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滑川康男综艺节目:毛泽东点评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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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水浒》这部书情有独钟,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在他的书房和卧室里一直放有12 种不同版本的《水浒》。据毛泽东回忆,在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水浒》,并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这就使得毛泽东经常引用《水浒》中的故事教育后人,也用以自省,把他对《水浒》的理解与破译广泛应用于其著作和言论中。

毛泽东回忆他童年生活时就说过:“我的父亲读过两年书,能够记账。我的母亲则完全不识字。两人都出身农家。我是家庭中的‘学者’。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也是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他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斯诺:西行漫记)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言论,对《水浒》点评颇多。据薄一波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很喜欢看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小说。我国的不少古典小说他曾读过多遍,十分熟悉,在讲话和文章里,时常引用这些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并且常常用独到的见解介绍给别人。

  毛泽东同志曾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
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

  毛泽东堪称研究《水浒》的专家,一生读了七十年的《水浒》。他欣赏《水浒》,也谈到很多梁山人物。他谈到梁山第一任领导人王伦,“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也谈到第二任领导人绰号托塔天王的晁盖,晁盖是好的,可是却被摒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让他早死了。《水浒》的主角,是梁山第三任领导人宋江。毛泽东在40年代初期,曾对身边的同志说:《水浒》中的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打三次?我看宋江这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得学宋江,要谨慎。他也谈后期宋江不行,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

  毛泽东也谈及其他梁山好汉。他说,“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开”。开酒店的朱贵是“做特务工作的”,“专门打听消息”。还说“要有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此外,在不同场合,毛泽东谈到的还有鲁智深、武松、李逵、柴进、三阮、张顺等人。

  毛泽东肯定吴用和三阮的人品,也赞扬武松、鲁智深和李逵。在长征途中,说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武艺,“都赶上景阳冈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开辟晋察冀边区时,称赞他是“新的鲁智深”;建国后,又称李达是哲学界的“黑旋风李逵”。这是因为他们颇有斗争精神,浑身是胆,才力过人。4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延安曾说过:“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他给了梁山好汉很高的评价。

  1949年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演讲中提出:“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1954年3月,毛泽东在行杭州散步时,和身边的警卫人员谈起了《水浒》。毛主席问孙勇:武松这个人怎么样,他是英雄吗?孙勇答: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武功高强有血性,是个大英雄。毛主席说:你讲得具体一点。孙勇说:武松在景阳冈赤手空拳打死猛虎,为人民除了害;西门庆诱奸霸占他嫂子潘金莲,并用毒药害死了他兄长武大郎,他查明真相为兄报仇,杀死了西门庆、潘金莲,提着人头去县衙自首。由此可见,武松是一个嫉恶如仇、敢作敢当的人。在被判刑发配孟州的路上,两押差看到他一身正气,不敢打骂和怠慢他。后来,他醉酒痛打蒋门神显示了胆识。因此,武松是个真正的英雄。毛主席听了,说:你答得不错,给你打90分吧!

  1959年8月2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诙谐地说:“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3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从毛泽东点评水浒人物来看,他喜欢富有血性、嫉恶如仇、敢作敢当的人,而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反观现实生活,一些地方党员干部却不是这样,他们习惯看顶头上司的脸色说话。在新形势下,历练官德,纯洁党性,这些人的确该反躬自省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毛泽东1975 年这次发表对《水浒》的评论,还与他当时的特殊心境有着密切联系。
    实际上,自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的心情一直不太好,考虑的问题也很多。他在一次会议上讲:“《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显然,“堡垒从内部攻破”成为毛泽东的一块心病。
   随着年事增高,毛泽东这种忧患意识更为突出。据当年为他做左眼手术的医生唐由之、张淑芳讲述,毛泽东在1975 年7 月23 日做了白内障手术。有一天,毛主席在读一首宋人的词,“读着读着,忽然大哭起来。真是涕泪滂沱,不能自抑。”医生劝慰后询问原因,才知道毛主席读的是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词云:“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毛泽东说他由此想到,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林彪叛逃就是飞向苏联。内外勾结的态势一旦形成,后果不堪设想——今日的中国也将会出现南宋那样“南疆北界”、“河洛腥膻”的可怕情景!纵有抗金志士陈亮那样的雄心壮志,自己也是力不从心了。这又是多么的悲凉!
    一天也离不开书的毛泽东,却因视力明显减弱看不成书。1975 年5 月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联系,找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芦荻来给毛泽东读书和讲史。

1975年5月26日,四十四岁的女讲师芦荻,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据芦荻说,她本名芦素琴,1931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1954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
    1975年5月29日深夜,毛泽东在游泳池大厅里握着芦荻的手,显得很高兴,慢慢吟诵起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吟罢,毛泽东笑问芦荻:“你的名字,是不是从这首诗里来的?”芦荻笑着点点头。“这风趣典雅的幽默,不仅让我平静下来,而且迅速地拉近了我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距离。”芦荻说。毛泽东指了指自己的双眼,说是患眼疾,要请她代读中国古文,芦荻这才明白了自己的任务。
   1975年8月14日凌晨二时,芦荻接到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据芦荻回忆,那天,毛泽东是这样谈起《水浒》的: 

我当时又请教了关于他提到过的那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问题,然后谈到了《水浒》。

“完全是在那里即兴漫谈,想到什么说什么”,芦荻后来回忆了这次交谈的过程。在交谈中,芦荻猛然想起一件事——
   1974 年的一天,《北京日报》一位负责人到北大中文系,向芦荻等人约写一篇关于《水浒传》的评论文章,还定下调子说,《水浒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当时芦荻他们对这种观点不理解,因为学术界向来对《水浒传》评价很高,称它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史诗”,如今怎么变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了呢?她忍不住问这句话是谁说的,当时那人支吾不肯说
。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毛泽东有一个讲话,其中提到《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评论可能就是这次讲话中说的。

……“因此,当那天谈到《水浒》时,我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芦荻回忆说。毛泽东点头:“那两句话,是我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
   毛泽东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指1973 年12 月21 日他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时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他特别提倡读《红楼梦》,同时说道:“《水浒传》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所以,芦荻趁毛泽东谈《水浒》时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

于是毛泽东对《水浒》作了一番评论。他就这部小说的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反复举例,作了细致的分析。当芦荻谈及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说史稿时,毛泽东便说,鲁迅评小说评得好,要好好学习鲁迅的思想观点。他称道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的评论,赞赏鲁迅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批评,并对在《水浒》评论中长期没有贯彻鲁迅评论的精神,表示不满。指示《水浒》主要的三种版本都要出,把鲁迅的话印在前面。

谈话后,芦荻立即作了整理。8 月14日,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即成为关于评论《水浒》的批示。批示的全文如下: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从上述毛泽东和芦荻谈话的经过和内容来看,毛泽东评《水浒》谈话的初衷是就《水浒》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和认识意义而言的。他指出了这部小说的主要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进行的是文艺评论。同谈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做好《水浒》出版工作联系起来看,主要的目的是解决《水浒》评论中存在的问题,指导人们阅读这部小说。

 

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荻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当然,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工作程序。

8月14日,姚文元见到芦荻整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如获至宝。三小时之后,姚文元的一份“请示报告”,就送到毛泽东手中。

姚文元在“请示报告”中写道: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

  1975年8月14日

 

  毛泽东大笔一挥:同意。

 

姚文元的建议正符合毛泽东始终倡导的文化批判,他决定将评《水浒》作为当时正在开展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组成部分,当即批示“同意”。于是,毛泽东关干《水浒》的指示和姚信一起,先发给了政治局江青等7人,随后即在政治局其他委员内分发。经过姚文元及其亲信的精心策划,一场紧锣密鼓的批判《水游》运动拉开了序幕。从1975年8月底起,短短几天,全国就掀起了大批判浪潮,报刊上评《水浒》、批《水浒》、反“投降派”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据不完全统计,几个月时间共发表批判文章2000多篇,北京、上海及各省出版各类版本《水浒》几万部。

  当然,只有姚文元、江青等几个阴谋家明白其用意。虽然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中也指明,刘小奇、林彪是“投降派”,但他们早在多年前已被“打倒”了呀,现在又突然提醒人们要识别“现代投降派”,那么谁是“现代投降派”?人们如堕云里雾中。

 

于是,正处于步步退却之中的“四人帮”,一下子抓住了毛泽东的旗帜,神气活现起来。

姚文元大概忘了,他以前的见解是与毛泽东评《水浒》大相径庭的:

“《水浒》,……在生动的形象中所显示的斗争策略和战术,在历代农民运动中发生过某种教科书的作用,很多农民革命领袖从《水浒》中吸取了封建时代被压迫人民向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注:《论艺术作品对人民的作用——美学笔记之五》,1961年第11期《上海文学》。)

“真正歌颂劳动人民的艺术作品,从《水浒传》,到《悯农诗》,都是不朽的。”(注:《歌颂劳动的诗篇是不朽的》,《冲霄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作为“墙头草”,这时候的姚文元当然要随风倒了。他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完全按“行情”行事。

于是乎,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庄严“号召”: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1975年9月,华国锋在昔阳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同志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谁知江青也赶到会议上发表讲话,口口声声地说她“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并且露骨地宣扬《水浒传》中“宋江架空晁盖”,以此影射邓小平同志。江青却在会议上大放厥词,露骨地将评《水浒》引向歧途。她说:“不要看低了评《水浒》这件事,说它是文艺界的事情,不是那么回事。评《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正在会议上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听了江青的论调后,十分不解,立即将她的言论写成材料交给了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手中。

穆青分析着这份材料,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即打电话给吴冷西,说有要事相商。吴即乘轿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绕到新华社的后门,将正在路边悄悄等候的穆青接上车来。

在车上,穆青把江青的那份讲话材料交给了吴冷西。俩人都感到江青的矛头对准邓小平,事态非常严重。

于是,吴冷西立即把材料交给胡乔木同志。乔木看后便和吴一道来到邓小平的家中。小平提出,由我们设法把材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向毛泽东揭露江青的政治阴谋。

乔木要吴用车把穆青从新华社后门悄悄接出来。在车上仔细地商量如何才能绕开唐(闻生)王(海容)两小姐,直接把材料送到主席手中。这时,穆青建议,由他找新华社负责中央领导人活动报道的记者李琴同志想办法。

穆青找到李琴,向她讲述了上书给主席的重要意义。李琴满口答应完成任务。穆青和当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便又联名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他们知道,在“四人帮”肆虐的政治高压下,写这样的信,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毛主席很快就收到信件和江青讲话材料。他读过后,气愤地说:“江青的讲话是在放屁!讲话文不对题!不见报,不广播,不复制!

毛主席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嚣张的气焰得以遏制。江青想利用“评《水浒传》”达到打击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阴谋,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些。

 

1975年 9月27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辽宁情况,谈话中对邓小平主持下的这一段工作颇多否定,并提到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高度。这次谈话后第二天,邓小平把经过修改的《科学院汇报提纲》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不满意,并特别指出,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他不记得曾经讲过。而恰恰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整顿科学、教育的方针有所不满之时,10月15日左右,邓小平又把刘冰等人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信转到毛泽东的案头。

邓小平希望由此推动教育的整顿。不想结果适得其反。毛泽东认为“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的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而且矛头是对着我的”,而“小平偏袒刘冰”;并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就在毛泽东形成这些看法的时候,毛远新在新疆参加庆祝活动后回到北京,于11月2日上午到毛泽东处大谈当前形势,攻击邓小平主持的整顿,说现在有一股风,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形势逆转,一场“批邓、反右击倾翻案风”的运动发动起来。不过,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毛泽东同“四人帮”的矛盾这时虽然随之下降,但毛泽东也没有再重用他们。毛泽东对江青依然有批评,也没有让王洪文再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出面主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担任代总理的也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确实是在总体保持“文化大革命”外壳的情况下,从工交、文艺、科技、军队等方面,局部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发展下去,势必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毛泽东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实际上,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从军队抓起,把全国的工作抓得有声有色,也就是被今天史学界称道的“1975年整顿工作”。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即将进手术室之前,拉着邓小平的手久久不放。然后,他环顾左右,高声对在场的人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这是周恩来在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点力量,为邓小平的工作和平稳接班造声势。

                               

周恩来全力支持邓小平抓全面整顿工作,必然遭致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一伙的嫉恨。他们没茬找茬,说邓小平的整顿其实是复辟、倒退,还说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

“四人帮”们连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也不放过。批判他是“大儒”、“投降派”等等。丧心病狂的“四人帮”先后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等。但是这些在周恩来细致深入的工作下都先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从而瓦解了“四人帮”一浪高过一浪的进攻。

“四人帮”们眼看他们即将到手的大权却要旁落,江青等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最后串通当时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的毛远新向毛泽东告黑状,说邓小平的“整顿”等一套做法最终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这是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于是,毛泽东利用一次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呀,趁我还健在,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邓小平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作违心之举,因此他回答毛泽东说:“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做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至此,他已认定邓小平在他死后必然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上述谈话后,邓小平也预感到什么,就匆匆赶来305医院,心事重重地向周总理谈了上述事情的前后经过。这时的周恩来已是骨瘦如柴,他的生命已到了油干灯枯的最后尽头。可是,当他听完邓小平的汇报后,仍然瞪着眼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后还把脸转向墙壁,表情十分痛苦。过了一会儿两人才又小声地亲切交谈起来。

周恩来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让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隐忍一下。因为他和毛泽东都将不久于人世,等你邓小平平稳地接过这副担子后,你再去处理有关事情不迟。未来的中国是需要你邓小平的。

                               

到了1975年的下半年,周恩来病情加重,偏偏又出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危机,而当时,国际国内有多少大事等待着处理?周恩来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再一次举荐邓小平,这也是周恩来临终前就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也是一次拼尽全力的努力。

据高振普回忆说,总理叫人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随后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高振普知道他要写重要东西,因为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叫医护人员退出的。所以,等帮助周恩来坐稳后高振普也转身走向病房外。但周恩来叫住了他,因为当时没有人扶他已坐不稳了。

周恩来颤抖着,一手托着放有纸的木板,一手哆嗦着写字。邓颖超见他写字很费劲,还要用左手托着木板,就对他说:“恩来,你口述,我代你写。”周恩来可能考虑到事关重大,坚持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当时高振普站在周恩来的右边,一边用手稳住周恩来,一边看着他写。信是写给毛泽东的,向毛泽东提议,仍让小平同志取代他自己在党和国家中所任的职务、位置。

高振普说,总理虽没写上“总理”、“第一副主席”,但当时他自己的位置就是紧接在毛泽东之后、王洪文之上的“二号”人物。周恩来写好这封信后,嘱邓颖超转送。但是,这封周恩来重病期间写下的举荐邓小平的建议后来却没有了任何音讯。因为毛泽东已经十分清楚: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的谈话)

                                  

直到这时,人们应该恍然大悟:原来,批《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而海瑞则是彭德怀;这一回评《水浒》,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而晁盖是毛泽东,至于宋江是谁,已经不言而喻了!

 

姚文元已经有了评《海瑞罢官》的“经验”,一听说毛泽东跟芦荻聊天说及评《水浒》,便拿来作为“令箭”,发动了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评《水浒》运动” 在运动中,宋江被扣上了“投降派”、“修正主义”之类的大帽子。!

1976年,当第一期《红旗》发表《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时,姚文元亲笔加上了几句 “点睛” 的话: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很显然“四人帮”评《水浒》是为了打鬼而借助钟馗。毛泽东再次当了别人的钟馗,这次仍然是完全自愿的,他当时还沉痛地告诫人们:“走资派还在走”,“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1976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是阳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