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纯演的电视剧:2011年长篇：所有的过客都到齐了

　　他们能聚在一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告别了集体合唱的年代以后，中国作家执意要在作品中显出特异性，不论是写什么，还是怎么写，似乎只有不一样才能建立起个人的王国，才能在文学的疆域里冲锋陷阵、叱咤风云，尤其是，长篇是如此的体量庞大，就更没有理由召唤那些活在不同的长篇世界里的小说人物，来一个小小的文学聚会。然而，我还是这么做了。老实说，这并不是我的发明，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福斯特就谆谆告诫我们：“时间的概念自始至终都将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呈现和观照英国小说家的方式并非将他们置于时间的大川，任他们随波逐流，稍有不慎就会被吞没，而是请他们团团围坐在一个圆形房间里，就像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同时写他们的小说。”对于我们而言，这种方法似乎更为有效，不只是因为我们将要谈论的那些人，他们都诞生在同一年，彼此之间共通性似乎远远大于相异性；更重要的是，也许只有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才能看清，我们的精神质地是怎样的，以及是什么样的时代塑造了这样的我们。　　在他们中间，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小绸、希昭和蕙兰(王安忆《天香》)。这三个女子，从晚明逶迤而来，这大概是她们的创造者王安忆沿历史的河流往上追溯得最远的一回。她们生活在一个叫“天香”的园子里，恍惚让人忆起了文学史上另一座著名的园子——大观园。都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地，园子里的男人们兴致勃勃地享受着江南的富庶与闲适，把日子过成了一派花好月圆、草长莺飞，可不知怎么地，那看不到尽头的繁华竟也曲终人散了，倒是让这几个闺阁女子借之于天香园绣凸显了出来。从人到物，可见作者匠心所在。说到底，作者的初衷是格物，是为顾绣立传。旧时的小说，“小”确乎其重要特征，芥子之微、寻常之物皆能在小说中寻找容身之地，倒是接续上了欧洲传统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看重的往往是小说背后的“大义”。《天香》则不然，这部小说浸润着浓浓的文人趣味，将园林、纺织、刺绣、花草、制墨、习画悉数引入其中，物我两亲、物我两忘，这物里有细密的闺阁心思，也有广阔的人世之思。　　谭端午(格非《春尽江南》)与闻讯(王刚《关关雎鸠》)并肩而立，大约是因为他们能在对方身上发现自己。他们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剧作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作家们虽然也写知识分子，但是不大写以文学为业的知识分子，是担心对号入座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不得而知。而这一次，格非和王刚不约而同地将解剖刀对准了自身所在的群体。显然，他们对当下的现实都有深深的质疑，都将逝去的一个时代作为理想之地。诗人谭端午在理想主义盛行的上世纪80年代是才华横溢的诗人。说不清少女秀蓉倾慕的是诗人还是诗歌。然而，这样一个时代转瞬即逝，秀蓉成了家玉——一个与时代合拍、与浮躁的时代翩翩起舞的人，端午也终于成为了一个失败之人、无用之人。这里，显见作者对失败的赞赏之意，世俗意义上的失败或者无用恰恰是自我得以实现的地方。在小说的最后，家玉，这个世俗上的成功者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成功与失败的辩证法，在作者这里具备了新的意义。王刚犀利地选择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作家进校园来表达自己的思考。作家们进入大学以后，会和大学的教育体制展开怎样的冲突和故事，成为作者瞩目所在。小说讲述了剧作家闻讯与大学体制的种种不适应之处，更加浓墨重彩的是他的感情生活。他陷入到与岳康康的爱情之中，这爱情似乎部分抵消了他在这个校园乃至这个社会的不适应感。然而，这爱情的光芒却如流星，迅速熄灭，转而被丑闻、伤害、自杀等更为冰冷的现实所代替。作者有意在小说中建立了一种抒情结构，这结构与小说人物的身份相互熨帖，同时也为小说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话语。端午与闻讯，那些敏感、自尊，有着丰富内心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并不走运，他们总是撞上冰冷的现实四壁，可是我们真心觉得，他们离我们是如此近，近得仿佛我们能听到他们的叹息声，那是对曾经有过或者未来也许还会出现的理想主义的缅怀与向往。　　看上去，作家们都对所谓的知识分子持谨慎的怀疑态度。我们一方面相信，知识是人类之光，有了知识与独立思考的能力，人类才能走出蒙昧之地，可是，另一方面，知识却并不为其持有者带来顺遂的命运，相反却屡屡将他们推向凶险的路途。陆焉识(严歌苓《陆犯焉识》)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明证。陆焉识天赋异禀，出身大户人家，会多国语言，智商超群，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然而，他的出身、他的书生气、他的自命清高与张扬激越却让他在历次运动中陷入漩涡，不得不在青海草漠上度过了20多年的光阴。日日夜夜忍受着非人的生活，无非是抱有最微弱的希望，向妻子坦白这份爱。终究，命运让所有人愕然。人生的所有感慨回荡在陆焉识戏剧化的生命历程中，知识分子的那抹底色却愈发鲜明。当他在人群中孑然独立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他身后浓重的阴影。　　如果说，陆焉识是携带着阴影而来的话，那么，金深水和向金喜则仿佛着了隐身衣一般，隐藏在黑暗之中。作为间谍，这仿佛成了他们的生存本能。金深水(麦家《刀尖》)的人生在麦家看来就是在刀尖上行走。小说具备一切畅销小说所应该具备的元素，传奇的故事情节、缠杂不清的感情纠葛、多方利益集团的微妙角力，加之口语化的叙述方式，打造了一个好看的谍战故事。只是，如何突破谍战这一类型，创新一种叙事模式，如何深入到小说人物的心灵世界，开拓其精神疆域，如何更深刻地理解一个特殊时代的本质，都需要进一步思考。向金喜(海飞《向延安》)看似是一个时代的局外人，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热爱厨艺，理想不过是成为一个好的厨子。然而，他终究踏上了“向延安”的道路，安静地潜伏下来，成长为一个不为人所知的英雄。革命与青春、与日常生活，以一种特有的方式结合起来，向我们打开了一个更为纵深的空间，回荡着几许淡淡的忧伤。也许，对于这些无名英雄们而言，比传奇人生更为诱人的，是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　　差一点，我们就要忽视那个被人们叫做香火(范小青《香火》)的少年，倒不是因为他年龄小，只是因为他的神神叨叨、来去莫测。就是这样一个叫做孔大宝的香火，在一个荒谬的年代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种种不可解之处，并倾其所有以一己之力抵抗这个充满灾难的时代。他在那个特殊年代阻止人们肆无忌惮地破坏文化，而将深深潜藏于我们民族中的文化根底引入到缓缓流续的河流中来。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却被作者讲得风生水起，甚至有些情节要读到最后才能恍然大悟，应该归功于作者对视角的颠覆性运用。显然，作者运用的是香火这样一个限制性视角展开叙事，在他的世界里，香火爹始终存在于他的生活中并跟他交流对世事的看法，并屡屡在重要关口出现给予他行动的动力，可是，直到小说结尾，我们才从他人的对话中得知，香火爹早已故去。一个不存在的人来回自由地穿梭在文本之间，审视和议论一个现存的世界，这样的设计里隐含了作者的深意。这还不算完，再后来，我们就连香火本人的存在与否都产生了怀疑，香火究竟是生者还是死者，他是如何在生死之间自由来回的，小说似乎并没有为我们解谜。但不管怎样，我们在香火的一生中看到了对一个时代的反思和质疑以及一个民族“香火”的延续。　　两个喃喃自语的年轻人显然是从我们这个时代走出来的，也征服了许多年轻人。许清池(安妮宝贝《春宴》)延续了安妮宝贝小说主人公的一贯风格、一贯的衣着服饰，频繁转换的空间场所，一如既往地为情欲所驱使，在世间的舞台上演绎出或悲凉或挣扎的人生。在这本书里，安妮宝贝一如既往地讨论人生的种种命题，即一个人与他所置身的时代、与他人、与自我，可以构成怎样一种关系。作者借以谈论这个话题的，无非是男女之间情感的纠葛，以及小说人物强大得让人无法忽视的内心的声音。脱离了人物与阔大社会生活的联系，将情感作为生命的本质特征局限，在狭小的精神世界里讨论精神本身，有可能会成为安妮宝贝很难逾越的瓶颈。夏冲(李海鹏《晚来寂静》)也喃喃自语着，他有着强烈的说话冲动，要将从小到大所经历的生活琐事作事无巨细的倾诉，当然，这倾诉中无可避免地包含了他对他人、对世界的看法。小说说的是这个青年在不长的成长阶段有三次拒绝跟人说话。作者的意思是，外面的世界是强大的、喧嚣的，只有那一份寂静给人以安慰。　　世界越来越小，而中国文学的疆域越来越大的一个明证就是，在我们的文学聚会里也出现了外国人的身影。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文学所要深入的，就是人的情感、思想与命运，种族并不能成为人与人的本质差别。于是，我们在那些外国人的身上同样能发现作者极力捕捉的闪光所在。明妮·魏特林(哈金《南京安魂曲》)，这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在小说里又活了一次。这部小说讲述了她和她的同事们是如何竭力与日军对抗，建立难民救济所，保护了许许多多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民。然而，人并不因其善行就获得赦免，也不因罪恶而获得惩罚。明妮，这位善良而勇敢的女性，却因为和丹尼森夫人的冲突而离开了学校，战争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灵魂，终于将她击垮，让她的精神趋于崩溃。对于南京城所遭遇的浩劫，作者尽可能用冷静、朴素的笔调缓缓道来，却蕴含着更为强大、更为动人的力量，让读者随之走进那一段惨痛的历史中。1937年的南京也因此成为一个历史的黑洞，吸引着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询。明妮是一位殉难者，张马丁(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也是。这个意大利人跟随莱高维诺主教来到中国，成为一名教堂执事。在村民和教民发生冲突之时，他被鹅卵石击中头部，迎神会会首张天赐因此替他偿命。然而，三天后“复活”的张马丁拒绝了主教秘藏的建议，勇敢地走出教堂，走到他的仇人之间。在这部小说里，李锐探讨的是，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困境与信仰。张马丁的第八天，意味着他走出了原先信仰的基督教世界，为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无法承担他的信仰的世界牺牲了自己。人之为人的真诚将人引领到无法化解的绝境，却由此化解了厚厚的由不同信仰筑起的高墙，这是作家对人的悲悯，更是对人性温暖的信任。芙洛(张翎《睡吧，芙洛，睡吧》)这个远嫁到加拿大巴尔维克镇的中国女子，同样因为她强大的生存意志而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当然，并不是所有作家都会选择一个主要人物作为自己长篇小说的主角，他们更愿意将自己长久居住的城市或者一方水土作为表现的中心，探寻一座城的历史，在历史的灰烬中致力于发现城与人的秘密，可能是作家的野心所在。于是，在我们的文学聚会里，也出现了风土不同、性格各异的地方。武昌城(方方《武昌城》)以其惨烈而被铭记。这部小说将1927年北伐军围城、北洋军守城的40多个日日夜夜定格成一帧照片，战争的惨痛与人性的复杂则透过这帧照片，形成了深远的历史空间。以今天不复存在的城墙为分界点，小说分为“攻城篇”与“守城篇”。在“攻城篇”里，青年学生梁克斯的革命理想与革命热情在碰触到坚硬的城墙那一刻凝结了起来，生与死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呈现在他面前，面对绝境时的艰难选择让他的思考有了更为开阔的空间。作者并不仅仅将目光停留在正义的一方，她将笔触同样伸向守城的一方，军人的职责与正义的使命始终在人的内心交战，从而决定了历史的走向，人性的种种幽微与复杂之处由此打开，历史与生命得到了同等程度的尊重。裸地(葛水平《裸地》)以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而让人追怀。这仍然是一个家族系列的故事。所谓裸地，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欲望驱使下男女关系的隐喻。盖运昌希望能留下血脉将盖家延续下去，奈何一次次努力终是徒劳。“土地裸露着，日子过去了”，一代又一代人在这土地上过活着，哭棍上“麦芽大的青绿”就是生命的象征，也是人与土地关系的再一次明证。葛水平的小说里有蓬勃的诗意，这使得她的讲述有了不一样的味道，黏稠、劲道，又韵味十足。碧色寨(范稳《碧色寨》)以其遥远的现代而让人惊奇。作家返回到1910年的云南，探访了滇越铁路上的一个小站——碧色寨。这是一段淹没在历史烟云里的故事，在高山峡谷间突然耸立起这样一个钢铁怪物，无疑让居住在此的人们泛起种种复杂的情绪。有的人迅速被新的生活方式所俘虏，所谓现代文明，正是借铁轨汹涌而来，让人们从身体到灵魂都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最聪明的毕摩独鲁站到了前现代的立场，独自与巨大的铁路作战。文化融合，在这片土地上走过了怎样艰难曲折的历程，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将这样一类人称为过客，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有着丰富的褶皱，更骄傲、更敏感，也更自尊，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方式与时代、与自己和平共处，他们一边暗暗抵抗着，一边半推半就地过完了自己的人生。可是，我们始终能看到，他们的墓志铭上，深深刻着“不属于”三个字。　　为什么这样一群人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我们的文学世界？或许，这份“过客感”源于中国人的普遍情感，热衷于写“过客”，大约也跟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位置有关。经过了30年岁月的洗涤，文学已经从新时期的宏大叙事里转过身来，日常生活的表象经过千百次复制，似乎也黯淡了光泽，于是，暗暗地从高歌凯进的时代轨道上旁逸斜出一枝，书写人无处安放的灵魂就成了许多作家的选择。过客们承载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难题，默默走向我们，如何将他们的个人之思上升到精神体验的高度，进而沟通民族的灵魂，或许是摆在我们面前挥之不去的思考。
 来源：文艺报    岳雯   本文来自[左岸文化网] http://www.eduww.com  版权归原著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