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歌乳糖酶用量说明书:资本家为什么要破坏资本主义

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资本主义又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大部分为私人拥有，生产活动和收入分配基本上由市场力量所决定。所以，资本主义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然而，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听起来好象不如自由市场经济来得顺耳，就象人们有褒企业家、贬资本家的倾向一样。

资本家会破坏资本主义吗？会的。靠自由市场经济起家的资本家其实也害怕资本主义，因而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资本主义。

就像安定的社会秩序是公共物品一样，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是公共物品。尽管这种机制给社会中的个人带来创造财富和实现经济自由的均等机会，却不是人人都愿意为维护和发展市场机制承担成本。作为消费者，他们希望消费品在竞争的压力下越来越便宜。作为生产者，他们则希望生产的产品不要受到太多的竞争和挑战。十分矛盾的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里衡量一家企业成功的指标竟然是它压制自由竞争的能力。市场占有率越高、品牌知名度越响、对市场价格的影响越有效，它就算越成功。具有破坏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动机的人还真不少。

奥尔森指出，既然市场机制是公共物品，一个理性的资本家就不会为了增进其阶级利益而无私地放弃个人利益。相反，他会选择搭便车，把精力用于追求其个人利益。在2003年出版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这部新书里，拉詹和金格尔斯（Rajan & Zingales，二者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前者目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进一步指出，资本家不但不屑于维护资本主义，甚至还会破坏资本主义。这些人也许以前有所成就，也许运气好，或许是继承了遗产。然而，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面前，他们都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现在的竞争力。市场机制带来的竞争，对他们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威胁，这就是他们害怕市场的原因。这些经济上有权有势的人自然会拉拢和收买政治势力，借用政府的力量来阻挠市场机制的发展，压制竞争力强的对手，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做成了资本家的人可以利用其优势任意改变游戏规则，不让其他想做资本家的人成功。其结果使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变得不再自由。

资本太集中、资本家的政治影响力太大，就会产生腐败的资本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一小撮金融寡头和银行家控制了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又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目的是为了重新瓜分势力范围，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攫取更多的资本剩余。因此，帝国主义是垄断金融资本的产物，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所处在的时代，的确是资本主义垄断、腐败的时代。随着蒸汽机车和电报电话的发明，交通和通讯的便利扩大了市场。规模经济效益促使企业进行纵向和横向整合，形成大型企业和寡头。伴随而来的是专业管理人员的涌现、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以及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了防止经理另立山头，资本家牢牢控制资本，阻碍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自由竞争和发展。结果，资本为资本家所垄断，仅为少数人服务。

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人们重新检讨资本主义。当时的主要思路和马克思一样，力求避免财富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防止资本家对体制和政策的变化进行干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对“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进行研究，而且这类研究从那时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波兰经济学家兰格（Oskar Lange）的影响最大。兰格建议以公有企业取代私有企业，以边际成本定价法取代市场价格。由于他在论证中采用了边际主义的方法，主流经济学家能够接受他的说法。但是，边际成本定价在实践中是根本行不通的，没有人知道边际成本今天是什么、明天如何变化。兰格的方案因此没有被采用过。后来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制度以及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都试图走“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条路，但是也都不成功。从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又先后出现三种新的建议。杨克（James Yunker）提出了以公共所有制局（Bureau of Public Ownership，类似于国资委的机构）为中心的“务实市场社会主义。”斯道伯（Leland Stauber）提出了类似于新加坡政联公司的“地方所有制市场社会主义”。柔默（John Roemer）则提出了类似于日本城市银行结构的“以银行为中心的市场社会主义。”这些“社会工程师”对各自的体制建议都有非常详细的设计。可是，因为这样人为的变革社会成本极高，没有人愿意做这种社会实验的“白老鼠”。

有趣的是，在许多东、中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又成了讨论的重点。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埃亚尔（Gil Eyal）和其他两位作者在1998年出版的《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转型经济体在市场化过程中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主要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建立了“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中，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官僚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在资本家队伍来不及形成之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体制和民主制度。具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取代经济上不够发达、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产阶级，努力纠正由上一代激进知识分子追求威权式现代化所犯下的历史性错误。另一方面，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起来的却是“只有资本家而没有资本主义”的社会。俄罗斯的“大私有化”创造了一小撮寡头资本家，却没有真正建立起市场机制和民主制度。这些资本家通过对国有资产的掠夺获得初始财富，然后进一步控制了俄罗斯几乎所有的主要企业。例如，在1995年末到1996年初，俄罗斯用“债转股”的方式把13家与天然资源有关的国有企业的大部分股权转让给少数几家私人银行，而这些银行都是由几个与总统关系密切的金融寡头所拥有的。13家国有企业中有一家生产镍的公司叫Norilsk Nickel, 其年利润高达20亿美元。可是，一家叫Uneximbank的私人银行仅用170万美元的贷款就换来该公司38％的股份。俄罗斯剩下的最后一批优质国有资产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下被公然掠夺！

当人们还在辩论资本主义是否一定要有资本家的时候，美国的金融市场和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列宁的时代大不相同。例如，在1929年，美国人口中收入最高的0.01%,其收入的70％来自红利、利息、租金等资本收入。到了1998年，资本收入的百分比下降到20％，大部分收入来自工资和创业收入。以前，资本仅为少数人所拥有。现在，一般老百姓都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融资。稀缺的不再是资本，而是赚钱的点子。用拉詹和金格尔斯的话说，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始出现了一场金融革命。

拉詹和金格尔斯以一个实例来说明金融革命给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1993年，一位叫Kevin的年轻人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毕业。他不愿意给别人打工，想入非非地要自己当老板。问题是，Kevin自己没有钱，也没有富爸爸。寻索基金(Search Fund)帮助Kevin实现他的梦想。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向寻索基金筹到25万美元作为寻找投资机会的经费和报酬。一年半后，Kevin找到了一家不起眼但极具潜能的道路紧急服务公司，并说服寻索基金投资者和银行以参股的方式出850万美元买下这家公司。在Kevin的精心经营下，公司的营业额从1995年的600万增加到2001年的2亿元。Kevin这时以每股＄115从寻索基金投资人那里买回他们当初以每股＄3买下的所有股份，成为真正的老板。拉詹和金格尔斯满怀激情地说：“寻索基金预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世界的到来。在这个新世界里，一个人创造财富、获得经济自由的能力取决于他创意的质量，而不是他在银行里存款的数量。”

这是一条新的思路。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简单地由国家集中控制资本、以国家垄断对付资本家垄断，而是让资本为广大民众服务，排除阻碍人们致富的主要障碍，以竞争打破垄断。这是一种协调民众激励与社会目标的方法，它能调动亿万人的积极性，在动态中求平衡。反过来，“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就象是一场没有运动员的竞赛一样乏味和滑稽。它扼杀了人们参加竞争的积极性。无论起点如何，最终还是要走进死胡同的。

让资本为广大民众服务是金融革命带来的进步。那么，产生这场金融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知识更新、技术进步与环球化。首先，知识更新来源于学术界的新发明。例如，组合投资理论、布来克－修斯－莫顿(Black, Scholes, Merton)的期权定价法、金融衍生物的出现，使金融机构能够推出分散风险的金融产品，提供风险管理的新途径，进而降低了融资的风险回报，使融资更加方便。其次，随着电脑和网际网络的发展，金融机构能够对潜在客户的信息有准确和及时的了解。只要输入驾驶执照号码便可以立即查到个人的信用指数。这就大大减低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技术进步促进金融革命的另一个事例是银行管制的改变。在上世纪初，美国的许多州都有不允许外州银行来本州开设分行的法律。这是因为银行资本家财大气粗，是竞选经费的主要来源。因此，他们施展影响力、在州议会轻而易举地通过对自己有利的保护主义法律。这样的法律得以延续，一直到当网际网络和电子提款机的出现使银行业务不再受距离的影响时，外州银行的竞争才迫使本州银行认真面对竞争。由于管制不再起作用，各州在90年代相继废除禁止外州银行开分行的法律。产生金融革命的第三个主要原因是环球化。跨国界的资本流动加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直接挑战不透明、不可及、决策保守、保护有问题关系客户、歧视圈外人的关系融资体系。

拉詹和金格尔斯进而指出，当权者在两种情况下愿意发展和完善市场机制：一是对自己有利时，二是迫不得已时。因此，财富的初始分布，新市场、新知识、新技术的出现，宏观经济的波动，以及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等都是市场机制的发展机遇。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资本家总是在千方百计地阻挠市场机制的发展。况且他们的努力在经济衰退时最容易成功，因为他们可以打保护失业工人利益的旗号，堂而皇之地破坏自由市场经济。

奥尔森在“大面额钞票掉在人行道上没人拣”这篇文章里告诉我们，决定一个国家是贫穷还是富裕的根本因素是体制和政策。可是，奥尔森没有进一步阐述好体制、好政策是怎么来的。拉詹和金格尔斯对体制演变进行分析，迈出了非常有意义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