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妮斗战神: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2006年08月01日 11:16:30 　来源：中国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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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动荡剧变的世纪，又是空前发展进步的世纪。这一百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几千年，是人们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对中国来说，这个世纪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时期，是国家从极度衰弱、备受屈辱、濒临灭亡边缘，到奇迹般重新站立起来、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的一百年。
像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在一百年内实现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它是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顽强奋斗的结果，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换来的。
中华民族的百年巨变，是值得我们自豪的。它充分显示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民族蕴藏着何等强大的生命力。这个民族是热爱和平的，但决不会默默地忍受任何外来的压迫和欺凌。这个民族是勤劳、勇敢而富有智慧的，也是善于学习的，一旦觉醒起来，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了正确的引路人，就有能力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经过艰难曲折的摸索，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和途径，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奇迹来。
回顾中华民族百年沧桑巨变走过的路，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85年中走过的路，许多问题很值得我们好好地想一想。前人成功的经验和挫折的教训，都能给后人重要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了改变中华民族备受屈辱和奴役的命运，中国人已经做过多种试验：只搬用一些洋枪洋炮和近代工业技术的洋务运动早已证明救不了中国；期望清朝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的戊戌维新运动又失败了；义和团那种“扶清灭洋”的旧式反抗也救不了中国。进入20世纪后不久，发生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但它没能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运动的失败告诉了我们什么？它表明：为了在中国国土上摧毁那些盘根错节的旧势力，建立一个新社会，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和现代化，需要有几个条件：
第一，需要有一个能够正确把握航向的革命政党，作为引路人。这就需要有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需要对中国的具体国情作出深刻而符合实际的分析，需要能提出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并为它的实现而始终不渝地奋斗。没有这样一个引路人，即使客观上存在比较成熟的革命形势，革命队伍仍然会涣散无力，难以实现预期的目标，甚至迷失方向，误入歧途。
第二，需要以这个党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如果不能凝聚起这样一股无坚不摧的联合力量，在强大的旧势力面前，就会陷于孤立无援而失败。
第三，这个党应该由一大批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同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先进分子所组成，能够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进行坚忍不拔的斗争。在近代中国，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党和它所领导的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队，无论提出什么良好的政治纲领和主张，最后只能流于空谈。
在以往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这样的党。同辛亥革命相隔只有1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一个全新的党：它从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把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便以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集结起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先进分子，并且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做群众工作。它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前进方向。因此，尽管这个党成立时人数不多，也不成熟，但有了它，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开始进行自己的活动的。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在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这个党成立的第二年，明确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在这以前，中国人还不曾有过这样明确的认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是在这面旗帜下进行的。大革命失败后，党又历经艰难，在总结“左”和右的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摸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正确道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坚持八年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中流砥柱。这个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随后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而且在它到达的地方，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被迫全部撤走，帝国主义列强原来享有的内河航行、自由经营、领事裁判、海关管理等种种特权，自然地被一一取消。耀武扬威的洋人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这真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刻！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说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话：“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多少人在听到这段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这种强烈的感情，没有经历过中华民族那段苦难生活的人也许很难完全体会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备受苦难和屈辱的中国人终于挺身站立起来；多少年来国家四分五裂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不再存在；一向遭受压迫和践踏的劳苦大众和普通人，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人们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中华民族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和解放，这只是走了第一步。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发展，政治上的独立是不巩固的，更谈不上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了。中国人以空前的热情，用3年时间恢复了遭受战争惨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开始投身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去。过去贫穷衰败的中国，连一辆汽车、一部拖拉机、一架飞机以至一只手表都没有生产过，更不用说那些高新技术的产业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对中国人说来，又是一件完全缺乏经验的事情。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尽管中间犯过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但总的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祖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物质技术的初步基础，成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
革命是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
多少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是要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可是，在20世纪前一半的50年内，中国人一直在进行革命，集中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这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走入了“误区”？无数先烈为革命所作出的牺牲是不是多余的？当然不是。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有一段很扼要的话：“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事情是很清楚的：当国家的命运还不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的时候，在统治中国的反动势力拒绝一切根本的社会改革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事情真能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如果这条路还有一点希望能走得通，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奋起革命？中国人只是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已悬于一发的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万众一心地起来拼命。千百万人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决不是任何人想这样做便能这样做，而是由深刻的社会原因造成的。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人说过：“建设是革命的惟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他是个热爱和平的人。在下决心投身革命实际行动的前夜，他还想尝试一下推动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看看这条路是不是有可能走得通。最后，希望化为泡影，他便义无反顾地去组织兴中会，发动反清革命。当清政府被推翻后，他又几次想全力投入实业建设，特别是从事铁路建设，但无情的事实一再把他的美好愿望击得粉碎，这条路根本无法走通。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在上海作了题为《改造中国之第一步》的讲演。他说：“第一步的方法是什么？在兄弟的意思，只有革命。”“像工程师建设伟大房屋一般，须用新的方法去建筑。新方法的建筑，便是上层越高，打地基须越深，所挖出的陈土须远远抛开。”“八年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这地底的陈土是什么？他当时指出的是旧官僚、武人和政客。几年后，在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他的认识又跨进了一大步，明确地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是他从亲身经历的无数次痛苦失败中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在五四运动那一年，在《湘江评论》上大声疾呼改革，但方法仍是温和的。后来才得出结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拿起武器展开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也是在面对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政策、不能坐以待毙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反抗。毛泽东同志以后对外国朋友说：“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这就把为什么中国先进分子要作出革命这种选择的原因说得很明白了。
当然，革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它在一个短时间内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旧事物所起的扫荡作用，是平时多少年也无法同它比拟的，而且要彻底得多，从而为以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新中国已经成立并展开大规模建设以后，再搬用以往革命时期的许多想法和做法（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已经根本变化了的客观实际。这种错误，再也不能重复。但是，也不能把我们按照当前现实规定的做法搬用到过去的近代历史上去，认为当时的革命是不需要的，是多余的，甚至以为它对建设起了破坏作用，似乎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倒会更早些到来。这种看法实在十分可笑，讲得客气一些，至少是忽略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今天根本不同，同样是不从实际出发的。事实上，正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没有无数革命者流血牺牲的奋斗并取得成功，就谈不上今天的现代化建设。这样看问题，才是实事求是的。
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
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艰苦跋涉中的重要特点，也是正确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离开“探索”这个重要特点，许多事情便很难讲得清楚。
为什么这种探索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相比有着许多不同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农业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它曾创造出辉煌的古代文明，在近代却远远地落后了，以至濒临灭亡的边缘。当中国人站立起来后，仍时时感觉到“落后就要挨打”的严重威胁。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怎样进行革命和建设，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外国的模式无法照搬过来，新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地提出来。严峻的现实，又不允许中国人慢吞吞地走，甚至常常没有给你许多时间去从容应对，必须大胆地往前闯，在实践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逐步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来。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轻便的路可走。
“事非经过不知难”。很多在事后看起来似乎十分清楚的事情，当事者有时却觉得左右为难，会感到迷惘。这就像一艘行驶在没有航标的海域中的船那样，面对着一望无际的水面，不知道哪里潜藏着浅滩、暗礁和漩涡，稍一不慎就可能遭受没顶之灾。周围的环境又瞬息万变，充满着不可捉摸的未知数，包括许多不确定的变数。既然是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探索前进，自然不可能预先有一个先验的完善的方案，不可能事前把什么都看得很清楚，都已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许多事只能是看准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跨出步子。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有时甚至会跌得头破血流。即使是出于好心，只要所做的不符合客观实际，违背了客观规律，同样要受到惩罚，甚至是严重的惩罚。问题只在于：力求不犯大的错误，更加重要的是，在犯了错误后，要能自己起来认识和纠正错误，更好地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领导全国人民，只用20多年时间就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创建了新中国。这是自古未有的了不起的大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也曾犯过严重的错误，遭受过两次大的挫折：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这两次失败，都使革命几乎濒临绝境，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此不行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党正是在认真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自己起来纠正错误的基础上，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中闯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赢得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又犯过两个严重的错误：一个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上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许可而不切实际地急于求成；另一个是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它们的集中表现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吃够了苦头以后，经过自己起来拨乱反正，党又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并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震惊世界的更加辉煌的成就。
这样讲，自然不是原谅我们犯过的错误，只是说对事情需要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采取分析的态度。从前一点说，如果我们做得好一些，更加谦虚谨慎一些，可以使错误尽量减少，或者改正得更快一些。从后一点说，人们总是要通过实际经验，才能对复杂的客观实际逐步取得比较深刻的认识，“吃一堑”后应该能够“长一智”，不再重复曾经犯过的错误。
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不熟悉的或没有认识到的事物还很多很多，例如：怎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我国的国民经济怎样才能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法治和德治怎样结合等，我们的经验还不够，仍需要继续在探索中前进。探索是没有尽头的。但由于已经有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今后的探索有可能进行得比过去顺利些。这就像民主革命时期，由于有了前面的经验教训，后来的前进就比较顺利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愿望。
社会主义理想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会对那么多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说，它是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悬殊、以强凌弱等畸形现象强烈不满的产物。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对一百多年来受尽西方列强和本国反动势力欺压侮辱的中华民族，不希望在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同时再出现贫富悬殊、以强凌弱等现象，而向往社会主义理想，可以说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早在20世纪的初年，孙中山先生在对欧美社会进行实地考察后，便感慨地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尽管他并没有找到如何实现这种社会变革的正确道路和方法，但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是十分明显的。他在晚年能够同中国共产党实行真诚的合作并不是偶然的。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共产党的名称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党很快就进一步认识到，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国情出发，首先需要打倒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不是立刻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更不用说实现共产主义了，那是很长时间以后的事情；但是，党一天也没有忘记过，自己长远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就不必叫共产党了。毛泽东同志说过：“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就把现实要求和长远目标之间的关系说得很清楚了。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展开，1956年党的八大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全新的课题。苏联模式的许多弊端这时已明显地暴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亦步亦趋地照搬苏联模式，而想另外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自己的路来。这又是一次新的探索，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的最初探索。这个探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如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但在探索中又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一段很大的弯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坚决地实行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忘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根本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其二，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必须有中国特色，必须从我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国情出发。忘掉了这一点，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青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明确地指出：必须从中国现在还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一心一意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就是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中心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根据这条基本路线的要求，又规定了一整套基本的方针政策。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比较完备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就是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说：“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确是中华民族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中得出的最根本的结论。
今天，我们已跨入21世纪。在我们面前，既充满机遇，也面临挑战。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全面贯彻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全党、全国上下都要只争朝夕、加倍努力，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地做好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篇大文章，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要自觉地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之中。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几代中国人顽强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前景，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作者 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著有《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转折的年代》等。）
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读《决定》
中华民族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因为她孕育了人类最优秀的文化；也因为她曾经屹立于人类文明之巅五千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了不起的政党，因为她领导着1/4的地球人类；更因为她在人类历史“弹指一挥间”——短短的28年（1921—1949），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历尽艰辛，创造了人间的奇迹——使这个肢离破碎了百余年的东方巨龙犹如死而复生，重新站了起来！正如《中华世纪坛》序之所言“挽狂澜于既倒，撑大厦于断梁。春风又绿神州，华夏再沐朝阳”，这就是28岁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卓越贡献！
回顾这段百年历史，中华民族为什么拉下了满清皇帝、打败了日本鬼子、赶跑了国民党蒋介石，单单把中华民族的命运交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的半个世纪里，屡屡遭受国内外、党内外种种极端势力的挑衅、攻击、干预和破坏，几度濒临灭顶之灾，却终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并且能够拨乱反正、再度崛起，一次又一次地自强不息、自我完善而再图大业？
这一切都根源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天下为公”！正是通往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共产主义”的唯一路径，因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一个半个世纪之后，为什么只能在中国这块大地上，颜色不变而更现灿烂？
就在“德赛二先生”被请入中国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忠魂，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历史大舞台，谱写了翻天覆地的新篇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了孔家店，人们满怀憧憬与希望地请来了西方的德赛二先生。“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几面大旗轮番举起，然而这种种救国手段却并没有能够制止军阀的混战，人民的苦难，以及蒋介石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背叛！更没有制止日本铁蹄的进关！中华子孙却实实在在地饱尝了战火纷飞命在旦夕的危险，流离失所有家不能还的悲惨。五千年的炎黄子孙实实在在地饱受了沦为亡国奴的屈辱与哀怨。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以他雄壮激昂的旋律、坚定果敢的节奏，发自四万万同胞内心的吼声，塑造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勇往直前、誓死保卫祖国的英勇形象。歌曲迅速传遍全国，唤起了民族的自尊，激发起民族的自信，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爱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长城——这一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以她为自豪、以她为凝聚的民族精神，令中华子孙奋起自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一道新的长城，让中华民族在生死线上坚持了整整八年！
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一批抗日救亡歌曲，集中迸发了“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舍小家为大家”、“舍生取义”等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精神，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灵又复活了！在国破山河碎的危急时刻，儒学又回到了中华子孙的心中。
思想文化界又掀起一场“新启蒙运动”。这个时期有党的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张岱年、沈有鼎、贺麟、牟宗三、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等诸多学者，纷纷著说加入其中。他们共同的观点是，民族的复兴应该由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先导，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命运与民族文化的命运血脉相连，息息相关。
“新启蒙运动最积极的内容是发扬理性。理性的第一要点是说话做事有根有据。而所谓有根有据，第一在事实，第二在逻辑。但在今日，在尽可能地发扬理性之下，最要做到两桩事。一、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发。二、就是民族的自觉与自信。”（张申府《什么是启蒙运动》）
“ 就拿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来看，那时有两个颇似新颖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我认为这两个口号不但不够，亦且不妥。多年的打倒孔家店，也许孔子已经打倒了，但是孔家店的恶流却仍然保留着、漫延着。…我以为对这两口号至少都应下一转语。就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论中国化》）
“无论如何，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国的特殊精神的。那么，为什么不应发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而只是对于过去的误用，徒作幼稚的反动？”（《续所思》）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则以无畏的自我牺牲，弘扬着儒学的精神。他们的牺牲是惨烈的。“4.12”政变之血腥，在我党的正史中已有充分的记载。在此只想借用西方人的观点，来证实这段正史的客观。
“由于国民党保守分子和上海金融界的支持，蒋介石这时对共产党人及其左派盟友进行血洗”
“1927年…，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被蒋介石杀害，但有些人设法逃进了华南山区”。
对华南山区的共产党员，国民党采取赶尽杀绝的政策，“蒋介石所作的反应是发动了五次所谓的‘剿匪战役”。剿匪战役是残酷的，但是蒋介石的目的没有达到。为什么？
“由于共产党的没收地主的大地产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争取了农民，共产党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从而幸存了下来。”据这位西方学者的认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走中国自己的路，确立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指导思想：
“他们的领导人之一是毛泽东，毛泽东这时无视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制定出新的革命策略。他拒绝了只能依靠城市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这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他根据对农村的直接考察断定，占人口70%的贫农是‘革命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对莫斯科来说纯属异端邪说，但毛自行其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在南方建立了独立的军队和政府。”
显然这是传统文化中“君子而时中”的教诲，令毛泽东破除教条主义的桎梏，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尝试。这一敢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意识，保留至今且更在进一步地尝试。
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华北，然而打着“攘外必先安内”旗号的蒋介石，却置虎狼于不顾，仍然一意孤行地残酷地去围剿的自己的同胞手足。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以拯救中华民族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及时果断地做出英明抉择——避开内战，北上抗日。踏上了历时368天，付出惊人牺牲的，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
“第五次围剿成功地将共产党逐出了根据地，当时，这些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围住。最后，9万人设法突破了重围，这些人中只有不到7000人在历经长达6000哩的惊人艰难的跋涉后幸存下来。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368天（1934.10.16.—1935.10.25.）的‘长征中’，他们几乎平均每天都要同总数达30多万的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最后，共产党的幸存者到达西北诸省，在那里，他们艰苦奋斗，建立了根据地。”
在蒋介石围追堵截中艰难前行的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在长征途中，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抛弃成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但是蒋介石却国难当头，剿共不休。他的倒行逆施，逼反了爱国将领，终于震惊中外的兵谏老蒋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当然这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机，于1936年9月向全党发出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导》密切相关。
“西安事变”发生了，无疑这是推翻蒋介石取而代之的天赐良机，可是共产党人却以民族生死存亡大局为重，为了避免亲日派何应钦妄想借此扩大事态，以与日寇进一步勾结，更加扩大内战，于是恳切说服张杨二位将军，释放蒋介石，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进入了从国内战争的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
“天下为公”不结党营私的传统文化精神，不仅令中国共产党更加得到了民心民意，而且也令中华民族得到了起死回生的机遇。而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伟大战略思想，挥洒在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之中，这些思想无不闪烁着传统文化智慧的思辨！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连《全球通史》的作者，美国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挖到了深刻的“道义根源”——即代表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根本利益问题。他看到国民党在农村的政权掌握在地主阶层手中，要想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那是万万行不通的：
“蒋介石的改革方案有着严重的漏洞，这些漏洞最终证明是致命的。极其需要的土地改革因农村地区的国民党为反对任何改革的地主所控制而被忽视。”
他因此而赞扬毛泽东的反其道而行之：
“他根据对农村的直接考察断定，占人口70%的贫农是‘革命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而共产党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制定了土地改革政策，争取了广大农民：
“由于共产党的没收地主的大地产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争取了农民，共产党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从而幸存了下来。”
之后这个政策在革命根据地，继续延续了下去，成为战胜国民党的最重要的保证：
“最后，共产党的幸存者到达西北诸省，在那里，他们艰苦奋斗，建立了根据地。他们的土地改革政策又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因此，他们能扩大力量，最终发展成南京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对手。”（《全球通史.21章.6.中国》）
这位西方学者看得很准确，中国共产党所以取胜，是因为始终坚持了“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正是符合了儒学所崇尚的“天下为公”的理念，从而能够名副其实地做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天降大任于斯党”，得到了中华民族的领导权。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难层层不断。建国刚一年，贫穷落后又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新中国，却又要去迎接一场联合国决议给中国人民的无理大战！以美国为首的、由四十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越过了三八线，到达了中朝边境线的鸭绿江。“1950.10.7.安理会决定‘…为在朝鲜这一主权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政府而采取一切有组织的行动’。第二天，美军越过三八线，迅速地占领了北朝鲜的首都平壤。到11.22.时，他们已到达朝鲜和中国满州之间分界线鸭绿江。”
实力的悬殊，注定这是一场中国无法打赢的战争。“中国必败”——是几乎所有预言家的预言。可是抗美援朝又奇迹般地胜利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绩是：共歼敌700013名，内含美军285618名。击毁、击伤敌机10629架，毁伤敌坦克2000余辆，并缴获大量装备物资。美军在战争期间运到南朝鲜的作战物资7300万吨以上，直接战费消耗在200亿美圆以上。敌我伤亡对比是2：1；敌我作战物资费用的消耗对比为9：1。（《北京青年报》1989.12.19.）
二次世界大战五年之后，世界上的第一次热战；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五十年之后，四十国联军对中国的第二次挑战。可是如此强大无比的他们，却被我们——襁褓中的中国婴儿打败！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得道多助，顺道者昌”！
令人遗憾的是，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中的极左或极右思潮几度泛滥，曾使中国共产党几度脱离了正确的大道之航向，中国人民几度遭殃，中国共产党也几度蒙难。当然“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又几度调整航向，几度走出泥淖险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这种来自自己内部的灾难。这种灾难以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旧立新”“批林批孔”达到登峰造极（比抗日战争还要多两年！），以八十年代末的“全盘西化”而物极必反（错误思想发挥到了极限，必定回返！）。
当然自然辩证法还告诉我们，前进之中的错误难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于政党亦然，极左极右的极端势力不断地侵蚀着中国共产党的肌体，的确给国家给民族给百姓带来了不堪回首的痛苦和损失。
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有着自我更新的能力，这是其他任何政党都无可比拟的。因为这些诸如“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以及“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等等，这些优秀文化的古老遗训，只有植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继承。因此伟大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中国人民，继续续写伟大中华传奇的永恒之源。
201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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