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道仙出堂口视频:【科普】情报工作和国际关系学常识

【科普】　　情报工作和国际关系学常识
首先声明，我不是系统内的人。我是一个小白，我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军刊撰稿人。我的特长就是去纸质媒体或者网络上摘抄一点，出去卖两个钱，弥补家用。其次，我的说法不是权威，您有什么不同观点尽管反驳。
从哪里说起呢？
从潜规则说起吧。说说情报界的“冷战规则”。一般人说起情报工作，总会想到飞檐走壁，刀光剑影，007等……谍战剧也因此类卖点而好看叫座。早期情报界却是存在着严重的相互杀害对方情报人员的问题。比如红队，全称就是“红色恐怖队”，搞恐怖主义的专门组织。成天就是杀这个杀那个，杀叛徒，杀对方的情报人员。红队比较著名的案例就有杀顾顺章全家的。地点在上海的威海卫路802号，死者为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妻妹张爱宝，岳父母，兄嫂，佣工叶小妹，牌友斯励、朱皖白及其妻共十二人。当时媒体到现场参与发掘见证，拍照。还有在甘斯东路爱棠村，新闸路，武定路等地挖掘出三四十具尸体。顾顺章灭门案，影响很大。很负面。之后周恩来反思一系列红色恐怖事件的副作用，制定了“不搞政治暗杀”的原则。一说到情报工作，就想起暗杀，显然是对我党情报工作太不了解了。
冷战初期，美苏两国情报斗争，也有过过火行为。过火行为的结果就是大家彼此都没有好果子吃，最后双方高层通过中间人斡旋，选择了“要文斗，不武斗”，即不恶意袭击对方情报人员，不暗杀对方情报人员，对于被俘的情报人员给予适当的人道主义待遇。
美国和苏联是当时国际关系界的流氓头子，大流氓制定的潜规则，后来为很多国家所仿效。随着和平日久，情报斗争甚至出现了一些外行人看起来很有趣的潜规则：比如适当休息，尊重公共休息日和公共休息时间等。这怎么说呢？比如你被跟踪了，那么就要设法摆脱跟踪。这个过程有时候很长，中途有午饭时间，那么你应该去餐馆就餐，而跟踪者也应该就餐。就餐时间嘛，大家彼此都放松一下，吃饱饭，喝杯茶，然后下午接着玩跟踪和反跟踪的游戏。
听起来很有趣么？你可能未曾实践过，普京实践过。当年普京在西德活动，被跟踪，为了摆脱跟踪而放弃就餐，结果轮胎被扎。对方很明白警告他：“不至于吧？都是工作，你要吃饭，我也要吃饭！”
……
大国之间的情报斗争，已经文明化了。那么有人说在西部抓到私自测绘的日本间谍，就地掩埋！这么说肯定是破坏潜规则。你把人家就地掩埋，你的人被抓到怎么办？也被就地掩埋？
情报斗争的文明化，有时候达到一个很有趣的境界。
大陆早期驻台记者，到位以后，就能看到很有趣的景象：到宾馆入住以后，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拿着望远镜往这边看呢！记者不能总窝在宾馆吧？出门采访是记者的天然义务。那么出门应该怎么出门呢？有师兄临行前交代：房间不要上锁，留在房间内的电脑包不要上锁，主机不要加密码。
为啥呢？
因为知道你出门，有人会来检查你的房间，你的电脑，那么你最好不要上锁，避免因为对方手生心急，一不小心把锁撬坏了，彼此尴尬。当然出门以后，记者也不能走得太急，碰到上下公车（公交车）、地铁，你要记得等等后面跟随的人。人家也是工作，你走得太快太急，他跟丢了，很不好啊。
那么为啥要让他跟得上呢？一是要让对方知道记者是公开活动的，一切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二是有人跟踪是好事。记者初到台湾岛，人生地疏，万一遇到一个劫道的，人财两失，岂不可怕？有人跟踪也是一种保护。
跟着跟着，也会发生很有趣的小插曲。比如记者到乡下采访，台湾这天气我们闽南人都知道：雨多。突然天下雨了，记者到采访对象家里喝茶了，跟随保护的安全人员很尴尬的在外面淋雨。于是记者邀请安全人员进来一起喝茶避雨。等雨停了，采访结束了，出去，一前一后，继续走呀。
上面说有趣的，也有没趣的……
有心想加入情报系统的同志，我得说……其实情报工作很无趣，非常无趣。
情报工作很多时候是广种薄收的买卖。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有时候穷极一生，也没有抓到对方一名间谍。有的外派，一年半载也没有一笔有效业务，甚至多年没有业务的也有。你如果想去当007，那几乎就是投错胎了。电影电视那是艺术，没有点剧情冲突，没有点噱头，谁看哪？我在《潜伏》剧评里面说了，《潜伏》剧本里面有很多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作为原型，但是《潜伏》是很多精彩故事的汇编。真的要是回头看历史，有时候是相当沉闷的……沉闷到编剧采访当事人，都灰溜溜回去的。
历史上有一个“传奇”情报员，她开机要会议时候做会议纪要，送蒋介石，会后再做一份纪要，送毛泽D。这样以来，毛泽D仿佛长期旁听了蒋介石的会议。这个人叫沈安娜。她长相很普通，一点都不甜美。她的经历……很枯燥。她后来对所有来要打听传奇故事的编剧反复讲：我的故事不惊险，我的故事很枯燥……沈老太太吓跑了好几个编剧呢。
我说几十年前，中国大陆有一个热血青年，怀着青春冲动去某部门的某嫡系的燕京国际关系学院，他有心想当中国007，创造一番如诸多英雄前辈之类的业绩。上学以后，发现自己投错胎啦。这和平时期，真的少刀光剑影，某系统的生活，很可能非常枯燥的，自己可能十多年也抓不到一个间谍。怎么办？改行啦。改行到兄弟单位去。这个青年很奋斗，秣马砺枪，枕戈待旦，多年以后，他也成为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年特警大叔。带队成功救出一个萝莉控。时间是2004年2月3日深夜，这个萝莉控叫做吴若甫。这位特警也出名了。
所以想要出名的，还是换系统吧。
说到出名，情报系统也不是都不能出名。比如美苏两国在冷战以后形成默契：相互通报驻对方境内的情报主管。比如美国向苏联通报说，我新派一名莫斯科站长过去啦，不日将要拜访你们，到时候你们要招待茶水啦。苏联也向美国通报：我驻华盛顿站长张也出发啦，你们不要忘记请客吃饭啦。这样双方站长都出名，在对方的名单上出名了。
本来情报站长这类人物是不容易瞒住对方的，那么干脆相互通报，过去之后先混个脸熟，嗯，有事烧纸，不，有事找我啦。
真有事会找他的。美苏对抗多年，也存在相互情报交流和协商，避免因为误判、挑拨、而。被俘的人员也会相互交换。所以抓到对方间谍，也别殴打，你今天殴打我的人，我明天也打你的人！冷战规则不能破坏。抓到外国间谍，绝大多数情况下还得按照纪律来审讯，还得通知对方家长：嗯，你家孩子调皮，在我这里呢，没事，好吃好喝在我这里。你放心，饭菜三顿不少，饭菜管够呢！
无他，也是为了让对方能够好生对待自己的孩子。
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国间谍飞机撞上我驱逐的J8-2，受伤，未经许可降落我机场，24名美国侦察人员被扣。结果管饭。
回去以后，记者问：管饭不？答：管。
记者又问：饭菜管够？答：够。
记者还问：你有什么不满？答：中国菜太油……
别看到侦察机就喊着要打下来，大白兔也有飞机、船只去别人家门口开展科学测量呢。
和平时期，气氛比较好的时候，可以。
如前述，记者还邀请跟踪者喝茶避雨，雨停后双方继续各自工作，记者去采访，安全人员去跟踪。本来他们也有保护记者的用意。如果记者遭到不测，很容易在政治上被炒作。
委员这人一贯不太正经，前述也不完整。情报工作中风险还是主要的问题。比如有几十只兔子被派去一个有山水相连的国家工作。兔子的先辈为这个国家死伤了几十万，迄今还有很多人埋在这个国家。结果这个国家发现了他们，杀害了他们。和平时期，一下子杀害了几十个人，这是罕见的流氓国家行为。
美苏两国建设驻外使领馆时都用自己的工人，自己的材料，工地的警戒工作都是自己负责。即便如此，事后检查，总是在犄角旮旯挖出大量Q听器。驻外使领馆被Q听，是外交人员习以为常的事。我记得苏联克格勃有一个高级官员主动上门找到了法国大使馆，在大使馆内的安全室内也闭口不说话，用笔谈，明确告诉法国人：安全室内也不安全。
原来驻伊拉克大使孙必干在回忆当年驻伊拉克经历时，也说了当时大使馆的电话全部被监听，如果中国外交人员用家乡话同家人交谈，电话放下以后，就会有一个电话打进来，很粗暴地说：“你刚才讲什么？用普通话再说一遍！”本来嘛，Q听的规矩就是不打扰对方。听到方言听不懂，要认命。伊拉克情报机关是一个流氓组织，不遵守游戏纪律。孙必干大使要开会，干脆带着与会人员去野餐，在空旷的野外边吃边说。
中苏关系蜜月时期，有一个中国驻非洲某国大使馆收到一份苏联礼物，很高兴接受了。等中苏关系恶化，突然想起来应该进行保密检查，结果真的发现了Q听器。美国大使馆也收过苏联的礼物：一个制作精良的美国国徽。安全官员检查后认为里面没有Q听器，这是一个“真诚的善意的礼物”。大使就把它挂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多年以后，剖开国徽才发现这里面还真有Q听器！美国大使给苏联人做好几年播音员呢！
那么你要是带着家属驻外，晚上要过夫妻生活，怎么办呢？
不要紧，轻轻在墙壁上敲击两次，大声说：以下是个人生活时间，晚安！
金家是一个流氓政权，对华做过的坏事多了，比如还从台湾运来核废料埋在中朝边境等等。至于假币，我在银行系统内就接到过通报了。金家不单特工向中国商人兑现假币，还嚣张到外交官直接持有假币到银行兑现。金家贩毒，年年数量庞大。我们论坛就有某会员战斗在延边州一线，为了杜绝金家假钞和毒品呕心沥血。下班上论坛上，看到网民支持金家，气得快吐血。
向对金边防前线的同志们致敬！
有人喜欢打叛徒，看到惩治叛徒的网络传言，喜不自禁，到处转帖。有些人动辄呼唤要求搞政治暗杀，屡屡发帖。那么我讲一个重大的悲剧故事，这个故事涵盖了“打叛徒、政治暗杀”内容。故事分为非会员版和会员版。
非会员版：《一起暗杀引发的政治大事件》
1984年，中国某情报机关发现自己在A国的一个情报员刘先生叛变了！经过上级多次确认，刘先生投靠了敌对势力，多次提供了假情报，且帮助监视、秘拍前来接头的联络员。更糟糕的是，这个刘先生还非常八卦，把领导人J先生的隐私往事曝光给大众。J先生当年有过一个地下情人，并产下两个私生子，为了政治前途，J先生抛妻弃子，做了灭绝人性的勾当。这一隐私，是J先生见不得人的罪恶。如今被曝光于天下，只要花几元钱就能买一本书，就可以对J先生品头论足，这让J先生的“二太子”非常生气。“二太子”召集了手下汪局长商议对策。汪局长说：“老规矩，制裁！”
刘先生在海外，为了安全起见，汪局长找来一个社会混混“礼哥”。汪局长说：“你知道为啥找你干？”礼哥说：“明白，我是临时工！谁也不会知道是我，要是出事，我就是个人承担！”汪局长很满意，把礼哥介绍给“二太子”。“二太子”勉励一番，让礼哥飞海外干活去了。
8月，礼哥带领阿敦和阿森两名手下，到A国去找刘先生。10月10日，找到这个刘先生。15日早上九点，刘先生吃饱早餐要出门，在车库遭到杀手暗杀，头、胸、腹部中枪。
刘先生死后，A国情报机关非常震惊和恐慌。原来刘先生不单单是A国国籍，还是A国某情报机关的特情人员。A国情报机关一贯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的情报人员安全，这次手下居然让人在家门口给杀了，情报首长怎么不大怒？刘先生还是著名的政治作家，有较大的社会影响，A国社会马上把暗杀事件定性为政治问题，社会舆论哗然，纷纷要求缉捕凶手。
杀人以后，礼哥要求汪局长接应逃走，汪局长想：“你不是临时工吗？”过河拆桥。礼哥和阿敦心中不满，眼看在A国呆不下去，逃回原籍；阿森逃亡巴西。不料，原籍地11月12日开始“扫黑”。礼哥被治安机关抓啦。礼哥一进去，那头A国情报机关就来要人：“我们通过多种高技术手段，已经查出礼哥就是我们要抓的凶手！”礼哥被引渡，忙说：“我是汪局长的人，我有特别豁免权的！”结果更坏，这个治安机关一听说“汪局长”，气不打一处来！汪局长的系统曾经长期清洗和压迫该治安机关，两个系统是世代血仇呢！那么就加大审讯力度吧！
于是礼哥招供。汪局长等人咬死不认账。
礼哥在美国的狐朋狗友还把原来会见“二太子”时的私下录音材料叫出来。原来礼哥早防着“出事时临时工没有保障”，留着一手呢！
眼看事态闹成国际笑话，J先生恼羞成怒，1月10日把汪局长、胡副局长、陈副处长3个倒霉经办人抓起来。直接经办人礼哥、阿敦、汪局长判无期徒刑（六年多以后假释），胡副局长和陈副处长判刑两年半。
这事还没有完。
该情报机关于第二年7月1日遭到改组和整顿，J先生从此规定该系统内出身的情报人员不得升任局长。“二太子”放逐海外，至J先生死也未能回去。本来“二太子”已经是“国家安全会议”执行秘书，掌握情报系统大权，准备接J先生的权力，结果到J先生死，也没有把权力移交给“二太子”。“二太子”因此郁郁而死，终年才46岁。
为了制裁一个“叛徒”，一个情报机关被整顿，一个局长被判无期徒刑，副局长和副处长被抓，“二太子”气死，合算不？
会员版：《一起暗杀引发的政治大事件》
1984年，中国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发现自己在美国的一个情报员刘宜良叛变了！经过上级多次分析，认为刘宜良投奔了大陆，多次提供了假情报，且帮助监视、秘拍前来接头的联络员。更糟糕的是，这个刘宜良还非常八卦，把领导人蒋经国的隐私往事曝光给大众。蒋经国当年在桂林有过一个地下情人章亚若，并产下两个私生子“章孝严”、“章孝慈”，当时蒋经国已经有正房蒋方良。为了政治前途，蒋经国抛妾弃子，做了灭绝人性的勾当。这一隐私，是蒋经国见不得人的罪恶。如今被曝光于天下，只要花几元钱就能买一本书，就可以对蒋经国品头论足，这让蒋经国的“二太子”蒋孝武非常生气。“二太子”召集了手下汪希苓局长商议对策。汪希苓说：“按照军统老规矩，制裁！”
刘宜良在美国旧金山，美国情报系统发达，为了安全起见，汪希苓找来一个社会混混“礼哥”：竹联帮头子陈启礼。汪希苓说：“你知道为啥找你干？”陈启礼说：“明白，我是临时工！谁也不会知道是我，要是出事，我就是个人承担！”陈启礼很满意，把礼哥介绍给“二太子”蒋孝武。“二太子”蒋孝武勉励一番，让陈启礼飞海外干活去了。
8月，陈启礼带领吴敦和董桂森两名杀手，到美国去找刘宜良，准备暗杀计划。10月10日，在旧金山找到刘宜良。15日早上九点，刘宜良吃饱早餐要出门，在车库遭到杀手暗杀，头、胸、腹部中枪。
刘宜良死后，美国情报机关非常震惊和恐慌。原来刘先生不单单是美国国籍，还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情耳目！美国情报机关一贯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的情报人员安全，这次手下特情居然让人在家门口给杀了，联邦调查局怎么不大怒？刘宜良还是著名的政治作家，有较大的社会影响，美国社会马上把暗杀事件定性为政治问题，社会舆论哗然，大报小报纷纷要求缉捕凶手。
杀人以后，陈启礼要求汪希苓局长接应逃走，汪希苓想：“你不是临时工吗？”过河拆桥。陈启礼和吴敦心中不满，眼看在美国呆不下去，逃回台湾；董桂森逃亡巴西。不料，台湾11月12日开始“扫黑”。礼哥被内政部抓啦。陈启礼一进去，那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来要人：“我们通过电话通讯记录、指纹等多种高技术手段，已经查出陈启礼、吴敦就是我们要抓的凶手！”陈启礼怕被引渡，忙说：“我是汪希苓局长的人，我有特别豁免权的！”结果更坏，这个内政部的警政署和内政部调查局一听说“国防部情报局”，气不打一处来！“国防部情报局”前身就是“军统”曾经长期清洗和压迫内政部的警务署和调查局。调查局就是中统改组而来的机关，曾经被被军统出身“沈之岳”整死整残很多人。两个系统是三代血海深仇呢！那么就加大审讯力度吧！
于是陈启礼招供。汪希苓局长等人咬死不认账。内政部猛烈追打。
在关键的时候，陈启礼在美国的狐朋狗友还把原来会见“二太子”时的私下录音材料叫出来。原来陈启礼早防着“出事时临时工没有保障”，留着一手呢！
眼看事态闹成国际笑话、国际丑闻，蒋经国恼羞成怒，于1985年1月10日把军事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3个倒霉经办人抓起来。直接经办人陈启礼、吴敦、汪局长判无期徒刑（六年多以后假释），副局长胡仪敏、副处长陈虎门判刑两年半。
这事还没有完。
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于第二年7月1日遭到改组和整顿，将该局业务与参谋本部特种军情室合并，另组“军事情报局”，由参谋总长负责指挥（实际上让特种军情室整顿和接管情报局）。局长由原八军团司令卢光义担任。蒋经国从此规定军情局系统内出身的情报人员不得升任局长。“二太子”蒋孝武放逐新加坡，当了一个无权的副代表，至蒋经国死也未能回权力中心。本来“二太子”已经是“国家安全会议”执行秘书，掌握情报系统大权，准备接蒋经国的权力，结果到蒋经国死，也没有把权力移交给“二太子”。“二太子”因此郁郁而死，终年才46岁。
为了制裁一个“叛徒”，一个情报机关被整顿，一个局长被判无期徒刑，副局长和副处长被抓，“二太子”气死，合算不？
情报工作不是鸡鸣狗盗，把情报工作当做鸡鸣狗盗类勾当的领导做不好情报工作。
军统一向喜欢打打杀杀，动辄暗杀，看起来是一个有执照的黑社会而不是专业情报机关。
新华网沈阳9月8日电 (记者张宝印　李宣良) 夜幕降临，山野一片寂静。数百辆各式车辆和装备组成的钢铁巨阵，消融在一望无边的青纱帐中。
参加解放军陆军部队首次整建制跨区远程机动作战演练的沈阳军区某机械化步兵旅，从辽西驻地出发，经过数百公里的高速机动后，进入陌生地域宿营地进行休整。
[　　“部队呈隐蔽队形散开，进行防护伪装，加强警戒。”“红军”司令员迅速向部队下达命令。
连日来，远程机动途中遭遇的各种防不胜防的袭击、骚扰，让“红军”司令员不得不提高警惕。卫星侦察、电磁干扰、道路被毁、生化袭击……他带领着部队一一化解。
“虽然这是一场演练，但我们每一分钟都能感受到战争的氛围。”“红军”司令员对新华社记者说，“在信息化战争中，敌人的攻击随时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
部队的宿营地与100多米外的公路只有一条狭窄的简易道路相连，周围都是密密麻麻的玉米地。一般人很难注意到有一支大军隐蔽在这里。
在短短10多分钟内，车辆和装备全部拉上了伪装网，营地周围的明哨、暗哨、潜伏哨、调整哨、游动哨以及肩扛式防空导弹全都部署到位。
来回巡视了几遍，确定不会给“敌人”留下可乘之机后，“红军”司令员的眉头才稍有一丝舒展。“两眼一闭，提高警惕。要特别防止‘敌’特种分队夜间袭扰。”他再次提醒警戒分队长。
这时，游动哨兵跑步过来报告：“地方政府慰问部队来了。”
“红军”司令员转身，看到20多人抬着几袋土豆、大白菜、几箱饮料，打着“热烈欢迎亲人解放军！”的条幅，正向部队宿营地走来。
“红军”司令员赶紧带着几名指挥员迎了上去。“谢谢政府和人民群众！”他拉着带队的“镇长”的手说：“部队演练，本不想惊动当地政府，没想到还是被你们知道了。”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镇长”边说边对身边的人挥手，“把慰问品送到指挥所。”
“红军”的几名官兵在前面领着路，一行人谈笑风生地朝着隐蔽在青纱帐里的指挥所走来。
大家刚进入指挥所，外面有人放起了鞭炮。鞭炮声很快打破了山谷的平静。
听到鞭炮声，那20多个人迅速扔下手中的慰问品，从身后拔出了手枪。等到“红军”司令员恍然大悟时，一支冷冰的枪口已经顶在了他的脑袋上。
当指挥所内其他“红军”指挥员试图求救时，才发现通信联络已经中断，而他们的嗓音与鞭炮的响声比起来是那么的微弱。
鞭炮声过后，“红军”官兵们吃惊地发现，他们的司令员已经被“蓝军”活捉了，指挥所也被“一锅端”了。
由50多名专家、教授组成的演练导演部裁定：“红军”司令员暂时退出战斗，由参谋长代行指挥职权。联合导调组组长潘凯教授告诉记者：“演练完全按照实战要求设计，就是要通过演练暴露问题，寻找差距。
继续讲故事。先来一个非会员版的。
话说某国周老说了：不搞燕子。很多网民都无法理解，特别是喜欢看间谍剧的很多网民，觉得间谍无非就是暗杀加美女。我只能说：周老是有大智慧的人，同时也不是心慈手软的善主儿，早年他也是恐怖大亨。他说不搞，自然是因为他觉得不合算。另外，不搞燕子，也有办法搞。
人是有个性缺陷的，比如有人好色。即使他身份敏感，上级多次教育他要注意安全，他也会去寻花问柳。比如有一天，J国武官不在自己屋子里面看录像，出门在京都找花姑娘，恰好遇到扫黄……怎么这么巧呢？偏偏就是这么巧。巧到官差进门的时候，他在床上刚刚交货完。于是官差进门就拍照，加上DNA证据，形成非常完整的证据链条。
好了，这下子抓现行了。偏偏这个武官又嘴硬，出去就说啥事也没有啦，就是和文艺女青年在一个很温暖温馨的大床上谈人生啊谈理想啊。上级赶紧叫他住嘴，再多话，人家把证据都摆出来，你不怕我还怕呢！
这个武官就此召回了。
J国无话可说，也不敢对等要求C国召回武官。因为他们知道至始至终整个程序无缺陷。那店也是普通店，文艺女青年也是最普通的失足女青年，整个过程中不存在警察圈套问题。C国的规矩大家都知道，怪只能怪自己的手下不争气了。J国反复对自己的手下强调：以后只准在家里看录像！不许跑外面胡混！
接着来一个会员版的：
再说说监听的故事。
监听故事有非常精彩的戏说：《暗算》。我承认监听要写得像《暗算》才好看啊：有美女，有激情，有悬疑，还有暗杀、毒药、枪战……
这一切都是小说和戏剧。真实的监听日记可能非常枯燥，如果一个外行人来看工作记录，那会发现看过前三页以后后面怎么几乎都一样？
真实的监听生活就是这么无聊。监听站几乎都在荒郊野岭，听到的是千篇一律喋喋不休的琐碎信息，十年都可能没有建立一次功勋。更糟糕的是听到的有很多是密码，截获的是一长串毫无意义的数字，那么就交给破译人员吧。破译员更惨，密码破译不了是正常的，否则密码就不是密码了。你长年累月辛苦趴在工作室内，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破译一套密码。黄依依的同事中不是有很多毫无建树的庸人么？
如果成功破译了高等级密码，需要通知的单位没有接到情报，那么更是糟糕。
74年勤务三团就这么悲惨。
看到这个“勤务三团”，很多人都会觉得别扭，怎么搞勤务的都还有成团的编制？其实这就是海军下属一个监听和破译机关，我在写《西沙海战》时发现了这个机关的悲剧故事。
1974年1月18日晚上9时许，勤务三团一个胡姓破译人员成功破译出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报——“关于南越总统阮文绍对其西沙军舰下达命令的电报”，大意是：“总统阮文绍复电海上旗舰陈平重”，“命令你们收复越南领土琛航岛”！方针：“采取温和路线”，“如中共开火，要立即还击消灭他们”。“10号、16号负责跟踪中共苏式护卫舰（电文如此），4号、5号支援BH分队登陆，消灭渔船和小船”；“行动时间定在19日6时25分！”
电报内容以最快速度上报至中央军委，促进中央军委下了作战决心。事情至此，破译人员本来已经算是大功告成，结果情报居然漏发给海上指挥部！原来部队密电通知，每次都有收电人。编队当时停靠码头以后，电台关机，海上指挥部所有来往电报要依靠码头上的电台转接。结果海上指挥部一直没有收到这份重要的情报。
将要被敌人袭击的单位，居然没有收到被袭击的情报……
能在发疯和发傻之前转行的，算是好啦。前述勤务三团，就有人疯掉了……那还是容易建功立业的监听单位。我们数学能力远远超越越南，对越南方向的侦听工作容易取得进展。
密码战最后玩到现在，就是比拼数学和计算机能力。谁的这两方面能力强，谁就赢。换句话说，我们对美方向始终是被动的。
监听站基本上是“公开”的。
啊？监听站不是一个秘密单位么？怎么说它是公开的呢？
监听，要尽量抵近被监听目标，近一点，再近一点，啊，能在它隔壁最好啦……您别笑，这是事实。有线监听，都得在尽可能近的地方设置监听站，而无线监听对信号强度也有要求，太远了信号弱，监听效果不好。比如您被派驻海外某机关，您用心看看，可能就在距离您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就有。甚至有些监听单位很嚣张地竖起很多天线呢！
既然监听单位要距离目标尽可能近一点，那么如果美台要对大陆进行监听，最佳地点在哪里？金门和妈祖就是上佳的位置。相反，它们对面的大陆抵近点，也是对金门和妈祖监听的上佳地点。
监听站选址，一般都要选在相对高处，周围少遮挡，人烟稀少人员环境单纯，这么能选择的地点不算多。加上监听站一旦选址以后几十年不搬迁（地方哪敢去拆迁啊），那么这个监听站可以通过空中侦察、人员侦察等等多种手段发现。
发现了这个监听站就算公开曝光了。即便如此，公开的监听站也一样能够工作。毕竟人类要传递信息，既要安全，也要迅捷。无线电是无法摆脱的依赖。无线电通讯是很容易被侦听的通讯手段。你再怎么想方设法，有些信息用机要快递太慢，只能用无线电。
无线电监听，早期对人员依赖很大（待续）。
委员你好，其实我对《潜伏》那个情报市场很感兴趣，是不是现实社会中也有这样的市场，只是我等小民不知道而 ...
有，有地下黑市场，也有官办的正规市场。后者就是情报机关的情报协调会，可能是内部协调，也可能是不同国家之间情报协调。
官办的市场不是用金钱来交易的，一般都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A国遭到911，C国主席第二个公开慰问和声援，然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对A国进行了情报支援。A国事后也进行了回报。
（续前）
早期监听，需要人员挂在电台上，依靠灵敏的耳朵，不知疲倦地搜索电台。这就是《暗算》中瞎子阿炳故事的事实基础。由于电台工作时间非常短，往往就是数分钟到十数分钟，频率还经常换，所以搜索电台是非常累人的活儿，几个月监听人员都搜不到目标电台是很正常的事情。现在有电脑帮忙，自动搜索，把大量人员从非常艰苦的搜索中解放出来。现在就是你想搜索，也已经很难搜索到：人家装备了猝发电台，能够在极短时间内把信息快速发出，已经不是人工可以搜索的了。
听到的电码要破译。密码学很复杂，我也不耐烦学，大体原理是密码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一个国家的密码能力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数学能力。有些网友天真的想过书本密码法等简单方法，现代已经不是难题。密码有时效性，比如你现在破译了红军时期的密码，破译也没有什么实用意义。电影《风语者》讲述了印第安战士在二战中夺岛战斗用密语报告日军火炮、要塞方位，这显然是电影为了情节好看而编造的……二战时代的牵引火炮转移阵地极其困难，就是用明语，被日本侦听到又能怎样？短短的时间，日军来不及转移。倒是用密语，还要经过破译程序，容易贻误战机。
早期密码员都要背诵密码本，因此密码员就是活着的密码本。在遭到敌人围困时，政委要烧毁密码本，杀死密码员。现在没有密码员能背诵密码本的……太复杂了，全靠电子密钥。把特定的密钥芯片从密电台里面抽出，时间充足找个手榴弹炸毁，时间不足设法砸毁、分散开毁弃。敌人抓到你，可以说：“我全说……”你能知道的很少，想投敌都缺资本。当年EP3非法迫降中国时，飞机上的美军就照着应急程序，有步骤地拆毁、丢弃保密电子元件。
临战前一般都会更换密码。如果发现对方突然大面积更换密码，那么就有局势变化的风险了。
破译密码很难，尤其是数学能力落后的一方，想要破译先进方的密码，有时候难于登天。但是破译工作可以从外围着手，从明码和低密级的密码中间接获取情报。
我是一个文抄公，我所知道的仅仅限于公开消息，我知道的不比你多。
谍战小说、剧本写作时有纪律：情报工作一般只能讲到1949年建国前，安全保卫工作可以写到现在，但是要做艺术处理。所有的谍战小说、剧本都要经过专门机关审查。
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对外情报工作比较克格勃先进很多，优秀很多，成果更加丰富。我想想要怎么说呢……
后面有补充，不是所有机关的所有人都按照文明游戏规则来办的。
2005年中俄联合军演，有两个地点：海参崴和山东半岛。演习的科目有：海上封锁、两栖登陆、强制隔离并且消灭隔离区内非法武装。当时很多网友误会说是针对台海，其实中国不会联合俄国解决台海问题。目标是朝鲜半岛隔离区内的非法武装。
对于大国情报机关来说，抓间谍是非常谨慎的工作，一般都要搜集到非常充分且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的材料以后才能动手。否则一旦起诉失败，就会留下笑柄。审讯以摆证据攻心为主。所以有人一看证据链条都有了，干脆痛快说了吧。
审讯有技巧，对于不同审讯对象手段不同。如果对方家长也是有实力的，审讯起来纪律一般都很严格。另外对于一些非法组织，审讯纪律可以放松些。比如对于恐怖组织。总体上审讯日趋文明化，但是这个过程有反复。
我们以前电视剧看到的直接上烙铁、老虎凳的审讯，现在对于正规情报机关，即使加大审讯力度，也会偏好于没有严重器质性损伤的审讯手段，比如水刑。我对于刑讯手段，既不会像人权组织刻板教条一概反对，也认为不应该滥用刑讯手段。
刑讯手段要区别对待，比如对于东突恐怖分子，你会怎么办呢？
讲一个笑话：中情局培训了一个优秀特工，他能讲一口莫斯科口音的俄语，他对俄国人的生活习性非常了解，举止都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俄国人。培训结束，中情局把他运输到莫斯科一个酒吧。他一进门，里面的俄国人就热情欢迎：欢迎美国人！美国特工非常惊讶的问：难道我举止不像是俄国人么？俄国人都笑了：你是个黑人啊！
肤色……不同的肤色还是很难混入当地人群的。即使是同肤色，不同的生活习惯还会造成非常大的差异。比如我们看到日本人，总不像是中国人啊。
土共的情报系统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成功的典范，以后会论述它的成功。
前面说了，破译密码非常难，必要时工作可以从外围低等级密码或者明码入手。1971年9月13日以后，日本监听站听到中国大陆连续有大量明码电报，召唤军人归队，当时日本方面综合其他情报，认为中国可能出了比较大的政治内乱。总体来说，日本和美国、中国台湾密码能力要远远高于中国大陆，他们的监听站对中国大陆威胁比较大。对付监听的办法就是尽量少用或者不用无线电报，能走有线的尽量走有线，必要的文件还走机要渠道，依靠人工运输。外交部门就有很多外交信使，任务就是提着外交邮包搭乘飞机，直接把文件交寄给目标。县以上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机要通讯部门，必要时机要部门可用武警车牌，押送机要文件。
不可能什么文件都走人工机要运输方式。有些急件必须依靠无线电报，那么监听站就有用了。历史证明，监听站对敌方威胁很大，历史上监听站是非常稳定、有效的电子情报来源，有时还是要对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情报来源。中苏交恶期间，中国联美制苏，在中国新疆就联合美国建立监听站，成果丰硕。
东北亚有一个国家，本身电子情报能力非常低下，国内数学人才和计算机人才稀少且无能，有一年却得到中国台湾这个最大的反政府势力援助，在东北亚地区建立监听站，那么这威胁就大了。中国台湾获得的电子情报历来也与美国共享。这就更加有危害性了。这问题现在听起来可能让很多人觉得诧异：东北亚某国不是和美国势同水火么？那么你想想，你能理解八十年代中国居然和美国合作在新疆设立监听站共享信息么？
在东北的网民们，你们有什么保密内容，能见面谈的，尽量见面谈；不能见面谈的用有线电话，不能用有线电话用小灵通；保密内容尽量不用手机。有很多人可能觉得我不涉密啊，我的电话都是家长里短啊。那么我给一个虚拟场景来提醒大家：
刘书记是某系统的领导干部，前往东北亚某国调查某国开设赌场吸取中国资金以及控制贪官问题。他的司机小李在手机里这么说：“老婆，我现在去接你下班啦。”老婆手机中问：“老公啊，你今天不用接刘书记下班？”小李说：“老婆，我领导去某国出差了”。坏了，这刘书记的年纪、相貌特征等已经被东北亚某国掌握了，平时刘书记的电话在内部通讯录上有，某国有关部门也买到了通讯录。反正就一江之隔，长期监听刘书记的手机，因此推断出他的老婆、儿子、司机的电话，也一并监听了。更糟糕的是刘书记的老婆毫无保密意识，在手机中和儿子说：“你爸爸去某国出差了，我们今天家里不做饭，去外面吃吧！”刘书记身边不同人的手机通讯记录都相互印证，泄密出刘书记到了东北亚某国。而出入东北亚某国的通道只有几条，那么某国有关部门拿着刘书记的照片在赌场找刘书记，在过关通道等着刘书记呢！
保密，就得培训好自己的身边人，让自己的身边人有保密意识。
特别在边境地区的人员，得有保密意识。保密嘛，之所以老生常谈，那是因为总有人屡次犯低级错误。手机泄密的问题，以后随着更多资料公开，大家会看到更多手机泄密的案例。
驻外使领馆有一个基本常识：所有的驻外使领馆都是处于被监听状态的，都是不安全的。当然也不是百分百的房间和人员都处于被监听状态，但是有这个意识，是基本常识。
大国使馆从材料到工人都是从自己国内带过来的。即便如此，在美苏两国的外交史上，都在自己的驻外大使馆中挖出来很多Q听器。不相信大使馆内的谈话安全性，是一种安全本能，是一种安全意识。当然，也不能搞到什么话都不敢说。
基辛格当年秘密访问中国时，某部门请示：要在基辛格下榻的宾馆内安装Q听器么？毛泽D明确回答：不需要。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同手下有话谈，会出房间去，在空旷草地上谈话。
罗少将的事情，委员表示一无所知。这太近的案例，不好碰……本贴就此绕道走为好。
委员昨天带朋友参观吕秀莲祖籍地。领朋友参观了吕秀莲喝水的那口井。当年吕秀莲回家时候说：“喝了家乡的井水，永远记住家乡，不会忘本！”
回去照样她搞她的台独。
也正因为吕秀莲和陈水扁他们一帮人搞台独，把整个台湾情报系统带入大混乱中，有句笑话说：“不到台湾不知文革还在搞！”台湾情报系统前几年就出于“文革”动乱中，一大批老情工干部因为指导思想突然转变，思路大乱；因为领导人陷入和大陆意气之争，工作部署大乱；因为省籍之争，人心大乱……总体上损失相当严重。
伊拉克情报机关很难确定孙必干等在哪里的草丛开会，孙必干每次开会（野餐）地点都不确定。在室外，麦克风拾音效果也不如在室内好。基辛格来中国做探路秘访时，在钓鱼台宾馆的大院子和属下谈话，是边走边谈，走动范围比较大。
民进党当年为了推翻国民党统治，积极向外寻找可资利用的资源，但是陈水扁等民进党人目标是独立，自然不会和大陆走一条路。
我觉得这么说最为生动有趣：
曾经遗憾策反陈水扁未成；
曾经焦虑陈水扁大搞台独；
现在感激陈水扁，因为没有策反成功，陈水扁不是卧底，没有上级制约，行事大胆，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把台湾搞得一塌糊涂。
陈水扁等人不是卧底，作用远远超过卧底。
1991年7月23日至26日，刚刚当上“立委”的陈水扁春风得意，前往北京连续四天活动，并且在T安门前合影留念。
当时不好说，我也是略为提过而已，现在很方便说了。当时舆论很多也没有发现真实的作战方向。网络上更是普遍认为中俄联合军演意在台湾。其实解决台湾问题，中国不会联合俄国出兵。
我们运八侦察美军航母时候，我们和美国飞机都保持了距离，而且很稳定，没有突然转弯。飞过航母上空时候，我们也保持了安全高度和安全速度、航线。南海撞机，责任在美国方面。
请问委员，有没有台湾情报系统损失严重的案例啊？如涉及泄密，就当我没问。谢谢
我想应该这么评价：台湾情报系统这些年好比大陆前些年文革。损失可以用“惨绝人寰”来描述。
情报工作不仅仅限于监听。美日台的监听工作一直都很强。苏联的监听能力也是非常出色的。大陆的监听能力，长期限于地域局限、设备局限，落后很多。大陆情报工作先进，很大程度上源自方向正确，路线正确。
我只讲过时的东西，我没有能力接触也不愿意接触现在的涉秘工作，我就是一个文抄公，写的都是过时的内容（废话，还没有解密的去哪里找材料抄啊）。
继续过时的内容。
“艳照门”过后，有一句经典总结流传：玩摄影的最高境界，你们这些器材党永远不会懂！（求陈冠希配图）
在情报圈中，也有器材党和传统人力侦察流派的争锋。玩器材的看不起玩人力的，玩人力的看不起玩器材。一般到了综合部门领导工作岗位上的人，出于工作需要，都会有所平衡；而到具体技术部门岗位的领导，偏重于本部门的利益，出于自身认知的局限，褒己贬人不少。
到了情报部门的首长岗位上，很多人又局限于自身系统部门利益或者自身认知，过分情报工作本身，没有能够站在全局角度看情报工作，发展情报工作。克格勃和格鲁乌都非常偏重情报工作本身，对情报工作很局限……当然，也和他们国家的体制有关。我朝比较幸运，出了周恩来、李克农这样的祖师爷。他们对情报工作都有自己的专长，同时也不局限于情报工作本身。比如周恩来多次强调：统战工作是情报的群众基础工作。李克农甚至说过情报百分之九十来源自公开消息。
前者强调了群众基础，把情报工作从打打杀杀解放出来，教诲收拾人心才能得天下。后者把情报工作从鸡鸣狗盗中解放出来，以更大的胸襟和气魄去从事情报工作。
好，接着讲我为啥看不起克格勃和格鲁乌：情报工作的最高境界，是这些战术派永远不懂的。他们会很认真地做很多具体的工作，比如去偷取国外的技术，去暗杀某人，去养一只燕子然后拍照敲诈……克格勃和格鲁乌的行动故事里面总是充满着“给力”的内容，可是我发现读了这么多案例和故事，发现他们居然很少干些有战略层面的工作。比如要技术，可以搞引进，不一定是去偷。偷，难度大，且偷到的技术往往零碎。如果走引进道路，从公开渠道走，往往获得成系统的技术，后续升级服务还有保障。当然这和苏联整体领导的思路有关，太过于搞对立，总用战争思路看问题。我朝情报系统在地下年代，长期使用合法和灰色贸易手段获得重要的器材、药品、情报。“以商养情，商情两旺”。建国以后，很多情报工作精英转行搞外贸，李强就是其中一优秀代表。李强是我朝最早第一个特务机关“特务股”的股长，自制过我朝历史上第一部电台，是“器材党”的元勋。
后来李强在“器材党”道路上越发辉煌，成为苏联著名无线电专家，1938年回到延安以后办兵工厂炼钢厂、制药厂、炼油厂，保护和培养了大批技术员、专家。建国以后当上外贸部副部长、部长，转型长期搞贸易。1973年还炒黄金赚大钱！改革开放以后，李强又参加开放引资工作。
这些工作是丰富了情报工作的内涵、财源、人脉，是跳出情报小圈子搞情报的典型，是用公开渠道、合法手段做情报的典型。
克格勃和格鲁乌这方面落后于土共太远。
至于军统，长期像是一个有正规工作证件的黑社会，更热衷于打打杀杀，抓人拷问，把本职工作：情报，都放在次要地位。有时候甚至因为对暗杀工作的偏好，陷入“暗杀——报复暗杀——再报复暗杀——再再报复暗杀”的循环中。军统在抗战期间，牺牲了数万人，一方面说明他们抗战积极，另一方面说明他们热衷直接行动，把本来应该作为情报准备、行动策应的力量，直接推到行动一线，牺牲过多，损失太大，反而不利于情报工作的深入和开展。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了，成天在杀人和被杀中过，情报人员工作寿命短到数月、数天，哪里有机会去长期潜伏？周恩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继续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显然要高明很多。不搞暗杀，并非周恩来心慈手软，而是不把重要、宝贵、精华的有行动能力的人消耗在高度风险的暗杀活动中；同时也避免暗杀行动太过刺激公众，影响统战群众基础；还因为暗杀活动过分刺激对手，会让自己和对手陷入暗杀游戏不能自拔，影响主业。
以上，我讲的都是过去的故事，且都是比较虚的总结。我是一个文抄公，且看书容易忘细节，实在对不起大家……
李强做情报工作不局限情报工作本身，知识面广，工作思路宽广，是技术型人才，也是管理型人才。
监听工作和地理因素、设备水平、数学和计算机能力有密切关系。监听站一定要设法尽量靠近对方信号源。美日在这方面，监听队伍大，设备先进，密码学人才积累时间长，底子厚，计算机先进。美国财力雄厚，有政治优势，经常组织侦察机、侦察船前往侦察对象沿海进行活动。他们的侦察成果更加丰硕。台湾因为靠近大陆，有地利之便，获得美国大力技术援助。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经济和技术发展比较快，但是底子毕竟薄弱，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比较起来，差距还比较大。
西域近日发生三次恐怖袭击，有网友问：情报部门怎么啦？那么就此委员顺便科普一下反恐情报工作。
负责反恐情报的部门有好几个，政府序列中有公安、GUO安等，军队中有二部、三部等，还有几个部门不方便点名说。
网友一般说起情报机关，第一反应就是GUO安，其实反恐情报部门不只有GUO安一家。公安也是重要的反恐情报部门，甚至很多时候是公安情报数量和质量都超过GUO安。还有其他部门，也能发挥作用。
情报工作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情报的获得，而是在于情报的利用和决策。比如3日下午你获得一条情报，说有人几天之后要在市区发动乱骚，那么你汇报上去了，大领导没有下决心。4日下午，你又获得一条情报，说明天或者后天，有人要在市区发动乱骚。你也汇报上去了，大领导还没有下决心。5日上午，你的特情告诉你：铁定当天下午有乱骚，你汇报上去，大领导还是没有下决心！5日下午，乱骚发生了，损失惨烈，你和你的特情冒着全家被杀的危险获得的情报，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是何等的辛酸？
情报工作，很多时候非常无奈和辛酸的！当大政策束缚了情报机关的手脚，那么诸多特情人员的血泪就没有应有的回报。而任务还在下达，一而再，再而三的下达，特情人员不断在前线冒险，而大领导却一直没有下决心。
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比如八十年代，一个爱国W族群众掌握了线索，向派出所汇报邻居有极端思想，多次放言要搞S战，平时多和一些鬼鬼祟祟的人来往。派出所调查遭遇“两少一宽”阻碍，只能教育以后释放。这邻居回去以后疯狂排查是谁举报？能举报他的只有他周围少数人，那么这个爱国W族群众就危险了。“两少一宽”就是“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少抓、少判、宽大处理”。这一政策下达以后，很多极端分子被抓了或教育后释放或从轻处罚，结果导致举报他的爱国W族群众处于危险之中，抓他的W族警察被他当做维奸报复。当特情人员和一线侦察员受到“两少一宽”威胁时，情报工作就遭到重大破坏。八十年代“两少一宽”政策实施以后，当地极端分子就获得政策保护，积极行动起来。
反恐情报工作的根本是发动群众，“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形成恐怖分子在家有邻居举报、打车有出租车司机举报、赶集有摊贩举报、住店有旅社举报，那么恐怖分子的生存空间就会极大的压缩。要发动群众，就要让群众知道：群众举报，有关部门保护。群众举报的恐怖分子会被重判，很长时间不会出狱或者永远不会回来，举报群众安全，很安全。从立法上、从司法上清除“两少一宽”的残余，加大对恐怖分子的法律打击力度，会促进情报工作的开展。
我也看过《我在黑暗中》，我觉得作者把隐蔽工作夸大到无所不能，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隐蔽工作很多时候是“很不能”、“很无能”的。
受影视剧影响，总觉得情报工作是很惊险的，原来这么安逸啊。 ...
任何单位，任何工作，都有人忙有人闲。情报工作也有刀光剑影，也有血腥暗杀。写作时要写得激烈一点才好看，生活中绝大部分情报人员都过的是平静的生活。
不知道能不能说，前几年有个WZ警察在深圳被WZ人斩  首的事，应该都听过吧？
你说的是2004年牺牲的这位唯族警察，消息已经公开，是被捅了16刀。
阿布都·赛买提：新疆人民的骄傲 深圳警察的荣耀
阿布都·赛买提
性别： 男                  年龄： 26
民族： 维吾尔           警种： 派出所
地区： 广东              生辰：  1978-02-01
忌日： 2004-06-03
英烈生平事迹
阿布都·赛买提，男，维吾尔族，1978年2月出生，2003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2004年6月3日因公牺牲，生前系深圳市公安局布吉派出所民警。
2004年6月3日，深圳市公安局布吉派出所维族民警阿布都·赛买提为了护卫人民的安宁，深入虎穴，孤身历险，在与犯罪分子的殊死搏斗中，身中16刀，倒在殷红的血泊中，用年轻的生命实践了从警的誓言，羽化天使，生命永恒。
2004年6月3日凌晨，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德兴城12栋404房内，正义与邪恶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殊死较量……
其中的双方，一边是赛买提，深圳市公安局布吉派出所民警；另一边是阿卜杜·哈里克等凶徒，混迹于布吉镇一带的犯罪团伙。长期以来，哈里克通过拐骗、威胁等手段，操控多名未成年人在布吉镇乃至深圳市区范围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作恶多端，为害一方。布吉派出所一直严密关注着这个犯罪团伙的活动情况与动向，随时准备寻找适当的时机彻底将其粉碎。
为此，民警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赛买提，作为深圳市公安系统仅有的两名维族民警之一，他有其他办案人员所无可比拟的语言优势与侦查条件，对这项任务投入了很多精力，并通过长期的摸查，掌握了哈里克团伙的许多犯罪证据。去年12月，赛买提就曾经和同事们一起将哈里克及其团伙的部分成员抓获，却终因证据不足而未能将他们绳之以法。经过这次的较量，这伙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就将赛买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赛买提却丝毫不惧怕这些威胁，强烈的正义感与使命感令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快将这个犯罪团伙打掉。但是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哈里克却一度隐藏在幕后，消失在侦查人员的视野中，侦查工作也因线索中断而无法深入开展，赛买提也常常为此感到焦急。
6月2日晚，满身酒气的哈里克突然现身布吉派出所，声称自己的手机与钱包被盗，赛买提作为翻译协助值班民警对此事进行了处理。在谈话的过程中，哈里克提出请赛买提一同喝酒，并暗示要向赛买提提供一些情况。擒贼先擒王，为了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贴靠上哈里克，扩展侦查，赛买提同意了哈里克的要求。考虑到如果和汉族同事一起去，会引起对方怀疑，而自己的维族身份会使哈里克的疑心少一些，所以赛买提不顾危险，决定独自完成这次侦查行动，并跟随哈里克来到布吉镇的一间酒吧。但狡猾的哈里克并没有说出有价值的线索，反而因为骚扰别的客人，被赶出了酒吧。为了继续侦查，赛买提以哈里克喝醉酒为由，提出要送其回家，哈里克同意了。
独闯虎穴，危机四伏，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面对危险，赛买提没有丝毫犹豫。在布吉派出所工作的9个月时间里，赛买提嫉恶如仇、严格执法的形象早已深深烙在辖区群众的心中，在本地的维族人中也树立了相当高的威望。他坚信邪不压正，凭着勇气与智慧，一定能够完成这次危险的侦查。
走进哈里克租住的出租屋，赛买提发现这里果然是其团伙的窝点，几名团伙成员正在屋内。这些对人民警察极度畏惧的凶恶歹徒一看到赛买提，立刻亮出了手中明晃晃的尖刀。
千钧一发，赛买提身后已无路可退。面对利刃，赛买提没有退缩，勇敢的扑向歹徒，展开了激烈地搏斗。困兽犹斗，红了眼的歹徒们发了疯似的反扑，身中16刀的英雄民警赛买提倒在了血泊之中……
在龙岗分局工作的短短9个多月时间里，热血男儿赛买提用他对人民群众和本职工作的无私奉献，书写了生命中短暂但辉煌的一页。
这是一份赛买提到布吉派出所工作以来的工作业绩表：办理刑事案件22宗，抓获刑事犯罪嫌疑人37人，其中呈捕27人，劳教5人。办理治安案件21宗，处理各类治安违法人员70人，其中呈捕1人，取保1人，治安拘留32人，作其他处理36人。数字枯燥而平淡，但了解公安工作的人都知道，对于一个语言不通、环境不熟而且刚刚参加公安工作的新警来说，这得付出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赛买提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他的日记告诉了人们答案：当警察就得多干工作，多做奉献，特别是来到龙岗分局这个团结战斗、英雄辈出的集体，就更应该对自己标准高一点，要求严一点。
对大多数深圳警察来说，“忙”是生活的主要特征，对赛买提而言，他的生活就是工作。他住在派出所宿舍，生活中基本没有上、下班的概念。只要所里需要，赛买提随叫随到，毫无怨言。许多时候，只要他看到别的同志加班，就主动帮忙，“所里案件这么多，我年轻，让我多干点”、“新警察就要多干些，才能尽快熟悉工作”。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参加工作以来，赛买提基本未休过节假日，即使未婚妻从千里之外的新疆来探望他，他也只是利用下班时间陪未婚妻逛逛街，而没有向所里请假。他也曾内疚的对未婚妻说：等我休假时一定好好陪陪你。“可他哪有时间休假呀”！赛买提牺牲后，他的未婚妻米热·古丽哽咽着回忆道：“6月2日，就是他牺牲的当晚，我打电话给他，想跟他聊聊天，他说他连续工作了27个小时，很累，晚点再给我回电话，可谁知道，这竟是我们生命中的最后一次通话。”回忆到伤心处，米热·古丽泣不成声。所里的一份加班统计表显示，到布吉派出所工作的短短9个月时间里，赛买提累计加班就达1500小时，合计188个工作日。
赛买提责任心很强，对待工作有一种特别认真负责的精神。2004年1月27日，派出所辖区发生一起特大抢劫杀人案，经现场勘察和案情分析，犯罪嫌疑人有再次返回作案现场的可能，赛买提主动请缨，在现场守候。经过三天两夜的守候，赛买提和其他同志终于抓获了返回现场的两名犯罪嫌疑人。看着几宿未睡、疲惫不堪的赛买提，同志们都劝他休息，可他却强烈要求继续参与审讯工作，该案在法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时，赛买提人却累瘦了一圈。2004年4月16日晚，派出所辖区发生一起结伙斗殴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2名，所领导安排赛买提等三名同志成立专案组办理该案，经过三天连轴转式的紧张工作，22名嫌疑人全部被依法拘留，这时专案组其他同志才从赛买提口中得知，办案的三天，正是他慢性胃炎的发病期，他忍着胃部剧烈的疼痛，做了20多份笔录、制作了13份法律文书。凭着对工作的执着追求，赛买提在短时期内迅速适应了派出所的工作，并多次出色完成工作任务。由于工作表现优秀，市局刑警支队一直想调他到市里工作，因为分局的坚持挽留才作罢。
由于赛买提的语言优势，他经常被上级机关抽调到其他分局和东莞等地，参与涉及维族人员的案件侦破工作。不管到哪里工作，也不管涉及到什么人，赛买提总是把对人民群众和公安事业的爱深深融入惩处犯罪的工作中，严守法律，依法办事。工作以来，他先后协助兄弟单位侦破了17起案件。由于他秉公办案，不徇私情，罗湖分局东门派出所专门发来感谢信对赛买提进行表扬。但他也因此得罪了不少违法犯罪分子，他们多次扬言要报复，赛买提知道后毫不畏惧地说“要怕威胁就不要做警察了”。抱着大无畏的信念，他孤身一人，身临险境，为维护社会治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同志们眼中，赛买提是个嫉恶如仇的青年。参加工作后，遇到辖区发生重、特大案件，赛买提常常几天几夜的连续工作。“这些违法犯罪分子太坏了，一定要抓住他们”，赛买提对战友说。在工作中，他发现一批维族小孩经常在辖区乞讨，就对此事展开了调查，并逐步了解到这些小孩大多数是被人从新疆拐卖到深圳的情况。他对拐卖小孩的犯罪分子十分痛恨，对被拐小孩充满同情，他对所里其他同志说，这些被拐卖的小孩原本可以通过学习成才，可现在却流落他乡，有的还在危害社会，所以一定要打掉那些拐卖并操纵小孩犯罪的犯罪团伙，不让他们再对更多的孩子造成伤害。
赛买提本人从贫苦地区走出来，对新疆来深圳谋生的同乡充满了同情和关爱，他经常对同事说：新疆来深圳谋生的人出来找工作、求生活十分不容易，他会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春节前的一天，一名10岁左右的维族小男孩帕尔哈提到派出所来求助，赛买提像对待自己的弟弟一样照顾他，吃住都在一起。期间，小男孩出走过，还偷了赛买提的钱包。后来，小男孩被别的公安机关送回来，赛买提不但原谅了他，还留他在宿舍吃住达半个多月，继续照顾他。最后，经过几番周折，他联系到小男孩在新疆喀什的家人，并自己掏钱替小男孩买了回家的飞机票。在工作中，遇到群众有困难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赛买提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做人要多一些爱心。
今年年初，赛买提在处理一起治安案件时，因为一方女当事人对他的工作产生了误解，对他进行谩骂并打了他两记耳光。看到这种情形，当时在场的其他同志生怕血气方刚的赛买提做出什么过激举动，但赛买提强压怒气，继续做双方的调解工作。女当事人被这个维族警察良好的素质和涵养所感动，带着惭愧的心情当面和另一名当事人握手言和。事后，所领导找他谈心，他说：说真的，我一个大小伙子被女人打，心里特别委屈，但换个角度想，只要能解决群众的问题，自己受点委屈也没什么关系。许多熟悉赛买提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对他的自尊心伤害其实非常大，但为了群众的利益和警察的荣誉，他默默承受了一切。“赛买提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汉子”，他的同事这样评价。
在同事眼中，赛买提是一个乐观开朗、自立能力很强的青年。由于他在深圳人地生疏，所里许多同志都想在工作上、生活上帮他一下，但他却说：“我不能给其他同志添麻烦”。考虑到赛买提在所里吃饭不习惯，经常在加班之后吃方便面或到维族餐厅吃饭，派出所教导员彭国庆提出可以给他报销工作用餐的费用，但赛买提却说，不能给所里增加负担，从未报销过一张个人餐票；他经常被抽调到外地工作，但他却从来没有耽误过自己手头的工作，常常利用休息时间加班加点。所领导建议他可以把部分工作交给别人来干，赛买提没有这样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麻烦别人不好。”他这样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赛买提以他对犯罪分子的恨、对人民群众的爱和对战友的情，构筑了热血男儿的真心情怀。
赛买提勤奋好学的作风一直保留到参加工作。到布吉派出所上班的9个月时间里，他除去上班、加班外，一般都在宿舍学习。厚厚的两本学习笔记本，详细记录了他钻研政治和法律、公安业务的过程；办公桌上的电脑，是他坚持不懈地学习文化科技知识的忠实见证。赛买提的笔记本上这样写到：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必须掌握丰富的知识和技能，所以我要更加努力地学习。
赛买提出身贫寒，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在学校时，为减少开支，他经常用方便面或家里带来的馕充饥，大学四年他仅仅回过一次家。参加工作后，他并没有因为特区警察拥有较高的收入而丢掉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至今仍穿着从学校带来的一双皮鞋，他牺牲后，工资卡上有27000元现金，从警9个月，他的工资总额应为50000元，而他每月还要给家中寄回2000多元钱。
虽然自己生活简朴，但赛买提却富有社会责任感，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充满了同情和关爱。从大学二年级开始，他与沈阳市法库县孤儿院的孤儿结成了对子，经常从自己微薄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为孤儿买生活和学习用品，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去孤儿院义务劳动。大学四年级时，一名同学家中遭了火灾，他还发起了募捐活动并主动捐款。
赛买提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民族，工作以来，他在履行警察职责的同时，以维护民族尊严和团结为己任，十分痛恨那些败坏民族形象的维族违法犯罪人员。他经常对同事说，警察的天职就是打击犯罪，在法律面前，没有民族的界限，只有依法严厉打击那些害群之马，才能保护更多民族同胞的利益。在工作与生活中，赛买提结识了许多普普通通的在布吉镇工作的维族同胞，待他们如亲友和兄弟一般，并以他爱憎分明的性格在他们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听到他牺牲的消息后，许多维族朋友眼含着热泪说：“赛买提是我们的卡尔热曼·巴吐热米孜”（勇敢的英雄）。
深圳WZ民警阿布都·赛买提英勇牺牲案发经过
2004/06/07
龙岗公安分局民警阿布都·赛买提为调查案件孤身深入嫌疑人住处遭多人袭击惨遭不幸
6月3日凌晨，为摸清操控小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团伙窝点，龙岗公安分局民警阿布都·赛买提孤身一人来到了嫌疑人的住处。没想到在这里他遭受了嫌疑人的疯狂袭击，最终因寡不敌众英勇殉职。此时，他成为一名人民警察还不到一年时间。
5日晚，涉嫌杀害赛买提的犯罪嫌疑人阿卜杜·哈里克落网，昨日凌晨，他初步交代了杀害赛买提的事实。
【不祥之兆】
敬业的赛买提没来上班
6月3日上午9时，龙岗公安分局布吉派出所民警阿布都·赛买提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同事们都感到非常诧异，赛买提一向非常敬业，从来没有迟到过。布吉派出所值班领导立即拨打赛买提的手机，但一直关机，派人去宿舍找，发现房里空空如也。
按照规定，民警是不能关机的，也不能擅自离开派出所。值班领导联想到赛买提6月2日晚上去处理一宗案件，意识到他可能出了什么意外，马上向上级领导汇报，并开始在辖区内组织寻找。
在寻找过程中，赛买提的一名朋友向民警反映，6月3日凌晨1时左右，他曾经见到赛买提与另外一个青年阿卜杜·哈里克去了布吉太子酒吧，赛买提当时说是要处理一宗案件，要从哈里克那儿了解一下情况。凌晨2时许，赛买提与哈里克一起离开酒吧。之后，就没有人再发现赛买提的行踪。
哈里克极有可能与赛买提的失踪有关。6月4日凌晨6时许，布吉警署及布吉派出所民警找到了哈里克的租住地点——龙岗区布吉镇德兴城12栋404房。房门紧锁着，里面没有任何动静，民警从窗户缝隙似乎看到屋里一片狼藉。破窗而入发现，现场有不少打斗痕迹和大量血迹，一台电风扇被砸得叶片四散。
一看到这个场面，民警的心都沉了下去：赛买提极有可能已经遇害！
【噩耗传来】
土路边找到赛买提尸体
得知这一情况后，龙岗公安分局局长刘宽志、政委袁湘滨立即在布吉警署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并成立了专案组。省公安厅、市公安局也派出技术力量来协助侦查工作。
经过对附近居民的调查得知，404房居住了包括阿卜杜·哈里克在内的5名男子，专案组民警马上分为两组有条不紊地开始侦查工作。一组分头到罗湖、南山和龙岗以及机场周边展开调查，并向有关方面发出协查通报，弄清楚这5名男子的“来龙去脉”；另一组对布吉附近医院的受伤求诊人员进行查控，并在偏僻地段搜寻不明尸块、尸体。
6月4日下午，专案组接到线索，在福田南园、上沙等地发现了哈里克的踪迹。福田、南山、宝安三个公安分局同时出动，开展了大量的侦查工作，但没有发现哈里克的身影。
6月4日晚9时50分左右，一名叫阿卜来提·克毕尔的男子来到福田公安分局南园派出所，表示要投案自首。
克毕尔说，6月3日凌晨，哈里克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把他从南园骗到了404房。进门后，他发现床上有一具尸体，当即吓得魂不附体。哈里克威逼他一起将尸体搬运到外面，他硬着头皮参与了此事。
6月4日晚，根据克毕尔指认的路线，专案组民警在龙岗区横岗镇排榜油库的土路边找到了一具用白布裹着的尸体。将白布撕开后，民警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正是赛买提。
【紧急缉凶】
36小时抓获8涉案人
6月5日晚7时30分，专案组接到线索，哈里克在福田区沙头一带出现。专案组立即组织民警赶往现场布控。晚上7时30分，经过严密调查，民警在龙秋村5巷8号401室将涉嫌杀害赛买提的主要嫌疑人哈里克-抓获。根据其他线索，警方同时在南油大道一餐厅抓获吾斯满卡得尔-等5男2女共7名涉嫌包庇犯罪嫌疑人。
在有关方面的配合下，专案组对哈里克进行了艰难的审讯。昨日凌晨，哈里克初步交代了杀害赛买提的事实。据了解，6月3日凌晨，赛买提为摸清操控小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犯罪团伙的窝点，来到哈里克的住处，遭到袭击。赛买提与犯罪分子展开了英勇搏斗，但因寡不敌众，最终殉职。
目前，专案组正分为若干个审讯组加紧审讯，并全力缉拿其他犯罪嫌疑人。
案发经过
3日上午发现赛买提失踪了（手机关机宿舍没人）
赛买提2日晚曾去处理一案件（找一个叫哈里克的了解情况）
赛买提可能发生意外（辖区内紧急组织寻找）
4日凌晨发现不祥（哈里克住所洒满血迹）
马上成立专案组（调查5涉案男子）
一男子投案自首（他3日晨曾参与搬运尸体）
找到赛买提尸体（被埋在一土路边）
主要嫌犯哈里克落网（交代赛买提到他住处遭多人袭击被害）
抓获8疑犯（警方全力缉拿其他疑犯）
阿布都·赛买提的死，和现阶段治安管理方法有关系。现在很少采取严密的治安管理措施，对很多少数唯族小偷集团，存在着不敢搜查，不敢驱逐的问题。要反恐，最需要的不是秘密手段，而是公开手段：发现可疑就盘查，发现无业可疑人员聚集就抓捕，分开审讯，多用劳教手段。
这些唯族小偷集团之所以敢这么猖狂，就是因为政策没有规定露头就抓，就关。放着公开措施不做，偏偏使用秘密侦察手段，效果差，还容易让侦察员去送死。
新疆公安厅曾经通报过：东突恐怖组织曾经利用唯族小偷集团募集资金，提供恐怖活动财源。
另外，新疆唯族小偷集团在内地活动，还极大地挑拨了民族关系，同时造成：大量唯族犯罪分子游动在城市，给东突进入内地城市打了前站；培训了大量能够在内地城市活动的犯罪骨干，为东突做好恐怖主义群众基础；麻痹当地执法机关和群众，造成对唯族犯罪集团司空见惯的场面，为东突以后活动取得空间。
现在各城市打拐，其中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打击拐带新疆唯族少年儿童进行偷窃犯罪。那些少年儿童被拐骗过来以后，本身就是受害者，然后变成小偷，去加害别人。其中一些漂亮的唯族小萝莉（大家都知道唯族萝莉漂亮的不少），还惨被用来奸淫发泄。这些小萝莉在淫虐中长大，以后孩子还走小偷这条路。
综治委、综治办就是一个协调机构。
统战工作是情报工作的基础。中共三大法宝中：“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都列入法宝里面。
统一战线解决的是聚集朋友，为共同利益工作的问题。在中共情报史中，依靠统一战线获得很多情报，特别是很多高级情报，是依靠统战敌人内部高级干部获得的。
统战是一个新名词，其实它是三十六计中“借刀杀人”计的演化：“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
统战工作搞得好，会有大量敌人阵营中的人员和派系投奔过来，大量的情报送上门来。同时也获得群众的支持。当年国民政府中派系林立，各派之间内讧不断，给统战工作很大的空间。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正面战场的不断取胜，国民政府内部信心瓦解，统战工作开展更加深入，因此情报工作、策反工作都取得丰硕的成果。
写作纪律是：情报工作一般写到1949年建国前，安全保卫工作可以继续写，建国以后需要审查和做一些技术处理。
那么我告诉你：历史上中共统战部也是一个情报部门，现在统战部门仍然有一部分安全保卫工作。明白了么？
统战部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敌人作斗争，广交朋友，分化、瓦解、孤立敌人。情报工作本来就是统战部门的顺带功能。统战工作做得好，朋友多，渠道通，路子广，情报自然源源不断过来。
就目前形势来说，通过团结各族群众、爱国宗教力量，发动群众举报，可以孤立极端分子，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最后消灭他们。
委员长，能说说咱们是怎么给的情报支援吗？
难道是提供关于拉登的情报？
我们也监控那些拉登什么的吗， ...
911之前，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就一直支持中国境内的恐怖活动，并且为东突培训了大量骨干。一些东突分子也参加了基地组织。当时中国一直在孤独地收集和整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资料。911之后，江老果断决策，迅速表态支持了美国反恐。当时美国正被袭击中，一听有支援，大喜，立刻结成反恐阵线。
委员写得好。
现在要多多提倡用公开的、普通的、日常的、常规的手段来获取情报。
动静结合、明暗结合、专 ...
有空我会说说怎么用公开的、普通的、日常的、常规的手段来获取情报。
只有动静结合、明暗结合、专群结合，情报工作才能出大成绩。
网友“我是轩辕”说：“现在要多多提倡用公开的、普通的、日常的、常规的手段来获取情报。动静结合、明暗结合、专群结合，才能写出大文章。”
委员很赞同他的说法。公开手段做情报工作，是情报工作的升华，是一种跳出情报工作小圈子做情报工作的大智慧。
中共情报先贤李克农同志有一句话：“情报百分之九十九源于公开”。李克农是谁啊，他是秘密干部出身，他曾经潜伏过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是中共最早的“情报三杰”之一。他于秘密工作很有自己的一套经验。也许因为秘密工作的深刻经验和教训，他对秘密工作手段的缺陷有较多认识，反而很擅长利用公开身份、公开手段做公开情报工作。
公开情报有很多优势，比如情报来源比较可靠，情报真实性比较高，情报渠道多且容易相互验证。而秘密情报往往来源渠道单一，真实性不稳定，不容易验证。
世界各大国都很重视公开情报工作，比如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相当发达，很多国际关系学精英都获得重要职务，或出任外交高官、安全委员，或成为著名学者，还有人在一些半官方半民间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内任职。以美国两任著名的女国务卿为例：奥尔布赖特曾任乔治敦大学国际事务学教授，是该校国家政策中心主任，当过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当过乔治敦大学外交学教授，当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1997年成为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退休以后还当上了康宝莱公司外交大使（这家企业你听说过吧？传销，哦不，现在改直销公司）。赖斯的导师是约瑟夫·克贝尔教授，现在丹佛大学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国际关系学院。赖斯的大师姐奥尔布赖特就是克贝尔教授的女儿。克贝尔教授培养出两任女国务卿，在国际关系学学术界可谓风光至极。
奥尔布赖特和赖斯毕竟距离我们比较远。距离我们近的有张召忠教授，经常在电视上出没，国防大学军事科技与装备教研室主任，海军少将。这是一个很风光的公开职务。做公开情报工作，晋升比较快。总参二部部长的军衔才少将呢。如果参军就从二部底层做起，晋升到少将的概率明显要比做国际关系学研究低很多了。
上面说做公开情报工作有多风光，下面说说做公开情报工作也有悲惨的例子。我举某教授例子来说明。
这是一个少年天才，16岁考上耶鲁大学，18岁因为成绩太优秀了，提前毕业。
23岁就是哈佛博士。结果这家伙因为喜欢说真话，被左右派共同辱骂，火烧办公室，砸了家，狼狈出逃。
60岁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这个职位大约类似于《圣斗士》中教皇的职位，挺让人羡慕的。
不料，66岁时，发表了敏感学术著作，遭到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乃至全社会主流声音的痛骂，遭到了全民大批斗，最后不得不低头含糊认错。当时中国也组织了大批学者去骂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长篇累牍骂他。
74岁，他的一个重大战略预言兑现，本来他可以翻案，结果又因为他提出了进一步的观点，又遭到了严重的批判 和辱骂。
81岁，他在争议中去世。
这是一个神一样的预测天才，不过一生过得挺惨。基本上是在围攻中度日。
这个人的名字，超大肯定有不少人知道，知道的人暂时不说，让大家保持一点神秘感如何？
委员说：我挺佩服他。
公开情报和秘密情报并没有完全的界限。比如一些公开人员后来转秘密工作，一些秘密人员后来转公开工作，也有人长期兼做公开与秘密情报工作。
以先贤李克农同志为例。他原来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上班，做徐恩增的机要秘书。这个调查科算是一个公开机构，有正式的编制；也是一个秘密机构，有掩护机关“正元实业社”、“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是中共党员。李克农逃亡以后苏区后，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身份公开。西安事变时，任中共赴西安谈判代表团秘书长，这更是一个很公开身份。抗日战争时期，李克农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身份也很公开。建国后还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公开职务，同时也担任过情报总署署长、总情报部部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等情报机关职务。
有一个公开身份，便于工作。有些工作必须通过公开身份去完成，非公开身份不能完成。没有一个合适的公开身份，社会活动非常不方便，也不利于掩护秘密活动。
就是前面讲述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这个群体中以做公开情报为主业，也有自己秘密消息来源，为公开情报提供佐证，同时他们中也有人负担有秘密情报任务。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制度。很多国际关系学者转专职秘密情报机关，很快能够适应，也有专职情报机关人员退休或者因为任务需要，转公开的学术研究或者在半民间半官方的研究机构中任职。
奥尔布赖特从国际关系学教授转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就从公开情报研究转向专业情报机关（广义上安全委员会也是一个情报协调机构）。她怎么去国家安全委员会呢？那是她导师推荐，她的导师是布热津斯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也是一个从国际关系学教授转行的情报专家。
美国这套灵活的体制，有利于给秘密情报机关带来新的工作思路，有助于公开学术和秘密情报互相促进。那么这样会不会影响保密？从美国历史实践上看，这是有效的，保密的体制。
继续说公开情报工作。
公开情报工作相对于秘密情报工作，具有来源渠道多，消息能够相互反复验证的优势。一般说来，由于信息公开且多元化，要做一个公开骗局比较难：其他渠道未必配合你嘛。制造骗局的只能是一个小团体，要忽悠到其他媒体、公开机构不捣乱，非常难。
那么有没有公开情报骗局成功的先例呢？
有，而且非常成功，成为战略欺骗的经典案例。我这里举两个例子：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和休克疗法。
像委员这样70后的军迷，对八十年代美国星球大战计划都有印象吧？当时美国官方发动主流媒体，大肆宣扬“星球大战”计划。大意是用各种激光、粒子束等高能武器，在外太空拦截、打击敌对国家的航天器、导弹。这在当时是非常科幻的宏伟计划，当时有估算需要至少一万亿美元以上的经费。有美国科学家傻乎乎地反问：我们国家哪里出得起这么多钱啊？最后，星球大战计划花费不到一千亿美元以后就无消息了。就今天美国的财力和科技，要完整地完成星球大战计划，也是相当困难的。当然“星球大战”计划不完全是欺骗，NND计划、高能激光计划等都得到了延续发展，星球大战计划是一个有意被夸大的计划，用来制造军备竞赛气氛，拖垮对手。
另外一个“休克疗法”计划就是彻底的大忽悠了。可能有人会说：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是伟大的救星，曾经用“休克疗法”救活了玻利维亚和波兰，“休克疗法”不能说是忽悠疗法。在委员看来，“休克疗法”当时有一个重要承诺：你休克，我给你急救包！这个急救包就是西方社会承诺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援助了联邦德国等先前的仇家，把联邦德国等发展成世界经济强国。俄罗斯信了，上吊了，结果急救包却没有到！1992年初，俄罗斯开始休克疗法，刚刚开始，步伐不够快，改革不够彻底，急救包没有到。好了，到12月份，改革彻底了，俄罗斯经济也彻底上吊休克了，急救包还是没有到！时至今日，就快20年了，俄罗斯还吊在那棵歪脖子柳树上，它要的急救包还没有到呢！
委员不知道休克疗法背后的策划团队是谁，但是委员向他们致敬：这是一群用嘴杀人的谋士，这是一群忠于自己国家利益的勇士，这是一群厉害又值得尊敬的对手！
最后说，俄罗斯休克了，中国捡了不少大便宜。可惜，这忽悠圈套不是中国人设计的，我们的收获还不够多，要是以后能够忽悠一个国家去上吊，那才好呢。
给徐恩增当机要秘书的不是钱壮飞么？
你说得对，是钱壮飞，委员这记性……
接触过综治工作，一线大城市的基层综治部门就是专门做假台账的。
综合治理，理论上有很严密的逻辑，实践中经常出现不治理，乱治理。当年严打不科学，可是解决了主要矛盾，治安一时大好。综合治理表面上要全面治理，全方位治理，实际上执行起来，很难面面俱到，更多是泛泛而为。
基层有时候很惨，俗话说就是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那么完不成任务怎么办？造假呗。各部门都来任务，都搞检查，真的没有什么人力和物力来完成，就只好造假了。
别看到侦察机就喊着要打下来，大白兔也有飞机、船只去别人家门口开展科学测量呢。
嘿嘿，我国有去 ...
目前委员没有看到公开消息说中国去美国周边进行勘探，但是委员看到中国的海洋调查船经常去日本周边活动。对美国调查船轻易开火，违反了游戏规则，会对我们自己在日本周边的调查船构成威胁。农业部和渔民勇于对美国调查船进行驱逐，就是好主意。
委员，你说的那位导师级人物是萨缪尔·亨廷顿吧。他74岁时的战略预言兑现是911事件吗。
在66岁发表的文章 ...
我说的导师级人物就是萨缪尔·亨廷顿。他74岁时的战略预言兑现就是911事件。
亨廷顿从战略上预言了911和311、77等一系列恐怖袭击，都兑现了，但是他处境并没有改善。在西方世界，文化多元化是政治正确的话题，文明冲突是犯忌讳的话题，碰不得。即使在现在，欧美一样没有吸取教训。
委员大大能谈下现在公安国保警察工作，还有国保的特情员么，不方便私信也行。谢谢大大。对这个警种一直挺 ...
国保的工作和国安工作有重叠，但是很多时候比较国安工作还郁闷呢。往往晋升也比较慢，社会影响力不如其他警种，一般民警都不愿意去该部门。
网友“我是轩辕”说：“现在要多多提倡用公开的、普通的、日常的、常规的手段来获取情报。动静结合、明暗结合、专群结合，才能写出大文章。”
委员很赞同他的说法。公开手段做情报工作，是情报工作的升华，是一种跳出情报工作小圈子做情报工作的大智慧。
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看过《潜伏》，知道主角千辛万苦拿到国民党特务名单了，解放以后，就按照名单抓人。其实，历史上被拿到的潜伏名单很有限，那么怎么抓潜伏特务呢？有一个绝招叫做：用公开手段搞秘密工作。
抓特务是很秘密的工作，也能用公开手段？
能。且效果很好。解放以后，很多城市都搞了公开的身份登记。你是前国民党党员、前政府军军人、黑社会成员、三青会成员、军统、中统成员，都得登记。军管会的大喇叭成天播送登记通知，而街头巷尾都贴着要求登记的公告。这还不算，还有入户发动：你以前在国民政府做事吧？赶快去军管会登记！哦，你还有认识什么人没有，把他们都说出来，不说，等他们说你出来，你就倒霉啦！
效果相当棒。张三以前在国民党县党部工作，是一个小文员，受到了惊吓，去登记了。
负责登记的陈公安问：“你叫什么名字？”
张三：“报告长官，叫张三！”
陈公安问：“什么职务？”
张三：“龙溪县党部干事。”
陈公安：“你老老实实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早说早好早回家，要是让别人检举揭发了，你想想后果！当然，如果立功，也会有优待的！”
张三：“不敢，不敢，我说……”从党部一干人说起，认识的人都说出来，可能是党部的人也说。比如有一个绰号二毛的，经常来党部领钱，每次都神秘兮兮。听说是党通局的人。
陈公安问：“是不是这个二毛？”拿出一张照片。
张三：“哎，就是他！”
陈公安问：“你知道他住在哪里么？他就是中统潜伏特务。包庇特务，罪行严重！”
张三：“我想想，听说这个人经常在中山公园听戏，以前他还说过中山公园每天下午讲古，就数李大嘴讲得好！”
第二天，就在中山公园讲古场，二毛被两个便衣公安给按住了！审讯时候开始说自己不是特务，好，有你去县党部收钱的签字呢。还有，张三指证，二毛就崩溃了！
陈公安问：“你们大势已去，早说早好早回家，要是让别人检举揭发了，你想想后果！当然，如果立功，也会有优待的！”
二毛把党通局在龙溪县的几个熟人说出来了。一带一大串，党通局几个人都挖出来。陈公安把他们和缴获的党部档案一对比，还真的是呢。
登记活动刚开展时候，没有几个人去，后来听说登记的人都放回家，没有登记的人被检举出来，抓走了。于是还没有登记的刘傻子也去登记了。这下子，又扯出好几个人。登记活动开展越久，抓的人越多。侥幸潜伏下来的赵瘸子成天惶惶不安过日子，也没有心情搞破坏了。
这就是解放初期的登记活动。很多潜伏特务在登记活动中被检举抓走，侥幸漏网的，因为缺乏伙伴，缺乏同志之间的鼓励，活动能力受到限制，信心受到打击。
群众钱一文听说在搞登记，心想：怪了，我家房东胡有财原来好像经常去县党部，常常吹嘘他和县党部关系如何如何，怎么没有听说他去登记啊？军管会说了，群众举报，立功受奖！于是群众钱一文就去把房东胡有财给检举了。
好了，这下胡有财被查实也是党通局潜伏人员，人抓走，房子没收，发给钱一文居住。钱一文的表弟秦有福听了这个消息，大喜：我家的地主刘文彩也可能是特务啊。不管是不是，先检举了！于是刘文彩又被抓走了，地没收，秦有福租的这六亩地不用交租了！
只要有一个政策决心在，有一个奖励措施在，还有检举能够得到重视和处理，那么检举的人越多，挖出来的特务越多。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用公开手段做秘密工作”方式。
（以上人名为随机化名）
是三青团不是三青会。委员上一贴写错了。
解放之初，一项重要的反特任务就是接收档案。档案在手，很多特务就跑不了了。网络上顺手查到一份资料，贴上来：
http://pjda.zj001.net/show_hdr.p ... =53HDUU0&xpos=2
中国国民党浦江县党部、三青团浦江分团部
全宗号：435
（1934~1949）
本全宗系国民党浦江县党部和三青团浦江分团部二立档单位所组成，共有1934年至1949年的档案85卷，其中：
国民党浦江县党部70卷，（1934~1949）
三青团浦江分团部15卷，（1940~1948）
一、中国国民党浦江县党部
1926年冬，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派员到本县发展党员，并成立县党部筹备处。1929年4月，召开中国国民党浦江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立国民党浦江县党部，产生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驻地浦阳镇太极宫。1930年至1946年间，先后召开了八次县党员代表大会。1947年10月，三青团浦江县分团部并入国民党浦江县党部，临时组成党团统一委员会。县党部设有浦江民报社、县党部特务队、县党政特别小组、县党部财务委员会、县社会服务处、县佃业仲裁委员会和县实物证鉴委员会等，其基层组织有区党部、区分部和党小组。1949年5月9日，现党部机关人员弃城逃跑，结束了国民党在本县的统治。
国民党浦江县党部负责人名录：
1926年冬               县党部筹备处常务委员               石有纪
1927年3月             县党部筹备处主任委员               金太瑺
1927年4月             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主任               方青儒
1927年10月            县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洪以福
1928年6月             县常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           石有统
1929年4月             县党部执委会常任委                   石有统
1930年2月             县党部执委会常任委                   项朝壬
1934年5月             县整理委员会整理委员               潘梦麟
1935年4月             县整理委员会整理委员               黄强
1935年10月            县整理委员会整理委员               周鼎
1937年2月             县党部特派员                       郑可琛
1939年1月             县党部特派员                       徐荫柽
1940年9月             县党部执委会书记长                 石伯常
1946年3月             县党部执委会书记长                 吴光汉
1949年                 县党部执委会书记长                 张芍宾
国民党浦江县党部档案主要内容为：县党部工作报告、计划、选举条例；入党申请书、党员名册、登记表、党证；各业同业公会、农会会员名册、组织章程；上级关于党建、民众团体组织、宣传事项、人事任免的规定、办法、通知。目录号为1。
二、三青团浦江县分团部
1946年1月，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浦江县分团部筹备处成立，不久正式成立团部，团址设在浦阳镇彰义祠，主要负责人叶传辉，张世纪。分团部下设区队。1947年10月，三青团分团部并入国民党县党部。其档案主要内容为：战时服务队、青年服务队队员名册、人事任免、工作月报、计划大纲、经费支出、移交清册；三青团团证、入团登记表及上级关于团务工作的指示、来文。
002-中国国民党扬中县军统
全宗号：002     开 放 档 案 案 卷 目 录
顺序号
题                名
目录号
案卷号
年  度
页 数
期 限
1
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和江苏省保安司令部、淮南行署关于更换、转发工作证、新侦探证、谍报人员身份证、绥靖纠察团符号的代电、训令
3
1
1945-1948
16
永久
002-中国国民党扬中县中统
全宗号：002    开 放 档 案 案 卷 目 录
顺序号
题                名
目录号
案卷号
年  度
页 数
期 限
1
江苏省第五区保安司令部及有关部门关于转发中央调统局继续使用特种证件、江北区调统室特种通行证式样和国防二厅技术研究室遗失外出证一枚声明作废的代电
4
1
1945-1947
5
永久
对布热津斯基了解不多，不好评价。美国支持以色列导致被袭击，但是如果美国支持阿拉伯，怕会被拖累……中国人有句俗话：付不起的阿斗。
对外情报和内卫分开，有好处，也有弊端。比如分开以后，容易保密，同时也容易相互倾轧，也不利于及时交流分享。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分开，当年有制衡和保障人权的需要。比如联邦调查局有司法权，中央情报局没有。所以中央情报局只能对敌对势力进行情报搜集，要逮捕，必须经过联邦调查局。
我记得有一个很悲哀的笑话，大概说八九十年代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黎巴嫩发现了一个恐怖分子，想抓他，怎么办？中央情报局没有逮捕权，只有绑票行动，那么要走司法途径，找到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说好，大大的好，只是我没有境外逮捕权啊。这时候海军说：你有的，根据美国法律，美国注册的船在公海上视同美国国土，你让中央情报局把他骗出来，在我海军注册的民用船上逮捕他就好。这时候海军陆战队还要插手，要求让陆战队来办。嗯，这下好了，四家联合行动，单单协调就很麻烦。
于是中央情报局请一个线人把在黎巴嫩的恐怖分子诱出来，说海上有一条游艇，大大地好，上面美女多多，美酒多多。线人和目标出海以后，还很囧地迷路了，在海上找了很久，才找到游艇。上船后，陆战队的大汉踢倒恐怖分子，然后海军宣布这是在美国海军注册的船上，联邦调查局宣布逮捕他！
这算是成功的案例。其实多部门协调，不成功的很多。
911以后，美国也意识到多部门很难协调，意图把各个情报整合起来，搞了一个国土安全部。现在看起来运转也非常艰难。毕竟国土安全部作为一个务虚的协调机构，会面临着被架空的问题。
克格勃就别提有多失败了，贝利亚还以叛国罪被处决，说明这个机构问题太多。
从人类的历史上来看，多部分相互防范是必然的手段，多部门相互拆台也是必然的现象。委员也不知道哪一种体制（模式）好。委员觉得基础素质很重要，比如机关和机关之间，如果领导们关系比较融洽，经办人员素质比较高，会容易协调工作。
说说抢收档案。
解放前和初期，当时秘密工作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抢收档案。一个人在社会上活动，总是会留下痕迹的。比如一个军统工作人员，他在内部有组织人事档案，工资档案，奖惩有档案。军统机关，也会有文件收发，密电来往档案。拿到这些档案，对挖出国民党潜伏人员，消除威胁有很大的好处。
当然，国民党机关撤退之前，也会处理档案。档案会设法运走。兵荒马乱，要运输档案不容易，中途可能丢失，可能被拦截。如吴石就曾经设法让一批秘密档案暂留在福州。福州解放很快，这批来不及转运台湾的档案就落入土共手中了。如果他们觉得档案难于运走，就会埋藏或者销毁。埋藏这方法不妥当，容易被挖出来。延安的保卫处就被挖出来过一批档案。销毁方法本来比较可靠，但是会造成很多人员和物资失去档案无法利用。
土共当年很重视抢收档案，也因此获得相当多的线索。
这一点上，我觉得美军进入巴格达以后，接收秩序相当混乱，就没有接收原来军政人员和档案的计划，大量原来军政人员遣散，大量档案损毁。造成失业的军政人员同恐怖分子勾结起来形成恐怖组织，美军作为占领当局对伊拉克做到：人头不清，物资不控，钱财不握。真是失败。
大家可能还记得旧小说里面有这一段情节：进城以后，既派兵救火，张贴安民布告，要求官民恪守本分，清点接收典籍钱粮。
美军做得太差了。
网友“我是轩辕”说：“现在要多多提倡用公开的、普通的、日常的、常规的手段来获取情报。动静结合、明暗结合、专群结合，才能写出大文章。”
委员很赞同他的说法。公开手段做情报工作，是情报工作的升华，是一种跳出情报工作小圈子做情报工作的大智慧。
现在研究犯罪学，有一个沙堆理论，大意是：犯罪群体是一堆沙。只要把下面的底层沙子（犯罪组织基层骨干、轻微罪罪犯）不断抓走，那么顶层的罪犯组织领导者就会失去基础滚落下来。从下面开始掏沙堆，足够让黑社会帮派瓦解。在纽约，前市长安东尼奥就采取过“零容忍”手段，大抓街头小混混和轻微犯罪，导致纽约很多街区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漳州110当年初建起来，也是利用快速出警手段，将很多街头犯罪分子抓走，导致很多人都知道“别在漳州犯事”，社会治安有明显的好转。
现在很多人说起西域的局势，首先想到的是要求公安国安总参加大力度打击，委员想到的是通过公开手段、公开组织、大面积给恐怖分子拆除社会群众基础。发动群众举报任何煽动破坏、对立的群体，特别是公职人员、教师、学生，发表分裂言论，同情东突言论，都应该记录档案，并将其作为社会信用给多个部门分享。在内地街头抓走那些在街头挑衅的切糕党、哈密瓜党、小偷，对打击恐怖分子的气焰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尤其要警惕民族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利用校园培育恐怖分子极其同情者，对危险分子应该建档设卡，处处压缩他们的生活空间。对于举报者应该加大奖励力度。形成群众举报热潮。让恐怖分子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的滋生土壤不断被铲除。
社区应该建立和扩建联防队伍，保证一旦有事，基层能够动员起来自保。现在鸟市已经建立起来很多联防队，这些组织对恐怖分子是非常大的制约。恐怖分子要在鸟市发动大规模骚乱已经很困难了。恐怖分子是依靠行动来扩大影响的，只要让他们长期不行动，无法行动，那么的海外经费就会削弱，他们的士气就会低迷，他们就会因为缺乏对外成绩而陷入内讧。
为什么委员之前要提及解放初期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黑社会分子登记？那是因为这是被证明相当有效的方法。当时还有一个很好的配套措施：社会管教。就是让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掌握和监控这些人。这也是被证明相当优秀的方法。
当一个三种势力罪犯出狱以后，被社会监控，他的气焰就会萎缩，他的活动空间就会缩小，他的重新犯罪概率就会变小。当整个社会形成监控氛围时，大部分犯罪分子会受到制约难于行动，很多会放弃犯罪计划。如果犯罪群体少了，那么恐怖袭击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不要以为现代社会没有办法实现社会监控。美国911以后，美国人民知道放弃社会监控会给人权带来威胁，于是全民动员搞监控，货车司机警惕莫名其妙的运输要求，航空公司警惕可能有危险的乘客，出租车司机都动员起来注意危险分子。10周年过去了，证明要在美国搞第二次大规模袭击很难。于是恐怖分子对准了以保护人权为由不愿意加强监控的西班牙，制造了311爆炸惨案；对准了不愿意加强监控的英国，制造了77爆炸惨案。还有法国巴黎，基地组织通过当地宗教分子和来自伊斯兰地区的移民发动多次骚乱。
关于潘汉年"中外同行下场都不好"及要求关露"有事不能申辩"，太祖"永不叙用"等只是因为私下策反李士群吗?委员 ...
不是。潘汉年案，真实的原因是当时土共和日本进行了秘密接触和谈判。本来交战双方进行秘密谈判是非常正常的关系，只是某些领导人长期以此抹黑对手，对此接触有忌讳。
委员看来，斗争中接触，边打边谈也是一种策略。只要大方向不变，大立场不变，既可以接受。其实毛老人家当年同蒋介石谈判，也没有少挨土共内部的骂。
中国历史上喜欢把责任推卸给经办人，让领导免责。比如真正要杀岳飞的赵构，而中国人会让赵构跪在岳庙前么？不会，任何一任领导都不会。
委员后续的帖子写得很好，几个专题从不同方面阐明了公开手段做情报工作的巨大作用。
这个题目里面事实上 ...
如果说公开情报……现在的公开情报来源更加广泛，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公开的分析：网友们，大家一起来搜集美国、伊朗相关公开情报，分析美国会打伊朗吗？如果美国打伊朗，在公开请报上会流出什么迹象？
很多情报是公开的，搜集、整理、分析、利用是关键。同样的公开情报，不同人会做出不同的判断。
作者：口述/彭树华  主笔/李菁  原题为：口述：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潘汉年夫妇
86岁的彭树华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参与审理了包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在内的许多大案要案。对他而言，他的职业生涯里最特殊的一次经历，是参与审判潘汉年案。潘汉年是中共情报战线的一位传奇人物，其后半生遭遇也令人扼腕叹息。潘汉年案究竟是怎么酿成的，其背后有什么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动机，囿于仍未解禁的一些档案，我们至今无法梳理出一个明晰的脉络，但是彭树华的回忆则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非同寻常的事件。
突然受命
1962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刚上班不久，曾汉周的秘书过来通知我，说曾庭长要我马上到他办公室去，有急事。那时我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任助理审判员，曾汉周是刑一庭庭长。
见了曾汉周，简单寒暄之后，他突然话锋一转，很郑重地说：“党中央决定要对潘汉年案进行审判，党组决定由我、丁汾和你三人组成合议庭，负责审判这个案子。”
对这个事情，我之前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不过第一反应就是这么重要的案子交给我，至少说明党组织和领导对自己很信任，一时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我问曾汉周准备什么时候开庭。曾汉周说：“我们先到秦城监狱看一下案卷，了解案情；至于什么时候开庭审判，得等中央通知。”我想了一会儿说：“我怕完成不了任务，是不是？？”话还没说完，曾汉周打断了我：“这是党组的决定，你回去好好准备吧！”
回到办公室，我呆呆地坐了好一会儿，仔细想想又犹豫起来。
潘汉年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要案。潘汉年是1955年被抓的。1956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较长的篇幅谈了潘汉年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因为它强调了“阶级斗争”，所以公安部内部编了一本书——我们叫它“黄皮书”，跟毛主席语录差不多，庭里人手一本，要重点学习，所以我们对里面的话非常熟悉。但至于潘汉年都具体做了什么，则是模糊一片。
这么重要的任务怎么会交给我呢？曾汉周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是开国时期组建最高人民法院的骨干；丁汾也是解放前入党的老革命，当时任刑庭审判组组长，只有我是一个助理审判员，资历浅、职位低，好像跟这么重大的案子不相称。
想来想去，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找曾汉周，谈了自己的顾虑。曾汉周说：“党组让你参加这个工作，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你还有审判大案的经验。”1956年我曾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的秘书，参加过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虽然我那时候年轻，并没有做关键性的工作，但是说起审判战犯，大家还是觉得挺了不起的。曾汉周最后又说，参加这个案子，是吴老（注：吴德峰，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点的将。
曾汉周这样一说，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我是1946年考上的广西大学法律系，1950年调到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给院长雷经天任秘书。那时候，吴德峰从武汉市长的位置上离开，到中南行政委员会当政法办公室主任，负责指导中南地区司法改革运动。运动初期，火烧到了雷经天身上。在批判雷经天的会上，大家让我揭发他的问题，我仗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替他辩解了几句。吴德峰听后说了句：“彭树华说的是大实话。”这可能是给吴德峰留下印象的最主要原因。1955年，中南分院撤销，我调到最高人民法院。吴德峰调到国务院一办任主任，1961年又到“高法”当了副院长。吴德峰平时很严肃，我对他是敬而远之，也没有多少接触。没想到这一次是他点我的将。
走进秦城
潘汉年是1955年被捕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会拖到1962年才审。他先是被关在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1960年3月，秦城监狱建好后，潘汉年又被移送到那里。
接到任务后不久，我们便到秦城监狱审潘汉年案卷材料。
审阅案卷的工作完全由我和丁汾两人负责。周一大早，曾汉周把丁汾和我送到秦城，同公安部十三局的领导接上头后，当天他就赶回城里照常工作，丁汾和我在秦城监狱住下。每周六下午两点多，曾汉周再来秦城监狱了解我们审阅案卷的进展情况。每次都是由丁汾向他汇报，我在旁边做简单记录，有时也补充几句。傍晚，我们再坐曾汉周的车一起回城过周末。下个周一，曾汉周再把我和丁汾送到秦城。这样的工作安排大约持续了一个月。
我们被安排住在监狱外院的客房里。丁汾一个人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我则住在她隔壁一个大房间里，屋里有3个床位，大部分时间我一个人住，偶尔也有公安部从城里来提审的同志住在这里，我们见面彼此点头打个招呼，但谁也不问对方的工作。在秦城，我们接触的人只有公安部十三局副局长姚伦和处长李子明两人，其他人一概不接触。那时大家都知道秦城是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但究竟关了哪些人，我也不是很清楚，也不好向别人问。
有一天，十三局的工作人员还特地安排潘汉年出来劳动，其实就是想让我们看一下他本人。我记得那一天潘汉年戴着一顶草帽出来，表情很淡然，看不出什么情绪，然后在太阳底下蹲着拔草。
潘汉年案的卷宗非常多，每个案卷都整理得非常好，页码索引都井井有条，笔录上面的字写得很漂亮，整理得也很清楚，这是我从事审判工作以来，看到的最标准、最好的卷宗。我们阅卷的速度由此大大提高。我和丁汾两人分头审阅卷宗，重要的卷宗就互相交换着看，看完一本，退还一本，再要再看。十三局的同志负责给我们提供卷宗，他们绝口不谈案情，只是我们需要什么，他们就提供什么材料。
提审潘汉年的人的名字都清楚地写在笔录上面，审判他的，都不是一般人。而从审讯笔录上看，潘汉年的情绪一直很平静，态度也不激烈，时间、地点、人物都记得很清楚。一边看案卷，我一边想：潘汉年不愧是做情报工作的，脑子不简单。我甚至通过案卷都对他有了一种好感，觉得他有能力，各方面关系都处理得很好。
对我们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来说，案件性质的认定，必须要找证据。可是我和丁汾看了之后，共同感觉是：虽然案卷里面材料很多，可是可以作为证据、扎实的事实却没几条。
公安部预审认定潘汉年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1936年投降国民党；二是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三是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对于指控，他只承认和汪精卫见面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时来不及写信汇报，除此之外，他一概不承认。但是在看案卷时，我也发现了一个微妙之处：对于投向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指控，只有公安部某位领导提审时潘汉年才认罪。当时我们听说上面给潘汉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诉他只要认了罪、判了刑就放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庭审时潘汉年都认了罪的原因。
其实不用法律专业知识，仅从常识出发，我就感觉漏洞百出。比如，对于指控的第一条罪行，潘汉年屡次都解释这是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回国，与国民党方面联系共同抗日——其实那时候我们虽然不太清楚具体细节，但一般人都有印象，知道潘汉年是“派回来的”。再比如给国民党提供情况“轰炸上海”的指控，上海大轰炸是1950年，那时候国民党撤到台湾才没几天，他们对上海的工业布局很熟悉，上海发电厂这么大一个地方他们会不知道在哪儿，需要特务提供情报？
潘汉年被抓后，很多人都要写材料交代自己与潘汉年的关系，几十本案卷里，涉及的证人证言特别多，其中不少人也把一些涉及个人生活方面的都写进去了，可见潘汉年被抓在当地所引起的恐慌。但即便如此，真正有实质性的内容并不多。比如，当年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和潘汉年一起从莫斯科回国的胡愈之，在潘汉年被捕后写过一份材料，说他和潘汉年从莫斯科一起回到香港途中，两人谈话甚多，比如：“潘汉年说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中，找旧小说来看，有些消极”；“潘当时对革命前途，似乎缺乏信心”。这些话没有任何实证性意义。而胡愈之写的文字遮遮掩掩，模模糊糊，想必有难言之隐。
当初得知要接手潘汉年案时，我主要担心自己资历浅，怕不能胜任工作；阅完案卷后，我又产生了另外一重顾虑：对案子的疑问，谈还是不谈？谈出来如果领导不支持，或者被谁泄露出去，后果也非常严重——谁都知道，这个案子是党中央毛主席定的，你还敢说三道四？政治上吃不消不说，包庇叛徒特务的棍子一下子打下来，甚至坐牢都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领导让你看案卷，你发现问题没有？没看出问题，说明业务不合格，起码也是个糊涂官。发现了怎么不说？这也是个大问题。所以我思想斗争得非常激烈。
曾汉周把我们阅卷的情况向吴德峰做了汇报，吴老说，尽可能安排党组听一次我们的汇报——在接这个案子之前，我们都知道它的特殊性。因为“潘案”是作为内部处理的，不是院里的事，所以有什么事情，我们就直接向党的系统——院党组汇报。那时高法的院长、党组书记是谢觉哉，我们平时都尊称他为“谢老”。谢老年纪大了，一般案子交给吴德峰等几个副院长管。他虽然经常来院里，但一般只待半天，没什么大事的话大家都不怎么打搅他。因为要谢老签字的案子，通常都是涉及死刑这一类的重大案件，所以院里每个人都知道谢老有这样一句话：“要送给我签字，我必须看案子；不看案子我不签字，不然将来我到阎王爷那里说不清楚。”
听了曾汉周的汇报，吴德峰也同意我们暂时撤出秦城，等党组听完汇报之后，再决定是否有必要再继续到秦城审阅案卷。到了周六，我们收拾好东西，等着曾汉周来接。从秦城往外面走的路上，丁汾一直沉默不语，若有所思。其实我也知道她在想什么。我和丁汾在审阅案卷时，对一些问题的质疑是一致的。过了一会儿，丁汾说：“我们对潘汉年案有看法，但中央已经定了案，连判什么刑都定了调子，‘不判死刑’，那就意味着要判长期徒刑。下午曾庭长来，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如何向党组汇报，要不要提出我们的看法。”我回答说，汇报时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当然最后领导怎么定，我们就怎么办，也算是尽职尽责了。
纵论古今
曾汉周到秦城来接我们回北京时，告诉我们向党组汇报的时间定在下周一上午。所以从秦城回到机关后，我就一直等着党组通知我们去汇报，可是等了两天仍没有动静。我觉得有点蹊跷：这么大的案子，为什么让我们看完案卷之后，党组也不要我们汇报？
到了第三天，一上班，曾汉周通知我和丁汾到他办公室，说有急事要和我们谈。到了办公室，曾汉周说：“党组不开会听汇报了，只要副院长吴德峰一个人听。”曾汉周说，这是谢老的决定。谢老做事深思熟虑，这样决定想必是有所考虑的。
曾汉周的话还是让我们有些糊涂。那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党的意见很重要。如果党组不听汇报，不表态，我们怎么办？
从曾汉周办公室出来，丁汾让我跟她一起到王德茂的办公室。王德茂是高法的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与丁汾很熟，谈话也比较随便。他见我们，就问了一句：“原先党组想安排听你们的汇报，现在不听了，你们是不是有意见？”
丁汾说：“不敢说有意见，但这么大个案子，案情又那么复杂，党组不听汇报，把我们搞得糊里糊涂的。”王德茂说：“有什么好糊涂的！这是中央定的案子，党组听不听汇报有什么关系？再说，潘汉年案涉及许多重大机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中央委托吴老全权处理，我们有必要掺和进去吗？”
丁汾说：“你们都躲着，谁都怕沾这个案子，堂堂皇皇的理由一大堆，谁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丁汾是1931年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心直口快。她话里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我见他们俩顶起来，就赶紧找个借口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丁汾回来了，很严肃地说：“明天汇报工作，我们有什么说什么。作为共产党员，要忠于党；作为审判员，要忠于事实。”过了一会儿，丁汾像是跟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接手潘汉年这个案子，有人吃醋，说我们是党组最信任的，但是个中酸甜苦辣的滋味，有谁知道？”我也无言以对。
第二天上午，我们如约到吴德峰那里向他汇报。一见面，吴老便开门见山地跟我们说，他谈的话，我们不能记录。
吴老很认真地听完丁汾的汇报后，问曾汉周的意见。吴老很了解曾汉周的情况，知道他曾被打过“右倾”，被下放到山西，一直到1962年之后才恢复工作，所以特地说：“这里没人做记录，不会有人揪辫子、打棍子，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曾汉周表示同意我们的看法。
吴老转头问我：“小彭，也说说你的意见吧！”我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全案认定的犯罪事实还存在很多疑点，唯一可以认定的是会见汪精卫的问题，但这是犯罪还是违纪，还值得研究。
吴老听到这时，马上打断我的话说：“潘汉年出问题就出在会见汪精卫上，一直瞒着党中央、毛主席，这个问题谁也不敢替他担责任。你们知道吗？毛主席知道后很生气。当年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事，国民党大肆宣传，毛主席还亲自签署文电辟谣。过了十几年，潘汉年才交代这件事，即使他辩解的都是事实，但这种严重违纪的事情，是做秘密工作绝对不能允许的。”
吴德峰曾在“中央农委”工作过，也是长期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和周总理关系很好。每年春天，他找人到乡下采些桑葚，用中药和蜜糖熬好，送给总理一些，可见私交甚好。吴老说：“潘汉年的工作是周总理、康生直接领导的，长期以来他的工作也很出色，周总理和康生对潘汉年是最了解的，但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也无法向毛主席解释。”
吴德峰对潘汉年也很了解，喊他“小开”，对潘汉年的处境，他的话语中既有同情、惋惜也有无奈：“像潘汉年这样长期在敌占区或大后方工作，他的社会关系、工作环境、接触的人必定非常复杂。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开展活动，常常得使用革命的两面手段，因此一旦领导不信任，不担责任，就很容易受冤枉。有人说做秘密工作的人，一只脚在监狱里面，一只脚在监狱外面，这话未免有些危言耸听。但是潘汉年问题出来以后，不少做秘密工作的人，确实感到一种压力。”
吴德峰最后说了一句：“对潘汉年案的其他问题，我不想说什么，中央既然对他的问题定了案，我们对中央的决定，只有坚信不疑，认真做好审判工作，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审判任务。”——他虽然没有把话直接说透，但意思我们都明白：潘案是中央定的，中央交办的，我们照办手续就是了。
到现在，我们都更加意识到这个案件的不寻常。吴老的秘书郑展，是连贯（注：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的女婿，是抗战期间在马来西亚参加共产党的老同志，可是我们汇报工作的时候，他也不能参加。谢老又决定党组不听汇报，不开会。现在看来，谢老的决定的确非常明智——如果开党组会，我们审判员把对案件的疑点提出来，传播出来，影响也不好。
也许是为了打消我们的疑虑，后来吴德峰安排我们单独跟谢老见面，谈谈对潘汉年案的看法。在谢老的办公室里，我们汇报了40分钟左右。谢老听得非常认真，既不插话，也不提问，就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谢老虽然带了秘书，但很显然他已经事先打了招呼，秘书什么都没带，只是在一旁听，也没有做记录。
听完汇报之后，他一边喝水，一边慢慢站起来走了几步，秘书要上门去搀扶，他挥手示意不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回到座位上，神情平静却又很严肃。
谢老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这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高法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谢老一席话，再次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角色。可是既然“只是办理法律手续”，那还要我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审阅案卷干什么？既然这样，将来开庭审判时，检察院指控什么罪行，我们就按什么罪判、依葫芦画瓢，写个判决书就行了，何苦费这么大力气去讨论案情？？？心里这样想，嘴上却不敢说。
谢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绪，转头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他怕我们不理解，还特地详细解释一番。
说完王勃的诗，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王勃的这两句诗说的是汉、唐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谢老话锋一转，又接着说：明朝有位叫文徵明的书画家，有一天在西湖之滨偶然发现一篇碑文，是宋高宗亲赐岳飞的御札，他当即填了一首《满江红》，这首词很能说明问题。文徵明很有见识，后人都骂秦桧是谋害良臣的罪魁祸首时，他却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
谢老一字不错地为我们背了那首《满江红》，背完后，谢老又说：“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害死岳飞的罪魁祸首。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在一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谢老又给我们讲了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可能是想帮助我们理解此事。他最后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谢老在谈话中引的王勃的诗，我不清楚他是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他引岳飞的例子也很特别，那首《满江红》我读过，但印象不深，和谢老谈过之后我特地查了一遍，所以现在再回忆那个场景——谢老怎么谈的，他的平静的表情，一切都历历在目。
谢老纵论古今的这番话，没有一句话是说潘汉年的，但我们回来悟一悟，实际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指的潘汉年案。事后想起来，感觉谢老水平确实高。和他谈过话之后，我们踏踏实实地准备开庭。
特殊法庭
高法最终决定将开庭时间定在1963年的1月9日，并上报中央批准。周总理对潘汉年案的审判很关心，并做了很多具体指示，比如旁听人数要有多少、什么人可以旁听，除此之外，还特别指示：开庭审判要录音。
除了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使用现场录音之外，当时在全国法院的审判中都没有这个先例。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录音设备，只能到香港购买，而且价格昂贵，加上关税，要花1万多元人民币。机关财务之前没有这笔预算，为了落实总理的指示，后来还是临时报批中央财政部才拿到了这笔钱，从香港购买了一套录音设备。当时大家还都不会用，又专门请专家来操作示范，几经反复试录，电话员才学会。
总理要求为庭审录音，其背后是否有一番深意，我们也不得而知。这套录音作为绝密资料长期保存，现在还存在高法的档案室里。为了防潮，防止录音带被损坏，管理人员每年还要拿出来检查试放一下。
按总理要求，旁听人数限定在200人以内。旁听人员的组织安排，由中组部负责。因为潘汉年案涉及国家重要机密，采取不公开审判，不许记者旁听、不公开报道。参加旁听的人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全是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的干部，一般干部是不能参加的，即使是高法的干部也不例外。由中组部出面组织人员旁听，这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上是绝无仅有的；而旁听人员的职务之高，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
可能大家现在难以想象的是，那时候高法还没有一个专用的法庭。我们机关三楼有一个200平方米的大厅，平时大家称“大礼堂”，我们决定大礼堂当成临时法庭。大礼堂里面既没有主席台，也没有固定座位。我们在礼堂前面放了两张条桌，上面铺着白布，设三个座位，每个桌子上放一个话筒，这便是审判长、审判员席。两旁分别是书记员席和公诉人席，中间是被告人席。为了录音，每个席位前都放置了扩音话筒。旁听席上整齐地放着200多个折叠椅。为了保密，窗户都被封得死死的。这便是审判潘汉年案的特殊法庭。
审判在1963年1月9日如期进行。
审判前，我们拟了一份审讯提纲，由曾汉周交给上面审查，至于他交给了谁、由谁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们3个人也就潘汉年被指控的罪行进行了具体分工。所以审判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份审讯提纲，根据各自分工负责的部分开始讯问，审讯提纲上面怎么写，我们就怎么问。
那一天潘汉年穿着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头发理得很整齐，虽然已经被关了7年多，但从外表上看，仍不失高级领导干部的风度。他回答问题态度从容，声音清晰，叙述清楚，有条不紊，而且记忆力极强，对涉及的人、事和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
审讯进行得很快，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因为当时还没有律师辩护制度，潘汉年案涉及国家重大机密，除他本人外，别人无法代为辩护。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潘汉年都认了下来，没有进行辩护的程序。最后陈述的程序时，他也没过多讲什么。旁听的那些人都表情平静，没人交头接耳。审讯很快就结束了。
虽然庭审当天曾汉周宣布闭庭，另行宣判，但判决书其实早就写好了，刑期也是中央早就定下来的——正如谢老之前所言，庭审和判决只是履行法律而已。虽然早在秦城监狱阅卷时我们就对“犯罪事实”有所质疑，但是又知道对潘案中央高层早有定论，无法改变这一结果，所以最终我们只能违心地罗列了潘汉年的三条罪状，写了判决书。
判决书定稿后上报中央审批，是周总理亲自审核批准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也都画了圈。看得出，总理对这份判决书看得非常仔细，判决书上，从头到尾，每一句话后面都用笔加了一个“、”号，那些醒目的顿号似乎代表着他在看判决书时沉重的心情。总理在判决书上还改了一个字，可惜我现在忘了是哪一个。
当年，被潘汉年一案牵扯到的一共有46人，我也参与了其中几位的审判，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蔡秉贤。参与审判蔡秉贤的，还有一位公安部调来的同志，他看了案卷，很是不平，他找到十三局领导说：“蔡秉贤怎么能判呢？他十几岁就参加党，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给组织提供了那么多情报。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破获过几起潜伏敌特的重要案件。是不是把这个案子改一改？”他希望十三局的领导能向中央反映一下。公安部的领导回答他：“不行，这是中央定了的。”他回来后又找王德茂说，王德茂批评他：“你真糊涂，这个案子，你改得了吗？”
正像我们之前听到的传闻那样，潘汉年认了罪、审判后马上就自由了——一个月后，他就被假释出狱。妻子董慧在此之前已经被释放，所以两人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虽说头上仍戴着“反革命”帽子，他们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天地，尤其是夫妇两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内养养花、种种树，还可以到附近的河沟里钓钓鱼，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但每个月还有200元的生活费，肉、蛋都有供应。妻子董慧每个月也有2斤鸡蛋，在生活上没受什么罪，包括饶漱石，因为在服刑期间患了精神分裂症，1965年9月23日被假释后，安置在一个农场里，按八级干部待遇，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还有自己的厨师和服务员。潘汉年与董慧对团河农场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情绪也相当稳定。只是听说他还向组织申请去香港继续为党工作，但是他不知道，毛泽东很早就定了调子：“此人从此不能信用。”谁还敢再用他？
升级的“潘案”
完成潘汉年一案的审判后，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告一段落。没想到“文革”一来，本已尘埃落定的潘汉年案却再一次被政治风浪高高地卷起。
1966年9月底或10月初的某一天，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忽然听到楼前有汽车停车的声音，然后一道车灯光照在我家阳台上，一会儿灯光就熄灭了。紧接着楼前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声音离我家越来越近，最后在我家门口停住了，我听见有人低声说：“就是这家！”然后就是“砰砰”的敲门声。
前几天我在院里刚刚被人贴了大字报，“革命群众”说我是吴德峰的“红人”，是最高人民法院“黑党组”的“黑班底”，是“修正主义苗子”，诸如此类。我以为这半夜的敲门的人是来揪斗我的，心里忐忑不安。
我在黑暗里沉默了一会儿，忽听到外面有人压低声音说：“老彭，我是李明惠，你开门吧，有急事找你。”李明惠是民厅的助理审判员，当天晚上在院里值班。我听到是他的声音，心里踏实了许多，赶紧披衣起床开门。李明惠在门口说，车子就在前面等着，要我穿好衣服，马上同他到机关去。
我纳闷地问他：“深更半夜急着找我，什么事？”
李明惠说：“是谢富治派人来收潘汉年案的卷宗材料。”
我说：“潘汉年案卷早就归档了，他们为什么不找档案室要，来找我？”
李明惠回答：“这个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听他们说，凡是接触潘汉年案的人，都不许留有片纸只字，可能是要看看你的办公室，还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已是深夜时分，所以车子很快就从西城洪茂沟宿舍到了东交民巷37号的机关办公楼。上了三楼办公室，那里早有人等候，不由分说，马上要我检查自己办公桌的每个抽屉，看有没有与潘案相关的材料。我找来找去，只找到了一些开庭前准备工作的材料，便交给来人带走了。
就在前不久，高法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某天晚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来到高法三楼大礼堂，说是来看大字报。当时所有大字报都悬挂在大礼堂里，数量也不多，他们一会儿就看完了，可是还没有要走的意思，好像还要找什么东西似的。第二天一上班，这件事就在高法上下传得沸沸扬扬的，大家说王力、关锋、戚本禹亲自来高法看大字报，是对革命群众的最大支持。
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派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称高法曾派工作组到他们学校，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正在揪斗工作组组长王维纲副院长，所以他们有权了解高法“文革”的开展情况，也要来看大字报。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专政机关，是保密单位，总理很早就指示要“关起门来闹革命”，不允许外界看大字报。但是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派学生纠缠不休，非看不可。没有办法，大家只好把大字报藏起来。
但造反派学生并不罢休，他们得知大字报都藏在档案库后，就要找档案室的负责人给他们把门打开。此时档案室所有工作人员都躲在家里，不敢来上班了。造反派学生拿不到钥匙，竟然开始砸档案库。
最高人民法院的办公楼，原是一家银行的办公楼。楼下有一间地下室，原是银行金库，就被当成档案室的档案库，厚厚的水泥墙，几寸厚的铁门，封得严严实实的。学生们想了许多办法都打不开，就找来了一个开山大铁锤，几个学生轮番捶打，整整折腾了两天才把档案库的门打开。这便是“文革”期间，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砸档案库”事件，这在当时轰动一时，在此之前北京还没有先例，公检法系统遭到如此破坏，可见当时“无法无天”到了何种地步。
高法的档案库被砸，牵动了另一位特殊人物的神经——她便是江青。而这背后，又是另一个复杂的故事。
潘汉年被逮捕后，被牵连进来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扬帆，原名石蕴华，也曾用名殷扬，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北大的学生领袖。1939年，扬帆到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任政治指导员。当时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得知扬帆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做过文化工作，与江青前夫唐纳一起共过事，又对江青比较了解后，就找扬帆了解江青在上海时期的情况。扬帆不知道江青已在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了婚，便无所顾忌地谈了自己对江青的看法，其中有不少负面之辞。
1939年5月，项英将扬帆所谈的情况，以电报形式发给了延安，一封以新四军军部的名义发给党中央，一封以东南局书记项英个人名义直接发给毛主席，对毛、江的结婚提出异议。项英在电报中特地注明材料的来源是由上海地下党做影剧界工作的殷扬提供的。这两封电报都被江青看到，她自然对这个“殷扬”有了恨意。
1954年，江青到杭州探望正在西子湖畔研究起草新宪法草案的毛泽东。她突然收到一封从杭州交际处转来的从上海寄来的匿名信，内容主要是警告江青：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写了材料交给中央组织部，你要向中央组织部交代等等。
江青看了非常恼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她把信交给毛泽东，称这封信的背后是将矛头指向主席的。毛泽东当即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找来，罗瑞卿不敢怠慢，迅速召来华东公安部部长梁国斌到杭州一起研究“案情”。江青提供了一份“嫌疑人名单”，都是熟知她30年代在上海情况的人，其中首先列出的怀疑对象就是扬帆。
可是经过几年调查，证实了这封信与扬帆无关。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也没查出写信的人，成了一桩悬案。林伯渠去世不久，1961年他的夫人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的一些遗留问题。这封信的笔迹与江青收到的那封匿名信的笔迹一模一样。专案组询问朱明，她很痛快地承认下来，很快服安眠药自杀。
1954年，因为“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发生，上海的政治空气愈发紧张。因为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期间，曾批准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叛徒、特务提供情况，作为市公安局长的扬帆被牵连进去，被送京隔离审查。不久，潘汉年案又爆发，扬帆由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被捕，成为轰动一时的“潘、扬集团”。这个案子后来又和“高饶反党联盟”中的饶漱石挂了钩，潘汉年、饶漱石、扬帆定为“反革命集团”，饶漱石被定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3个人被绑在一起。
因为潘汉年、扬帆都曾在上海工作，扬帆之前又因为“匿名信”事件接受过专案组调查，江青猜测案卷里会有不少她当年上海的资料，听说高法的档案库被砸，担心这些材料会流落到社会上去。江青就找到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以政法学院学生砸了高法的档案库为由，称潘汉年案的卷宗材料涉及党和国家很多重要机密，如果卷宗丢失，后果不堪设想。谢富治于是派专人到最高人民法院收走了潘汉年案的全部卷宗材料，没有留下片纸只字。这也是我为什么被半夜从家里叫走的原因。
虽然匿名信已证明与扬帆无关，但江青对扬帆依然不放过。“文革”一起，公检法遭到冲击，正好给了她机会。1967年3月，江青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批了一个条子给谢富治：“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江青把扬帆排在第一位，可见她对扬帆的恨意之深。4月，江青又派人到上海，“搜集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还说“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不久，江青指令专案组提审扬帆，追查他1939年给项英提供材料向中央发电报的事。
现在也有人把潘汉年案的发生同江青联系在一起。客观地说，江青虽然身份特殊，但她最初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制造这个冤案，只不过后来插手，让“潘案”进一步升级。江青最介意的是她30年代在上海的那段历史。除了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方面之外，人们议论最多的是江青在上海被捕后，究竟有无自首变节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我参加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从1979年9月开始，一直到1981年的审判，前后花了3年时间。江青的案卷，公开的、秘密的，我都全看过了，没有发现江青被捕时有自首变节的问题。她是经组织营救释放的，这一点可以确认。所以在我负责主持、参与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法庭判决书》时，对江青的历史只字未提。
因为潘汉年、扬帆、饶漱石三人已被定为“反革命集团”，虽然这一次江青的主要矛头是针对扬帆，可是潘汉年不能幸免。1967年5月22日，潘汉年再次被抓进秦城监狱。1970年，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写了一份《关于内奸分子潘汉年罪行的审查报告》，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政治权利。”应当指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没有权利对潘汉年判处所谓无期徒刑的，最高人民法院也根本不知道此判决，但是在那个荒谬的年代，这样的事情偏偏也就发生了。
余音未了
1978年之后，为潘汉年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多。有的材料说，第一个提出来的人是廖承志，但是从最终提交的法律材料上看，是陈云牵头的。陈云说：“当时党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一共有3个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他们两个都不在人世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我再不说话，将来再复查潘汉年案就更困难了。”
为潘汉年平反的材料，也是由中纪委牵头进行的。在他们后来提交给高法的材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当时根本没有看到的重要材料——比如潘汉年当年发给总理和罗迈的电报，证明他的行动都是经中央批准的。还有王明当年派潘汉年时，写给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的信，信里清清楚楚写着派潘汉年回来的目的是与国民党、第三国际和国民党联合抗日，写得清清楚楚的。这些材料都是中纪委出面找的，他们从哪个渠道补充进来的，我们也无从知道。
1982年1月，中纪委把《关于潘汉年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送到高法，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批示：“我同意撤销潘汉年的原判15年有期徒刑。”本来要改判一个案件，按照法律程序，本应组成合议庭进行复审，但由于潘汉年这个案件的特殊性，经院领导同意就把复审的一套法律程序简化了。我指定华东组拟写撤销原判裁定书，报经院长批准，撤销原审判决，宣告潘汉年无罪。
可是裁定书下达后，我们才知道，潘汉年早已在5年前离开人世了。
1975年5月，潘汉年从秦城监狱转到湖南，与先期到达的董慧一起被安置在湘东南茶陵的洣江茶场，继续劳动改造。1976年10月，潘汉年得知“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欣喜若狂。可是1976年12月26日这一天，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84周年，《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登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这篇文章彻底击垮了潘汉年。
1977年3月，经请示公安部批准，潘汉年化名“萧叔安”住进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4月14日傍晚，71岁的潘汉年与世长辞。去世前，董慧获准来到病室，潘汉年睁大眼睛看着董慧，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潘汉年死后，做了遗体解剖，发现他肝部已烂成了豆腐渣。他的骨灰被安葬在长沙金盆岭墓地，墓碑写着“萧叔安之墓”。
1979年，61岁的董慧也离开人世。董慧出生于香港一个富裕人家，为了追求革命理想来到延安，1940年与潘汉年结婚，而且利用父亲的银行家背景帮助中共做了很多工作。所以董慧被捕后，潘汉年曾说她是“最冤枉的”。而无论环境多么险恶，董慧从未离开过潘汉年，想来令人叹息。因为潘汉年与董慧夫妇生前无子女，身后无亲人，裁定书除了送给中央有关部门外，已无处送达。
潘汉年被平反后，虽然遇到了一些阻力，但扬帆最终也被平反。
众所周知，潘汉年案的背景非常复杂，牵扯到的面也非常广。而直到现在，很多材料还没有完全解密。所以此案的很多疑问，我们现在也无法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潘汉年案发生在1955年3月全党代表会议讨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期间。在讨论中，很多干部做自我批评，交代与“高饶”相关的一些问题。潘汉年想起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事，一直没有向党中央报告，想借此机会把事情的经过向党说清楚。因为陈毅是华东组的组长，潘汉年先找陈毅谈了相关情况，随即写了一个材料，委托陈毅交给党中央、毛主席。陈毅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便到中南海直接将材料给了毛主席。
潘汉年被捕后，作为和他交往最长、关系最深、接触最多的人，周恩来总理对此案非常关切。原中联部部长罗青长多年后写了一篇《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的回忆文章，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罗青长回忆，“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最终周恩来、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
李克农在报告里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请中央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可是这份报告并未有引起中央的重视。而这份报告，当时也不可能附在案卷里，我们在秦城审阅案卷时，甚至在给潘汉年平反之后，都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份这样的材料。
当时不少冤假错案，都是像潘汉年案一样，有关部门为了保密，不将有关证据材料附卷移送到法院审核，以致错判。所以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布实施后，明确规定：凡是向法院起诉的案件，认定有罪与无罪的证据材料，都要如实附卷，移送法院，否则法院不予受理。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决定，因为它可能会触犯了一些兄弟部门，它们往往以保密为名，不给我们提供相关材料。以潘汉年案为例，如果早看到潘汉年与中央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往来的电报，事实不就不言自明了吗？
总理虽然对潘汉年案很关心，让李克农写报告，但最后在给潘汉年定罪的判决书上，他还是签了字。
不尽思考
潘汉年被平反以后，社会反响特别大。这么多年来，关于潘汉年的文章、书籍甚至电视剧层出不穷。“潘案”也一直是大家议论的热点。有的人说潘汉年案是某人一手炮制的，有的人说是那个人罗织的，口诛笔伐，受指责的人很多。最高人民法院也没少挨骂。作为当年潘汉年案的审判人员，我们也一直有一种负罪感。
1996年，我去北京医院探望生病住院的曾汉周，正好碰上了高法的老副院长王怀安。那时候正在播《潘汉年》的电视剧，我们也谈到了潘汉年案的问题。王老长叹后说了一句：“你们当时怎么判得下去！”
王老的话，让我们心情都很沉重。曾汉周无奈地说：“我们是奉命办案，没有办法。潘汉年的案子是怎么回事，谁心里都明白，但谁也不敢说个不字？？”我不知深浅地说了句：“周总理都救不了潘汉年，又有谁救得了？”王老是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任命的由沈钧儒等17人组成的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是1979年返回司法部工作的，没有亲身经历，感受也不深。所以我们就谈了当年审判前后的一些情况，谈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这时在一旁的曾汉周夫人说：“你们说的这些情况不写出来，将来还有谁知道，谁能说得清楚？”大家听了之后，都陷入沉默，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此后，曾汉周多次和我谈起潘汉年案。他说：“潘汉年案的错判，教训太深刻了。你应该把它写下来，让外界特别是法院的审判人员知道这个案子为什么会错判，这也对实现真正的独立审判是有益的。”
丁汾的思想负担更重，她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半生从事审判工作，一向谨慎，最怕判错案子，冤枉好人。这辈子记不清办了多少案件，扪心自问还是个称职的审判员，唯独潘汉年案做了违心的审判，一世清明，毁于潘汉年一案，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她和曾汉周都觉得，我们当年是亲身经历者，有责任把问题说清楚。但他们年纪大了，很多事情力不从心，所以寄希望于我。丁汾病危期间，还念念不忘此事，她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把潘汉年案的审判真相写出来，让世人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如今，他们俩都已经不在人世，我想我更有责任完成他们的心愿。人治司法制度的危害，是我们从潘汉年案得出的基本教训，而结束人治，真正实现法治，是我们法律人矢志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