮上水面的污垢。鲁迅先生1931年10月在《沉滓的泛起》一文中说：“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仍旧沉下去！”（《二心集》）
其三，当前，我们对内丹学的发掘和研究，特别是新道学文化的创立，是重铸民族之魂的伟大学术工程，是召唤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战略，是值得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为之牺牲和献身的革命事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丧权辱国之痛，西方列强包括自称“脱亚入欧”的日本，皆张牙舞爪、磨刀霍霍来宰割中国。当时中国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将中国多年野蛮专制、积贫积弱的原因追索到更深的文化层次，发现和平、专制、驯良、忠孝的儒学“羊文化”，在西方征服、民主、竞争、自由的“狼文化”面前相形见绌，不推翻旧礼教传统，不解放妇女，不励行改革就没有出路。鲁迅先生面对处在危亡之际仍顽固守旧的中国社会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救救孩子！”
从此以后，《天演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成了我国迈向现代社会启蒙思想的主旋律，优胜劣败、革命斗争、弃旧图新、彻底砸烂旧世界被视作社会进步的规律。与此同时，彻底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政治手段推行无神论、人为消灭宗教的思潮；迷信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可以造福人类进而改换生态，征服自然界的思潮；乃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唯意志论”的极左思潮肆虐着整个中国大陆。今天，当中国13亿人民告别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同全世界人民共同迈进21世纪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以无限深情缅怀在上个世纪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流血牺牲、奋斗不息的先烈。正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打败了曾在中国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的日本强盗，收回了被列强割据的香港、澳门，使中国人重新赢得了民族尊严。然而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向往的那种自由、民主、科学、宪政的目标或许尚有差距，然而他们提出“不读中国书”、“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却似乎已经做到了！当前人到中年担当社会大任的新一代人，大多出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激荡年代，那时中国文化的典籍如《易经》、《道德经》、《论语》等早已“纸船明烛照天烧”！至于后来自幼看卡通片、玩游戏机长大的“新新人类”，更不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何物！近些年来，西方社会在经济上追求高利润，在生活上追求高消费的价值观念如洪水猛兽般涌入地球的东方，东方儒学文化圈进入了一个没有伟人、不出英雄、缺少君子的价值观支离破碎的年代。在中国，真正熟悉和研习老子、孔子等中国哲学的仅限于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少数学者，甚至连保障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的中医和针灸等医疗技术也仅是各大医院角落里的小科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被中国人自己边缘化了。历史上中华民族引进外来的佛教文化，是以中国老子、庄子的道学文化作桥梁，以道学术语理解、比附、解释佛学，称之为“格义佛教”阶段。而近代中国哲学的研究，是由胡适、冯友兰等学界前辈肇其端，胡适首将道学文化作为中国哲学之始基，冯友兰则始终以儒学文化贯通中国思想史，然他们却都是以西方哲学的模式来剪裁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即以西方哲学“格义”出“中国哲学”。好在胡适、冯友兰那一代学人都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虽以西方哲学的观点透视中国哲人的思想，但仍不失为一种新颖的研究方法。建国后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又照搬了前苏联的政治模式，仅限于给中国哲学家划定“阶级成分”或分别归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以这种中国哲学教科书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没有胡适、冯友兰那代学人的国学功底，又没有他们那代学人真正的西方哲学功底，直到这批上世纪三十、四十、五十年代出生的学者穷年累月熬成教授、博士生导师，再教出来的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则或几乎息矣。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少数学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即这般模样，我认为真正以中国人自己的传统理念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至今还没有起步。哲学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哲学的研究尚且如此，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可想而知。由于近世中国思想家在民族危亡关头难以抑制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情绪，迫不及待地全盘西化，照搬苏俄，跟着外国人的思想观念亦步亦趋，这就错认了祖宗，而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老祖宗。一个忘记祖宗、丧失传统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也是缺乏民族凝聚力的，我中华民族真正的“老祖宗”伏羲、神农、黄帝、蚩尤（中国之战神）开创的民族文化传统不能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衰关乎着我们的民族命运和国运，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是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命根子。中国要在世界的东方和平崛起，就不能不首先振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不能不把中国老祖宗的传统融化进每个炎黄子孙的思想和血液中。从少儿到小学以至初中，是一个人性情定型、人格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生记忆力最强的智慧待开发期，古人正是在这一时期诵习中华圣贤经典，接受本民族文学、诗词、戏曲、音乐、美术、书法等所谓“棋、琴、书、画”的艺术熏陶，以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底。以色列民族之所以屡经劫难而民族精神不失，散布世界各地而杰出人才辈出者，其秘密正在于以色列人自幼就能背诵《圣经》，接受到严格的民族传统教育。而中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则从幼儿时期便将孩子推入残酷竞争的应试教育之中，这就难怪青少年犯罪激增，社会道德沦落，人生的价值观日益自私和缺乏诚信。失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只是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二等公民，从人生信仰、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乃至城市建筑风格，衣食住行等皆失去民族特色，民族精神必将一厥不振。今天，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不得不再次像鲁迅先生那样高呼：“救救孩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古代谓之“士”，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经济阶级，却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代言人，而且知识分子本身又组成一个社会阶层，是民族命运和社会良知的体现者。我中华民族自三皇、五帝至于三代时的政府，都设有一个知识分子聚会的地方，黄帝称“合宫”，尧舜时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这就是古代的“明堂之制”，具有太学议政、选贤能（又称辟雍）、禅让天子（称封禅）等功能。“庶民”特别是“士”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吕氏春秋·自知篇》云：“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轺。”今日天安门前树立的“华表”，实际上就是由古代专供老百姓提批评建议的“谤木”演化而来。中华古文明，源自母系社会氏族公社时期的原始道学文明，本来就有“自由、平等、博爱”（即《道德经》之“安、平、太”）的民主传统，而知识分子就承担着维护这一民主文明精神的历史使命。直到战国时齐国设立稷下学宫，聚集了一批知名学者从事教学、著书、议政的工作，所谓“不治而议论”，说明我国的学校早就有传道和议政的双重功能。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临近灭亡时，几乎都要首先出现残杀知识分子的历史事件。而后虽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代的党锢之祸、明清之“文字狱”和“党禁”，乃至清末戊戌变法谭嗣同等人的喋血，然知识分子的“士气”尚未丧尽。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明末东林党人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无不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风骨和使命感。这就是说，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就是鲁迅先生在晚年赞许的那种“中国的脊梁”。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所谓“知识分子”，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取得某种学历或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就可以称得上“士”的。这种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要能通晓中华文明的精髓，与中华民族的兴衰同命运，有“正大光明”的浩然之气，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终生奋斗的毅力和牺牲精神，有包举宇宙为全人类谋生存的胸怀，有不为当权者富贵荣辱的诱惑和威胁所动且能独立思考敢于仗义直言的气节和风骨，方可谓之有“士气”。所谓“士”，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才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这种真正的知识分子借助伏羲、神农、黄帝、蚩尤等老祖宗所遗留的传统文化的力量来救中国，进而救世界，不但要有士气，还要始终保持良好的学风和文风。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兴衰，只要认真考察那个时代的士气、学风和文风，就可预测而知矣。
上个世纪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聚集了一批持不同政见的学者，从而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批知识分子有士气，又有良好的学风和文风。当时还有一批知识分子漂洋过海，为国家的富强留学海外，回国后都能独当一面，以所学的各科文化知识报效祖国。正是因为那一代知识分子有士气，学风和文风没遭到破坏，所以中国虽遭西方列强的宰割和日本强盗的的蹂躏，但中国没有灭亡，民族仍又复兴，还搞成了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国防工程。然而自“反右派运动”及一系列“革命大批判”运动一直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政治迫害噤若寒蝉，而一些阿谀奉承、投机钻营之徒包括郭沫若先生痛斥的那些搞大批判为生的“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乘机爬上高位，知识分子的“士气”大受伤害。在中国学术史上，凡属政治变革时期，往往也是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时期，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学术腐败和学风不正的现象。魏晋时期汉代经学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出现了玄学、佛学、神仙道教等流派，黑暗的门阀世族统治和长期的社会动乱也使学风日见衰替。《三国志·董昭传》云：“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近世之学风败坏，莫过于“文革”后期之“评法批儒”政治运动。著名高校的某些学者追随官方的政治意图推崇法家，藐视道家，诋毁儒家，颠黑倒白地丑化周恩来总理，搞影射哲学。全国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适应政治环境创新出一种旷古少见的名为《致敬电》的文体，文风又败坏到极点。“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的学风和文风一直没来得及得到认真清理，就又在商品经济大潮下误入市场化、功利化之途。某些学术机构和学者为了评博士点、评职称、评各类奖项和资格，以功利为目的突击出书，托关系发表文章，凑假数据报科研成果，形成在低水平上重复的学术研究和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浮躁学风。由于无法形成权威和公正的学术评审机构，只能突出权力的参与作用，一些人为功利目的粗制滥造顺时应景的学术成果，甚至拉关系搞交易雇用媒体炒作，乃至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现象时有发生。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学生虽生逢“文革”、“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历尽坎坷，但生活意志亦受到磨练，尚能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在“改革开放”后不乏能担当大任的人才。流风所及，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尚未丧失民族精神，他们促进了时代的市场经济大潮并自发地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的大讨论。至九十年代在互联网和各种媒体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不再关心政治而追求生活享受，以到外资企业任职为荣，力图尽快在高消费的社会中出人头地。个中因缘，有不堪言者，有不忍言者，特别是某些教授或“儒学大师”，道德败坏者有之，投机钻营者有之，里通外国者有之，触犯刑律者有之，泄露国家机密者有之，贪污腐败者有之。而大学生中则有自杀者，有杀人者，有搞传销者，有接触毒品者，有卖淫者，有“代孕”者，“礼义廉耻”之缺失，以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无知，已勿论矣。
当代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敌对势力虎视中国，我们如果以为生逢“太平盛世”忘了《国歌》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然要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台独”分子李登辉提出的要把中国分而治之的“七块论”，反映了亡我之心不死的某些霸权主义分子的“心声”。世界列强争夺石油等资源和增强军事实力的势头丝毫未减，核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不能居安思危，以粉饰太平的心态自我麻醉，没有历史紧迫感，就减弱了我13亿人口的安全保障。当前如何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有利于海峡两岸的同胞尽快统一，有利于真正消除官场结构性的贪污腐败，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要成为21世纪的世界强国，最重要的不再是国土和资源，不再是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而是要靠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的根基是文化传统。日本在国土资源上处于劣势，但明治维新的制度改革很快使之成为世界强国。政治制度的要害之处是尽可能地缩小贫富差距；有效扼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出现既得利益集团；为各类创新型人才制造接受教育和发挥才干的环境和条件；能树立社会公正原则为本国人民提供思想自由及政治、生活、安全的人权保障。美国那种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初期不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因之吸引了全世界的大量资金和人才发展为超级大国。现在日本和美国的政治制度逐步僵化，既得利益集团形成 ，特别是在文化上开始走向困境。我国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建国初期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消除贫富差距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然而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没有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反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自阉式”的摧残和破坏。我们没有利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良机把道教的关帝信仰和儒家伦理观念传播到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从而在心灵根基上加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纽带，而拉萨药王山已有的关帝庙却成了“文革”破“四旧”的对象。我们也没有充分利用道教的妈祖信仰以巩固中国大陆和台湾、东南亚华人的血肉联系，反而以政治手段推行无神论、人为消灭宗教去割裂这种文化纽带。我们没有认识到传统文化本身就是我们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反而自己做了妄图搞“文化台独”的台独分子和藏独分子想做又难以做到的事！对于大中华56个民族的大家庭来说，只有儒、道、释互补的传统文化才是和每个中国人血肉相连的文化基因，任何政治宣传和外国哲学如果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都不可能有恒久的征服人心的力量。中华民族要统一和复兴，首先需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统一和复兴。在这个霸权主义肆虐的世界上，如果人类还有20年的和平时期，我们应立即全面推行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使我们的祖国更加强盛。一个民族所能得到的历史机遇并不会很多，中华民族不应该再错失历史良机了！第三章 丹道筑基功
老子《道德经》云：“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3章）只此四句，便是丹道筑基功的提纲和总诀。紫阳真人张伯端以为“虚心”为性功筑基法，“实腹”为命功筑基法，南宗丹法主张先命后性，故其《悟真篇》云：“虚心实腹义俱深，只为虚心要识心。不若炼铅先实腹，且教收取满堂金”。其实丹道筑基功，顾名思义是为修持丹道打基础的功夫，此道三家四派丹法各有不同的要求，但皆以疏通全身经络，达到精满、气足、神旺为重点。我在《道学通论·丹道篇》和拙著前几讲中提到过的站桩、静坐、辟谷、胎息等，其实都在筑基功之范围。同类阴阳丹法讲“牢固阴精是筑基”，因之《补亏正法》一讲也可看作筑基功。凡我已经专门讨论过的筑基功法，此处仅点到为止，以免重复。就丹道筑基功而论，因是丹道的入手功夫，所以最重要，眼下国内不少招摇收徒的丹师，其实也仅修持到丹道筑基阶段。筑基功因是丹道的起手功夫，所以又最灵活，功法因人而异，即个人的身体素质、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师门承传，甚至心理状态的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修持方法筑基。例如有习练太极拳者，有习养生桩者，有习多门气功者，有学瑜珈术者，有练健美操者，有习各派武术者，当然可以在此基础上筑基,事半功倍。还有爱跳舞者，爱唱歌者，爱静坐者，爱睡眠者，爱看书者，爱游泳者，爱打球者，爱跑步者，爱走路者，爱演讲者，爱喊叫者，爱爬山者，爱躺卧者，也不妨根据自己的习惯，配合精、气、神的运用，创编成筑基功的套路，以进入丹道之门。当然，这需要有实证经验的丹师临炉指导，或靠自己多读丹经后狠力摸索。
据冲虚子伍守阳《天仙正理·筑基直论》所载，“筑者，渐渐积累增益之义；基者，修炼阳神之根本，安神定息之处所也”。阳神是由元神炼成的，而元神的根基是元精和元炁。精炁属阳，神属阴，如无精炁为根基，则只能出阴神而炼不成阳神。元精为情欲勾引则泄为淫精而元精败；元炁因呼吸往来不止日消月耗则元炁散；元神因思虑过度而元神伤。因而葆精炼精则元精满，调息入炁穴则元炁足，炼己止念则元神旺。实际上丹道筑基功就是修炼精气神的工程，是精气神炼合为一的工程。我本学界中人，在学者的圈子里，我尝自诫“讲学不讲道”；遇到丹道爱好者来访，不得已则“讲道不讲法”；今下决心著此《丹道法诀十二讲》，本来是给学生写的讲义，原则是“讲法不讲术”。筑基功属于“术”的范畴，今不得已写出来，读者将拙著所谈的功法仅能当作读书和修持的参考，切不可自以为得了我的真传照书炼功。必须预先声明的是，古之丹经包括拙著及我发表过的所有内丹学著作，皆仅是理论的层面，不是什么具体指导练功的真传，读者能作如是观，我才敢放胆讲下去。因为丹道修持是非常个体化的工夫，况且每个人的生命深处及潜意识中隐藏的业力也大不相同，丹道是比气功更深层的功夫，其奥妙之处全在火侯，掌握不好出现偏差或走火入魔并不罕见。江湖丹师可以自神其术指导别人练功，因为他们靠此术谋生，不会像我这样公开法诀，他们秘传之目的在于收费，其实拙著中的只言片语都足够他们卖几辈子的。我用不着靠传授丹道谋生，更不想被别人视为丹师，也决不肯指导别人练功。我是研究丹道的学者，今仅从学术的视角对丹道筑基功稍作归纳。
第一节 无食、无念、无息
我曾讲过丹道修持要达到“无食、无念、无息、无身”的“四无”境界，才得玄关窍开，先天一炁从虚无中来。然而在丹道筑基阶段，就要为这种“四无”境界预作准备，先作一些近似于无食、无念、无息的功法。欲要无食，先行辟谷；欲得无念，先须炼己；欲达无息，先修胎息。必须指出的是，修习辟谷、炼己、胎息之功，和丹道大周天炼炁化神入大定时出现的无食、无念、无息根本不同，读者不要错以为习得辟谷、炼己、胎息之功就达到炼炁化神的境界，当然某些修习伍柳功法的丹师也不必据书反对在筑基阶段修辟谷和胎息，指责说非要到“炁满不思食”才是自然的真辟谷。“炼己”之功我在《道学通论·丹道篇》清净丹法程序中已有论，辟谷和胎息拙著也专门讨论过。何况近些年修伍柳派丹法静坐炼己者之中有过辟谷和胎息体验者，早已不在少数，因此读者可以从互联网上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多找一些确有修持经验的道友相互切磋，出现偏差随时纠正，进入修持阶段必须慎之又慎。
就本人来说，最早接触气功是1958年读中学时买了一本刘贵珍的《气功疗法实践》，我熟读后作了笔记，并试着以观想头上有一轮明月化为五彩甘露贯通全身，并练习意注丹田的腹式呼吸法。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学校实行“劳逸结合”之教学，傍晚即把中学生赶到宿舍睡觉，大家睡不着，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曾依法修习气功。随后升高中、升大学竞争激烈，我拼命读书，就不再顾及此事了。我以前曾有三次重病生命垂危，一是1946年估计是小儿肺炎，农村无医无药，被一走乡郎中用中药偏方救活，留下病根；二是1961年得伤寒，高烧不退险些丧命，注射抗生素损害了听力；三是1967年“文革”期间又为红卫兵组织写材料三日夜不睡剧烈头痛入天津总医院抢救，误诊为脑炎抽脊髓化验留下后遗症。那时我再次想到了刘贵珍的气功疗法，这种观想明月的功法1957年初版时有，再版时删去了，而我又依此法练习了三年身体才恢复。离校后我在“文革”下乡期间学习过武术和马步桩，但“文革”结束后则考硕士、考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一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搞科研、出专著、评职称，都是疲于奔命，无暇顾及练功。所幸在1980年秋冬之际得先师无忧子丹法之传，但病愈后练功时断时续，再没出现明显的效果，后来忙于著述，也就放下了。1995年疲劳过度，眼睛胀疼视物不清，头摇手颤不停抖动，双腿膝疼迈不开步，血糖、尿糖都高，先是西医按青光眼、糖尿病、髌骨退行性病变、风湿病、帕金森氏症治疗，后又看中医和针灸，疗效时好时坏。我自1983年在《文史哲》公开发表研究内丹学的文章以来，至1995年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一定影响，但实际上对丹道修持中尚有一些难点和疑点百思不得其解，有些从各地丹师调研来的法诀根本无法实施或毫无效果，因此不敢实修丹道。随着国家突然加大了对气功活动的管理力度，先是要各流派的气功团体将其功法上报审查登记，后又分为健身气功和医疗气功分别管理，由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央610办公室组建了全国健身气功管理中心。这期间我多次被邀请去参加各类会议，审查过一些气功团体的材料，结识了王国琪、周荔裳、陶祖莱、蔡益鹏、胡海昌、任守榘、宋天彬、钱俊时、申漳、刘俊骧、邱玉才、孙福立、吴立民、宋孔智、牛实为、褚德莹、林中鹏和台湾大学李嗣涔教授等多名专家，并在冯理达、黄鹰等人的组织下作为专家评审组成员对新创编的“易筋经”、“五禽戏”、“六字（气）诀”、“八段锦”四种健身气功通过了评审。
顺便说明，我在同一些了解内情的老专家接触中发现，当全国性气功大潮时，正是“文革”结束后人民群众宗教意识、养生意识、修道意识逐步觉醒的年代，修习各类气功包括佛、道修炼，遍布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数大约有五千万到七千万，其中“痴迷者”也有上千万，这是一个足以引起社会轰动的惊人数字。气功大潮被封杀后，这些人大量涌入宗教或转入地下，造成许多社会隐患。全国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初创时期的黄鹰主任（已病逝）曾在全国各省市包括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调查也发现了这一情况，因之他坚决主张建立“全国健身气功协会”采取疏导的方式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诉求，以利社会安定。在当今的经济大潮中，这么多佛道修炼和养生爱好者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兜售丹道非法印刷品的江湖术士就是瞅准了这一商机通过某杂志和互联网在地下发展起来的。他们先是在气功大潮被封杀后改换丹道的旗号谋财，走原来那些伪气功师奸商化、帮派化、邪教化之途，最终则会组织邪教危害社会。他们对《丹道法诀十二讲》恨之入骨是毫不足怪的，恰恰说明拙著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在中央610办公室和国家体育总局的组织下，我参加了全国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和健身气功协会创建初期的一些工作，也不过是为维护社会安定聊尽一个公民的义务而已。另外我还发现，这些冒险发财的江湖术士属于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大多是来自山乡的不安份的村民，一般仅有中等学历，但聪明能干，野心勃勃，有较强的语言或文字表达能力和社会活动能量。在当今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重学历、重考试、重外语的条件下，这个群体无法进入上层社会，又不甘心凭技术和劳动务工或务农，也不肯屈居于私人企业老板之下受人摆布，于是纷纷涌入社会边缘层面进行冒险投机，做着“一夜暴富”的发财梦。我们从南方多名政府官员、歌星被拉下水的贪污大案，北方震惊全国的自焚惨案，以及全国各地大量犯罪团伙的案件中，都可以发现这个特殊群体的影子。这些不懂外语、仅有中等文化程度、却带有历朝历代揭竿而起的“绿林好汉”基因、江湖上号称“走出山村的狼”对社会的危害，岂可小觑也哉！老子《道德经》云：“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27章）为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必须要遏制这批心理失衡、对社会现状心怀怨望的特殊群体的破坏性，这就需要提高社会的公正原则和用人的开放性，给他们发挥才能的机会，将其中多数人引向正路。大道之流行本应无弃人、无弃物，然而在我国传统文化根基受损伤，社会出现大量权力失衡贫富不均和政治漏洞的情势下，这个群体往往会在法制薄弱的环节坐大为患。《易·系辞》云：“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功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因之在丹道传播领域建立法律、法规，将其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防止埋下社会动乱的隐患，已成了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忽视的大事。然而令我深感惊异的是，这种江湖术士不仅是我们这个教育相对落后的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近些年也出现了，这倒不是我国的江湖术士跑到国外去发洋财，而是国外发达国家自己也出现了一些贩卖中国佛道文化的“洋江湖”。盖因西方社会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需要之后，越来越关心身体健康、精神的高峰体验、老年的身心归宿等问题，也使佛道修炼之术有了广泛的社会需求。某些国外学者来这里访问几次回国就成了“大师”，其手段竟和中国的江湖术士惟妙惟肖。这更说明将内丹学从江湖文化提升到学术的殿堂，变成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进行学术研究的课题，在全世界都是完全必要的。
1998年以来，我开始接待来访的有一技之长的气功专家，特别是对辟谷、胎息、抗寒这三种功法特别留心，因为随着我对丹道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发现这三种功法是丹道筑基功必不可缺的。我的体质对心理诱导或发放“外气”极不敏感，一些曾轰动全国的著名气功专家来舍下好心为我和家人发功治病，全家只有我毫无反应，这些年仅有两个气功专家发功时我腿部稍有冷热之感。在2001年底钱学森老师九十寿诞前我终于完成了丹道调研，转而调研密宗，过去对丹道的许多疑窦开始解开，并逐步进入实修阶段，原来那些病症逐年减轻乃至痊愈。本来医生曾说这些病都是难以治愈的，因之我怀疑当时太忙没有作所有项目的检查，后来我抽时间专门住院一个月彻底检查身体，证实我根本没有那么些病。我综合有辟谷、胎息、抗寒经验的气功专家所用的方法，确认这三种功法是人体本有的潜能被开发出来，是正常人都可以做到的。我平生想要办的事一旦下决心就一定要办到，别人能辟谷、胎息、抗寒我肯定也能,于是先习辟谷,半个月过去没出毛病，后来每年坚持两次，在2004年辟谷56天时曾出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大偏差，我在总结经验教训后改进了辟谷方法，同时将胎息、抗寒功也练成了。其实我没有耐心去模仿气功专家们各自创编的那些独成体系的功法，因为这不符合我的性格，而是靠自己多年研习丹道形成的智慧和个人的毅力摸索成功的。读者若问我修习辟谷、胎息、抗寒功的法诀是什么？我只能告诉你，有胆量和毅力就够了！你不怕饿死，不怕憋死，不怕冻死，不达目的不休止地摸索下去，自己摸准练功的火候，成功后回首一看一点也不难，别人能做到的你一定能做到。实修时关键是要有智慧，自己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果盲目蛮干就等于自寻死路！下面再对辟谷、炼己、胎息的科学原理作些探讨。
1、就辟谷而论，一般说来大约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体重下降，走路发飘，身体有不同程度的生理反应，这阶段尿常规检查时发现尿酮体呈阳性。此阶段以每天食少量水果为宜，以免立即停食引起宿便中毒，故吃水果逐渐将宿便排净。第二阶段体重逐步停止下降，体力恢复，尿酮体由强阳性转为弱阳性乃至正常，可减少水果到基本靠饮水维持。第三阶段一般到40天左右，身体突然感到轻爽有力，精力倍增，尿酮体转为阴性。《太平经》讲过辟谷十个月可以发生通灵现象。钱俊时研究员认为，化验尿酮体是否阴性（正常值）是判断辟谷者能不能达到高层次的一个准确、有效、简便的重要指标，他追踪的一个辟谷近五年之久的妇女曾自发出现胎息和入定的现象。我推测，辟谷至少有三个作用，一是在体重下降期将体内多余的脂肪、不成熟的细胞变为热量清除掉，等于将人体进行一次大清除。二是体重停止下降后，人每天消耗约三千卡的热量来自人体对水、空气、阳光的直接摄取，即可视为由后天运转机制向先天机制的转化。三是人体先天运转机制启动后，消化系统得到时间休整，同时带动全身内脏器官的休整，达到了人体大修的目的。实际上，辟谷引起的人体生理化学反应还没完全揭示出来，例如我原来以为辟谷可以治疗“脂肪肝”，后来发现饥饿状态反而诱发“脂肪肝”，必须喝山楂片、草决明水以预防，看来辟谷是人体科学研究尚未展开的重大课题。
2、何谓炼己？柳华阳《金仙证论·炼己直论》云：“己即我心中之念耳”，炼己就是炼去心中的杂念，使元神呈现出来。丹家认为“息无则命根永固，念无则性体常存”，“未炼还丹先炼性，未修大药先修心”，“思虑未起，鬼神莫知”，因之炼己就是达到“无念”的心理状态。屈原《楚辞·远游》云：“毋滑而魂兮，彼将自然；一炁孔神兮，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无为为先。”这就是古代仙人所传的丹道炼己功法。关于佛道修炼“止念”的功法，前《禅定与开悟》已讲述甚多，此处仅对“炼己”功成的信号“阳光一现”再作讨论。1990年德国哥廷根马普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蔡郑晖大姐和我一起去探望王沐老师，先师王沐先生曾说“阳光一现”的景象和见性的性光不同，而是一种如闪电般的景象，称之“虚室生白”。在化学上，天空的闪电是由NO（一氧化氮）为“分子靶”形成的，我和郑晖大姐都想到在炼己入静时脑部血液和神经细胞递质间是否也产生了NO。直到1998年美国生物化学家费里德·穆拉德等人因发现NO可以在细胞之间、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而获得诺贝尔奖金，这使我们更下定了要将内丹学从江湖文化中解救出来的决心。其实人体中的化学递质不仅是NO，还有H2S（硫化氢，放屁时可排出）等，皆对人体生命信息的传递起着重要作用。另外，现代生物化学还发现，人在胚胎期时神经元细胞在发育期间，如果接触到纤维母细胞生长因子（F G F）和神经生长因子（N G F），就会发育成交感神经系统的神经元（即丹家所谓“火”）。但是，倘若神经元细胞在发育期没有接触到前述两种因子，而是接触到肾上腺皮质激素，那么它就会发育成肾上腺的分泌细胞（主要功能为分泌肾上腺皮质激素，丹家谓之曰“水”）。这就是说，神经元（火）和肾上腺皮质激素（水）是同源的，其发育结果是由“环境因素”决定的。这又给丹家“水火同源”、“水火既济”找到科学根据，而“炼己”等实际上是调动“环境因素”！内丹学在生化反应、电化学等方面的科学根据还有很多。因之内丹学的研究是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前沿课题，江湖术士的参与只会把水搅浑。
3、至于“胎息”，和“闭气”不同，其中确有些秘诀不便公开传授，以免被江湖术士窃为己有增大其招摇撞骗的本领。江湖术士不肯下苦功修持，大多未达到胎息的水平，他们急需得到一种立竿见影的胎息法诀，因之这种法诀越不宜对他们公开。但真正用功修持的道友，仍可刻苦练功逐步达到胎息，不可急于求成，以免产生流弊。这里特别指出，凡《丹道法诀十二讲》所传修持法诀，为我国历代丹家“千圣不传之秘”，乃余26年访道历尽千辛万苦得来。好道者必须以“诚、敬、恒、真”四字入手，方可读得，方可学得，方可修得，此道与江湖术士无缘。心术不正之徒以侥幸心理窃取法诀，必会走火入魔，自取其祸，勿谓言之不预也。修真之士能穷想山根，进而凝神夹脊双关，而后将夹脊所凝之神藏于炁穴，如此守而不离，真气渐畅于四肢百骸，胎息自成。胎息初成时有橐籥鼓动，皮肤发胀和腹泄的证验，属正常现象，久而自消。腹泄现象出现后宜注意掌握火候，和拙著《道学通论》所传睡功之“锁鼻术”结合，便可渐入佳境。古丹经每言胎儿在母腹中，以脐带和母体血肉相联，气脉相通，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谓之胎息。直至胎儿十月出生，离开母体“哇”（ ）的一声，脐带剪断，先天胎息结束，后天呼吸开始。这种描述实际上是古代内丹家不明生理学以讹传讹的误解。实际上胎儿寄生在母亲子宫中，是犹如癌瘤一般的异物，他（她）和母体通过胎盘膜隔开，血液并不互相流通，胎儿的血型一般也和母体不同。胎儿在母亲子宫中并不呼吸，其血液中的血红素也并无捕捉氧气的功能。一般说血红素是由两对不同的多肽组成的蛋白质，胎儿体中的血红素由于其中的一对多肽化学结构和婴儿及成人不同，尚不能和氧气结合，也不需要氧气。直至胎儿“哇”的一声离开母体，其哭声振动开启肺活量，开始有了后天呼吸，红血球分子链的化学键也发生变化，控制运氧的基因转换并活化，有了运送氧气的功能。这一系列生理和化学变化是逐步发生的，因之幼儿自出生后大多时间处于昏睡状态而后逐步活跃起来。人们知道，化学反应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逆的，血红素的不同构型自胎儿至成人也是并存的，因之我们可以设想通过丹道修炼提供生理环境和化学反应条件重新返回胎儿的状态。实际上，胎息法本质上是模拟恒温动物冬眠的状态。第二节 填髓法和抗寒功
我们说过，《封神演义》一书乃内丹学家陆西星所作，其第89回有一段“纣王敲骨剖孕妇”的故事。其中大意说纣王同妲己在鹿台上凭栏看朝歌积雪，见西门外行人跣足过河。“只见有一老人，跣足渡水，不甚惧冷，而行步且快。又有一少年人，亦跣足渡水，惧冷行缓，有惊怯之状。纣王在高处观之，尽得其态，问于妲己曰：‘怪哉！怪哉！有这等异事？你看那老者渡水，反不怕冷，行步且快。这少年的反怕冷，行步甚慢，这不是反其事了？’妲己曰：‘陛下不知，老者不甚怕冷，乃是少年父母精血正旺之时，交成胎，所秉甚厚，故精血充满，骨髓皆盈；虽至末年遇寒气，独不甚畏怯也。至若少年怕冷，乃是末年父母气血已衰，偶尔授精成孕，所秉甚薄，精血既亏，髓皆不满，虽是少年，形同老迈，故遇寒冷而先畏怯也。’”纣王为了验证妲己的论断，竟派侍驾官员将老少二民拿上鹿台敲骨验髓。“纣王命：‘将斧砍开二民胫骨，取来看验。’左右把老者、少者腿俱砍断，拿上台看，果然老者髓满，少者髓浅。”由内丹学的视角来分析这段故事，填髓强骨之术为丹道筑基功必不可少的修炼步骤。填髓强骨不仅是抗寒功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同类阴阳男女双修丹法铸剑功的前提。吕祖《指玄篇》云：“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分明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只这“骨髓枯”三字，便可知道强骨补髓对男女双修丹法是性命交关的筑基功。
按“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筑基功总诀，欲“强其骨”必先“实其腹”。“实其腹”即“凝神入炁穴”，在腹部凝炼阳性物质引发放热反应，达到“炉内赫赫常红”，生起拙火，随之以“众人之息以喉，真人之息以踵”的法诀将之引向足底，得“芦芽穿膝”和“肘后飞金晶”之验，补髓强骨之功就完成了。“虚其心”为“炼己”，“实其腹”为“胎息”，“弱其志”为“惩忿窒欲”，“强其骨”为“补髓抗寒”，这是一种内外结合的系统修炼功夫。除内功之外，还有种种外功如站桩功、“十六锭金功”、《易筋经》和《洗髓经》功法、瑜伽功、密宗“宝瓶气”和修“拙火”等，皆可达到填髓强骨的目的。这些功法人们不难在社会上学到，故拙著不再加讨论。
这里附带说明，《易筋经》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传自印度。其源流考证如下：
（1） 秦汉时，方仙道的养生术中已包含有易筋经的原型。
导引术由中国原始社会的巫舞发展而来，渊源甚古，至春秋战国时期成为方仙道的一种养生方术。《庄子·刻意》记载：”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汉书·艺文志》载有《黄帝杂子步引》、《黄帝歧伯按摩》等篇章，说明汉代各类导引术曾在社会上兴盛一时。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土汉简《引书》，其中的导引术已相当完备。特别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图》，其中有40多幅各种姿势的导引动作。经分解这些姿势，发现易筋经的基本动作可在《导引图》上找到原型，这有力地证明了易筋经最初源于秦汉间方仙道的养生术。
（2） 魏晋南北朝时期，方仙道的养生方术分别在道、释、医、武四家流传。
方仙道至东汉一变而为黄老道，至汉末演化为道教，道教中因此流传有原来方仙道的导引养生术。自先秦巫医分家后，汉末方仙道的医和仙亦分家，方士医学自此产生。当时，医书称为“方书”(如《五十二病方》、《肘后备急方》等)，被收入《艺文志·方技咯》，学医叫“为方”，治病有效称“善为方”。魏晋时著名医学家华佗被列入《方士传》，《后汉书·华佗传》说华佗“精于方药”。所以方士医家不仅治病，也传承了原来方仙道的导引养生之术。《华佗传》记载：“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华佗这段话不仅说明方士医学借助五禽戏健身治病，也说明五禽戏来自“古之仙者”，即方仙道。易筋经和五禽戏、八段锦等功法同源，皆源自方仙道的养生术，同在医家流传。
医术和方术分家，起自宋代，至金元时期四大医家兴起，才形成现代面貌的中医学，方士医学也逐渐融入道教之中。据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记载：“又曾受刀楯及单刀双戟，皆有口诀要术，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与不晓者对，便可以当全独胜，所向无前矣。晚又学七尺杖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从中可知，魏晋时期中国武术已成套路，且有口诀秘法，师徒教授承传，形成了武术家的职业群体。由此，导引养生术在武术团体中流传，亦顺理成章。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初时依附方仙道，后依附神仙道教，在当时人眼中，佛教亦不过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已。六朝时佛教势力膨胀，渐脱离道教而自立门户，但僧侣们仍修习导引养生术以健身祛病。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导引养生术分别在道教的道士集团、佛教的僧侣集团、医家的方士集团和武术家的武师集团中得以流传。
（3） 唐代后期，《易筋经》开始了最初的创编，其雏形兼具佛道两家特点。
考《正统道藏》中《气法要妙至诀》、《幻真先生服内元气诀》以及《延陵先生集新旧服气经》中《修养大略》，都有“凡服气者何求也，以其功至，则气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髓。一年易气，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发，九年易形”之说。这与《嵩山太无先生气经》中《调护诀》所述“五年易髓，六年易筋”相同，嵩山亦为少林寺本山。以上书中所载资料皆唐代中期社会盛传的功法，有些气法书(如《幻真先生服内元气诀》)记有“天宝”至“大历”年号，可见中唐以后社会上已盛传“易髓”、“易筋”之说。
又考《易筋经》、《洗髓经》功法动作和孙思邈《千金方》中所载《天竺国按摩法》、《老子按摩法》的动作相似，可知《易筋经》功法的创编，乃是综合此二种按摩法而来。《易筋经》、《洗髓经》兼具佛道二教的特点，与《千金方》中《天竺国按摩法》有渊源关系，这也是《易筋经》传承托名达摩的根据。唐代佛道二教均较开放，但自武宗会昌灭佛，佛教受到极大压抑。唐末五代时，社会优秀人才大量流入佛教，禅宗各门派非常兴盛，禅定流行。而宋真宗赵恒继位后假造天书粉饰太平，道教大兴，内丹学南宗随之兴起，道家修炼之术风格大变。据佛道二教斗争的形势推测，考虑当时的社会条件和人文风格，《易筋经》的创编，可能在唐武宗去世之后至宋真宗掌国之前这段时间(约847—998年)。
（４）唐宋间，《易筋经》由少林寺的僧侣集团创编完成，至明代开始流传于社会。
《易筋经》自古与《洗髓经》并传，有《伏气图说》、《易筋经义》、《少林拳术精义》等异名。《易筋经》功法本是由我国秦汉方仙道所传导引术逐步创编而来，它的基本框架是道教文化。但经佛教僧侣集团托名改编后，揉进了不少佛教文化的成份。《易筋经》传本有李靖之序，但语多乖误，显为释子托名而作。李靖为初唐人，则《易筋经》由少林寺僧侣集团改编，当在初唐之后。此书传本又有牛皋序文，考证者多以序文中牛皋自称“目不识一字，好弄长枪大载”句，加之嵩山地属金国等，断定此序文也是伪托，这一论断颇欠公允。古书文句，传抄失真者很多，方术之书更难究诘其字句，若无确凿证据，不应轻作否定之论。考查有关书目，宋代托名达摩的著述甚多，当时张君房奉旨编辑《道藏》，又有《云笈七签》、《太平御览》等书问世，各种导引术流行于社会，且广传有通过修炼可以易髓、易筋之说。由此推测，少林寺僧侣集团创编《易筋经》，不会晚于北宋初年。宋以后的导引类图书，多夹杂“禅定”、“金丹”之说，此书无此类文句，亦可证明已于北宋前问世。又考唐代天宝至大历年间，“易筋”、“易髓”之说始盛，故推定此书创编于唐末宋初，应较合理。牛皋的序文是否托名姑且勿论，序中称《易筋经》传自神僧，也不为无因。明朝天启四年紫凝道人跋《易筋经义》，称此书传自“淄黄两家”，《跋》中历数“禅家”、“宗门”、“金丹”、“清净”、“泥水”等术语，当为明人手笔。再者，明代周履靖在《赤凤髓》中的《食饮调护诀第十二》中言：“一年易气，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发，九年易形，即三万六千真神皆在身中，化为仙童。”文中“易髓”、“易筋”应与《易筋经》有其先后联系。可见，至明代《易筋经》已开始流传于社会。
（５）《易筋经》虽非达摩所创，但少林寺的僧侣曾改编《易筋经》、《洗髓经》用以健身，亦非空穴来风。
中国的少林武术、《易筋经》、《洗髓经》，皆托名达摩所传。达摩原为南天竺国(南印度)人，于梁武帝普通七年(公元526年)来华，止于嵩山少林寺，为中国禅宗初祖。考《景德传灯录》、《高僧传》等佛教典籍，皆不见有达摩传《易筋经》、《洗髓经》，创少林拳法的记载，更无二祖慧可或般刺密谛翻译此二经的证据。另外，印度的文化中，也没有少林拳法及易筋、洗髓之类的导引术。考少林拳法，本是模仿华佗的五禽戏，后经金元时的觉远上人、白玉峰，明代的李镜原、滕黑子等人不断完善发展而来。不仅《易筋经》、《洗髓经》所录的基本动作源自秦汉方仙道的导引术，其中所载方药，亦为唐宋以来中草药方。由此可知，少林拳及《易筋经》、《洗髓经》皆非达摩所创，乃是后人托名之作。然而少林寺的僧侣曾习武健身，对《易筋经》、《洗髓经》的创编有历史贡献，也是事实。达摩所传禅宗，以河南嵩山少林寺为本山。隋唐以来僧侣众多，成为全国著名寺院。禅宗之修持多以静坐为主，坐久则气血淤滞，必须以武术、导引术来活动筋骨。河南嵩山一带六朝至隋唐间盛传武术及导引术，少林寺的僧侣集团取之以活动筋骨、习武健身，亦不足为奇。南北朝时期，佛道相争甚为激烈。导引养生之术本来自道教文化，各有其师徒秘传的套路。佛教的僧侣取以健身，为防止授道教以柄，须托名佛教祖师，并以印度佛教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公开传授。考《易筋经》中之《膜论》、《洗髓经》中《四大假合篇》等，掺杂了许多印度佛教的成份，经文中除道教的长生之说外，又夹进大量佛教术语，可证其曾经佛教僧侣集团改编的痕迹。
综上种种，《易筋经》本源于秦汉方仙道的导引术，被少林寺僧侣集团参照《千金方》中“天竺国按摩法”、“老子按摩法”创编于唐宋间(约847—998年)，用于配合禅定而活动筋骨，在当时佛道斗争的严峻形势下，托名达摩，定名《易筋经》，在僧侣集团中秘传，至明代开始流传于杜会，殆无疑义。
在实际修持中，丹师往往传一些壮腰、补肾、滋阴的药方教学生服用，也在情理之中。据我所知，丹家秘传有许多药方，有内服者，有外用者，我在多年访道中就搜集到一些奇特的秘传药方。修道之士，首重养生，尝有“避风如避箭，避色如避难”之诫。然至填髓功成，这些禁忌就不需要了。修持抗寒功时，还要坚持日光浴、冷气浴、冷水浴，亦有服用硫黄丹以配合速其功效者。
《封神演义》里的哪吒三太子，脚蹬“风火轮”，这也是丹道修炼的隐喻。风为炁，火为神，凝神聚炁于足底，使踵息绵绵而发热，以一种特殊的步伐行走如飞，即是踏上“风火轮”。
第三节 藉众术而共成长生
人的生命实际上是很脆弱的，有的道友筑基功稍有成就，可以数月不食，冬不穿棉衣，跑步登山，身手矫健，年至七旬而无老态，自以为已有道。然未修炼至丹道正途，生活上又疏忽大意，如装修房屋受毒气污染而得肺气肿，如饮酒过量或服药不当而致肝中毒，如心情波动多受刺激而发心脏病，如饮食不节怒气忧烦而得胃溃疡，其他如糖尿病、老年痴呆症等皆可随时临身，那时身体状况一落千丈，被送进医院身卧病床，方知自己同常人无异。葛洪《抱朴子内篇·极言》云：“故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积一所以至亿也。若能爱之于微，成之于著，则几乎知道矣”。
丹道之修炼，要由浅至深，由易至难，先学养生安乐法门，保住身体无病而健康，再靠内丹改换人的体质，以臻仙境，故广知众术，养生却害，为筑基功第一要务。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云：“盖藉众术之共成长生也。”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中已记有魏晋时所传辟谷、不寒、不热、坚齿、明目、聪耳、入瘟疫诸方术，今再据我访道所得，略述少许修持方术以飨读者。
（1） 老年人的养生保健，略有八条标准：腰腿活，体不肥，眼神旺，齿牙坚，脉平细，气息匀，便路畅，居有常。
闭目养神之时，可观想眼前白光如云彩片片，如波浪闪烁，由光小而至光大，由光动而至光定，久则虚白一片，为“聚光止念”之法。聚光即聚性，性散光即散，性聚光即聚，性圆光即圆。由虚白一片而至圆光现前，则见性矣。
又有“炼液化精”之法，最宜老年人命功修持。盖舌下生水为“活”，口中津液乃肾水所生，心血所化，故昂脖搅舌而津液满口，引颈吞下，汩汩而达丹田，为炼液化精之功。津液能助消化，补元精，少时心定炁动，一阳生矣。
又有“出神采炁法”，卧床矇眬入睡心生恍惚时，将元神化为真意调出身外，升入城市上空，仰观满天星辰，俯视万家灯火，采取应星应潮之先天一炁，入我法身。继而神游地球之三极（北冰洋、南极洲、喜玛拉雅山），采日月星辰之精华积入我炁穴之中。再将元神收入身中和元炁混合烹炼，吞云吐雾，金光护体，存想自己随时间反演返老还童，最后入母胎中行真息而眠。诀曰：遨游三界采先天，日月星辰伴我眠，吞云吐雾返童体，身是蓬莱洞中仙。
另有“真炁薰蒸年寿穴”法，乃吾调研同善社、一贯道等多种民间宗教时参访高克吉老丹师所得。“年寿”属经外奇穴，位于两眼内眦连线中点之下二分的鼻梁上，为小儿推拿时所用穴，主治急惊暴死。现在针灸书上已无此穴，仅有面相学的书上称之为“年上、寿上”，主相面时观其斑点、晦点断人年寿和吉凶祸福。丹家以神凝炁穴入静萌生真炁，引至“年寿”穴以真炁薰蒸之，其穴区域微络有跳动感，可除险症危疾，治愈奇病暗伤，颐养天年。
又有“凝神归空法”，盖丹家至老年习静，皆重视凝神归空，一念不生，以“澄湛”二字为要诀时时习之，务令纯熟。如此一灵真性，澄然无染，湛然圆满，如一缕香烟，升至太空，遨游宇内，拨不开，吹不散，火不能烧，水不能溺，来去无碍，纵横任意，自己做得了主，观万里如在目前，方是真空独露。如此临终之时，不起一毫贪念，不生一点俗念，不思世间牵缠之事，万缘放下，一丝不挂，方可超凡入圣。（1） 中青年人之练功，不得一味静坐，必须辅以动功，以舒筋活络，调和阴阳，且在丹功中灵活运用之。
有“悬空挂臂功”，其诀法如站桩之要领，但双手抓住单杠，使两足悬空，等于用双臂承担全身重量，以手代足，呼吸调整与站桩同，全身松静自然达20分钟，久行有奇效。
有“十六锭金功”，其法诀谓“一吸便提，息息归脐；一提便咽，水火相见”。此种功法至简至妙，字字如金，故丹家谓之“十六锭金”。具体应用之时可据不同目的变化其行功要领，在丹道修炼关键步骤行功时派上用场，皆有奇效。此术作筑基功修炼时，可保持站桩之姿式，两脚趾抓地，关键法诀是吸气时由会阴穴向上提缩，似气由会阴吸入一般挤到肚脐间，前收生殖器，后缩肛门，如忍大小便状。随之将口中津液汩汩咽之，送入肚脐间，将前所吸之气以肚脐为中心下提上压，闭息持气半分钟，必要时可配合双手握拳敲击后腰和前腹的动作，将气震通骨髓。然后全身放松，恢复腹式呼吸。如此反复练习，平常小便时亦提肛、咬紧牙关保持此姿式至小便结束。其法诀有紧张用力者，有轻提轻咽者，有连续做功者，有中间停顿者，皆可随机妙用。
有“添油术”，即前所述“补亏正法”，但将其坐姿改为站姿。其功法亦是正转河车，可由头顶百会穴开始。先以左目，观照左肾，使目与肾之气相通。复以左目，观照头顶百会穴上空，一轮红日，金光闪烁，具有光明、神圣、阳刚、热烈之象征。后金光一道，从头项将督脉照成金色，直达海底会阴穴，又分两路照亮两腿经脉直达足底涌泉穴。少时足心发热，金光复上转至丹田，再上升眉心复归百会。后以右目，观照右肾，使目与肾之气相通。复以右目，观照头顶百会穴上空，一轮明月，银光闪烁，具有圆满、幸福、阴柔、和谐之象征。后银光一道，如五彩甘露，从头项沿督脉直流下来，到达海底会阴穴，复分两路沿双腿经脉再达足底涌泉穴。稍存片刻，足底酥绵麻胀，舒服无比，复由足底升至丹田，再上升眉心聚于百会。此种功法务令演练纯熟，可以左目为真火（神），右目为真水（炁）以行日月交光之功。或左右相互调节阴阳之火候，或左右同时进行，或左右一顺一逆方向相反运行，或行卯酉周天功，或行逆式呼吸法，或行逆转河车之功，运用之妙，纯乎一心。
又有男子所习“蹬扳功”，其法以身体仰卧床上，两腿翘起，两手从后面大腿根部将两腿扳住。然后两脚向上作蹬天状，共蹬九九81次。其诀云：将身仰卧心自闲，以膝齐胸用手扳，一扳一蹬连九九，自然药过尾闾关。
又有“回春功”，站立两足分开，其两脚外沿与肩同宽或稍宽些，叉开腿裆。两臂垂于两侧，全身自然放松，头正颈直，目光内敛。由会阴穴开始轻缓悠动，逐渐全身上下弹性垂直抖动，身体松驰，腿脚屈伸震颤，约360次。丹道之筑基动功，和世法健体之术不同，皆有秘传。此回春功之秘密，在于抖动震颤其生殖器官，女性玉门微张，开合要有感觉；男性玉茎如钟垂般晃动，丹家谓之“晃钟”，久之皆有回春之效。
另有“炁通带脉法”，由丹田运炁向左转右环行回丹田。带脉起于季胁部，环腰一周，有如束带，为奇经八脉之一。运炁环行带脉，可调节十二经脉的气血，有平衡全身之效。一般运炁九转，或接行卯酉周天功法，有养生奇效。
其他还有鸣天鼓、叩齿、咬牙关、搓腰眼，搓脚心、兜肾囊、旋眼睛，其中以“咬牙关”和“旋眼睛”为丹法之要诀，“旋眼睛”可对着镜子自行练习，其应用在丹道修炼中非同小可。道家之功夫，关键在于会应用，其中之奥妙，须待师传口授方知。
（3）“揉”和“晒”
清道光丙午（1846年），有号“天休子”者，著《修昆仑证验》，力倡“揉”、“晒”二法。天休子云：“凡百病症，皆以气血为主，通则无积，不通则积，新则积小，久则积大。不论大小内外病症，果能揉之，使经络气血通畅，则病无不愈者。”“今有揉、晒二法，既不借人之力，又不费己之财，矢以诚，行以勤，用以和，守以恒，凡百病症，概可立愈。”具体揉法，天休子曰：“兹则一言以蔽之曰，揉夹车以清头上六阳之积。下部六阴之积由足上，继之曰揉海底疏通腿跨。为善后之计终仍总于夹车。易而且简，易知易从者也。”至于晒法，天休子曰：“有人传以晒法者，伏天赤身于烈日中晒之，汗如水流，风来凉爽，不觉其热也。惟初晒必脱皮，厚薄皆随其病，甚至起水泡，其愈极快，无过二日者，真化工也。”“凡男妇头风、脑漏、牙疼、耳肿、脚气、臁疮、手足腰背筋骨疼痛、风寒、湿热、虚弱、酸软等症，于三伏日巳、午、未时，赤身于烈日中晒之，不论新旧大小病症，概能痊愈除根，即妇女月事，亦可晒，通天地化育神工，难以殚述。第不可遮盖著衣，乃致受热也。”“揉以通气血，而症去瘕消；晒以分阴阳，而清升浊降，皮肉筋骨更换一番，庶不负此生矣”。
吾初来北京时，读书刻苦，体质多病，先师王沐先生将此书送我阅读，受益非浅，因之《中华道教大辞典》收入此书。吾之所学功法，皆据己意有所增删发明，从不照书演练。盖揉法即自我按摩，晒法即日光浴。吾所行揉法，取“颊车”、“翳风”二穴，可却头部诸疾。晒法须找空气清新之草地或游泳池里，以晒背为主，其功用可壮先天之元阳，滋后天之真阴，但对紫外线之承受，亦须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第四节 自发声与自发功
在茫茫的宇宙中，只有道是绝对的和永恒的，其他事物包括宇宙本身，都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之都处在旋生旋灭、方生方死的运动之中。万物由道化生开始其生命运动，而运动也必然会发出声音，于是万物必有其“第一动”，也必有其“第一声”。宇宙“大爆炸”显然是整个宇宙的“第一声”，也是其“第一动”。由宇宙之“第一动”，至今宇宙中仍存在“天体之运行”，成为世间生命运动的根基；由宇宙的“第一声”，至今宇宙中仍存在“星球的和声”，道学谓之“天籁”，又称“大音”、“元音”。人之出生也是一样，妇产医院的医生将刚出生的婴儿倒提起来拍打屁股，于是婴儿挣扎啼哭，这便是人生的“第一动”和“第一声”，在丹道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除此之外，宇宙中还有所谓“神灵的声音”，称之为来自灵界的“秘音”，模仿这种声音便可和灵界交通，这就是丹道中的“咒语”。老子《道德经》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41章）“凡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29章）天体运行之星球的和声为大音，为天籁，由“天籁”为根基又生出“吹万不同”、“音声众殊”的“人籁”和“地籁”。宇宙和人的生命无疑有着一种最基本的节律，“天籁”也有着一种最根本的频率和振波。当人的“秘音”上达天籁，调和宇宙中的灵气，必能和宇宙的根本频率相谐调，从而使人体进入“共振态”，并使咒语产生天人感应的力量。
道教修炼本有一种“啸法”，据称西王母善啸，传广成子、风后、啸父等。《诗经》中有“其啸也歌”（《江有汜》）之类，为宣泄情感的“歌啸”。古人以为“蹙口出声，以舒愤懑之气”，盖以不振动声带，以口腔共鸣的发声方式，故亦号为吹啸。除歌啸之外，尚有“气啸”，为古代丹家炼气之术。《楚辞》中有“招魂”一篇，亦用啸法，是为先秦流行于社会之巫术，王逸注谓“啸者阴也，呼者阳也，阳主魄，阴主魂，故必啸呼以感之。”由于啸法多用不振动声带的清辅音，故又称嘘法，后汉至六朝之方士赵炳、徐登、刘根、栾巴等所行嘘水禁咒之术，即啸法之一种。唐永泰中（765—766年）孙广著《啸旨》一书，为啸法之专门著述。书中云：“夫气激于喉中而浊谓之言，激于舌而清谓之啸。言之浊可以通人事，达性情；啸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盖出其言善，千里应之；出其啸善，万灵受职，斯古之学道者哉！”至于六朝名士如嵇康、孙登、阮籍、王羲之、庾亮、谢灵运、桓玄等仰天长啸，如高柳蝉鸣，竟成一时代风尚。其啸法所表现者，如胡马长嘶、鸿雁群鸣、猛虎啸谷、龙吟腾云、清飙振木等，皆是一种忘我状态的气啸，其声音多为自然现象之模拟，则其元音、辅音并用矣。这类啸法，如现代气功师之“喊山”，庶几承其遗意。实际上，自唐而后啸法渐失传，而道教符咒之术，则继之未绝。
丹道之筑基功，亦辅以咒语作配合练功之用。有些密宗咒语，如“吭”、“噢姆”、“嗡呵吽”、“六字大明咒”、“哲里、主里、准提、萨波诃”、“金刚上师咒”、“大悲咒”等，亦为丹家所采用。其中“嗡呵吽”用于之采日月精华、采日光等功法中，历代相传。还有丹家自己沿用的一批咒语，无梵语发音，如“天灵至荣，愿得长生；五龙君侯，愿得安宁”，为入静时诵习。其中最常用的，是背诵《心经》和《白衣观音大士神咒》。《白衣观音大士神咒》为丹家秘传，和佛教寺庙中所赠善书中文字有所不同。第一句诵三遍，共分六段，合计160字，颇有节奏感，朗朗上口。（注：丹家秘传《白衣观音大士神咒》全文如下：“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白衣观世音菩萨。（三称）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观音大士，誓愿宏深，寻声救苦，必生感应。有人念得观世音，灭罪消愆增福寿。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佛不离身。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些咒语应由丹师在授功时解说其应用方法，咒语本身的文字意义未可深究，只要能使学者在练功时保持一种良性意念就足够了。
丹道修炼是一种彻底揭开人的生理和心理奥秘的人体工程，每个人生理上多年隐藏的病患、外伤、宿疾，都会重新被发现；每个人心理上深埋的隐私、欲望、痛苦、创伤，也会被激发和暴露出来。有的修道者在练功时出现身体异动，或大哭大叫，或颤抖跳跃，或口出异语，都是不足怪的，关键是将其引导成良性状态，不要走火入魔造成自我伤害或危害社会。丹道修炼出现自发声或自发动，能够用意念适当调控，一般说应该是良性反应，有利于疏畅心灵和气血。现代西方精神分析疗法和催眠术进步很快，丹师可以用之为调理学道者的身心状态，辅助丹道筑基。必须指出，现代精神分析学，包括瑞士西尔维奥·方迪的微精神分析学，所揭示的仍旧是人类心灵的潜意识层次，仍属无始以来的“轮回种子”，脱不开随生带来的“业力”和“习气”，因之做精神分析成功的人并非明心见性，尚达不到佛道的究竟境界。然而，丹道修炼也是一个“净化潜意识”的过程，因之精神分析可作丹道筑基之用。
余在广州期间，先师无忧子曾论及自发声和自发功可使修炼效果事半功倍。此功法练习不应在室内，须到附近的越秀公园僻静处学之，自发声的要诀是运气至头部上额印堂处震动发音；而其自发功姿势虽简单，但披发跣足，全身松软，动作极慢，视身边的空气如水流，体验那种如在水中的感觉，动而不动，不动而动。先师时年九旬有余，面带微笑，此功行来很觉神秘。当年中山大学仅有两个游泳池，而校园北门口的珠江无大污染尚可游泳。广州那时正流行一种“五禽戏”自发功，通过站立诱导可激发出五禽戏的动作，给我启发很大，认为自发五禽戏才是真正的五禽戏。后来我在游泳时全身放松体验到自发功的忘我状态，竟自创一种游泳方法，甚有效果。我自幼不善音律，不理解何以在印堂部能发声，后来台湾某大学休闲系的音乐家吕阳明先生来大陆访学，他在发声时竟能使眉间印堂震动，方知先师所传不虚。我近年特意招收懂音乐的学生入学，希望探明自发声的规律，将这一丹道文化遗产发掘出来。2006年1月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曾广骅教授的《大成拳——科学站桩功》一书，我为之写了《序言》。曾广骅教授曾得王芗斋亲授站桩养生功，老年回美国后又获纽约皇后学院运动生理学硕士和辛辛那提联合大学健康科学博士，此书是一本真正以现代科学理论破解站桩功之秘的科学著作。他在修习站桩功时发生了腿部肌肉抖动的自发功现象，并声称“百练不如一站，百站不如一抖”。我对这种由双膝左右颤抖、双腿上下抖动、腰及脊椎带动肩背和头颈一起抖动等自发功也深有体验，一般随意念控制在收功前练习，效果甚佳。总之，自发声和自发功中还有些奥秘没有揭出，也没创造出一种最佳功法用以推广，因之它们目前尚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一节 站桩功再探
我在拙著中多次介绍以站桩用为丹道筑基功的方法，盖站桩之术亦变化多端，各有所长。这里再介绍一种站桩功，除姿势要求两腿与肩同宽，腿稍下蹲，两手掌胸前抱球，含胸拔背；似坐非坐，似笑非笑，似尿非尿等条件之外，尚有存想之意念等要求。此种站桩功之意念有“松、紧、重、轻、小、大、冷、热、明、空”十个步骤，现分述如下：
（1） 松：站桩功之“松”字诀，首要是放松两肩，只要双肩放松下来，就基本符合要求。站桩时可口念：“松、松、松，肩要松，颈要松，上要松，下要松，全身内外都放松”，以意念引导由“松”入“静”。以“松”字诀起，以“静”字诀终，为站桩功贯彻始终的要诀。
（2） 紧：先是上松下紧，两足趾抓地，腿部肌肉紧缩；再前松后紧，提肛并紧缩肛部肌肉，放松生殖器和尿道。继之咬牙紧缩面部肌肉，耸肩紧缩颈部和背部肌肉，并全身肌肉作一紧一松的抽搐动作。
（3） 重：先是一个“重”字诀，存想全身重如泰山，肌如铁，骨如钢，体验一种肌体“沉”而“涩”的感觉。继之是一个“塑”字诀，全身如木雕泥塑般僵住，如泰山屹立不动。
（4） 存想全身失去重量，可以在山野间飘浮，可以在空气中飞荡，如羽毛，如白云，有无拘无束的逍遥之感。《红楼梦》里薛宝钗咏柳絮的《临江仙》云：“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它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词中意趣，庶可比拟。
（5） 小：双手于胸前合什，其他姿势如旧，存想自己幼年如三岁小顽童般站立阶前。如此天地间元炁和日月精华齐聚我身，达到吕祖“一粒粟中藏世界”和佛陀“芥子纳须弥山”的意境，体验出一种童稚的乐趣。
（6） 大：两手掌外撑，两肩上耸。存想自身长高变大，为一足踏大地，头顶冲开南天门的巨人。人在丹道修炼中一旦得其“正大光明”浩然之气，就会豪气干云，体悟到人本是宇宙的缩影，决不是那么渺小的！陆象山诗云：“只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庶可达此意境。
（7） 冷：存想周围寒风习习，雪花纷飞，自己身体变为雪肌冰骨，站立中体验寒冷、清凉的感觉。如此身入广寒宫，心在清凉界，有一股清凉的液体如冻奶酪般沁入心脾，流遍四肢，有酥绵快乐之感，心中烦闷和忧愁一扫而光。
（8） 热：存想丹田起火，焚遍全身，炉中赫赫常红，两肾如汤煎，腹中如沸煮，如过火焰山，如入八卦炉。继而从手足指端开始四肢渐有麻、热、胀的感觉，后遍布全身，体验这种麻、热、胀的感觉，便是丹道得气的证验。站桩之麻、热、胀感是改造色身，由后天向先天转化的关键步骤，须专心练习。
（9） 明：可将前述“添油术”的功法变换到此处运用，得其功效。或首先激发两眼间性户，使一股光明照彻全身，各个骨节肢体与内脏历历分明，如水晶塔子。如此通身经脉有光感循环，全身透明，进而上通天光，虚空生白，吉祥止止，方是光明境。
（10） 空：人对世事能看得淡，放得下；对自心能放得松，定得住；以一个“忘”字诀起手，便可以一个“空”字诀收圆。在站桩时，要达到身心两忘的境界，称之谓“站忘”。于站忘之时，得到忘形的“无身”感受，便是空境。“空”的境界，不觉自己有身，则外其身而身存，是站桩的最高境界。
练习站桩功，以“松”字诀和“热”字诀为重点，须时间长些，可长至５分钟到10分钟。一般每次站桩完成十个步骤以20分钟到40分钟为宜。
人的一生，每年都会发生一些令人高兴、自感幸福的事，也会发生一些不称心、自觉痛苦的事。如果把每年高兴的事连成一条线，那就是一生幸福的记忆，反之则连成一生痛苦的记忆。站桩时可从当年逆推至童年时期，沿着幸福记忆的线一年一年返老还童，以良性回忆开拓心境。但由于人往往对痛苦记忆深刻，站桩时用回忆的方法易受恶性意念的干扰，故一般不采用逆向回忆返老还童的功法。丹家采用的方法，是找一个荒僻无人处面对一棵树木（或其他设定的偶像），去敞开心扉述说，用自由联想法不加掩饰地说出自己脑海中随时浮起的一切念头和感觉，通过倾述心结解除自己的精神压力，练功之时则可减少魔障。这种方法有点类似现代的精神分析，因之我主张把精神分析法、心理治疗术引入丹道筑基功。最后再传“胎儿桩”：
丹道站桩功的要诀，也是“执于一而万事毕”。站桩之功效要害在于形体的姿势，人之形体姿势最初的“一”是什么，显然是母腹子宫中胎儿的姿势。因之说人类胎儿期在子宫中的姿势，必然在生命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依此姿势站桩，名为“胎儿桩”。
其功法是站立入静，冥想自己一年一年地返老还童，退回到未降生前的胎儿期。继之双腿并拢，曲膝半蹲，双足翘起，双手大拇指在内、四指在外握固，双拳并拢曲肘、拇指对准鼻孔、置于鼻前方。抬头则仰观于天，低头则俯察于地，一般采用头微向下倾的姿势。如此模仿胎儿在母腹子宫中的姿势，便是胎儿桩。胎儿桩之呼吸要求深、细、长、匀，渐至微微的自然呼吸。双目似闭非闭，微见光亮。平心静气，进入静心忘我状态。
一般说来，胎儿桩合式，仅需15分钟就会激起全身反应。初站时5分钟后即出汗、腿酸、身颤，坚持下来，秩序渐进，不良反应消失，身渐舒服。站桩时间亦应根据自己耐力逐渐延长，一般超过15分钟以后，会激起自发功，其自发功形式亦多样，包括五禽戏、太极拳等传统工夫亦可被激发出来，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功效。胎儿桩对调整全身气血，治疗多种疾病，激发元炁运行，都较其他功法为优。
第二节 丹道入手功
眼下社会上修习丹道的学者，大多筑基阶段即静坐炼性，自称得自龙门派或习《伍柳仙宗》，禅道兼融，如此坐上十多年不见效验，这就是入手功夫不得法诀之故。盖因当今社会已无有古人那种田园诗般的生活，全人类都被推入残酷地激烈竞争之中，学术界的学者们也“日与心斗”，从性功起修往往十几年仍无法达到“心止如水”，这就难怪朱熹叹息“金丹岁晚无消息”了。因此筑基功要和入手功结合起来，掌握正确的入手法门，方能收事半功倍、小往大来之效。
丹道入手的法诀，为“先命后性，借假修真，慢中求快，无中求物”。法诀由修持经验积累而来，其义并非讲“先性后命”就修不成，而是说对一般中等资质的学道者来说，依此而练收效快些，到真正入手后，自会运用自如，就不需要筑基阶段这种种法诀了。“命”是气，“性”是神，“先命后性”就是要“凝神入炁穴”，先作炼炁的功夫。“借假修真”是讲要得先天炁，必从后天呼吸修起。《黄庭外景经》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积精累气以成真。”这就是“借假修真”的法诀，要求先在炁穴“积精累气”，即返观内视，息息归根，刻刻观照，如鸡抱卵，如龙养珠，行住坐卧，不离这个。“慢中求快”就是不得揠苗助长，不要急着用意念导引“运周天”。老子《道德经》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21章）丹道修炼是一种“有无相生”的过程，入手时什么功夫也没有，即为“无”，通过站桩产生“麻、热、胀”的反应，通过意注丹田、息息归根、凝神入炁穴在丹田产生如原始星云般旋转并有沉重感的“铅”，则是由无生有，求得个“物”了。丹家最后入寂灭大定，则又是从有返无的过程。“无中求物”是入手时出现一系列金丹证验，由“有象”而“有物”，由“有物”而“有精”，由“有精”而“有信”，玄关窍开，得先天真一之炁，便入丹道正途了。下面再对丹经中的关键入手法诀，稍作提示。
其一，《参同契》云：“耳目口三宝，固塞勿发通，真人潜深渊，浮游守规中。旋曲以视听，开阖皆合同，为己之枢辖，动静不竭穷。离气纳营卫，坎乃不用聪，兑合不以谈，希言顺鸿濛。三者皆关键，缓体处空房，委志归虚无，无念以为常。证验自推移，心专不纵横，寝寐神相抱，觉悟候存亡。颜容浸以润，骨节益坚强，排却众阴邪，然后立正阳。修之不辍修，庶气云雨行，淫淫若春泽，液液象解冰。从头流达足，究竟复上升，往来洞无极，怫怫被谷中。反者道之验，弱者德之柄，耘锄宿污秽，细微得调畅，浊者清之路，昏久则昭明。”此段经文，可谓字字珠玉，是极简极妙的入手功夫，须背诵纯熟，化为自己的修持体验。其中“淫淫若春泽，液液象解冰，从头流达足，究竟复上升”一节，形容了真炁运行像五彩甘露、冰雪清泉一般从头到足上下流通的证验。先师王沐先生在留学日本期间曾得日本白隐禅师所著《夜船闲话》一书，据他说日本白隐禅师曾用一鸡蛋大的酥油，放置头顶待其自然溶化，体验其“从头流达足”的感觉，直至脚心温暖，全身通泰。还有的学道者缓体坐于浴盆之中，将多种通经活络、气味芳香的中药煎汤置于器中从头顶徐徐漏下，亦可产生此种体验。
其二，《吕祖百字铭》云：“养气忘言守，降心为不为。动静知宗祖，无事更寻谁？真常须应物，应物要不迷。不迷性自住，性住气自回。气回丹自结，壶中配坎离。阴阳生反复，普化一声雷。白云朝顶上，甘露洒须弥。自饮长生酒，逍遥谁得知？潜听无弦曲，明通造化机。都来二十句，端的上天梯。”此《百字铭》又称《上天梯》，乃丹家真传，也是需要背诵纯熟慢慢体验的。学道者领悟了此《百字铭》，就等于掌握了丹道全诀，所有功法皆可依此印证。《百字铭》开头入手之“养气忘言守，降心为不为”一句是命功，即“凝神入炁穴”的功夫；“动静知宗祖，无事更寻谁”是性功，故应属于“先命后性”之丹道功法。《百字铭》入手功夫讲“养气”而不曰“运气、炼气”，讲“降心”而不曰“静心、炼心”，就是要求意念下注丹田，息息归根，在炁穴“积精累气以成真”。此种功法之要诀在于一个“守”字，“守”即“守城”。何谓“守城”？《金丹大成集·金丹问答》云：“抱元守一，而凝神聚炁也。”这就是“养气忘言守，降心为不为”的要义。“动静知宗祖，无事更寻谁”讲得是“性功”入手的“止念”法门，“宗祖”即“灵明性体”，是不假修证、天然常明的“真我”，随它杂念纷纷而“真我”乃“无事道人”。这种“止念”法门我在《禅定与开悟》中已论之甚详，只要“灵明性体”（即“宗祖”、“真常”）不迷，则可“性住”、“气回”而得“玉液还丹”。尔后经坎离交媾、乾坤交媾，完成采药、炼丹的程序，达到转识成智的逍遥之境。
其三，济阳子所传《金丹妙诀》，仅“收视返听，凝神入炁，调息绵绵，心息相依”十六字，为丹道入手功的根本法诀。“收视返听”是“下手先制两眼”，目光内视先“观其窍”，再“观其妙”；凝耳韵于炁穴之中，念兹在兹，无少间断。此即从《参同契》“耳目口三宝，固塞勿发通”修起，眼不视而凝神，耳不听而葆精，口不言而养气，耳目口之“外三宝”收视返听，精气神之“内三宝”则相恋相凝，久之活子时至而阳生，真炁动矣。“凝神入炁”是回光返照，使元和内运，暖热阳生。“凝神入炁穴”是丹道命功之根本法诀，如此则可神、气合一凝炼为“炁”，玄关窍开，现出无限生机妙用。“调息绵绵”乃冲和大定，息息归根，绵绵不绝，天机运行。诀云：“调息须随息，知心不用心，巍巍常不动，顷刻产真金。”真金即真铅，即钟离权所谓“但能息息皆相顾，换尽形骸玉液流”，如此则命功成就。“心息相依”之“心”为元神本性，“息”为元炁真息，神行炁行，神住炁住，如此性命双修，神炁相依相炼合为一块，则金丹结矣。学者依“收视返听，凝神入炁，调息绵绵，心息相依”四句法诀而修，则丹道之门可入，登堂入室可期而待。
以上所论各项丹道筑基功和入手功，学者可以作为自己摸索入门的参考。其中某些关键法诀，为防止江湖术士窃为己有不得已而略去。这是因为此书写作期间，江湖术士在互联网上的表演使我警觉到当前还没到法诀全部公开的时候，只好留待机缘凑合时再作补充。然而真心修道者得此一书，已没有必要再听江湖骗子那套装腔作势、造谣生事的闲言碎语了。据我所知，天下异人奇士甚多，高于吾者亦多有其人，学道者须虚心访求真师，辨别真伪，接受指导。然而“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丹道法诀不能包治百病，而是仅能起到入门指路的作用。学道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修习丹道的“真师”是你自己！“虚寂恒诚”四字是丹道的总诀，有大行愿，真心入道，你自己的“真意”会带领你逐层深入，过关斩将。学道入门之前有秘密，进门之后则无秘密，丹道入手靠法诀，入手之后则可激发自己的灵性参考丹经狠力摸索，这就是丹道的真实内幕。国内外学道诸君子，在丹道门前切莫彷徨莫畏难，内丹学也并不神秘，只要我们将其搬进学术的殿堂，必然会使之成为造福全人类的事业！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生所学仅为《四书》、《五经》，他们以此应付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富贵。佛道二氏之学被斥为旁门，特别是道教内丹学则流入抱道肥遁的山林高士之手。近世以来废除科举制，学校主要教授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儒、道、释谓之国学，研究者仅是少数专家，道教内丹学则流入江湖术士之手，在师徒间秘传。我之所以致力于内丹学之研究者，决非想与此辈江湖术士争一日之短长，盖因当今之世中国传统文化元气大伤，需要从这种古老的丹道文化中汲取营养，以重新开发出其生命力。王重阳在异族入侵时融汇儒、道、释三教之学创立全真道，以内丹学传承，就是因他独具只眼，看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全在内丹学之中。陈垣先生早已识破王重阳创全真道、传内丹学的用意，在于为中国传统文化保存火种，使其在历经浩劫之后断而仍续、亡而复存，这就是我不惜耗时26年调研丹道的原因。至于我不惜笔墨在这本学术著作中揭露一些江湖术士的造谣诬蔑，这也不是对这些四处流窜的宵小之徒的鬼蜮行为缺少宽容，自失身份遂其借机出名抬高身价的狡计。因为在我们这个出过汉奸和伪军的国度里，许多事业都坏在这些害群之马的手里，他们的劣根性为争名谋利不择手段，一切真正热爱丹道文化的正义之士必须提高警惕。譬如现在驾车外出大家都担心交通事故注意安全，然而社会上却有一批专门制造交通事故讹诈事主钱财的犯罪团伙，因之在中国要发展一项事业首先必须敢于对付内部出现的蟊贼。气功、丹道、养生、术数等学术领域曾经是鱼龙混杂的江湖术士的世袭领地，将其提升到学术界等于砸了以此谋生的江湖骗子的饭碗，他们越是咬牙切齿气急败坏，恰好说明我们为人民谋利益的事业是正义的！
老子道学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复兴，已是可以预见的大趋势。上个世纪，先是1973年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继而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又于1993年出土了竹简《老子》甲、乙、丙三组。古人云“国之将兴，必有祥瑞”，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也是如此，《老子》古本的面世便是祥瑞。过去一个世纪西方各国越来越重视中国道学文化的研究，他们从老子的生态智慧中发现了西方文明的出路，不断召开大型国际会议，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欧洲诸国都相继建立了相关的学术组织。时间进入21世纪，中国大陆各科研机关、高等院校、名山宫观召开的有关老子道学文化的学术会议成倍增加，还有不少学者、离退休干部、甚至一些企业家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研究道学文化和注释老子《道德经》的著作，这说明道学文化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已人心所向，老子道学文化复兴的时代确实到来了。
我们选择老子的道学文化作为中华民族21世纪的文化战略，首要原因是道学文化和我国的现行社会制度及政治理念并行不悖。道学文化的根本思想肇始于无阶级、无压迫、无剥削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社会，这是一种原生态的共产主义社会，显然是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的出发点。老子《道德经》云：“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77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81章）这无疑又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和共产主义思想。老子《道德经》云：“治人事天，莫若啬。”（59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67章）“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多亡。”（44章）“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46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9章）这是一种建构节约型社会，反对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思想，今天对我们的国家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老子是人类辩证思维的鼻祖，他“辅万物之自然”的思想，“知和曰常”的思想，反对不义战争和无辜杀人的思想，“尊道贵德”的思想，蕴含着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文化资源。同时，老子的道学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世界文化，是引导全人类奔向大同社会的文化，是充满自由、民主、科学精神的文化。老子是世界的哲学之父，也是全人类的自由神。老子哲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不仅能使中国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建立在本民族的传统思想之上，而且也使世界哲学思想的话语权在中国扎根。现在《道德经》在海外译本之多仅次于《圣经》，老子还被美国《纽约时报》评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一。严复《老子道德经评点》云：“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人们不难发现，历史上老子道学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弘扬和传播，几乎是和当时社会的开放和民主程度成正比的。今天老子道学文化的复兴，便预示着中国社会民主、科学、统一、强盛、均富、和谐、自由、开放时代的到来。
其四，破解内丹学之秘，实际上就是创建内丹学，这和开创新道学文化一样，都是前所未有的学术事业，是不可能不遇到干扰和挫折的，这就需要在为人、为学、为道上提高个人心理素质，善于运用老子的策略思想，敢于为这一事业奋斗不息，庶可有望取得某些阶段性成果。凡属一种牵涉到千万人利益的正义事业，决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功，这就需要我们在开创这些新学派时，一要讲清这项事业的意义以吸引和召唤同志，懂得寻觅战友，团结同志共同奋斗；二要懂得“托付”，善于“托付”，即把自己完成不了事业“托付”给后人，并把自己的经验教训也传授给后人，使这一正义事业能继续下去。
所谓寻觅战友，就是寻觅那些敢于为此目标而奋斗，并且在“为人”上有斗争精神的人。我在中学时代，最喜欢读的是李白、鲁迅、莎士比亚、屠格涅夫和普希金的作品，当然那时官方组织学习《毛泽东选集》，我也认真读下去，从中领略了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发现这些人在性格上都和我有心灵相通之处。考入南开大学之后，中文系的李何林教授和外文系的李霁野教授都是研究鲁迅的专家，我不仅在“文革”期间抄大字报时学会了李霁野教授写大字报用的那种“鲁迅体”的书法，离校后还在乡下收到一封李何林教授的来信，这使我更热心阅读鲁迅的著作。鲁迅先生在1934年《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花去生命的几乎全部。”鲁迅先生所批评之中国人最有特色的劣根性，就是“内斗”，凡见到为某种事业而奋斗的人，权势者则刀斧相向，深文周纳，栽赃陷害，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总会给你编出“十大罪状”压死你；无权势者则在背后向你发暗箭，泼污水，制造出许多离奇的谣言骂死你，这就是我国历史上志士多遭厄运的原因。我对鲁迅先生这类描述体会颇深，盖因我生性十分倔犟，认准的路就要走到底死不回头，如今我已活过鲁迅先生的年龄，人生的路大多是在逆境中走过来的。我童年时期，因为脾气犟得出奇,家乡父老便提出一种解释，他们把儿童头上毛发呈旋涡状的地方，称作“旋儿”，认为小孩脾气倔犟的程度是和头上“旋儿”的多少成正比的。我们村子里的儿童头上生两个“旋儿”的已不多见，唯独我头上生了四个“旋儿”，这大概注定了我一生予盾重重，争斗不休，走到那里都是群吠狺狺、诽谤不止的原因。十多年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和某些当权者、“儒学大师”发生遭遇战，搞得全国哗然，后来外地某高校的一位老朋友大概听到不少传言，遂善意劝诫我既然研究道学，何以如此“好斗”，有失道德。我曾写信为自己答辩说：“大丈夫之处世也，定乎生死之境，通于荣辱之理，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吾视鼠辈之诽谤蔑如也。我本性情中人，平生嫉恶如仇，以为多小谨者无成功，缺胆识者不英雄，有来犯者，我必随缘斗而不悔。斗战胜之是谓佛，妄语造业则为魔，代佛杀魔，便是斗战胜佛。只要性根不昧，人世间之矛盾斗争，不过如隐有杀机的弈棋、垂钓游戏，吾藉此磨炼性情自得其乐而已。天之生人，使命不同，故仙佛修炼之路也多途，皆因人而异，苟得三禅妙乐，地狱也是天堂，此《指月录》所以讲黄面老瞿昙不入，调达大魔王不出也。《文子》曰‘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真性谓之德’，这便是我的道德。”我一直不相信流言家真有把人整倒的力量，对手一旦到了在背后造流言伤人的地步，也就有点无奈为人所不齿了。流言如一面镜子，但照得不是被伤害的人，而是流言家自己的真实形象。旅居美国的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之书》中说：“困难与障碍，如果能适当地加以了解和利用，常常可以变成出乎意料的力量源泉。在各位大师的传记中，你会发现，如果他们没有遇到困难与障碍的话，就找不到超越的力量。西藏的伟大战士格萨尔王（Gesa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流亡历程是西藏文学中最伟大的史诗。格萨尔的意思是‘无敌’，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从格萨尔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有一位邪恶的叔父，名叫洛东，就想尽办法要杀害他，但每次都让格萨尔越来越坚强。事实上，由于洛东的努力，才使得格萨尔变得如此伟大。因此西藏的谚语说：如果洛东不是这么邪恶诡诈，格萨尔不可能爬得这么高。”（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48页）金庸武侠小说的顶峰为“独孤求败”，这说明人生的对手越高，自己的才干也增长得越快，没有对手的战斗不能称作“战斗”。当然对江湖上那些下三滥的角色，可以先随便它们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叫去，要“战斗”就不必分心去欣赏它们的“小夜曲”。道教内丹学既然是曾经流入江湖的文化，江湖又多险恶，因此我奉劝热心此道的战友们要有“斗争精神”，学一学鲁迅先生的风格。鲁迅先生1925年3月在《两地书》中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中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天无绝人之路，凡为开创内丹学和新道学和我志同道合的战友，就要敢于同各种邪恶势力作斗争，为了民族大义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除了“为人”之外，还有“为学”与“为道”。内丹学是探讨人类生命和心灵奥秘的学问，是人类最终认识自己的科学，因之它必然要综合中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等几乎与人类发生、发展相联系的所有学科，决非像江湖术士所宣扬的那样拜他们为师学几句口诀就完事。吕洞宾、陈抟、刘海蟾、张伯端、王重阳、马丹阳、张三丰、陆西星包括近世的陈撄宁先生等内丹家皆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少人参加过科举考试甚至出仕过地方官吏。内丹学本来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发展起来的学问，这些内丹家厌恶科举和官场，“英雄回首做神仙”，才开创了丹道这门富有学理的学问。到现代进行内丹学的研究，不仅要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还要有足够的西学功底，陈撄宁先生已开始汲取西方科学知识研究内丹学，我们要沿着这条正确的路走下去，不要再听任古人遗留下的这一宝贵文化遗产沉沦于贩道骗财的术士之手，靠“不死成仙”、“独传秘诀”等江湖黑话诱惑百姓。《续指月录》载居慧禅师偈云：“百尺竿头弄影戏，不唯瞒你又瞒天。自笑平生歧路上，投老归来没一钱。”我为此访道26年，所参访的内丹家皆有一技之长或得到部分丹诀，但包括陈撄宁先生在内并没有一个真正修炼成功的神仙。我的真正目的也不是靠他们几句丹诀修炼成仙或长生不死，而是要将他们各自的一家之言、一派之长集中起来，破解内丹之秘为人体科学做出贡献，为全人类造福。我见过的某些有真传实授的内丹家，执于一家一派之言自以为已得全诀天下第一登峰造极，也不过是见到“玄关一窍”，丹家谓之“摸到造化鼻孔”；或静坐久了发生五彩“金刚链”等“异象”，佛法谓之“见到某些光影”，达到此水平已世间少有了。但到头来，多数内丹家收了一辈子徒弟，讲了一辈子道，终究是“瞒人瞒天”弄了一辈子影戏，大限一到伸腿去了，谁再找他去做见证？临济宗天童昙华禅师偈云：“蜻蜓许是好蜻蜓，飞来飞去不曾停。被我捉来摘去两边翼，恰似一枚大铁钉！”眼下江湖术士皆自称得到什么隐修的真人、高士传授，其实中国山林中哪有这么多高人？既使果有真仙驻世，也不会专去找那些在互联网上招摇撞骗的宵小之徒去传法，帮他们盗名谋利。以我访道的亲身经历而言，奉劝世人切莫轻信江湖术士编造的这类神话。我今天既已将千古相传的各派丹诀尽可能地收集到一起，这其中包含了我多位先师终生的心血。读者若问我丹道修持最终结果究竟是什么？我只能说研究以后才知道，实验以后才知道。因为内丹学只有搬进学术研究的殿堂，发动国内外的许多杰出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家、脑科学家以此为基础共同开展研究，内丹学才能超越古人重开生面，才能真正有发展有前进，才能真正揭开内丹千古之秘并进而解开人类生命和心灵的奥秘，我的奋斗目标也就达到了，这也正是我和江湖丹师“道不同，不相为谋”之处！内丹学的研究，本来应该以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为主力，才能逐步消除丹道话语权上的江湖习气，建立良好的学风。有志于研究内丹学者，须知人类生命和心灵奥秘的揭示，和天体物理学、高能物理学、精神分析学、精神现象学、脑科学、心身医学、心灵哲学等息息相通，涉及到天体演化、生命起源、物质结构等科学前沿问题，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是不行的！内丹学家不能拒绝现代科学，不能为江湖术士以人造神迹来反科学的闹剧张目。现代科学的精华在高等数学之中，我们至少应对高等代数、拓朴学、复变函数、非线性偏微分方程有所了解，知道事物的运动轨迹大多是非线性的，它可以有多个独立的解，从而不受简单因果律线性思维的束缚！
在“为道”方面，我曾传有“跟师诀”，以为学者修道之用。然而我又说破，当下遍布海内外所有传道的丹师，十之七八并无真才实学，以借道敛财的江湖之辈居多，人们从互联网上讨论丹道的帖子看，其话语权也是江湖习气占上风，其中之佼佼者，也不过“摸着造化鼻孔”或“见到某些光影”，尚非驻世的神仙。大慈道俦禅师赠制鞋匠偈云：“透底工夫做已圆，须知密处自心传。脚根着地随他转，踏到驴年也未穿”。然而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真正修道成功的神仙呢？答案是肯定的，有！正如密宗大圆满、大手印修至虹身者并不罕见一样，丹道修炼成功者也必有其人，至少吕洞宾、陈抟、张三丰可以肯定为得道之真人。释迦文佛和太上老君所传佛法和丹道皆非虚语，关健之处是修道者能否得到释迦、老子的“心传”。至于求得释迦、老子“心传”的方法，就是用心千遍万遍地阅读释迦的佛经和老子的道经，包括《参同契》、《悟真篇》、《敲爻歌》、《无根树词》、《金丹真传》、《修身正印》、《丹经秘诀》、《五篇灵文注》等丹经。《庄子·人间世》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人能专心致志地读书，既要读之以心又要读之以气，与释迦、老子、吕祖、陈抟老祖、张三丰真人心心相印，声气相通，就会发生心灵感应，打破时空界限，直接同释迦、老子及仙人对话，得到古仙的“心传”。我们能精诚所至地使古仙复活，直接同古仙对话，近世丹师包括陈撄宁先生等人就不再成为障碍了。当年陈健民上师随黄蘅秋老居士乘飞机到印度朝佛，没带多少有关大圆满、大手印的法本，后来陈健民上师要著《大手印教授抉微》等著作，写信向海外诸居士借阅大手印法本、译本等，但彼等不同意陈健民居士敢于在传法时独抒已见，对前人之观点多有批评的做法，推托不肯相借。陈健民上师在《大手印教授抉微·结论》中答辩此事云：“此书著作计划，曾引起彼等注意--有劝勿据今译以评藏文原本；有劝勿以己见为高而卑视古德；比谢以诗曰：谢君一片老婆心，半说高低半古今。无奈金刚眸子里，未许时（古今）空（高低）挂胸襟”。可知在陈健民上师眼中，古人和今人，印度和西藏，本来没有什么时空障碍，那些成名的上师、古德怎么批评不得？不仅密宗如此，丹道也如此，一些江湖宵小之徒都给自己树一个偶像，挂出祖师爷的牌子以售其奸，别人在学术研究中对其供奉的牌位稍有触动，即刻如丧考妣，足见其不成器也哉！无奈在我辈学人眼中，两千五百年前之老子端在目前，可以对话，可以请教，未敢以时空为阻隔，近世之丹师有何德何能而可自秘其术乎！按佛道之真见地，一粒微尘包三千大千世界；十万八千劫具一念中。茫茫宇宙在吾掌内；事物万变，机生乎心。大千世界犹如一“因陀罗网”，事物相互间普融无碍、摄入无碍、交涉无碍、理事无碍；过去不已灭，未来不新生，现在不孤住；时空互化，隔世异成；老子之函谷关紫气犹在，楼观台讲道未终；释迦之“法华法会”不已散，“龙华法会”不新开。吾辈求道不亲询于释迦、老子，反任江湖丹师挟术自炫，岂非儿戏乎！因之我奉劝广大丹道爱好者，有我此《丹道法诀十二讲》引路，完全可以自己去佛道诸经书中求知解惑，已足够修持之需了。拙著在话语权上不仅继承了古丹家与造化小儿争权的优良传统，不受西方工具理性之曲解；又开创了内丹学的学术风格和科学精神，剥离了术士们贩道骗钱谋生的江湖黑话，为现代学者们治丹道性命之学奠定基础。号称“万古丹经王”的《同易参同契》云：“思之务令熟兮，反复视上下；千周粲彬彬兮，万遍将可睹；神明或告人兮，心灵忽自悟；探端索其绪兮，必得其门户。”这就将求取丹道真传的方法揭示得一清二楚。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注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百遍且然，况千遍万遍哉！故诵之万遍，妙理自明，纵未得师授口诀，久之亦当自悟。其悟多在夜深或静坐得之。盖精思熟味，反复玩诵，蓄积者多，忽然爆开，便自然通，此之谓‘神明或告人兮，心灵忽自悟’也。《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诚之极也。”辨难答疑至此，已无言可辨，已无疑可答，不仅内丹学如此，新道学的研究也如此，凡我志趣相合之道友，勉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